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保卫战过程中，这样的环境背景必然导致江苏讨袁军领导层意志摇摆，人心不齐，不断分化内耗，缺乏稳定坚强的领导者。江苏讨袁军的师旅长如走马灯似地更换，据统计，在南京保卫战前后数月内，讨袁军第8师师长先后更换了6人，第1师师长更换了7人，致使任何一任师长都无法真正发挥统率全师的作用。
江苏讨袁军的基层官兵则是南京保卫战中的坚强力量，堪称中流砥柱，充分体现了“二次革命”的革命精神。尤其是江苏讨袁军第8师纪律严明，始终保持着较高的觉悟，当时《民权报》报道：“第一师兵有临阵脱逃者，皆被第八师之兵一律枪毙。”。讨袁军的英勇行为受到南京人民的热烈称赞，广大市民自发为讨袁军送茶送饭，南京工商各界捐赠的罐头、香烟和其他食品更是堆积如山。袁军在南京之战中伤亡惨重，战事结束后，袁军剩下来的作战兵力，张勋部不到1000人，徐宝珍部只有200人，雷震春部不过800人。南京军民不屈不挠，为保卫南京浴血奋战，在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辉煌的篇章。历史上的这一页，不少南京市民也许并不了解。让我们记住“二次革命”南京保卫战的何海鸣、柏文蔚、冷遹和讨袁军第8师广大基层官兵们，是他们在推动历史的前进。
徐立刚：《“二次革命”中南京的下级官兵》，载《钟山风雨》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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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例：北伐军光复南京
（公元1927年1月~3月）
1927年1月，北伐军取得赣闽战场胜利后，兵分三路进军江南，会攻南京。北洋军阀、东南五省（苏皖赣闽浙）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见势不妙，屈降奉系军阀张作霖，从河北和山东搬来直鲁援军。经过2个月的激战，孙传芳及其援军兵败退守江北。南京在北伐军连续四天的猛攻下，于3月24日光复。
南京是孙传芳的大本营，但此役负责守城的却是张宗昌手下褚玉璞。不要小看了姓褚的，他是个土匪出身的神枪手，当年为张作霖击败吴佩孚立过大功。面对程潜所率的北伐军，他表现如何呢？南京城破在即，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却下令程潜暂停进攻，其中又有何隐情？
北伐集结号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各地军阀势力相继形成。军阀们为争夺地盘，扩充实力，连年混战，弄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打倒北洋军阀，结束动荡局面，已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
1926年6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颁布北伐动员令，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征讨北洋军阀各派系势力。
当时在全国有影响的军阀势力主要有三支：一是据有河南、两湖、陕西东部和河北一部的直系吴佩孚，拥兵约20万；二是从直系分化出来控制东南五省的孙传芳，拥兵约20万；三是盘踞东北、华北一带的奉系张作霖，拥兵约35万。而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时，只有8个军，兵力约10万余人，除去3个军各一部留守外，实际作战兵力仅5万人。虽然西北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山西阎锡山等地方军阀后来也声言加入北伐军阵营，但其力量远逊于吴、孙、张三大军阀，况且当时他们也不是坚定的革命者，随时都有脱离革命的可能。
北伐誓师
鉴于当时复杂的国内形势和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国民革命军在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的建议下，决定采取“利用矛盾、远交近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和“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放开张作霖”的斗争策略。首先以主力攻取“两湖”（今湖南、湖北），消灭吴佩孚，占领长江中游，而后视战局向中原发展，再消灭孙传芳、张作霖，进而统一全中国。
国民革命军第1军至第8军的军长依次为何应钦、谭延闿（由副军长鲁涤平代）、朱培德、李济深（由副军长陈可钮率军北伐）、李福林、程潜、李宗仁、唐生智。各军党代表依次为缪斌、李富春、朱克靖、廖乾五、李朗如、林伯渠、黄绍竑、刘文岛。
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8年，第233页。
加伦（1889~1938年）：苏联在华军事总顾问。历任远东共和国红军总司令、陆军部长、军事委员会主席。1924年10月被苏联政府派到广州，任广东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在创办黄埔军校、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以及北伐战争中有过贡献。冯玉祥曾说：“抱歉得很，国民革命的成就不应归功于蒋介石，而应归功于国民党和领导军事行动的加伦。”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回国。1938年在肃反运动中被捕，11月被处决。
1926年7月中旬，北伐军以疾风暴雨之势克复湖南长沙，火烧眉毛的吴佩孚急电孙传芳恳求其出兵增援。但孙传芳却打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旗号，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想等北伐军和吴军两败俱伤后趁机占领两湖，坐收渔翁之利。北伐军抓住这个时机，重拳出击，于8月底取得两湖战场汀泗桥、贺胜桥关键战役战斗的胜利。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全歼吴军主力。随后，北伐军向东全力转攻孙传芳的赣闽地盘。11月7日，北伐军攻克江西南昌，击溃了孙传芳的10万大军。孙传芳为自己过分贪心和投机心理付出了第一次代价。
军阀分布及北伐路线示意图
孙传芳“认父”乞师
孙传芳
孙传芳出身低微，靠姐姐的关系（嫁给袁世凯幕府王英楷为二房）才有机会读了几年书，得以考入军校，投身军旅。他聪明过人，军校毕业后仅2年就混到师长，替吴佩孚出镇东南。
1925年，而立之年的孙传芳通过驱奉战争一跃为东南五省联军司令，统兵20万，成为与张作霖、吴佩孚并驾齐驱的军阀三大实力派之一，迎来军旅生涯的最高峰。然而好景不长，在北伐战争中，他坐视吴佩孚被北伐军打败，自己随后也被赶出东南。之后，他利用张作霖的支持和宁汉分裂的时机，在徐州两战两捷，打败了北伐军。徐州连战连捷使其信心大增，企图收复旧地盘，渡江消灭江南北伐军。为此，他不惜破釜沉舟，渡江决战，不料一败涂地。孙传芳虽然逃脱，但已成光杆司令，不得不栖身奉系。壮年时，他穷兵黩武，曾有“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之语。晚年，他吃斋念佛，50岁时死于一个女刺客复仇的枪下。
头顶五省联军总司令桂冠的孙传芳连丢江西、福建两省后，变成了“三省联军总司令”。这位曾策马高坡、笑傲一切、大喊“作战消遣”的好战魔头在攻势旺盛、连战连捷的北伐军面前，不得不叹怜自己的渺小与无能。此时，摆在孙传芳面前的出路有三条：一是倾全力同北伐军再战，收复江西、福建，恢复原来的五省局面；二是暂取守势，力争保住现有的浙江、安徽和江苏三省；三是如果浙、苏、皖三省也保不住，就必须选择一个必保的立足之地。对于这三条出路，孙传芳反复掂量，难作决定。选择第一条出路，对孙传芳来说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防守都没有保住闽、赣两省，反攻收复更是谈何容易。选择最后一条出路，孙传芳又实在是不甘心，因为他手中还掌握着近10万大军。孙传芳绞尽脑汁，审时度势，最后决定选择第二条出路：力保苏、皖、浙三省。当然他也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三省保不住，他也要死保富庶税赋之地浙江及上海，作为自己的立足之地，伺机再翻盘。
孙传芳深知仅凭自己的力量固守浙、苏、皖三省不太现实，必须找个盟友和靠山。在环视国内诸路军阀后，他最后把目光投向了昔日的敌人、目前实力最为雄厚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当然要想“化敌为友”并非易事。孙传芳遂决定亲往天津拜见张作霖，动以利害，冰释前嫌。1926年11月19日，他化装成一个商人，搭乘津浦列车，只身北上。到了天津，为了与奉系结好，孙传芳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竟与比他小16岁的张学良拜了把兄弟，也就相当于认了张作霖作义父。正应了那句成语“认贼作父”，好在孙传芳自己也是“贼”。
12月1日，张作霖、张宗昌和孙传芳在天津宣布成立“安国军”，由张作霖任总司令，孙传芳为副总司令仍兼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为副总司令仍兼直鲁联军总司令。并疏通河南的吴佩孚，作军阀大联合，以与北伐军对抗。当时“安国军”第一步计划是：孙传芳军自江北撤退，让出苏皖北部地区给张宗昌的直鲁军，由张宗昌军从安徽进攻湖北、江西；张学良率领奉军由河北入河南，援助并督促吴佩孚军反攻湖北；孙传芳军防守江南，由浙江反攻江西。这一以攻对攻的战略计划甚是“宏伟”，如果张、孙、吴在张作霖统一指挥下统一行动，并且行动坚决，确实够北伐军喝一壶的。
北洋军阀同床异梦
一致对外的“安国军”虽然成立了，也有了“宏伟”的作战计划，可惜各大军阀之间并不团结，各怀鬼胎，各打算盘。
张作霖
出身贫苦，父亲早亡，随母改嫁。早年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做过土匪，后投靠清军。辛亥革命中在东北镇压革命党，后支持袁世凯称帝。通过打败直系，控制北洋政府，1927年在北京被拥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他本人也最喜欢人家叫他“大元帅”。蒋介石在南方清党时，他也在北方同样动作，绞杀了共产党人李大钊。1928年，他自知不敌北伐军，想回东北守住自己的老地盘，途经皇姑屯火车站时被炸死，终年53岁。他重视教育，投入东北大学的经费全国第一，是排名第二的北京大学的3倍。他面对苏联和日本的两面挤压毫不让步，被苏、日称为“压不倒的小个子”。1931年东北沦陷，时人皆称：“大帅（张作霖）在，必不至此。”
张作霖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如果现在对孙、吴坐视不救，就是贻误战机，坐以待毙，所以不得不出兵。再说出兵还可以假途灭虢，借机夺占吴、孙地盘，以攫取北洋政权，进而攻打北伐军，绞杀广州革命政权，最后实现以武力统一中国的美梦。况且与北伐军作战的也非自己的奉系，而是张宗昌的直鲁军去打头阵，奉军安居后方。这是再便宜不过的事情。
张宗昌
山东掖县（今莱州市）人。少年时期，家境贫寒，做过放牛娃、酒店伙计。成年后，先是闯关东，在东北及俄罗斯打工，且参加了日俄战争，后投身辛亥革命，成为革命军的骑兵团长。
“二次革命”中反水，投靠冯国璋，主导刺杀反对袁世凯的陈其美。后又投靠张作霖，占得山东地盘。最有名的绰号是“三不知将军”（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他的部队有“三多”：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弹多。北伐战争中，所部被白崇禧收编，他逃到日本。“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担心他投靠日本，邀其回国。1932年，张宗昌在济南车站被枪杀，一般认为是韩复榘主导（怕他回来抢山东地盘）。
另外，张也是山东大学创办者。军阀多爱办教育，很耐人寻味。可能因为是苦出身，从小没上过学，要了却打小的心愿，也未可知。
张宗昌名义上是奉系的一个将领，但占据着直隶（今河北）、山东两省的地盘，自成体系，实际上已处于独立状态。张宗昌此次南下，并非真的行侠仗义去解救孙传芳，主要是看上孙传芳的势力范围，想趁火打劫，借机瓜分孙的地盘。
孙传芳对二张的“援助”动机和目的心知肚明。他知道这些“援军”都是挂着笑脸的敌人，这种“朋友”比敌人更为可怕，何况直鲁军本来就是他的敌人，当然是不怀好意前来。他对此早有自己的盘算，迫于形势，准备暂时牺牲苏皖北部地盘，放张宗昌军进来，直接面对北伐军，等打退北伐军、两败俱伤时，他再收渔翁之利。
为执行天津会议协议，“安国军”副总司令张宗昌于1926年12月18日自济南抵达南京，任命所部褚玉璞为直鲁军前敌总司令，许琨为副总司令。21日，张宗昌同孙传芳、皖军陈调元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直鲁军由皖北进驻长江边安庆、芜湖，陈调元部集中于皖南，负责安徽沿江防务，截断北伐军与赣、浙两省的联络线；孙传芳军则在浙江全力对付北伐军的东进与北上。会上，张宗昌提出沪宁沿线及淞沪归直鲁军接防，孙传芳未予接受。
孙传芳此时的战略构想非常明确，即集中力量守备浙江及淞沪，最终得保住这块肥地盘，一切部署都围绕这个战略中心进行。他对原五省联军的所有部队进行了一次大整编，划分为5个方面军，并集中主力于沪杭铁路和沪宁铁路沿线，同时逐渐向浙江中部推进，企图在钱塘江（含富春江）下游两岸与北伐军决战。
蒋介石执意东进
北伐出师时的进军计划是“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即冯玉祥部）会师，以期统一中国，继成遗志”，也就是打下武汉之后，本应北上与西北冯玉祥起义的国民军在中原会师，进军北京，消灭北洋军阀势力。所以当初进攻江西时，北伐军内部意见就不统一。加伦等苏联顾问担心与长江下游的英帝国主义势力发生冲突，同时也怕蒋介石集团回到江浙一带老家脱离革命，因此反对入赣。中共中央赞同加伦等人的意见，主张为便于北伐军集中力量向北发展，可以设法使长江下游地区的各军阀“分头独立”，“成为纷乱局面”，令“帝国主义无法为一致的对付”。后在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坚持下，北伐军才决定向东攻打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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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战场胜利后，北伐军的主攻方向再次成为国民革命阵营内部争论的焦点。蒋介石想乘胜东下，穷追猛打，并与从福建西北而上的北伐军何应钦部会攻皖浙苏，一举消灭长江下游之敌。但加伦认为：“如果现在继续向安徽、江苏前进，这事现在不是时侯，并且危险。”加伦建议：利用夏超、周凤岐等地方势力占领浙江，使江苏、安徽成为缓冲地。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后，于11月9日决定“改变从前攻下江西后不再东下的政策，更应抛弃和平解决孙传芳的政策而为前进政策”，“北伐军是应于肃清江西境内敌军后继续东下，直至完全消灭孙传芳的势力为止”。中共中央之所以改变原先意见，同意东进，主要是基于三点考虑：一是江西之战中，孙传芳军虽受重创，但在长江下游仍保有相当力量，且其再生能力很强。因此，趁热打铁，向长江下游进军，可以不给孙军喘息休整、卷土重来的机会。二是浙苏皖地方势力过于薄弱，没有力量摆脱孙传芳统治而自治，建立缓冲地带的设想不可能实现。三是北伐军内部蒋介石和唐生智矛盾突出，其他各军也都想谋求一个自我发展的地盘。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出路，就是北伐军向皖浙苏发展，使各军势力范围分流。
夏超（1882~1926年）：浙江青田人，浙江首任省长，中将，追赠陆军上将。1924年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浙江省长。1926年11月，在国民革命政府策动下，于浙江嘉兴起义，就任国民革命军第18军军长兼浙江民政长。后被孙传芳击败，俘后被杀。
周凤岐（1879~1938年）：浙江长兴人，清末秀才。曾为孙传芳的南京卫戍司令，北伐时投靠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第26军军长、上海戒严司令部副司令。“4•12”反革命政变时，率部收缴工人纠察队武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不久，任浙江省主席。蒋介石下野时，拒不表示挽留，又拒给10万库银作旅费。蒋重新登台时，被迫辞职，闲居上海。1938年在上海被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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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生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在解放战争后期参加湖南和平起义，此后任职湖南省副省长。他胆识过人，敢作敢为，但自行其是，不甘人后，权欲极强，在1926年北伐军攻下两湖后，他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野心也急剧膨胀，与蒋介石争权。
1927年元旦起，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南昌召开了7天的军务善后会议。会上，蒋介石提出向长江下游进军问题。邓演达（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在国民党内部属于亲共派）认为此举是蒋介石欲在东南别开局面的政治性问题，因此持反对态度。加伦也表示：“用兵东南实在毫无把握，我也不知怎样计划才好！”但由于蒋介石的坚持，这次会议最终还是同意了蒋介石进军长江下游的军事计划。
会议最后决定采取“消灭孙传芳、牵制吴佩孚、远拒张宗昌”的方略。
“第一期以东路军单独向浙江发动攻势，以便将敌军主力吸引到沪、杭、宁三角地带。待战事进展到相当程度时，我军便发动第二期攻势，使江左、江右两军同时齐头并进，以雷霆万钧之力，一举而截断沪宁、津浦两线的交通，占领南京，如是，江南之敌便成瓮中之鳖了。”为实现这一战略性战役目标，会议决定把北伐军分编为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3个作战序列，各路军均由若干纵队编成。
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下辖第1、14、17、19军（由孙传芳第1师起义改编，陈仪任军长）、26军（由孙传芳第3师起义改编，周凤岐任军长），分为6个纵队。分由闽、赣入浙，以主力进至浙西，一部集中于浙南，进取杭州、上海，夹攻南京。
中路军：为北伐军主力，总指挥由蒋介石兼任，下分江左军、江右军两路。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下辖3个纵队，计第7、10、15军，沿长江左岸由鄂东北取安庆、合肥，侧击津浦路敌军，阻截张宗昌的直鲁军南下，策应江右军攻取南京；江右军，为中路军的主力，总指挥程潜，下辖3个纵队，第2、6军及第40军独立2师，沿长江右岸由赣东北直攻南京（第6军由赣东入浙西，协助东路军）。
西路军：总指挥唐生智，下辖第4、8、9、11军，编为4个纵队，主力集中于鄂北及京汉路南段，一部集中于鄂东北，主要牵制河南方面之敌，不使其向江淮方面增援。
总预备队：总指挥朱培德，辖第3军（军长朱培德兼），主力集中于南昌，一部集中于九江附近，留守江西以策应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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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军东进作战示意图
蒋介石之所以极力主张进军东南而不北上，有军事上的考虑，但更多是出于政治原因。军事上他认为，乘胜追击孙传芳军，可以不给孙军恢复元气的机会；而北上远征军事力量最强的张作霖军，还不到时机，特别是在南方军阀势力尚未全部击败的情况下。他希望冯玉祥起义的国民军东出潼关后解决河南问题，由冯军为主进攻奉系张作霖。在政治上，北伐开始以后，蒋介石集党权、军权于一身，苏联顾问、中共中央、国民党左派都力求削弱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于是有迎汪运动（迎接汪精卫回国复职，主持国民党党政工作）的展开，企图以蒋汪合作代替蒋介石的个人专权。自此，蒋介石与中共中央、国民党左派之间的矛盾已十分突出，想另立门户，与国民革命政府分庭抗礼。1926年12月迁都之争发生后，蒋介石这种想法更为强烈，向长江下游另谋发展的计划也日渐具体。
1927年春，蒋介石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讲道：“他们的翻云覆雨，原来要污蔑我的人格。”“中正准备做岳飞，预备做史可法，预备着做文天祥”，“岳飞在前方同金兵作战，后方有许多奸贼捣乱。”蒋介石这是公然把武汉国民党中央比做昏庸的南宋朝廷，把中共和苏联顾问比做秦桧。他表示，就算只剩他蒋某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他感到巨大压力，想要冲出束缚，自立于东南。在蒋看来，如先打下东南，取得富庶的江浙与经济中心上海，那么一旦同中共和武汉方面决裂，也有稳固的财政作保障，并有英美帝国主义作靠山（江浙一带近现代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
这是蒋介石极力主张向东南发展的主要原因。
横扫浙皖苏
1927年1月下旬，东南战役正式打响。东路军在何应钦、白崇禧指挥下，第1、26军在第2军配合下，由浙江衢州向杭州方向发起进攻，在龙游附近击溃孙军一部，于2月上旬进占兰溪、金华后，乘胜向淳安、建德（今梅城）、浦江推进。2月11日，在桐庐、诸暨、富阳地区遭孙军孟昭月部等4个师抵抗，激战5日，俘敌8000余人，于2月18日占领杭州。在此期间，东路军第14、17军和第1军一部由闽入浙沿海向北进攻，相继攻占临海、宁海、宁波、绍兴等地，肃清了浙江境内的孙军。浙江失守使孙传芳联合直鲁军以浙江为基地实行反攻的计划彻底破产，为北伐军进攻江苏、安徽，夺取上海、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
东路军切断沪宁线
北伐军东路军占领浙江大部后，孙传芳以其余部2万余人部署于松江、青浦及吴兴、宜兴一带，大有卷土重来与北伐军作最后较量之势。奉军、直鲁军为确保上海、南京地区，也兼程南下，增援孙传芳。张学良亲率奉军到达徐州，以为策应。2月23日，张宗昌抵达南京，与孙传芳商定：孙部担任松江前线防务，直鲁军以3万兵力进驻南京、镇江、常州一带，防守沪宁线西段，协同孙军扼守淞沪，并设“安国军”苏鲁联军总司令部于南京。
《时事新报》，1927年3月18日。
2月25日，孙传芳又另有打算，在上海的军事会议上突然提出自己的部队“已苦战数旬，士卒劳苦不堪，即日起调回后方休整，由直鲁军担负淞沪前线防务。”他意在保存实力，喘息一时，再图后计。张宗昌正求之不得，他垂涎苏南、上海的地盘已久，于是同意立即换防。张宗昌速令直鲁军第5路总指挥兼第8军军长、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率舰队到上海接防。
东路军方面，何应钦、白崇禧等人于2月23在杭州召开军事会议。
与会者认为，张宗昌军正在增援江苏，但主力尚未南下，仅有一部在浦口；孙传芳举棋不定，部队尚未从淞沪及江南北撤。东路军应趁此机会把孙军主力消灭在沪宁铁路沿线上，如延误战机，待张军与孙军合兵一处后就难以消灭。鉴于上海和南京执沪宁线两端为军事要点，是攻守必争之地，敌人恃运输之便可随时支援，因此应先截断沪宁线使其两端不能相顾，造成北伐军东可攻上海、西可袭南京的有利态势。基于上述分析，会议决定了进攻沪宁、占领苏南的计划：以白崇禧所部第1、2、3各纵队沿沪杭铁路前进，攻取上海；何应钦自率第4、5、6各纵队及拨归东路军指挥的中路军第2军，经宜兴、溧阳，进占常州、丹阳，随后以一部右旋向无锡、苏州卷击，协同前敌部队歼灭上海附近之敌；以主力左旋向南京卷击，与江右军协同略取南京。
按此作战计划，3月上旬，何应钦亲率东路军第3、14师和第14、17、2军从浙江出发，经太湖南走廊之长兴、广德等地，向北绕过太湖，向常州、丹阳进攻，截断沪宁铁路线。
《晨报》，1927年2月28日。
毕庶澄（1894~1927年）：山东文登人。辛亥革命时，入学生军。1927年4月5日，被张宗昌以暗通党军罪名（指联络南方国民革命军）诱杀于济南。
当时，孙军梁鸿恩部主力集结于太湖南走廊之张渚、蜀山，溧阳驻有直鲁军，溧水驻有李德铭部、许琨之一部。13日，东路军兵分3路向敌进攻：第14、17军攻张渚、蜀山；第3、14师攻溧阳，第2军攻溧水。因敌军依托有利地形顽抗，激战至14日，东路军才突破敌人阵地，于15日攻克张渚、蜀山。敌军丧失斗志，节节败退，东路军紧追不舍，于16日占溧阳、宜兴、溧水，打通了太湖南走廊，迫使敌军纷纷向沪宁线上之常州、镇江逃去。至20日，东路军继续攻击前进，占领了常州、横林、奔牛、丹阳等沿沪宁线要点，切断了沪宁铁路，使上海、南京之敌顿失联系。直鲁军南京方面第107旅常之英部乘列车来援，东路军诱其进到常州以西，拆毁敌后退铁路后发起攻击，将其几乎全部俘虏缴械。随后，东路军兵分两路：第14军攻无锡，克江阴，再向苏州前进，协同白崇禧部攻上海；第3、14师及17军向镇江、南京攻击前进，协同江右军会攻南京。一切按东路军杭州会议制定的作战计划顺利进行。
中路军顺势平安徽
东路军在浙江战场取得胜利的时候，中路军江左、江右两军也于2月中旬同时东进，实施第二期东南作战计划。
江左军李宗仁率领第7军、王天培的第10军、刘佐龙的第15军，会合新组成的柏文蔚的第33军，由长江北岸向蚌埠方向推进，切断孙军北归之路，使浦口及沪宁线敌人产生严重后顾之忧。李宗仁后来回忆时说：“时敌人后方津浦路既受威胁，沪、宁一带的直鲁军都不敢恋战，纷纷后撤。”
江右军程潜率本部第6军为第1纵队，由马当东进；第3纵队为独2师（师长贺耀祖），由景德镇开拔，向祁门推进；第2纵队为第2军，协同东路军进军浙、苏。
中路军要进攻南京，首先得占据皖南。皖南控扼长江，为东南重地，历史上战事多发。朱元璋进攻南京的时候，就是从江北渡江，然后从皖南进攻南京。太平天国革命时，太平军曾与曾国藩的湘军在皖南地区争夺了好几年。
《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48页。
第6军：军长程潜，党代表为中共党员林伯渠，林伯渠因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未随队出征。
第2军：军长谭延闿，谭延闿因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未随军出征，由副军长鲁涤平代军长，党代表为中共党员李富春。
陈调元：河北安新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他给人以忠厚老实的表象，其实颇善营谋，精于见风使舵，是一个纵横捭阖的军人政客，为蒋介石所器重，但其军事才略平平。
当时防守皖南的是安徽军阀陈调元部，陈调元在历次军阀混战中都避过战锋，保存了实力。如果能把陈调元争取过来，北伐军则能长驱直入，直逼南京。如果他死跟孙传芳或投靠张宗昌，那么光复南京的阻力就大大增加。幸好，陈调元不是孙传芳的铁杆粉丝。他和许多地方军阀头子一样，遵奉“有奶便是娘”的原则，谁对他有利他就跟着谁走。早在孙传芳兵败江西的时候，陈调元就打算“移情别恋”，转向北伐军。
1926年11月24日，陈调元密派代表向北伐军接洽。蒋介石本人也多次发电报给陈调元，直接做争取工作。此有蒋介石写给陈调元的信函为证：
雪轩（即陈调元）总指挥勋鉴：杭州下后，宁沪动摇，孙部残余，殆成弩末。现荐青（即靳云鄂）总司令与豫中将领通电讨奉，业经动员；焕章（即冯玉祥）所部逼近河北，景从云合，优势已成。贵军及此时机，毅然奉义，既收事半功倍之效，尤增卫民保国之勋。使革命早一时成功，则同胞早一日解放，良机不再，愿与兄共勉之。兹派谢参谋、林副官因公前赴堂封，特函达意。不尽之怀，统由两员代达。顺颂勋祺！蒋中正启。
孙传芳对陈调元倾向北伐军早有耳闻，为羁縻笼络陈，曾特地赠陈现大洋20万慰勉。陈为此专电齐燮元谓“馨帅大恩未报，当粉身碎骨，愿为前驱”，以示忠心不二。其实当时他仍举棋未定，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孙传芳降奉后，孙命皖军让出皖北地盘，由直鲁军接防，安徽各军均怨愤不平。至2月中旬，入皖直鲁军已有第4、5、7、11军各部，不下3万人，分驻皖北及津浦路沿线，一部并向皖中、皖南移动。面对直鲁军逼近，皖南孙军第15师师长刘宝题于2月20日首先起义，就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3军军长兼江右军第4纵队指挥官，集结于宁国、宣城待命。刘宝题的起义坚定了陈调元的倒戈决心。
《致陈调元函》（1927年2月24日），载《军事杂志》第10期。
《申报》，1926年11月25日。
张宗昌早知陈调元不可靠，遂令第7军军长许琨于3月1日将陈调元在蚌埠的2个团全部缴械，此举彻底让陈调元倒向北伐军。3月4日，江右军一部抵达安徽铜陵大通镇，陈调元认为时机已到，乃号召皖军易帜，参加北伐军。3月5日，陈调元由安庆乘舰赴芜湖，通电宣告就任国民革命军第37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同日，王普（陈调元第6师第3混成旅旅长）率部向南陵退走，也宣称就任国民革命军第27军军长。与此同时，孙军皖南叶开鑫部在陈调元的举荐协调下，亦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5军。
安徽军事政治形势巨变，令孙传芳与张宗昌大为震惊和恐慌。他们即派孙军第2方面军总司令郑俊彦为皖军总司令（郑俊彦未就职前由直鲁军第7军军长许琨代理），以加强安徽的军事防务，同时令直鲁军由当涂向芜湖增援。因此，抢在直鲁军增兵之前攻占芜湖对北伐军来说刻不容缓。3月6日，程潜指挥的江右军第1、3两纵队分两路进攻芜湖。左路，程潜第1纵队主力从贵池、青阳、铜陵、繁昌攻击前进；右路，贺耀祖第3纵队的3个旅，分别从太平、石台、陵阳、泾县、南陵、宣城攻击前进。
江右军前锋———第1纵队17师杨杰部从大通顺长江而下，先遣2个营于下午4时许到达芜湖。芜湖的直鲁守军望风披靡，不敢迎战，纷纷向当涂溃逃。江右军不战而入芜湖，此时正值暮春时节，风雨袭人。北伐军战士或赤脚，或穿草鞋，精神饱满，快步如飞，群众称之为天兵。至此，由于陈调元等人的附义，皖南大部地区便兵不血刃地为北伐军所占领。
当涂一下，南京洞开
当涂系皖南水陆交通枢纽，当涂的采石矶和对面的和县古时就是横渡长江的要津，当涂挡在通往南京要道当面，是南京的西面门户。当涂不守，南京自然难保。因此，当江右军向当涂前进时，张宗昌急调第4军孙宗先部增援。孙部到达当涂后，立即在姑溪河（当涂北面，河面宽100米）北岸构筑工事，并拆毁了两座永久性浮桥，依河拒守，企图阻止北伐军北上进击南京。
3月15日，江右军第6军17师和独2师在姑溪南岸约10公里的地区分段进攻。独2师先头侦查得知敌阵地左翼较为薄弱，于是在姑溪河上游渡河，驱逐当面之敌，然后以主力向左迂回，与第17师合击当涂之敌。同时，北伐军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另抢搭浮桥，强行从正面渡河。
北路军陈调元刚反正过来，正好表现一下，遂调舰艇3艘东下，对当涂、采石矶的守敌背面进行炮击，协助江岸上作战的江右军。16日晨，第17师49团由新造浮桥、龙山桥、九丹山向当涂之敌攻击；第17师51团及独2师由新市镇攻击前进。敌人虽顽强抵抗，但北伐军攻势猛烈，遂支撑不住，逐渐后退。17日黎明，北伐军又开始猛烈攻击，敌人支持不住，终于逃离当涂。孙部第4军军长孙宗先在混乱中溺水而亡。南京西面的门户打开了，南京城遥遥在望。
光复南京城
3月中旬末，孙传芳主力和直鲁军第8军毕庶澄部、第107旅常之英部在淞沪地区及沪宁线被北伐军东路军击败。孙传芳遂率余部渡江北撤，从事休整，企图反攻。直鲁军主力则集结于徐州、蚌埠间，一部分驻安徽巢县、含山及寿州附近。南京守卫部队为直鲁军褚玉璞部、第6军徐源泉部、第4军孙宗先残部、白俄兵1团，粤军谢文炳残部共约万余人（一说10万人）。直鲁联军副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褚玉璞为南京城防总司令。
谢文炳（1882~1949年）：湖南衡阳人。早年做过学徒、轿夫、伙夫。1911年参加广州起义，任敢死队员。起义失败后被俘，经营救出狱。后加入陈炯明阵营，对抗孙中山。1925年，被孙中山领导的东征军打败后，溃逃至闽赣地区投靠孙传芳。孙传芳被北伐军击败后，他转投张宗昌，任直鲁联军第17军军长。1928年，他再投北伐军，任国民革命军第48军军长。
1949年6月病逝。
《国民革命战史》（第2部•北伐统一•第3卷），第84页。
褚玉璞
山东梁山人，出身破落地主之家，后当了土匪，枪法极好。曾和张宗昌一起去投靠冯国璋，但冯看不起他们的土匪习气。二人转投同样是土匪出身的张作霖，果然气味相投，深得张重用。后张作霖能够打败直系，入主北京，褚立下大功：率先锋军抄了吴佩孚后路，导致直军全线崩溃。他因此功由团长直升军长。在天津捕杀过共产党人，北伐战争中支援孙传芳，负责镇守南京，被击败，后在山东又败。1929年初潜回山东收集旧部，想东山再起，被原部下刘珍年捉住并活埋。
城防具体部署：直鲁军褚玉璞部守备南京城北至城东一带，其主力守备下关，一部在汤水镇（今汤山）、龙潭；粤军谢文炳残部防守城南至东南，主力在江宁县，一部在淳化镇、秣陵关；第6军徐源泉部及白俄兵防守城南至西南，主力在陶吴镇，一部在江宁县。南京各城门完全由直鲁军防守，狮子山、天堡城（紫金山第三峰）、雨花台、清凉山各要塞，均架有大炮并以重兵防守。守城部队在南京及其近郊积极加强工事，企图负隅固守，待机反攻。孙传芳军主力则准备自苏北运河两侧、张宗昌军主力从津浦路正面增援，拟在北伐军一旦渡河（秦淮河）攻击南京时，乘北伐军渡河之机或立足未稳之机反击，以解南京之危。
此时，北伐军东路军已进至上海外围至丹阳一线，正在肃清孙传芳军残部，并以一部警戒淞沪地区的直鲁军及江北孙传芳主力；中路江右军主力已攻占当涂，前锋进抵采石矶，江右军第2军已进至溧水；中路江左军进抵合肥、六安一线；第27军（军长王普）、第37军（军长陈调元）正向巢县推进，以牵制津浦路及皖北方面直鲁军南下增援。这样，北伐军的东路军，中路军的江左军和江右军，对南京地区渐成三面围攻之势。
程潜就势提前开打中路军之江右军攻下当涂后，程潜发电报给北伐军总司令兼中路军总指挥蒋介石，电告进攻南京计划、南京敌情和总攻时间，并请补发子弹800万发。但蒋介石回电却要程潜暂不向南京进攻，等东路军何应钦部攻克上海、镇江后，与东路军协同进攻南京。原来，蒋介石担心受革命影响较深的程潜第2、6军先于自己的嫡系何应钦的东路军占领南京，今后不好驾驭，便有意迟滞其前进。早在3月上旬，蒋介石在短期内肃清长江下游敌人的作战计划中，就已经特别强调“江右军与东路军以溧水、龙都镇、桥头镇（今句容桥头）为区分线，线以西归江右军，线以东归东路军。江右军先占领当涂，东路军先占领镇江，而后两部分头合攻南京”。
说白了，就是不想让程潜独揽光复南京的功劳。
北伐军南京地区作战示意图
《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2），第407页。
程潜
湖南醴陵人。自小资质聪颖，晚清曾考中秀才，后弃文习武，21岁时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湖南武备学堂，不久被保送日本留学，结识黄兴等人，走上革命道路。辛亥革命时，到武汉协助黄兴指挥炮兵（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炮兵）反击袁世凯军。后长期追随孙中山，颇受信任。在黄埔军校校长人选上，孙中山曾考虑程为正，蒋介石和李济深为副。北伐战争中，为第6军军长，率部攻占南昌，但随后被孙传芳击败，所部损失大半。他整军再战，最终攻取孙的老巢南京。后来，第6军被蒋介石缴械收编。程失去武装资本，抗战后主华中军政。解放战争时期，在湖南起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军委副主席和湖南省省长。1968年病世。
程潜早就察知了蒋的小九九。他认为光复南京条件已经成熟，根本不买蒋的账，遂向北路军总指挥陈调元借了60万发子弹，准备即刻进攻南京。程潜制定了光复南京的作战计划，即“先击破秣陵关东西地区之孙军（孙宗先军），威胁敌之后路；以一部在淳化镇、龙都镇之线警戒句容方面，掩护右侧。3月21日按此方针，开始向秣陵关、江宁镇之线攻击”。如此，江右军兵分3路进击，第6军（缺第18师）在左，独2师（此时已拥有1个军的实力）居中，第2军在右（该军占领溧水后，于3月17日归隶江右军序列），预定21日对城南附近防守之敌发起进攻。
3月19日，不甘心前线屡战屡败的张宗昌突然从徐州亲抵南京组织先制反制，限令直鲁军前敌总司令褚玉璞3天内将丢失的地方全部夺回来。为给其士兵壮胆，这天下午他还派飞机到秣陵关一带助战。当日，张宗昌又令直鲁军第6军徐源泉部约3个混成旅、粤军谢文炳部1个混成旅、白俄兵1个团，共约五六千人，以白俄兵为先锋，于正午时分由陶吴镇分道向朱门镇、濮塘镇向独2师1旅发起先制攻击。激战5小时，第1旅当面敌众我寡，形势十分危急。独2师师长贺耀祖令第2旅进至濮塘镇增援，相机以主力由右翼进攻，以第3旅由震兴镇袭扰敌之右侧背，于20日拂晓前到达预定位置，并通告在丹阳镇的第6军19师，请即出击陶吴镇，以威胁敌之侧翼，牵制敌之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