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余两次战役在本书中均有详细叙述，读者可以翻阅对比。
天堡城要塞修建于太平天国时期，南北长32.7米，东西宽62米，位于南京太平门外紫金山西峰山顶，今紫金山天文台内。它是紫金山第3高峰，可俯瞰整个南京城。
审视这3次天堡城争夺战不难发现，攻方一旦稳固占据天堡城，南京城破就几乎成为必然。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综合地理、历史、军事多种因素，笔者总结了三个深层次的原因：第一，南京明城墙总体按地形走向据险设防，特别是城濠宽度和城墙高度都达到了中国古代城防的极致。明城墙以外秦淮河、玄武湖、前湖、琵琶湖、月牙湖等为城濠，外秦淮宽达120米，其余湖面更宽；明城墙的高度平均在14~21米，厚度底宽14.5米、顶宽4~10米，为历代城墙之最，炮火很难轰塌，只有墙下埋设大量炸药才可能炸垮。城濠和城墙分别具备迟滞和阻止进攻的功能，两者的结合基本上让南京城防无懈可击，所以城墙外围的水系是关键。然而百密一疏，在位于太平门附近的城垣，横跨富贵山和紫金山之间的鞍部，形势险要，俗称“龙脖子”。这个鞍部实际上只比东西两侧的紫金山和富贵山低一些而已。由于高于平地，水系绝断于玄武湖东南角和前湖北端。这一段城墙由于没有护城河保护，成为整个南京明城墙防御体系的薄弱环节。
第二，紫金山大大高于南京城，对南京成俯瞰之势，其第三峰更临近明城墙。只要占据第三峰，攻方就可就近瞰制“龙脖子”明城墙，火炮可打击大半个南京城。“龙脖子”尽头就是太平门，太平门孤悬龙脖子之下，其东边朝阳门（今中山门）和西边神策门距其甚远，难以向太平门增援。历史上也没有增援的记载。天堡城和地堡城就是太平军守军为了加强“龙脖子”城墙段防护能力和巩固太平门城防而修建的坚垒要塞。
但反过来看，天堡城一旦被攻方夺占，将立刻转变为进攻堡垒，反而更加减弱了“龙脖子”城墙段以及太平门的防御能力。
第三，从清末至民初，热兵器开始广泛使用，特别是火炮射程更远，成为战场上的利器。天堡城上可以俯瞰整个南京城，如若将火炮架设其上，可与南京乌龙山、幕府山、狮子山、雨花台等周边炮台形成交叉火力，可覆盖整个南京城区。其中，天堡城位置最高，离城最近（狮子山炮台亦近），射界最优，是火力配系中的主角。
从以上分析来看，江浙联军只要攻下天堡城，必然能够加速攻克南京的进程。11月30日，江浙联军总司令部召开会议，调整作战方案，决定“集中浙军、镇军、沪军近1万人合力攻打天堡城，同时以苏军进攻雨花台作为牵制”，势必将其拿下。
《中国近代战争史》，第51页。
南京城水系分布示意图
作出决策当天，联军向天堡城发起攻击，清军据险顽抗。在敌火炮和机关枪封锁下，联军伤亡较大，难以前进。浙军司令朱瑞当下决定组成近200人的敢死队，军官张兆辰、叶仰高振臂高呼，亲任敢死队领队。
下午3时，张兆辰与叶仰高各领百人分成两个支队，第一支队由张兆辰率领，从紫金山西部山坡绕到天堡城东侧实施迂回攻击；第二支队由叶仰高率领，从紫金山南面攻打天堡城西侧。在联军敢死队两面夹击之下，天堡城清军抵挡不住，便假装投降。联军信以为真，放松了警惕。清军突然枪炮急袭，联军伤亡惨重。镇军第3标3营管带杨韵珂受伤40余处，临终前高呼：“不夺此要塞，不要收殓我尸。”
江浙联军敢死队集合,准备强攻天堡城
江浙联军使用的大炮
清军的诈降诡计激怒了江浙联军，敢死队奋勇争先，冒死攻坚。“中华存亡在此一役！”“为共和而战！”等进攻口号声、喊杀声彼此起落，战斗之惨烈为辛亥革命之最。经一夜激战，至12月1日清晨，联军占领了天堡城，歼灭守敌700余人，联军阵亡160余人。天堡城攻坚战是攻克南京的关键一战，此战过后，联军占据了天堡城有利地形，南京城尽在炮火俯射之下。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百年风云1840-1949》，南京：南京出版社，1997年，第181页。
陈正卿：《徐绍桢与辛亥南京之役》，载《江苏文史资料》（第40辑•辛亥江苏光复），第234页。
再战雨花台
雨花台亦称石子岗，其岗地范围远不止今雨花台烈士陵园景区，而是向西南延伸，岗峦起伏，雄踞南京城南，是南京城南的咽喉重地，与紫金山互成犄角之势，并堵在秦淮河向南河曲之南，与明城南城墙隔秦淮相望，素有金陵南大门之称，古时越城就卡在此处。雨花台作为军事要地，清代至民国均设有炮台。雨花台东、西炮台就位于雨花台中岗的东、西高地之上，地势多元，射界开阔。联军若能控制雨花台，东可进攻通济门、光华门；西可进取水西门、汉中门；正面可直攻聚宝门（今中华门）。
徐绍桢率新军第9镇起义时，因弹药不足而兵败雨花台。这回江浙联军以苏军为主力，再战雨花台，以牵制清军增援天堡城的兵力，也为徐绍桢一洗前辱。
11月26日，苏军司令刘之洁率苏军由淳化镇向上方镇进发，下午占领高桥门，翌日晨攻占上方镇，进逼雨花台。27日至28日，苏军进至七桥瓮附近，距离城墙只有3公里远，守城清军“据石城坚守不出，居高临下，非步枪所能仰攻。”苏军进攻受阻。30日，刘之洁率领苏军主力向雨花台发起进攻，并分兵一部攻打通济门、光华门。一时间，南京城东南炮声隆隆，杀声阵阵。苏军前仆后继，奋勇战斗。12月1日，苏军终将雨花台炮台攻下，随后调转炮口轰击聚宝门的清军，接着一鼓作气攻占了聚宝门，打开了南京的南大门。
七桥瓮：位于南京市东南方向秦淮河与运粮河汇合口的南面，因为桥上有七个桥洞而得名。
明朝时曾是拱卫南京东南面的一个门户。太平天国时期，清军与太平军在此也有过两次激战。
孙筹成：《回忆江苏光复》，载《江苏文史资料》（第40辑•辛亥江苏光复），第39页。
雨花台之役阵亡将士人马合冢
雨花台战斗中牺牲的200多位联军烈士遗体，连同死去的军马，一起被安葬在雨花台东侧梅岗的山坡上。南京市政府多次拨款修缮。1999年重修墓冢，新建了花岗岩弧形照壁。这里四周苍松翠竹环抱，环境庄严肃穆，是辛亥革命在南京的一处重要纪念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雨花台之战中有一支部队特别显眼和突出，即女子敢死队。以尹维峻为队长的女敢死队员和苏军一起投入战斗，英勇拼杀。尹维峻是浙江嵊县人，早年就加入了光复会，长期追随“鉴湖女侠”秋瑾从事革命活动。秋瑾在绍兴英勇就义后，她悲痛欲绝，继承秋瑾遗愿，继续联络革命党人，在上海一带从事反清活动。上海光复后，尹维峻即在上海组织30名女子敢死队赴南京参战，并将敢死队取名为“荡宁队”。尹维峻为人刚直豪爽，在战斗中身先士卒，有勇有谋，屡建战功，被革命党人称为“当代的秦良玉（明末著名女将，历史上唯一被《二十五史》加载将相列传的女性）”。
女子敢死队雨花台参战情形(手绘图)
张勋落逃
攻破天堡城的同时，南京城附近的几个制高点雨花台、幕府山等处已在联军掌控之中，城破已成定局。
夺占天堡城后，联军随即升起革命旗帜，居高临下向城内清军据点和军营开炮。守城清军军心涣散，纷纷弃城而逃。镇军在天堡城夺获敌炮8门，炮弹10余箱，但仅有一门德式山炮完好，即操此炮向太平门内的富贵山炮台轰击。发炮者为原第9镇炮标有名的神炮手于魁。于魁曾与德国炮兵顾问比试实弹射击，获得锦标。德国顾问称赞道：“中国有君，可与我国之炮相媲美矣。”于魁目测距离后，对富贵山炮台连发20余炮，均告命中，富贵山炮台和营房先后塌倒，炮台守兵溃散逃离。接着，北极阁清军司令部、总督衙门等处亦被击中。
12月1日，就在联军炮击南京城时，躲在北极阁的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彻底明白南京城是守不住了，遂通过加拿大籍传教士、鼓楼医院院长马林出面与联军接洽，商谈投降事宜。张人骏和铁良提出了四个投降条件：“一不杀人民，二不杀旗人，三准令张勋率所部北上，四准令张人骏、铁良北上。”徐绍桢则表示，其他条件都可以答应，就是不能放走张勋，并代表江浙联军提出受降条件：“一、张勋暂拘，俟临时政府成立再议；二、张勋所部兵士徒手出城；三、由联军派员监视遣散；四、张勋搜括库款八十万缴出充饷。”徐绍桢所提出的四个受降条件，还真有点“对人不对事”的意味，全是针对张勋。这也不奇怪，张勋在南京杀了太多的革命党人，恶贯满盈，江浙联军岂能轻易放过他。徐绍桢同时还要求12月2日中午前必须给予满意答复，否则就立刻发起总攻。就在议和的同时，徐绍桢也定下了攻城部署。
程家模：《南京陆军第九镇起义始末》，载《江苏文史资料》（第40辑•辛亥江苏光复），第194页。
马林：原名威廉×爱德华×麦克林（WilliamE.Macklin）。南京鼓楼医院建于1892年，马林为首任院长，当时南京民间称鼓楼医院为“马林医院”。
《张人骏、铁良、赵会鹏弃城出亡，张勋走徐州》，载《江浙联军光复南京纪事》，上海市档案馆藏。
《张人骏、铁良、赵会鹏弃城出亡，张勋走徐州》，载《江浙联军光复南京纪事》，上海市档案馆藏。
江浙联军攻占天堡城后在紫金山顶架设大炮
张人骏和铁良见议和基本无望，也顾不上张勋，于12月1日夜间，潜至南京城垣西部的石头城，坐在吊篮中让人从城墙上放到城外，悄悄逃到下关一日本兵舰上前往上海。同一天，张勋率领残兵2000余人，出城西汉西门（今汉中门）经大胜关（今南京长江三桥附近）渡江逃往徐州。
12月2日，江浙联军按照预定的攻城部署，全面发起总攻。联军攻城部队所向披靡，势如破竹。苏军自雨花台入聚宝门，镇军自紫金山入太平门，淞军入仪凤门，浙军入朝阳门。留在城内的江防营统领张联升等率部投降，打开太平门，使镇军率先进城。3日，扬军也全面占领浦口。
镇军进入南京城时，林述庆即兴作诗抒发豪情：“降幡高拂石头城，日照雄关万角声。如此江山收一战，居然还我汉家营。”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辛亥革命诗歌选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0页。
联军入太平门
清军出城缴械
联军占领后的仪凤门
联军占领后的北极阁
奠基民国
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在辛亥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这场战役中，江浙联军虽在兵力数量上处于微弱劣势，却能在短短的数天内攻克南京，取得重大胜利，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联军各部精诚合作，协同作战。江浙联军各部虽然来自不同地区，但能够团结一致，在联军总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协同配合，一致对敌。另一方面，作战计划和部署合理得当。特别是主攻方向明确，集中优势兵力攻克天堡城和雨花台，抢占制高点，破解了清军的防御优势。
辛亥革命蜡像馆(南京灵谷寺无梁殿)
南京光复时距武昌起义仅52天，距汉阳失守仅5天，扭转了革命军孤守武昌的不利形势，减轻了武昌方面的巨大压力，使武汉局势转危为安。清军在汉口、汉阳的胜利变得毫无意义。从武昌到上海，长江以南的大片土地已成为革命军的地盘，清王朝大势已去。徐绍桢虽不是革命党人，却为覆灭清王朝、奠基民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此，南京成为新的革命中心，为中华民国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奠定了基础。就连当时的日本报纸也评论道：“南京胜于武汉，将来建设中央政府较武汉为尤适。”孙中山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陈其美在通告各省联军攻克南京的电文中称：“从此东南大局稳固无虑。”
南京各界对江浙联军进入南京城表示热烈欢迎。南京商会在欢迎词中写道：“幸赖我联军司令上下一心，我同胞军士牺牲性命，救生民于水火之中……我宁人得以安享和平幸福，而商人财产无恙，受福尤多。”
《辛亥革命史稿》（第3卷），第194页。
孙中山：《建国方略》，载《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44页。
《沪军都督报告南京光复电》，载《江苏文史资料》（第40辑•辛亥江苏光复），第288页。
《江宁商会欢迎联军词》，载《江苏文史资料》（第40辑•辛亥江苏光复），第289页。
同盟会为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徐绍桢与林述庆之间发生矛盾，导致徐绍桢一度打算辞去总司令一职。陈其美为此劝他：“惟公既担任大事，切勿以一二人之私见而生退缩。”这样才使徐绍桢打消辞职念头。联军向南京进军前，最缺的是武器弹药和军饷。徐绍桢致电陈其美等人，要求尽速筹措。上海制造局当时已在同盟会的掌控中，陈其美下令日夜赶造武器弹药运往南京。同盟会还动员上海各界募捐军饷，苏州等地支援联军前线的气氛也十分热烈。这些后方的保障工作极大支持了江浙联军的前线作战。
浙军攻克金陵阵亡诸将士之墓(位于杭州)
清朝自入关、建立王朝、发展鼎盛以及到后来的衰败，一直奉行歧视汉人的民族政策，其中虽有缓和，但总体上没有根本改变，这导致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日益积累。从同盟会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可以看出，整个辛亥革命的核心任务就是推翻清廷政府，并将驱逐满人作为“革命的第一目标”。
陈正卿：《徐绍桢与辛亥南京之役》，载《江苏文史资料》（第40辑•辛亥江苏光复），第232页。
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
纪念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的蜡像(中为孙中山,最右为徐绍祯)
同盟会等革命派虽不承认满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但也没有因为历史上的民族仇恨而对满人进行迫害，反而在革命胜利时对满人加以保护。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后，徐绍桢即下令“见有骚挠（扰）旗民者准以军法从事”，并派宪兵保护满人。这样的事例在辛亥革命中极为普遍，体现了中华民族宽广的胸怀和博大智慧。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于继承中华血脉和传统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
明王朝为清朝所取代后，南京作为明朝开国定都之地，寄托着汉族人民的归宿感和认同感。南京光复，即被选定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清帝正式退位后，孙中山率官员在明孝陵举行祭祀典礼，意在宣告重归中华正统。在祭谒明太祖朱元璋的陵文中，孙中山说道：“郁郁金陵，龙蟠虎踞，宅是旧都……乔木高城，后先有辉，长仰先型，以式来昆。
伏维尚飨。”南京这座城市，承载了近代中国人对于整个民族国家救亡图存的强烈信念和期望。
《总司令入城》，载《江浙联军光复南京纪事》，上海市档案馆藏。
《孙中山文集》（上册），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489页。
参考文献
一、档案资料
1.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G].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
2.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G].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3.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G].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
4.辛亥江苏光复(江苏文史资料·第40辑)[G].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1
5.江苏省志×军事志(下册)[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
二、研究专著
1.军事科学院《中国近代战争史》编写组.中国近代战争史(第3册)[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2.江苏社会科学院.江苏史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3.林家有.辛亥革命运动史[M].中山,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4.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3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5.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运动史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6.胡绳武、戴鞍钢.中国20世纪全史(第1卷)[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7.黄蓉.辛亥革命前后的范鸿仙[D].扬州大学硕士论文,2002
8.龚春英.辛亥革命前后的徐绍桢[J].扬州大学硕士论文,2004
三、研究文章
1.吴讱.辛亥新军九镇秣陵关起义失败原因初探[J].南京师大学报,1990(2)
2.何振东.辛亥革命百年祭[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7)
3.吴庆州.明南京城池的军事防御体系研究[J].建筑师,2005(2)
4.浙江省档案局编研处.底定民国———江浙联军攻克南京.浙江档案[J].2011(11)
5.王明德.论南京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与影响[J].江苏社会科学,2005(2)
6.龚春英.论辛亥革命前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8)
7.王耀伦.论新军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J].宁波教育学院院报,2001(9)
8.刘伟、张佩佩.南京国民政府国庆纪念中的辛亥记忆[J].安徽史学,2011(3)
9.青石.探访南京辛亥革命遗迹[J].华人时刊,2001(10)
10.许亚洲.辛亥革命南京一战[J].文史精华,2001(11)
11.朱煊.紫金山古战场[J].档案与建设,2003(4)
12.刘峰.辛亥革命与光复南京[J].档案与建设,2001(6)
13.赵子云.辛亥革命中南京光复前后[J].文史春秋,2011(6)
14.沙兰芳.辛亥光复南京纪实[J].江苏地方志,2011(5)
15.周新国、张进.新军第九镇起义问题探微[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
16.吴讱.徐绍桢和林述庆的矛盾以及陶骏保被杀害[J].南京师大
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3)
第22例：江苏讨袁军南京保卫战
（公元1913年7月~9月）
1913年7月到9月间，继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及革命党人领导了反对袁世凯专制统治、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讨袁战争，史称“二次革命”、“癸丑之役”。因讨袁战争的主要作战地点和作战方向发生在江西和江苏，又称“赣宁之役”。
讨袁战争在江西打响后，南京随即响应。然而，由于革命党人对整个战局形势和作战方针存在误判，先期江苏讨袁军没能抓住袁军的弱点集中精锐力量出击，后来又只是在南京城内坚守血战，最终导致整个战局的溃败。
此役，总指挥黄兴离开了，有作战经验的安徽督军柏文蔚也走了，南京城防的总指挥居然是个写诗的文人何海鸣。不过，他的指挥倒没什么问题，革命军守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众我寡，孤立无援。值得一提的是，为保卫南京而抵抗袁军最力的不是江苏籍官兵，而是湖南籍官兵，他们在失败后被张勋下令“斩尽杀绝”。
辛亥后的乱象
1912年元旦，在南京原两江总督府里，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在誓词中说道：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孙中山的这段誓词有两个让人疑惑的地方：第一，既然就任大总统，为何只能当个“临时工”？第二，如果国家稳定了，为何还要辞去大总统的职务，莫非孙中山想成为“中国的华盛顿”？想解答这些疑问，都要从辛亥革命后中国混乱的政局说起。
革命成僵局
自武昌起义开始，辛亥革命的势头在南方发展迅猛。此时的大清王朝已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清政府只能依靠袁世凯统辖的北洋军去镇压革命。
袁世凯在表面上继续维持清政府，但革命形势的发展难以阻挡，在湖北等战场北洋军伤亡惨重，难以继续向长江下游地区进攻。这时，袁世凯利用革命党人妥协调和的倾向，施展政治诱骗手腕推动南北停战议和，以赢得人心。清政府想用袁世凯镇压革命，革命派则承诺以临时大总统职位作为交换条件，使袁世凯出手彻底结束清朝的统治。袁世凯借此左右逢源，成为清政府和革命派竞相争取的抢手货。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激起了新一波革命浪潮。29日，各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组建南京临时政府。
因为当时还没有进行正式的国会选举，政府属于临时机构性质，所以孙中山这个总统也只能是个“临时工”。袁世凯对此恼羞成怒，立即使南北和谈公开破裂，并把罪责推到革命党人头上。由于清帝尚未退位，在袁世凯的要挟下，立宪派、旧官僚等势力极力要求孙中山承认南北议和中秘密达成“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的协议。
北洋军：袁世凯积极扩编北洋军事武装，将清末新军9镇（师）11万人和巡防营旧军4万人扩大为新式陆军12个师及16个混成旅，共计约22万人。
立宪派：阶级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也有部分地主、官僚和商人。虽然立宪派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但与封建的旧思想和旧秩序有着紧密关联，本质上属于保守势力。
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运动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92页。
孙中山迫于协议，只能在就职誓词中强调说，如果清帝正式下台，自己就立即卸任。1912年1月上旬，袁世凯一方面筹划逼迫清帝退位，同时再次质询革命党人如何在清帝退位后推自己为总统。孙中山明确答复：“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可谓是相当幼稚，把革命斗争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拱手相让革命果实。最终，辛亥革命在妥协中陷入无进取的僵局。辛亥革命的不彻底，造成了后来革命党人只能发动“二次革命”。
窃国游戏
1912年1月中旬起，各地立宪派、列强驻华使团及商会等机构不断造势，纷纷致电要求清帝退位。1月16日，袁世凯亲自导演了一场逼宫大戏，联合内阁诸大臣以全体辞职的方式向清廷施加压力。本来清廷在革命打击下已近乎垮台，又遇上内部“集体罢工”这样的软对抗方式，便彻底崩溃。
就在清廷召开“御前会议”商决清帝退位后事的同时，袁世凯迫不及待向孙中山要求：南京临时政府在清帝宣布退位后48小时内即行取消，由他在北方重新成立临时政府以接管全国政权。袁世凯希望以此一箭双雕，将清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同时铲除，可谓是机关算尽。
袁世凯
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为人老谋深算，处事果敢，曾受李鸿章赏识。他善于抓住机会：乘淮军没落，编练新军；乘清政府陷入革命危机，取得内阁总理和北洋大臣之职；乘革命军力量不足，取得中华民国总统职位。
他也有一定的创新思想，是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的创立者，并且赞同改革，如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和工厂等。如果不是复辟称帝，历史对他的评价可能会完全不同。
《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页。
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名义颁发清帝退位诏旨，诏书中特意写道：“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明眼人一看便知，肯定是袁世凯在诏书上做了手脚，以表示他的权力继承自清廷，和革命政府没什么关系，不用受到南京方面的约束。
孙中山希望以共和制度来约束和改造袁世凯，所以拒绝撤销南京临时政府。他还通电袁世凯，严正指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但面对袁世凯咄咄逼人的出招和内外压力，孙中山于2月13日，即清帝退位第2天，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提出辞呈，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15日，参议院进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为牵制袁世凯的势力，孙中山提出定都于南京，让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办公。2月18日，孙中山授命教育总长蔡元培为团长，宋教仁、汪精卫等8人为成员，组成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专使团赴京。袁世凯很清楚，如果离开北京，自己就是个无兵无权的空头总统。2月29日，北京城内突然发生“兵变”，大群士兵在街头打砸抢烧，一时间北方地区人心惶惶。本来南京方面很多人就主张定都北京，这样一来，袁世凯借口北京形势不稳，需要留在北京稳住局面，赖在他的根据地不南下就职。
孙中山还想以法制手段来限制袁世凯，通过“临时约法”修改关于民国政体为总统制的规定，把政体改为内阁制。内阁制把大权赋予总理，总理由选举产生，总统不掌握实权，只是一个国家元首的象征。孙中山此举的目的在于以内阁钳制袁世凯，限制其权力。袁世凯根本不买账，于1912年3月23日经参议会通过，任命唐绍仪为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并负责组阁。
《临时公报辛亥年12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总统制：指国家大权赋予总统，总理由总统任命。
唐绍仪（1862~1938年）：清末民初著名政治活动家、外交家。1874年官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881年归国。任清末南北议和北方代表、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等，为中国主权、外交权益及推进民主共和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后来与汪精卫等汉奸卖国贼交往甚密，1938年9月30日在上海寓所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杀。
结果内阁中如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等实权部门，都清一色掌握在袁世凯集团手中；而司法、教育、农林等所谓的“冷衙门”则由其他阵营的人员担任。4月1日，孙中山正式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决议将政府迁往北京。至此，袁世凯成功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民国时期的南京地图
孙中山于1912年4月3日离开南京，他没想到在有生之年自己竟再没有回到过这个城市。1928年，民国政府为了准备孙中山灵柩回迁南京的奉安大典，在下关江边修建了新码头即中山码头，并新建了一条直接到达中山陵的大道。其中，自下关码头到鼓楼，是西北、东南走向的中山北路，鼓楼至新街口一段为南北走向的中山路，再从新街口到陵园，是东西走向的中山东路和陵园路，经过的朝阳门改称中山门。这条迎灵大道，现在仍旧是南京城市结构中的主干道，沿途繁茂的法国梧桐，构成了南京城市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一起血案引发的革命
宋教仁赞同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并极力主张实行西方的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制度。1912年8月，宋教仁在孙中山、黄兴等人支持下，将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等合并为国民党，任理事并代理理事长，准备参与国会选举。
1912年底至1913年初，中华民国进行了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选举结果，国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见下表）。
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各党当选席次比例图
国民党在国会参、众两院共获392个席位，虽未超过半数，但所占议席远远超过支持袁世凯的几个小党。这样的结果与宋教仁料想的一样，他天真地认为可以实现由自己组织责任内阁的理想。于是他到南方的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宣讲，主张成立责任内阁，制定民主宪法，并准备出任内阁总理。宋教仁不知道，他已成为袁世凯独揽政权的主要障碍。
国会选举结果出来后，袁世凯起初想拉拢宋教仁，派人送去一张50万元的银行支票，但被宋教仁拒绝。于是袁世凯密令内阁总理赵秉钧策划谋杀宋教仁，除掉这一心腹大患。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正要由上海启程到北京组阁时，遭到枪击行刺。宋教仁挨到次日凌晨痛苦逝去，年仅31岁。可惜到死他也没有完全认清袁世凯的真面目。
宋教仁遇难照
湖南桃源人。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唐绍仪内阁的农林部长，国民党的主要创建人，“二次革命”前被暗杀于上海。宋教仁在法治思想方面尤为杰出，其核心主要是反对专制独裁制度，主张建立责任内阁制，通过全国民主选举国会，由国会制定宪法。
令袁世凯没想到的是，仅过了三四天时间，宋教仁血案就被破获。不仅行刺凶手武士英、应桂馨被捕，而且铁证如山，足以表明袁世凯、赵秉钧都是主谋杀宋的人。上海地方检察厅宣布发传票给赵秉钧，要求其出庭受审。这把袁世凯和赵秉钧搞得十分头痛，赵秉钧号称“智多星”，想出一个厚脸皮的方法来对付，当即宣布在北京也破获了一个名叫“血光团”的暗杀组织，还栽赃嫁祸给黄兴，指认黄兴是该组织的头目，北京法院也要给黄兴发传票。上海、北京两地的报纸也跟着争斗。袁的嫡系报纸用头版大字标题写道“伟人造反”，说黄兴主使谋反。国民党上海的报纸则用大字标题“总统杀人”以做回应。此事愈演愈烈，袁世凯担心被牵扯太深，后派人杀死赵秉钧等，欲掩盖罪证。
赵秉钧（1859~1914年）：河南临汝人。早年曾投入左宗棠楚军，1902年被袁世凯委任为保定巡警局总办，成为清政府巡警之始，也算是中国警察制度的创始人。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后，赵秉钧先后任内务总长、国务总理，对维护袁世凯独裁统治不遗余力。1913年正式国会召开前夕，密谋策划暗杀宋教仁。后袁世凯为掩人耳目，准其辞去国务总理之职。1914年2月27日，赵秉钧在天津督署被袁世凯派人毒死。
余诗鸣：《中国政治百年风云实录》（上卷），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年，第79页。
李育民：《宋教仁为宪法流血》，《学习导报》，2002年1期，第42页。
宋教仁血案举国震惊，成为引发“二次革命”的导火索。孙中山闻讯后，立即从日本赶回上海，亲笔写下挽联：“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随着真相大白，国人逐渐认识到袁世凯企图独裁的本质，革命党人也决定重新拿起武器，商议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
群起讨袁
宋教仁血案发生后，孙中山主张立即以武力兴师讨袁，表示“非去袁不可”的决心。1913年3月25日，也就是孙中山赴日考察返回上海的当天，即邀集上海的革命党领袖商讨对付袁世凯的办法，孙中山提出“联日速战”的讨袁方略，主张革命党应先发制人，并由革命党控制下的各省组成讨袁军。
武力还是法律？
孙中山主张立即武力讨袁的理由是：“宋案证据确凿，人心激昂，民气奋发，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后悔终嗟无及。”而以黄兴、陈其美为代表的一部分革命党人则对武力讨袁缺乏信心，主张以法律程序推倒袁世凯。总体来说，黄兴等反对武力讨袁的理由有三点：第一，袁世凯上位以来，大力扩充北洋军，此时军事实力已经大为加强，革命党势力仅限南方五省，且情况复杂，如不量力而行，这五省也保不住。第二，列强迄今尚未承认民国，边地各省分裂活动日趋恶化，如果发生内战，列强借口干涉，中国就有被瓜分亡国的危险。第三，国会即将召开，宋教仁血案可以由法律解决，而不必诉之于武力。他为此强调：“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
孙中山针对黄兴主张“法律倒袁”反驳说：“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唯有武力。”孙、黄双方在究竟是使用武力还是法律方面争执不下。
《中国政治百年风云实录》（上卷），第79页。
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7页。
《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第517页。
《辛亥革命运动史稿》，第436页。
黄兴反对武力讨袁的理由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事实上经不起推敲。因为无论革命派采取什么措施，袁世凯对付革命党人最后的方式就是动武。柏文蔚后来在《五十年经历》中说：“宋案发生后，本党即应起兵讨袁，那时联盟五省实力尚属雄厚。袁世凯大借款尚未成功，各省军队内部尚能团结一致。”既然袁世凯以武力解决革命派的方针早就确定了，根本就不会变，如果不以武力反抗，岂不是坐以待毙？如此简单的问题，革命党人却陷入反复争执纠结中，从而丧失了用兵先机。
1913年3月,孙中山(前中)、黄兴(前左二)等人,与日本企业家在上海的横滨正金银行商讨集资讨伐袁世凯
《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第533页。
袁世凯备战
当革命党人还在为以武力还是以法律的手段进行倒袁而争论时，袁世凯早就开始谋划布局以武力绞杀革命派。袁世凯分步实施了其备战计划：
第一步，大力裁减革命军。
早在1912年4月下旬，袁世凯就着手准备裁减军队规模的相关事宜。他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专门研究和制定了一个“消纳各省军队”的规划。袁世凯在会上以军队太多、消耗巨大、人民不堪重负为由，决定先将全国95万军队裁减一半，缩减为50个师。
但袁世凯在裁军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并没有打算裁减自己的北洋军。北洋军不但不减，反而以各种借口扩充。北洋军当中，张勋的江防军扩编至1万多人，改称武卫前军；武卫军左翼倪嗣冲部扩充至10个营，后改称武卫右军；武卫右军右翼25个营扩编至30个营，改为拱卫军，段芝贵为总司令。裁军大刀全部落在革命党人所掌握南方几个省的军队身上。
湖北：经过裁军，到1913年3月已减为6个师，后又缩编为3个师1个旅。
广东：本来广东的革命军数量还是比较多的，有3个师和3万多民军。后民军全部被强制解散，到1913年3月只剩下2个师1个旅。
湖南：由5个师减到1个师，遣散5万人。
江西：减掉1个师。
南京：黄兴被袁世凯蒙蔽，大力裁军。本来南京周边集聚了近10万革命军，到1912年6月中旬只剩下三分之一，靠江苏本省供军饷编成3个师。
袁世凯通过裁军竭力削弱和瓦解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将南方革命军共裁减了近20个师。尤其南京方面被裁减的革命军数量最多，造成后来江苏讨袁军在南京保卫战中兵力不足，和袁军实力差距悬殊。
第二步，借外债打仗。
打仗是要花银子的，问题是国家刚刚经过辛亥革命战乱，政府穷得叮当响，去哪儿找那么多钱？袁世凯的办法是借，借钱也要把革命党打垮。
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与英、法、德、日、俄5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透过这个合同中极为苛刻的条件，可以先了解一下帝国主义列强是如何对中国进行盘剥的：
首先，合同规定债票只能按照票面价值90%发售，银行团再留6%的回扣。袁世凯实得借款总额的84%，即只有2071万余镑，另16%款额等于未借先还。
其次，合同限制了借款的两类用途：一类是用于裁军、整顿盐务和政府的行政经费；另一类是用于支付本次借款的首次利息，清偿赔款拖欠和各项债务，赔偿各国在辛亥革命中的损失，共计1078万镑。后面这个款项是借款到位，转手就得将钱交给外国人，又去掉将近一半。
最后，借款以盐税收入和关税余款为担保，规定外国人就任中国的盐务和税务部门的关键岗位，行使监督和管理的权力。
最后算算总账，袁世凯实际能拿到手的只有998万余镑，连借款总额的40%都没到，签这个合同完全是笔血本无归的买卖。但为了集资打仗，亏本的生意袁世凯也照做。
第三步，先发制人。
1912年初至1913年3月间，袁世凯大力调整和加强军事力量，形成对南方革命党人的先发优势，其军事布局调整主要包括：北洋军第6师部署在河南信阳，袁世凯的嫡系李纯任师长兼豫南镇守使；张勋的武卫前军驻守山东兖州；倪嗣冲的武卫右军屯兵安徽颍州。这是袁世凯监视南方军事动向的三支前线部队，不仅靠前部署，而且实力可观。另命雷震春为护军使，驻兵郑州；刘询为直隶混成旅旅长，驻河北廊坊；段芝贵的拱卫军分驻北京、彰德（今河南安阳）两地。
此外，第1师驻张家口，第2、3、4师驻京畿、直隶一线，担负护卫北京的任务。
军事力量部署到位后，1913年5月2日，袁世凯任命陆军总长段祺瑞为代国务总理，组成战时内阁。5月3日，袁世凯公然发布“除暴安良”令，矛头直指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6月，以不服从中央为借口，先后撤去反对大借款的国民党人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三人的都督职务。
段祺瑞（1865~1936年）：安徽合肥人。曾到德国留学两年军事，回国后投入袁世凯门下，成为其最得力的助手。中华民国成立后任陆军总长，其后一度代理国务总理，并镇压“二次革命”。1926年发生著名的学生运动“三一八”事件（即鲁讯著名文章《纪念刘和珍君》所述事件），他为表忏悔，到事故现场长跪不起，并发誓终生不再吃荤。“九一八”事变后，拒绝与日本人往来。1936年病逝于上海。
李烈钧（1882~1946年）：江西武宁人。辛亥革命时，曾劝说北洋海军主要舰艇起义，后任江西都督府参谋长，中华民国成立后任江西都督。1913年领导江西“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曾竭力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并且支持蒋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又向蒋力主抗日。1946年因高血压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