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铉（1366~1402年）：回族，邓州城关人。机智灵敏，善决疑狱，很受朱元璋器重。靖难之役初期，在山东多次击败朱棣，升兵部尚书。由于铁铉坚守济南，屡破燕兵，朱棣久攻城不下，被迫绕道南进。后来，朱棣终于渡江攻下南京，赶走朱允炆，并用计擒了铁铉，将36岁的铁铉杀害，后人敬佩铁铉宁死不屈的精神，在济南大明湖畔建铁公祠以表纪念。
小河原是睢水下游，经睢宁东流，由宿迁南注入旧黄河。今河道已废。
《太宗实录》（卷8）。
自这场大战后，燕军驻小河北，南军驻小河南，一连对峙数日。自淝河之战以来，燕军虽然时有小胜，但从全局来看进展不大，尤其是小河之战失利后，士气不高。这样长时间对峙下去，显然对燕军不利，因燕军深入敌后，利在速战，不利持久。因此，朱棣便再次动员部下，声称南军缺粮，如再停上几日，南军粮饷调运来，破敌就更困难了。上下统一思想之后，燕师留下少数人守桥，大军于半夜渡过河去，绕到南军后方，于黎明时发起突然袭击。一开始南军有些被动，但很快就投入了反击。恰在这时，南军徐辉祖率援军赶来，燕师更处于不利局面。朱棣拟避开敌军主力，撤军至齐眉山（今安徽灵璧西南）。4月22日，两军会战于齐眉山，自中午一直鏖战至傍晚，伤亡大致相当，打了一个平手。朱棣的部将李斌是员勇将，因坐骑被南军射死，遂于阵中被南军所杀。总体来看，燕军在这次会战中不仅没有取胜，而且损失不小。
对于朱棣来说，当时的战争形势和战场态势是相当严峻的。自淝河之战以来，燕军接连失利。4月底的南方已经入夏，阴雨连绵，天气湿热，燕军多是北方人，不习惯这种气候，军中疾病流行。正因如此，齐眉山会战后的第二天，诸将纷纷劝朱棣回撤，或者转移到小河以东，那里土地肥沃，牛羊多，小麦也将成熟，正可就食，休整兵马，然后再相机而动。诸将几乎一致认为，在这里与南军相持，决非燕军之利。
这真是到了关键时刻，弄不好燕军就会土崩瓦解。与朱棣意见一致的只有朱能和郑亨二人。尤其是朱能，力主前进，反对回军。朱棣心里很清楚，如果回撤，不仅会遭到敌人掩击，而且整个战略计划都要打乱，出师4个多月来的战果将付诸东流。鉴于绝大多数人反对南进，他只得对诸将说，凡是想渡河回撤的站到左边，不想渡河回撤的站在右边。结果，站在右边的只有朱能、郑亨，其余的将领都站到左边。有一个叫王忠的将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站在中间没动。朱棣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生气，声色俱厉地说：“凡是想渡河的，那就听其自便吧？”（任公等所之）诸将这才慌了神，不敢再提回军渡河之类的话了。朱棣为是进是退的事已经发愁了好几天，这时总算从表面上统一了思想，没有了反对的声音，可以继续整军前进了。当然，这时燕军的士气不会很高。
燕师艰难南下的史实证明了，南京政权“守江必守淮”的重要意义和战略地位。守住江淮地区，特别是淮河一线，北军南进是相当困难的。
朱能（1370~1406年）：安徽怀远人。靖难之役前，随朱棣征战大漠，骁勇善战；靖难之役中，先后击败耿炳文部、李景隆部、平安部。朱棣在东昌（今属山东）被围，他殊死搏战，从重围中将其救出。1402年，朱棣军连失大将，加之水土不服，疾病流行，诸将请休军。朱能坚决主张继续南进。在灵璧大战中，俘平安以下10万余众，乘胜渡淮水，跨长江，直逼京师。战后论功行赏，排名第二。《明史》评价他“于诸将中年最少，善战”。
《明史》（卷145•朱能传），第4086页。
转折点：灵璧之战
齐眉山之战后，南军本来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没能抓住有利时机反攻。有些廷臣认为燕师将要北撤，“京师不可无良将”，建文帝遂将前线军中大将徐辉祖调回京师。这似乎令人有些不可理解。燕师并没北撤，只是捕风捉影地听到点这方面的传闻，朝廷就先把徐辉祖调了回去。其实，以情理度之，也不难理解。尽管徐辉祖支持建文帝，但他的妹妹是朱棣妃徐氏，建文帝对他并不放心。一旦徐辉祖站到朱棣一边，局面就更不可收拾了。这可能就是建文帝将徐辉祖调回的真正原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建文帝犯了用人的大忌。
徐辉祖军一撤，何福一军陷于孤立。因粮饷不继，何福下令南军移军灵璧就食。为防备燕军袭击，南军每到一地，何福就要他们挖沟筑垒，修筑防御工事，然后安营。工事刚修好，第二天又要走，弄得兵士疲惫不堪。朱棣行军时，不修垒堑，只分布队伍列阵为门，将士到营中即可休息，闲暇时即周览地势。有时朱棣还和部下一起打猎，捉到禽兽就颁赏给部下。燕师攻破敌营后，朱棣总是将所获财物赏给部下，故将士乐为所用。相比较之下，何福的做法让部下怨声载道，影响了士气。
哨骑侦知南军运粮将到，朱棣便对诸将说，敌人害怕运粮队被袭，一定分兵保护，兵分则势弱，正可以趁机进击。当时，南军运粮5万石，由平安亲率马步兵6万保护，兵士在外，运粮队在中间。朱棣派万余壮士阻击援兵，自己亲自率军逆袭。另外，他还安排了一队人马埋伏在密林间，叮嘱在两军战疲相持不下时，以生力军投入战场。朱棣以骑兵为两翼，径直向平安军扑来。不料，平安对这种突袭早有准备，还没等燕军完全展开队形，平安却以攻对攻，率军直冲而来，矢下如雨，杀燕兵数千人。
燕兵遭此先制，一开始有些失利，但阵形很快就稳定下来。朱棣指挥步兵纵向攻击，将南军切断为二，这回轮到南军乱了阵脚。这时，何福率军从灵璧冲出，与平安军合兵一处，夹击燕军。燕军抵挡不住，只得退却，被杀数千人。在这关键时刻，燕军预先埋伏在林间的伏兵突然杀出，朱棣也回师反击，这才挽回了败局。何福等大败，被杀万余人，丧失马3000余匹，粮饷尽为燕军所得。何福和平安率余部逃入灵璧城内，闭门固守。
起初，何福据灵璧与燕师对峙，深沟高垒，打算待大批粮饷运来城中，就此长期与燕师对抗。现在城中缺粮，运来的粮饷又被燕军夺得，军心涣散。何福只得下令，第二天天明时听到三声炮响就突围出城，南下淮河就食。
何福（？~1410年）：安徽省凤阳人。靖难之役前在北方出击残余元军，在南方平定少数民族叛乱，多有战功。靖南之役中，高垒深壕，欲对朱棣军实施持久战，但因粮道被断计不能成。
朱棣攻破南京称帝后，并没有杀掉过去给自己造成很大麻烦的何福，反而认为他是知兵宿将，置之北地予以重用，并且非常信任。朱棣北征蒙古时，对何福的恩宠甚至超过其他所有将领。朱棣班师后，左都御史陈瑛弹劾何福。何福大惧，随后自缢而亡。
4月29日，朱棣率大军围攻灵璧。燕军连放三声炮，意在威慑南军，然后将士开始攻城。可巧，南军误认为是自己军队突围出城的信号，遂打开城门往外涌。城门狭窄，兵士挤作一团，纷纷扰扰，失去了有效的统一指挥。城上南军看到从城门口难以突出，便纷纷将石块等物投下，一会儿工夫就将护城沟堑填平。还没等南军利用，却恰巧为燕军攻城创造了条件。燕军四面围攻，南军很快溃不成军。何福单骑逃跑，左副总兵陈晖、右副总兵平安都被生擒。另外，都督马溥、徐真、都指挥孙成等37人，宦官4人，指挥王贵等150人也被燕军俘获。在被俘的文臣中有礼部侍郎陈性善、大理寺丞彭与明、钦天监副刘伯完。投降的兵士不计其数，战后大都予以遣散。此外，还夺得南军战马2万余匹，大大补充了燕军的军备。灵璧之战对朱棣来说太重要了，是燕师这次南下的最大胜利，也是战争的转折点。
灵璧之战使南军精锐丧失殆尽，已很难对燕军实施有力反击。建文帝感到形势危急，便采纳齐泰与黄子澄的建议，命杨文率10万辽东兵赴济南，与铁铉合兵一处，切断燕军后路，从燕军背后予以打击，钳制燕军继续南下。可惜杨文是个庸材，到直沽后遭燕将宋贵部截杀，10万大军竟全军覆没，连杨文本人也被燕军俘获，没有一兵一卒能到济南。这样，利用辽东兵切断燕军后路、从背后打击燕军的计划也宣告破产。
陈性善（？~1402年）：浙江绍兴人。靖难之役中，他在灵璧担任监军，战败被捉，之后被放还。他说：“辱命，罪也，奚以见吾君。”随后穿朝服投河而死。
燕军乘胜前进，势如破竹。5月7日到达泗州（今江苏盱眙北），当地守将周景初当天就率部举城投降。燕军还未赶到城下，南军守将就主动出降，朱棣自然满心高兴，就问周景初怎么回事，对方答道：“此有僧伽神最灵，臣等祷于僧伽神曰：‘降与守孰吉？’夜梦僧伽神告臣曰：‘兵临城，速降则吉，不降凶。’是以即降。”朱棣听了这话，愈加高兴，马上将周景初等降官都升了爵，还不失时机地宣传了一通这类神灵的启示：“人心之灵，妙于万物，尔先觉，故神亦告。”将士们听说神灵也预示燕军要胜，更是信心倍增。
这时与燕军对抗的主要是盛庸所部骑兵和步兵数万人，另有数千艘战船，并列在淮河南岸。泗州在淮河北，燕军列于北岸，两军隔河相对。5月9日，朱棣采用声东击西之计，命将士们找来一些小船，又编了一些小筏子，摇旗鼓噪，佯装要强行渡河的样子，另一边却让丘福、朱能等人率轻骑西行20里，用小船偷偷地渡过河去。过河之军迅速绕到南军背后，举炮攻击，直冲敌阵后背。南军被突如其来的冲击弄得不知所措，纷纷弃甲而逃。盛庸十分惊慌，一时吓得竟上不去马，只得由部下搀着登上一只战船，单舸逃去。南军的战船几乎全被燕军所夺得。燕军很快渡过淮河，当天就攻占了南岸的盱眙（今江苏盱眙）。
《奉天靖难记》（卷4）。人传泗州塔下藏有僧伽真身，即唐代来华的西域高僧僧伽大师，被后人祀为泗州菩萨。泗州人犹信此神。
盛庸：陕西人，是朝廷抵抗朱棣军南下的第三任统帅（继耿炳文和李景隆之后）。他率军坚守济南，使朱棣军围攻三月不克。后，他又击败朱棣军于东昌（今山东聊城），杀对方数万人，并斩其大将朱玉，甚至差点杀掉朱棣本人。朱棣无奈之下，只好绕开山东的中央军南下。此后，盛庸亦南下阻截，但数败于朱棣。朱棣入南京后，盛庸投降，后被弹劾，惧而自杀。
建文帝“罪己”
燕军占领盱眙后，朱棣召集诸将，商议下一步进军目标和行动计划。有的主张先西取凤阳，切断南军的援军，然后南下滁州，继取和州，别遣偏师西捣庐州、安庆，则长江天险即为燕军所有，即迂回南京上游，先据有利态势，再顺江而下攻取南京。历史上从这一方向进兵的不少，应该说是一个可行方案。但朱棣不同意，认为凤阳虽处要冲，但防守坚固，非强攻不下。而且那里又是皇陵所在，“恐震惊陵寝”。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被定为中都，设有中部留守司，都督孙岳率重兵驻守。孙岳“大修战守器械，撤寺材为战舰，楼橹戈甲咸有法。列密淮西，水陆有备”。灵璧之战后，燕军本可直接南下凤阳，由凤阳再南下长江边，路既顺又近，但朱棣却绕到泗州渡淮，就是因为凤阳防守坚固。
还有人主张先攻取淮安，以为根本，然后由淮安南下，经高邮取扬州、仪真（今江苏仪征），由此渡江没有后顾之忧，即迂回南京下游，虽在地势上不占优势，但顺淮水而下，水陆并进，水障碍不多，便于进军。历史上从这一方向进兵的也不少，也是一个可行方案。但朱棣还是不同意，说淮安“高城深池，积粟既富，人马尚多。若攻之不下，旷日持久，力屈威挫，援兵四集，非我之利”。当时驻守淮安的是驸马梅殷，他有胆有识，在淮安“悉心防御，号令严明”。灵璧之战后，朱棣本想取道淮安直接南下，便以南下进香为名借道。梅殷回书说：“进香皇考有禁，不遵者为不孝。”朱棣大怒，遣使复书说：“今兴兵除君侧恶，天命有归，非人所能阻。”梅殷命将来使的耳朵、鼻子都割掉，对他说：“留汝口，为殿下言君臣大义？”朱棣为之气沮。一直到燕师占了南京，梅殷仍在淮安固守，孙岳也坚守着凤阳。
郑晓：《逊国臣记》（卷2•孙岳传）。
《奉天靖难记》（卷4）。
梅殷（？~1405年）：朱元璋的女婿。天性恭谨，能骑马射箭。靖难之役时，梅殷受命领兵抗燕，驻守淮安，募兵40万。明成祖继位后，对其深为不齿，不发圣旨招其归降，而派宁国公主写信，宁国公主啮指流血，写信给梅殷劝降。殷得书大哭，假意问使者建文帝下落，使者说皇上已死去。梅殷回到南京，朱棣接见慰问说：“驸马劳苦？”梅殷回说：“劳而无功耳。”1404年，都御史陈瑛报告说梅殷“蓄养亡命”。次年，梅殷到皇宫开会，被推落笪桥下，落水溺亡。
《明史》（卷121•宁国公主传），第338页。
凤阳和淮安防守坚固，易守难攻，这是事实，但还不是燕军绕开的最主要原因。无论是西取凤阳，还是东取淮安，都不免耽误时日，与尽快攻取南京的战略思想不符。正如朱棣所言，诸将说的都有一定道理，但“未免迂远”。朱棣既不东去，也不西行，而是要“乘势鼓行，直驱扬州，径指仪真。两城单弱，可招而下。既得真、扬，则淮安、凤阳人心自懈。我耀兵江上，聚舟渡江”，就可以指日成功了。这件事也表明，朱棣虽然也不时征求将领们的意见，但最终还是自己作出决断，不轻易为部下的意见左右。但他能说出比较充分的理由，令诸将相信他的决策是正确的，因而心服口服，也就统一了思想。
5月17日，朱棣派都指挥吴玉到扬州招降。扬州的守将分战、降两派。扬州卫指挥王礼听说燕军连战皆捷，自知不敌，主张举城投降。监察御史王彬和指挥崇刚是主战派，将王礼及其同党逮捕下狱。崇刚操练兵马，王彬督治守城战具，日夜不懈。当吴玉来扬州招降时，王礼的弟弟王宗等积极响应，密谋逮捕王彬。但王彬身边有个大力士，据说能举千斤，人们都害怕他，不敢动手。吴玉一行射书城中，谓谁能逮住王彬来降，则授官三品。王宗用重金贿赂大力士的母亲，让她把大力士骗出来，然后乘王彬解甲就浴时，突然将其抓捕。王宗接着将哥哥王礼从狱中放出，开门降燕。王彬和崇刚都被交给燕兵，不屈而死。
扬州是江北重镇，与江南岸边的镇江夹江而立，是京师东边的门户。受扬州归降的影响，高邮和靠着长江的通州（今江苏南通）和泰州也都归降了燕军。只有江都知县张本不为所动，“率民治守具”，准备长期固守。但他的母亲劝道：“此天命也，可违天以祸人乎？”张本遂到朱棣军门投降。这样，扬州以北以东的长江北岸的大片地区就为朱棣所控制。
燕军很快攻下仪真，立大营于长江北岸，随时准备南渡长江。燕军集沿江船只于江上，往来穿梭，旗帜蔽江，其阵容足令南军生畏。南京城内一片惊慌，“建文君乃下罪己之诏”，《明实录》中未载诏书原文，明代的野史却有简略记载：“（建文）四年五月，燕兵克仪真。帝下罪己之诏，诏天下勤王曰：燕兵势将犯阙（进攻皇宫），中外臣民，坐视余之困而不余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难。宗社再安，余不敢忘报。”这则记载比较简略，而且只有天下勤王部分，而“罪己”部分则未录。这与明代的士大夫大都同情建文帝有关。诏书原文在朝鲜《李朝实录》中倒保存得比较完整。
《奉天靖难记》（卷4）。
[明]杨士奇：《东里全集》（卷19•张本墓志铭）。
吕毖：《明朝小史》（卷3•诏勤王），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出版，正中书局印行，1981年。
当时，朝鲜派来的谢恩使朴惇之来中国，因南京一带战事正急，他未到京师就返回朝鲜。正是这个朝鲜使节抄写了建文帝的这份诏书，现转录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奉皇祖宝命，嗣奉上下神祗。燕人不道，擅动干戈，虐害万姓，屡兴大兵致讨。近者诸将失律，寇兵侵淮，意在渡江犯阙。已敕大将军率师控遏，务在扫除。尔四方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诸府卫文武之臣，闻国有急，各思奋其忠勇，率慕义之士、壮勇之人，赴阙勤王，以平寇难，以成大功，以扶持宗社。呜呼，朕不德而致寇，固不足言，然我臣子其肯弃朕而不顾乎？各尽乃心，以平其难，则封赏之典，论功而行，朕无所吝。故兹诏谕，其体至怀。
朝鲜使臣的记载比较真实可信。这里既罪己“不德”，又斥责“燕人不道”，号召各地“赴阙勤王”。京师诸臣见建文帝大势已去，为图自全，纷纷请求出城募兵（其实是避难或逃跑），致使京师更加空虚。这时只有方孝孺等人忠心不贰，日侍建文帝左右，帮助出谋划策，并劝建文帝不必焦心，“长江可当百万兵”，各地勤王军很快就会陆续赶到，那时局面就会改观了。
刚入6月，燕军即抵达江北浦子门（即浦口），与南京的下关隔江相对，为南北津渡要道。负责防守浦口的是盛庸，他在淮河战败后，就退到这里专注于防守长江。两军在浦子口这场激战中，盛庸率诸将奋勇反击，燕军暂时失利。正当燕军要败退时，朱高煦（朱棣第二子）率胡骑赶来。朱棣很高兴，拍着他的背说：“好好干？皇太子多病，要是我得了天下，你就是接班人。”（勉之？世子多疾，如得天下，以若为嗣）朱高煦一听来劲了，殊死反击，朱棣也率领精骑直冲盛庸阵。燕军逆转局势，反败为胜。浦子口失陷后，南京完全暴露在燕军面前。朱棣准备渡江，并于6月2日亲至江边祭祀大江之神，决定次日渡江。他在誓词中强调，天下是明太祖的天下，民是明太祖的民，虽未明言要推翻建文帝，但说天下社稷是老祖宗的，言辞中已暗含不承认建文帝的意思。
《李朝文录》（太宗李芳远朝•卷4）。
谈迁：《国榷》（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叔侄之争落幕
自燕兵占领扬州以后，建文朝廷就陷入一片惊慌之中。建文帝能做的，无非是一面遣人四出募兵勤王，一面遣使向朱棣求和。朱棣很清楚这种求和活动的真实用意，丝毫没放松进军步伐。
扬州失守的消息传到京师，方孝孺向建文帝献计说：“战事危急，应该用缓兵之计，派人去请求割地求和。延缓数日，东南的勤王军就应该到了。长江天堑，北方人不懂水性，不会水战，与他们在长江上决战，胜败也未可知。”建文帝便让庆成公主前往燕师议和，请求割地划江而治。
庆成公主是朱元璋哥哥的女儿，朱棣的堂姐。庆成公主见到朱棣后，姐弟二人相抱而哭，朱棣说了一番不得已而起兵的话。趁此，庆成公主代建文帝向朱棣说了割地求和的事。朱棣回答得义正词严，也很巧妙。他说父皇封给自己的土地还保不住，“割地何用”？自己起兵南来，目的在除奸臣，安社稷，不在土地。更何况自己本来就有封地，富贵已极，不愿多得。只要除掉奸臣，自己就“谒孝陵，朝天子，求复典章之旧，免诸王之罪，即还北平”，并没有其他奢望。对朱棣的这些话，庆成公主实在难以反驳。朱棣又揭露这种求和的用意说：“此奸臣欲姑缓我，以俟远方之兵耳。我岂为其所欺哉？”庆成公主听了这话，会意地苦笑了一下。临别时，朱棣要庆成公主代为“谢天子”，并转告诸弟妹，“赖宗庙之灵垂佑，相见有日也。”言外之意，就是自己入京用不了几天了。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68页。原文为：“事急矣，宜以计缓之，遣人许割地，稽延数日，东南募兵当至，长江天堑，北兵不闲舟楫，相与决战于江上，胜败未可知。”
《明史纪事本末卷》（1），第268页。
方孝孺（画像）
浙江宁海人。自幼聪明好学，每天读书超过一寸厚，被人称为“小韩子”（“韩”指韩愈），长大后拜宋濂（《元史》主编）为师。朱元璋在位时并不认同方孝孺的仁德治国理念，但可能认为只是时机未到，所以安排其为储君朱允炆的老师。朱允炆即位后，十分尊重和重用方孝孺，使方十分感激，决定尽心辅佐。后朱棣攻入南京，绝大多数朝臣都见风使舵，转投朱棣，但方拒绝。
朱棣令方为其草拟即位诏书，他坚决不从，被诛“十族”。方孝孺忠贞不贰，为后世景仰，其墓在雨花台东侧。
庆成公主回报后，建文帝很害怕，问方孝孺该怎么办。方孝孺也没什么锦囊妙计，只能委婉地安慰他，谓长江天险可据，已经派人去烧燕军的船只，况且天气酷热，燕师中疾病流行，用不了几天就会退兵。
这时，南军总掌江上舟师的是都督陈瑄。如果说建文帝还有希望的话，就是依赖长江天险，依赖江上的这支水军。但是，当建文帝命陈瑄率舟师增援盛庸军时，陈瑄却率舟师迎降。燕军原来都是骑兵和步兵，没有水军，虽临时募集了一些船只，北兵也不习水战。如果南军依靠水军的优势顽强抵抗，会给燕兵渡江造成很大困难。陈瑄的投降给了南军致命一击，建文帝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没了。
南军兵部侍郎陈植正在江上督师，部将金都督想投降。陈植知道后，将金都督斥责了一通，谕之以君臣大义。但金都督根本不听这一套，纠集同党，出其不意将陈植杀掉，接着率众投降，并向朱棣邀赏。朱棣认为金都督是个没有气节的小人，不但没赏赐，反而立即将之杀掉，对陈植却具棺装殓，派人厚葬于白石山。他这样做，实际是做给部下看的，表示自己敬重有气节、有骨气的人，而痛恨那些变节之徒。
陈瑄（1365~1433年）：安徽合肥人。陈瑄早年跟随徐达征战，在靖难之役时率领水师投降朱棣。之后30余年组织修筑、管理京杭大运河，使得明初漕运得以完备，并影响到明、清两朝的漕运制度。
6月3日是个晴天，万里无云，微风轻拂，江上风平浪静。燕军将士见此情景都很高兴，认为昨日的祭祀感动了江神，正在冥冥之中保护着自已，士气更加旺盛。燕军战船相接，旌旗蔽空，金鼓大震，戈甲耀日，大军渡江如履平地。盛庸这时驻军于高资港（今江苏丹徒西约40里处），尽列海船严备燕军渡江。南水军遥见燕水师阵容如此雄壮，早已胆落。
燕军水师逐渐逼近南岸，盛庸整军抵御。朱棣指挥前锋鼓噪先登，继之以精骑数百直冲盛庸大营。这时的南军不堪一击，很快溃不成军，争相往山上逃跑。燕军追奔数十里，斩首数百级。盛庸单骑逃走，其余将士都解甲归降。
燕师胜利渡江后，将领们大都主张直接西进，攻取近在咫尺的京师南京。经过这半年的征战，诸将都明白了朱棣的战略意图，就是要尽快夺占南京。他们满以为这次建议能符合主子的心意，但出乎意料，朱棣却要攻取东边的镇江。他说：“镇江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往来非便。
譬之人患疥癣，虽不能伤生，终亦为梗。先取镇江，则彼势危矣。”这似乎有悖常理，实则因时制宜。南京城内外还有忠于建文帝的20万军队，如要顽强抵抗，非一朝一日能攻下。倘镇江方面前来夹击，腹背受敌，会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甚至功败垂成。
镇江是军事重地，占领了这里，才可放心攻打南京。这正体现了朱棣用兵不拘常规的高明之处。他命归降的战船都挂上黄旗，在江上来来往往。镇江紧靠长江，城中守军看到水军都投降了，非常吃惊，对镇江守将童俊说：“水军已经投降，我们还能有什么作为呢？”童俊自知不敌，遂率众归降。这样，燕军进攻京师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6月8日，燕军由镇江西进，抵达龙潭。这里离南京很近，朱棣眺望钟山，怆然泪下。钟山脚下有他父皇朱元璋的陵墓，自己经过三年征战，很快就要进入南京了，这时他的感情是极其复杂的。部下见这位叱咤风云的三军统帅竟然落泪，都感到很奇怪，谓胜利在望，“何以悲为”？朱棣说：“吾往日渡江，即入京见吾亲。比为奸恶所祸，不渡此江数年。今至此，吾亲安在？瞻望钟山，仰怀陵寝，是以悲耳。”不少人原以为朱棣铁石心肠，现在才知道他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也有着常人的喜怒哀乐。
大家听了朱棣这话，难免有些悲怆，也跟着掉下泪来。
《明史纪事本末卷》（1），第269页。
《太宗实录》（卷9•建文四年六月癸丑朔）。
这时的建文帝已坐卧不安，方孝孺也很忧虑，但在建文帝面前还得表现出镇定自若的样子。他安慰建文帝，说城中还有劲旅20万，城高池深，粮草充足，足可固守。他还建议实行坚壁清野，让城外民众入城，将城外积木也都运入城内，使燕军不能用来造梯攻城。另外，方孝孺认为应再施缓兵之计，仍以割地讲和为辞，探敌虚实，以待援兵。援兵到后则选精锐数万，内外夹击，决死一战，可以成功。万一不利，学唐玄宗车驾幸蜀（到四川去），收集士马，以为后举。方孝孺的话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朝廷方面毕竟还有半壁河山，如果上下一心，局面并非不可收拾。无奈这时朝廷方面已上下离心，士无斗志，什么样的计划都难以很好地施行。
方孝孺的这个计划尽管也很周到，但已改变不了“呼喇喇似大厦倾”的危亡局面。
兵部尚书茹常、都督王佐、李景隆三人受命出这趟求和的苦差。朱棣不无讥讽地说：“勤劳公等至此，有言乎？”李景隆等人把建文帝准备割地求和的事说了一遍。朱棣冷笑了几声说，你们是说客，这是奸臣之计，接着把对庆成公主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表示自己只求除奸臣，别无他求。李景隆等人只得扫兴而回，向建文帝如实禀告。建文帝要李景隆马上再去见朱棣，就说齐泰、黄子澄等奸臣已被驱逐，等捉拿回来以后再交给朱棣。李景隆不敢前往，建文帝便命在京诸亲王陪同李景隆一起前去。在前去诸王中，有史料可查的有谷王朱穗、安王朱楹。
6月11日，诸亲王来到燕营。兄弟们在此相见，不免感慨万端，怆然泪下。诸王把建文帝的意思说了以后，朱棣即严肃地说：“诸弟试谓斯言当乎，否乎？诚乎，伪乎？果出于君乎？抑奸臣之谋乎？”这话真是一针见血，诸王只得无可奈何地说：“大兄所洞见矣，诸弟何言？诸弟来，岂得已哉？”从诸王所处的境况来看，其内心深处都向着朱棣。建文帝削藩，这些人都是目标。朱棣起兵，正好替他们出了一口气。只是碍于封建正统观念，他们还尊奉着建文帝，受建文帝差遣出使。至于他们内心里在想什么，已很难意料了。但有一点大体可以断定：朱棣即位后，他们相信自己的地位不会恶化，或许还能更好些，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出使不会产生什么结果。
《明纪事本末卷》（1），第270页。
《明史纪事本末卷》（1），第270页。
诸王不果而还，建文帝更加六神无主，在会见廷臣时竟失声痛哭。
有的建议他离开京师去浙江，有的主张去湖南，方孝孺主张不必仓促出走，仍坚守京城，以待外援，万一不行时，再去四川，在那里以图后举。建文帝采纳了方孝儒的建议，一面派魏国公徐辉祖和开国公常升分头率军防御，一面秘密遣人出城，以蜡丸裹诏书，促各地赶快出兵勤王。但这些蜡丸书信都被燕军截获，直到南京陷落，不见一处勤王兵赶来。
6月12日，燕军逼近南京。徐辉祖的弟弟徐增寿当时任左都督，暗中策划投降朱棣。这家伙早有反叛之心，在朱棣起兵初期，他就不断“以京师虚实输于燕”，这时更加紧了内应活动。大理寺丞邹瑾和监察御史魏冕得知实情，与众官等18人在殿下将徐增寿狠狠地殴打了一通。建文帝亲自诘问徐增寿有无投降之事，他无话可说。建文帝一时大怒，亲自提剑“斩之殿庑下”。人们没想到，这位一贯温文儒雅的帝王还会有这么大的火气。但这时杀徐增寿已于事无补，打算投降的何止他一人。
南京作为京师，有重兵驻守，明城墙经数十年修建，高大厚实坚固。
因此，朱棣对攻打京师这一仗相当重视，以为一定会有一场恶战。他先派先锋刘保等率骑兵千余前去侦察，在朝阳门（今中山门）一带没看到有什么防备。原来，这时的南京城内已乱作一团，许多人见朱允炆大势已去，不足依靠，便在暗中积极谋划降燕。建文帝感到身边的人没几个可靠的，便让诸亲王分守城门。但他没想到，这些叔叔和兄弟也在盘算着投降。
徐增寿（？~1402年）：魏国公徐达幼子，徐辉祖之弟，朱棣妻弟。建文帝疑朱棣反，曾向徐增寿发问。徐增寿道：“朱棣和先帝同气，富贵已极，怎么还造反呢？”后徐增寿屡次向朱棣密告京中部署，为建文帝所发觉。燕军渡过长江后，建文帝当面质问，徐增寿不能回答，建文帝怒，将其当场诛杀。
6月13日，朱棣整军向南京挺进。临行前，他戒谕部下，进入南京后要严守军纪，不得骚扰百姓：“将士入城之日，不许擅入人家。侵人一毫者，功高必斩。”这时，李景隆和谷王朱穗负责防守金川门。朱棣起兵“靖难”时，朱穗不愿归附，从宣府逃回京师，协助建文帝抗燕。这样的亲王应该算是比较可信的了，所以建立帝让其防守西北方向的这座重要城门。但是，这时的朱穗已作好了投降的一切准备。当朱棣率兵进抵金川门，他和李景隆立即打开城门，迎接燕师入城。
燕军这边已顺利进入京城，建文帝那边还没有一个勤王兵赶来，胜败之势已然分明。建文帝见大势已去，不得已下令焚宫，顿时宫中火光熊熊，建文帝携皇后跳入火中自焚，嫔妃侍从等大都随其蹈火而死。当朱棣来到皇宫时，“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人们从火中扒出一具尸体，已成灰烬，分辨不出来是不是建文帝。
建文帝的下落除自焚外，还有很多说法，如“建文帝由地道出逃，落发为僧，云游天下”说，“建文帝逃至东南亚，郑和下西洋目的之一就是寻找建文帝”说等。笔者在福建宁德市霞浦了解到，当地文史部门发现一寺庙外墓地，形制极为特殊，亦教亦俗、亦官亦僧，其饰物皆为皇室所用，平民用了要犯杀头之罪。他们认为这就是建文帝的墓。当地学者认为南京城破宫中火起之时，建文帝携少数随从潜出至长江边，乘船沿长江而下出海口，沿海岸到福建霞浦登陆，隐姓埋名作了和尚。这一考证倒是自圆其说，姑且听之。但“帝不知所终”表明，前后跨4个年头、时间达3年之久的靖难之役到此结束，朱棣赢得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皇帝和一个新王朝呼之欲出。
《太宗实录》（卷9•建文四年六月癸丑朔）。
李景隆（？~1424年）：朱元璋外甥李文忠之子，靠这层关系入仕。他喜欢读兵书，但和赵括一样只会纸上谈兵。靖难之役时，朝廷初派耿炳文所部13万人被朱棣军打败，以李景隆代之。结果，李连耿还不如，一次率50万人，一次率60万人，竟连败两场。回京后，方孝孺骂他：“坏陛下事者，此贼也？”建文帝心慈手软，连起码的惩罚都没有实施。正是这个李景隆，在朱棣军兵临南京城下时，悄悄打开城门，给了建文帝最后一击。1404年，李景隆被弹劾图谋不轨，被褫夺爵位，软禁家中，家产遭没收。他绝食10日竟不死，后永乐末年才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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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例：南京抗倭之战
（公元1555年7~8月）
南京见证了太多的内战，直到大明王朝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南京终于迎来千余年来第一次外战。这一战，城内万余明军对阵53名倭寇，规模比1937年南京保卫战规模小得多，但南京蒙受的耻辱并不少。200倍于敌的明军面对区区53名倭寇，居然紧闭城门，不敢出击。
倭寇攻城两天，虽未成功，但竟搏杀明军1000余人，自己不折一人，从容离开，而明军竟不敢追击报仇。如果说1937年发生的南京大屠杀是这座名城的“百年之耻”，那1555年53名倭寇攻打南京，就是这个名都的“千年之辱”。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
浙皖受辱
1555年6月7日，浙江杭州湾南岸的居民正在纳凉，突然发现海边冒起了烟。大家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艘船烧起来了，不过这艘船显然不是大明制造。就在大伙议论纷纷的时候，从船上下来的百余名倭寇开始了入侵我国东南沿海的行动。这股倭寇的目标，一开始并不是南京。
[明]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转引自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倭变事略》，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第20页。
明代倭寇侵扰示意图
奇特的目标
据《明史•日本传》记载，这百余名倭寇在杭州分兵，一路北向，一路西窜，本文主角是西窜的53名倭寇。这股倭寇在浙、皖、苏三省进行了一次不可思议的大纵深窜犯和“游击”，其流窜路线非常清晰：
浙江：杭州—建德—淳安
安徽：徽州—绩溪—旌德—泾县—南陵—芜湖—太平
江苏：江宁—南京—溧阳—宜兴—无锡—苏州
倭寇不远千里，飘洋过海跑到大明王朝的地盘上撒野，目标不外有二，一是劫财，二是劫色。但这53号人很奇怪，对财物和女人都不感兴趣，专爱打县城、杀官兵。对此，明朝官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帮家伙什么来头，究竟想干什么？
不少人怀疑这53名倭寇是日本派出的侦察部队，目的是探路，为日后大举进攻中国作准备。苏松巡抚曹邦辅亲自指挥对付这股倭寇，他在战前动员时对部下说：“这几十个人的战斗力相当于几千人，我方地形和兵力都暴露无余。如果以后倭寇大举来犯，咱们怎么应付？所以此次出击，务必一网打尽，否则就不要回城了。”（此贼势捋数千劲敌，我地形、兵力为彼所窥，他日大举入寇，何以支之。誓灭此尔后入城）著名的《筹海图编》也写道：“这股倭寇流窜8个郡3000里，窥尽我方的兵力、物力、地理情况；而且倭寇不杀平民、不抢东西、不贪女色，一个劲儿朝内地流窜，可谓居心叵测？曹邦辅消灭的不是普通倭寇，当是倭寇中的头目，不只剿灭了53个倭寇，而是消灭了成千上万个敌人。”（其所经历八郡，转战三千里，凡人材、物力、地形靡不了然于胸中；不杀人，不掠财，不奸妇女，周流深入，其志讵可测耶？曹公所斩，似当以贼首律之，而不当视为常贼；似当以千万人拟之，而不当拘其为五十三人也？）乍一看十分有理，不过也有解释不通的地方：谁见过侦察兵有这么嚣张的吗？为什么不悄声无息地达成侦察目的，非要这么大张旗鼓，惟恐天下人不知？
据查，这53名倭寇来自日本九州，是日本东南部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地方，向来“盛产”倭寇。从这股倭寇的行动特点看，很可能是九州最南端的萨摩（今日本鹿儿岛县）人。萨摩人特征明显：开化较晚、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崇尚武力、悍不畏死、缺乏谋略。1555年，日本九州战事频仍，岛津氏为了统一全境，正和蒲生氏和肝付等反抗势力打得不可开交。战败的武士沦为浪人，不少人就选择到中国沿海当海盗。
曹邦辅（1502~1575年）：山东定陶人，1532年（明嘉靖十一年）进士，先后任元城及南和知县、云南道御史、陕西巡按、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侍郎、南京户部尚书等职。他指挥剿灭53名倭寇后，再接再厉，又杀掉约600倭寇。但事后严嵩义子赵文华夺其功，并用诬言导致曹邦辅被逮捕，被贬朔州。
郑若曾：《筹海图编》，北京、沈阳：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0年，第703页。
《筹海图编》：胡宗宪幕僚郑若曾编著，主要叙述嘉靖年间东南沿海抗倭事，共13篇，是研究明代抗倭的重要史料。
王浩：《53个暴走族引发的战争》，海口：南方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这53名倭寇的来路清楚了，那么他们不杀人、不劫财、不奸淫，一味杀官兵、打县城，究竟想干什么呢？这样做有什么价值？笔者也难以理解。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的著名儒学家雨森芳洲，曾这样评价萨摩人：“好生恶死是人之常情，不过萨摩州民俗却不一样。谁犯了大罪，官府不需要囚禁他，只要告诉他，你罪大当死。那么这个人答应一声就回家剖腹自杀，没有任何犹豫。关于日本人轻生的说法，实在是因为萨摩州而得名……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就义，君子之所难。而萨摩州则人人如此，岂有气节之可论，概其土风奇怪云。”总而言之，不必把日本鬼子尤其是萨摩倭寇想得那么仁义道德，舍身取义，他们的动机和无畏有时候很原始、很野蛮、也很无来由，有一点半人半兽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