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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合.13

作者:王洪光 当前章节:15362 字 更新时间:2026-6-18 10:15

逼近南京近郊

在敌伪顽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新四军既不能去镇江“清乡”区,又不能去顽军“清剿”区,唯一可以活动的地方只有日伪眼皮底下的南京周边地区。针对这一地区比较狭小、环境险恶的特点,新四军的部署是:横山和江当溧为第16旅46团活动地区;江句和溧武公路西侧为第48团活动地区;第51团坚持溧阳;第47团坚持茅山;第16旅旅部率特务营和第48团2营在溧武公路两侧游击。

在南京外围地区打游击异常艰苦。1943年4月17日,第46团刚刚进入横山地区,就遭到溧水城和洪蓝埠据点日军的三路合围。第46团在石湖岸与敌背水一战,打了6个小时,毙伤敌40余人,挫败了敌人的围攻。4月24日,第48团1营在句容磨盘山与金坛薛埠据点日军激战一天,打退了敌人的进攻。5月,南京、镇江之敌大调防,暂时停止了对新四军的“扫荡”。进入7月以后,日伪军的“扫荡”又达到高潮,对驻横山地区的我第46团和在句容活动的第48团,连续多次大“扫荡”。日伪军从各据点抽调部队,增加“扫荡”兵力,第1次500余人,第2次1000余人,第3、4次1600~1700余人。在7、8、9三个月,江渭清和王必成一直率旅部特务营转战江宁、句容及溧武公路两侧地区,指挥反“扫荡”斗争。

江渭清

湖南平江县人。参加过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红军主力长征后,在南方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于江苏大地、长江两岸打击日伪军。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6师18旅旅长,多次粉碎敌人“清乡”和“扫荡”。解放战争中,参加了苏中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为解放全国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南京军区代理第一政委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省委书记。2000年在南京逝世。

1943年9月28日,日军调集3个师团2万余兵力,从苏南、皖南、浙西分三路向苏浙皖边国民党统治区发动进攻。3日内向南推进100余公里,重新占领了1938年10月8日放弃的溧阳、郎溪、广德、宣城等4座县城,打通了宣(城)长(兴)公路。这条公路以北的广大地区再次沦入敌手。日伪并在东坝、社渚、固城、梅渚、张渚、山丫桥、南渡、上沛埠等集镇设立据点,委派各级伪政权人员,实行伪化统治。

在日军大举南犯之际,新四军第16旅立即尾随敌后进入新的沦陷区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坚决保卫边区人民。10月5日,第16旅恢复了被敌抢占的两溧地区,10月15日又解放了高淳县的安兴、漆桥。第16旅旅部和苏皖区党委机关亦于10月15日由江句地区龙都圩,南越溧武公路返回溧水县白马桥、南曹、里佳山一线,继续实施党政军一元化领导。11月1日,由旅长王必成亲率第48团向敌后出击。越过固城湖以东和东坝,插入高(淳)郎(溪)边界的漕塘地区。潜伏在该区的顽挺进军第2纵队企图阻止新四军进击,第48团奋起反击,歼灭该纵队一部。翌日晚,第16旅旅部移驻郎溪境内原新四军第2支队驻地狸头桥。

第48团进入高(淳)郎(溪)边界后,由西向东发展,到达郎溪、广德边境之罗布岭、梅岭一带,仅半个月就从敌人手中收复郎溪、广德及长兴外围地区。11月20日,由江渭清政委和钟国楚副旅长指挥,发起溧(水)高(淳)战役。首先由第46团对溧水境内的东流伪军据点发起强攻,迫使守敌翌日撤逃至孔镇据点。接着特务营12月21日攻克新桥伪据点,全歼伪军1个连。11月22日第46团攻克高淳之漆桥,又全歼伪军1个连。此时,驻高淳县东坝伪据点的和平建国军第3师派副师长陈炎生(汪伪内政部长大汉奸陈群之子)率部前来增援。特务营于小游山设伏,经战斗俘副师长陈炎生以下官兵共160余人,击毙40余人,伤数十人,缴获大批轻机枪和步枪。这次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日伪推行的伪化计划,巩固了苏南抗日的后方基地,保障了南进部队的进击。

至1943年底,第16旅在恢复区和新解放区内广泛开展游击战,打击日伪,镇压汉奸,消灭土匪武装,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了郎广地委、专员公署及溧南、郎溪、广德3个县委县政府和高淳行政办事处,使苏南抗日根据地扩大了一倍。1944年3月至12月,第16旅开展对日伪的局部反攻,取得了杭村、长兴、周城、泗安、青观岭等5次战役战斗的胜利,在苏南更大的范围内有力打击了敌后日伪军。

第16旅48团南进郎溪、广德、长兴地区后,日伪加强了在这一地区的防务,频繁向该地区进行“扫荡”,并到处抢粮拉夫,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新四军在反“扫荡”斗争中依靠群众的支持,利用山区复杂地形,与日伪军巧妙周旋,相机打击敌人。

1944年3月29日上午,广德门口塘、流洞桥2个据点的日军1个中队100余人,在1营伪军300余人的配合下,携带1门九二步兵炮,窜至杭村一带,沿宣(城)长(兴)公路进行“扫荡”。王必成旅长闻报后,迅即命令第48团3营插入杭村西南的慈姑山,待敌接近时突然予以猛烈打击,截断敌之归路。从温塘赶来的第1营则抢占了杭村东南牛头山高地,从侧翼夹击敌人。日伪军慌忙丢下抢来的鸡鸭财物,负隅顽抗,伺机突围。新四军乘势从两面的山村中杀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敌人,把敌人全部压到一块麦田里,经一阵白刃格斗,除少数敌人逃走外,全歼日军70余名,俘日军3名,缴获1门九二步兵炮,俘伪军100余人。

在激战中,第3营教导员郑大方英勇牺牲。

是年夏季,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向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为配合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作战,新四军第16旅集中第48、46团和独立2团,于8月23日发起长兴战斗。长兴地处太湖南岸,是宣城至长兴公路的东端,也是新四军向太湖南岸杭嘉湖平原发展的前沿地带。第48团主攻长兴县城外围据点,第46团阻击长兴城出援之敌,旅特务营和独立2团监视泗安方向之敌。第48团首先肃清长兴外围一些小据点,接着主攻白埠和合溪2个中心据点。攻打白埠据点时,用缴获的九二步兵炮对准敌碉堡,同时开展政治攻势,迫使伪军1个营投降。白埠战斗结束,新四军又把九二步兵炮调到合溪镇。长兴伪军300余人出援合溪,在棋盘岭遭第46团伏击,死伤大部,伪营长以下60余人被俘。8月25日,长兴战斗胜利结束。第16旅共攻克伪军据点13处,摧毁碉堡60余座,歼灭伪第1师1、2团的4个营,生俘伪副团长以下420余人,收复国土400平方公里,解放人口6万。

长兴战斗后,第16旅决定发起周城战斗。周城位于溧阳城西南,北有南渡镇,南有社渚镇,3个据点分别驻扎着伪第2师4团的3个营。第16旅的作战部署是:第48团攻击周城;第46团在周城、南渡之间伏击南渡出援之敌;第47团在周城、社渚之间伏击社渚出援之敌。10月23日深夜,新四军对周城发起猛攻,很快突入镇里,分割包围各碉堡,将敌一一歼灭。周城战斗持续10多个小时,全歼伪军1个团,生俘正、副团长以下700多人,缴获曲射炮2门、轻重机枪22挺、步枪400多支,还有短枪、子弹及大量军用物资。经此一战,溧阳地区日伪军在太湖沿边站不住脚,只得撤走,收缩兵力至溧阳城。

12月14日,第16旅乘胜攻击宣长公路上的重镇泗安。泗安之敌筑有坚固防御工事,镇外围有几道障碍,密布的碉堡之间有地道相通。守敌是不久前调来的伪军第34师134团。14日晚,第48团1、2营冒着鹅毛大雪发起进攻。第1营首先从镇北摧毁敌碉堡4座,突入泗安镇中心,第2营从南面直捣伪军核心工事,全歼伪团部及集训营。天亮以后,2个营配合向中心碉堡发起总攻,以猛烈炮火摧毁大小碉堡22座,俘伪军400余人,新四军伤亡排长以下指战员20人。1944年即将过去,新四军在苏、皖、浙边界的态势有了明显好转,已经可以看见抗战胜利的曙光了。

对日大反攻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新四军在苏南进行了一系列反攻作战。1945年7月,南下苏浙军区的第1纵队回到苏南老解放区。8月上旬第1纵队在苏南第1分区部队配合下,在高淳发起东坝战役。高淳是日军推行伪化政策的重点地区。伪独立第15旅胡冠军部乘新四军南进天目山之机,于5、6月间进占高淳一带,在东起溧阳社渚、梅渚,西至宣城狸头桥、水阳一线修筑工事,遏制新四军向南发展。第1纵队决心扫除这个障碍,具体部署是:第2支队及溧高地方武装攻击东坝、定埠、漕塘、固城、下坝之敌;第3支队及宣、当地方武装在左翼攻击狸头桥、塔山一线之敌;第1支队在右翼攻击社渚、梅渚之敌。8月9日晚,各参战部队进入预定进攻出发阵地,午夜23时向敌军发起总攻。先后经东坝之战、狸头桥之战、定埠之战、漆桥之战、游山之战等5次战斗,摧毁日伪军据点24处,歼日伪军1800余人,解放苏皖边区多个市镇,拉开了苏南战略反攻的序幕。

新四军对日军大反攻示意图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和平的话音未落,日伪顽合流,反共的硝烟并未平定。蒋介石连发三道命令:一是要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二是要国民党军从西南战略纵深积极前出接受日军投降;三是要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日伪军仗着蒋介石的三道命令壮胆,欲作垂死挣扎。驻扎在句容城里的日伪军公然向新四军苏浙军区寻衅,竟敢出动1400余人,向溧水地区发起“扫荡”,妄图阻挠新四军向南京挺进。部队接到情报后,立即动员群众做好反“扫荡”准备,同时部署了诱敌深入的歼敌计划。第1纵队1支队和苏南第1分区特务营接到命令,即以1连兵力引诱敌军,将主力部署在回峰山西南经巷一带。当敌军进入伏击圈后,第1支队1营立即予以迎头痛击,第2、3两营和一分区特务营像两把利刀,将敌拦腰切成两段,分别包围在杜巷和张家岗两地。

被围困在杜巷的有400余伪军,被围困在张家岗的有日军2个中队和伪军200余人悉数就歼。

8月18日,苏浙军区第1纵队又向金坛、溧阳两城拒降的日伪军发起攻击。第1支队经一昼夜激战,解放了金坛县城和朱林镇。日伪军逃至金坛和武进两县交界处的夏溪镇,向国民党地方当局投降。第1支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于8月23日采取行动,将这股伪顽合流的武装全部解决,毙伤敌200余人,俘虏700余人,收缴了大批枪支弹药和军需装备。

与此同时,第1纵队2、3支队在溧阳地方武装配合下,向敌军重兵防守的溧阳县城发起进攻,歼灭伪第2师师部及官兵1000余人,缴获炮4门、各种枪支800余支,日军1个大队逃往宜兴。各纵队还在苏浙皖边区发动强大攻势,解放了长兴、安吉、郎溪、广德、高淳、溧水、句容等县城。

至此,只剩宜兴县城的日伪军拒不投降。新四军第3纵队决定采取诱敌出城、途中歼灭的方针,部署第7支队在东横塘河的洋溪镇一带设伏。9月12日,无锡日军出动汽艇到宜兴接应日军撤离,行至洋溪渡口,即被第3纵队包围,激战2小时,歼敌60余人,生俘日军山本大佐以下39人。宜兴城日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被迫放下武器投降。新四军同意其徒手撤往无锡、常州。这样,苏浙军区在苏南抗战的最后一仗,便以宜兴的解放宣告结束。

罗炳辉威震六合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盘踞在南京六合的日伪军继续负隅顽抗,拒绝向新四军投降。新四军第2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罗炳辉亲自率部攻克六合,降服伪军。

为求迅速攻占六合城,罗炳辉亲率军部特务团、第2师学兵连和六合支队前来,决心速战速决。特务团是新四军的“王牌”部队;第2师学兵连人人精通枪法,个个武艺高强。六合是历史悠久的古城,为尽量减少其受战火损害,同时也给伪县长霍锦光一个赎罪的机会,罗炳辉在围城的当天发出劝降书。罗师长的劝降书义正词严、有理有力,像一把铁锤打在霍锦光的头上。霍锦光明知处境十分危险,兵不过500人,且军心涣散,士无斗志,不堪一击,但对国民党的救援抱有幻想,拒绝投降。

罗炳辉

云南彝良人,汉族,被称为“从奴隶到将军的杰出军事家”。曾任孙中山的警卫连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第一至三次反“围剿”战争中,他率部多次担任诱敌任务,屡立战功,被周恩来誉为“战略骑兵”。后参加长征,抗战开始后曾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后调到新四军任职,在苏皖地区指挥对日作战,多次成功挫败国民党军的磨擦。1946年在山东病逝。国共全面内战初期,国民党军进占鲁南后,曾掘开他的坟墓并凌辱遗体。这恰恰说明他们害怕罗炳辉。罗是中央军委确定的33位无产阶级军事家之一。

罗炳辉师长根据多年与敌伪斗争的经验,深知霍锦光已死心踏地与人民为敌,决心以武力攻克六合城。8月21日凌晨1时许,一切攻城准备就绪,罗师长一声令下,六合城四周顿时战火纷飞,战士们冲锋的喊杀声惊天动地,步枪、机枪、手榴弹全面开火,敌人的惊呼声、惨叫声乱成一团。激烈的战斗发生在西北角一带。奉命攻打小北门的六合支队第2连组织突击队,第一次因云梯折断攻城受挫,第1连何连长立即带领突击队10余人投入战斗,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特务团第1营l连的几个手榴弹神投手大显威风,隔着护城河将手榴弹扔进城墙内,使敌人几挺轻机枪变成哑巴。突击队趁势加紧攻城,敌人阵脚大乱,溃不成军。

凌晨2时许,罗师长命令发起总攻。特务团在团长朱国华、政委张闯初率领下,首先从西门突破。六合支队在支队司令员艾明山、政委魏然的指挥下,也从北门、小东门突破。凌晨3时许,战斗结束,除毙伤一部外,活捉伪县长霍锦光、伪警察局长杨忠、伪保安小队长任宝金等以下伪军和政警人员500余人。深受日伪蹂躏达8年之久的六合县人民重见天日。同日晚,独4团又歼灭葛塘集、李家洼伪军2个连。至此,六合县获得解放。

新四军在南京周边进行的一系列抗日斗争,沉重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有力支持或策应了正面战场作战,扩大了新四军和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影响和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留下了宝贵的革命斗争经验和精神财富。新四军在南京周边的抗日斗争活动永远值得南京人民纪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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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例: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

(公元1949年4月)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南京是一座特殊的城市。因为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南京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1949年,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南京又成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

作为南京战事的收官之战,南京主城区并没有经历激烈战斗。实际上,解放南京经过了极其复杂和艰苦曲折的过程。在本文中,笔者主要就攻守双方战略态势、战役部署、作战准备、战役实施等方面,予以解读。

国民党唱双簧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国民党“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尤其是军队主力丧失严重,能用于机动作战的146万军队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已无法在战略上构成有效防御。

与国民党统治集团江河日下的形势相反,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蒸蒸日上。经过两年半的作战,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较之国民党军都占有绝对优势,“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了”。

《李宗仁回忆录》(下),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922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72页。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仍不甘心失败,一面伪装和平,一面集中残部沿长江设防,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江南进军,与共产党“划江而治”,保住其统治中心南京的安全,再现历史上的“南北朝”。

渡江战役前战略形势示意图

蒋介石的缓兵之计

1948年12月中旬,淮海战役接近尾声,人民解放军全盘胜利势成定局,国民党朝野震动,人心惶惶,阴沉气氛弥漫全国。至此,蒋介石感到大势已去,“国内外许多民意机关,甚或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也都认为内战前途无望,希望政府犹有可为之时,与中共恢复和平谈判”。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出了包括要求保存宪法、法统和军队在内的求和文告,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并声称:“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缅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1月4日,蒋介石亲至李宗仁家里,动员其出面和谈。蒋介石直言不讳地说:“徐、蚌失败后,共军立刻就要到江北”,形势危急,只有进行和谈,才能有缓冲时间。

而“共产党绝不同我讲和”,“我退休,由你顶起这个局面,和共产党讲和”,“共军的进攻可能和缓一下”,“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样紧”。针对蒋介石的元旦求和文告,1月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评战犯求和》的评论,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蒋介石求和的虚伪性和反动性。1月14日,又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蒋介石提出的和谈条件“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声明表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的声明得到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914页。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917、918页。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918、919页。

《毛泽东选集》(4),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88页。

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l月21日,蒋介石不得不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理其“总统”职务。李宗仁上台后,一再表示愿以中国共产党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并宣布取消全国戒严令、释放政治犯、启封被封闭的报馆、杂志社等七条措施,还委派秘密使者和组织上海社会名流访问北平。其实,李宗仁的这些措施只不过是造成若干“和平”空气而已。因为,一方面蒋介石虽然下野蛰居故里浙江省奉化县溪口,但仍以国民党总裁名义指挥党政军,牢牢掌握着南京政府的一切大权。李宗仁想办的事,蒋介石如不同意,一件也办不成。另一方面,李宗仁要求和平谈判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和平统一中国,而是想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取蒋而代之。他认为“只要把蒋搞倒了”,“能确保东南半壁”,就可“做到划江而治”,“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因此,他在谈论和平的同时,仍秉承蒋介石“以整饬军事为主”的旨意,积极备战,反对解放军渡江南进。

中国共产党尽管十分清楚李宗仁要求和平谈判的目的,但还是把他同蒋介石加以区别,愿意同他进行和谈,并积极对他进行争取和帮助,希望他断绝同蒋介石的联系,站到人民方面来,进行真正的和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这样做,是要“用和平方式来达到胜利,以使国家少受破坏,多保存一些人力物力,使将来的和平建设多一份物质力量”。为此,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代表团,从4月1日起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

《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03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7页。

谈判代表中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和刘斐6人后来脱离国民党集团,参加人民政府和政协工作。

“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

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决定放弃淮河防线,将军队撤至长江以南地区,在“和谈”掩护下,加紧部署长江防线,以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确保江南半壁山河,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国民党放弃淮河防线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自古以来,南京政权的淮防重于江防,“守江必守淮”,江淮之间的广大地区是战略缓冲带。放弃淮防,意味着解放军将畅通无阻地直达长江北岸,对长江以南直接形成重压。国民党方面不是认识不到这一严重形势,实在是因为没有兵力驻防江淮,一场淮海战役,把蒋介石的战略重兵集团消灭光了。

国共和谈现场

东重西轻的长江防线。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下野,25日就在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国军大员,指示关于长江的布防问题。决定把长江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至上海的800公里地带,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配备26个军75个师,约45万人;湖口以西近千公里地带,归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指挥,配备15个军40个师,约25万人。确定京沪杭地区的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淞沪为核心,持久防御,待机反攻。确定防守长江的要点是:以一部兵力前出长江北岸,控制北岸主要据点和若干江心洲,作为警戒阵地,阻止解放军迫近江岸,掩护南岸主要阵地安全,保障海军舰艇在长江中巡弋;以主要兵力沿南岸布防,于纵深控制一定兵力;在解放军渡江时,依托既设阵地,在海、空军配合下,大量杀伤人民解放军于江北;解放军如渡江登岸,就乘其立足未稳之际实施反击,围歼于滩头阵地;如江防被突破,反击不奏效,则南京东西地段之兵力撤守上海,皖南地区之兵力撤守浙赣线,组织新的防御。应该说,国民党军这一主要依托长江的战略防御计划和部署,在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下是可行的,如果执行得力,是可以支撑“划江而治”的政治目的。问题是,能否“执行得力”?

汤恩伯

浙江武义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曾在孙传芳部队短暂任职,后投蒋。土地革命战争中“表现出色”,多次参与围攻红军,曾击溃萧克部。抗战中,他初期表现尚可,在南口等战役中出彩,被称为“抗日铁汉”,但随后的表现大失水准,且所部军纪败坏,为河南人痛恨,有“水、旱、蝗、汤,河南四荒”之说。

日军进攻河南时,当地老百姓甚至将汤恩伯的警卫旅缴械,迫使汤化装成伙夫狼狈逃跑。时有“宁受日寇烧杀,而不愿汤军驻扎”之语。解放战争中,率部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但其麾下王牌军第74师被全歼。后又阻止解放军渡江,并负责守备上海及福建,均被解放军打得一败涂地。李宗仁曾对蒋介石说:“汤恩伯当一师长已嫌过分,你竟还把这种人引为心腹。”(台儿庄会战中,汤曾不服从李指挥)。1954年因医疗事故死于日本东京。

汤恩伯集团是国民党军中当时拥兵最多、装备最好的一个重兵集团,其具体部署是:第一线共19个军,即淞沪警备司令部所辖第37、52、75军,防守金山卫至吴淞口、白茆口段;第1绥靖区所辖第4、21、51、123军,防守白茆口至镇江西部桥头镇段及仪征地区,暂编第1军驻防崇明岛;首都卫戍司令部和第6兵团所辖第28、45军,防守桥头镇至马鞍山以东之铜井镇段,以南京及浦镇、浦口地区为重点;第7绥靖区所辖第20、66、88军,防守铜井镇至铜陵地段;第8兵团所辖第55、68、96军,防守铜陵至湖口段及安庆地区。机动部队第54军集结在丹阳、武进地区,准备策应淞沪警备司令部和第1绥靖区之作战;第99军集结在龙潭、下蜀一带,准备策应第1绥靖区、首都卫戍司令部和第7绥靖区之作战;第106军驻宁国,准备策应第7绥靖区、第8兵团之作战。在江陵、江阴、吴淞驻守3个要塞部队。第二线共7个军,即第12、18、67、73、74、85、87军,配置在浙赣线及其以北地区,增大防御纵深,支援一线作战或在纵深内作战。

白崇禧集团以27个师直接担任湖口至宜昌段之江防和武汉地区的871第守备,以13个师配置在长沙、南昌等纵深地区。

以海军第2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共26艘军舰、56艘炮艇,分驻安庆、芜湖、南京、镇江、上海等地;以江防舰队舰艇40余艘分驻宜昌、汉口、九江等地,分段沿江巡弋;以空军4个大队,分驻南京、上海、汉口,支援陆海军作战。国民党军还在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四川、广西、广东、湖北、陕西等地设立了14个编练司令部,妄图用3~6个月时间,编练出200万新兵,伺机反扑。此外,美、英帝国主义也各有军舰停泊在上海附近海面及长江口,有可能对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进行武装干涉。

国民党设防长江是东重西轻,纵深薄弱,可机动兵力很少。蒋介石之所以这样部署,原因和企图有三:一是由于战线长,兵力少,捉襟见肘,无法处处设防;二是依仗长江天险,将主要兵力部署沿江一线,前重后轻,以求孤注一掷;三是预留退路,如长江下游防线守不住,避免主力在沿江一线被消灭,可迅速将其收缩到上海和东南沿海固守,必要时可撤往近岸岛屿和台湾。为稳定军心,固守江防,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等多次发表讲话,鼓吹长江是天险,只要“能支持一年,美国一定以全力来援助,因为美国目前正在国内做动员工作”,并不断派遣高级将领沿江视察,美国军事顾问团也参与活动。

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汤恩伯》,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287页。

争论不下的南京防御问题

在南京防御问题上,国民党高层意见不一,各行其是,甚至互相拆台。1949年1月下旬李宗仁代理“总统”后,决定将防御重点置于南京及镇江、芜湖一线,并下令南京卫戍总司令部研究制定防守南京的计划,国防部也遵令拨款构筑城防工事。但下野“总统”蒋介石却另搞一套。1月25日,蒋介石在溪口召集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开会,部署长江防务,制定京沪杭战区的作战方针。但这个作战方针,“当权”的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并不知道。

一二月间,国民政府国防部研究长江作战计划时,作战厅厅长蔡文治提出,江防的重点应以南京为中心,并向上下游延伸,以确保南京的安全。但执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大权的汤恩伯秉承蒋介石旨意,反对这一方案,坚持把主要防御方向定在江阴以东地区,以上海为防御重点。双方为此发生激烈争吵,导致会议不欢而散,不了了之。

此后,汤恩伯继续置李宗仁的作战决心于不顾,不折不扣地贯彻蒋介石重点防御上海的意图,他并秘密将江宁要塞的一些大炮拆下运往上海;位于南京孝陵卫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也经常控制着100余辆卡车,随时准备撤往上海。身为代“总统”的李宗仁对此一筹莫展,毫无办法,以致他在若干年后回忆时仍显得十分无奈:“要阻止敌人渡江,首先要把汤恩伯撤职。但是汤氏手握重兵,何应钦、顾祝同又不敢哼一声,我当然也无法撤换他,只好眼睁睁地看他胡来。”拱卫京畿的“三线配备”国民党军为了确保南京的安全,曾经作过三线配备的防御计划,即前进配备、直接配备和后退配备。

所谓前进配备,即是主力部署在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江淮广大地区,以实现历史上屡次被证明是可行的“守江必固淮”的战略部署。这个防守方针,实际上就是蒋介石曾经提出的把长江防线作为第二防线的方针。主力出江北,以前出部署加大防御纵深,就是为了加强主要防御地带长江防线,拱卫首都南京。当时南京国防部把这个任务交给南京卫戍司令部执行。卫戍司令部在长江以北的滁县设立了一个指挥所,这个指挥所统辖的地区,包括津浦路明光以南,东至江苏的仪征,西至安徽的定远,包括滁县、全椒、和县、江浦、六合、来安、含山等10余县。南京卫戍司令部副总司令覃异之兼任指挥所主任。当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中彻底失败、人民解放军进逼长江时,滁县指挥所也随之取消。所谓前进配备,恐怕只是坐地画符,如同孙悟空用金箍棒给唐僧就地画了一个保护圈,小妖怪一时进不去,遇到神通广大的神仙就根本起不到作用。人民解放军的洪流毫无阻挡地涌到长江北岸。笔者父亲王建青时任第26军77师师长,他的部队也随着这股洪流经滁县、全椒、乌衣、六合直插长江边。从他的《阵营日记》上看,没有打什么大仗、硬仗,一个半月就从淮海战场直抵江边浦口、六合。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966页。

覃异之(1907~1955年):广西宜山(今都安县)人,黄埔军校毕业。曾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1925年加入共产党,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党。不久又到国民党军队任职,参与过围剿红军。抗日战争中战功卓著。解放战争中曾与华东野战军在淮海对垒,同时又利用职务之便,释放政治犯、支持起义、保护交通设施。解放军渡过长江后,他脱离内战,去香港参加了著名的香港起义,并策动其他国民党军官兵起义投诚。

所谓后退配备,即把一部分兵力部署在长江两岸的一些重要据点,主力则分别部署在长江南岸的沿江一带和京沪杭的纵深地带,待判明解放军主攻方向后,再相机以机动兵力,聚而歼之。为实施该方案,南京卫戍司令部在江南设立了芜湖指挥所和无锡指挥所。芜湖指挥所主任由国民党第88军军长马师恭兼任,所统辖的地区包括芜湖、高淳、溧阳、溧水、句容、江宁等县。由于这个指挥所的建制兵力只能防御南京外围,对长江江防力不从心,故马师恭在渡江战役发起前10天,见势不妙,辞职逃走,该指挥所宣告破产。无锡指挥所主任由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丁治磐兼任,所统辖的地区包括无锡、江阴、扬中、镇江、丹阳、常州等地,基本上在南京下游的沿江一线,对于纵深地区则鞭长莫及。按照后退配备的要求,国民党军的兵力应该分成三个部分,即前出长江北岸部分、长江南岸沿江部分和纵深部分。但是,由于兵力过少,这一段又是江防的主要防御方向,纵深防备无暇顾及。因此所谓后退配备,也是纸上画符,没有力量实现。

马师恭(1903~1973年):陕西米脂人,黄埔军校毕业。1949年底到台湾,1973年病殁。

丁治磐(1894~1988年):江苏东海县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南京保卫战,并在王家牌楼破日军一旅团。1950年去台湾,1988年去世。

前进配备告吹,后退配备没能实现,国民党军鉴于防守地域广、兵力少,不得不侧重于直接配备。所谓直接配备就是把主力沿江布防,纵深地区适当部署一定的机动力量。直接配备即为后来的“一分为二的长江防线”。这种直接配备防御有三大特点:首先,实行宽大正面防御和有重点的一线兵力配备。从整个江防来看,国民党把四分之三的兵力布防在长江南岸沿江一线,后备很空虚。

沿江兵力的使用,又是东重西轻。汤恩伯集团的江防地段是整个长江防线的重点,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也集中在这段防线上。在南京的防御正面,因“代总统”李宗仁要求,汤恩伯也不得不将之作为江防重点中的重点。从各军具体的防守地段来看,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在镇江下游至福山上游这段防线上,平均每个军的防御地段约为35~45公里,战役密度达每师11.6~15公里。在芜湖上游至湖口下游这段防线上,平均每个军的防守地段约为50公里,战役密度约为每师16.7公里。除以上两段重点布防外,其他江防地段,有的军防御地段达100公里,战役密度达每师33.3公里。南京地段由3个军布防,每个军的防御地段为30公里,战役密度为每师10公里。这说明国民党军在江防防线上,因兵力不敷支配,只能重点防守,所谓“长江防御,固若金汤”、“立体防线,望而生畏”,名不副实。

其次,国民党军沿江构筑的阵地是据点式的。战役纵深和战术纵深都很浅,而且没有真正完成防御体系。在芜湖以西,战术纵深只有10余公里;芜湖以东和南京两侧是重点防守地段,战术纵深达20~25公里,大部在解放军大口径火炮射程之内。战役纵深约150~250公里,相当于解放军4~5天的行程。笔者父亲的第77师实际作战进程也证实,从镇江大港过江,先向句容、溧阳阻截南京逃敌,后转向苏州、上海方向,仅7天已打到上海外围。再往深远纵深,敌人只有一些杂牌部队和少量主力部队负责抓丁、派款、催粮和待命机动,简直谈不上战略纵深,只是在战略计划上有所表示,属于画饼充饥。国民党军虽然沿江挖了许多交通沟和掩体工事,但交通沟不适于作战,掩体工事不堪一击,赖以抵抗的仅仅是据点工事。按照南京国防部的指令,各据点工事按战术要求有不同程度的强度和规格,分为三个类型,即一类据点、二类据点和三类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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