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个暴走族引发的战争》，第12页。
强悍的武艺
明代著名画家仇英笔下的倭寇形象
明代著名画家、亲历倭患的仇英曾作《倭寇图卷》，现藏日本东京大学，是学术界公认的描绘倭寇形象最权威的图画。组图显示，明军取得了胜利，但实际上，那些上身仅着单衣、下身只穿兜裆裤、光着脚丫的矮小倭寇，往往把盔明甲亮的明朝正规军杀得一败涂地。
百余名倭寇就敢杀到杭州，还在这里兵分两路，胆子也忒大了，简直不把大明官兵放在眼里。地方正规军和民兵多次以绝对优势兵力想围歼西窜的53名倭寇，不料竟屡遭失利。这股倭寇走州过县，在浙、皖、苏三省转战80余日，暴走3000余里，杀明军官兵约4000人，简直就是艺高胆大的特种兵，甚至比特种兵还特种兵。
史料的记载既使今人触目惊心，又让国人羞愧难当。仅录几例：在歙县，知县史桂芳率500驻军与民壮迎战，结果“见贼悉奔溃”。在旌德县，典史蔡尧佐率1000人抵挡，兵力增加了一倍，仍然被杀得大败。之后，倭寇又杀入南陵县城纵火焚屋，周边3个县府的官员率兵来援，兵力约3000，60个打1个，居然还不是对手。
在南陵之战中，有个细节值得注意：明军官兵之所以崩溃，是因为他们发现倭寇竟然能接住自己射出的箭，还挽弓回射。（引弓射之，贼悉手接其矢，诸军相顾愕贻，遂俱溃）关于明军与倭寇战斗力特别是射艺的反差，戚继光在名著《纪效新书》中有形象的描述，说明军：“南方天炎，胶解弓软矢轻，中者多生。倭夷被射中，常拍其臀，以为我辱。”即被射伤的倭寇把屁股亮出来，以表示小看明军。而说倭寇：“弩矢皆重，弓皆劲，发皆不远，不轻发，发必中人，中者必毙，故人畏之。”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你是士兵，向敌人射出一颗子弹竟被对方接住，还有勇气与对方打下去吗？
日本武士刀
世界三大名刀之一，几乎完美地将硬度和韧性结合于一体，被称为日本的国宝。关于日本刀的锋利，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如果一只蜻蜓不小心停在刀锋，它就会因自身体重的压迫而被切为两段。无论中国还是日本的战争史料，日本刀轻易将人砍为两截的记录随处可见。当然，手工打造日本刀非常不容易，所以抗日战争结束后，不少日军将领都曾请求中国政府归还其武士刀。
《明世宗实录》（卷424•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乙巳）。
典史：元始置，明清沿置，不入品阶，即“未入流”，是知县下面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如无县丞、主簿，则典史兼领其职。
《明世宗实录》（卷424•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乙巳）。
戚继光：《纪效新书》（卷3•手足篇•弓矢解），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年，第81页。
其实，让明军官兵恐惧的还不是倭寇的箭术，而是其长刀。日本刀素负盛名，是世界三大名刀之一。美国著名的discovery频道曾以《日本武士刀》为主题制作了一期节目，称若按古法打造一把武士刀，要15个人耗费半年时间，非常不容易。当时倭寇使用的刀连刃带柄长6.5尺、重2.8斤，是明刀（长3.2尺、重1.1斤）的2倍，被明人称为“长刀”。
明军战刀的档次就差远了，连戚家军的刀也“砍入不深、刀芒一秃，即为顽铁”。一次，明军10余人用长枪齐刺一倭寇，结果竟被对方一刀削断所有木质枪杆。倭刀质量高，倭寇刀法也好。他们擅使双刀，挥舞之下，一片刀光，“上下四方尽白，不见其人”，可在1丈8尺的范围内杀伤对方。
戚继光记载，倭寇们挥舞着双刀，像跳舞一样杀来，刀光一片（一般背对太阳，笔者注），还未接战，明军官兵在气势上就矮人一截。而且倭寇很能蹦，一跳就是1丈多，加上刀长6.5尺，进攻距离瞬间就达到近2丈。
明军兵器短，够不到对方，常常吃败仗。倭寇进攻突然，双刀猛劈，明军官兵死得很惨，往往被砍成两段。（彼以此跳舞，光闪而前，我兵已夺气矣。倭善跃，一迸足，则丈余，刀长五尺，则丈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断，缘器利而双手使，用力重故也。）世界三大名刀：大马士革钢刀、唐刀、日本刀。唐刀传入日本而生倭刀，而中国本身却失传了这门技术。
戚继光：《练兵实纪》（杂集•卷五•军器解•马上器械•腰刀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04页。
《纪效新书》（卷4•手足篇•长刀解），第102页。
这股强悍的倭寇在浙江没呆多久，只有一次作战记录。原来，浙江也有我们自己的“特种兵”，即武艺高强的少林寺和尚组成的“联防队”，他们凭一根棍子就把拿日本刀的武士揍得满地找牙，令倭寇闻风胆寒。
这53名倭寇的船被吹到浙江，只好硬着头皮上岸，然后不敢在浙江久留，以最快的速度窜到安徽去也。
实用的战术
区区53名倭寇在中国东南沿海三省如此横行，不仅依仗高强的武艺，还创造了有效对付官兵的步兵战术，即“长蛇阵”和“蝴蝶阵”。
倭寇登陆后，担心被包围，往往排成一路纵队行进，把最能打的人安排在一头一尾，用尾攻击官兵之头，用头攻击官兵之尾，是为“长蛇阵”。
遇到明军，倭寇立刻散开埋伏，倭首适时以挥扇为信号，伏兵从四面舞刀而起，状似蝴蝶，又为“蝴蝶阵”。当时虽是夏天，但倭首的扇子可不是用来扇凉的，它不是用纸而是用皮或薄铁皮制成，上面画着一些神鬼图像来吓人，不仅发挥“信号旗”的作用，本身就是一件防御兵器。日本战国时代，武田信玄与上杉谦信在川中岛会战中单挑，武田信玄就用铁扇挡住了上杉谦信砍来的一刀。倭寇的长蛇阵和蝴蝶阵不仅可以有效抵消明军火器的杀伤力，而且便于对明军实施包围。冯梦龙著名小说《三言二拍》中有诗为证：“倭阵不喧哗，纷纷阵带斜。螺声非蛱蝶，鱼贯走长蛇。扇散全无形，刀来一片花。更兼真伪混，驾祸扰中华。”
遇到明军时，倭寇往往先派出少数武士，在阵前蹦来晃去，时而跳跃，时而卧倒，时而蹲下，引诱明军施放弓箭和枪弹，等明军弹矢空竭时再发动进攻。明军自知近身搏斗不如对方，箭弹放完往往产生慌乱和动摇，心自先溃，不敢接战，扭头就跑。此时，倭首一挥扇，散伏在周围的倭寇纷纷挥舞长刀杀来，对后退明军穷追猛打。如果明军不退，倭寇则分为两队向明军阵后迂回，实施包围。当然，倭寇偶尔也有战败的时候，就把玉帛金银丢在路上，乘明军争抢财物时逃之夭夭。
武田信玄（1521~1573年）与上杉谦信都是日本战国大名，双方于1553~1561年在北信浓川中岛地区（今长野县北部的长野市的川中岛）进行5次大小战役，其中第4次规模和影响最大，史称川中岛会战。是役，上杉占上风，但武田保住善光寺以南的领地。
南京蒙羞
53名倭寇不仅在安徽横行无忌，甚至上演了攻打大明陪都南京的拍案惊奇。南京城墙是在明太祖朱元璋手里建造起来的，坚固厚实，连炮弹砸在城墙上都会弹回来，所以后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数万精锐湘军打了三年都难以攻破。区区53名倭寇，在没有重武器的情况下就敢攻打南京城，着实让人费解。其实，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53名倭寇受了日本国内战争的影响。日本国土面积小，城市也不大，作战规模往往不到千人。在关于日本战国的影视中，常常可以看到某武士信心满满地向将军请命，给我几百人，一定把某城拿下。中国观众肯定忍不住发笑，看看咱的城市攻防战，参战人数多以“万”为单位计算，是小日本的100倍。
7月底，53名倭寇杀到大明王朝的龙兴之地南京，大明陪都做好准备了吗？
南京城防总指挥是谁？
答案是杨宜。您一定没听说过，其何许人也？
倭寇打到南京前两个月（1555年6月），杨宜才以南京户部右侍郎的身份总督南直隶、浙江、福建几省军务，相当于现在的南京军区司令。
事实证明，用杨宜很不合适。
一看杨宜的履历就不对劲。他的前任是南京兵部侍郎周琉，他前任的前任是南京兵部尚书张经（1555年5月上任），均为国防部官员出身，都是抓军事的内行，张经任内还取得了自抗倭以来的首次大捷即王江泾（今江苏吴江县盛泽东南）大捷，杀敌近2000人。明政府竟用杨宜这个财政部的副手来当东南军区司令，显然是鲁班出征，关公伐木，所用并非其人之长。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将直隶于北京的地区称“北直隶”，直隶于陪都应天的地区称“南直隶”，后者辖14个府，地域相当于今天的江苏、安徽、上海。
张经（？~1555年）：福建候官（今福州）人，进士出身，军事经历丰富：嘉靖十六年（1537年）总督两广军务，镇压了广西大藤峡瑶民起义，升兵部左侍郎；不久又设计抚定安南，平息思恩土司及琼州黎民起义，升兵部尚书。回乡服丧期满后，兵部尚书位置已被人占据，于嘉靖三十二年任南京户部尚书，后改兵部，次年5月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专办讨倭事宜，可便宜行事。嘉靖三十四年四月二十日，指挥取得王江泾大捷，杀敌近2000人，是抗倭以来第一功。然而，严嵩义子赵文华在张经报捷报告之前就抢先报功，称王江泾大捷是自己督师出战的结果，并指使胡宗宪诬陷张经，导致张经被锁拿北京，最后被处死，乃人间一大冤案。
[清]张廷玉：《明史》（卷205•张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407页。
再看杨宜的人品也不怎样。杨宜上台后，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一切惟赵文华马首是瞻。赵在北京是户部侍郎（相当于副部级），不算顶层高官，但他是当朝权相严嵩的义子，后台硬，而且当时是朝廷派到东南视察军务的钦差大臣。张经虽然打了大胜仗，但得罪了赵文华，结果被诬陷，先丢了官，后没了命。杨宜和赵文华都是财政系统的人，所以有钱上位。赵文华任人唯亲，又好受贿敛财，还爱揽功，下面的人打了胜仗，功劳尽归他，大家没有功劳不得赏，“兵机纪律因之大乖，将士人人解体，贼寇愈炽”。
最后看杨宜的工作能力也不行。杨宜是军事外行，上台后提不出自己的施政措施，只好沿用前任张经的办法。因为浙江人打仗太滑，张经曾请准从其他省调“客兵”到浙江剿倭。杨宜也这么做，却没有张经的驾驭能力，根本管控不住“客兵”。比如四川兵就和山东兵打起来，差点把前线将领都杀了。
53名倭寇攻打南京发生在杨宜上任不久。但从史料记载看，出面组织御敌的不是他，而是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至于杨总司令，不见指挥打仗的记录，也许躲在家里发抖呢。
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14），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翻印），1983年，第372页。
张时彻塑像
张时彻（1500~1577），福建人，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53名倭寇攻打南京时，东南总督杨宜张皇无措。作为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临时组织防御。因搞不清对手底细，加上明军承平日久，战斗力低下，张时彻不敢贸然开城迎战，而是下令闭城防守。尽管南京守住了，免遭涂炭，但因被53名倭寇杀掉近千守军，张时彻事后遭到戚继光、胡宗宪何在？
读者会问：倭寇入侵，戚继光在哪里？
戚继光是倭寇的克星，有民谣唱道：“天皇皇，地皇皇，莫惊我家小儿郎，倭寇来，不要慌，我有戚爷会抵挡。”53名倭寇于1555年6月从浙江上虞上岸，一个月后，戚继光从山东调到浙江。差了一个月，倭寇由浙入皖，戚继光没有赶上消灭这股倭寇的战事。
戚继光的远祖曾随朱元璋打天下，后在云南战死。明政府感念开国将领，按贡献大小对“官N代”制订了优惠政策，戚家可以享受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的职位。明代的“卫”，编制5600人，相当于现在的旅，指挥佥事是“卫”的三把手（正四品），有4人，分管练兵、司务、屯田等事宜。
戚继光16岁（1544年）世袭此职，负责屯田，相当于现在的旅后勤部长。
他事业的起点不低了，但进步不快，9年后才从“旅一级”调到省里，升任山东都指挥佥事（正三品）。27岁那年，他被平调到浙江任都司佥事，相当于省军区后勤部长。可见戚继光从军以来，一直负责屯田，没有直接对敌作战的机会。需要说明的是，戚继光调到浙江与小股倭寇入侵只是巧合，并不是因为要对付这股倭寇才调来的。戚继光在山东没有与倭寇打过仗，当时名气不大，到浙江后不受重用，比较郁闷，在做好后勤工作之余，把主要精力放在考察战场上。可惜调研报告等材料上报了不少，但都石沉大海，没有引起领导重视。但熟悉浙江地理环境，对日后戚继光灭倭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都司：全称都指挥使司，是一省掌兵的最高机构。
《明史》（卷212•戚继光传），第5610页。
最后，戚继光的才干总算被一个领导看上了，此人就是后来的浙（江）、直（南直隶）、江（江西）、福（福建）东南四省总督胡宗宪，相当于东南军区司令。
史书上有这样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记载：一次明军打了胜仗，20个面目狰狞的倭寇被斩首剜心，放在胡宗宪面前的桌子上。每放一颗人头，胡就生吃一颗贼心，结果“左右皆失色，而公谈笑自若”。胡宗宪是东南四省总督、戚继光的顶头上司，没有他的发现、提拔和重用，戚继光成就不了抗倭大业。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胡宗宪对付倭寇的手段和成就不比戚继光差，最大的倭寇头子王直就是胡宗宪设计诱捕的。只因胡宗宪为施展自己抱负，投靠了当时权倾朝野的严嵩，被后人认为与奸人为伍，其贡献和影响被刻意淡化了。不过，还是有人公允地评价说：“东南数百年免倭患，皆其再造力。”胡宗宪26岁中进士，先后在山东和浙江干了几年知县（正七品），积累了基层工作经历，然进京后一直在都察院（相当于今中纪委）工作，偶尔受命到省里巡按。如果只看胡宗宪的职级，大概会感到不解：官场混了17年，一直是正七品芝麻官。这其实与胡宗宪的工作性质有关系。
根据明朝吏制，都察院有4位领导（2正2副）和110名普通官员，每年都会选派13名御史到各省代表天子巡按，监督地方官的履职情况，相当于中纪委巡视组。普通御史为什么只定七品？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职务设计得低，降无可降，不怕打击报复，才会放胆去实施监督权。御史尽管职务低，但代表天子行事，权力很大，“大事奏裁，小事立断”。而且，御史们一旦言中，就能连升数级，一飞冲天。胡宗宪巡按过宣抚、大同、湖广，但32岁（1554年）时巡按浙江才是他人生事业的转折点。来到浙江的次年5月，他参与指挥王江泾大捷，在嘉兴设计毒杀数百倭寇，因功从浙江巡按御史一跃为右佥都御史（正四品，都察院三把手）兼浙江巡抚，连升三级。仅仅一年后，他又升任四省总督，成为戚继光的上司。
《五十三个暴走族引发的战争》，第125页。
《国榷》（卷63•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丁亥）。
巡按御史：明代中央政府设都察院（监察机构），下设13道监察御史，平时在京供职称为内差或常差，如奉命出巡盐务即为巡盐御史，出巡漕务即为巡漕御史，出巡地方即为巡案御史，均称外差或特差。监察御史奉命外出担任巡按御史是外差或特差中最多的一项任务。监察御史出巡在永乐年间后成为定制，除了南北直隶外，一般每省一人。巡按御史官秩仅正7品，品级虽然不高，但职宽（“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且权大（“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53名倭寇从浙江上岸时，胡宗宪刚刚升任浙江巡抚，还管不到安徽和江苏。这股倭寇在浙江犯事，胡宗宪正要组织剿灭，他们又窜到了安徽。至于戚继光，还在干后勤，更没有机会对付这帮倭寇。
倭寇攻城结果怎样？
明代南京城垣格局
53名倭寇攻打南京时，南京城防与之前历代相比，已是天翻地覆。
明代南京城分宫城、皇城、京城、外廓四层，是大圈圈套小圈圈的格局。
京城是在朱元璋手里完成的，耗时20年（1366~1386年），周长33676米，世界排名第一。城墙高14~21米，基部宽14~20米，顶部宽4~15米，极为坚固。不过，倭寇攻打的不是第三层的京城，而是最外层的外廓。外廓俗称“土城头”，系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建成，建成时共开16门。除城门及其附近地段的城墙因用砖石砌成，较为坚固外，其他地段多利用山崖砍削或培土夯成，不够坚固。当时还能应付一阵，逾600多年后今人已难见踪迹。外廓周长180里，圈地2000多平方公里，便于兵力在廓内机动。
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通史》（卷15），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2页。
倭寇在浙江和安徽流窜，江苏有所耳闻，略有准备。当53名倭寇自太平府（今安徽当涂）进犯南京外围据点江宁镇时，发现江宁指挥把总朱襄、蒋升率300多人驻守江宁板桥。倭寇未立即发起进攻，而是等明军开饭时发动突袭。朱襄等赶紧扔掉饭碗，仓促应敌，结果全军覆没，被杀掉300多人，朱襄战死，蒋升负伤被击落马下。（指挥朱襄、蒋升率众迎拒，不能御。襄战死，升被创堕马，官兵死者三百余人）江宁失陷，南京城南大门洞开，53名倭寇于7月底杀至外廓城下。
届时城内守军上万，应付起来当绰绰有余。但听说倭寇杀来，总督杨宜临战无措，只得由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出面组织守城。张时彻摸不清倭寇底细，不敢贸然应战，下令关闭所有城门。倭寇沿外廓南段大安德门、小安德门、夹岗门等门（均在今安德门、石子岗附近）伺机破门而入，与守军接战两次，杀掉近千余守军，但没有找到突破口，向南奔秣陵关悻悻而去。（贼遂直趋南京，其酋衣红乘马张黄盖，整众犯大安德门，我兵自城上以火击之，贼沿外城小安德门、夹岗等门，往来窥觇会城中，获其所，遣谍者，贼乃引众由铺岗趋秣陵关而去。）两天打了两仗，南京守军战死800~900人，其中包括一名把总，一名指挥。战死这么多人，竟没有杀掉一个倭寇？（南京兵与之相对两阵，杀二把总指挥，军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前敌总指挥张时彻23岁中进士，但军事历练少，任南京兵部尚书前，唯一的军事经历为嘉靖二十六年（1549年）镇压少数民族起义。此次南京蒙羞，55岁的张时彻遭到御史弹劾，被迫辞职还乡。
南京外廓的工事是四层城防中最薄弱的，疑似“豆腐渣工程”。但在倭寇眼里，比日本国内的城墙高大多了，几乎无隙可乘。南京城虽免遭涂炭，但事后得知倭寇居然只有53人，真是大大丢了一回丑。当时，著名文人归有光恰好在南京参加科举考试，是事件亲历者，他愤言：“平昔养军果为何？”
《明世宗实录》（卷424•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丙辰）。
《明世宗实录》（卷424，嘉靖三十四年七月）。
关于这股倭寇的人数，说法不同。此从《筹海图编》（第704页），因该书作者郑若曾是闽浙总督胡宗宪幕府秘书，所用资料多出自军方塘报，准确度更高。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书》（卷11•史7），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0页。何良俊是事件目击者，时任南京翰林院孔目，即管理图书的官员，相当于南京图书馆馆长。
南京本来还有机会雪耻，那就是守住秣陵关，关门打狗。当时，秣陵关由应天推官罗节卿、指挥徐承宗负责镇守，麾下有守军千余。令人气愤的是，守军大概听说了朱襄等人战死的消息，居然吓得“奔溃，贼遂过关”。倭寇南到溧水，典史林文景率兵迎战，又被打败。邻县的署县还没看到倭寇，县丞赵珠臣先撒丫子跑了。倭寇大摇大摆进入署县城，在一民居中放心睡了两天（“信宿”，即连宿两夜）才走。
强弩之末
眼看53名倭寇就要把大明王朝外强中干的遮羞布扯下，苏松巡抚曹邦辅总算带人将这股倭寇全歼在苏州杨林桥附近的禾田里，替大明挽回一点颜面。
终结者曹邦辅
53名倭寇弃攻南京后，转身从秣陵关奔出，经溧水、溧阳，朝宜兴、无锡方向而去。值得注意的是，宜兴至无锡有180余里，这股倭寇只用了一个晚上时间，足见其精力之旺、脚程之快，是强行军中的强行军。
最后将53名倭寇全歼的，不是胡宗宪，也不是戚继光，而是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人———曹邦辅。
曹邦辅时任苏松巡抚，53名倭寇遇到他，算是走到了终点。曹邦辅不是泛泛之辈，他在河北干知县积累了基层经验，然后以御史和巡按身份出察云南与陕西，之后回京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也有中央工作的经验。
曹邦辅素有知兵之名，1555年巡案南京时，正遇上53名倭寇来犯。
推官：正六品，掌理刑名、赞计典，相当于现在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兼审计局长。
一说罗节乡。此从《明世宗实录》及江宁东山明万历34年（公元1606年）碑刻记载。
《明世宗实录》（卷425•嘉靖三十四年八月癸亥朔）。
署县：参见明代著作《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但未查到署县在今天的什么位置，估计后来被撤并了。
县丞：正八品，县令副手，一般主管文书、仓库和监狱。
一说苏州提督。本文采《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之说。
曹邦辅决心将这股嚣张的倭寇解决，布置了层层包围圈，不让其有隙可钻。为鼓舞士气，他披上甲胄，亲赴一线督战。有领导在，官兵们的信心和勇气大增，不但很快寻获这股倭寇的踪迹，而且奋勇上前，总算在苏州吴林庙擒杀其中27人。剩下的26名倭寇虽然杀出重围，但实在跑不动了，就到苏州城灵岩山下太湖边夺了几只民船，想走水路逃脱。
曹邦辅早有准备，在太湖上布置了重兵，迫使倭寇放弃水路，躲进横泾前马桥一间民舍，准备负隅顽抗。曹邦辅不想让官兵们作无谓牺牲，于是下令施以火攻。倭寇们被烧出来，竟又杀开一条血路……
句号浒墅关
8月12日，这是剩下的26名倭寇最后一天看见太阳。
曹邦辅率部众一路紧追不舍，不料在浒墅关（今苏州吴县西北30里）附近的杨林桥（平望南）突然追丢了。官兵们搜寻不得，恨恨不已，准备放弃。眼看就要功亏一篑，一个叫车梁的军官在田禾中搜索时，突然踩到一具倭寇的尸体，一摸还有余温。他判断倭寇没跑远，又见“草露微动”，故意让大家齐声高喊“贼人躲在田里”。这招打草惊蛇的心理战果然奏效，残寇以为自己暴露，赶紧站起身再逃，最后全部就歼。倭寇当然不会束手待毙，死前还搏杀了太仓指挥使张大纲。史载“大纲手刃数人，力尽死之”。
全歼这53名倭寇，得益于曹邦辅的正确指挥，也离不开另外两个普通百姓的贡献。这股倭寇到了无锡，想经北边的常熟到柘林与另一股300人的倭寇会合，但不知道怎么走，就抓了两个当地人带路。这两个老百姓十分痛恨倭寇，故意背道而驰，带着这帮人向南走，一遇到路人就让他们去告官。等这股倭寇走到苏州，曹邦辅已布下天罗地网。当倭寇发现自己被包围，两名老百姓成为其泄愤的对象，被乱刀分尸，面目全非。《筹海图编》为这两位无名英雄记上了一笔：“二人之绐（dài，欺哄）贼，其功固非碌碌者，惜二人之姓字不传耳。”
一说斩首19级。本文采《筹海图编》之说。
指挥使：正3品，卫所一级最高军事长官。
《筹海图编》，第704页。
《筹海图编》，第704页。
《筹海图编》，第705页。
嘉靖不靖
不知道为什么用“嘉靖”两个字来评价朱厚璁治下的大明王朝，难道是反讽？因为朱厚熜统治的45年间，明朝既不嘉也不靖，是倭寇闹得最厉害的时期。区区53名倭寇就能横行浙皖苏三省，杀掉80倍于己的明军官兵，这让大明王朝脸往哪搁？
第一次了解这段历史的国人，都会忍不住问为什么。难道仅仅是敌人太强悍？笔者试从几个方面总结教训。
大明王朝“太平军”
明代著名画家仇英笔下的明军出战倭寇
翻开明代军事史，“卫”与“所”两个字俯拾皆是，南京东郊至今还有著名的孝陵卫，以防卫明孝陵为己任。这就是朱元璋开创的“卫所制”。
卫所制：明军分卫、所两级。一府设所，几府设卫。卫设指挥使，统兵士5600人。卫下有千户所（1120名士兵），千户所下设百户所（112名士兵）。各府县卫所归各指挥使司都指挥使管辖，各都指挥使又归中央五军都督府管辖。
明朝实行“世兵制”，设卫置所，把一些户口纳入军籍，世代为兵。这些军户平时下田种地，战时上马击敌。很多人夸赞这种军事制度寓兵于农，既保持了军队战斗力，又不用国家拨付军费，一举两得。但“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哪那么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卫所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由于承平日久，卫所官兵素质差得惊人。有的世袭将领连马都不会骑，连旗帜信号也弄不清楚，喝酒就是工作，呆着就是奉献。士兵则忙于屯田，乐于领饷。官兵都有事干，就是不会打仗，上阵往往一触即溃。
53名倭寇横行浙皖苏三省，竟能徒手接到明军射出的箭矢，仅仅用倭寇武艺高强来解释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明军射击的力度和精度太差。有“武考”为证。地方武生通过省级考试后到京城参加会试，一共要参加三场比赛。第一场是“骑射”，在马上瞄准35步远的靶子，10中3就算合格。第二场是“步射”，在地上瞄准80步远的靶子，同样10中3即过关。第三场笔试“策论”，只要不是文盲，基本都能过关。大明王朝为军人箭术制订的国家标准显然过低。箭术蜕化不过是明军训练和武备松弛的一个缩影。前线官员章焕曾曾上疏皇帝，痛心疾首地这样描绘前线官兵：“上阵如同儿戏，将无号令，兵无纪律，往往隔着敌人老远开完火、放完箭就算完事，临阵脱逃、杀民报功者数不胜数。”正规编制的明军战斗力太差，即使胡宗宪和戚继光亲自指挥也无济于事。53名倭寇就歼不久，胡宗宪亲率“锐卒”4000围攻300倭寇，居然被杀掉千余人，而且敌人还跑掉了。精锐部队尚且如此，一般部队还不早就玩儿完了。戚继光到浙江的第二年（1556年），被胡宗宪提拔为宁绍台参军，意气风发地指挥了与倭寇的首战。是役，戚继光麾下的兵力是倭寇的5倍（4000对800），故信心满满。但他没想到的是，预想的歼灭战打成了追击战；他更没想到的是，追到最后，追击敌人变成了反被敌人追击。这件事对戚继光是沉重的打击和强烈的刺激。他不得不另起炉灶，在浙江义乌招募和训练新军，从零开始用了整整5年时间，终于打造出令倭寇胆寒心惊的编外“戚家军”。明朝的“戚家军”和清朝曾国藩的湘军性质一样，都是地方武装，严格说就是私人军队，不在正规军编制内。
《五十三个暴走族引发的战争》，第7页。
《明史》（卷205•胡宗宪传），第5410页。
有人也许会问：明军不是有火器吗，难道热兵器还打不过冷兵器？
如果你知道火车刚发明时还跑不过马，大概就不会感到疑惑了。明军确实有火器，主要是鸟铳，但材质和技术都太嫩了。鸟铳铳管得用精铁（即钢），1斤精铁需要10斤粗铁才能提炼出来。这就决定了鸟铳难以批量生产，装备部队的鸟铳往往粗制滥造，开枪时铳管开裂司空见惯。除此之外，明军的鸟铳还有个致命的问题，即发射一枪程序太多，一套动作做下来，至少得20几秒，实战中一支鸟铳往往只能放出一枪。因此，当时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热兵器鸟铳，还真不如武士刀好使。《筹海图编》生动记载了鸟铳与武士刀对阵的情形：“我兵鸟铳手虽多，不能取胜，何也？倭人忘命，我兵望之辄惧而走，或铅子堕地或药线无法，手掉目眩，仰天空向。”吓得向天上放空枪，还能消灭敌人？
东南总督走马灯
中国古代官场有个传统，新官上任后，为了突出自己与前任的不同，显示自己的政绩，往往会抛弃前任的施政思想和方针，不论其正确与否。
政策措施当然需要创新改革，但所谓过犹不及，如果人事调整过于频繁，政策措施沿续性太差，必然产生不利影响。1552~1555年的4年中，东南沿海抗倭总指挥竟然换了4茬，依次是都御史王忬、南京兵部尚书张经、兵部侍郎周琉，户部侍郎杨宜，最短的只干了34天。
一说45天。
这四任总督中，有庸才，也有干才。就在53名倭寇窜入前一个月，张经指挥明军取得了著名的王江泾大捷，打败了徐海率领的约2000人的倭寇船队，被认为是嘉靖御倭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明明是张经指挥了这场大捷，钦差大臣赵文华却要抢功。一番争斗之下，张经被弹劾解职，不久被处死。顺便说一句，张经之死，时任浙江巡按御史的胡宗宪是赵文华的帮凶。后世对胡宗宪的评价，也就具有了两面性。
胡宗宪是依靠赵文华爬上总督位置的，而这个赵文华可不是什么好人，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传。他认严嵩为义父，1555年以工部侍郎身份到东南巡视抗倭事宜。东南沿海抗倭总指挥频繁换人，就是此人作祟。《倭寇海上历史》一书作者、日本学者田中健夫认为：“海防负责人的频繁更迭，造成了指挥上的混乱，结果有利于倭寇的活动。”这是很有见地的。
海上抗倭难实现
明代抗倭为什么这么难？
抗倭无非上、中、下三途：下策是陆上抗倭，中策是海上抗倭，上策是直接灭了日本。朱元璋订下祖制，把日本列为不征之国，上策是没法执行了。中策总可以实施吧？郑和的船队都能远航到非洲，难道不能在海上对付倭寇？就算嘉靖时期明军水师实力下降，但比起日本还是占有绝对优势的。明朝偏偏采用了下策，为什么？
明朝人当然不比我们笨，也知道应该从海上拦截倭寇。与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俞大猷就提过这样的建议：“窃意防倭，调陆兵已尽天下之选，卒未见有奇效。若用陆兵所费之半，而用于海，则倭患可以渐息。”
他的理由很简单：“海战不过是以大船胜小船，以大铳胜小铳；以多船胜寡船，以多铳胜寡铳。”不需要更多的兵力，拼的主要是装备，而明朝的造船技术世界第一，小日本当时还没有完全开化，技术不行。倭寇的小船哪里敌得过明朝的大舰。关键问题在于，嘉靖皇帝不同意，理由也很简单：真正危及大明王朝统治的威胁来自北方民族，不然朱棣把京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干嘛？倭寇在东南沿海闹得再凶，也不可能威胁明朝首都北京，更不可能像北方的瓦剌人一样连大明皇帝都掳了去。倭寇是疥癣之疾，北虏是心腹之患，孰轻孰重，嘉靖清楚得很。
53名倭寇攻打万余明军把守的南京城，就好比从大明王朝虚胖的身体里抽出一管血，化验出这个王朝已经百病缠身。读到这里，对倭寇打南京的奇事，我们惊讶的表情也许已经换为沉重的心情。
[日]田中健夫：《倭寇海上历史》，第82~83页。
俞大猷（1503~1580年）：福建人，与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合称“俞龙戚虎”。1535年参加武举会试，得第5名，授千户。1556年任浙江总兵，1662年转任福建总兵，与戚继光等合作肃清了东南沿海倭患。戎马生涯47年，“时而受重用，名声显赫；时而受贬责，沦为囚徒”，四为参将，六为总兵，累官都督。浙江丽水有一街道名“大猷街”，以纪念其抗倭功绩。他还是剑术名家，有《剑经》传世。
俞大猷：《正气堂集》（5•议以福建楼船击倭）、（卷7•议水陆战备事宜）。
参考文献
一、古代史书
1.[明]明世宗实录[M].(电子书)
2.[明]郑若曾.筹海图编[M].北京、沈阳,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0
3.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倭变事略[M].上海,上海书店,1982
4.[明]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M].(电子书)
5.[明]郭光复.倭情考略[M].(电子书)
6.[明]戚继光.纪效新书[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
7.[明]戚继光.练兵实纪,北京,中华书局,2001
8.[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二、研究专著
1.吴重翰.明代倭寇犯华史略[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2.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范中义、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江苏明代倭寇事辑[M].(电子书)
5.王浩.53个暴走族引发的战争[M].海口,南方出版社,2011
6.王佩云.激荡中国海:最后的海洋与迟到的觉醒[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7.范中义.戚继光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14)·明代战争史[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翻印,1983
9.[日]田中健夫.倭寇海上历史[M].(电子书)
三、研究文章
1.陈鸣钟.嘉靖东南沿海的倭寇[J].史学月刊,1955(2)
2.戴裔煊.倭寇与中国[J].学术研究,1987(1)
3.赵广华.胡宗宪抗倭活动述评[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1)
4.周维林.倭寇侵犯江宁史实[J].紫金岁月,2000(4)
5.邵纯.明代战胜倭寇的曲折历程[J].炎黄春秋,2008(10)
6.周致元.嘉靖年间的倭寇徽州事件[J].徽学,2008(5)
7.田秀娟.明中后期海防废弛与倭寇猖獗[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11)
第16例:郑成功兵败江宁
（公元1659年6月~7月）
谁都知道郑成功是从荷兰殖民者手里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但也许不是每个人都知道，郑成功开始的进攻目标不是台湾，而是南京（时称江宁）。正是攻打江宁失败，他充分意识到自己陆战方面的短板，才决定充分发挥水上优势，到台湾岛去建立根据地。
郑成功攻打江宁城是明初至清中期400多年来南京地区发生的一场最大规模的战争。北京的顺治皇帝得知郑军攻打江宁的消息，居然吓得要退回关外。但奇怪的是，郑成功屯兵城下10余日不发动进攻，放任外地清军援兵入城。最后，反而是被围的清军发起进攻，把郑军从下关地区的仪凤门外赶到白土山（今幕府山），并把郑军打得大败而逃。
清廷险胜之后，十分痛恨海上力量，两年之后大规模实行“迁海”政策，将沿海居民全部迁往内地。清廷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后裔，以骑射传统而自豪，在与明军的陆战中所向披靡，但对郑成功的海军十分惶恐。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隔离郑军，殊不知这也形成了自我隔绝。清廷拒绝认知和探索海洋，这种消极的海洋观直到今天都影响着我们。
义旗举于东南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后，李自成率大顺军西撤，而明朝的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至此，大清、大顺和弘光政权三足鼎立。
清军巩固京师之后，挥师西北消灭了李自成的大顺军。1645年5月，攻占南京结束了弘光政权。不过，南明方面的抗清活动并没有停止。
南明永历帝一直活动在西南云贵地区，有着很大的影响力。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则以福建沿海的金门、厦门两个岛屿为基地，高举抗清义旗，控制着北起长江口、南到珠江口的广大海域，直接威胁着东南一带的清朝海防。清军的水师力量薄弱，无法与郑军抗衡，只得在沿海采取守势。郑军经常避实击虚，袭击清军防守力量比较薄弱的据点，而且屡屡获胜，令清廷头疼不已。
父降清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明朝末年整个东亚海域叱咤风云的重要人物，控制着整个东亚海域的航运贸易，是一个著名的海商兼海盗首领。
郑芝龙（塑像）
福建南安人。从事亦商亦盗的海上活动，手下人马发展到数万人，曾率部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确立了自己在东亚海域的霸主地位。郑芝龙向往来的各国商船征收“保护费”，一时间富可敌国。在明末的东南沿海，郑芝龙拥有东西方各国都难以与之抗衡的强大海上武装力量。这也成为后来郑成功起兵抗清的武力基础。
郑芝龙出生在福建泉州一个普通家庭，有三个弟弟郑芝虎、郑芝彪、郑芝豹，家庭支出比较大，生活贫困。少年时代，贫困的家境让他过早地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也让他在内心深处燃起了对财富的渴望。17岁那年，他被舅父从老家带到澳门谋生，这里当时是东亚国际贸易体系中的重要枢纽。郑芝龙勤奋好学，掌握了多种外语，并结识了17世纪初中国最大的海商李旦，被其收为义子。他后来追随李旦到当时日本最大的贸易港口———平户去发展。李旦不久去世，郑芝龙就成了海商—海盗集团的一个头目。后因参与颜思齐的反叛活动，被迫逃亡台湾。到台湾之后，他们大规模地开发台湾，使台湾逐渐发展起来，颜思齐被称为“开台圣祖”。颜思齐死后，郑芝龙就成了海商—海盗集团首领，形成了郑氏海上集团，成为当时的海上霸主。
郑芝龙通过海上走私贸易与海盗活动，积累了大量财富，也聚集了可观的军事力量，对东南沿海一带影响巨大。明朝官方对郑芝龙奈何不得，只好采取招抚的方法，授以官职，实施“招安”。获得朝廷正式认可的郑芝龙更是如虎添翼，在击败荷兰舰队后，他几乎掌控了东亚与东南亚的全部海上贸易。
1645年，清军占领南京后，郑芝龙等人在福州拥立唐王即位，是为隆武帝。郑芝龙被封为南安侯，成为隆武政权中最重要的人物。不过，面对迅速南下的清军，郑芝龙也是无计可施，毕竟他的优势是在海上，而陆地还是满洲骑兵称雄的场所。
郑芝龙没有读过什么书，没有受儒家华夷秩序多少影响，也没有什么政治观念，他见隆武将亡，清朝势大，便要改换门庭，和清廷进行政治交易。郑芝龙命令放弃福州，郑军全部退至家乡泉州一带，静候清廷派人招降。然而，这个著名的海商却在人生最重要的一次交易中被清廷骗了个血本无归。清军统帅博洛利用郑芝龙的怯战心理，一面派兵进逼郑芝龙家乡南安，一面以“闽粤总督”的官职相许，要求郑芝龙赶紧前往福州归降。郑芝龙见清朝方面开出的条件十分诱人，决意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