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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合.4

作者:王洪光 当前章节:15367 字 更新时间:2026-6-18 10:15

参考文献

一、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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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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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罗尔纲.太平天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1

民国篇

第21例:同盟会江浙联军攻克南京

(1911年11月24日~12月2日)

武昌起义成功后,南京郊区的徐绍桢率新军第9镇积极响应,进攻南京,惜败。随后,他在同盟会领导人陈其美等人的支持下,调集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的革命军,共同组建江浙联军,再次攻打南京,终成。这场战役因战斗激烈、战果辉煌而彪炳史册,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的奠基之战,中国历史由此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作为此役最大功臣,徐绍桢居然不是革命党。而且,按照围城军一般应数倍于守城军的规律,1.4万革命军似乎没有可能打败张勋等率领的2万清军,最后却做到了,这靠的不仅是血性和勇气,更是成功的战术。这一战还有两个亮点:一是革命军中出现了女子敢死队,二是天堡城成为战役关键。

南京承受革命之重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让清王朝迅速分崩离析。武昌首义后,湖南、陕西两省随后同时举旗革命。接着,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江苏、贵州、安徽、浙江、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在20天内相继宣告独立。此时的清王朝大势已去,奄奄一息,回天无力。

辛亥革命示意图

本文中出现的“镇、协、标”都是清朝绿营兵军制的称呼,但清朝新军实际编制仿照当时德国陆军编制,“镇、协、标”对应现代军制分别为“师、旅、团”,通常一个镇下辖两个步协、炮标和马标,每个步协下辖两个步标,后文中有对新军的介绍。

王朝最后的反扑

辛亥武昌首义虽取得胜利,但当时的清政府仍然拥有北洋六镇的优势兵力,局面仍可应付,遂立即调集兵马准备向湖北的革命党人反扑。

全国各地都在闹革命,清政府把镇压革命的重点放在了武汉方向,这样看似简单的决策,包含了清廷统治者两个方面的考虑:北洋六镇:甲午战争后,清政府鉴于湘军和淮军在战争中的糟糕表现(在朝鲜战场和东北战场均大败于日本陆军),着手建立一批新式陆军,其中天津的新式陆军初名“定武军”。袁世凯继任新建陆军天津督办后,将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八国联军侵华时,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由于参加“东南互保”,没有参加战斗,战后成为北方唯一的武装力量,随后扩编为六镇。

当时,清政府计划在全国建36镇,但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与众不同,其军官多为其亲戚或门生故旧,不像其它地方的新军,多为留日学生。因此,北洋六镇可以看作是袁世凯直接掌握的武装,听从他的指挥。

一是治标治本。对于清政府来说,革命如同病患,找到病灶才能对症下药,标本兼治。在清廷看来,武昌首义就是闹革命的根源。清政府内阁在给清陆军大臣萌昌的密电中这样写道:“鄂省大兵云集,须并用兜剿解散两法,否则武汉用兵得手,势穷四窜,湖南、安徽、江西立溃……武昌一下,大局立定。”

二是便于用兵。京汉铁路于1906年建成,这时早已通车。这条交通大动脉直接连结北京和武汉,完全改变了原来从华北到华中交通不便的状况。北洋六镇兵力部署集中在京畿和奉天一带,可沿京汉铁路南下,在最短的时间内直达湖北。

清王朝为此孤注一掷,决定调集精锐兵力。1911年10月14日,清政府编成第1、2、3军,以陆军第4镇及混成第3、11协为第1军,先期赶赴湖北;以陆军第5镇为主编为第2军,派冯国璋督率,听候差遣,实际上是预备队;以禁卫军及陆军第1镇编为第3军,守卫京畿。

辛亥版“围魏救赵”

早在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对革命起义地点和革命形势发展问题就有着深刻的看法。他指出:“南京虎踞东南,形势所在,但必须上下游同时起义,才有成功希望。”江浙地区的革命党人也认为:“欲占苏、杭两地,非取南京不可。如果没有南京,则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难以自立,遑论进取。所以南京实为战略上必争之地,关系国家整个局势。”

《清内阁寄萌昌等妥慎筹办反扑武汉逾旨》,见《清陆军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胡绳武、戴鞍钢:《中国20世纪全史》(第1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363页。

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92页。

清军大举南下,11月1日夺占汉口,迫使革命军退守汉阳。11月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江苏“反正”。在随后的4天时间里,苏州、无锡、镇江、常熟、扬州等地纷纷宣布独立,只剩下南京未宣布独立。11月16日,清军开始进攻汉阳,全国革命形势顿时紧张起来。此时,南京仍为清政府地盘,苏浙与武汉革命军无法相互呼应,一旦清军攻占汉阳和武昌,再顺长江东下与南京的清军会合,那么整个江浙地区的革命形势则危在旦夕。

武汉的形势虽然危急,但放眼全国,危险中还是包含机会。清军的主力全部被吸引集中在武汉一带,无力顾及其他地区。革命党人的主要军事力量集中在江浙一带,如果去救武汉,因路途遥远,很可能尚未到达,武汉就已经失守,且容易被清军各个击破。南京则已是一座孤城,如果革命党人集中江浙兵力就近攻打南京,必然将从总体战略形势上缓解武汉方面的压力,上演一出辛亥版“围魏救赵”的好戏。后来,黄兴也曾对此局势深刻分析道:“为今之计,宜并撤武昌,率师攻南京,用以出奇制胜,局势可观也。”这样的机会稍纵即逝,南京遂成为革命的重心和希望。

新军成了掘墓人

无论同盟会还是光复会等革命派,在最初期的革命斗争中都缺乏武装力量对抗清政府的经验。他们最让清政府胆寒的一招就是刺杀,遇到什么阻碍革命的封建顽固势力,二话不说就是扔炸弹、打暗枪,以致于后来在民国政坛叱咤风云的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早年都是出名于行刺。

这样激进的革命行为,放在今天估计得被定性为“恐怖主义活动”。革命党人也觉得行刺解决不了大问题,没有军队,革命就不能成功。但问题是怎样才能快速建立革命军?

清政府鉴于旧式军队腐败不堪,集中人力物力编练新军。到辛亥革命前夕,共练成新军14个镇、18个混成协和4个标。清政府含辛茹苦,花费巨大,才把这支新军建立起来,视作镇山之宝。由于新军的文化水平普遍高于其他军队,易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于是革命党人也看重这支武装力量,将其视为革命军的主要来源,不断在新军中进行宣传策动。

《辛亥革命史稿》(第3卷),第192页。

光复会:清末著名革命团体,又名复古会。1905年11月,光复会在上海成立,陶成章任副会长。光复会的政治纲领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主张以暗杀和暴动作为主要革命手段,主要活动范围在江浙一带。光复会后有不少会员加入中国同盟会,部分会员仍然以光复会名义活动。1912年,光复会解体。

辛亥革命中,新军共有7个镇、8个混成协、3个标,全体或部分参加了起义。这些觉醒的力量转变为革命军,后来都成了革命军的顶梁柱。清政府终究白忙一场,不过是为革命党人做了嫁衣。

1905年,清政府决定编练新军第9镇。1907年,徐绍桢出任第9镇统制(相当于现在的师长),位居二品。在征召新兵的过程中,徐绍桢竭力招收知识青年入伍。他认为士兵只有懂得天文、算学、格致等科学知识,才能掌握新式武器。1908年,清政府举办“太湖秋操”(演习),南京第9镇和湖北第8镇互为假想敌,结果兵力数量不占优势的第9镇反而获胜,得到清廷和驻华使节的高度赞扬,徐绍桢因此名声大振。然而最富有戏剧性的是,湖北第8镇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南京第9镇更成为覆灭清王朝的最后推手。

徐绍桢

生于广东番禺,祖籍浙江钱塘,是明代开国将领徐达14世孙。他不仅专心研究天文、历法、农学、算学,还潜心研读近代新战术以及各国军事军制。曾建藏书楼“学寿堂”,至辛亥革命时已藏书20余万册,后来被张勋焚毁。晚年著有《共和论》、《四书质疑》、《三国志质疑》、《勾股通义》、《六书辩》等。

新旧碰撞

武昌起义爆发时,南京城内的军事政治力量明显分为旧军、新军两派。旧军势力以拥戴清王朝的两江总督张人骏为代表,军队以张勋江防营、赵会鹏巡防营和江宁将军铁良的旗兵等为主,共约2万人。新军第9镇总兵力有1万多人,其中5000多人驻防南京城内,其余兵力分驻镇江和江阴。旧军势力极端仇视革命,效忠清廷,其中尤以张勋最甚。新军中的广大官兵多为知识青年,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对清廷的腐朽统治普遍不满,加之革命党人在第9镇中广泛宣传革命思想,使得不少官兵倾向革命。从这些实际情况来看,新旧两股力量之间的碰撞不可避免。

铁良(1863~1938年):满洲镶白旗人。联军攻克南京后,铁良返回北京与皇族党,反对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建立后,在青岛、大连、天津等地进行复辟活动。

直到今天,南京城里都仍然留有“三十四标”、“马标”、“炮标”和“标营”等这些极具新军特点的老地名。第34标位于今天的杨公井、八一医院一带;第33标位于御道街附近的标营与后标营;马标和炮标在今南京军区大院内。辛亥革命时,第9镇驻地略有变化,第33标移驻三牌楼;第34标新军移驻花牌楼;马标驻仪凤门,炮标仍在小营附近。

张勋

江西奉新人。父母早丧。30岁入伍,当年就赴广西参加中法战争。1901年调北京,担任端门护卫,是慈禧和光绪的扈从,很可能在此期间培养了对清室的感情,加之后来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和南洋大臣(这对一个孤儿来说已是很高成就),后来才有“辫子军”及复辟闹剧。辛亥革命中,被革命军赶出南京;“二次革命”时又杀回来并屠城。1917年复辟失败后一直蛰居天津德租界不出,直至1923年病逝,应属铁杆保皇派。孙中山评价张的复辟之举:“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可悯。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之也。”

有枪缺弹的第9镇

作为新军第9镇的统制,徐绍桢并不是革命党,甚至连立宪派都不算。他一开始只是想当一个好官,以富国强兵和保家卫国为己任。徐绍桢曾多次上书朝廷,力陈忠君爱国思想,还极力主张先实行征兵制、后推行立宪。他同情革命,却又未完全转向革命。逼迫徐绍桢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清王朝自身。

由于武昌起义是由新军第8镇发起的,所以清政府处处提防新军,新军第9镇也不例外。张勋甚至乘机向两江总督张人骏挑拨:“所谓新军全是革命党,无一可靠。”张人骏也担心新军第9镇效法武昌起义,因而对徐绍桢不信任,改由张勋江防营和赵会鹏巡防营负责南京城内的防务,每兵补充子弹500发,同时调驻扬州的王有宏部10个营至南京,加强对第9镇的戒备。为防止第9镇突然起事,张人骏还收缴了第9镇的大部分弹药,每个士兵平均配发不到5发子弹,后又从第9镇调出6门大炮和6门机关炮。这使得徐绍桢十分愤怒,加深了对张人骏的不满。

新军与旧军的冲突也逐渐加剧。“新旧两军同驻一地,新军鄙视旧军,旧军嫉忌新军,双方之间,不无隔阂,于是新旧两军便成冰炭。”徐绍桢觉得处处掣肘,南京城内是呆不下去了,遂决定将部队移驻到距南京城南30公里的秣陵关(今属江宁区秣陵街道)。张人骏也觉得新军在城内迟早是个祸端,巴不得第9镇早点离开,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徐绍桢率部移驻城外。

徐森等:《第九镇秣陵起义和江浙联军光复南京亲历记》,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第236页。

徐森等:《第九镇秣陵起义和江浙联军光复南京亲历记》,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235页。

张人骏

直隶人(今河北丰润人)。1909年任两江总督。武昌起义爆发后,张人骏准备以张勋的兵力在南京顽抗到底。在江浙联军的攻击下,张人骏知道守不住南京,托美籍传教士、鼓楼医院院长马林出面,与联军接洽,假装投降,然后趁机从城墙上悬箩筐逃出城外,躲进停泊在下关的日本兵舰上,逃往上海。后又亡命青岛、天津等地,以清朝遗老自命。他的侄女是著名女作家张爱玲。

徐绍桢之所以移驻秣陵关,当然有自己的打算。从地理位置上看,秣陵关相比南京城郊其他地方,交通方便,四通八达,没有长江阻隔,是个“四通之地”,处于机动位置。此地向北至南京一日行程,朝发夕至,或夕发朝至,地势较为开阔,没有天然阻碍,向东可以经句容去往镇江,往西南可以通芜湖江边。换句话说,移驻秣陵关是个进可攻、退可走的选择。

10月30日,第9镇移驻秣陵关后,张勋就派人监视新军动向,铁良的亲信桂城还企图行刺徐绍桢,江防营甚至在距离秣陵关北面不远的方山架设了6门山炮,准备随时向新军开火。这些举动让第9镇官兵怒不可遏,纷纷要求起兵举事,新、旧两军的矛盾也已经到了爆发点。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即使没有革命党人的策动,徐绍桢可能都忍不下这口气。

清政府南京的大员们分明就是在给徐绍桢“穿小鞋”,处处刁难,激逼徐绍桢造反。

仓促起义

范鸿仙

安徽合肥人。他是一位得到孙中山表彰、蒋介石追认、毛泽东肯定的辛亥革命元老。孙中山评价“范君一支笔胜十万师”,毛泽东说他主办的《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他参与谋划了广州起义和武昌起义,一度担任安徽铁血军总司令,还救过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的命。1914年,他在上海发动讨袁运动,被袁世凯派人刺杀身亡,与宋教仁、陈其美并称“民国三烈士”。

在江浙联军攻克南京的人物谱上,有一位容易被遗忘的先烈———范鸿仙。范鸿仙受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指派,负责南京方面事务,并在南京设立机关部。

同盟会中部总会:同盟会的分支机构,负责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活动,1911年7月3日由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在上海正式成立,并派人到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等省联络,加速了武昌起义的进程。

范鸿仙多次冒险往来于上海和南京之间,策动徐绍桢起义。他对徐绍祯分析当时形势说:“清廷无道,百姓分崩。今义师奋起,海内响应,此天亡之时,将军明德英才,总兹戎重,苟动桴鼓,扶义征伐,孰敢不从?以此诛除胡虏,匡济华夏,诚千载一时之机会也。”面对张勋的挑衅,范鸿仙一针见血指出:“张勋兵临阵前,倘不奋起杀敌,必然被他宰割。当今之时,只有召将士,众擎协力,击败江防军,才能顺人心,振士气,而为天下之倡。”11月3日至5日,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相继光复。消息传到第9镇兵营,新军士气大振,攻打南京的呼声高涨。范鸿仙在3天之内调集“炸弹1200颗、购手枪300支”运往南京,约定武器弹药一到,便发动起义。

但徐绍桢没等到武器弹药全部运到就率部仓促起义,于11月8日提前开始攻打雨花台。徐绍桢为何在缺少弹药的情况下仓促起义?这其中有什么情况?

就在11月7日晚上9点多,埋伏在南京城内的原第9镇马标排长苏良斌派人送信给徐绍桢,说已密约巡防营、督署卫队营士兵半夜起义,以放火为信号,请第9镇部队攻城接应。徐绍桢难辨真假,而且也来不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迅速调动部队,故未采取行动。当天夜里,苏良斌贸然纵火,督署附近卫队和汉西门的革命党人误认为新军发动起义,同时响应。起义的革命党人随即打开城门,却未见大军来到。王有宏立刻带兵镇压,杀伤众多起义者。张勋也在南京城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并将城门紧闭,加强防守。

收到苏良斌报信后,徐绍桢虽未立刻采取行动,却误以为南京城内的守军大都已经起义,随时可以策应第9镇发起进攻。有部分官兵认为此时枪支弹药还未到位,不能轻易发动起义,“不如稍迟两日再行发动”。

刘文典:《范烈士鸿仙先生行状》,载《范鸿仙》,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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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蓉:《辛亥革命前后的范鸿仙》,扬州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第18页。

徐森等:《第九镇秣陵起义和江浙联军光复南京亲历记》,见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240页。

但徐绍桢则表示不用考虑弹药问题:“已和江防军方面接洽妥协,新军进城时他们决不抵抗,就是这几粒子弹也并不需用,不必等待沪弹运来。”官兵们听了这话,以为徐绍桢把南京城内的守军都搞定了,就大张旗鼓准备出发“攻城”。他们还不知道,徐绍桢在这个问题上的纰漏和大意,把他自己和第9镇的弟兄们都给“忽悠”了。

兵败城南

11月7日,徐绍桢定下具体的攻城部署:参谋长沈同午为攻城总指挥,分兵3路进攻:由朱元岳指挥右路纵队经曹家桥向通济门攻击,进城后占领督署(今总统府旧址);傅蝓率领左路纵队经铁心桥、安德门向汉西门(今汉中门)进击,进城后占领饷械局(今清凉山附近);沈同午自率中央纵队从花神庙进击雨花台,进城后即分兵由下关渡江,占领浦口。

8日拂晓,第9镇官兵按既定部署由秣陵关向城南挺进。这是辛亥革命中蔚为壮观的一幕,第9镇广大起义官兵在每人只有不足5发子弹的情况下,凭着对徐绍桢的充分信任,群情激昂地去攻打固若金汤的南京城。徐绍桢还让人不断向前进部队传送消息:“聚宝门已经开放,专候新军入城;或传雨花台已树立白旗,迎接新军。”中午11时,中央纵队的先遣骑兵到达位于雨花台南面2公里处的花神庙。新军在附近高地用望远镜观察雨花台情况,结果一面白旗也没看到,又打空枪试探动静,结果立即有实弹打来。本来想高高兴兴进城去,但现在看来,一场恶战是在所难免了。

中央纵队展开成战斗队形向雨花台前进,左路纵队向望江矶(今花神大道与紫荆花路交叉口附近)一线展开,右路纵队也前进顺利。但设在石马村(今将军大道与胜太西路交叉口北面)的起义军司令部却与前方失去了联系,三个纵队相互之间也不通音讯。下午5时,总指挥沈同午得到情报,城内苏良斌部起义已经失败,但仍有一支炸弹队埋伏在城里,准备与攻城大部队里应外合。于是他派出传令兵,命令各纵队全线出击,进行夜袭。

徐森等:《第九镇秣陵起义和江浙联军光复南京亲历记》,见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240页。

徐森等:《第九镇秣陵起义和江浙联军光复南京亲历记》,见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241页。

当天晚上7时左右,中央纵队强攻雨花台,发起冲锋。当部队冲到距雨花台只有1公里的地方时,士兵仅有的5发子弹早已用完,只得隐蔽在田埂后。9日凌晨,中央纵队组织了敢死队。他们仅在手榴弹的掩护下,一度占领雨花台东岗,并徒手夺得两挺机枪。但终因后续部队未能跟上,被清军夺回阵地,几十名敢死队员也壮烈牺牲。

在激烈的战斗中,虽然第9镇官兵作战英勇,战术灵活,但由于没有弹药供给,部队分散行动,无法配合,导致伤亡惨重。中央纵队和左、右两个纵队均无进展。9日天亮时,战斗局势已经明朗,攻城无望。为避免更大的伤亡,沈同午下令全线撤退。攻城部队相继撤出战场,经秣陵关退往镇江方向。

伺机再举

11月7日,就在秣陵关起义的前一天,第9镇驻镇江的第18协35、36标部队在第36标管带林述庆的率领下也发动了起义。

林述庆倾心革命,接同盟会中部总会密令,准备光复镇江。与南京情况不同,第9镇在镇江弹药充足,兵强马壮。起义当天,林述庆派兵包围镇江城,威慑守城旗兵,同时派人前往旗营劝降。镇江的清军自知“不堪一战,又大势已去,非镇江一隅所能抵抗”,即缴枪投降。几乎不费吹灰之力,镇江就宣告光复独立。

林述庆

福建闽县(今闽侯)人。辛亥革命时,主导光复镇江,并率军攻打南京,率先攻入,自任江宁临时都督。后反对南北议和,被袁世凯虚位(中将加上将衔)供在北京并看管起来。

“宋教仁案”发生后,他表示不满,扬言南下起兵复仇。1913年,赴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家宴后暴病,一周不到即去世。现在多认为他被袁世凯暗中毒杀。

有的史料和资料上说是3发。

张立瀛:《镇江光复史料》,载《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68页。

11月11日,秣陵关起义失败后退至镇江的第9镇余部,经收编均纳入林述庆麾下。林述庆即以第9镇几乎所有兵力为基础,改建为“镇军”。林述庆本人更是一步到位,相当于从一个团长直接升至军长,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至此,第9镇这个番号不复存在,官兵们以镇军的全新面貌出现,厉兵秣马,伺机再举。

重振雄风

秣陵关起义失败后,徐绍桢赶赴上海,与同盟会中部总会和各地革命党人驻上海的代表会商。上海都督陈其美主持会议,探讨全国革命形势。当时革命党人的力量日益壮大,不断有新的省、市宣布独立,同时武汉被清军重兵围攻,苦苦支撑。淞军参谋长犹龙分析道:“欲定大事,非速攻南京不可。南京一日不下,武汉必危。武汉不支,则长江一带,必不能保,满虏之焰复炽,祖国亡无日矣!”会议经过讨论,认为“南京之得失,关系民族之存亡,非攻克南京不足以完成江苏革命之任务,且无以挽回武汉革命之颓势。”同盟会中部总会决定组建江浙联军,推举徐绍桢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联军会攻南京,发展东南各省革命形势,支援武汉。

徐绍桢一扫秣陵关起义失败的阴霾,决心拿下南京,重振雄风。

内部波折

镇江是向南京进军的出发阵地。11月13日,徐绍桢先期在镇江设立司令部,林述庆推举陶骏保为参谋长。随后,陈其美又推举顾忠琛为总参谋长。既然陶骏保担任参谋长,为何陈其美还要再设一个总参谋长?这其实都是源于秣陵关起义失败后,徐绍桢和林述庆之间产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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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忠琛(1880~1945年):江苏无锡人,早期同盟会会员。他有功于辛亥革命,但在“七七事变”后投靠汪精卫汉奸集团,1945年7月病死于南京。

林述庆依着自己光复镇江有功,又接收了第9镇的余部兵马,根本不把徐绍桢放在眼里。徐绍桢起义兵败后到镇江,“要求和林一叙,而林竟拒绝,说徐还有什么面目来见他。”林述庆甚至发表通电,公开反对徐绍桢任联军总司令。陶骏保与林述庆曾有师生情谊,也偏向林述庆,并多次挑拨林述庆与徐绍桢的关系。根据曾任镇军参谋长的许崇灏的回忆:“陶颇有野心,欲往镇江军政分府,故怂恿林氏改称都督,自己则乘机攫取分府地位。”此外,陶骏保还牵涉“截留攻宁子弹”,“上海运过镇江车站的子弹,迟迟不能接济攻宁部队,遂使南京的联军,几乎溃败”。徐绍桢是个很顾大局的人,但陶骏保私心毕露。林述庆率领的镇军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陈其美等人为了争取革命力量的团结,只能暂时让步,同意陶骏保任参谋长。但陈其美不放心,遂推举顾忠琛以参谋总长的身份制约林述庆和陶骏保。陶骏保毫不收敛,甚至还对陈其美评头论足:“陈其美既知江苏一省都督太多,妨碍统一,则陈之沪军都督亦应取消。”陶骏保这个人也确实不灵光,虽然野心不小,但工作能力一般,人际关系也搞不好,最关键的是私心太重,不顾全大局。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后,陈其美秋后算账,即以“阴谋挑拨离间,贻误戎机”等罪名,将陶骏保在上海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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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和士:《苏宁光复杂录》,载《辛亥江苏光复》(江苏文史资料第40辑),第67页。

孙福基:《光复南京时联军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页。

许崇灏:《镇江新军起义和镇军会攻南京纪实》,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254页。

陈其美

浙江湖州人。13岁丧父,到当铺作学徒,挣钱供其长兄和弟弟上学。后来,他从留学日本的弟弟口中得知日本富强,决定不再干当铺,跑去混社会,立志为国富强,后成为青帮代表人物,更成为孙中山得力助手,还将把兄弟蒋介石介绍给孙中山认识。辛亥革命时,领导光复上海,随后任沪军都督。南京光复,他是重要的筹划者和支持者。

1912年指使蒋介石刺杀光复会首领陶成章,但自己也于1916年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其兄陈其业是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

江浙联军

尽管革命军内部有矛盾和波折,但总体上没有影响同盟会组织联军并向南京进军。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命令江浙地区革命军出师援助徐绍桢。光复会陶成章首先响应,主持浙江政府临时参议部,通过了“浙军出师南京”的决议,并成立浙军出师司令部,后与沪军和吴淞军政府组织的淞军,由上海开赴镇江。

11月15日至20日,江、浙、沪各革命军陆续开至镇江及其西南地区。江浙联军总兵力约1.4万人(具体编制见下表),内含“镜清”、“保民”、“楚观”等14艘舰。

江浙联军同时发布檄南京文:“洗二百年来之奇辱,会看赤日之再起;拯大千世界之沉疴,快捣黄龙而痛饮。”江浙联军此时众志成城,雄伟壮烈,气吞山河,对南京志在必得。

江浙联军主要军力构成一览表

淞军从上海乘火车出发时的情形

镇军列队登车情形

攻防部署

11月16日,徐绍桢在镇江都督府召集军事会议,讨论攻打南京的军事计划。联军一致认为南京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必须慎重对待。会议定下了先驱逐南京城外清军、夺占外围要塞,再攻取南京城的总体作战方针,并作出兵分3路的具体作战部署。北路,以淞军为主攻占沿江乌龙山、幕府山炮台。中路,以镇军、浙军为主,右翼镇军由尧化门攻紫金山天堡城,左翼浙军由麒麟门经马群、孝陵卫攻朝阳门(今中山门)。南路,以苏军为主,经淳化镇进攻雨花台,继而向聚宝门(今中华门)方向发展。此外,以李竟成率镇军一部和扬军徐宝山部沿长江北岸经六合向浦口进攻,准备截断清军向北逃窜的退路;海军开至乌龙山、幕府山、下关一带江面,掩护岸上陆军进攻;沪军担任总预备队。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5页。

《江苏省志•军事志》(下册),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932页。

面对江浙联军大兵压境,清军张人骏、铁良、张勋等人决定死守南京城。张勋江防营负责守卫紫金山天堡城、雨花台和各城门要地;旗兵和巡防营负责机动作战;清军司令部设在城内居中的北极阁;总兵力大约2万余人。清军准备依靠坚固城防、有利地形以及武器优势与联军大战一场。

单从兵力数量来看,江浙联军进攻南京的总兵力不过1.4万人,而防守南京的清军兵力达2万余人。这样的兵力数量对比和攻防态势,着实让人为联军捏了一把汗。在兵力数量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江浙联军如何打赢这场攻坚战?事实上,江浙联军定下的作战方针和作战部署,以及南京城内的实际情况,弥补了联军兵力不足的缺憾:第一,联军先期夺占南京外围据点的作战方针,可方便机动地集中兵力,在局部地域内形成数量优势,从而分割聚歼南京外围分散之敌,不断蚕食清军的防守兵力。

第二,联军从镇江方向进攻南京虽兵分3路,但用兵方向都是从东往西,进攻路线也大致保持平行。因而,这3路兵马可以互为依靠、相互支援,对南京城防的关键要塞形成分进合击之力,从总体上保证主要进攻方向兵力集中。

第三,从守方看,南京几乎成了清廷在东南地区的“孤岛”,除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张勋等人因职责所在不得不留守外,其余大小地方官员皆知大势已去,纷纷作鸟兽散。清军很难得到后勤供应和作战物资的持续保障。至于驻防的军队、巡警等下层军官和士兵虽无法逃跑,但也没有什么顽强斗志。清军的军心普遍不稳,在一定程度上也抵消了其兵力数量的优势。

夺占外围

1911年11月24日,江浙联军夺占南京外围各据点的战斗打响。11月26日,徐绍桢将江浙联军总司令部移至麒麟门外小白龙山,准备首先将“城外各敌垒扫除净尽”。

24日夜,淞军司令黎天才指挥北路淞军和浙军游击营乘军舰在乌龙山北麓登陆,准备攻占乌龙山炮台。黎天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被誉为“黎老虎”。

北极阁:南京城内的一座丘陵,位于南京市鼓楼东面,北依玄武湖。明代的“观象台”即设在北极阁。民国时期,竺可桢在北极阁筹建了中国近现代第一个国家气象台。

小白龙山:从中山门沿宁杭公路一直向东,到麒麟镇十字路口,往北走2公里多的小山,就是小白龙山。1936年徐绍桢病逝上海,次年春国民政府将他安葬在小白龙山原江浙联军总司令部旧地。

《联军合围,敌将王友宏死城下》,载《江浙联军光复南京纪事》,上海市档案馆藏。

24日夜,淞军司令黎天才指挥北路淞军和浙军游击营乘军舰在乌龙山北麓登陆,准备攻占乌龙山炮台。黎天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被誉为“黎老虎”。

黎天才

彝族,云南丘北人。早年曾随冯子材参加抗法战争。辛亥革命时期,参加了光复上海战斗,随后率淞军参与攻克南京。1917年12月4日,黎天才在湖北襄阳率第9师全体官兵宣布独立,脱离北洋政府,震动全国。1927年在昆明病逝。

同盟会会员官成鲲曾任幕府山炮台台官,与炮台官兵关系密切。他暗中联络策反乌龙山、幕府山等炮台的台长。乌龙山炮台内起义士兵首先开栅内应,迎入黎天才所部。25日,淞、浙两军继续配合,激战数小时,攻占幕府山炮台。清军顿失城北两座堡垒,城垣北部暴露出来。这时,驻守在下关江面的清水师13营的40艘战船起义,下关东、西两座炮台也投向联军。幕府山和乌龙山炮台属张勋江防营管辖,江防营移驻城中后,已将炮闩取走,储存在下关炮台,炮台不能开炮。官成鲲派人潜入下关炮台取来炮闩,从幕府山炮台向北极阁清军司令部,仪凤门、太平门城垣的清军猛烈轰击,震慑并压制守城清军。

11月25日拂晓,中路主力浙军先头部队100余人在马群与清兵遭遇,陷入重围。清军在马群(今栖霞区马群街道)至孝陵卫这一主要防御方向上部署了四道防线,约七八千人。中午12时,浙军司令朱瑞亲率主力部队赶到,与清军展开激战。浙军依据马群高地,以步炮结合的战术,层层突破清军防线。猛攻数小时后,至下午4时,浙军攻占孝陵卫,击毙清兵2000余人和巡防营统领王有宏。26日拂晓,张勋率千人出城反扑。徐绍桢亲临前线,至五棵松(今栖霞区五颗松)高地督战。当天下午,沪军一部及骑兵队赶来增援,联军全线出击,将张勋部击溃,并进抵朝阳门(今中山门)外。

孝陵卫:位于今南京中山门外紫金山南麓,明孝陵陵门东南侧,因明孝陵的卫戍部队曾驻守此地而得名。

《绪战开始》,载《江浙联军光复南京纪事》,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史料上记录清军在此部署了7000多人,但很可能并没有这么多的兵力。

朱瑞

浙江海盐人。辛亥革命时期参与光复杭州,后率浙军支援南京。因光复会与同盟会的隔阂,拒不响应孙中山讨袁的“二次革命”。

朱瑞也因此得到袁世凯的信任,1915年被袁世凯策封为一等侯。次年因肺疾在天津病逝,不过34岁。

11月28日,镇军李竟成部会同扬军徐宝山部占领江北六合。29日,联军开始向浦口方向挺进。

徐宝山

镇江丹徒人。身材魁梧,臂力超人,武艺高强,刀枪棍棒无所不精。早期是江湖上一大盐枭,从淮河至长江一带都是其势力范围,鼎盛时门徒曾有数万之众。在辛亥革命中率部光复了扬州、泰州等地后投向袁世凯,令革命党人大为恼火。1913年5月14日,革命党人张静江抓住徐宝山嗜好古董的特性,将炸弹放入预制的古董箱内,徐开箱时被当场炸死。现扬州瘦西湖内的徐园便是其祠堂。

张勋江防营的老巢就在浦口镇,此时仍有驻军4000余人,炮20门。

30日下午3时起,双方在龙王山(今距长江大桥6公里的宁六高速公路旁)、宝塔山(今浦口区泰山新村南侧)、泰山庙(今浦口区泰山街道泰西路宣化山)一带展开激战。张勋的守军虽然在炮兵火力上占优势,但“放炮不准,弹多飞越,而开花者尤少。”当天夜里12时,忽然下起大雨,由于后勤保障跟不上,部分联军支持不住,向六合撤退。12月1日拂晓,清军又增援江北1000余人。就在联军缺少弹药与清军苦苦相持不下的情况下,联军的后续部队赶来增援。双方激战至下午6时,清军溃败而逃,徐宝山、李竟成率部乘胜攻占浦口。

至此,江浙联军基本攻克南京外围各据点,开始围攻南京及其近城据点。

攻克南京

11月28日,徐绍桢召集江浙联军主要将领开会,商讨攻城策略,并于当天下午6时向联军各部队发布训令:“一、各军队确遵今早会议及命令实行,竭力攻击,以冀达目的;二、今夜进攻如炸药力不足,未能进城,各军队仍退原处,异日再举;三、各军队随时将寇兵诱出城外,痛加剿洗。”

在这个训令中,徐绍桢非常在意两点:一是弹药问题。可能受秣陵关起义失败的影响,他特别强调如果炸药不足就不要继续进攻;二是作战方针问题。他提醒联军各部应当尽可能把清军诱出城外剿灭,坚持在城外消耗清军兵力,减少攻城的伤亡。

要塞天堡城

联军在夺占南京外围据点时,进展较为顺利,使守城清军基本上处于被包围的态势。但还有紫金山天堡城要塞尚未拿下,张勋在此驻扎江防营一部和旗兵700余人,配有机枪4挺、重炮10余门。镇军于11月24日对天堡城久攻不下,伤亡较大。11月27日,林述庆率领镇军后续部队经尧化门、迈皋桥进抵紫金山下,参与攻打天堡城。

陆小波:《光复浦口之战》,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271页。

《联军合围,敌将王友宏死城下》,载《江浙联军光复南京纪事》,上海市档案馆藏。

正当联军鏖战于天堡城时,国内的革命形势也到了生死存亡之秋。

江浙联军攻克南京经过示意图

11月29日,正在指挥联军攻打南京的徐绍桢接到陈其美转来的汉阳失守急电。本就因为南京久攻不下而忧心忡忡的徐绍桢,接到这份电报,口吐鲜血,晕倒在地。徐绍桢事后回忆说,“时南京战殷,又报汉阳失守,余口吐鲜血数盂,军士惊异之,然余不觉也。”此时,江浙联军如若不尽快攻下南京,一旦武昌失守,清军顺长江东下,与南京守军内外夹击,辛亥革命将功亏一篑。

清末天堡城的具体位置

陈正卿:《徐绍桢与辛亥南京之役》,载《江苏文史资料》(第40辑•辛亥江苏光复),第234页。

天堡城据紫金山第三峰,临近南京城墙,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城最大的障碍。要攻下南京,必须先端掉天堡城要塞。

江浙联军对于天堡城军事地理的重要性也有着精辟的认识:“天保(堡)城者,据建瓴之势,洪杨(洪秀全、杨秀清)在金陵时筑以御寇者,所称钟山龙膊(脖)是也。远与乌龙、幕府两山,雨花台诸炮垒相为犄角,近与狮子山、富贵山各台夹辅城垣,为金陵第一要塞。”《本攻队袭天堡城克之》,载《江浙联军光复南京纪事》,上海市档案馆藏。

自太平天国时期建造到后来,天堡城一共发生过3次著名的争夺战:第一次是曾国荃湘军先占天堡城而破太平门;第二次就是江浙联军的天堡城攻坚战;第三次则是“二次革命”期间,江苏讨袁军与袁军在天堡城的血战,讨袁军失守,袁军进入南京城肆掠。

紫金山天文台内天堡城遗址

从天堡城位置俯瞰玄武湖和南京城区

从天堡城位置俯瞰富贵山,近方位曲折城垣为明城墙,图右高地为富贵山

天堡城上建的天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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