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各部队突围后运动，务避开公路，并须酌派部队破坏重要公路桥梁，阻止敌人之运动为要。
七、各部队官兵应携带四日份炒米及食盐。
八、予刻在卫戍司今部，而后到浦镇。
右令
（计附表第一第二两纸）
司令长官唐生智
同时命令规定，占领挹江门至幕府山一线的第36师，负责维护长官部及直属部队渡江北撤。
这一命令有一要点请读者注意，即“冲破当面之敌，向浙皖边区转进”，并有第七战区部队“接应我首都各部队之转进”。命令实际要求各部队要以攻势行动，利用进攻之敌阵形间隙，敌进我进，从正面（当面）突围，突围后转向皖南山区，那里有部队接应。笔者认真研究了该命令的附表一，其规定的“突围地境”、“行军地境”和“到达集结地”，应该是可行的。突围部队经过努力，大部是可以完成的。可惜兵败如山倒，只有很少部队执行这一命令。当然，这一命令执行起来比较困难，却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只有粤军叶肇第66军和邓龙光第83军遵令行动，突破了当面之敌，迂回到达皖南。
南京卫戍军突围计划表
天黑后，紫金山满山都在焚烧，雨花台、中华门、通济门一带全是火光，南京城异常混乱，守军乘夜暗组织撤退。除粤军第66军军长叶肇、第83军军长邓龙光基本按命令要求，经太平门、岔路口、仙鹤门、汤山、板桥、马鞍山，越过京杭公路，绕向皖南突围外，其他各部都不顾命令，涌向江边，觅船过江，争渡逃命。因江边船只少，取门板制木筏，行至江中即被激流倾覆有的甚至为争渡鸣枪，自相残杀，造成了江边更为混乱的局面。
叶肇（1892~1953年）：广东新兴人。保定军校毕业。抗战期间，在桂南战役中因贻误战机被黜，一度闲居。解放前夕举家出逃香港，后赴台湾定居，1953年3月去逝。
撤退中的南京守军陷入一片混乱(电影画面)
13日晚，南京失陷。日军进城后，在第6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在占领南京城6个星期的时间里，日军屠杀了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数万人以及20余万平民，总计在30万人以上，史称“南京大屠杀”。
谷寿夫
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中、日两军在上海相持不下。后日军从杭州湾登陆，从侧后威胁中国军队，迫使中国军队撤退，谷寿夫就是登陆杭州湾日军的第6师团长。
随后率军从中华门攻入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战后被关押候审期间，曾服假药装死，被送往太平间，后被察觉。其部下河野满等又实施劫狱，亦被挫败。受审期间拒不认罪，声称屠杀是高丽人干的，他的部队是“有文化教养的军人”。后来，美国方面出示当时拍摄的铁证，他才哑口无言。1947年4月26日被枪毙于雨花台。
邓龙光（1896~1979年）：广东抗日四大名将之一。保定军校毕业。1949年去台湾，1979年去世。
防空作战鲜为人知
目前广为人知的是，南京陷落前，中国陆军进行了殊死抵抗，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此前后的南京数千米高空，中国军人同样进行了一场壮怀激烈的空中保卫战。
南京新街口的炸弹模型
1937年秋，当日军将战火烧向上海后，南京最高当局即预料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必是南京，并着手进行南京城防工作。为提醒市民注意空袭，加强防空意识，当局在繁华的南京市新街口广场修建了一个巨大的灰色炸弹模型。它的陡然出现，立刻给和平的南京城增添了战争气氛。
8月15日午饭后不久，南京城突然警报声大作。紧接着刺耳的警报尖叫声之后，便是嗡嗡作响的飞机声和机枪、高射炮声，以及炸弹爆炸形成的巨大声浪。南京市民被这突如其来的空袭惊呆了，他们奔跑躲藏，不知所措。南京大校场和八府塘等居民稠密区被炸得烟火冲天；大行宫、中山东路一带在日机的机枪疯狂扫射下弹痕累累，大地上流满百姓的鲜血。之后的几天里，日本空军对南京进行了多次轰炸，于9月25日达到最高潮，96架日机分5批不断向南京俯冲轰炸。人们被迫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长时间地待在昏暗、潮湿的防空壕里。这一天，日机丢下500枚左右的炸弹，大约600名平民被炸死、炸伤。一家酱菜厂被炸后，人们从缸内竟然捞出了人头和大腿，缺胳膊少腿的伤者源源不断地被送往医院。
日机轰炸南京城
面对日本空军的暴行，中国空军没有沉默。尽管日机占有明显优势，共2700多架战机，而中国只有300架，但中国的空军将士并未因此而泄气，他们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激动人心的蓝天壮歌。
日机于8月15日对南京首次轰炸中，就遇到了克星。部署在南京城郊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发出了正义的怒吼。一批中国的驱逐机飞上蓝天，与侵略强盗在长空搏击。这一仗，日机被击落6架，而中国战鹰只有1架受伤。次日，在南京上空又发生一场空战，8架日机被击落。英国记者史密斯赶往句容现场采访后报道说：“亲见毁机旁七阵亡之日本飞行员，残体身上俱缚有安全伞；另一日机被击落于一二百码以外，机旁亦有日飞行员残骸。”军政部长何应钦禁不住内心的喜悦，于16日晚给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发去一份急电：“连日以来，首都空战甚剧，我空军士气甚盛，击落敌机七十余架。”
一个月后的9月19日清晨8时半，警报骤响，46架敌机从东南方向编队向南京飞来。机群中，12架战斗机是日本海军首次参战的96式舰载战斗机，航速可达每小时428千米，速度超过中国空军所有的驱逐机；日军另外17架携满炸弹的轰炸机看起来则显得沉重而缓慢，发出阵阵沉闷的轰鸣声。刹那间，中国21架战机编成3队，分别从南京、句容的机场起飞，向敌机迎面扑去。双方战机在镇江上空遭遇。中国飞机首先突入敌机群，机身下喷射出一串串愤怒的枪弹。9月22日，当65架日机又一次对南京实施轰炸时，中国空军立即迎击。年轻的飞行员董明德单机冲向敌机群，盯住一架敌机紧追不放，经过几分钟的激烈战斗，击中敌机的油箱。敌机冒出一缕黑烟后，一头栽了下去。董明德随后虽遭敌机围攻，最后仍得以胜利返航。残酷激烈的空战期间，中国空军第24中队中队长刘粹刚，更以娴熟的技艺和超人的勇敢，在两个月的南京保卫战中创下了击落敌机11架的光荣纪录，被敌人称为“中国的红武士”。
刘粹刚
原籍安徽宿县（今宿州），生于辽宁昌图。
曾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9期、中央航空学校第2期。在航空学校受训期间，刘粹刚努力学习，刻苦训练，飞行技术高超，成为中国早期空军中的著名战将。他尤其擅长射击技术，有百发百中之本领，颇受战友的称赞和上级的器重。1934年2月，他从航空学校毕业，从队员逐步擢升为分队长。
1936年，又升任中国空军第5大队第24队队长。在对日空战中，常以寡敌众，以弱抗强。从1937年8月16日首开纪录到10月中旬，共击落敌机11架，与高志航、乐以琴、李桂丹一并被誉为中国空军的“四大金刚”。
1937年12月3日，随着尖锐的警报声和阵阵轰鸣，30架日军战斗机、轰炸机从东进入南京上空，寻找中国的战斗机决战。中国空军曾将日军精锐的“木更津”和“鹿屋”飞行队歼灭过半，迫使日海军航空兵大佐石井义剖腹自杀，向天皇谢罪。但是，中国空军的实力毕竟薄弱，经过3个月的空战，到12月初，能作战的飞机一共不足20架。日军深知，如果将中国空军这最后的家底打掉，就可以牢牢控制中国战场的制空权。敌人的欺凌，激起了中国空军的强烈义愤。第21中队中队长乐以琴，是一名只有22岁的上尉飞行员，曾经在“八一三”以来的一周中击落敌机8架，被誉为“抗日飞行将军”、“江南大地之钢盔”，与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三人同时被称为中国空军的“四大金刚”。这天，他驾驶一架水冷式意大利“菲亚特”战斗机，熟练地飞行在中苏机群之中。战斗中，他遭到10余架敌机围攻，与机同坠于栖霞山，壮烈殉国。
乐以琴
四川芦山人，中国空军著名的抗日英雄。
1935年毕业于中央航空学校。1936年编入空军第4大队第22分队，任分队长。1937年12月，在与日军空战中，其座机被敌击中。跳伞时，为避日军射击，开伞过迟，壮烈殉国。时年仅22岁。
12月6日，航委会下达撤退令，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队驻南京部队于是日起悉数撤离。至此，中国空军在南京的首都防空作战结束。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苏联志愿队少量无法撤退的伊166故障机在明故宫机场被日军俘获。自8月14日开战至年底，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85架，被击落飞机91架，其余大批飞机因备件等原因报废、遗弃，阵亡飞行员75人。中国空军的作战力量降到了难以独自支撑的地步，如果不是苏联志愿队来华，很难支撑过1937年底到1938年初。之后3年多，中国空军在苏联的帮助下，重新武装，不屈不挠地与日本侵略者继续斗争。
亡都之殇论是非
在淞沪会战后主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的困难情况下进行南京保卫战，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但就其结果而言，则不论在战略上还是战役上，都是失败的作战。南京保卫战的失败，固然是由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仅就保卫战本身的作战指导而言，则主要有下述几个原因：
淞沪战后：撤退？溃逃？
国民政府统帅部的抗日战争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消耗战，中心思想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即：“避免与敌决战”，“逐次抵抗，逐次退却”，“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在我则“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以“掩护我们后方的准备工作，确立长期抗战的基础”。
徐培根：《抗战一周年之敌军战略检讨及将来》，《新华日报》，1938年7月7日。
这一战略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其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最大限度地消耗敌人的力量和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如坚持这一战略方针不动摇，假以时日，使战略力量彼此消长，当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时，胜利终会到来。可惜，在是否坚守南京、坚守多长时间上，国民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始终处于举棋不定、自相矛盾之中。战前他力排众议，为维护大国形象，作出短期固守的决策。这一决策应该说是正确的，关键是坚守的时间要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来决定。但他从主观愿望出发，预期防守1~2个月。日军打赢淞沪会战，士气旺盛，军力甚锐，挟威直捣南京。而南京守军大部是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受挫疲惫之师，未经整顿，少部是从纵深调上来的部队，立足未稳。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防守1~2个月呢？蒋介石的政治仗和军事仗没有分清，把政治仗当作军事仗来打，军事实力严重不足，双方一交手即成颓势。所以当他得知日军正在包围南京、守军有被围歼的危险时，又从保存力量出发，立即下令撤退，但又不肯明确指示撤退。开始时仅让顾祝同口头转告，不得不直接下令时，又含糊其词，说“如情势不能持久时，可相机撤退”；电报发出后，次日又有动摇，再以信函形式要求卫戍司令及副司令“仍以持久坚守为要”，希望“能多守一天就多守一天”。
统帅的决心犹豫，徘徊在撤与守之间，对守城指挥官和守城部队产生严重消极影响。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对军委会总的战略方针是清楚的，对防守南京的战役意图也是明确的。他自己说过，是为了“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调整部队，以后再撤出南京”。可他的战役指导与战略意图相脱节，没有作撤出南京的计划和任何准备，既没有事先预定的撤退方案，也没有进行必需的工程、交通和后勤保障等工作，完全是长期坚守、死守的措施，决心破釜沉舟。如要求交通部部长俞鹏飞将下关原有的2艘大型轮渡撤往武汉，禁止任何军人、任何部队从下关渡江，通知浦口第1军和挹江门的第36师：凡从南京向长江北岸或由城内经挹江门去城外的部队和军人都要制止，如不听从可开枪射击。当撤退命令下达后，因第36师守挹江门部队及浦口第1军守江部队未能及时接到命令，仍阻止撤退，造成自相开枪射击、惨死多人的悲剧。装甲兵团战车第3连竟是在营副的指挥下，从被挤倒、踩死的人身上冲出挹江门的。
本来组织突围、撤退就比组织进攻或防御更难，因部队士气低落，建制残缺不全，协同混乱，极易形成溃逃。唐生智在下达撤退命令之后，又考虑到第88、87、36师和教导总队是经过德国顾问多年训练的中央嫡系部队，也是今后继续抗战的骨干部队，惟恐突围损失过大，回去要受蒋介石责备，竟不顾命令规定的路线、时间要求，口头指示他们也可渡江北撤。这自然又增加了撤退的混乱，在江东门、下关、燕子矶沿江一线溃兵和难民挤作一团，致使在激烈战斗中没有牺牲的近10万官兵，毫无价值地惨死于混乱之中，或成为俘虏而遭敌人残杀。此外有相当一部分部队不听指挥，担任掩护的部队不掩护，各级指挥官抛下部队自己先逃，使部队失去指挥，无法进行有组织的行动，也是撤退形成溃逃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一片混乱中，有突出表现的是粤军第66军和第88军，他们基本遵照撤退命令规定的方向，机智大胆地逆日军进攻方向而动，从日军间隙进至敌后，转进至皖南山区，保存了实力。
唐生智、刘斐：《南京保卫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3页。
层层设防为何失效？
吴福线阵地和锡澄线阵地是战略防御地带，预先由若干各自独立的水泥碉堡及掩蔽部构筑而成，临使用时再构筑交通壕予以联结。如能坚守这两道防御地带，则属于坚固阵地防御，必能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并迟滞日军进攻速度，掩护南京城防调整部署。为保守军事机密，碉堡大多覆有土层，作为伪装。因而对不了解工事具体位置的人来说，很难在短时间内准确地找到整个阵地的位置。统帅部虽然在淞沪会战开始后多次责成第三战区派部队构筑各种野战工事，将阵地连接起来，甚至由最高统帅部亲自部署施工。但由于指挥体系紊乱、令出多门、互相推诿，加以部队刚刚到达就立即被调至淞沪前线，所以尽管多次下令、多次规定期限，直到部队撤离上海，相当一部分工事仍未开始施工。按照一般战役指挥原则，既然战略是持久消耗战，淞沪会战一开始就应该在吴福线和锡澄线部署一定兵力，一面构筑、完善阵地工事，一面进行掩护淞沪战场部队转移及进入阵地准备；至少也应将阵地位置图标绘好，预先发给进入阵地部队的各级指挥官。可惜由于高级指挥官未能驾驭全局、掌握关节，互不负责，竟毫无准备，且将打开工事门锁的钥匙分交当地保长掌握，保长出逃，门也打不开了。
上海以西的太湖与长江间的昆山、苏州、无锡、常州地区的太湖北走廊是典型的水网地带，河渠纵横，密如蛛网，到处形成障碍。中国军队开始从淞沪战场撤退时，由于战区统帅部下决心较迟、命令下达费时又过长，加以命令中未明示各部队之撤退道路及开始时间，以致各部队同时拥挤于几条公路上行进。特别是机关、兵站、炮兵等使用的大批车辆也和步兵同时、同路撤退，造成道路阻塞、秩序混乱。日军航空兵又频繁对公路进行轰炸、扫射，部队主要靠夜间行动，这就越发增加了秩序的混乱，迟滞了转进的速度。许多单位自由行动，失去掌握，以致有些高级指挥官无兵可指挥。第三战区11月13日下达的向吴福线阵地撤退的命令虽然相当具体，但仅对已经提前撤走的右翼军规定了转进道路，对左翼军仍未规定转进道路，也未规定各集团军行动的先后顺序及时间。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许多部队并未接到命令；有的虽然接到了命令，但时过境迁，已无法严格、准确地按照命令行动。
撤退的各部队急于摆脱追敌，在进入宿营地及到达新阵地时均未派人设营，预先进行侦察、警戒、区分驻地，也未指定集结地域，全部停留于公路两侧等待。在吴福线和锡澄线阵地上既找不到向导，也拿不到地图，甚至根本找不到阵地所在（阵地纵深仅100米）；即使找到了阵地，由于掌握钥匙的保长多已逃走，仓促间也进不了工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无法迅速部署、组织防御。日军除进行跟踪追击外，还经常以机械化部队和船艇从湖面、河道中实施平行追击、超越追击和迂回包抄；混乱撤退的部队，士气远非淞沪战场战斗时可比，对翼侧威胁过于敏感，惟恐被围遭歼，日军突破一点，全线即呈动摇之势。所以准备了两三年的外围防线阵地，没有起到应有的迟滞和消耗敌人的作用。
民国首都怎么只守了几天？
不论是从总的战略形势看，还是从攻守双方兵力、士气、装备等战斗力因素的对比看，南京失守并不意外，但失之过早。这主要是指挥失误、部署失当和缺乏应变造成的。
南京守军打的是阵地防御战，当正确选择及形成主要防御方向和防御重点，以构成稳定的、具有一定弹性的防御体系，此为防御战役战斗组织、指挥者的首要任务。但从卫戍司令部的防御组织及战役指导看，没有做到。就兵力部署而言，从南京西南大胜关至东北龙潭大约50千米的外围弧形防御阵地上，按照卫戍司令部防御命令的规定，左翼第74军和中央第66军各自的防御正面为20千米，右翼第83军10余千米；一线部队防守正面每师约10千米，基本上沿正面一线式平均配置。就阵地编成而言，原来构想的就是以步兵营、连为单位，由第一阵地和预备阵地编成一线式浅纵深阵地，其最大纵深（营阵地纵深）不过100米左右。在主要防御地段上没有加大纵深以形成防御重点，在与复廓阵地之间约10千米的纵深地幅内，基本上也没有其他工事设施，整个防御阵地都不具备应有的弹性。这不仅难以抗击攻方的连续冲击，而且当攻方一旦突破阵地，就再无可供依托的纵深阵地，无法继续进行抗击或实施反击。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为保持防御的稳定性，要求防御一方必须具有快速应变能力：能迅速封闭突破口，能将深入之敌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能及时填补敌人造成的阵地缺口，并能在敌人改变主攻方向时快速变更部署，构成新的防御方向和防御部署等等，做到这些的关键是掌握强有力的预备队。其编组原则，要有足够的兵力、火力（一般为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并配属一定数量的装甲兵和炮兵，能独立执行阻击或反冲击等各项战术任务，同时还要有快速机动能力。掌握了这样一支预备队，才能使整个防御体系保持弹性和后劲，当防御态势发生变化时，能迅速、及时地恢复原防御态势或增强前沿的力量。从南京保卫战的全过程看，卫戍司令部始终未建立起这样一支战役级预备队，所有部队都分配了防守固定阵地的任务。因而，在情况发生突然变化时，无法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只能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仓促拼凑兵力应付。如12月6日，日军第16师团前锋部队于中午前后由伏牛山北侧突入第68军侧后方的孟塘、大胡山一带，卫戍司令部于14时急令防守城北的第36师抽调1个团至麒麟门附近警戒待命，当夜又令前日刚到龙潭、栖霞山各1个团的第2军团第41师和担任伏牛山、汤山防御的第66军各抽调一部兵力，与第36师的1个团共同组织反击。等到第36师的补充第2团（新兵）从北固山到达麒麟门作好一切准备时已是7日上午。此时日军主力已投入战斗，第66军汤山阵地遭到猛烈攻击，陷于苦战；第41师龙潭阵地的1个团也受到日军第16师团右翼掩护部队的进攻，均已无力抽调兵力。以第36师的1个补充团当然也就无法完成消灭突入之敌的任务。预先部署的从三面包围消灭突入之敌的反击行动，还未开始就消解于无形。
另外，根据一般军事原则，指挥机构制定的作战指导计划必须具有弹性，防止用一种计划去应付多种变化的情况。要在对情况作出科学预测的基础上以一案为主，作多手准备，特别是要从最困难的情况出发，制订出若干处置预案。但从卫戍司令部的计划和参加制订人员的回忆文章中均未反映出做到了这一点。全战役过程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处于被动状态。防守部队本身也大多如此。以第88师为例，该师1个旅在雨花台，1个旅在中华门城垣，但两旅都将城门完全堵塞，不留任何通道，城垣守军既没有增援雨花台阵地的打算，也没有在必要时将雨花台守军撤至城垣阵地的考虑。结果雨花台阵地失守后，守军无法撤入城内，只能沿城墙西走，在南面之敌火力下运动，伤亡惨重。其他城门也有这种情况。
如光华门的守军敢死队冲出城后，没有后续部队接应，结果全部牺牲在城外。正是在上述情况下，防御阵地仅一点突破，即导致全线瓦解。最高统帅部曾估计仅南京城垣至少亦可固守两周以上，可事实上从12月10日日军总攻城垣开始，仅2天多的时间南京城就失守了。
中国军人的英雄群像
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克服武器低劣、供应匮乏等种种困难，在作战中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和斗争精神，谱写了反侵略战争的壮丽颂歌。在本文前述各章节中，笔者有意把涉及的旅以上军官的名字都列上，在具体战斗中也列上了团以下军官，但意犹未尽。所以在本节中又突出描写一些英雄部队和英雄人物，以表达对他们的崇敬之情。
在南京外围阵地防御战中，扼守东南方山至淳化镇的第51师部队，自12月5日起，多次顶住敌步、炮、飞机的协同进攻，虽战斗掩体多次被击毁，部队伤亡甚大，但仍奋勇抗战3昼夜，杀敌甚多，阵地屡失屡得，其中第5营官兵全部壮烈牺牲。方山一带战斗中，2名装甲兵在自驾的坦克被击毁后，决心与战车共存亡，他们埋伏在车内进行狙击，歼敌数十人。电影《南京！南京》即反映了这个战斗片段。12月9日至12日，在日军对市区实施全线总攻击的过程中，中国守军依托丘陵岗地与城垣进行了更加艰苦的战斗。据守东北郊杨坊山阵地的徐继武第48师官兵，临危不惧，与敌浴血奋战。11日晨，日军以30余门大炮和10余架飞机对该阵地狂轰滥炸，毁平工事，继以2000余步兵在16辆坦克掩护下进行围攻。守军第388团3营官兵英勇抗争，反复争夺。除营长陈庆勋身负重伤被救外，余皆壮烈牺牲。中国军队在三面被围、后有大江的绝境中，奉命撤退与突围时，不少部队仍保持了高昂的斗志，勇猛冲杀，不怕牺牲。12月13日，日海军第11支队溯江抵达下关江面，对顺江而下的民船进行射击。日第6师团的一部分兵力也来到江边，水陆夹击撤退军民。南京宪兵部队司令萧山令在江边指挥部队与敌肉搏达5个小时，终因孤军背水，弹尽援绝，江边官兵无一生还，萧亦举枪自杀殉国。
萧山令
湖南益阳县方山村人，陆军少将追晋中将，宪兵副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防空司令。
1919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1936年任国民党宪兵副司令，1937年9月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南京市长、首都卫戍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唐生智）兼南京市警备司令。12月13日，带领将士在下关与日军展开肉搏血战，激战5小时，终因众寡悬殊，背水无援，数千将士壮烈牺牲。肖山令也大义凛然，举枪殉国，实现了“誓与南京共存亡”的诺言，时年45岁。1985年，湖南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将级军官，除萧山令、第88师262旅旅长朱赤、第264旅旅长高致嵩外，还有第159师副师长罗策群、第87师259旅旅长易安华、教导总队第1旅2团团长谢承瑞（后被追授陆军少将）、第51师302团团长程智（后被追授陆军少将）、第160师参谋长司徒非、第157师参谋长姚中英、第156师468旅副旅长李绍嘉等，恕未收全。他们顽强抵抗、英勇战斗和宁死不屈的献身精神，极大地鼓舞了爱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和斗志，也极大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他们的英勇业绩永远值得南京人民纪念和敬仰。
罗策群
广东兴宁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中校教官，国民革命军第66军159师少将副师长。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工科毕业。历任参谋、营长、团长、师参谋长等职。抗战爆发时任陆军66军159师475旅旅长，参加了淞沪会战，在罗店与日军激战，因功升任159师副师长。1937年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12日在指挥突围中不幸中弹殉国，时年44岁。
易安华
江西宜春人。1925年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宪兵科，1927年升任浙江警备司令部第三补充团上尉连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升任少校营长，1932年赴上海增援第19路军抗日，1933年冬，升任该团上校团长。
1937年参加淞沪会战，随第87师围攻上海市区日军阵地，毙伤大量日军，遂任该师259旅旅长。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在防守中华门右翼阵地中壮烈牺牲，时年37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司徒非
广东开平人。1917年入保定军校第六期，1919年毕业。1922年，任游击总司令。1932年，任19路军独立团团长参加淞沪抗战，作战英勇，被报章赞誉为“大胆将军”。1933年11月，随第19路军在福建省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在香港经营礼香酒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任第4路军少将高级参谋。第160师参加淞沪会战时，在该师协助指挥。11月上海沦陷后，随军退守南京，任160师少将参谋长。12月13日随部经太平门突围至句容，身中数弹殉国，时年44岁。
姚中英
广东平远县人。1924年秋，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后投身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作战勇敢，以战功擢升为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北伐后，进入陆军大学第八期学习。
1937年“七七事变”时，任陆军第156师团长，淞沪会战奉命率部由广东韶关奔赴上海抗日前线参加会战，屡立战功，出色完成任务，晋升为国民革命军第83军156师少将参谋长。会战失利后，移防镇江。在南京保卫战中，他率部与敌激战，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后为掩护友军，率部冲锋，身先士卒，壮烈牺牲，时年41岁。
李绍嘉
广西玉林人。早年入粤军，隶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加过北伐。1933年任第9师25团团长。两广事变爆后，任第156师468旅少将副旅长。1937年10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将第8路军的第154师、156师合编为第83军，邓龙光任军长兼任156师师长。该军组成后，李绍嘉随部队由广东开赴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此次作战后，该军退至南京郊区组织防御，并参加了保卫南京的作战，奉令于南京城阻敌。12月12日城陷，激战时中弹殉国。
谢承瑞
江西南康人，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四期，1927年10月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攻读陆军专业，1930年1月毕业。1937年时为教导总队第1旅2团上校团长，所部与第87师260旅防守工兵学校。9日，防守淳化的第51师败退回城，在尾追的日军第9师团的猛攻下阵地失守，遂退入光华门与第87师、156师、宪兵教导2团等坚守城垣，击退城外日军。13日凌晨始受命撤往下关，在挹江门因身体虚弱被拥挤失控的人群踩倒身亡，时年33岁，后追赠少将。
程智
湖南醴陵人。早年在长沙岳云中学读书时，就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决心投笔从戎，遂于1926年春步行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后曾在基层任排、连长。抗战初期，在王耀武部第51师302团任团长。1937年8月，程智率部随第51师开赴上海罗店作战。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奉命率第302团随第51师撤至南京，驻守南郊及水西门外一带。12日拂晓，在坚守赛虹桥战斗中被日军机枪击中6弹，肠断而逝，年仅30岁，后追赠少将。
参考文献
一、史料著作
1.唐生智、刘斐.南京保卫战[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
2.[日]笠原十九司著、罗萃萃等译.南京事件争论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张宪文.南京大屠杀史料集(65):南京保卫战军宪警阵亡名录[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4.胡兆才.蒋介石与南京保卫战[M].北京,台海出版杜,2011
5.华宸.国民党炮兵纪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6.吴景平、曹振威.中华民国史(第9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1
7.杨亚君.败军[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1
8.周明、王逸之.血肉长城[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9.世界经典战例·城市作战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0
10.周斌、邹新奇.中国的天空[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11.李庆山.蒋介石大败迹[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
12.马振犊.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南京保卫战[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3.南京保卫战殉难将士档案[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
14.孙继业、孙志华.正面战场大会战[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
15.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江苏抗日战争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16.孙宅巍.澄清历史[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7.陈应明、廖新华.浴血长空[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6
18.刘伟、袁静伟.中国抗日战争60次军事行动[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5
19.兰黄明.城市战[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20.王秀鑫、郭德宏.中华民族抗日战争(1931-1945)[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21.胡锦昌等.中国抗日战争年度焦点(1937-1939)[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22.经盛鸿.南京沦陷八年史上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24.孙东升、王根广.见证抗日:1931-1945影像档案[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25.张宪文、曹大臣.图说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26.张宪文、吕晶.南京大屠杀真相(上·中方史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7.郭汝瑰、黄玉章.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下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28.孙宅巍.钟山硝烟[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
29.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屠杀[M].北京,中华书局,1995
30.刘沉刚、王序平.刘斐将军传略[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
31.章荣等.抗日十大战役[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5
32.刘惠恕.南京大屠杀新考[M].上海,三联书店,1998
33.孙大骆.抗日战争历次失败战役的真相及其原因[M].海南出版公司,1997
34.荣国章、王莉.抗日战争战役战斗史话[M].北京,华龄出版社,1995
二、研究文章
1.梁茂芝.壮怀激烈的南京空中保卫战[J].劳动保障世界,2011(11)
2.经盛鸿.西方新闻传媒视野中的南京保卫战[J].社会科学战线,2010(8)
3.李沛霖.南京保卫战中唐生智功过述评[J].阅江学刊,2010(1)
4.叶铭.从日本军方资料看南京保卫战中国军队损失[J].军事历史研究,2009(3)
5.秦军.南京保卫战中杀敌殉国的萧山令将军[J].档案与建设,2008(7)
6.涂榉耀.浅析蒋介石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战略[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6)
7.孙宅巍.1935:南京保卫战大演习[J].钟山风雨,2008(1)
8.宋凤英.唐生智与南京保卫战[J].龙门阵,2007(12)
9.胥兆梅.南京保卫战第六十六军阵亡将士殉国事略[J].民国档案,2007(4)
10.彭剑.被忽视的一幕历史真实———南京保卫战期间唐生智利用外侨谋求休战始末考析[J].长白学刊,2006(3)
11.伍立杨.南京保卫战的正面和侧面(外一则)———仅以此文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J].四川文学,2005(6)
12.陈长河.唐生智与1937年南京保卫战[J].军事历史研究,2005(4)
13.陈长河.南京保卫战中的宪兵部队[J].江苏地方志,2005(5)
14.施惠政.南京外围保卫战中殉国的饶国华[J].江淮文史,2005(5)
15.孙宅巍.南京保卫战:中国军队血战雨花台[J].钟山风雨,2005(1)
16.丁德涛.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J].历史学习,2003(21)
17.孙宅巍.论南京保卫战的决策及其结局[J].南京社会科学,2000(4)
18.魏宏运.南京保卫战初探[J].江南学院学报,1999(2)
19.南京保卫战(一)[J].民国春秋,1997(6)
20.石怀瑜.血沃钟山饮恨长江———黄埔军校教导总队参加南京保卫战回忆[J].黄埔,1996(5)
21.静生.临危不乱临难不苟———唐生智在南京保卫战中[J].团结,1995(4)
第26例：新四军南京周边的抗日活动
（公元1938年4月~1945年8月）
抗日战争期间，南京是侵华日军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又是大汉奸汪精卫伪政权的统治中心。如果能在南京周边展开抗日活动，无疑会在全国造成重要的政治影响。敢在南京这个龙潭虎穴周边“捋虎须”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新四军。
表面上看，新四军与敌军相比力量悬殊，加上“客场”作战，让人提心吊胆。但实际上，新四军却以蚊子盯大象的战术，不断得手，并积小胜为大胜。
深入龙潭虎穴
新四军，即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形势下，由在南方8省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地区成为敌后，新四军就必然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
为抗日而生的新四军
南京保卫战后，民国首都南京在日本占领军的铁蹄践踏下痛苦地呻吟。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红军游击队以民族大义为重编组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杀敌，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誓为受苦受难的父老乡亲报仇雪恨。南京人民企盼着真正抗日救亡的人民军队早日到来！
1937年12月23日，项英率50多名干部从延安抵达武汉。此时叶挺已在汉口大和街26号设立了新四军筹备处，挂起了新四军军部的牌子。
12月25日下午，叶挺、项英和已内定参谋长的张云逸，召集已到武汉新四军工作的干部50余人召开第一次会议，宣告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
新四军集中和挺进敌后示意图
叶挺
广东惠阳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并加入国民党，1922年陈炯明之变中，营救孙中山脱险。
1924年在苏联学习时又加入中共。北伐期间，任第4军（军长张发奎）独立团团长，一路奏凯，被誉为“铁军”，叶也成为北伐名将。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参加指挥了南昌起义，失败后脱党并出走海外。抗战开始后，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双方都属意叶挺担任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军长。后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在狱中写出了著名的《囚歌》以明志。抗战胜利后，叶挺获救出狱，但在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项英
湖北武昌人。早年长期领导工人运动，因表现出色，1928年中共六大期间得到斯大林单独接见。红军长征后，出色领导南方游击队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抗战开始后，出任新四军副军长，实际是新四军政委，掌握新四军领导权，与军长叶挺合作不甚愉快。1941年皖南事变中遭叛徒杀害，后移葬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12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致陈绍禹、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电中，对苏浙皖赣边区明确提出：“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及湖口之敌……”，“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这就将新四军编组后的部署大致确定下来了。根据战局的发展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新四军部队于1938年3月开始集中编组。至4月下旬，新四军完成集结和编组，共4个支队10329人，6200多支枪。
《新四军•文献》（1），第68、69页。
经中共中央提议，国民政府军
委会最后核定：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下辖第1、2团，共2300余人；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下辖第3、4团，共1800余人；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后在皖南事变中叛变）、政治部主任胡荣，下辖第5、6团，共2100余人；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后戴季英），下辖第7、8、9团和手枪团，共3100余人。军机关和直属队，包括特务营、教导营，共980余人。
改编后的新四军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干部数量的不足和素质的亟待提高。当时部队的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都需要大批干部。为此在部队尚未集结之前，即于1938年1月15日，新四军教导队第一期开学，着重对来自各游击区的红军基层干部进行军事、政治训练，4月份毕业时正赶上部队整编，大多下去担任连长、指导员。军部整编时，军教导队改为教导营，由2个队增为3个队。随着大批知识青年来到新四军，要帮助他们尽快完成从老百姓到革命军人的转变。9月，在泾县云岭将教导营扩大为教导总队，由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兼总队长，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兼政治委员，以抗大为榜样，运用抗大的经验办学，选调抗大优秀毕业生担任教员，袁国平、周子昆亲自给学员授课，叶挺、项英经常给学员作报告。教导总队由开始每期二三百人，增至每期1200多人。每期一般为4个月，长者为半年。从1938年至1940年3月间，新四军教导队、教导营、教导总队培养干部共四五千名，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