面对即将到来的生死大战，定下固城坚守战略的刘裕抓紧时间整军备战。还好，卢循与徐道覆那几天的争论，多给了他一些宝贵的备战时间。
当时最让刘裕头痛的就是城防兵力严重不足。为解决这一问题，他立即让晋廷宣布大赦天下，同时颁发征兵优待政策，规定酬赏数量同“京口赴义之科”，也就是与他当年从京口发兵讨伐桓玄时所酬赏的数量相同（当时讨伐桓玄的勤王军赏赐至厚，轰动一时）。这招果然很灵，建康周边老百姓纷纷参军，城内守军兵力总算有所加强。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32页。
有了兵，接下来如何用呢？有人提议“分兵守诸津要”，节节抵抗，最大限度地拖延时间，以待援兵。刘裕不愧是打仗高手，他马上指出这种排兵布阵的弱点：“敌人兵多，我们兵少，如果分开兵力据守各地，容易把我们的虚实暴露给敌人，况且一旦一个地方失利，就会使全军的士气受到打击。现在我们把部队全部聚集在石头城，按照情况的需要，应变行事，这样，既可以让敌人无法知道我们的实力多少，又可以使军队的力量不致分散。如果各地的军队都能够及时辗转集结，那时再调整城防部署。”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32页。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32页。
“贼众我寡，若分兵屯守，则测人虚实，且一处失利，则沮三军之心。今聚众石头，随宜应赴，既令彼无以测多少，又于众力不分。若徒旅转集，徐更论之耳。”
刘裕之所以将兵力集中于石头城，是因为石头城在六朝时期是兵家必争之地，直接关系建康都城的生死安危。石头城是东吴孙权在建业定都后，在金陵邑旧址上修建的一座军事要塞。它以清凉山山体作为城基，砍削修造陡峭的天然崖壁作为城墙，环山筑造而成，临江（长江）河（秦淮河）而立，守在河口，周长“七里一百步”（相当于3公里），西、北两面可控扼长江，南面可扼住秦淮河口，地势极为险要，作用非常突出。六朝时期，江边有警，必先据石头以为捍御。
为了加固这个关键要塞，刘裕发动百姓，紧急抢修城防设施。城内的兵工厂也没闲着，加急赶制一种威力强劲的武器：万钧神弩。总之，在卢循军抵达前的这几天内，由于刘裕的高效组织，建康全城的军民几乎都被调动起来，人人紧张备战，个个严阵以待。
卢公误事
卢循与刘裕建康攻防示意图
5月14日，卢循大军抵达建康城西郊的淮口（秦淮河入长江之口）。兵临城下，全城戒严。晋安帝之弟、琅琊王司马德文都督宫城诸军事，屯驻中堂皇（宫城中堂），刘裕率重兵屯守石头城，梁王司马珍之屯驻南掖门，其余众将各自驻防四处。刘裕的儿子刘义隆刚刚4岁，刘裕命令刘毅族弟、谘议参军刘粹辅佐，镇守京口（今镇江）。真个是男女老少全民总动员。
刘裕率军进入石头城后，立即登上城楼，严密监视卢循军的舰队动向，准备见机行事。在此之前，刘裕曾对身旁左右将领说：“敌人如果从新亭一直向我推进，其军锋锐不可当，我们要暂避其锋，双方谁胜谁负，还不好说。假如敌人将战舰从淮口退回，停泊在蔡洲（地处石头城以西长江中，今已没入江中），就会死路一条。”（贼若于新亭直进，其锋不可当，宜且回避，胜负之事，未可量也；若回泊西岸，此成擒耳。
《宋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第19页。）
当时，刘裕担心的是重兵部署在石头城，建康城南面部署的兵力就十分薄弱，只能依靠秦淮河河防。假如卢循军主力弃舟登岸，以新亭堡垒为依托，以部分水军沿江沿河策应，主力从陆路进攻建康南面，势必调动刘裕军弃守石头城，回援建康。那样的话，就等于让石头城处于无用之地，而卢循军从建康南面和西南面等多个方向向建康发起进攻，守军兵力只能备多力分，一旦一处被突破，后果不堪设想。刘裕还认为，如果卢循军停驻在石头城对面的江中蔡洲，意味着他们没有勇气决一死战，拖久了卢循军师老兵疲，而刘裕军则有援军陆续抵达，胜算的机会将大大增加。
怕什么来什么，卢循的舰队直接向新亭驶来。石头城上，刘裕看看左右，脸色大变，一场生死未卜的大战看来在所难免。正在此时，一件令刘裕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卢循大军突然调转船头，驶向了蔡洲，还在那里安营扎寨。见此情形，刘裕喜出望外，“正合吾意”，只是有些不明白卢循刚才在玩什么把戏？
原来就在刚才，义军两大首领在作战方案上又出现了重大分歧。徐道覆的想法是“於新亭至白石（建康城北，今幕府山南麓）焚舟而上，数道攻裕”。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34页。
他想趁着晋军尚未完成部署和内部人心不安之际，利用义军的兵力优势和初到建康的锐气，以及破釜沉（焚）舟、不胜则亡的斗志，自新亭（建康之南）到白石（建康之北），从南、西、北三线全面进攻，一鼓作气拿下建康。可以说这是一个对建康守军极有威胁的作战方案。犹豫不决的卢循初从此案，命舰队驶向新亭，但途中却改变主意。他以尚书左仆射孟昶绝望自尽为由，认为东晋王朝“当即日溃乱。今决胜负于一朝，既非必定之道，且杀伤士卒，不如按兵待之”，因此又令舰队回泊蔡洲，等待“良机”。卢循在战机成熟时，不敢与敌人决战，而是想等待敌人不战自乱后，义军再发动进攻。后来战局发展证明，他对形势的估计完全是一种空想。见卢循拱手让出了这个宝贵战机，徐道覆叹息道：“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使我得为英雄驱驰，天下不足定也。”
《宋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第20页。
《晋书》（卷100•卢循传），第2635页。
徐道覆跟错了人，肯定“事必无成”，“为卢公所误”。
刘裕则利用卢循顿兵城下之机抓紧布防。他采用龙骧将军虞丘进的建议，砍伐树木，在石头城和淮口等地立起栅栏，以防卢循军突袭；整修越城（今南京城南中华门外一带），并沿淮口附近筑起查浦（今石头城西南10里）、药园（建康台城以北，似在今九华山、北极阁一带）、廷尉（今南京城北近秦淮河口）等三处堡垒，镇守淮口，且“守以实众”，与石头城遥相呼应，以巩固秦淮河沿岸和长江东岸。
《宋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第20页。
增援部队到达后，刘裕又迅速调整了布防。以冠军将军刘敬宣（北府名将刘牢之之子）部屯驻北郊，辅国将军孟怀玉（孟昶的族弟）部屯驻丹阳郡（今小丹阳）之西，建武将军王仲德部屯驻越城，广武将军刘默部屯驻建阳门外，各部绕着建康的外围北、西、南三面，组成一个较为严密的弧形防御体系。
这时卢循还在幻想建康自动内溃，或者京邑及三吴之地有人趁机发动起义响应，因此迟迟不发动进攻。说到响应卢循起义，还真有一个地方。在刘毅兵败、建康岌岌可危之时，豫州刺史主簿袁兴国趁机发动了起义，率众占领历阳（今安徽和县），以响应卢循。他原以为卢循大军很快就会到达，谁料卢循军迟迟未到，结果刘裕派琅邪内史魏顺之（前荆州刺史魏咏之之弟）与部将谢宝袭击历阳，将袁兴国斩首。可随后二将遭到袁兴国的司马率众反击，魏顺之误以为卢循军已到，不顾谢宝独自逃生，历阳又重新回到义军手里。遗憾的是，这里的星星之火，没能在其他地方燎原起来。
两军对峙阶段，刘裕还打起了心理战。他命令宁朔将军索邈率领1000名鲜卑骑兵“具装虎班突骑”，身披五彩皮甲，北从淮口，一直巡弋到南面的新亭，蹄声阵阵，威风凛凛。义军看到后，“咸畏惮之”，更不敢轻易登陆交战。
《宋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第20页。
《宋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第20页。
随着北伐大军不断回撤建康，城内原先病伤的将士陆续康复，城中军民的惊慌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卢循军在数量和士气上的优势正在毫无意义的对峙中一天天丧失。建康城内最困难的阶段，已经在卢循慷慨赠予的时间里平安无事地度过了。
兵戎相见
经过10多天的等待，卢循盼望的情况变化一直没有出现，相反晋军的守备力量越发强大。卢循再也沉不住气，决定派10余艘战舰攻击石头栅（石头栅应是石头城或石头津临河建造的营栅，用以保护陆营不受水军攻击）。石头栅是刘裕布防的重点，在其木栅后面配置了当时射程最远、攻击力很强的“万钧神弩”。当卢循战舰靠近木栅，晋军弩箭齐发，“发辄摧陷”，加之风暴骤起，卢循水军不得不停止进攻。
《宋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第20页。
卢循军初战虽然只是小挫，但显示出建康此时的防御与前些日子已不可同日而语。这也让卢循明白要想强攻得手，恐怕不易。卢循经与众将反复商讨研究，最后定下一条“声北击南”之计。5月28日晚，卢循趁着夜幕将主力部队悄悄埋伏到秦淮河两岸，而让老弱将士登舰北上，对外扬言要大举攻击白石垒（今幕府山南麓）。驻守石头城的刘裕担心北线有失，决定亲率大军增援建康北郊的守将刘敬宣部。同时刘裕也怕卢循在玩声东击西的把戏，特命参军沈林子沈林子（387～422年）：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武康镇）人，《宋书》作者沈约的祖父。他是东晋末年及南朝刘宋早年将领，参与了讨伐南燕、抵抗卢循、平定司马休之及北伐后秦等各个战役，深受刘裕器重。、徐赤特、刘钟三将防守秦淮河南岸，切断通往查浦的道路，并严令三人不得主动出战。随后，刘裕会合留守建康城内的刘毅（5月15日逃回建康，因兵败降为后将军）、诸葛长民等人率主力赶往白石垒。
5月29日，卢循军纵火焚烧查浦，进兵至张侯桥（建康以南长干里附近）。守将徐赤特准备出兵迎战，参军沈林子劝阻道：“敌人声称北上进攻白石，然而却屡屡前来这里挑战，应该是在声东击西。敌人已经养精蓄锐多日，而我军人数却不足千人，前出攻击很难胜利。如今，我军据守险要，足以防守。如果敌人的阴谋无法得逞，刘公大军马上就会回援我们，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宋书》（卷100•沈林子传），第2454页。
“贼声往白石，而屡来挑战，其情状可知矣。贼养锐待期，而吾众不盈二旅，难以有功。今距守此险，足以自固。若贼伪计不立，大军寻反，君何患焉？”
徐赤特却答道：“如今敌人主力全都北上进攻白石了，留下的肯定都是些老弱病残，我以精锐之军前往迎击，没有不成功的道理。”（今贼悉众向白石，留者必皆羸老，以锐卒击之，无不破也！
《宋书》（卷100•沈林子传），第2454页。）
他独自率部“鼓噪而出”，结果一出兵便遭伏击，刹时阵亡百余人。徐赤特抛下余众，乘着小船，狼狈逃回秦淮河北岸。随后南岸丹阳郡也被卢循军攻克。沈林子只有搜集残兵败将，与刘钟一起凭借木栅殊死搏斗，刘钟身受重伤，这才将卢循军第一波进攻击退。稍作休整后，卢循军的精锐部队在秦淮河南岸绵延数里列阵。沈林子说：“敌人沿塘结阵，而真正能作战的不过一队。如今，我固守要道，即使他有那么多军队，也不可能越过我们敢于向东突进。”（贼沿塘结阵，战者不过一队。今我据其津而阨其要，彼虽锐师数里，不敢过而东必也！
《宋书》（卷100•沈林子传），第2454页。）
遂率军“断塘而斗”，即依托河边塘栅截断敌之去路。
确定了卢循军佯攻白石而强攻南线的消息，刘裕赶紧率军撤回石头城。他先令中军谘议参军朱龄石率领1000余人的鲜卑长枪队火速南下救援，其他人马在城内稍作休整。朱龄石这支援军到得很及时，再晚一点恐怕沈林子部就要败在卢循军的重击之下。援军一到，就同卢循军展开殊死搏斗，在长枪面前，义军的短刀立刻失去威力，被刺杀数百人，被迫退兵。徐赤特因违令擅自出战，败阵后又弃军而逃，险些酿成大错，刘裕将其斩首示众。随后，刘裕率大军渡过秦淮河，列阵于南塘（今内秦淮河南岸南塘里附近）。卢循看到刘裕大军赶到，不敢再战，撤回蔡洲。
卢循这次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没有占到多少便宜，后来再也不敢贸然进攻建康，只是命令部队袭击京口及建康附近诸县。但由于刘裕实行了“以守待疲、坚壁清野”的战略战术，义军“无所得”。见进攻无果，卢循对徐道覆说：“军队已经疲惫不堪，一时间不可能重振士气。不如占据寻阳（今江西九江），然后集中兵力攻取荆州（今湖北江陵），逐渐形成同京师分庭对峙的局面，或许还有希望成就大业。”（师老矣！弗能复振。可据寻阳，并力取荆州，徐更与都下争衡，犹可以济！
《晋书》（卷100•卢循传），第2635页。）
卢循遇到一定的挫折，就轻易改变了战略进攻方向，是错中之大错，就此埋下全盘皆输的祸根。
7月10日，卢循大军从蔡洲西撤，回师寻阳，只留下部将范崇民带领5000人守卫南陵（今安徽贵池县西南），阻挡晋军的追兵。随后，建康城宣布解严，历时约两个月的建康保卫战终以晋军的胜利而告结束。
义军悲歌
卢循挥师西退，非但未能重振士气，反而使东晋政权获得了重振旗鼓以全力镇压义军的机会。刘裕见卢循军退走，于7月14日，派遣王仲德、刘钟、孟怀玉和蒯恩等率军沿江追击；
刘裕平定卢循示意图
后又派遣宁朔将军索邈率领骑兵部队，从陆路日夜兼程西上增援荆州；8月，再派遣建威将军孙处、振武将军沈田子率领3000人马，从海路远征广州，进攻卢循的老巢。刘裕则亲自赶往京口建造船舰，为全面的战略反击做准备。
初战江陵
卢循东下进攻建康之时，西蜀王谯纵趁火打劫，命谯道福及桓谦率军从长江上游进攻荆州，并请得后秦派了前将军苟林助战。当时荆州刺史刘道规派司马王镇之领军入援建康勤王，但王镇之部在寻阳就被苟林部击败，卢循因而命苟林为南蛮校尉，并分部分兵力给他作支援，命他进攻江陵。苟林部驻于江津（今湖北江陵县南），桓谦在成功招集2万将士后，驻屯于枝江（今湖北枝江县），这样便形成了对江陵两面夹击之势。更糟的是江陵城中军民大都对朝廷怀有贰心，还有人作为内应给桓谦通风报信，告诉他城内虚实。时雍州刺史鲁宗之率数千人支援江陵，刘道规命鲁宗之守城，自己则率军水陆并进，向上游进攻桓谦军，桓谦兵败被杀。接着刘道规军转攻苟林军，苟林兵败出逃，刘道规派了咨议参军刘遵率部追击，于9月在巴陵（今湖南岳阳）斩杀苟林。
10月，徐道覆率军3万进攻江陵，兵至破冢（今湖北江陵东南）。当时鲁宗之已率部返回襄阳，刘道规追召也赶不回来，江陵人心再次不稳。然而，刘道规击败桓谦后，焚毁了搜来的江陵城有人通敌的书信，不再追究责任，赢得了人心，江陵军民因他的恩德，再无贰心。刘道规亲自率军于豫章口（今湖北江陵东南）迎击徐道覆军，又命刘遵部作为游军在外。刘道规所派的前锋虽然失利，但主力接战之时，刘遵所率的游军自侧横击，大破徐道覆军，迫使徐道覆“单舸走还湓口（今江西九江县西）”，单船逃回了九江。江陵战役的失败，是卢循军由战略优势转为战略劣势的拐点。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39页。
决战江州
10月14日，刘裕“治军大办（操办水军圆满结束）”，遂率领兖州刺史刘藩、宁朔将军檀韶、冠军将军刘敬宣等部挥师西讨。7月初，刘裕军第一梯队王仲德部得知己方主力已在队后，便与刘钟部全力合攻义军范崇民部。11月，范崇民兵败逃走。搬掉了西进的障碍，刘裕大军顺利抵达雷池（今安徽望江）。卢循自撤离建康以后，连遭败仗，急于与刘裕展开一场决战，以重振士气，扭转战局。卢循扬言将置刘裕军于雷池不顾，率领主力部队径行东下，再次攻击建康。刘裕深知卢循本意是决战，于是进驻大雷（今安徽望江），又遣部将王仲德以战舰200艘戍守下游的吉阳（今安徽东至），断敌退路，以防义军顺江而下东逃入海，遁回广州。
《宋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第21页。
斗舰
古代一种装备较好的战船，自三国时期一直使用到唐代。船上设女墙，高三尺，船下开擎棹孔。船内五尺，又建棚，与女墙齐。棚上又建女墙，重列战士。因棚上无覆背，前后左右竖旗幡、置金鼓，既用来指挥作战，又可壮声势。船身两旁开有插桨用的孔，船周围女墙上皆有箭孔，用以攻击敌人。船尾高台上有士兵负责观察水面情形。
12月2日，卢循、徐道覆率数万人自寻阳出发，“方舰而下，前后相抗，莫见舳舻之际”，声势壮大。义军在大雷附近与刘裕军展开激战。刘裕在西岸部署大量步骑，又以“轻利斗舰”，“万钧神弩”向义军水师发起进攻，迫使义军舟舰在风水不利的形势下，不得不“悉泊西岸”。这时，刘裕布置在西岸上的步骑，“先备火具，乃投火焚之，烟焰张天，贼众大败，追奔至夜乃归”，迫使卢循军后撤回防寻阳。见刘裕军盛，卢循决定进鄱阳湖、溯赣水、过大庚岭向大本营广州撤退。他在左里（今鄱阳湖口）设置木栅以阻刘裕军从长江进入鄱阳湖，好使大军顺利南撤。但刘裕亲率水师，悉力攻栅而进，穷追紧赶，不使义军有喘息的机会。卢循军虽“殊死战，弗能禁”，遂大败于彭蠡湖（今鄱阳湖），义军损失达万余人。雷池和左里两次决战，基本消灭了卢循义军的主力。
《宋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第22页。
《宋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第22页。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41页。
水战火攻中常用的火船
败亡广交
卢循、徐道覆败亡示意图
江州兵败后，卢循急令退兵过五岭回撤番禺和始兴根据地，以图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可是，富有远见的刘裕，却早早派出孙处和沈田子从海道南下攻占了番禺，抄断了卢循的退路。徐道覆退守始兴后，遭晋军围攻，于义熙七年（411年）2月5日城陷被杀。同年3月，卢循拼全军之力，企图重占番禺，但攻打近月，未能攻下，反被孙处和沈田子两部夹击，损失万余人。卢循只能继续向南撤退，攻克合浦（今广东合浦县东北）。孙处、沈田子部追踪而来，卢循弃合浦而撤往交州（治龙编，今越南河内市东北北宁府）。东晋交州刺史杜慧度领州府文武及官兵迎战，大败卢循军。卢循率残军3000人与晋叛将原九真太守李逊的余部李脱会合，又集俚獠族5000余人，登舟至龙编县南津（今越南慈仙、仙越地区），与杜慧度部再战。杜慧度尽散家财赏赐给士兵后，命步兵于两岸夹射，又投掷雉尾炬焚烧其舰，义军大败。见大势已去，卢循于6月25日投海自杀。至此，轰轰烈烈的卢循起义以失败告终。
败的在理
卢循在孙恩死后，重整旗鼓，建立广州根据地，率浩荡舰队，纵横溯洄于湘、赣二水，东征西战于大江上下，大败何、刘等北府名将，并以10万大军进逼建康，使得东晋王朝上下震动，惶惶不可终日，灭国指日可待。但就是这支声威赫赫的起义大军，最终却被晋军打得一败涂地，以致全军覆没。笔者认为起义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义军统帅性格上有致命的弱点。综观战争全局，义军统帅卢循在胸襟、胆量、眼光等诸多方面远输于晋军统帅刘裕。
一无大志
卢循起义爆发于农民阶级和统治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东土地区。义军虽然是以推翻东晋王朝为目的，但缺乏明确的奋斗纲领和战略思想，也没能鲜明一贯地竖起打倒豪门士族的旗帜。在建立广州根据地后，卢循既没有勇气与东晋朝廷彻底决裂，也没有出台任何缓和阶级矛盾的重大政策。相反卢循还任用百姓痛恨的豪门士族王诞王诞（375～413年）：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东晋丞相王导曾孙。他早年曾依附司马元显势力，元显败后被流放广州。卢循占领广州后，让他担任平南府长史。在被卢循放回建康后，为刘裕所倚，屡次随军。为平南府长史，对他甚为礼待。用毛主席的话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种敌我不分、是非不辩，对世家大族的妥协，模糊了义军斗争的方向，脱离了群众。更糟糕的是，卢循当上广州刺史后没过不久，在这个天高皇帝远，没了东晋朝廷约束的地方，出身没落士族的他甘愿过小日子的本性就逐渐显现出来——不思进取，沉迷享乐，不愿北伐，苟安岭南。当刘裕北伐南燕、建康空虚之际，经徐道覆“君若不同，便当帅始兴之众直指寻阳”的威胁，意思很明确，你要不干，我就单干，作为捆在同一根绳上蚂蚱的卢循这才勉强同意出兵北伐。试想如果当初没有徐道覆和南下官兵的强烈要求，卢循很可能不会再举义旗。这也让民众难以分清卢循起义与方镇割据兼并的区别，使义军在道义上、政治上无法占据应有的优势，更谈不上唤起更多的民众参加起义。加之东晋刘裕执掌大权后，采取了一些较为开明的施政方针，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阶级矛盾也趋向缓和。这就使广大农民对东晋王朝的统治没有切肤之恨，绝不可能出现像秦末、汉末那样百姓揭竿而起、众至百万的农民起义。因此，当卢循从广州再次举旗反晋时，未见任何地方出兵响应，也未见有声势浩大的地方起义相呼应。即使是在10万义军进逼建康、东晋王朝岌岌可危之时，除了豫州主簿袁兴国发动兵变以响应卢循外，其他地方也没发生起义。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28页。
相反刘裕却有不甘平庸、不居人下的雄心壮志。据《宋书》，刘裕“有大志，不治廉隅”。正是这种吞吐天下的凌云壮志和远大抱负，带给刘裕天赋神授般的精神力量和旺盛斗志，推动和鼓励着他克服阻力、战胜困难。正是凭着这种抱负、精神和斗志，刘裕在消灭桓楚、南燕、西蜀、后秦以及卢循等势力后，也由一个卖鱼小贩华丽转身，成为刘宋的开国皇帝。
《宋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第1页。
二少胆气
义军在桑落洲大败刘毅军后，进军建康之路已完全打开，畅通无阻，且有“战士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楼船高十二丈”。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32页。
而东晋京师之守城战士“不盈数千”，建康城内人心惶惶。此时义军本该一鼓作气，乘胜东下，直捣建康。但卢循得知刘裕已回建康，就害怕不已，不敢前进，“欲退还寻阳，攻取江陵，据（荆、江）两州以抗朝廷”。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32页。
就此打算改变战略进攻方向。徐道覆则坚持乘胜东下，“疑议多日，乃见从”，卢循这才同意挥师东下。其实他当时兵多器利，占据绝对的上风，害怕的应该是刘裕才对。当义军到达建康外围蔡洲时，卢循军仍掌握着有利战机，但战机已到稍纵即逝之间。当时徐道覆建议焚烧船舰，数路并进，利用优势兵力和顺江顺水之势，一鼓作气拿下建康。但卢循“多疑少决，每欲以万全为虑”，不想决战“杀伤士卒”，只想“按兵待之”。在战术上，屯兵于坚城之下，不进不退，犯了兵家大忌。虽然卢循最初采纳徐道覆之计，直趋新亭，从陆路进攻建康之南，但很快就反悔，毫无道理地令大军回泊蔡洲。卢循没趁着刘裕回防建康立足未稳和义军初来之新锐兵锋，以压倒优势与晋军决战决胜，反而给了刘裕10多天休整部队和调整部署的良机。刘裕则乘卢循屯兵城下之机，发动军民抓紧时间栅围石头，修治越城，筑查浦、药园、廷尉三垒，在守备薄弱的各军事据点皆“守以实众”。当援军到达后，刘裕又迅速调军设防，建立了严密的环绕城北、城西、城南三面的弧形防御体系。等刘裕布署完毕卢循再派兵进攻，已经难以得手。难怪徐道覆会感叹“我终究要被卢公所误！如果我能遇英雄之主，听凭驱驰，则平定天下并不是难事”。（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使我得为英雄驱驰，天下不足定也！
《宋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第19页。
《宋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第18页。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34页。
《晋书》（卷100•卢循传），第2635页。）
当卢循以兵疲师老为由撤军西退之时，在战略方向上又犯了决定性的错误。战略方向由东向西的改变，不仅在军事上由战略主动态势转为战略被动态势，而且在政治上难以凝聚义军上下打回老家东土地区的军心士气，种下失败的祸根。在战役层面上，此时他声言要夺取荆州，据建康上游与东晋政权抗争。但他却没有趁东晋中下游之间的联系尚未恢复的有利时机，率主力攻取江陵，把担着长江中游和下游重担的江陵从中折断。而只是分兵阻击增援荆州的索邈部，却派为人“愚懦，无他奇计”。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38页。
的部将苟林象征性地进攻江陵。这样就把长江中游的战役进攻方向也搞错了。他声言徐道覆已攻克建康，妄图取得不战而胜的结果，岂非痴人说梦！结果荆州刺史刘道规与雍州刺史鲁宗之两部通力合作，坚守设防，主动出击，轻而易举就打败了势单力薄、又无后援的苟林军。虽然卢循后来又遣徐道覆率众3万进攻江陵，但战机已经贻误，最后大败不足为奇。此时的刘裕“治兵大办”，完成了全面反攻的准备，卢循已经没有任何优势了。
相反刘裕在战争中却是个浑身是胆、勇猛无比的悍帅。在进讨桓玄建康之战中，他竟敢用一支不到2000人的小队伍，主动进攻拥有3万守军的建康城。同样在此次对抗卢循进袭建康之战中，他同样展现了“胆大包天”的英雄气概。面对来犯的10万大军，他力排众议，竟敢用“不盈数千”的队伍坚城固守，抵御强敌。在这一攻一守的两次建康之战中，刘裕能够以少胜多，没有过人的胆识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三缺远见
卢循10万大军之所以到最后全军覆没，输得片甲不留，笔者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卢循缺乏远见，没有战略眼光。在与刘裕的对决中，由于卢循的短视，致使两处战略要地被远见卓识的刘裕拿下。一处是豫章。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兵家也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古代行军打仗，特别是劳师远征，某种程度上说打的就是粮草仗。卢循可能没太明白这个道理，因而让刘裕逮了个“饿其体肤”的机会。义军还在进攻建康之时，刘裕就让虞丘进率领18队步骑兵，从陆路前往豫章，沿途打败了卢循任命的上饶县令英纠部、鄱阳太守童敏之部，最后占领了豫章，切断了义军粮道，让义军慌了神，乱了阵脚。另一处是番禺。卢循举兵反晋时，他仅留少数兵力据守根据地番禺，而守军“不以海道为防”，这也给了晋军从海路突袭的机会。卢循本身早先就是从海道袭占番禺的，怎么会想不到敌人也会“照此办理”？这实在让人想不通。义军撤离建康后，深谋远虑的刘裕就派孙处、沈田子率领3000人马，浮海袭占番禺，让败退的义军无家可归，失去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当时大家都认为：“船队航行在大海之上，常会碰上难以预测的大风大浪，路途又遥远艰险，不见得能够到达。而且现在大战在即，正是用兵之际，也不该分出3000人去做这种二三等不重要的事。”（海道艰远，必至为难；且分撤见力，二三非要。）
《宋书》（卷1•本纪第一•武帝上），第22页。
《资治通鉴》（卷115•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六年），第3637页。）
但刘裕力排众议，独具慧眼派出这支并不被看好的远征军袭击番禺。后来的事实表明，正是这支刘裕派出的奇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1月，孙处和沈田子率部从海道出其不意地袭占了番禺。没了根据地，卢循只能像流寇一样四处逃窜，很快就全军覆没。这两次突袭战显示了刘裕作为统帅的那种极富远见、行事果敢的优秀品质，也因此让他的“刘家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直至他坐上开国皇帝的宝座。
参考文献
一、古代史书
1.［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3.［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二、地方志书
1.［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类编［G］.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
2.卢海鸣.六朝都城［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2
3.胡阿详.通史南京六朝卷［G］.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
4.陈刚.六朝建设历史地理及信息化研究［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2
5.南京市军事志［G］.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
三、研究文章
1.陆树庆.试论东晋末年孙恩、卢循起义［J］.学术研究辑刊，1980（2）
2.杨伟立.关于孙恩、卢循起兵的性质［J］.历史教学，1963（5）
3.梁赞英.略论孙恩、卢循起义的性质［J］.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3（1）
4.漆泽邦.孙恩、卢循起义浅析［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1（3）
5.汪廷奎.卢循在广东的行迹与影响［J］.学术研究，1985（3）
6.柯友根.孙恩、卢循起义的社会阶级基础及其他［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1）
7.段昌同.东晋政权的衰亡与孙恩、卢循的起义［J］.历史教学，1954年12期
8.武锋.东晋孙恩、卢循起事的浙东因素［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6）
9.［韩］朴亨宽.东晋末年的政治状况［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2）
10.王丽敏.试论晋末刘裕与刘毅之争［J］.运城学院学报，2005（1）
11.［韩］朴亨宽.论刘裕的家世与执政过程［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大学，1997（3）
12.裘士京.试论刘裕［J］.史学月刊，1984（2）
13.孔繁敏.刘裕的忠孝观念及其驭人策略试释［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14.卢华语.论刘裕的成功之道［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5）
15.陈勇.刘裕与晋宋之际的寒门士族［J］.历史研究，1984（6）
16.徐芬.晋宋之际政治研究［D］.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8
17.左华明.整合与破裂——晋末宋初政治及政治格局研究［D］.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10
18.范伟军.论刘裕政治军事集团的形成及宋的建立［D］.重庆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
19.谭书龙.魏晋南北朝水军研究［D］.安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四、其他资料
1.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5•两晋时代）［M］.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翻印），1983
2.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通史（8•两晋南北朝军事
史）［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3.蔡东藩.两晋的故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4.沈起炜.细说两晋南北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姜若木.3小时读懂晋朝［M］.北京，京华出版社，2011
6.柏杨.通鉴纪事本末［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第6例：南朝刘宋政权内乱
（公元451~476年）
刘裕在东晋末年平定桓玄之乱后，又亲率大军北伐，先后灭南燕、后秦，剿灭卢循农民起义军，并于公元420年6月取代东晋建立刘宋政权，中国历史从此进入南北朝时代。经过宋武帝刘裕和宋文帝刘义隆两代人励精图治，南朝得到一定发展，史称“元嘉之治”。
但随后，刘宋王室发生内乱，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刘宋王朝的历史，更像是一部演绎在建康城里的家族盛衰大戏，弑父夺权、手足相残。冥冥之中，历史似乎因缘际会，南朝后续齐、梁、陈均定都建康，重复着如出一辙的新旧王朝更替。
刘裕何等英雄，但在一件事上栽了跟头——大封姓刘的亲戚为王。当初刘邦也大封过同姓王，后来导致“七王之乱”，但他的孙子景帝是个贤君，而且有大将周亚夫主持平叛。这些，刘裕都没有。刘家人斗来斗去，把自己人杀得没剩几个，直到江山改姓了萧才算完事。
建康守业
刘裕在建康称帝后，实行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措施，大力整顿朝政，严明法制。他还减免各种杂税，严禁滥行征发，废除苛繁法令，鼓励务农，让百姓在宽松的环境中休养生息，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刘宋边疆及南北地域示意图
宗王出镇
晋朝流传下来的士族门阀制度虽然已经开始没落，但仍然影响深远。士族门阀控制着地方军政大权，担任州镇刺史，拥兵自重，造成对中央皇权的威胁，东晋君权由此衰弱，这是后来东晋内乱的主要原因。正如《宋书》所载：“晋自社庙南迁，禄去王室，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
［梁］沈约：《宋书》（卷3•武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1页。
刘裕出身寒门，对此天然反感，并深以为鉴，时刻保持着对贵族门阀的警惕，更避免把权力交于他们。既然对士族门阀不放心，自然要交给放心的人。皇帝同宗室的亲兄弟及其子女，可以说是同一利益集团，又有血缘关系，应当是皇帝最值得信赖托付的人。刘宋王朝建立后，刘裕便对宗室进行分封，立刘道怜为长沙王，刘义庆为临川王，刘子真为庐陵王，刘义隆为宜都王，刘义康为彭城王。为加强中央集权，刘裕还在都城建康设置禁卫军，并限制州郡的兵员数量。
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刘裕紧接着实行了“宗王出镇”的政策。所谓“宗王出镇”，就是把军事重镇交由宗王镇守，以此杜绝地方异姓势力膨胀。如荆州、扬州、南徐州等军事重镇全部交由宗王镇守，以此扩大宗王势力而藩卫中央，保护建康的皇权。
荆州的治地在江陵，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北接襄阳，直通中原洛阳，漕运水路发达，据长江中游，顺流而下直达建康。“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
《宋书》（卷51•临川王刘义庆传），第973页。
扬州在建康地方政权中，级别最高的一级是扬州，当时的扬州下辖丹阳尹、吴郡、吴兴郡、义兴郡。是当时首都建康所在地，为刘宋的政治中心，重要性不言而喻，号称是“江左大镇，莫过荆、扬”。
［梁］萧子显:《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85页。
南徐州的治地在京口（今镇江），是建康和“三吴”“三吴”地区泛指吴郡、吴兴、会稽，相当于今苏南地区、杭湖嘉地区、绍兴宁波地区等富庶的江浙一带。之间的枢纽，为京师建康的东面门户。当时，京口以下的长江呈喇叭口形，水面宽阔，浪高风急，是为扼守长江、拱卫建康的军事重镇。刘裕临死前还在遗诏中说道:“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
《宋书》（卷78•刘延孙传），第1335页。
南兖州，刘宋初期治地在京口，后在广陵（今扬州），是建康东北面门户，为南下北上的军事要冲。广陵隔江南岸即是京口，也是“三吴”地区与江淮地区的交通枢纽。这些与建康的军事、经济紧密关联的重镇，无一例外都由宗王担任刺史，负责镇守。
刘裕所奉行的分封宗王和宗王出镇，成为刘宋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一直延续下去，使得宗王全面参与中央及地方的军政大权。然而，这样的政策虽然有利于消除异姓大臣、士族门阀拥兵自重的威胁，但仍然树立了一方诸侯，为刘宋政权后来的内乱埋下隐患。
寒门“典签”
刘宋王朝的宗王都出守一方重镇，那该如何制约这些宗王？刘裕自己出身寒门，算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对于和他同样出身背景的人，在刘裕手下都得到了重用，“从文到武多出自寒门，可以说是个寒门集团”。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5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0页。
刘裕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打下江山，实属白手起家、从零创业。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刘裕和后来的宋文帝都偏向使用寒门人士？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身世相同而惺惺相惜？这还是要从当时的士族门阀制度说起。
士族门阀本身由于长期安逸的生活，已经逐渐腐化，不堪重用。刘宋王朝建立后，开始推行“典签”制度。“典”意为主持、主管，“签”就是文书，“典签”就是主管文书的官员，相当于现在政府部门的机要秘书。士族门阀是不会去当这样不起眼的小官的，所以担任“典签”的主要都是寒门人士。更为重要的是，推行“典签”制度是皇帝节制宗王的主要手段。
典签的职位虽低，实权却很大，以致于各个宗王的生活、行动都要受“典签”监控。寒门人士通过担任“典签”，为皇帝立功，崭露头角，开始掌握实权，挤入上层社会，加速了士族门阀制度的衰落。“典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宗王的势力，强化了中央集权统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而作为皇帝亲信的典签，反倒广泛参与到刘宋政权的内乱中，同时又进一步加深了皇帝和各个宗王之间的矛盾，使得后来刘宋皇室的内乱愈演愈烈。
《中国通史》（第5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292页。
“元嘉草草”
刘宋初期的20余年，是南朝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一段时期。刘裕在位时间短暂，但已经开始实施诸多稳定和发展社会的政策。宋文帝刘义隆继承帝位后，继续推行刘裕宽役息民的政策，多次下诏减免百姓的债税，宽免劳役，发展农业。在这样的政策下，社会呈现出小康富足的景象。史书记载：“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莫归，自事而已……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