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自古多才俊，吴国晚期竟人才匮乏，难免让人感到疑惑。实际上，东吴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他们不肯出仕或出仕不出力。在古代，官员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很高，做官是人之所趋。东吴晚期人才寥寥，主要原因是用人机制出了问题。孙皓一边嗜杀宗室与大臣，一边重用奸佞小人。国无明君，出仕还要冒杀头的风险，以江南士大夫为代表的能人异士自然选择了归隐，或者在其位不谋其政，为避风险，干脆不作为。
孙权死前，他的两个儿子孙和与孙霸争夺帝位，结果一个被废，一个被杀，双双出局。孙权死后，幼子孙亮继位，东吴陷入“弱帝斗强臣”的漩涡，12年里政局一直动荡不定。孙皓是孙和之子，孙和被废意味着他已失去继承帝位的资格和机会，他最后能上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吴景帝孙休于蜀亡后第二年（264年）病逝，按其遗嘱，本应由其子孙继位。但孙年幼，而吴国因蜀国新亡，担心很快就成为魏国的下一个目标，主张立年长之君。孙皓是孙权之孙，时年23岁，天上掉了个大馅饼砸在他头上，就此捡了一个皇帝做。。由于孙皓继位缺乏合法性，他总是疑心宗室大臣不支持他，想废掉他。同时，孙皓御人乏术，缺乏自信。再者，北方司马炎取代曹室，于曹魏咸熙二年、东吴元兴二年（265年）以晋代魏。孙皓比照曹魏，内心受到很大震动，担心孙吴政权改姓，对大臣们更不信任，对自己猜忌的人往往简单采取肉体消灭的杀戮办法。这样死在他手下的重要人物至少有这样几位：宗室亲族孙休妻儿及孙奋，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大司农楼玄，中书令贺邵，侍中韦昭等一干国之中坚。孙皓杀戮对象无所不包，手段十分残忍。史载，他对不顺眼者、不合意者“或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
《三国志》（卷48•吴书三•孙皓传），第1082页。
孙皓大宴群臣时，发现常侍王蕃装醉，不但当场劈杀，还让人学虎狼争食猎物状，先将王蕃首级抛向空中，然后让群臣争相咬之，“头皆碎坏”。
《三国志》（卷65•吴书二十•王蕃传）［注引《江表传》］，第1346页。
司市中郎将（负责管理市场秩序）陈声得罪了孙皓爱妾，被下令用烧红的锯子锯断脖颈。孙皓之残暴，堪比发明炮烙之刑的商纣，以致《三国志》作者陈寿愤愤不平地说，应将孙皓“腰首分离，以谢百姓”。
《三国志》（卷48•吴书三•孙皓传），第1087页。
锯刑（模型）
古代酷刑之一，从头顶、脖子、胯部、腰部等处开锯。死在孙皓锯刑之下的官员至少有中书令贺邵与司市中郎将陈声两人，其它无名冤魂就无法统计了。其它帝王如南朝宋后废帝刘昱、北朝北齐文宣帝高洋等为震慑民众，也惯用此刑。现代读者最熟悉的例子或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她听柳妈说她死后要被阎王锯成两半，吓得赶紧到庙里捐一条门槛作替身。即为锯刑。
孙皓既无德又无才，暴露出亡国之君的种种征兆。对此，孙吴臣属清清楚楚，晋国君臣洞若观火，连孙皓自己也承认。吴国大臣薛莹深悉内情，他分析吴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时说：“孙皓做了吴国皇帝后，亲近小人，经常对人滥用酷刑。文臣武将得不到信任，人人自危，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吴国走下坡路以致最后灭亡，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皓之君吴也，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大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保，危亡之衅，实由于此。
《三国志》（卷53•吴书八•薛琮传）［注引干宝《晋纪》］，第1160页。）
晋国名将羊祜早就看到吴国上下离心离德，认为吴国必灭的理由之一就是“孙皓比刘禅更暴虐，吴国百姓比蜀国平民还穷困”。（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
《晋书》（卷34•羊祜传），第1018页。）
羊祜进一步指出，孙皓喜欢意气用事，而且对文武官员们不信任。结果，很多人受到疑忌，得不到信任和重用，还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平时一有机会就投奔晋国，战时逃跑的人将会更多。总之，在羊祜看来，孙皓治下的吴国已经没有了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一旦打起来，失去人心的孙吴政权将会很快被人民抛弃。在吴国最后时刻，孙皓也认识到自己是亡国的罪魁祸首。社稷即将倾覆时，他接连发出三封书信，一封是给三路晋军统帅王濬、王浑和司马伷的降书，一封是给群臣的公开信，一封是给舅舅何植的私信。在第三封信中，孙皓承认：“吴国守不住，不是粮食不够，也不是城防不固，而是官兵不愿意打仗。这不能怪他们，而是我的罪过……并非老天要灭亡吴国，落到这步田地全是我造成的。”（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固，兵将背战耳。兵之背战，岂怨兵邪？孤之罪也……天匪亡吴，孤所招也只是这份罪己书写得太迟了。
《三国志》（卷48•吴书三•孙皓传）［注引《江表传》］，第1085页。）
在专制集权时代，作为国家元首的皇帝往往决定着国运走向。羊祜与王濬是晋灭吴最大的两位功臣，他们的话深刻预见了孙皓与东吴亡国的直接关系。羊祜于西晋咸宁四年（278年）劝谏晋武帝及时伐吴时说：“要是孙皓恰好死了，吴国重新立了贤明之君，我们就算发兵百万，也难以突破长江天险，吴国将成为后患！（若孙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百万之众，长江未可而越也，将为后患乎！
《晋书》（卷34•羊祜传），第1021页。）
王濬在奏疏中也建言：“如果孙皓突然死亡，吴国明君上台，用人得当，文官武将尽心竭力，吴国就会成为我们的强敌。”（令皓卒死，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则强敌也。一言概之：国出明君，其兴也勃；国现昏君，其亡也忽。
《晋书》（卷42•王濬传），第1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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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例：东晋平定王敦之乱
（公元322～324年）
东晋平定王敦之乱，是南京地区有史以来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内战，战争爆发于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结束于晋明帝太宁二年（324年）。在短短三年内，由两个不同皇帝对同一叛臣打的两场战争，第一仗由出身琅琊王氏的权臣王敦挑起战火，最后权臣大获全胜，晋元帝含恨而死；第二仗晋明帝先发制人，最终将王敦势力削平，也算是替他蒙羞而死的父皇报仇雪恨。王敦亦因战局不利病发身亡，他的主要党羽无一幸免，全被消灭。
王敦之乱期间，东晋集中应付内斗，对于北方的侵扰无力应付，导致后赵趁机夺取了东晋的大片土地。奋武将军苏峻也因平定王敦之乱而获赏封爵，并且威望渐长，军事力量日益强大，最终导致了苏峻之乱（见下一战例）。
东晋人做事令今人费解：王敦打败晋元帝后，竟没有斩草除根把太子除掉，导致自己后来被元帝之子明帝打败。王导和王敦是亲兄弟，关系也不错，但东晋居然还起用王导平定兄弟之乱……
弱主开国的东晋
晋武帝司马炎统一中国后，认为前朝的亡国教训是因为各地群雄纷争，割据四方，而皇帝没有宗室支持，孤立无援，于是采取“削州兵、大封王”政策，裁去州郡之兵，解除其军备。这一政策导致两个恶果：一是北方游牧民族蜂拥而至，占山为王。二是大封同姓王，先后封了50多位司马氏同姓王，但殊不知“云多暗，王多乱”，由于缺少对王室相应的约束，引发了“八王之乱”八王之乱：西晋年间司马氏同姓王之间，为争夺中央政权而爆发的混战，前后历时16年（291～306年）。，后又发生“永嘉之乱”永嘉之乱：永嘉五年（311年），匈奴刘聪在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歼灭10万晋军，后攻陷洛阳、掳走怀帝。。结果，西晋王朝元气大伤，有如残灯孤影，虚弱无比，内迁的少数民族乘机举兵，造成“五胡乱华”五胡乱华：塞北的匈奴、鲜卑、羯、羌、氐等五个胡人游牧部落，趁中原的西晋王朝衰弱空虚之际大规模南下建立胡人国家，与中原政权对峙。。西晋建兴四年（316年），匈奴刘曜攻克长安；318年，晋愍帝晋愍帝：即司马邺，西晋王朝第4位皇帝，313～316年在位。武帝司马炎之孙，初为秦王，驻守长安。313年，怀帝被毒死时，尚书、左仆射鞠允，卫将军索琳、梁芬等人于4月在长安扶立他为帝，改年号为“建兴”，316年出降刘曜，318年被杀。被杀，西晋灭亡。同年，偏安一隅的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重建晋廷，为晋元帝，史称东晋。
“王与马，共天下”
在晋元帝万众瞩目的即位大典上，出现了一个前所未闻的小插曲，这位东晋王朝的开国皇帝竟拉着王导的手一再让他一起坐到御座上，接受群臣朝贺。（及帝登尊号，百官陪列，命（王）导升御床共坐。最后还是王导会来事，坚决推辞说:“如果太阳也和地下万物一样，那么老百姓该到哪里沐浴光辉呢？”（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
［唐］房玄龄：《晋书》（卷65•王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9页。）
《晋书》（卷65•王导传），第1749页。）
因此当时有歌谣唱道：“王与马，共天下。”
《晋书》（卷98•王敦传），第2554页。
象征皇权的宝座怎么能够同他人分享呢，难道是元帝傻了还是高兴过了头？都不是！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感谢开国功臣王导和王敦兄弟，没有他俩就没有东晋王朝；二是初登帝位，位子不稳，日后还得依赖王氏兄弟；三是表明不会再像汉代皇帝那样专权，而愿意接受与高门士族共享权力的局面。
王导（画像）
三朝宰辅，东晋“萧何”，关系调剂师，政界不倒翁。出身于北方头等士族的琅琊王氏，先后担任元帝、明帝和成帝宰辅，他的“绥抚新旧”、“清静为政”、“维系伦纪、义固君臣”政策，缓解了南北新旧士族、统治集团和广大民众、王氏势力与司马氏势力之间的矛盾，维持了东晋安定的局面。元帝把他比作“萧何”，明帝在平定他的堂兄王敦之乱后，还对他委以重任。
司马睿能够称帝离不开两个人，一是主管朝政，相当于现在国务院总理的王导；二是主管军事，位同军委主席的王敦，王氏兄弟军政大权在握。起初元帝还只是宗室庶系，因为“八王之乱”，宗王死得差不多了，他才有了在政坛上脱颖而出的机会。当时北方为“羌胡相攻，无月不战”，而江南受战乱影响较小，比较富裕，当时有一首民谣这样形容江南的富庶安定：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在这种形势下，很有远见的王导就劝元帝到他藩国附近的江南发展。永嘉元年（307年），元帝开始镇守建邺。当时的建邺为江东世家豪族控制，根基深厚，向来就傲视王侯，对南渡的士族也有戒心，因此对元帝这位晋室庶亲，压根儿瞧不上眼，说他是北方“伧夫”（粗鄙的人）。因此，初到建邺的王导，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为元帝树立威望。正好当时临近3月3日，这是江南传统的“修禊节”，人们都要到水边洗濯，除灾祛病。这天，王导特意安排元帝乘坐华丽的轿子，高擎着琅琊王的旗号，鸣锣开道，十分威武。王导、王敦和从北方来的名士清流，骑着高头大马，陪伴左右，有意大造声势，抬举元帝。这出戏演得很成功，百姓大开眼界，江东士族也感受到皇室的威严。加之后来元帝对南方士族给予高官厚爵，于是吴地之人望风顺附，百姓归心（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
《晋书》（卷65•王导传），第1746页。）
元帝终于在江南得到当地人拥戴，站稳了脚跟。王导的“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治国方针，优待南北士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为元帝成就帝业奠定了基础。因王导扶持晋室功勋卓著，当时朝野倾心，号为仲父。晋元帝当面对他说：“卿，吾之萧何也。”
《晋书》（卷65•王导传），第1751页。
《晋书》（卷65•王导传），第1746页。
而主管军事的王敦，也替司马睿消灭了不听招呼的江州刺史华轶，镇压了以杜弢杜弢（？～315年）：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荆、湘地区巴蜀流民起义军首领。初以才学著称，州举秀才，为醴陵令，后被王敦镇压，兵败身死。为首的荆湘流民起义，为平定江南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封汉安侯，掌握东晋王朝长江中上游的军队。司马睿称帝时，加封侍中、大将军、江州牧。王敦本人不只是个军事干才，还是一个很有眼光的政治家，有两次政治事件足以证明。第一次是在憨怀太子憨怀太子：即司马遹，晋惠帝司马衷（就是口出历史名言“何不食肉糜”那主）之子。小时侯非常聪明，深得爷爷晋武帝司马炎喜爱，因此帮助其父（有些痴呆）作了皇帝。但司马炎死后，他的聪明劲突然没了，好象被爷爷带走了。最终，被非其生母的皇后贾南风派人生生打死在厕所里。被废的时候，身为太子舍人（警卫员）的王敦采取了与族兄、尚书令王衍王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官至西晋司徒。其为人有两个特点：一是喜好清谈，二是明哲保身，最后被石勒俘杀。他是成语“信口雌黄”和名词“阿堵物”（钱）的创造者。憨怀太子被废后，他要求女儿与之离婚。（憨怀太子的岳父）完全不同的态度，不顾朝廷“东宫属官不得相送”的禁令，竟在路旁流泪遥拜。因为他知道自已不会因此事丢掉性命，相反还会得到“时论称之”的美名。不久，他果然升为给事黄门侍郎。第二次是在“八王之乱”时期，王敦的叔父王彦因惧怕赵王的势力，不敢出兵响应齐王，后多亏王敦的劝说，才起兵倒向齐王这边，不但保住了官位，还因功授勋。因为王敦明白，虽然赵王势力很强大，但已背负篡立之名，天下人可共讨之，加上赵王本人昏庸无能，失败在所难免。王敦也因此被升迁为广武将军、青州刺史。可见，王敦很有政治眼光，对政局变化非常敏感，也善于捕捉机会。
《晋书》（卷98•王敦传），第2553页。
《晋书》（卷98•王敦传），第2553页。
王敦（动漫画）
晋武帝的附马、王导之弟。他是一个政治家，在憨怀太子被废和赵王篡位事件中表现出敏感而独到的政治眼光，站对了队，因而获加官授勋。他也是一个军事家，讨平江州华轶、剿灭湘州杜弢的割据势力，把东晋控制范围扩大到长江中上游，被封为大将军，掌管兵权。他更是一个野心家，在造反之前，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后来两次公然造反，想篡位自代。
元帝从东渡到登基，主要依靠北方大族王导、王敦兄弟这一左膀右臂的全力支持，才出现前面即位大典的“共坐御座”一幕。这王家的一文一武，对东晋建立有着极大的贡献，当时人称的“王与马，共天下”，反映了皇权共治的现象，可见王氏的地位和影响力。
御床之上，岂容他人共坐
元帝与王氏兄弟的合作前期，两家存在共同利益，矛盾不突出，政治上的一致多于分歧，元帝肯对他俩言听计从，王导、王敦也对元帝同心翼戴。但随着元帝地位的巩固，以及建康政权的统治范围不断扩大，坐稳了龙椅的元帝就不太愿意“共天下”了。而此时自恃有功的王敦，居长江中上游建瓴之势，手握重兵，仰仗着强大的宗族势力，越来越骄横跋扈，不太把元帝放在眼里，性格张扬又目中无人，成了“出头鸟”。元帝为打击王敦，抑制大族，加强皇权，改变强枝弱干、强臣弱主的局面，接连打出了三张牌。
第一张牌，在治国方略上，奉行以法御下。改变称帝之前王导推行的“镇之以静”、“宁使网漏吞舟”。
“网漏”政策：王导根据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而制定的政策，主要内容是轻徭、薄赋、宽刑。的扶植纵容门阀势力的政策，推崇“用申、韩以救世”，奉行“以法御下”的方针。史称他推崇“申韩”申韩：是指战国后期法家申不害和韩非。后世以申韩代表法家，也借指酷法。韩非综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君王驭臣之术）治，慎到的“势”治，提出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王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之说，并把一部《韩非子》送给太子司马绍，希望儿子能懂得自己的用心。元帝为贯彻其治国方略，重用琅琊王幕府中的两个旧人刘隗刘隗（273～333年）：彭城（今江苏徐州）人，长于文史，起家秘书郎，为官刚正，不畏权贵，为元帝心腹，后升为丹阳尹，拜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率万人镇淮阴。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以讨伐刘隗为名发动叛乱，攻占建康（今江苏南京），他被迫投奔石勒。和刁协刁协（？～322年）：渤海饶安（今河北盐山西南）人，出身二流士族，天资聪明，博闻强记，倔强刚悍，凡事都崇上抑下，谙习典章制度，元帝时期的典章制度，大都由其制定。后死于王敦之乱。，任命刘隗为侍中，刁协为尚书令。刘隗和刁协忠实执行“以法御下”的方针，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大族势力、加强皇权的所谓“刻碎之政”，对违反封建礼教、不遵法度和上侵皇权的行为坚决予以举劾。在刘隗的建议下，元帝下令处决了桂阳太守和徐州刺史等几个违法的官吏，其中桂阳太守是王敦的亲信。显然，元帝在杀鸡给猴看。凡重要的军国大计，元帝只与刁协及外任丹阳尹却仍兼侍中的刘隗密议。王导尽管被疏远了，但为人务实低调，面对皇权的打压采取了谦抑自守对策，退居家中静观时局变化。
《晋书》（卷49•阮籍传），第1364页。
第二张牌，在兵员征集上，采取化“客”为兵。元帝采纳刁协的建议，下诏将中原南迁百姓在扬州各郡沦落为大族僮客（即家奴）的人免除其僮客身份，恢复平民百姓的地位。元帝并非为僮客着想，而是要把他们从大族手里挖出，使之为朝廷服兵役、劳役。通过化“客”为兵，元帝得到了大量兵员。据王敦起兵时上疏中的“今便割配，皆充隗军”两句看，这些人大都被拨到元帝的心腹大臣中服兵役去了。这一措施使许多大族蒙受损失，引起他们普遍的怨愤，以至后来王敦兵犯宫阙之时，这些人大多作壁上观。
《晋书》（卷98•王敦传），第2558页。
第三张牌，在重点区域，任用心腹把守。元帝知道欲加强皇权，仅仅“以法御下”是不行的，还得削弱乃至剥夺士族门阀的兵权。由于东晋的绝大部分军队都掌握在各地外藩手中，元帝迫切需要扩建能为自己所用的军队，以对付王敦。大兴三年（320年），梁州刺史周访去世，元帝调湘州刺史甘卓到梁州，同时拒绝王敦以沈充为湘州刺史的举荐，派其叔父谯王司马承司马承（264～322年）：司州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官至湘州刺史。王敦之乱中，因起兵讨伐王敦，被围困于湘州治所长沙，最终长沙失陷，司马承遭擒被杀。出镇湘州。湘州据长江中游，控驭荆、交、广三州，位置十分重要。控制湘州对东晋朝廷来说，无疑等于在王敦势力范围内打进一个楔子。临行前，元帝对叔父讲，王敦图谋不轨已经公开暴露，他希望叔父去那里能够牵制王敦的行动。
大兴四年（321年），元帝任命戴渊戴渊（269～322年）：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年轻时，很有侠义，但不注意品行，曾在长江、淮河间抢劫商人和旅客，后在陆机举荐下为朝廷效力，在军中作战勇敢，表现突出，一直做到征西将军，在讨伐王敦之乱中兵败被杀。为司州刺史、征西将军，镇合肥；刘隗为青州刺史、镇北将军，镇淮阴。这表面上是要加强北部边防，实际上却是针对王敦。这样，元帝三个心腹各据一方，王敦因有顾虑，也不敢太过放肆。从上述情况看，似可断定：元帝和王敦的矛盾，在大兴三年就已表面化了。而一旦如此，政局也就难以预料了。刚刚建立起来的东晋王朝，开始飘满了不祥的阴云。
治也门阀，乱也门阀
门阀政治，是指士族门阀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演变，在东晋时期发展到顶峰。政权由皇帝与士族门阀共享，皇权不能独断军政要务；而士族门阀即使再强大，也要维持皇权形式上的存在，正所谓“祭在皇帝，政在士族”。士族门阀有着种种封建特权，在政治上累世积于高位，有权有势；经济上享有占田荫户的优待，经济来源丰裕；社会地位上高人一等，耻于与庶族寒门通婚，正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门阀政治下，皇权与士族门阀双方处于平衡关系。士族门阀对皇权起着限制和制衡作用，门阀之间也互相制约。皇权离开士族门阀的支持，就会倾覆；反之，士族门阀如果抛弃皇权，也就不能与皇帝和其他士族门阀和平相处。大家共同遵守着这一游戏规则。
弱小的司马睿政权能够在江南发展壮大，以至后来称帝建康，正是依靠门阀政治，采取了占田荫户等优待士族的政策，使其赢得了南北士族的支持拥护。这种共治共享维持了江南的稳定和繁荣。如果元帝安分享受尊荣，不干涉大族的权利，那么，各种势力相对平衡，政治上就呈现稳定的局面。反之，元帝企图增强自己的权力，因而引起大族的不满，野心家便乘机作乱，要篡夺司马氏的帝位，这就导致了后来的王敦之乱。
但无论是皇权还是士族门阀，都常常试图打破这种平衡：皇权企图回归皇权政治，而某些士族门阀则企图取司马氏而代之，于是引起政局的失衡与动乱。王敦在元帝登基后，亦渐见专擅，如自行选置属下州郡官员，更意图安插亲信任湘州刺史。这些事都让元帝畏而恶之，于是元帝信任刘隗、刁协，推行“以法御下”，并且用南方士族戴渊作将军，打压王氏势力。王敦之乱其实是长期以来王马之争，亦即皇权与门阀矛盾斗争的总爆发。
第一次PK 晋元帝失败
元帝司马睿在与王敦度过了同心同德的短暂蜜月期后，再也不甘心“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而王敦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权力被打压，于是双方的蜜月期迅速转化为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对抗期，“共天下”很快演化为“争天下”。
王敦发力
永昌元年（322年）1月14日，王敦举起“诛刘隗，清君侧”的大旗，先发制人，从武昌（今湖北鄂州）起兵向建康进发。在王敦对刘隗开列的大量罪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征奴为兵。显然，王敦以此争取大族对他起兵的支持。王敦声言，他身为宰辅，不能坐视刘隗误国。他还指责元帝“弃忽忠言，遂信奸佞”，并表示刘隗的首级早上挂出，诸军晚上就退兵（隗首朝悬，诸军夕退）。兵到芜湖，又上表列刁协的罪状。在王敦起兵的同时，其心腹宣城内史沈充沈充（？～324年）：吴兴人，少习兵书，颇以雄豪闻于乡里，深得王敦器重，荐为参军，任宣城内史，两次响应王敦起兵攻打建康，后兵败回到吴兴时误入其故将吴儒家被杀。从吴兴（今浙江湖州附近）起兵响应，攻占吴郡，也向建康进发。这样，王敦军与沈充军就形成了合击建康的态势。
《晋书》（卷98•王敦传），第2559页。
《资治通鉴》（卷92•晋纪十四•晋元帝永昌元年），第2893页。）
自古以来，打仗不外两种打法，一种是先“算”后打，另一种是未“算”先打。王敦采取先发制人，敢于与元帝摊牌，不是头脑一热、胸脯一拍的决定，而是经过一番“庙算”后定下来的。作为带兵打仗的好手，王敦很明白这个道理，他知道南北大族不支持刘隗、刁协的治国理政方针。太兴四年（321年），刘隗出任镇北将军，每有大事元帝都同他商议，可以看出这是他作为皇帝身边红人最得宠的时候，也是其治国政策推行力度最大的时候，更是南北大族对其最愤怒的时候。不过，王敦反晋还必须找到适当时机，这时机直到321年底才出现。
时机就是军事上对王敦威胁最大的两个人相继离世，一个是梁州刺史周访，另一个是豫州刺史祖逖。这两个人曾经掌握外藩的军权，带兵打仗都是好手。周访是吴地豪杰，其祖上汉末南渡，世代在吴为官。司马睿移镇建邺时，周访成为他手下一将，南征北战屡立功勋，后来跟随王敦四处征伐、所战必克。在攻打勇武过人的叛将杜曾时，王敦曾许诺周访，如果打败杜曾，就保他为荆州刺史。但在周访大败杜曾后，朝廷也准备任命周访为荆州刺史的时候，王敦却食言，害怕周访占据荆州威胁到自己，于是自领荆州，让周访去襄阳做梁州刺史，临行前派人送给周访一个名贵的玉碗和一副玉环。周访大怒，把玉碗狠狠摔在地上说：“我难道是个商人吗？给个宝物就能让我高兴！”（吾岂贾竖，可以宝悦乎）。
《晋书》（卷58•周访传），第1581页。）
由此两人结怨。祖逖是东晋初期著名的北伐将领，武艺高强又勇猛无比，匈奴人对他闻风丧胆，成语“闻鸡起舞”的典故讲的就是他的故事。王敦有意起兵后，派参军联络各家豪门，暗示自己的意图。祖逖知道后勃然变色，瞋目厉声道：“给我回去告诉阿黑（王敦小名），怎么敢如此大逆不道，收起他的脸快走，若慢一点，我就率三千兵马用长矛戳他的脚赶他回去！”（卿语阿黑，何敢不逊，催摄面去，须臾不尔，我将三千兵槊脚令上！
［南朝宋］刘义庆、杜聪之注:《世说新语•豪爽篇记》，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155页。）
虽然祖逖的兵力全部集中在北方前线，但他的威望和影响却对王敦有着巨大的震慑作用。320年至321年，周访和祖逖相继去世，机会终于来了，王敦如释重负，准备和元帝放手一搏。
此时搏斗的另一方晋元帝，就像刚上拳台的选手，还在做准备活动，对手就打来一拳，完全出乎意料。他看到王敦上表的折子后大怒，1月21日就下诏讨伐：“王敦凭恃宠灵，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见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亲帅六军以诛大逆，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
《资治通鉴》（卷92•晋纪十四•晋元帝永昌元年），第2893页。
面对兵势强盛、又居长江上游“破竹之势”的王敦军，元帝知道建康士众寡弱，难挡顺流之师，欲守建康，须派强兵回援。于是元帝命令镇北将军刘隗、征西将军戴渊率兵回京勤王。
这一场名为“清君侧”的战争打响了，士族豪门、朝野上下，对战争态度如何呢？有段大臣间的对话。
《资治通鉴》（卷92•晋纪十四•晋元帝永昌元年），第2893页。
原文为：“大将军此举似有所在，当无滥邪？”“不然，人主自非尧、舜，何能无失，人臣安可举兵以胁之！举动如此，岂得云非乱乎！处仲狼抗无上，其意宁有限邪！”：
太子中庶子温峤对尚书右仆射周顗说：“大将军王敦这么做似乎有一定原因，应当不算过分吧？”
周顗说：“不对，人主本来就不是尧、舜那样的圣人，怎么能没有过失呢？作为人臣，怎么可以举兵来胁迫君王！如此举动，哪能说不是叛乱呢！王敦傲慢暴戾，目无主上，他的欲望难道会有止境吗！”
一场针对皇帝的叛乱，竟被温峤说成不算太过分，而作为主战派骨干的周顗也只是指责王敦不该举兵胁迫君王，但把他反叛的原因归结为道德上的贪欲。对待这场战争，不只是皇帝心里没有准备，他的心腹大臣也没有准备。
墙头草甘卓
梁州刺史甘卓甘卓（？～322年）：丹阳（今安徽当涂）人，官至镇南大将军。他虽怀正义，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疑，优柔寡断，王敦之乱时一度起兵讨伐王敦，但因迟疑不决延误时机，最终兵败退回驻地襄阳，不久即被王敦命人秘密杀害。在元帝和王敦这场PK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一举一动都足以影响全局。他所在的梁州治所襄阳为东晋江汉间重镇，据汉水上游，一方面抵御北方民族南下，另一方面制约长江中上游的军事行动，地理位置和战略作用都非常重要。襄阳距离江陵（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区）不到500里，与江陵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从襄阳顺流而下，可直抵武昌（今湖北鄂州），故东晋以重兵镇守。王敦出兵顺江而下时，让其兄王含留守武昌防备甘卓。王敦深知战争获胜的关键在于后方能否稳定，而对此威胁最大的人就是甘卓。如果甘卓趁王敦起兵东去之机攻打武昌，王敦想逆流救援很是困难。所以能否争取到甘卓，对战局发展关系重大，王敦和元帝都明白这一点。
王敦之所以敢放胆行动，是因为开始起兵时，王敦派使者告诉甘卓，与他相约共同顺长江向下游进发，甘卓当时同意了（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约与之俱下，卓许之。
《资治通鉴》（卷92•晋纪十四•晋元帝永昌元年），第2894页。）
但等王敦起兵上船，甘卓非但没来，还派人劝王敦不要发兵。王敦于是派人游说甘卓，反复强调此举只是“清君侧”，更以公爵之位引诱，但甘卓仍然没有发兵。面对甘卓的犹豫，王敦虽有担心，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一边派人继续游说，一边谋划着速攻建康，以夺取建康来震慑甘卓这个墙头草，使他不敢轻举妄动。
甘卓的参军要甘卓按兵不动，坐待事态发展，如王敦胜，会得到统领一方的委任；不胜，朝廷必定会让他取代王敦。因此甘卓仍然犹豫不决。
最后倒是王敦派来的说客乐道融故意帮了王敦的倒忙。乐道融虽然侍奉王敦，但恨王敦悖逆作乱，于是劝甘卓说：“国家对您的待遇非常优厚，您如果与王敦同行，岂不是违背和辜负了君臣大义，生为叛逆之臣，死为愚昧之鬼，永远是宗族、党朋的耻辱，不是很可惜吗！为您打算，不如佯装听从其令，却急速突袭武昌，大将军王敦的士众听说此事，必定不战自溃，大功便可告成了。”（为君之计，莫若伪许应命，而驰袭武昌，大将军士众闻之，必不战自溃，大勋可就矣。
《资治通鉴》（卷92•晋纪十四•晋元帝永昌元年），第2897页。）
于是甘卓下定决心讨伐王敦，并联络谯王司马承和广州刺史陶侃陶侃（259～334年）：江西鄱阳人，陶渊明的曾祖父，他出身贫寒，精勤吏职，在西晋风云变幻中，竟冲破门阀政治为寒门入仕设置的重重障碍，当上东晋炙手可热的荆州刺史，实属不易。，起兵向武昌进攻。元帝得到他们联合讨伐叛军的消息后很高兴，均加以高官厚爵。当时武昌城内守备空虚，传甘卓军至，人皆奔散。王敦知道后也惊恐万分，即派参军甘卬（甘卓的侄儿）回去见其叔父，传王敦的话说：“足下此举自是臣节，我不怪你。我是因王氏处境危急，不得已而为之，现请足下班师，以后当再结好。”甘卓又开始犹豫不决，令军队驻扎在猪口（在今湖北京山境，离夏口［武汉］还远），几十天都不前进，贻误了进攻武昌的战机。
为阻止谯王军北上与甘卓军会合，王敦派遣南蛮校尉魏乂和将军李恒，率2万兵马围攻长沙。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对皇上忠心耿耿的司马承没有退守躲避，而是采取环城固守，与敌死磕。但由于长沙的城墙、护城河不完善，物资储备也不充足，眼见支撑不住的他便向甘卓发出求援，望其“卷甲电赴”。
《晋书》（卷37•王承传），第1106页。
左右摇摆的甘卓最终也没有来增援。死守将近百日后，长沙于4月10日城破失陷，司马承被俘，后在押往建康的途中遇害。
王敦攻取建康后，以朝廷的名义命令甘卓停止军事行动。这个老糊涂得知圣上和太子都安然无恙，认为自己也可以歇手了，遂下令班师返回襄阳。乐道融再三劝他，应进兵彭泽（今江西湖口），截断王敦驻军前后两段的联系，将其一鼓解决，但甘卓不听。甘卓回到襄阳，丝毫不作防备，后被王敦指使的襄阳太守周虑引兵袭杀。
建康失陷
南京在秦汉时期称“秣陵”，顾名思义，即野草荒丘。东吴孙权建都于此，改秣陵为建业（寓意建功立业），始建造城池。西晋灭吴后，将其打回原形，改叫秣陵，且将秣陵一分为二（秦淮水北为建邺，水南为秣陵县）。西晋建兴元年（313年），为避讳，将建邺更名建康（寓意建立安康之地）。318年，随着东晋的建立，建康再次成为国都，形制与东吴时期差不多（见第68页）。
东晋初年建康城分为宫城和都城两重，无外郭。由于当时经济基础薄弱，政局尚待稳定，建康虽为一国之都，但极其简陋。从东晋元帝、明帝到成帝咸和二年（327年）苏峻之乱前，建康都城的形制、规模一直承袭孙吴旧制，无所变更。
卢海鸣：《六朝都城》，南京：南京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这一时期的宫城沿用西晋时期叛将陈敏在太初宫遗址上建造的府舍，而东晋统治者为标榜自己是西晋皇统的合法继承者，极为重视礼制建筑的建设。建武元年（317年），立宗庙社稷;太兴二年（319年），又立南郊，这奠定了六朝建康礼制建筑的基础。当时的建康城在今北极阁、九华山之南，南墙距秦淮河约有5里，西墙距长江也有相当距离。城中还有台城，宫殿官署都在台城里面。城西的清凉山有石头城。石头城据山面江，西南面即秦淮河入江口，形势险要。这些城垣起先都是竹篱、木栅与土夯实的土城，从东晋末年到南齐，逐渐改用砖石。建康城功能划分层次分明：秦淮河以北是宫殿、官署和苑囿区，秦淮河两岸及以南是居民区和街市。
东晋初年，宫城与东吴时期相比变化不大。建康都城在宫城之外，始建于孙吴时期，最初仅正南面开有一门，到东晋南朝规制未改，但城门有所增加。关于建康都城的具体形状史无记载，据推测都城呈方形或长方形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城区设在平坦地形上，其地又没有大型河流切割，便于以理想的方案建城。如果按照正方形计算的话，平均每边长约5里。其中线略呈东北——西南方向延伸，其北界在今北京东路以南一线，南界约在户部街、常府街一线，西界约在进香河路、廊后街、破布营一线，东界位于龙蟠路与黄埔路之间一线。自孙吴到南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都城的城墙基本上都是用竹篱筑土围成。当时，真正起到保护建康作用的是发达的水系（见前言“漫谈南京历史上的军事地理环境”）。
永昌元年（322年）2月，戴渊、刘隗率军相继进卫京师。3月，元帝下令以王导为前锋大都督，戴渊为骠骑将军，周顗为尚书左仆射，王邃为右仆射；刘隗守金城金城：昙花一现的城市，又名金城戍、宣武城。作为六朝建康城东北面的一座带有堡垒性质的城池，含有“金城汤池”之意，寓意这座城池固若金汤，牢不可破。金城曾经一度做过琅琊郡的治所，这也是它最辉煌的时期。后随着琅琊郡治所迁到白下城，金城也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金城的位置大约在南京城东北栖霞山附近的江边一带。，周札守石头城，此两城与建康城之间成鼎立之势，共同抵御王敦军。元帝亲自披甲上阵督战，后又发诏令，让梁州刺史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广州刺史陶侃领江州刺史，各率兵马攻击王敦军的后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