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办夷务始末》（卷148），第1824页。
《钦差大臣耆英等奏陈璞鼎查复称不能戢兵等情折》（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544~545页。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34页。
吴淞口和镇江两座战略据点被英军轻易突破，守将陈化成和海龄一个中炮而死，一个自焚而亡。南京城里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官员们听到这样的消息吓破了胆，早在心中放弃了抵抗。
英军攻占镇江素描(1842年英军某军官手绘,现陈列在静海寺中)
外交战夹带心理战
从8月4日英军出现在南京城西江面至8月29日《南京条约》签字画押，两江总督牛鉴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煎熬的23天。他能够当上两江总督，得感谢黄河。1841年黄河决堤，开封被大水包围。河南道总督惊慌失措，向道光建议以它处作省城。时任河南巡抚的牛鉴坚决反对，认为这样必然造成人心大乱，力主“省城可守不可迁”，并指挥抗洪成功。因为这件事，牛鉴在道光心中留下了“处变不惊”的良好印象。
不久，裕谦在镇海战败自杀，空出两江总督的位置，道光首先想到的就是牛鉴。
错误的图画
本图引自“中华反英美协会编印”的《鸦片战争史话》。编者的爱国热忱值得肯定，但该图有两处明显错误。
其一，英军虽然三次扬言攻城，但未付诸实施，其士兵不可能登上城墙，米字旗也不可能飘扬在城头。其二，南京的城门没有叫“南京”的，离英国军舰最近的城门应当是“仪凤门”。
两江总督府就设在南京，牛鉴不能再跑了，又明白打不赢，只好向英军求和。璞鼎查提出条件:不打可以，答应英方在数口通商和在通商口岸拥有一系列权利等要求，此外还得交付300万赎城费（扬州赎城费的6倍）。牛鉴对通商之事知之不多也不感兴趣，只对“赎城费”感到头疼。一方面，牛鉴清楚道光是出了名的抠门，赔钱这种事又得皇帝做主。另一方面，牛鉴清楚南京守不住，已提前请准将南京府库的银两运到安徽去了。现在，璞鼎查要这么多赎城费，牛鉴哪有钱给，急得他在4日、5日两天内，越权连续发出6道照会，想把赎城费砍到60万（比扬州赎城费多10万），第一笔30万交付后，英军得撤走，然后再交另外30万。不料璞鼎查根本不买账，于5日声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立即攻城。
道光是历史上有名的“抠门皇帝”，贵为皇帝，衣服穿破了也不肯换新的，而是拿去织补。历史上不乏节俭的皇帝，如汉初的文帝和景帝，以及明初的朱元璋等，但节俭到抠门这种程度真是绝无仅有。
《两江总督牛鉴等奏为江宁情形吃重现将藩库银两移贮安徽折》（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708~709页。
牛鉴没招了，一边稳住璞鼎查，一边派人火速到无锡向道光派出的和谈代表、钦差大臣耆英和伊里布求援。8月7日中午，在办公室里急得团团转的牛鉴终于等来了乍浦副都统伊里布的代表张喜。张喜只是伊里布的家仆，但很有政治头脑和外交经验，巧舌如簧，被伊里布看作战国时的纵横家苏秦、张仪。面对热锅上蚂蚁一般的牛鉴，张喜淡定地请总督大人稍安勿躁，说当日是礼拜天，基督教徒要做礼拜，不会大动干戈。牛鉴将信将疑，见英军果然没动静，才知张喜不是妄言。第二天，伊里布赶到南京，立即应牛鉴的请求派张喜去找英国人谈判。
接下来的20天是艰难的外交战。南京方面倒是想满口答应英国人的条件，结束在英军炮口下煎熬的日子，却不得不等待北京道光的旨意才敢放宽条件。皇帝要面子，不肯一次性妥协，弄得南京方面很难办。8月的火城南京，更容易让人上火。璞鼎查不耐烦，怀疑对方在施行缓兵之计偷偷调兵，多次扬言攻城。
牛鉴答应将赎城费从60万涨到100万，但仍只有英国人要求的1/3。在璞鼎查眼里，赎城费本来不是重点，但中国人这么讨价还价，其他条件更没法谈。因此，他于8月10日晚放话出来，称伊里布和耆英（11日到南京）不是全权代表，做不了主，称次日就要攻城，炮弹照准官衙打。南京的官员又急了，赶紧派人前去阻止。张喜受命于11日丑时（凌晨1~3点）出发，寅时（3~5时）赶到江边，看到英军已经做好进攻准备:“各船张挂红旗，并车驾皆炮，人尽执枪，纷纷上岸排列阵武，候时前进。”张喜赶紧上船，总算在天亮前见到璞鼎查，再三强调清方被皇帝授权的“便宜行事”，就相当于英方的“全权代表”，耆英与伊里布完全能够代表皇帝谈判，并称所有条件都可以谈。张喜果然好口才，英国人总算相信了，并把自己的条件认真写在纸上让张喜带回去给耆英等人看。
伊里布（1772~1843年）:满洲人，清朝宗室。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任两江总督，并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负责浙江沿海的军事行动，但对英军从不主动出击。之后，裕谦弹劾其家丁张喜与英军私自来往，达成不战默契，伊里布去职入狱。1841年10月，裕谦在镇海战败自尽，扬威将军奕经出战亦败，清政府重新起用伊里布，给以乍浦副都统之职，命其协助耆英与英人谈判。《南京条约》签订后，伊里布被任命为广州将军、钦差大臣，负责在广州办理战后事宜，但不久即病死。
《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英船聚集江面扬言攻城正设法羁縻并筹预防折》（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八日），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51页。
不料，才过两天（13日），英方又扬言攻城。原来，耆英、牛鉴、伊里布竟然没有认真研究英国人的条件，而是转交给幕僚萧师爷。萧师爷只看了几行，称“窒碍难行”，就把纸卷起来束之高阁。南京官员对英国人的条件根本没怎么看，何谈答复。清朝高官受皇帝委托，对事关国家命运的外交大事如此儿戏，这个政权还有救吗？璞鼎查不耐烦了，认定清方没有诚意，又听说安徽在向南京调派援军，于是又要攻城，不仅在城西江面军舰上扯下炮衣，炮口对准南京，还在城东的钟山上居高临下架起大炮。这回不但官员们紧张了，城里的百姓也慌了，男男女女几万人涌向衙门，“遮道号呼，吁求救命”。耆英等再次心焦如焚，一边挂起白旗，一边赶紧把英国人的条件找出来，除了提出无关痛痒的异议外，全部答应。张喜等再次于天亮前赶到英舰，吁请英国人不要炮击南京城。
耆英（画像）
奕经于1842年3月在浙东败给英军后，时任盛京将军、正值盛年（45岁）的耆英被南调代理杭州将军，随后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在伊里布协助下负责与英方和谈，包括《南京条约》在内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都是经其手签订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再次起用有“外交经验”的耆英协助桂良到天津与英法联军交涉。但英军占领广州期间，从两广总督府查获大量档案文件，发现耆英对英人言辞不恭且多有欺瞒，拒绝与其谈判。结果，耆英被送回北京。
咸丰大怒，认为今日之祸皆因耆英以前办事不力所致，赐其自尽。
《钦差大臣耆英奏报形势危急已允英人所请通商割地赔款折》（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九日），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56页。
《钦差大臣耆英奏报形势危急已允英人所请通商割地赔款折》（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九日），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57页:“并于钟山之上安设大炮，声称定于次早开炮攻城，势甚猖獗”，“况钟山逼近省会，该夷登高临下，一经轰击，势必不支”。
鸦片战争时的静海寺全景
现在的静海寺大门
静海寺
15世纪明朝皇帝为表彰郑和下西洋的功绩而建，意寓“四海平静，天下太平”。明代名医李时珍曾在静海寺内考察郑和从海外带回种植的药材。同时，静海寺也是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议约地（在静海寺谈判4次），因此成为中国古代航海顶峰和近代衰落的双重象征。该寺三毁三建，现在的静海寺是1988后由东南大学设计，3次扩建而成。
英人所绘乘小船上岸赴静海寺谈判情景(英国学者PhillipBruce收藏,2001年捐献静海寺)
静海寺东配殿旧址复原的谈判会场
剩下的两周花费在讨论一些不重要的细节和将英文条约译为中文上。因天气炎热，英方建议在静海寺谈判。8月20日，璞鼎查突然邀请耆英上船谈判，意在让清方代表亲眼见识英军的先进装备，通过威慑加快谈判进度。这一招果然奏效，耆英随后向道光报告:“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道光除了批复“可恨”二字外，无可奈何。耆英看出璞鼎查身份不一般，努力与之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耆英看到璞鼎查的全家福画像，以自己无子嗣为由，要求收养其子为义子，还十分开放地交换了双方妻子的画像，并赠送了一只金手镯给对方，在日后通信中更以“挚友”称呼璞鼎查。看来耆英把国内官场上的一套用到了外交关系上。这一手是否奏效，只有耆英自知。但从后来英人对他的反应，致其不得不自杀，可见没有用。
在谈判过程中，清方获得一次活捉璞鼎查的绝好机会，而且还是对方主动送上门来。24日，耆英打算在静海寺回请璞鼎查，对方突然坚决要求安排在城里。耆英拒绝了，理由是担心大队英军入城会惊扰百姓。
璞鼎查又说了，自己不带兵，只带19名随从。话说到这个份上，耆英不好再拒绝，遂于26日在城中宴请璞鼎查。乘此机会抓住璞鼎查肯定没问题，但牛鉴、耆英等主和派哪敢冒这个险。在谈判中，清方一直担心英国人变卦使用武力。据英国军官宾汉回忆，一次英国军营传出枪声，驻扎在城外的三四名清朝官员以为对方要攻城，居然“奋不顾身”涉水到正在举行谈判的皇后号英舰旁边，“水几乎没到他们的下颌，摇着白旗声嘶力竭地喊和平！和平！和平！”为了“和平”，这几位居然连身家性命都不要了，可怜可叹！
8月29日，《江宁条约》（后称《南京条约》）在英舰康华丽号上正式签字。可悲的是，急着签字的居然是清方，他们在3天前（26日）就要求签字。不料，一直着急的英方反而不同意，因为他们要举办一个盛大的签字仪式来庆祝自己的胜利。
《钦差大臣耆英奏报酌办和议情形折》（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137页。
《钦差大臣耆英奏报酌办和议情形折》（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和约已定钤用关防并将和约抄缮呈览折》（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136、157页。
[英]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载《鸦片战争文献》（第5册），第313页。
在英舰“康华丽号”上的《南京条约》签字仪式(油画)
大清帝输给小女人
道光最后在《南京条约》上盖了自己的大印，但不能因此就骂他是天生的卖国贼。很少有统治者会主动出卖自己的江山，道光也一样。在同意签定《南京条约》之前，他两次派兵与英国人大打出手。关天培战死后，道光大怒，派侄子奕山出马，特别赐号“靖逆将军”，把英国人当作逆贼给铲除，授予他可以调动江南之兵的特权，怎料奕山竟被“逆”给“靖”了。道光不甘心，决定易地换人再战，派出另一个侄子奕经，赐号“扬威将军”，并授权他可以征调全国兵马，决心在浙东收拾英国人，不料再败。
奕山、奕经连战连败，吴淞口又丢了。道光仍未死心，一边令奕经乘英军主力在江苏的有利时机，痛击留在浙江的英军，一边拒绝耆英与英军谈判的建议，要他协助牛鉴，利用长江要隘严防死守。道光的语气不容置疑:“专意剿办，无稍游移。”道光朝廷与英国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客观地讲，抗英决心还是很大的。
镇江的失守，使道光没想到英军从海上转到内河还这么能打，继续抵抗的决心大为动摇。加之大运河被掐断，圣意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令耆英、伊里布设法羁縻（即笼络），尽可能答应英国人的条件，“不可稍涉游移”，并特别授权其可“便宜行事”，不久更专门强调对谈判“不为遥制”。当然，道光也做了谈不好再打的准备，于8月10日同时向扬威将军奕经，湖广总督，湖北、江西、安徽三省巡抚共5名大员发出指示，令奕经率兵进驻常州，在南京东面做好准备，其他4人在南京西面做好准备，一旦谈不成，就从长江上下游夹击英军。道光连打法都想好了，就是火攻，两面一堵，英国鬼子不就成烤肉了吗？可惜，此计1000多年前周瑜在长江可以用，600多年前金兀术在黄天荡可以用，400多年前朱元璋在鄱阳湖可以用，现在对付英国人就不行了。林则徐在两年前就用过这一招，结果怎么样呢？那些装着硫磺之类易燃物的小船还没靠近英国军舰，大多数就被敌人的远程舰炮打得稀烂。少数船只好不容易开到英舰旁边，结果发现其船身用金属包裹，根本点不着，船体又高大，燃烧物也扔不上去。用千百年前的陈旧装备和落后战法，显然不是英国人坚船利炮的对手。
《着两江总督牛鉴等于入江要隘分布各船严御专意剿办等事上谕》（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593页。
《着钦差大臣耆英等速与英人妥为议抚并可便宜行事事上谕》（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743页。
《着钦差大臣耆英等于羁縻攻剿便宜行事相机办理事上谕》（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6页。
《着钦差大臣耆英等仍设法羁縻不必他虑并预筹攻剿事上谕》、《着扬威将军奕经移兵常州并预筹火攻船只事上谕》、《着安徽江西湖北各督抚酌备火攻事上谕》（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五日），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25~27页。
谈判之初，耆英等事事先请示皇帝，结果惹得不耐烦的英国人几次扬言攻城。到后来，耆英等不得不冒险先斩后奏，答应英国人条件后再设法向道光请准。未经皇帝同意就答应通商赔款割地，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就得掉脑袋。还好，道光的批复什么都没说，只有最常见的5个字:“即有旨，钦此。”也许是耆英的奏折写得好，其中一句最具说服力:“英国鬼子自发动侵略战争以来，从广东到福建，又从浙江到江苏，咱们多次想剿灭，但没有一次成功……”（该夷自犯顺以来，由粤入闽，历浙入江，屡经命将出师，总未能挫其凶焰……）看来，道光已经被劝得从心里认输了。
26日，谈判双方最后达成一致，耆英将结果奏报北京。5天后，道光收到该折，朱批道:“看到你的报告差点气死我了。朕只能又恨又愧，事情怎么会弄到这步田地？可惜没有办法，一切都按你说的办吧，毕竟这关系到南京城数百万百姓的性命，如果不答应，危害还不止于江、浙。所以，咱就强忍了吧，同意他们提出的条件。”（览奏忿懑之至！朕惟自恨自愧，何至事机一致于此？于万无可奈之中，一切不能不勉允所请者，诚以数百万民命所关，其利害且不止江、浙，故强为遏抑，各条均准照议办理。）道光这道批复，最关键的一句是“其利害且不止于江、浙”。他担心的是，如若不答应英国鬼子的条件，对方很可能杀奔北京而来。这倒很有预见性，尽管道光1850年就及时死去，没有看到这伤心的一幕，但他的儿子咸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不但看到了，而且还承受了。
《钦差大臣耆英奏报形势危急已允英人所请通商割地赔款折》（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九日），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57页。
《钦差大臣耆英奏报形势危急已允英人所请通商割地赔款折》（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九日），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56页。
《着钦差大臣耆英等照所奏各条与英迅速定议并令英船全数退出大江等事上谕》（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165页。
道光不知道，耆英和英国人签完字的第3天（8月31日）才向他请示，等他的批复快马加鞭送到南京已经是9月7日。耆英等对自己的主子太了解了，料定道光会批准，才敢提前做主签字。除了将英国人的条件送给皇帝过目，耆英还写上了一段关键的话:“我们对英国人的条件进行了反复斟酌，对方虽然贪得无厌，但说白了不过是要我们赏给他们码头做生意，而不是有什么别的阴谋。要是不答应，这仗就没个完，恐怕那些心怀不满的刁民乘机闹事造反，那才叫麻烦。所以，不如从大局考虑，就答应了英国人，以保全东南安定无事。”（臣等伏思该夷所请各条，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与其兵连祸结，流毒逾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江南大局。）道光看了这话，倒也想通了，只要皇帝的位子还在自己屁股底下，其他都好说，毕竟没面子事小，没命事大。
按国际惯例，《南京条约》得英国女王和道光皇帝分别盖章后才算正式生效。条约文本送到北京，道光在签字的前一天晚上彻夜难眠，绕殿逡巡，不时拍案叹息。上谕发出后，年届60岁的道光流泪不止，说对不起祖宗，并寄希望儿子为自己雪耻。道光绝想不到，他儿子咸丰还不如自己，竟连北京都丢了。从1842年南京签订城下之约到1860年英法联军杀进北京，有足足18年时间，但大清帝国似乎还没有被打醒，没什么长进。有个外国人说得好，中国是头睡狮，当它被揪痛了睁开眼睛，准吓人一跳，不料它打了个哈欠，又继续酣睡，这样的狮子就是一堆肥肉，没什么可怕。其实，一时落后不可怕，可怕的是自甘堕落，不求上进。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画像）
1837年（18岁）起为英国女王直至去世，长达63年，比清朝康熙当皇帝的时间还长，是英国在位最久的君主，也是世界上在位最久的女君主，这一时期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期间，英国的工业、文化、政治、科学、军事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和进步，并伴随着全球性大扩张。
《南京条约》在英军旗舰“康华丽号”签定后，一名英国军官在1843年的回忆录中特意用大写字母写道:“中国臣服于一个女人（指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脚下。”（Chinahasbeenconqueredbyawoman）。当时维多利亚只有23岁，可算是个小女人，堂堂大清王朝的道光皇帝届时已经63岁。还好，他没有看到这句话，否则可能气得吐血，提前蒙着脸去见列祖列宗。
《钦差大臣耆英奏报形势危急已允英人所请通商割地赔款折》（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九日），载《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57页。
宾汉:《英国在华作战记》（第2卷），伦敦:1843年，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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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例:太平军攻占江宁城
（公元1853年3月）
自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义到太平军攻克南京，正好800天。在这短短的800天里，太平军从最初的2万多人猛增至数十万人，而且摸索出一整套战略战术，席卷了整个中国南方，成功在江宁（今南京）建都，让当世和今人都惊叹不已。
攻克江宁城是太平军起义以来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一场战役。那么，号称“龙盘虎踞”的江宁城如何被这一支成立不久、主要由农民组成的起义军攻破的呢？清军又是如何防守江宁这个东南政治中心和漕赋重地的呢？鲜为人知的是，太平军攻破江宁城只是突破了汉族军队（绿营军）的第一道防线，继而在满城（今明故宫）遭遇了满族军队（八旗军）更强烈的抵抗。
洪秀全与太平天国
金田起义的前夜，也就是鸦片战争后10年，中国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清王朝到17世纪已经是“落日的余辉”，社会虽比较安定，但人口压力越来越大，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贫富差距悬殊。文化高压、政治腐败、科举式微，都不断侵蚀着这个古老帝国的基础。
到了1840年，英国人率先用舰炮轰开了大清国封闭已久的国门，大清王朝被卷入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漩涡中，并且同时深陷战争的泥淖之中。中国社会在西方炮火的震荡之下，内部矛盾逐渐激化，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不论南方与北方、城市与乡村，均动荡不安，民变蜂起。据统计，在鸦片战争后的10年，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有40多起。其中，最著名的、影响最大的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
考场失意战场得意
洪秀全出生在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区）一个家境并不宽裕的小农家庭。他自幼好学，5岁启蒙时已显示出读书的天资，族人和先生都寄予厚望，夸他“才学优俊”，“行见其显父母光宗族矣”。有几位业师还情愿教他而不收学费。后来，因为家里太穷，不能再供他读书。但族人觉得可惜，凑份子让他继续读书。1837年，15岁的洪秀全参加花县县试，以优异成绩过关，取得童生资格，但参加府试却失败了。1836年，洪秀全再次参加府试，又名落孙山。1837年，他25岁第三次参考。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初考成绩不错，可复考又落榜。三次打击之下，洪秀全彻底垮了，从考场回家后就一直躺在病床上，40余日卧床不起（大概也有没脸见人的因素）。
在经历考场三次失利后，洪秀全遭遇到生计困难和考场失意的煎熬，也开始接触到基督教书籍。他还不死心，又在1843年第四次争取功名。从15岁一直考到30岁，他再也难以面对这么多年寒窗苦读却连个秀才的功名也没获取的现实，心中埋藏已久的对传统价值和制度的怀疑迅速上升为不满与憎恨。他发誓“不穿清朝服，不考清朝试，自己开科取士”。不久，他就皈依基督，彻底否定了自己过去曾经执着的儒教崇拜，开始了他的反叛人生。
取得功名的入门考试称为“童试”，参加者称为“童生”。通过了童试就是生员，即取得最低功名，通常称“秀才”。而童试实际由三场连续的考试组成，即县试、府试和院试。前两场，由当地知县或知府主持；最后一场由各省学政主持，而且是决定性的，并且在学政主考的院试中，所取考生是有名额限制的。前两场考试中，如果知县或知府宽容一些的话，他们一般让考生通过。据《东莞县志》记载，乾隆九年（1744）的一道上谕敕令知府、知州和知县在州县试和府试中考中人数无定额限制。（《东莞县志》卷33，第10页，转引自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民间流传的口碑资料，广西师范学院历史系:《金田起义》，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3页。
洪秀全（塑像）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广东花县人。
1843年创立拜上帝会，1851年发动金田起义，建立太平军，后被拥戴为天王。1853年3月占领南京，定为都城，改称天京。洪秀全于1856年夏从西征战场调集大军，攻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但因不善处理领导集团内部矛盾，酿成天京内讧。后洪秀全重用陈玉成、李秀成等年轻将领，军势复振。1860年春，二破江南大营，太平天国复安。1864年6月，天京城破前病逝。他领导了规模空前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但由于政治上缺乏驾驭全局、维系内部的能力，军事上稍逊韬略，故开国丧国，兼于一身。
有学者统计，1850年全国约200万考生参加县试，仅3万人（1.5%）取得生员资格，继而仅有1500人（5%）通过省城乡试，在京城会试的夺标者不过300人，即最终有机会连过县、省、国家三级考试的士子仅为六千分之一。即便成功杀出科考重围，各部部属亦“多至不可胜计，到部三年，乃得奏留，又迟至十余年，乃得补一缺”。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夕，常年生员的规模达109.4万人，而晚清全部在编文武官员仅2.7万人左右，造成绝大多数读书人被挡在功名的大门之外。而且，有任官资格的人太多，而可供就任的职位又极少，“狼多肉少”，有功名的士人进身为官的机会非常有限。江苏就有一位即用知县，20年未得差遣，典当俱尽，上吊身亡。
[美]B.A埃尔曼:《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下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更新》，载《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8期。
曹蓝田:《璞山存稿》（卷6•拟上时务策），光绪廿二年刊，转引自龙盛运《湘军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页。
任恒俊:《晚清官场规则研究》，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41页。
人口的急剧增长，士人队伍的逐渐庞大，政治和科举的因循守旧，社会观念的不良导向等都使得读书人不仅难以实现自己的壮志雄心，而且有些甚至无法正常谋生，遂心怀怨恨。太平天国前后7位核心领导者中，有5位都是这样的“读书人”。他们从知识通往权力的路途被彻底堵塞之后，从崇儒转向反儒，并向庞大而黑暗的清政府挑战。贫寒人士上升的通道不畅，积蓄的负能量是巨大的，洪秀全就是一个典型，他差一点就推翻了大清朝的江山。
当然，在科举之路上像洪秀全那样经历坎坷的人可以说不计其数，绝大多数都留在了“体制”之内，将郁闷之情自我消解。为何唯独洪秀全等人走上了反叛之路？而他又何以能够动员那么多的人追随？这自然有他们独特的个性和个人际遇的原因。但正如历史学家陈旭麓所言，这些“读书人”是太平天国有别于同期其他的民变而能成气候的一大关键。
因为，他们能提出有针对性的政治目标，并对新生的政权作出合法性解释。
有意思的是，太平天国的合法性解释加入了中国传统农民起义从来没有的另一种因素———基督教。
洪秀全的“小天堂”
洪秀全第二次参加秀才考试后，在考场外的街上闲逛时，遇见一个身着黑色长袍、留长胡须的外国传教士，正在一个中国翻译的协助下布道，分发基督教印刷品。洪秀全得到了一本福音派传教士梁阿发所写的《劝世良言》。这本小册子就是简单而直截了当的《圣经》中译本。谁也没有想到，这本小册子通过洪秀全在中国发挥了神奇的作用。
科考失败的洪秀全以一种近乎崩溃的状态回到家中，卧病不起，胡言乱语，被一连串奇异古怪的幻觉缠住。他梦见自己被带到一个高旷而又灿烂光明的地方，内脏不可思议地被移动、更换和净化后，被引进拜见一个可敬的老人。老人的金色胡须垂在长长的黑袍上，向他显示了人类堕落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然后劝告他走向前去“杀死魔鬼”，清洗罪孽的世界。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考试，又告失败。
他满怀痛苦和造反的情绪回到家中。无意之中，他被搁置了许久的《劝世良言》所吸引，几年前那几乎忘却的幻觉又突然显现出来:那个令人肃然起敬的金须老人是上帝；洪的“兄长”是耶稣基督；而洪秀全本人则是基督的“兄弟”、上天任命的新救世主。因缘际会，在一个被失意和挫败逼到精神错乱边缘的心灵里，形成了太平天国的思想体系。
不久，洪秀全就创立了“拜上帝会”，并自命为牧师。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到1851年，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在广西紫荆山区已发展成一个反叛性的松散组织，拥有数以万计的信徒，并与地方当局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851年1月11日是洪秀全38岁生日，他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队伍称“太平军”，打出大旗公开反对清王朝的统治。“太平天国”寄托了当时洪秀全和数万起义农民对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美好社会的向往。对“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国”则有着强烈的宗教色彩。
起义之初，由于清军的间谍和诱降活动十分猖獗，洪秀全在10月12日诏令大家坚定信念，莫被敌人诱惑:“尔们把心坚，最怕半路差……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后来他还颁布了《令各军记功记罪诏》和《谕兵将立志顶天真忠报国到底诏》等，规定了功勋将士日后在“小天堂”确定待遇厚薄的客观依据。这样一来，“小天堂”不仅是一个朦胧和抽象的宗教概念，而且是一个根据“功罪薄”确定政治和生活待遇、看得见又摸得着的东西。
此后，太平军将士一直有“小天堂”的理想，这一理想既有着浓厚而浪漫的宗教理想气息，也有着鲜明的政治功利性。它不仅克服了起义军民因恋家而不愿意远走的情绪和清军利诱的不利状况，又激发了太平军将士奋勇作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未来的理想与艰苦的现实直接联系了起来，在“小天堂”理想的激励下，太平军的士气和战斗力得到有效提升。
洪秀全结合他个人所理解的基督教教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思想，形成一种特殊的叛逆清廷的系列思想。
《天命诏旨书》，载《太平天国》（1），第66页。
不过，当时谁也没有将“小天堂”与江宁城联系起来。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真的来到一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丽富饶的地方，而且为之纠结了很长时间，并且在太平军内部展开了一场是否定都江宁的大讨论。太平军战略目标的确定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进军江宁是在具体作战过程中逐渐明晰起来的。
进军江宁
太平军自金田起义后，一直受到清军的围追堵截，先后转战广西省内的东乡、永安、桂林，后出广西转战两湖地区。此时，对于太平军发展有一个亟待确定战略目标的问题。
东方的“耶路撒冷”
太平军出广西后，一直在湘南地区活动。这里是天地会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当地的秘密会社势力比较庞大。太平军得到天地会的支持，迭克州县，沿途群众纷纷加入太平军。他们结束了在广西被动挨打的局面，攻郴州、克安仁、据醴陵，很快打到省会长沙。
长沙是太平军进攻的第一个省会城市，城高池深，对于非常年轻的太平军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1852年9月11日，萧朝贵、曾水源、李开芳、林凤祥部就开始围攻长沙城。不料，西王萧朝贵次日中炮身亡。这一不幸对长沙战局和日后全局影响极大。西王萧朝贵是太平军中年轻、勇猛和机智的军事统帅，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是太平军中一位优秀的军事领导人。他既是天王洪秀全的妹夫，又是东王杨秀清的密友，权力几乎与东王相当，早期太平天国的文告多由东、西二王联衔发布。他若健在，萧、杨互相制衡，杨秀清后来在天京很难坐大，洪秀全也不致于被逼杀杨。而且，对于当下的长沙战局来说，攻城部队失去了强有力的指挥，曾水源等三人谁也没有能力独立承担进攻偌大的长沙城的指挥重任。尽管后来洪秀全、杨秀清紧急来援，但因初战失利，清军后来也调来援军，太平军久攻不克，形成胶着状态。
长沙攻坚的局面使洪秀全不得不思考战略目标问题。太平军滞留长沙城外，与优势敌人拼消耗、拖时间，没有任何意义，况且太平军食盐、弹药均出现了困难。洪秀全因势利导、当机立断，“欲由益阳县，欲靠洞庭湖边而到常德，欲取河南为家。”逐鹿中原，以河南为基业，建立真正的中原汉人政权与清廷对抗，进而攻占北京，这一战略非常契合汉人心理。民族矛盾是当时社会主要矛盾之一，洪秀全这一初期的战略构想不难理解。
11月30日，太平军在围攻长沙81天后撤围。12月3日，太平军很快北上占领益阳，收获颇丰，除没收府库之中的钱财粮食外，还截获资江中数百只大小船舶。
从益阳向北有两条进军路线:一是由益阳向西北往常德，进而北上湖北、河南，夺占中原，这也是洪秀全原先“欲以河南为家”战略构想的进军路线；二是由益阳东北向岳州、武汉方向进军，沿着洞庭湖和长江可以一路顺流东下，向长江下游发展，便捷异常，但此前还没有东进的战略构想。由于在益阳之战中缴获了几百条船，战略方向多了一个选择，洪秀全遂召集太平军领导集团重新对战略目标进行讨论。会议果断决定改变原拟的北进战略，而是顺流长江先向东发展，占领长江中游地区，但这时还没有定下定都江宁的战略目标。
正如先前所料，太平军一路顺流而下，进展神速。12月13日，攻占岳州；12月23日，攻克汉阳、汉口；次年1月12日，攻克武昌。这是太平军攻克的第一个省会城市，影响十分巨大。但武昌作为九省通衢，既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不宜久据的“四战之区”。此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必须对进占武昌之后的战略方向进行最后决策。方案无非两种:一是仍然北进河南，占中原而进取北京；二是东进江南。大多数人支持东进江南。
《李秀成自述》，参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85页。
当然，进军江南战略的确定是由多种主客观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特别是当时清军的兵力部署态势，对这一战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1月12日，就在武昌被攻克的当日，咸丰皇帝命徐广缙、向荣专办两湖军务；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负责苏、皖、赣三省防务；琦善擢任钦差大臣，防堵河南，阻止太平军北上。咸丰皇帝希望这三个战区联合会剿，将太平军围歼于武昌地区。2月1日，琦善从北京赶到河南信阳，将所属1万多人部署在豫鄂边界，严防太平军入河南。2月9日，也就是太平军从武昌沿江东下之日，两江总督陆建瀛从江宁抵达江西九江，带3000多兵勇“赴九江上游迎剿”。九江在长江边上，是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战略区的分界线。清军在长江下游的部队开到这里迎剿，目的显然是阻止太平军进入长江下游战略区。但此时清军兵力单薄，不敷使用，“武汉下游，如黄州、大冶等处，并无一堵截”。从武昌到江宁的数千里江防，形同虚设，非常有利于太平军水师的顺江进攻。
江南一带是全国财赋重地，粮秣充足，便于解决太平军的给养问题。
更何况苏杭这一人间“天堂”，暗合太平军将士心目中久已向往的“小天堂”，对太平军将士有着极度诱惑。而河南是通联京城的战略通道，太平军必受大规模堵截。如果太平军放弃水上有利条件，在陆地上进攻河南，一路攻坚北上，速度缓慢、补给困难。最后，太平天国领导层最终统一了意见，定下战略决心:东下江南，直取江宁城。
千里扬帆下金陵
1853年2月9日，太平军自武昌沿江而下，进军江宁。舳舻千里，蔽江而下，势如破竹，可以说盛况空前，这也是太平军最为辉煌、最为得意的时刻。清军将领给皇帝的报告里尽显无奈:“其由武汉下江南也，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行则帆如迭雪，住则樯若丛芦，炮声遥震，沿江州邑，无兵无船，莫不望风披靡……所向无前，乘风疾驶，飘忽靡常，一日行数十里，处处使我猝不及防，所欲城池，不战即得，遍地金帛粮米……任其载运，声势炫赫……几无御之之法。”2月18日，太平军攻克九江；2月24日，攻克安庆。此时，江宁门户洞开。2月25日，太平军主动放弃安庆，全军继续东进。
《杨文定奏》，参见朱学勤编《钦定剿平粤匪方略》（第23卷），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5年，第17页。
《张芾奏》，参见《钦定剿平粤匪方略》（第22卷），第9~10页。
张德坚:《贼情汇纂》，参见《太平天国》（3），第141~142页。
太平天国前期示意图
尽管洪秀全因低估安庆的军事价值而放弃了这一长江交通线上的战略战役要地，但安庆失守依然震动了咸丰皇帝。他获悉战报后十分惊恐，担心太平军“势必顺流而下，直逼江宁。该处城大兵单，势甚危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