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2），第791页。
韦昌辉的暴行激起天京将士的愤怒。洪秀全下令捉拿，并将其五马分尸，还逮捕了同党燕王秦日纲，将之斩首示众。
天王洪秀全经此大变，对领导层不再信任，遂把大权分了两半，军权分给李秀成等人，政权则分给了自己的胞兄洪仁发、洪仁达。但洪仁发、洪仁达庸碌无能，贪敛财物，太平天国变成了洪家王朝。石达开一怒之下离开天京，沿途发榜征召。太平军老战士从者如云，跟随石达开而去的人竟有10万多人，太平军一半的兵力随之西去。
天京内讧，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太平天国实行了政教不分的落后政体，神权与王权形成了结构性矛盾。再加上诸王只追求权力，缺少高远理想，自然君臣内讧，兄弟相残。天京城内的屠杀和石达开的出走，使太平天国军力大减，战局从高潮一下子跌入低谷。更大的伤害则是太平军将士心理上的，当时有一首流传歌谣就说：“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拜上帝教织就的道德理想国就这样破灭了，人们不再相信上帝和理想。这对于太平天国和太平军才是最致命的打击。
清军卷土重来
天京事变恶化了天京周围的战局，使一破江南江北大营的大好局面丧失殆尽。而且因诸王都卷入内讧漩涡，导致各个战区的军事行动陷入停顿状态。
清廷获悉事变的奏报后，立即诏令各地军事将领迅速转入进攻，希望“乘其内乱，次第削平”。湖北湘军进犯武汉；江西湘军进攻瑞州、抚州；皖北清军进攻巢湖；皖南清军包围宁国。天京的中枢指挥机构遭到严重削弱后，外围战区纷纷转入守势，被迫实施战略退却。
在天京周围的核心战区，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也重振旗鼓并转入进攻状态。
天京事变之后，江南大营得以重整军备。向荣死后，和春接任江南大营统帅。和春是满洲正黄旗人，随向荣之广西清军尾追太平军至长沙，因岳州被太平军攻占，遭革职。1853年被重新起用。1858年受命重建江南大营，并节制江北大营军务。
《上谕官文•胡林翼》，载《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63），第23页。
和春一直处于与太平军作战的最前线，深知清军痼疾。上任之后，他立即与地方督抚沟通以扩大饷源。当时，两江总督怡良年老多病，毫无进取心，只有贪禄保位之念。和春决心挤走怡良，找一个善于搜刮民财以供军饷的人合作。在和春的排斥下，怡良不得不“发折请假”，前浙江巡抚何桂清代理两江总督。何桂清是一个八面玲珑的汉臣，他尚未赴任就直接去大营拜见和春。何桂清果然不负和春重望，从此江南大营饷源充裕无缺。
江北大营的德兴阿则一直在观望。即使在江南大营即将溃败的关键时刻，咸丰帝令江北大营转入进攻，牵制太平军在江南的攻势，德兴阿都没有大的动作，只是敷衍了事。天京事变爆发后，德兴阿在9月20日后根据观音门水师总兵陈世忠禀报，于10月8日向咸丰陈奏内讧概况，以为有机可乘，提出在瓜洲、浦口抓紧进攻。
和春与向荣一样，也知晓自己实力有限，对天京和镇江还不足以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于是决定先取天京东南面的句容、溧水，挤压镇江和天京东边的太平军，寻机向天京靠近。镇守镇江的太平军吴如孝面对江南江北两路清军进犯，也不可能再指望变乱中的天京增援，只能立足自我，坚持保卫瓜洲和镇江。他亲自驻守镇江，瓜镇将士也具有丰富的防御经验，对已有城防工事继续加以改造与加强，清军一时难以得手。
江北大营另一个进攻方向是江浦。这是长江北岸与天京城隔江相望的要地，也是天京的粮道要津。太平军以县城为依托，在城外险要处设防，构成防御体系，在江浦、浦口之间的洲地配置机动兵力。同时，太平军在浦口南侧九洑洲、天京下关等地水陆驻守，策应江浦防卫。总之，在下关和浦口长江两岸，太平军均有重兵把守。德兴阿令主力部队从水陆两路进犯江浦，驻观音门水师则在一旁策应。由于兵力不足，清军虽从浦口屡犯江浦县城，终因兵疲力弱，都被太平军逐回。
清军水师也遇到太平军下关、九洑洲水师抵御，太平军还用陆师炮台封锁江面，使清军水上进攻也没有取得进展。
1857年5月，石达开出走。清军利用太平天国内部新的分裂，集中兵力在天京外围攻城拔寨。6月11日，溧水失守；7月16日，句容失守；12月27日，镇江失守。
在清军的强势进攻下，李秀成被迫放弃了天京城外围的一些据点，三山营、板桥、杏花山（今已不可考）、西善桥、小行、大胜关、三汊河等处在4月上中旬陆续失守。和春得意地奏报咸丰：“天京左右两翼均已翦除，自大胜关迄小行，数十里内垒卡皆平，其势渐成孤注。”江北大营也于4月l2日进陷江浦县城，兵临九洑洲、七里洲（是今八卦洲一部分，清代后期与草鞋状的沙洲合并，形成八卦状，合称八卦洲），直接威胁天京北岸江防。
天京形势比当初向荣围困时期更为严峻，面对危机重重的险境，洪秀全等人该如何应对？
天国“第二春”
如何解救天京之围是太平天国新的领导层面临的紧迫任务。洪秀全召开重臣会议，商讨对策。天京周边重镇相继失陷的主要原因是朝纲紊乱。所以，重整朝纲、安抚人心、解决政治危机是脱困的先决条件。
领导班子大换血
洪秀全在天京事变以及石达开出走之后，封自己平庸无能的哥哥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被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因众人不服，洪秀全后将洪仁发、洪仁达的王爵削去，决定今后“永不封王”，并宣布自任军师。后来，洪秀全还为东王杨秀清恢复名誉，在出版太平天国新历时，不仅照刻杨秀清生前的爵职，而且还加以“传天父上帝真神真圣旨”的封号。他又在《诏西洋番弟书》中明确提出杨秀清之死是“遭人陷害”，公开为杨昭雪平反。在《太平礼制》中亦明确规定：“臣下要称呼东王杨秀清的儿子为九千岁。”（东世子臣下呼称东嗣君九千岁）
1858年，天王重新提拔了一批年轻将领到领导岗位，重建了前期的五军主将制度。他封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至此，太平天国后期新的领导中枢建立起来了。
《和春奏稿》，载《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190），第31~34页。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91页。
《太平天国》（1），第112页。
李秀成（动漫画）
广西藤县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和父母一起“寻食度日”，生活十分艰难。参加太平军后，作战机智勇敢，从一名普通的士兵很快晋升为青年将领。天京变乱后，为挽救天平天国危急形势，李秀成被封为忠王，在太平天国后期衰弱的形势下，在军事上连连获胜，中兴了天平天国。1864年天京陷落，李秀成被俘遇害。
陈玉成（连环画）
广西藤县客家人。少年时父母双亡，14岁随叔父参加金田起义。
他治军严整，骁勇富谋略，善筑垒围攻﹑抄袭后路以及于收队时杀回马枪，故有“三十检点回马枪”之谚。
石达开出走后，和李秀成等同主军政，力挽危局。他两眼下有痣，远望如四眼，敌称其为“四眼狗”，1862年在安徽战败，投靠团练苗沛霖时被出卖，绑送清军处死。
1859年4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洪秀全打破“永不封王”的诏令，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三次加爵，封洪仁玕为军师和干王。
后为平衡势力，洪秀全又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蒙得恩为赞王。
洪仁玕（画像）
广东花县人，是洪秀全族弟，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者，“拜上帝会”创始人之一。他是太平天国领导层中对西方见识较广的一位，他提出的《资政新篇》在当时的中国算是相当先进的革新方案。
他资历不深，骤膺高位，难以取得众将领的支持。
洪秀全死后，他虽辅佐幼天王，却已无力回天。1864年7月天京陷落，他迎幼天王辗转于安徽、浙江、江西，10月被俘，11月于南昌被杀。
二破清军大营
1858年8月，太平天国的两员大将李秀成、陈玉成在安徽枞阳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研讨和整合战略指挥，统一战略决策，力争扭转危局。
会议决定首先在皖北取得突破，之后从庐州（今合肥）进攻滁州，再攻江浦、浦口和来安，打通天京江北门户。会上议定组建东西两大兵团：西路为陈玉成兵团，韦俊、李世贤等诸将率军参加，为进攻庐州的主力；东路为李秀成兵团，为牵制力量，任务是切断江北大营进援庐州。会后，洪秀全重封了五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正掌率；陈玉成为前军主将、又正掌率；前敌总指挥李秀成为后军主将、副掌率、陈玉成之副；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俊为右军主将。其他将领也同时得到升迁，一时军心振奋，众将领都想有一番作为。
陈玉成、韦俊部首先动作，从安徽潜山前出舒城建立前进基地。李世贤兵团矛头直指庐州。李秀成也同时行动，主力集结滁州，向江北大营展开牵制性进攻。8月23日，庐州府被攻克。陈玉成立即着手实施第二阶段行动计划———与李秀成会师，击溃江北大营。
江北大营是天京战区清军的薄弱部分，兵力不足、战斗力差。主帅德兴阿从太平军降将处得到情报，紧张备战。当陈玉成、李秀成兵团逐渐逼近时，江北大营只有兵勇万余人，防线却长达200余里。德兴阿只好向咸丰皇帝求救：“各路粤捻（来自广东的太平军和来自北方的捻军）三面扑来，实有防不胜防之势。”9月17日，陈玉成兵团以号称20万人的大军，从滁州进抵乌衣（今滁州南）、水口一线，与李秀成兵团在乌衣胜利会师，军势十分旺盛。9月27日，陈、李大军大举进攻浦口。陈玉成兵团由正面强攻，李秀成兵团由侧后迂回。江北大营土崩瓦解，德兴阿率残部突围。清军的粮台军资皆被缴获，损失万余人。这是天京事变以后最大的一次胜利，是太平天国后期起衰振弱、重现高潮的一次重大转折。
《德兴阿片》，载《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01），第12页。
在此次战役中，李秀成多谋善断的指挥才干得到了充分发挥，陈玉成勇猛顽强、擅长组织会战的卓越才干也在多次战斗中得以体现，积累了更加丰富的作战经验。陈、李二人配合默契，杰出的战略与战役指挥才能彼此结合、相得益彰。
二破江北大营虽然打通了天京与江北的联系，解除了北面的压力，但仅仅是缓和了天京被围的困局，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天京的被动局面。而且在1859年初，江南大营围困天京的长濠筑成。这条长濠阔10余尺，深亦10尺，和春率领江南清军沿濠重点据守。天京之围的形势一日比一日严峻，城内的粮草也愈发紧张。
为此，洪秀全、洪仁玕和李秀成等多次讨论解救京围的方案。据洪仁玕自述：“英王（陈玉成）意在救安（徽）省，侍王（李世贤）意取闽、浙，独忠王（李秀成）从吾所议……东取苏、杭、上海……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合取湖北。”也就是说，先向长江下游进攻，得苏杭和上海后，用缴获的银两购置轮船，再沿长江向上游水陆并进，攻取湖北。“围魏救赵、调虎离山”以解京围的战略就这样确定了。
后来战争进程表明，这一战略构想符合当时的客观形势。
1860年1月初，陈玉成奉命“虚援安省”，以牵制上游湘军。1月28日，忠王李秀成奉旨前往芜湖，会集诸路将领，商讨实施奇袭湖杭、分敌兵力的解围战略，确定进军路线。之后，李秀成与李世贤分率各部从皖南进逼浙江湖州、杭州。3月4日，二李联军攻占浙江长兴县，随后兵分两路，李世贤率军佯攻湖州，李秀成则率精兵六七千人，奔袭杭州。
浙江巡抚罗遵殿听到太平军进攻杭州的消息，慌恐万分。他立即调衢州镇总兵李定太率所部2000余人到杭州防守，杭州将军瑞昌与罗遵殿又加派500余人。当时，杭州旗兵只有2100名，杭州将军瑞昌又调乍浦旗兵400余名至杭州，仍感兵力不足，遂向和春、张国樑报急，请速派兵援浙。浙江军情警报不断送到江南大营，果然不出李秀成等人所料，和春立即派兵救援。江南大营先后调拨兵勇援浙不下1.3万人，大营逐渐清空。和春深陷太平军围魏救赵、调虎离山的计谋之中。
3月19日清晨，太平军通过挖掘地道爆破炸塌杭州清波门城墙，攻入城内。浙江巡抚罗遵殿、署布政使督粮道王友端等官员纷纷自尽身亡。3月22日，江南大营的援军来到杭州城外。李秀成在城内插满旗帜，并于24日夜间从清波门和涌金门偷偷撤出全部太平军。清军中了李秀成布下的空城计，一日一夜不敢进城。后发现上当，清军又抢着进城，只顾抢夺城内的金银财宝，没有及时追赶太平军。
太平军李秀成部从杭州杀了一个回马枪，过独松关，沿天目山小路取捷径直奔天京，途中与李世贤部会师。4月11日，二李联军顺势攻克建平（今安徽郎溪），召开作战会议共商二破江南大营的具体作战方案。
建平会议后，太平军兵分五路进军天京：东路为主攻方向，从建平东北的溧阳进军天京，其左翼为李秀成部，右翼为李世贤部。中路，由建平经高淳向北进军天京。西路，尚在安徽的陈玉成、吴如孝部，经江北的西梁山（在今安徽和县境内）渡过长江，经板桥、善桥，进攻江南大营西南的长濠。
至4月底，太平军五路大军集结天京城外，总兵力约10万余人，于4月27日开始对江南大营发起总攻。具体部署是：李世贤部自天京北面洪山（今小红山）、燕子矶方向，李秀成部由东北尧化门方向，刘宫芳、陈坤书部由东南高桥门方向，杨辅清部由南面雨花台方向，陈玉成部自西南善桥方向，五路并进，直扑江南大营。天京城内的太平军从城内出击配合援军，内外夹击江南大营。
江南大营已临四面楚歌之势，但悍将张国樑不甘失败，率部连日拼杀。天又下起了大雨，攻防都非常艰难。5月5日，“风雨愈大，又兼雪雹”，西路陈玉成部与南路杨辅清部首先攻破天京西南清军长濠。张国樑率军前往救援，后因局势已无法施救，于是挖断上方桥阻敌前进。南路李秀成、东北路李世贤、西路陈玉成、南路杨辅清等部挟着军威，乘着雨夜，攻破了城东孝陵卫清军各营。
当江南大营溃败之时，统帅和春“犹然酣睡，复经其甥副将常亮、巡捕游击王传训、都司侯定贵、徐坤等，将其唤醒，告以危急情形，尚复不起，请之再三，始穿衣上马出营……踉跄奔出，漏夜就道，雨湿路滑，一路颠扑，狼狈不堪，一切衣服，以及历年所办奏章，并笔墨事件，尽弃营中。”
《潘祖荫折》，录折，《革命运动太平天国》，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缩微胶卷，号867-12。
江南大营被攻破后，和春与张国樑残部退守镇江，后又退守丹阳。张国樑听说冯子材在镇江未败，立刻率兵出城寻找冯子材的军队来援救，不料在城外遭遇太平军。清兵一触即溃，张国樑在策马渡河中溺死。和春逃到常州，中弹负伤。5月26日，他在浒墅关（在今苏州吴县境内）因绝望而上吊自杀。
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示意图
至此，清军对天京的围攻彻底失败。
也有张国樑因马陷泥沼，被太平军猛将童容海追上斩首身亡一说。
“围魏救赵”的胜仗再现
清军与太平军围绕天京的攻防前后共8年，反映了清王朝和太平天国的种种问题，教训与经验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清军江北大营与江南大营两次被攻破，都是中了太平军围魏救赵之计。清军指挥官就这么笨吗？
从清军角度来讲，江南大营历经向荣、和春两个时期，江北大营也历经琦善、德兴阿两个时期。而太平天国则经历了高潮走向低潮、再转向高潮的两个阶段，前期天京城防主要是杨秀清、韦昌辉和吴如孝等人指挥，后期则由洪仁玕、李秀成和陈玉成等人负责。
在向荣时期，由于清廷关注的重心在阻击太平军北伐的北方战区，东部战区的江南江北大营的地位并不高。再加上向荣本身的出身问题，江南江北大营的处境不理想。但向荣克服了众多困难，身先士卒，获得了丰富的战斗经验，也使得部队在同类清军中的战斗力位居前列。也正因如此，向荣非常注重实战经验，对满族亲贵出身的将领缺乏好感，一时合作较难。向荣对整个战争大局缺乏统筹考虑，战略眼光短浅，特别是对1856年太平军的大反攻没有丝毫的预见，更无预防，导致最后全线溃败。
从太平军的角度来说，从1853年定都天京开始就在战略部署上出现错误，过分相信自己从广西打到天京的经验和能力，北伐和西征完全不顾分兵大忌，以致于江南江北大营在天京周边坐大。直到1855年底和1856年的危机出现，才不得不调集其他战场上的重兵集团回军解决这一问题，影响了西部战场上的优势局面。在一破江南江北大营胜利的同时，天京城内却出现了大规模内讧，令人叹息。
二破江南江北大营可以说是洪仁玕、李秀成、陈玉成等新的领导中枢的得意之笔，掀起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第二个高潮。和春等人不仅没有向荣的实战经验，还不愿深入战场，庸碌无为，更是缺乏应有的谋略。他对太平军围魏救赵的计策没有丝毫警惕和防备，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当太平军兵临城下之时，无可奈何，只好仓皇而逃。江南江北大营再次被破，反映了德兴阿、和春等清廷贵族们作为最大的利益集团，不思进取、意志萎靡、争权夺利、不顾大局。他们所统率的八旗和绿营经制兵不断被削弱，战斗力低下。
江南大营第二次被攻破后，清廷不得不放弃依赖八旗和绿营经制兵，转而依靠曾国藩的湘军集团。作为一个依附于地方豪绅的民兵组织，湘军能够超越正规军（经制兵）而受到朝廷重用，并且不负众望成就了一番勋业，其中又有多少故事和感慨值得后人去品味。湘军的强势又造成了汉族士人阶层的崛起，迫使清廷将权力下移，形成了晚清独特的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
参考文献
一、档案资料
1.朱学勤.钦定剿平粤匪方略[M].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85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G].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1996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副奏折.革命运动太平天国[G].南京,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缩微胶卷
4.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G].北京,中华书局,1979
5.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G].北京,中华书局,1961
6.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二、研究专著
1.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2版)[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张一文.太平天国军事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3.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茅家琦.太平天国通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5.牟安世.太平天国(第2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6.龙盛运.向荣时期的江南大营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7.华强.太平天国地理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第20例：天京陷落
（公元1861~1864年）
1861年初，清军再度围困天京。不过，这次围困天京的清军主力不是以前江南江北大营的八旗和绿营军，而是一支不在清军建制内的非正规军，即曾国藩招募并率领的湖南勇营，也就是晚清史上常说的“湘军”。
从1861年到1864年，湘军和太平军展开了历时3年多的天京攻防战。曾国荃（曾国藩之弟）仅率数万湘军，不仅牢牢围困天京3年之久，还两次击退李秀成率领的几十万援军，他是怎么做到的？
天京吃紧之际，唯一的顶梁柱李秀成竟死活要去苏州，又是为了什么？天京城破之日，太平军无一投降，不仅让曾国藩心颤，也令今人感慨。
湘军横空出世
1860年5月，清军的江南江北两大营再次被太平军攻破。江南漕赋重地由于江南江北两大营的崩溃而全部落入太平军手中，北京城内一时断供，舆论纷纷。
此时，正处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中，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仓皇“西狩”。1861年8月22日，咸丰病逝于热河行宫，临终之前诏令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令载垣、端华、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即顾命大臣），辅佐朝政。据传，咸丰临终时有封王遗命，即无论谁攻克天京城，都可以封王。皇室、宫廷与地方政局再次出现大动荡。11月2日，两宫太后联合恭亲王奕发动了“辛酉政变”。政变之后，诏授恭亲王为议政王，在恭亲王奕的主持下，清廷决定破旧立新、以图自强。
当时“天子新即位，群臣争上书言事，多推湘、楚军功，以为偏裨皆可督、抚，因益重国藩”。而曾国藩正在为自己曾经与八大臣之一的肃顺过从甚密而深感不安。但开明的奕对汉族地方实力派予以安抚和重用，希望能够攘外安内，尽快肃清太平军，再图通过自强运动与列强争雄。11月20日，皇上诏令“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国藩皇恐，三奏辞，不听”。曾国藩不仅没有被牵连，反而统辖三省另加一省军务，如此之快地被赋予“肃清东南”的责任与权力，而且权倾一时，这是他所没有想到的。曾国藩感激涕零，誓死效忠清室。
曾国藩的湘军集团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不仅与八旗和绿营的腐败无能有关，而且与曾国藩的个人际遇、能力才干和伦理修养有着密切的辛酉政变：晚清历史上的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咸丰病逝后，唯一的儿子、6岁的载淳即位，遗命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年幼的载淳。载淳继位后，尊先帝皇后钮祜禄氏为慈安太后，尊自己的生母懿贵妃为慈禧太后。两宫皇太后要求“垂帘听政”，遭到辅政八大臣的坚决抵制。慈禧于是联合慈安太后、恭亲王奕除掉了辅政八大臣。
王闿运：《湘军志•曾军后篇》，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61页。
黎庶昌撰、梅季标点：《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139页。
《湘军志•曾军后篇》，第61页。
书生作统帅
曾国藩出生于清代一个塾师家庭，自幼虽不聪明，但勤奋好学。21岁，他考取了秀才，后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中举人。28岁时殿试考中了同进士，后考选翰林院庶吉士，自此供职京师，历任四川乡试正考官、侍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兵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作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曾国藩可谓早达科举、谙练宦情，37岁即成为二品大员。他在家书中写道：“予得以超升内阁学士。顾影扪心，实深惭悚。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自谦之中，不免得意之情外泄。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服丧。这时，太平天国起义已席卷半个中国。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各地组建团练的命令，大力扶持地方武装，对抗太平军和捻军等起义军。曾国藩借着清政府给予的良好时机，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人脉，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
1854年2月，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羽翼尚未丰满的湘军在朝廷急需用军之际倾巢而出，迅速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军作战的主力之一。
曾国藩
湖南长沙人。早年是林则徐的政敌，在鸦片问题上主张“上税免禁”。在军事上的最大功业是镇压太平天国，但之后剿捻失败，开始走下坡路。他是个文人，但心狠手辣，曾自言：“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为悔。”攻破南京后，三日内杀10余万人。太平天国强盛时期，南京人口有100万，被曾氏兄弟屠城后10余年，人口不到50万。南京人至今憎恨曾氏兄弟，称其为“曾屠户”。毛泽东评价：“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蒋介石也说曾“足为吾人之师资”。
曾国藩总结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的治军方略。他以孔孟的伦理道德维系湘军，用儒家伦理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和军事动员，吸收了大量知识分子参与到湘军中来。他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他也善于使用人才，处世之道颇有见地，受到清廷和朝中亲贵的青睐。晚清名臣左宗棠、李鸿章更是与他关系密切。不能不说慈禧和奕超有眼光，在国家危难之际大胆重用汉臣曾国藩，在很短时间内就把他提升为东南第一封疆大吏，将“肃清东南”（即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如此重要的任务完全托付给汉官曾国藩掌握，并放手让曾国藩组建实力强大的湘军。清廷这么做是冒极大风险的，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异族封疆大吏起兵造反，唐朝的“安史之乱”就是典型例子。但曾国藩不仅没有辜负朝廷的委托，屡败屡战，消灭了清廷的第一大患太平天国，而且在有机会、有条件谋取皇位时，仍始终保持了对清廷的忠诚。
《致澄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见于《曾国藩全集•家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49页。
清政府计高一筹
尽管曾国藩被名正言顺地赋予“肃清东南”的责任与权力，权倾一时，但仍受多方掣肘。战争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耗活动，需要源源不断的经济和人力支援。前期钦差大臣、江南大营的统帅向荣之所以对天京攻城乏力，就是因为饷源缺乏；而继任者和春与地方官员、江苏巡抚何桂清发生矛盾，也使得饷源不足，这是后期江南大营崩溃的重要原因。
为此，清廷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清廷为配合曾国藩湘军集团作战，心照不宣地在全国范围内对相关的封疆大吏进行人事调整。特别是长江以南各省督抚，显然都与曾国藩湘军集团息息相关，湘军集团要取得作战胜利，绝对离不开各省提供及时可靠的保障。不妨看看清廷当时对部分高官的调整：
两广。总督劳崇光因协饷不力被调离，换成和曾国藩关系很好的晏端书和毛鸿宾。之后，湖南人郭嵩焘担任广东巡抚。太平天国起事的发源地被曾国藩老乡牢牢控制，太平军想杀回老家，恐怕比登天还难。
四川。骆秉章（原湖南巡抚）调任四川总督，在长江上游为湘军协饷。他是楚军左宗棠的上级、湘军的友军。在出任之前，一直是湘军基地湖南的父母官，湘军出省后，为其筹兵筹饷，不遗余力。四川布政使刘蓉则是曾国藩同乡密友。这样，长江上游也被曾国藩势力严加控制。后来，太平军石达开部全军覆没在四川大渡河，与当地清军作战坚决不无关系。
湖南。继任湖南巡抚的毛鸿宾是曾国藩同年、旧交，完全遵守前任巡抚骆秉章所定规范和惯例，勤勤恳恳做好湘军的后援工作。同时，湖南又是太平军北上东下的重要通道，守住这里，太平军想回头去两广，已断去路。
湖北。巡抚、湘军元老胡林翼在当年秋天卒于任上，继任者严树森系胡林翼一手提拔起来，绝对可靠。
湖广总督官文一向不谙政事，诸事决于家奴。他是刚刚逝世的湘军元老胡林翼的上司，能力稍逊，但经过胡林翼反复指点，对湘军也不会掣肘。湖北地处长江中游，也是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主战场，双方在这里反复较量，互有输赢。
江西。沈藻桢经曾国藩密保，被破格提拔为巡抚。
安徽。巡抚李续宜是湘军名将李续宾弟弟、曾国藩的湘乡老乡，绝对可靠。
江苏。李鸿章乃曾国藩的门生、幕僚，经曾国藩保奏为江苏巡抚，并命其组建淮军。
浙江。巡抚左宗棠为人正直，才华横溢，虽与曾国藩性格不和，但左氏顾全大局，心系国家，在为国为民之事上与曾国藩绝对一致。
赣、皖、苏、浙四省最高军政统帅不是曾国藩的亲信、学生，就是顾全大局的正派之人。曾国藩在这里放开手脚，重新打开一片天地，具有得天独厚的政军条件。而这一切都是清廷有意提供的。对此，曾国藩心知肚明。
清廷的这个战略布局不能不说是富有远见，考虑周全，为曾国藩和湘军提供了最佳的战略环境和最没有后顾之忧的保障。至此，湘军决战天京的战略大格局已经形成。粤、川、鄂、湘、赣这些地方围住了长江下游太平军的中央根据地和主要活动区域，挡住了太平军在各个战略方向上的发展，把太平天国的活动拘束在长江下中游战略区范围内。而且这些地方大多是富庶和人口密集的区域，可以源源不尽地为湘军提供军饷、物资、兵员、军需等各种保障。从战略上看，清廷已高出太平天国统治层一筹。
曾国藩的谋划
1862年1月，清廷诏令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仍继续统辖苏、赣、皖、浙四省军务。3月3日，加命曾国荃为江苏布政使，“惟该省军务紧要，毋庸回避”。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亲弟弟，率领的部队是湘军主力，也是湘军精锐。曾国荃求战心切，不仅指哪打哪，而且只要有机会，便主动进攻。
这给曾国藩又增加了一个决胜天京的重要砝码。
早在1859年11月，曾国藩就在《遵旨悉心筹酌折》中提出“先剪枝叶、后拔本根”的总体战略进攻计划，确定先战安庆、再战天京的谨慎求稳、稳中求进的战略步骤。为此，湘军首先发动安庆会战，在1861年9月得手，打开了通向长江下游和天京的水陆战略通道。天京外围门户洞开，湘军只要在这个方向上持续投入重兵集团，沿江东下，天京将暴露在湘军打击之下。
1861年11月，曾国藩受命钦差大臣节制四省之后，立刻召集幕僚认真讨论了天京会战的具体作战计划。湘军成军之初有过惨痛的教训。
1855年的湖口之败（今江西鄱阳湖入长江口处）和1858年的三河镇之败（今安徽合肥市肥西县东南部），都是急于求成、孤军深入造成的。曾国藩作为一介书生，并不谙熟军旅，他在与太平军多年血战中艰苦摸索，最终抛弃急于求成、速战速决的思想，采取谨慎求稳、稳中求进的战略指导方针。
1862年3月，曾国藩在奏陈天京会战的计划中写道：“用兵之道，可进而不可退，算成必兼算败。与其急进天京、师老无功而复退，何如先清后路、脚跟已稳而后进。”反映了曾国藩稳扎稳打、力求主动，扫清外围、再攻天京的战略指导思想。
湖口之败：此役发生在西征太平军节节败退之际，是扭转天京以西战局的转折点。1854年底，曾国藩率军进攻湖口，欲歼灭鄱阳湖内的太平军水营，然后进图九江。石达开和罗大纲等将领放湘军轻便船只入湖内，阻其笨重战船于湖外，分割包围进攻，大获全胜，把曾国藩的座船都缴获了，气得老曾要跳水自杀。
三河镇之败：1958年8月，陈玉成率军攻占皖北重镇庐州后，与李秀成共同夹击江北大营。
湘军悍将李续宾率军5000余人欲乘机夺回庐州，伺机东进，不料在肥西三河镇被阻。10天后，陈、李二人击破北大营，回援庐州，以绝对优势兵力全歼该部湘军，湘军悍将李续宾战死。
此役粉碎了湘军东进的企图，使其元气大伤，年余不敢东犯。对太平天国来说，则鼓舞了士气，稳定了江北战局，保障了天京安全和物资供应。
《遵旨通筹全局折》，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5），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第34页。
依据“先剪枝叶、后拔本根”的战略调整，他制定了以安庆为调度指挥中心，“三面出击、四路进攻”的战略战役计划。三面：东面，江苏巡抚点，进图苏、常二州，一方面牵制苏州太平军李秀成部，一方面保护上海“富甲天下”的财源；同时，李部从东面对天京施以威胁，使守军不能全力对付湘军天京西面的进攻方向。南面，浙江巡抚左宗棠率楚军由安徽进浙江，收复杭州，与太平军李世贤部对峙；同时，左部从天京南面对天京施以威胁，压缩天京防卫范围。西面，为湘军主攻方向，曾国藩坐镇安庆大营，直接指挥作为主力的湘军水陆各军，兵分五路沿长江向东北稳步推进，兵锋直指天京。其中，曾国荃部自安庆沿江东岸直趋天京；曾贞干部先在长江东岸清扫芜湖一带太平军，而后迂回向北直攻天京；彭玉麟率水师顺江而下，协助陆师攻剿两岸太平军据点，并承担军事交通运输任务；鲍超部从青阳（今安徽池州青阳县）进攻宁国府（今皖南宁国），打通安徽门户，通往江浙，从南部迂回天京；张运兰部守护徽州（今黄山市徽州区），防止太平军入赣，屏障皖南和江西。
因为咸丰皇帝临终遗命，谁夺得天京就可封王，故曾国藩对天京的直接进攻并没有考虑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而是由其直接统率的湘军完成。他详细筹划了湘军四路进兵会攻天京的计划：南路，湘军主力曾国荃部先沿西岸攻取巢湖、和县，东渡长江后与彭玉麟水师攻金柱关，取芜湖后沿江东北上，从南面雨花台一带进逼天京。北路，多隆阿部由江北进兵，经全椒、浦口，先攻浦口南面太平军九洑洲要塞，而后渡江进逼城北和城东紫金山一带，断太平军北撤的后路。东南路，鲍超部攻克宁国后，从句容、高淳方向进军，屯驻于天京之东南隅，配合曾国荃部。东路：李续宜部自镇江向天京进兵（后因李续宜部被阻于湖北，改由驻守镇江的冯子材部和鲍超部一同负责）。各军遥相呼应，互为依托，使整个战场联成一气。这个战略部署极其稳健、慎重周全，也符合当时的战场形势和清廷的要求。
因长江在安徽境内向东北方向斜流，通常以此段长江为标准确定东西和左右。
金柱关：在安徽省当涂县西5里，濒临长江，为皖南众水出口之处，百脉会聚之区。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撤太平郡城垣及城中居民房屋移建新城在金柱关，将此地作为天京与皖南交通要道和军事重地。
1861年底，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攻占浙江大部，并威胁湘军腹地江西，有截断湘军后路之虞。清廷圣旨频催各军援浙，左宗棠更是急不可耐，一心想攻入浙江夺回自己的老地盘。曾国藩顺势开辟了李鸿章率领新练淮军分赴上海、太湖，与英法联军及常胜军共守上海据浙江战场。
太平天国战略防御作战示意图(1858~1864年)
1862年初，太平军忠王李秀成部以苏州为基地第二次进攻上海。上海自1842年开埠之后，发展迅速，很快成为清政府的财赋重地。“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清廷十分担心上海的安危，为此又急催各军援沪。曾国藩自然对这项巨额饷源十分在意，可惜身边一时没有合适人选。为及时扩大湘军饷源，曾国藩派李鸿章率新练淮军从安庆乘坐洋人的火轮船隐蔽奔赴上海，并在苏南展开攻势，开辟苏南战场。
苏浙战场的开辟，一方面扩大了湘系集团的实力，保住了江浙的饷源之地，并不断攻城掠地；另一方面牵制和分散了太平军回援天京的兵力，有效配合了湘军主攻天京。
显然，曾国藩虽然谋划了三面出击的总体布局，但战场重心还是集中在天京以西战场，在江浙一带征战的李鸿章淮军、左宗棠楚军只是偏师。直捣天京、拔其本根才是清军的战略重心和目标，这一主要任务由曾国藩坐镇指挥、曾国荃具体组织实施。这也是曾国藩精心筹划、有意留给自己，并要一以贯之的战略思想。
《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6），第12页。
湘军东进
那时，咸丰临终的封王遗命广为流传。大清开国以来，对在世臣子封过异姓王的只有屈指可数的5个人，而且以藩王为主。攻下天京、受封为王，自然会青史留名，传颂千古。更何况是以军功封王，实为臣子们最大之追求和最高之荣耀。为此，湘军集团在被赋予“肃清东南”的任务之后，各将领作战非常勇猛，士气十分旺盛，军锋甚锐。
“曾铁桶”进围天京
1861年3月24日，新擢为江苏布政使的曾国荃意得志满，带领新募湘军1万余人自安庆出发，挟着清廷的眷顾和新锐的威风沿江而下，拉开了东征天京的序幕。彭玉麟、鲍超、曾贞干等部也随之而动，相互呼应配合。湘军水陆并进，巢县、和州应声而下，剑锋指向天京外围。
5月26日，曾国荃部的前锋抵扎江宁镇的板桥。曾国荃现地勘察天京外围的地形之后，认为应该首先攻克天京南面的秣陵关。秣陵关当时环水巍峙，是进京主要通道，攻克此关即可控制天京的南大门。同时，还要夺取长江东岸太平军据点大胜关、三汊河，以保证陆师运粮之路和水师立营之所。
曾国荃
湖南湘乡人，曾国藩的九弟。所率湘军称吉字营，为曾国藩军嫡系中的嫡系。围困天京达3年之久，1864年终于破城。因善于围城，又精于长壕法，有“曾铁桶”之称。又因在天京城破后大肆屠杀，“沿街死尸十之九者为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人称“曾剃头”、“曾屠户”。后来，他北上剿捻失败，称病退职。左宗棠曾问曾国荃“一生得力何处？”曾答：“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即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义王孙可望、平西王吴三桂。
于是，曾国荃将首攻目标指向秣陵关。28日，太平军守关将领慑于湘军声威，献关降敌。29日，大胜关太平军担心湘军长期围困大胜关，乘夜纵火毁垒，放弃了大胜关要隘。湘军遂一举进占大胜关、三汊河。这样，湘军占领了向天京进攻的出发阵地，并保证了粮道的畅通。
为策应孤军突进的陆师，彭玉麟亲率水师主力从金柱关急速沿江而下，与曾国荃军会师。5月30日夜间，曾国荃一部配合彭玉麟水师进攻江心洲太平军阵地。两军炮火轰鸣，战况十分激烈。后来，湘军水师派出部分兵力突击登洲，之后又在芦苇之中偷袭太平军营垒。湘军点燃江心洲上的芦苇，纵火烧杀，熊熊大火趁着大风烧了10余里，太平军伤亡惨重。当时天气恶劣，西风呼啸，水波汹涌，双方炮火轰鸣，风声、水声、炮声、厮杀声合在一起，其状惨烈。彭玉麟后来给曾国藩的信中讲道：“火烈风狂，人声鼎沸，贼不知若干官兵，多自慌乱，我军幸以成功，破此三十余里之洲夹，否则不易为攻。”江心洲、蒲包洲全被湘军攻陷，并夺得太平军100多艘炮船、几百尊大炮。天京上游的太平军各据点尽数被湘军肃清，彭玉麟水师趁机进泊天京护城河口（今秦淮河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