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军“横江铁索”与“沉江铁锥”被破示意图
为清除江面铁锁，王濬采取了“火烧法”：制作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的火炬，灌上麻油放在船头，遇到铁索就点火，顷刻间就将其烧断，打通长江水道。江中沉锥，江面上看不见，吴军如果得计，破坏晋军部分大船应该没有问题。但晋军为排除水面下的铁锥，采取了“以筏吸锥”的办法：事先准备几十张大筏，并将其联成一片，顺江放下，铁锥遇筏则扎于筏底被带走。
王濬一路突破铁索与铁锥这些水障后，大军顺流东下，与杜预一路协同，从西、北两个方向会攻长江中游防御要地荆州。荆州地区吴军共5万~8万，据守秭归、荆门、夷道等沿江要点。吴军要面对两路晋军8万多的兵力王濬军至江陵时，杜预奉晋武帝司马炎之命分兵1.7万予之，可推测杜预所部当2倍于之，至少有3.4万。而王濬本部原有5万人。杜、王两路晋军至少有8.4万。。双方兵力大致相当，但吴军战斗力比晋军显然差一个档次，被打得一败涂地。丹杨（今湖北秭归）于2月1日失守，荆门与夷道（均在今湖北宜昌附近）接之陷落。西陵督孙歆孙歆（？～280年）：孙吴宗室，征虏将军孙贲之孙。自乐乡（今湖北松滋县东，在长江南岸）率军沿江西上，企图阻止王濬水师，失利而归，旋被杜预派到江南的奇兵擒去。随后，吴水军都督陆景陆景（249～280年）：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陆逊之孙、陆抗之子。（陆抗次子）被王濬击败身死。2月17日，吴国江陵督伍延伍延（？～280年）：对晋军行诈降之计策，被杜预识破，兵败身死。不敌杜预，被斩杀。荆州战略区的吴军高级将领不是就擒就是被杀，可见吴军败得非常彻底。
晋军西集团只用了1个月就攻克荆州，接着与晋军中集团一起会攻长江中游的吴国战略要地武昌。武昌驻军本有西援东救的战略机动任务，但荆州危急时，武昌方面并未派出援军。这是因为仅3.8万驻军的武昌防区也面临当面强敌由北而来的巨大压力，战略要点夏口夏口：位于汉水下游入长江处，由于汉水自沔阳以下古称夏水，故名。（今湖北汉口）与武昌分别遭到晋平南将军胡奋胡奋（？～288年）：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人，晋室外戚。曾以白衣侍从身份随司马懿征辽东，深受司马懿喜爱；后出任徐州刺史，参与平定了匈奴刘猛发动的叛乱，建立了赫赫军功。274年，其女被纳为晋武帝司马炎的贵人，胡奋因此深得信任，得有出征吴国机会。与建威将军、豫州刺史王戎王戎（234～305年）：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小的一位，父为凉州刺史“王浑”（不是与他共同伐吴的“王浑”，不过是名字刚好相同而已）。所率两路大军夹击。也许是看到陆景与伍延的下场，江夏太守刘朗与武昌都督虞昺干脆选择了投降。
无人保卫建业
长江上、中游战略要地荆州与武昌的陷落，使长江下游的扬州战略区直接暴露在晋军西、中、东三个集团的兵锋之下。扬州防区特别是吴都建业京畿地区是东吴防御重心，经营多年，按理当固若金汤。当时的吴都建业城比当今南京城小得多，城垣大致位于今南京市中部，东起太平门，西至鼓楼，北起北极阁，南至淮海路。据明代陈沂考证，建业“周回二十里一十九步”，约合今天的8600米。另据德国著名城市规划专家阿尔弗雷德•申茨最新研究成果，建业城面积为4里×4里［德］阿尔弗雷德•申茨著、梅青等译：《幻方：中国古代的城市》，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167页。，即4平方公里，也就是边长2公里的一个方城，规模不大。今天所见南京城墙是明城墙，系常见的砖石结构。但建业城墙不是，它初为竹篱，后为土墙，大概也就是个土围子，坚固程度大大逊色于明城墙。
［明］陈沂：《金陵古今图考》，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74页。
首都城防之优劣
南京在秦汉时期称“秣陵”，秣者，草料也；陵者，土山也。可见当时的南京还是荒丘野地。东吴孙权建都于此，改秣陵为建业，才开始建造城池。建业第一次建城即为京师，在东吴君臣的主观上，城防当然不能马虎。
东吴建业城在今南京市大致位置
图中外层蓝色方框为周长约8600米的外城，内层左侧方框为孙权所建周长约714米之太初宫，内层右侧方框为孙皓所建周长约1190米之昭阳宫。另外，今南京市西面清凉山公园西侧方框为东吴时期的石头城。
东吴建业地形图（沙盘）
东之山冈。现在南京市东郊的紫金山在东吴时称蒋山汉代尚称“钟山”，汉末秣陵尉蒋子文逐盗贼死于此地，孙权为之立庙于钟山，遂改钟山为“蒋山”。，是建业东部最有名的山，如今的旅游胜地。它东西长7公里，南北宽3公里，面积约20余平方公里。此外，从吴都建业城当时的布局图可以看到，建业东面还有些横亘南北、连绵起伏的冈地，如马群北面的宝华山、东南方向的青龙山等，再往东还有汤山、九华山、高丽山等。当时的地理概念与今不同，在这样远的距离上，与南京城防关系也就不大了。南京周边的山多则多矣，但不够险要，最高的蒋山主峰海拔不足500米，在当代地理学中只能算是丘陵或是冈地。显然，建业东面的冈地距城区较远，也不够险峻，其间进入南京的通道很多，故这些冈地在当时军事上的价值并不大。古代立国建业者一般只要有效控制城区以南相对开阔的平原地，即可较少受到东来之敌威胁。
南之秦淮河。不少人认为秦淮河是秦始皇为了泄掉南京王气所挖此说源出南朝顾野王《舆地志》：“秦始皇巡会稽，凿断山阜，此淮即所凿也，故名秦淮水。”，但现代地理学证明，110公里长的秦淮河大都是自然河而非人工河。它有两个源头，东源在句容宝华山竹园潭，南源在溧水东庐山；它们在江宁方山西南汇合，蜿蜒向北，流至南京东南武定桥又分为内外两支：内秦淮由通济门的东水关入城，呈V字形流经南京城内南部，外秦淮则沿南京南城墙，形成一条向南突出呈弧形的护城河；内外秦淮在水西门附近的西水关合二为一，向西北流至三汊河附近的惠民桥入长江。这是现代秦淮河的基本情况，离东吴近2000年，所谓沧海桑田，相比古秦淮河，河道及入江口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东吴时期，石头城外没有大片沙洲，城下即是长江，秦淮河正是在此处不远汇入长江。当时，秦淮河河道比现在要宽得多，有300多米，是建业城南的天然屏障。当时秦淮河北岸还遍立木栅，形成沿河障碍，“大抵六朝都邑，以秦淮为固，有事则沿淮据守”［宋］马光祖、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16）。《景定建康志》是南宋年间关于南京的地方志之一，是南宋地方志佳作。。这一道河防，离建业城正南门有长达七八里的宽阔御道可通，跨河建有浮桥，称“朱雀航”，平时车马络绎不绝。战时，一旦南部告警，可收船拆桥，隔绝两岸交通，凭河御敌。
姚亦锋：《南京城市地理变迁》，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页。
石头城遗址
西之石头城。南京素有“钟山龙盘，石头虎踞”之称。所谓“石头虎踞”是指城西石头山状似猛虎，雄踞江岸。石头山即今石头城鬼脸一带，城下即长江，清凉山出石头城即码头。此山屹立长江之侧，西南部壁崖经长年江水冲刷，近乎垂直，环绕石头城西南如城垣，形势险要。舟师自长江入建业，必取秦淮河水路，而进秦淮河必过石头城。因此，石头城是坐镇秦淮河口北岸的重要军事要塞。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灭掉越国后，听说南京有王气，就在今清凉山筑城，并埋金以镇王气，名金陵邑。公元212年，孙权在金陵邑旧址兴建方“七里一百步”（相当于3公里）的石头城现在所见石头城只剩古石头城西壁遗迹，其主体是一块长5米~6米，宽2米~3米凹凸不平的赭红色砾岩，形同鬼脸。，作为临江要塞。石头城内设有仓库，用来存储武器装备和粮食物资。该城东面与南面各开一门，北面开两门。与建业城墙一般，吴国时期的石头城并非石筑，而是土垒（吴时皆土坞。另外，石头城西南最高处设有烽火台，信号传到吴国西界的西陵只需半日。左思在其著名的《吴都赋》中写到“戎车盈于石头”，即兵马装备储备充塞了石头城。可见其完全是一座小型兵城。此城距建业城有一段距离，不像现在完全包在南京市区内。石头城与建业城，当时形成犄角之势，互为依托。在国力、人力都不足的情形下，加上长江与秦淮河形成的水障，这一筑城布局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防御阵势。
《丹阳记》：“石头城，吴时皆土坞，义熙（405年～418年，笔者注）初始加砖累。”）
北之玄武湖。玄武湖得名于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元嘉二十三年（446年），“玄武湖”的名称首次出现在文献中。当时湖中出现黑龙，而玄色即黑色。另外，玄武在中国古代指“北方之神”，具体形象是“龟身缠蛇”，玄武湖意即“北湖”。，也称桑泊，最初只是一片因地质断裂沉陷而形成的沼泽湿地。三国时期，孙权定都建业，通过引水对皇宫后面的这片湿地进行改造，沼泽才因以成湖，并改名“后湖”。当时的玄武湖面积比现在大得多，甚至可以说是长江的组成部分，有宽广的水道连通长江主泓，江潮可抵湖内。玄武湖是建业城北的天然城壕与水源，它南边的鸡笼山（今九华山）与北边的幕府山夹湖对峙，又强化了玄武湖的军事价值。要从北面进攻建业，如不先攻占幕府山，再无水军通过玄武湖直抵鸡笼山下，建业城北可高枕无忧。
宫城。吴国宫殿主要在孙权和孙皓两代完成。孙权于东吴赤乌十年（247年）自武昌正式迁都建业后，利用武昌旧宫的木材，用一年时间建成周长300丈一说500丈。（约合714米按东吴度量衡，1丈=10尺，1尺=23.8厘米，1丈即2.38米。）的太初宫。宫城范围大致东界在今珠江路莲花桥至大石桥一线，进香河路一线为其护城河；南界在今估衣廊北口一带；西面靠近中山路；北面到今唱经楼一带。南面开5门，其它三面各开1门，其中北称玄武门，西称苍龙门，东称白虎门；其正殿称神龙殿。后孙皓又于太初宫之东另建周长500丈的昭明宫。宫城位于建业城中间偏北，占整个城市约1/4的面积。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58页。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158页。（约合1190米）
用现在眼光来评价一下当时的建业城防。东虽有山冈，除蒋山（今紫金山）外，其余距城太远，不足为扼；南虽有秦淮，凭险全靠沿岸木障，远逊长江；西虽有石头城，但形同据点，沿江岸线过长，鞭长莫及；北虽有后湖，但凭水面宽广，鸡笼山低矮，抵御水军，不足为险；外虽有城墙，土木乏坚；内虽有宫城，非为战筑。一言以蔽之，东吴末年的建业城，基本上是三面环水，一面向陆，土木筑城，依水而建。敌方如无水军，则城防可恃；如水陆军毕至，则为危城。
京畿部队之败绩
东吴在扬州战区的总兵力约13万，为三大战略防区之首。吴、晋两军分别在版桥一说板桥。此从干宝《晋纪》。（今安徽和县东南20里杨荷桥西）、涂塘（今南京六合）对面之长江南岸、三山矶（今南京西南）、建业附近交兵，吴军除了一战小胜外，大仗全败，损兵约12万，几乎被打光。
战略反击失败。荆州危急时，武昌没有派出援军，扬州也没有发兵相救，因为扬州方面同样面临晋军东集团10余万人的威胁，无法分兵。其中，涂中（今安徽滁河流域）面临晋镇东大将军、琅琊王司马伷所率数万兵力的压力。
《晋书》（卷38）•《司马伷传》，第1121页。
江西（今长江下游北岸）压力更大，对面是晋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王浑所率大军10余万。显然，吴国在扬州战区的兵力勉强与当面之敌持平，若抽调兵力它用，建业可能被乘虚而入。麻烦的是，晋军攻占荆州和武昌后沿江东进，建业照样难保。进退维谷之下，吴国选择了主动出击，冒险一搏，意图打退对建业威胁最大的晋军东集团西路军王浑所部。这次出战实为战略决战，胜则保国有望，败则全盘皆输。
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5），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翻印），1983年，第52页。
张悌（画像）
东吴卫国战争中，吴军逃降成风，惟吴国丞相张悌主动求战，虽然战败，仍有逃生机会，但他决然选择了战死沙场，尽忠报国，虽败犹荣。其临死之语“君臣俱降，无复一人死者，不亦辱乎”足为千古名言。清道光十年有刻本《古代贤相传略》，本图即出自该书。
为鼓舞士气，吴国丞相张悌亲自出马，率领最精锐的3万吴军反击。张悌（236～280年）是襄阳人，对毗邻的蜀国比较了解。魏军于魏景元四年、蜀炎兴元年（263年）大举伐蜀时，很多人都认为不会成功，只有张悌指出蜀国存在政治上宦官专政、经济上凋敝衰落、军事上防备疏失三大缺点，必然灭亡。张悌当时不过27岁，已颇有政治眼光，具备入相的素质。孙皓于279年任用生于湖北的张悌为相，也有抑制江东大族的考虑。张悌没有背景和后台，年仅43岁就出任吴国丞相，对孙皓十分感激，故此次出战，已做好决死准备。不过，张悌是政治家，缺乏担任统帅领兵作战的经历和经验，这为吴军的战略反击埋下了隐患。
东吴天纪四年（280年）2月，吴军逆势反攻。军至牛渚（今安徽当涂采石矶，在江南），统兵将领间发生分歧。
《三国志》（卷48•吴书三•孙皓传）［注引《襄阳记》］，第1084～1085页。
《襄阳记》：东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习凿齿撰，是研究襄阳古代人文的重要历史文献，也是中国最早的人物志之一。
丹阳太守沈莹建议养精蓄锐，以逸待劳，集中兵力击败顺江东下的远来之敌王濬水师，巩固长江防线，然后再图收复武昌和荆州，否则，吴军尽管以精锐出击，但兵力太少，没有必胜把握；如果失败，会直接影响扬州防区全军士气，局面就不可收拾了。但张悌认为沈莹的主张等于坐以待毙，建业军民若看到王濬率领的蜀籍水师抵近国都，荆州与武昌失守的消息就会传遍江南，民心大骇，军心大散，更加无药可救。与其等死，不如渡过长江进攻对建业威胁最大的江北王浑所部，得手后再西上迎击王濬水军。沈莹和张悌都是忠勇之士，他们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首战对象，二是作战时机。沈莹没能说服张悌，吴军继续前进。以笔者的看法，无论采取哪种战法，当时已难以挽回危局。
3月，吴军渡江迎敌，初战告捷。当时，吴军在杨荷遭遇王浑前锋张乔所部。张乔麾下仅7000人，没想到吴军竟然主动发起进攻，只好请降。吴副军师（丞相属官）诸葛靓认为晋军是诈降，想乘机袭杀，被张悌制止。张悌的理由有两点：其一，得找晋军主力打，不宜为了消灭小股敌人折损人马。其二，杀降不祥。诸葛靓立即反驳，也讲了两条理由：第一，张乔选择投降是因为王浑大军未到，明显是缓兵之计，如果不加以消灭，将是后患。第二，果断进攻张乔所部，得手后坑杀敌军，可以鼓舞全军士气。
《三国志》（卷48•吴书三•孙皓传）［注引干宝《晋纪》］，第1084～1085页。
但张悌固执己见，安慰了张乔几句后，率军继续前进。张悌文人出身，仁则仁矣，却不是好统帅，失去这次唯一可能取胜的机会，只有自取灭亡一途了。
不久，吴、晋两军主力在版桥（离杨荷不远）相遇。只相当于军分区司令的沈莹率7000吴军精锐率先发起进攻，连续三次冲阵，不但没能撼动敌营，反而导致本军撤退时阵脚大乱。晋军乘机反击，晋降将张乔反水，又从后面掩杀，吴军溃败。吴军4名统将，除诸葛靓率数百败兵逃脱外，其余3人（丞相张悌、护军孙震、丹阳太守沈莹）都战死于乱军之中，军士7800人战死。
《晋书》（卷42•王浑传），第1202页。
吴军3万精锐尽没，东吴举国震动。
平心而论，吴军此次出击过于冒险。用现在的话讲，叫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这里可以作个比较：216年，孙权亲率10万大军攻打合肥旧城7000魏军，围攻10余日不能得手。233年，孙权再次率军攻打合肥新城（在合肥旧城西30里）。这里离河道比较远，吴军观望了20天，不敢下船。随后，魏军示弱，引诱吴军进攻，然后伏兵齐出。吴军大败，连孙权本人也险些丧命。孙权时代，吴国军力最为鼎盛，渡江进击的结果尚且如此，何况东吴末年，长期的和平生活使吴军已不堪一击了。
一败再败。张悌率吴军渡江北进反击晋军王浑部时，吴国江南本土也被晋军东集团东路军还以颜色。司马伷遣军出滁河滁河：长江下游左岸支流，发源于安徽肥东县梁园镇，流经安徽滁州及江苏南京，全长224公里（其中安徽境内178.5公里，江苏境内45.5公里），自南京市六合区东沟镇入长江。口（今南京龙潭镇长江北面）渡江南击，俘、杀吴军5万~6万。
《晋书》（卷38•司马伷传），第1121页。
此役，东吴都督蔡机、版桥之战中侥幸逃脱的诸葛靓等将领战败投降。吴军在建业东南方向的次要防御区内也吃了一个败仗。司马伷麾下的东路军经龙潭向建业东南方向迂回，如一把铁钳已经张开钳口，向建业城夹来。
吴军在扬州防区连吃两个大败仗，战局急转直下。此时，上游8万晋军水师在王濬率领下顺风顺水，浩荡东进，直下三山矶（今南京西南），迫近建业。晋军铁钳的另一只钳头也张开了大嘴，自建业城西南方向夹过来，与东路军的钳口会合，只是时间问题了。见此，孙皓孤注一掷，动用了惟一的战略机动部队，于3月中旬遣游击将军张象率万余水军（吴国机动力量长期保持在1万人左右抵抗东进之敌。或许是受到3万吴军精锐尽失的震慑，张象军竟“望旗而降”。
《三国志》（卷54•吕蒙传）记载：“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
《晋书》（卷42•王濬传），第1209页。
就在孙皓行将败亡之际，东吴将陶濬于3月率军7000进京勤王，及时赶到。陶濬是徐陵（即京口，今江苏镇江）督，本来受命前往广州镇压郭马叛乱，不料刚到武昌就得到晋军大举进攻的消息，于是返回建业请战。孙皓抱着一线希望，向陶濬了解前线敌情，他竟答道：“四川造的船都很小，如果给我配备大船，我只需要2万人就可以搞定。”（蜀船皆小，今得二万兵，乘大船战，自足击之。
《三国志》（卷48•吴书三•孙皓传），第1083页。）
晋军王濬所造战船体型之大，数量之多，非吴军能比；所部水军更有8万之多，一路从四川打到建业，个个身经百战，士气和战斗力极强。陶濬竟说敌军船小，只向孙皓要2万人就保证完成阻击任务。大敌当前，主将竟说此昏话，说明孙皓手中的这一根救命稻草，也确实只是一根稻草，救不了孙皓的命。果不其然，2万人是凑齐了，但《三国志》中评述的“合众”两个字，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除陶濬本部7000人外，其余1.3万人属于七拼八凑，是孙吴最后的家底。结果，这2万水军在出战的前一天居然全部逃散，吹牛大王陶濬成了光杆司令。
《三国志》（卷48•吴书三•孙皓传），第1083页。
末代皇帝不得不降
吴军在最后的扬州防区四战四败，孙皓已无兵可用，建业城也呈失控之势。孙皓派出的降使刚走，吴国将亡的消息不胫而走，城里宫内就乱套了。吴宫中的卫士纷纷浑水摸鱼，“左右劫夺财物，略取妻妾，放火烧宫”孙皓再不亲自出降，有可能像后来的隋炀帝一样被人杀了（逃身窜首，恐不脱死）。
《晋书》（卷42•王濬传），第1213页。
《晋书》（卷42•王濬传），第1213页。）。
孙皓出降
该图引自上海美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连环画《三国归晋》。需要指出的是，该图与史实不全相符。中国古代帝王出降有一套固定的程式。据《晋书•王濬传》记载：“皓乃备亡国之礼，素车白马，肉袒面缚，衔璧牵羊，大夫素服、士舆櫬。”但此图中，孙皓并未“肉袒”（即袒露上身，表示愿意接受责罚）。
西晋咸宁六年（280年）3月15日，孙皓袒露上身，把自己反绑（肉袒面缚），到王濬帐下投降，东吴就此亡国。
晋灭吴战争中，建业城本身并无战事，吴军所打的4次败仗，主力在安徽版桥被歼，一部兵力在滁河口长江以南（约在今龙潭、高资一带）被歼，吴军另两仗还未打，即望风或降或散。尽管建业城防没有接受战争实践检验，但不难想见，以当时的防御工事、防御部署、防御兵力和吴军战斗力，建业不可能守住。尤其晋军有王濬的8万舟师，对被水环绕的建业犹如囊中取物，手到擒来。敌军兵临城下，亡国之际，孙皓没有像商纣一样自焚，而是选择了效仿刘禅。王濬对孙皓的投降动机看得清清楚楚：“皓以众叛亲离，无复羽翼，匹夫独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贪生，苟乞一活耳”。
《晋书》（卷42•王濬传），第1212页。
至此，东吴57年（222年～279年）的基业，不到4个月就告丧失。孙皓到洛阳后被封为“归命侯”，按中国古代王、公、侯、伯、子、男级别，孙皓的“侯”比魏国末帝曹奂（禅位后封陈留“王”）和蜀主刘禅（降魏后封安乐“公”）地位更低。他在洛阳苟活了5年，42岁死，算是善终。孙皓半推半就投降，惟一的好处是建业城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免遭涂炭。当然，当年建业的土木质城堡不可能留存下来，所以我们现在根本看不到东吴留下的城防遗迹，也就不奇怪了。吴被灭后，建业的名字不能再叫下去了，被晋打回原形，改回秣陵，意即从“国都”又变成“荒丘野地”。西晋统治者还不放心，担心这里的王气再次升腾，决定分而治之，在灭亡东吴2年后又把秣陵一分为二，秦淮河以北为建邺，南为秣陵县。
东吴亡国之殇
谁是平灭东吴的关键人物？这个问题一言难以道白。
羊祜（画像）
羊祜（221年~278年）是泰山平阳（今山东新泰市）人，笔者的老乡。他是晋国第一名将，与东吴第一名将陆抗棋逢对手，他本人于晋灭吴战争前2年死去，但他仍是晋灭吴的关键人物。羊祜至少做出了两大贡献：第一，他在荆州地区对吴国成功实施“和平演变”，麻痹了东吴，使其逐渐放松了警惕和戒备。第二，他提出了“全线多点进攻，掐头斩腰去尾”的灭吴战法。羊祜生前多次建议伐吴都没被采纳，未能亲自指挥灭吴之役。所以，晋武帝在实现灭吴后觉得对不起他，才会流泪感叹：“这都是羊祜的功劳，可惜他没有亲眼看到！”
是羊祜？羊祜在曹魏时期就已沉浮宦海，不过仕途坎坷，最高才做到相国从事中郎将（高于校尉，次于将军，相当于今天的师级干部）。晋代魏后，他深得晋武帝司马炎信任，官至镇南将军，长期担任荆州都督。期间，羊祜曾以8万对3万的绝对优势兵力与东吴名将陆抗交手，结果败北（见陆抗介绍），被贬为平南将军。按晋国官职，军阶最高的三级依次冠以“征”、“镇”、“平”，镇南将军是二品（相当于今中将），平南将军是三品，羊祜被降了一级（相当于今少将）。经此一败，羊祜自知不是陆抗对手，只要陆抗在，灭吴就没戏，于是改变了对吴战略，由武装进攻转为“和平演变”，结果非常成功。当陆抗于东吴凤凰三年（274年）去世后，羊祜立即向晋武帝建言伐吴，并附上了配套措施，即全线多路进攻的战略部署。可惜羊祜在世时，西晋受制于西北树机能之乱，一直没有机会伐吴。羊祜于西晋咸宁四年（278年）怀着巨大的遗憾去世，临死前推荐杜预接班。杜预照羊祜的遗策按部就班，得以成功灭吴。
杜预（画像）
杜预是羊祜亲自挑选的接班人，属于典型的“儒将”，用今天的话来说，即学者型统帅，长于“运筹帷幄之中”。在晋灭吴战争中，他担任三个进攻集团中的西集团总司令，并节制王濬的舟师。在攻取吴国荆州战略防区的战役中，杜预击败了吴军三个最高指挥官中的两个，比王濬功大。更难能可贵的是，杜预从战争大局出发，没有滥用节制之权，而是主动请王濬利用水军优势直捣吴都建业，加快了战争进程。
是杜预？杜预（222年～285年）是曹魏丞相司马昭的妹夫，263年曾以长史（将军的幕僚）之职随镇西将军钟会伐蜀。265年西晋取代曹魏后，杜预娶司马炎的女儿为妻，成为晋武帝司马炎的姑爷。陇右树机能反晋时，杜预为秦州刺史。他鉴于前任胡烈冒险出击、中伏身死的教训，采取了粮草先行和步步为营的战法。但晋军统帅、兵部尚书石鉴急于平叛，认为杜预故意拖延，不听指挥，想阻止自己立功，就以延误军机的罪名将杜预“槛送京师”。其后，石鉴兵败却谎报战功，被杜预揭发。从上述两件事不难看出，杜预不但有后台，还颇具才干，很有发展潜力。他是儒将，从不骑马，射术也不咋的（身不跨马，射不穿札，但深谙用兵之道，擅长洞识乱象，能出奇制胜。所以，羊祜死前推荐的接班人中，杜预是第一人选。在灭吴战争中，杜预作为晋军西线总司令和王濬的顶头上司，表现出色。其一，他派出800人的“特种部队”，竟然乘乱活捉吴国西陵督孙歆，成功实施了“斩首”行动，使吴军群龙无首，迅速落败。其二，他继承和发展了羊祜的攻吴遗策，指挥大胆灵活，以大局为重，胸怀宽广。王濬舟师到荆州，他本有节制之权，可令王濬部攻、退或驻，协调与本部陆路进军。他却主动放权，放手让王濬舟师径直东下，直趋建业。这就加快了战争进程，成就了王濬的不世功业，也使战争在4个月内就大获全胜，实现了西晋一统天下。
《晋书》（卷34•杜预传），第1031页。）
王濬（画像）
王濬（206年～286年）有三个特点：第一是个美男子（美姿貌）；第二本事大（羊祜称其“有大才”），第三人品不怎么样，名声不好（不修名行）。爱财贪功,为此还出过丑。在晋灭吴战争初期,王濬为抢头功,向晋武帝谎报说在战场上斩杀了吴国西陵督孙歆。不料,孙歆却活生生出现在晋都洛阳,原来是由人家杜预派奇兵活捉后解送去的。结果,王濬丢人都丢到京城去了。尽管他个人有爱财、贪功、奢侈等毛病,但所谓“一俊遮百丑”,他人长得帅气,仗又打得漂亮,足以让后人忽略他的小节。
《晋书》（卷42•王濬传），第1207页。）
《晋书》（卷42•王濬传），第1207页。）
《晋书》（卷42•王濬传），第1207页。）
是王濬？因为刘禹锡的千古名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王濬成为晋灭吴战争中最知名的军事历史人物。名义上，王濬只是晋国三大作战集团中西集团之一路；实际上，他所率舟师发挥的作用最大，成为实际上的主力军。在晋灭吴之战中，晋国出动6路大军，呈“五纵一横”之势大举出击，其中“一横”即王濬率5万舟师沿江东下，一路势如破竹，中途又得到其它几路晋军部分兵力补充，抵近建业附近时兵力已达8万之多。吴国最后在王濬8万水师兵临城下的威慑之下不战而降。战事结束后，王浑与王濬争功，两人大打笔仗，在奏疏中互相贬低，恨不得用口水把对方淹死。尽管王浑是晋武帝司马炎的亲家，而且王濬确实有违反晋武帝命令（王濬军开到长江下游应受王浑节制）的事实，还有私藏吴宫财物的嫌疑，但晋武帝作为终裁，却更多地站在王濬一边，为他辩护。这说明，晋武帝也认为在晋灭吴之战中，王濬功劳最大，不能因为他有过错就卸磨杀驴。王濬功大也为后世公认，唐代诗人刘禹锡有名诗《西塞山怀古》曰：“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王濬于是在历史上声名大噪，但是不是晋灭吴的关键人物，还是有点“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上述人物是否关键，笔者不否认，但也不完全赞同。一个国家灭亡，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仅从进攻这一面着眼可能有失偏颇。实际上，晋能灭吴，除了西晋国力更强，军力更盛，人才辈出，战法得当，还有另一个不可不提的方面，那就是及时而成功地利用了吴国的失策和失误。因此，从防守一方的角度对这场战争进行检讨，也是十分必要的。
朝中缺良将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初建和上升时期，往往人才辈出；一个国家在衰落和败亡时代，常常人才凋零。东吴57年的短暂历史是这一历史规律的生动注脚。
吴国自孙策割据江东以来，名将辈出，先有周瑜、鲁肃，后有吕蒙、陆逊、陆抗。正是他们使魏、蜀两国不敢对吴国轻举妄动。但除陆逊（183年～245年）外，其他4人都英年早逝。东吴第一代名将中陆抗只活了48岁（226年～274年）。陆抗死后仅6年，西晋就大举伐吴。东吴在卫国战争中，没有出现一个杰出将领，也没有组织一场像样的抵抗，亡得十分窝囊。
丁奉（动漫画）
丁奉是吴国四朝元老。在东吴早期，江东人才济济，他根本显不出来。但东吴名将普遍短命，而丁奉十分长寿。所以到东吴后期，因为人才凋零，他终于熬出机会，成为武将之首。不过，孙皓对晋国发起的4次进攻作战中，丁奉作为主将表现一般。丁是东吴后期人才严重萎缩的生动注脚，他于晋灭吴前9年去世。
东吴前后两个时期人才的兴盛与凋零形成了鲜明对比，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丁奉。孙皓即位后，曾对西晋发动4次进攻，丁奉几乎全部参与，而且担任主攻角色。史书对他的评价是：不能吏书，而计略过人，能断大事。
《三国志》（卷55•吴书十•丁奉传），第1202页。
东吴晚期，丁奉是武将之首，国之干城。而东吴早期，丁奉只能在甘宁、陆逊、潘璋等人麾下跑跑龙套，官不过偏将军，做的都是一些辅助性工作。为了说明东吴早期的人才层次，姑且以赤壁之战为例。周瑜为吴军大元帅、程普为副大元帅，下属几个重兵集团，分由韩当、黄盖为第1集团（前部先锋），蒋钦、周泰为第2集团，凌统、潘璋为第3集团，太史慈、吕蒙为第4集团，陆逊、董袭为第5集团统帅。大军临敌，丁奉的任务只是去七星坛捉诸葛亮，充其量是个小股特种兵的战术级指挥员。也就是说，在将星如云的东吴早期，丁奉只能算是三流角色，称其为“末将”并不为过。到后期，其他厉害角色先后死去，丁奉才崭露头角，成为国家的顶梁柱，官至大司马大将军，也就是大元帅，做到武职之首。正所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参见《晋书•阮籍传》。阮籍很看不起刘邦及其手下的出身，所以说出这话。戏文里常说，周勃是吹鼓吊丧的，樊哙是杀狗卖肉的，韩信是个街头小混混，被人逼得钻过人家裤裆，灌婴是靠算命骗人吃喝的，萧何是芝麻官的狗腿子，陈平吃哥哥的白食还与嫂子通奸。但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西汉开国功臣，国之栋梁，历史上大名鼎鼎。。从丁奉的例子不难看出，东吴晚期与早期相比，人才何等匮乏。
军事人才后继无人，政治人才也零落无几。孙皓当朝提拔了不少身份低贱、毫无政见的小吏，诸如何定、张俶（音chù）、岑昏、高通、詹廉、羊度之辈。这些人在吴国大士族精英政治集团统治之下，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没有背景、没有本事、没有骨气、善于奉承、长于进谗、精于算计。孙皓火箭般提拔重用这些小人，是为了制衡江东大族，利于自己居间统治，但于国家前途无益。历朝末帝常有“亲小人、远贤臣”的毛病，孙皓亦然。
官兵无战心
在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吴军虽有兵力23万，但其20万都只进行了轻微抵抗就投降，甚至不战而降或战前逃散。惟一表现出男儿血性的作战只有一次，即丞相张悌率领3万人打的版桥之战。
军无战心，兵力规模和装备就成了摆设。同样是卫国最后一战，吴军与蜀军形成了鲜明反差。在蜀主刘禅已经投降的情况下，姜维所率蜀军主力在前线听闻，义愤填膺，纷纷以刀击石，不甘心不战而降。吴国则相反，皇帝还没投降，吴军上下战心已丧，望风鼠窜，投降成风。早在晋国攻吴之前，吴国就有不少人北降，如晋攻吴前10年，都督孙秀降晋。孙秀（？～301年或302年）是吴郡富春人，孙策幼弟孙匡之孙、孙权侄孙泰之子。他是东吴宗室，又以夏口督的身份带兵在外。孙皓不放心，于东吴建衡二年（270年）派何定率5000人到孙秀防区狩猎。孙秀预感不祥，担心自己遭到诛杀，乘夜携家奔晋，被任为骠骑将军、交州牧、开府仪同三司，封会稽公。吴亡后，晋国群臣欢呼，只有孙秀面南而泣：“想当年，孙策年不过20岁，官不过校尉，白手起家，好不容易创立了江东基业。现在，孙皓竟拱手让人，连祖坟都被毁了，‘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是东周大夫感慨西周灭亡的著名诗句）不久，孙秀被降职为伏波将军。除了孙秀，投降的还有晋攻吴前8年的西陵督步阐步阐（？～272年）：临淮淮阴（今江苏淮阴）人，吴丞相步骘之子，父死代守西陵。272年，步阐被孙皓征召为绕帐督，但他因累世驻守西陵，今忽有召，自以为失职，又担心朝中有人进谗，遂不应命，并据西陵城降晋。步阐之叛被陆抗平定，三族夷灭。、前4年的京下督孙楷孙楷（？～304年）：孙坚族子孙河侄孙韶的儿子，241年起任京下督。276年，永安施但起义，孙楷镇压不利，遭到孙皓数次责怪。孙楷惧而携家投晋，被任为车骑将军，封丹阳侯。吴亡后降职为渡辽将军。。当晋国全面进攻时，吴军上下投降者就更多了：荆州战场，有吴将平西将军施洪向王濬投降；武昌战场，有杨雍、孙述二将，江夏太守刘朗、武昌督虞昺向王戎投降；扬州战场，有陈代、朱明二将向王浑投降，张象向王濬投降。
吴国降将如此之多，与晋国有效的攻心政策有很大关系。魏灭蜀后，封刘禅子孙及群臣50余人为侯爵，意在厚蜀人以昭示吴人。吴军普通兵士降逃者众，重要因素则在兵源。在东吴23万军队中，有10余万。一说13万～14万（何兹全：《三国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是山越人山越人：史学界对其范围看法不一，一般认为是岭南山区各族人民的总称。，约占一半。他们是遭到吴中央政权镇压后被强制从岭南迁至长江沿线服役的，因为脱离了岭南根据地，加上与10余万当地吴军杂处，平时不敢动弹。然而，一旦吴国吃了败仗，中央政权动摇，约束松懈，山越兵遂投降或逃跑。另外，即使是身负保家卫国之责的当地士兵，因在东吴末年连粗布衣服都穿不上、每天饭都吃不饱（衣不全裋褐，食不瞻朝夕，也很难指望他们为国拼死力战。）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1页。
《三国志》（卷65•吴书二十•贺邵传），第1350页。）
武昌失守，晋军即将东下时，东吴皇帝孙皓曾赴石头城检查建业城防。他离开时，“左右皆跳刀大呼云：‘要当为陛下一死决战之！’”
《晋书》（卷42•王濬传），第1213页。
孙皓信以为真，非常高兴，拿出大量金银财宝，想用物质刺激的办法作最后一搏。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时连衣服都穿不上、饭也吃不饱的部队，临阵磨枪，只光不快又有什么用呢！作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治军训练不严，一味讨好上级，看来是中国旧军队的老毛病了，这里就抓了个现行。结果，这些人拿到钱财就溜之大吉。孙皓见此，方知人心已散，只能乞降。
亡国有昏君
吴国灭亡的因素很多。从历史的角度看，分久必合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普遍规律，强并弱、大吃小是常见现象。从经济的角度看，当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尚在北方，吴国经济实力不如晋国。从军事的角度看，东吴对西晋的水军优势已经丧失，步骑更劣于北军。从地理的角度看，吴国失去了长江上中游，三大战略防区已三去其二，赖以自保的长江天险洞开，已不足恃。从人才的角度看，西晋将帅之才辈出，东吴自陆抗死后却人才乏继。实际上，吴国的种种败因几乎都可以追究到一个人身上，即末帝孙皓。
西晋名士陆机陆机（261年～303年）：陆逊之孙、陆抗之子，吴郡吴（今上海松江）人，西晋文学家、书法家，被称为“少有奇才，文章冠世”，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后死于“八王之乱”。在著名的《辩亡论》中指出，吴国至少有五大优势，即有人力、有人才、有险要、有舟师、有经验（四州之氓非无众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险易守也，劲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业易循也）。既然如此，东吴何以亡国？关键是“用之者失也”，也就是说孙皓不会有效利用己方优势。《三国志》作者陈寿对吴国灭亡的原因就说得更直接了：“全国上下都离心离德，没有肯为皇帝孙皓尽心尽力的。”（上下离心，莫为皓尽力）。
《三国志》（卷48•吴书三•孙皓传）［注引陆机《辩亡论》］，第1090页。
《三国志》（卷48•吴书三•孙皓传），第1082页。）
孙皓即位之初其实表现不错，具有较强的忧患意识，能够体恤百姓，开放官仓赈济穷人，还遣散宫女，把她们嫁给没有妻子的人，甚至把宫苑里养的珍禽异兽也放归山林。当时吴国上下都交口称赞，说孙皓是一位明君（发优诏，恤士民，开仓廪，振贫乏，科出宫女以配无妻，禽兽扰于苑者皆放之。当时翕然称为明主。
《三国志》（卷48•吴书三•孙皓传）［注引《江表传》］，第1073页。）
他要是及时死去，个人可免暴君恶名，东吴可避亡国惨祸。事实证明，孙皓的上述行为很可能是迫于时势的权宜之计。当时，西蜀新亡，吴国面临北方魏（晋）的巨大压力，加之孙皓初立，需要得到朝中大臣和广大子民支持，所以表现得像一代明君。不料，魏（晋）国灭蜀后很少主动进攻吴国，还表现出企求和平的姿态吴军经常对晋军进行偷袭，不少晋军将领强烈建议以牙还牙，都被羊祜拒绝。羊祜每次与吴军交战，从不搞突然袭击，相反还要与对方约定日期。这一招看似迂腐，其实充分体现了羊祜的智慧——麻痹吴军。。帝位巩固之后的孙皓就开始松懈和麻痹，认为自己之前过于紧张，于是撕下了“明君”的假面具，暴露出暴虐昏庸的本性。
吴末帝孙皓（画像）
在高度集权的封建时代，当权者尤其是皇帝，往往影响甚至决定国家的命运。国出明君，其兴也勃；国现昏君，其亡也忽。昏君暴帝孙皓即位吴帝后，吴国处处暴露出末代王朝的种种征兆。其之所以未接蜀而亡，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因素制约了晋国南征。一旦晋国发动全面攻势，向东吴这座57年老房子的大门踹上一脚，纸糊的房子马上就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