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进攻建康作战示意图
战略战役的布防看似严密周到，却出现重大疏漏，决定了元帝失败的命运。在这次排兵布阵上，元帝出了两个关键的“昏招”。一是军事统帅没用自己心腹，却用了早被自己疏远的王导。王导曾得元帝欲与之“共坐御床”，是元帝执政的台柱子，但时过境迁，这次造反头子就是王导的兄弟。回朝勤王的刘隗一到建康，就力劝皇帝诛灭城内的王氏家族。王导当时也很害怕，率领族中兄弟子侄20余人，每天天亮都到台阁处等待议罪领罚（导率群从昆弟子侄二十余人，每旦诣台待罪。
《晋书》（卷65•王导传），第1749页。）
王导表面对皇帝表示王敦起兵大逆不道，但内心对王敦的叛逆行动并不坚决反对，从后来他劝降王含的信中就可以看出：“以前刘隗、刁协这样的佞臣扰乱了朝政，人心不安，像王导他们，心存外念，现在则不同。（昔年佞臣乱朝，人怀不宁，如导之徒，心思外济）。
《资治通鉴》（卷93•晋纪十五•晋明帝太宁二年），第2926页。）
当时的政治制度皇帝与大士族是共权的，在统治集团内部是相互制约和平衡的关系。王导是一个把维护家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也正是因为刘隗、刁协的政策，让王氏家族的利益受到侵害，所以他在对付王敦的反叛上不会积极作为。这时，元帝非但没杀王导反而加以重用，很难让人理解，也可能是皇帝畏敌如虎、平叛信心不足，想为自己留条退路。而在这次平叛中，皇帝的心腹、力主平叛的刘隗、刁协却没有得到重用，刁协的实权实际上已被剥夺，刘隗也只是守在建康外围一隅的金城，作为建康的外援。元帝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在关键防区石头城没用强将，却用周札周札：义兴阳羡人，出身江南士族，西晋建威将军周处第三子。。此人贪财好色，外表刚强，内心却很怯懦（性矜险好利，外方内荏）。
《晋书》（卷58•周札传），第1574页。）
元帝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寄托在周札身上，用这样的人防守要害核心部位，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六朝兵家必争之地：石头城
位于秦淮河入长江的河口处，南临秦淮河，西临长江，地位险要，是建康都城西部一座重要的军事要塞，与建康都城形成了唇亡齿寒的关系。六朝时期，此城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一旦“江边有警，必先据石头以为捍御”。隋唐以后，由于江水西移，使石头城失去了原有的军事地位，成为文人墨客怀古胜地。
由于众多不满“征奴为兵”政策的士族门阀对王敦的支持，使得王敦进军神速，一路上没有遇到顽强的抵抗，兵锋直抵建康。
王敦兵临石头城，打算先进攻建康外围的金城，灭了刘隗以泄私愤。但部将杜弘认为刘隗将士众多，不易攻克；而周札少有恩德，士兵不服，易于攻克，如果石头城被击破，刘隗就会退走。王敦于是先放下个人恩怨，进攻石头城，周札没怎么抵抗就开城门投降。石头城陷，建康危在旦夕。元帝立即下令刘隗、戴渊、刁协等军反攻石头城，并让王导、周顗、郭逸等军分三路出去迎战，但都被王敦轻松击败，全军溃散。消息传到都城，太子司马绍忍不住了，打算亲率将士与敌决一死战，坐上战车正要出发，温峤抓住马勒头劝谏说：“殿下是国家君位的继承人，怎么能逞一己之快，轻弃天下而不顾！”（殿下国之储副，奈何以身轻天下！
《资治通鉴》（卷92•晋纪十四•晋元帝永昌元年），第2900页。）
他抽出剑斩断马的鞅带，司马绍这才罢休，没有“蚍蜉撼大树”，作无谓牺牲。温峤为后来太子登基、为其父元帝报仇留下了“火种”。当然，当时怎么也阻挡不了王敦军进入建康。
元帝谢世
王敦坐镇石头城拥兵不朝，放任士卒进城劫掠，吓得百官四面逃窜，宫内乱成一片，只有安东将军刘超及一位侍中陪在元帝身边。元帝一筹莫展，只好脱下戎衣，穿上朝服，对左右道：“王敦欲得我处，当早言！何至害民如此。”
《资治通鉴》（卷92•晋纪十四•晋元帝永昌元年），第2901页。
他派出使者对王敦说：“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当归琅邪，以避贤路。”
《资治通鉴》（卷92•晋纪十四•晋元帝永昌元年），第2901页。
随后无奈让百官去石头城拜见王敦，并任命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各军、录尚书事、江州牧，赐封武昌郡公。兵败的刁协和刘隗逃入宫中，元帝给二人配备人马，让其自寻生路。刁协年老，不便骑乘，后在江乘江乘：秦始皇渡江处，始设于秦朝，初隶属于会稽郡。汉时，江乘县隶属丹阳郡。孙吴时期，撤江乘，设典农都尉，进行屯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后，复置江乘县，隶属丹阳郡。东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年），分江乘县西境设置临沂县，隶属琅琊郡。陈宣帝太建十年（578年），琅琊郡并入建兴郡后，江乘县改属建兴郡。陈亡后，江乘县废置。江乘县治所为金城。被手下所杀，刘隗则逃奔后赵。败将周顗和戴渊很快就被王敦的部将邓岳抓住。周顗被捕时，正好途经太庙，遂向庙里大呼：“贼臣王敦，倾覆社稷，枉杀忠臣；神祗有灵，当速杀之！”
《资治通鉴》（卷92•晋纪十四•晋元帝永昌元年），第2903页。
话未说完，就被邓岳的兵士用长枪刺破口舌，鲜血一直流到脚后跟，但他容颜举止泰然自若，观望的人都因此而落泪。最后周顗和戴渊一起在石头城南门外被杀。
王敦在收拾完一些不听话的大臣后，怕太子今后不好驾驭，想以不孝的罪名废掉他，但遭到温峤等众多大臣强烈反对。王敦考虑到甘卓还像一把悬在半空的剑威胁着自己的根据地，还不到公然谋篡的时候，于是在朝廷安插好一些亲信后，4月引兵退回武昌。
王敦退回武昌后仍遥控京师，大权独揽，把几个军事重镇全部换上自己的亲属或心腹。元帝形同傀儡，没权没势，在内有叛臣、外有强寇情况下，终日忧愁成疾，卧床不起。他想到大臣中只有司徒荀组对自己忠心耿耿，就任命他为太尉兼领太子太保，参与朝政，钳制王导。孰料司徒荀组受任不久即病死，使元帝病情加重。永昌元年（322年）11月，就在王敦攻入建康7个月后，元帝抱恨去世，享年47岁。元帝生前温良恭俭，但自治有余，治人不足，又逢乱世，最后只能饮恨而终。
晋元帝司马睿（画像）
中国封建皇朝中最少权威的一位开国之君，他之所以能够称帝于江南，不是凭借他本人的权威或者实力，而是因为他出身的西晋皇室在当时已成为汉族政权的象征。后来他试图摆脱扶植者的控制，最终引发王敦之乱，受辱身亡。他没有宏才大略，只满足于偏安江东，对北伐名士采取冷漠敷衍态度，不给铠甲兵器和一兵一卒。既没有权威，也没有作为。
在这次晋元帝与叛臣王敦的PK中，最终以王敦的胜利告一段落。元帝急于加强皇权，弃“网漏”而采取激进的“鲸吞”战略，迅速失去皇权与士族门阀之间的平衡关系，从而引起士族们的不安和反抗，使得士族门阀抱成了团。如果当时元帝采取渐进式的“蚕食”政策，来个“温水煮青蛙”的办法，可能会是另一番光景。
不过在封建王朝，皇帝和权臣之间永远都在搏弈。权臣这方，特别是开国功臣，也总害怕兔死狗烹。如越王勾践，在成就大业之后，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文种和范蠡，一个被杀，一个逃离。而皇帝这边，总怕臣属权大欺主，最终取而代之，如同三国时期有曹操、司马昭擅权。历史证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对优势地位的竞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所以东晋有元帝和王敦的这场PK，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实在也不足为怪。
第二次PK 晋明帝胜利
元帝辞世，明帝即位。明帝从父亲元帝那儿接过的，不是君臣同心、固若金汤的帝王之基，而是强藩欺主、危机四伏的烫手山芋。弄不好，政权随时可丢。
愤怒的明帝
大权在握的王敦自攻陷建康后，篡位之心越来越明显，到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地步。太宁元年（323年）4月，他暗示朝廷征召自己，并且要求享受特殊礼遇：拥有黄钺（皇帝或代表皇帝的大臣所持的斧）和班剑（手执木剑从行的勇士20名），上朝时特许奏事不必通名，入朝不用快步，上殿可以不去剑、不脱履。为进一步控制朝廷，他移驻姑孰（今安徽当涂县），屯兵于湖（今当涂县南38里），并自领扬州牧。当时南京周边京畿地区都属扬州郡管辖，等于是把首都和朝廷团团围住。此时的王敦高高在上，暴烈傲慢得越加厉害，四方朝贡多收入自己腰包，大臣和地方州牧的任命也全都出于他一门之中。当时明帝想以郗鉴郗鉴（269～339年）：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人，少年孤贫，躬耕陇亩，博览经籍，吟咏不倦，以清节儒雅著称，晋明帝初年，委以安西将军后遭王敦猜忌，被表荐为尚书令。先后平定王敦和苏峻叛乱，事平，进位太尉，封南昌县公。作为外援，任命其为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镇守合肥。王敦却武断地将其改任为尚书令，一点也不把明帝放在眼里。为加强宗族势力，同年11月，他任命王含为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族弟王舒、王彬、王邃分别为荆州、江州、徐州刺史。王敦还以钱凤、沈充为谋主，邓岳、周抚为爪牙，不断排除异己。凡有不听话的和看不顺眼的，定除之而后快。当时周札一族作为势力最大的江南士族，共有5人封侯，王敦便诬陷他们与一名施行法术的道士图谋不轨，收捕处死。
多行不义必自毙。骄横跋扈的王敦于太宁元年（323年）底开始生病，次年5月病情加重，于是任命王应（王含之子，王敦无嗣，养以为子，此时不到20岁）为武卫将军以便协助自己，还准备将宰相的职位传给他。王应这么小，也没有什么功绩和名望，就承袭宰相的职位，也只有王敦做得出。难怪史书记载，凡有耳朵的人都知道他将要篡逆谋弑，这绝不是臣子该做的事情（诸有耳者，皆知将为禅代，非人臣之事也）。
《资治通鉴》（卷93•晋纪十五•晋明帝太宁二年），第2926页。）
明帝对王敦的所作所为十分愤怒，但顾忌其当时的权势，没有轻举妄动，而是选择了隐忍、暗备和等待。这个时候明帝先后得到两个情报。一个来自王敦的堂弟王舒。王舒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因为小孩聪明可爱，王敦将他留在身边。不料，这个小孩将无意中听到王敦和钱凤一起商讨叛乱的事告诉了父亲王舒，王舒立即把情报禀报给了明帝。另一个情报来自王敦的左司马温峤。王敦任命温峤为丹阳尹（靠近建康），本想让他就近侦察朝廷情形，但温峤反感王敦图谋篡晋自代，乘赴任之机将王敦病情和叛乱阴谋全部告诉了明帝。王敦身边的人纷纷归到明帝这边，说明王敦阴谋不得人心。
温峤（画像）
平定王敦和苏峻叛乱的功臣，获封始安郡公。他能言善辩，在王敦攻克京城想废除太子时，巧舌如簧，据理力争，迫使王敦放弃；他能屈能伸，在被迫到王敦身边做事的时候，能够忍受屈辱，勤勉恭敬，终获信任，脱离虎穴；他沉着冷静，在叛军兵临城下敌强我弱之时，力排众议，烧掉渡桥，固城坚守，伺机反攻。
明帝在得到情报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微服骑马，深入虎穴，到王敦的大本营刺探军情。《晋书》记载道：一个军士对前来侦查情报的明帝产生怀疑，于是向王敦禀报。王敦听他描述了来人的相貌，估计是明帝，急令5个骑士出去捉拿。明帝飞骑而去，5骑于后紧追不舍。明帝路过一个旅店时，送给路边卖吃食的老太婆一根七宝鞭，嘱咐她拿给后面的追骑看，并将冷水泼在马粪上。一会儿追骑赶到了，果然询问老太婆。老太婆答道：“去已远矣。”并拿出七宝鞭。5人轮流传玩观赏，耽搁了不少时间，又见马粪已冷，只道明帝真已去远，便不再追赶。明帝终于安然脱险。
《晋书》（卷6•明帝传），第161页。
明帝在摸清王敦病情和军情，又征求光禄勋应詹应詹（279～331年）：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人，明帝即位后，又加封益州刺史和巴东监军，加散骑常侍，累迁光禄勋。平定王敦叛乱后，担任江州刺史、平南将军，赐观阳县侯。等心腹大臣的意见后，认为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于是趁着王敦病重起兵讨伐。
建康的安危
太宁二年（324年）6月27日，明帝先发制人，下诏讨叛。他命司徒王导加大都督，领扬州刺史；以丹阳尹温峤为中垒将军，都督东安北部诸军事（即秦淮河北诸军），与右将军卞敦守石头城；以光禄勋应詹为护军将军、假节，督朱雀桥南诸军事（即秦淮河南诸军）；以尚书郗鉴行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即皇帝御林军）；以中书监庾亮领左卫将军，以尚书卞壶行中军将军。征召平北将军、徐州刺史王邃，平西将军、豫州刺史祖约，北中郎将、
晋明帝征讨王敦示意图
兖州刺史刘遐刘遐（？～326年）：广平易阳人，性格果毅，勇猛无比，精于射箭和骑马，平定王敦之乱后封泉陵公。，奋武将军、临淮太守苏峻，奋威将军、广陵太守陶瞻等还朝护卫京师。明帝亲自带兵驻于中堂（建康都城宣阳门外）。东晋历史又一次把建康推到了血雨腥风的边缘。
明帝在诏书中打起了心理战。他担心兵卒畏惧王敦权势，便伪言王敦已死，同时让王导率领族人替王敦发丧，此举大大振奋了军心士气。明帝在诏书中明确指出：“罪止（钱凤）一人，朕不滥刑”，矛头指向钱凤；许诺有能杀钱凤送其首级者，封五千户侯；对文武百官为王敦所授用者，一概不予追究；至于被王敦裹胁的将士，独子则遣散回家，“终身不调”，其余的给假三年，假满后与宿卫之士一视同仁；连王敦的死党也分别派人去劝说，晓以大义，许以官爵。此外在诏书中还虚张声势，号称让司徒王导，镇南将军、丹阳尹温峤，建威将军赵胤等各率精兵3万，分10路进攻；精锐3万，水陆齐头并进回京保驾；明帝自己亲御六军3万，讨伐叛军。晋明帝的这些措施对威慑、分化、瓦解和孤立王敦势力起了很大作用。
《资治通鉴》（卷93•晋纪十五•晋明帝太宁二年），第2924页。
王敦见到诏书后勃然大怒，病情加重。由于病得不能亲率军队，他便任命王含为元帅，让他率领铠曹参军钱凤钱凤（？～324年）：吴兴人，曾任镇东大将军铠曹参军，后为王敦的谋士，是王敦第二次叛乱的主要头目，兵败被杀。、冠军将军邓岳、前将军周抚等水陆大军5万余人，以诛温峤等奸臣为名，从不远处的姑孰、于湖直扑建康。7月1日，王含军抵达江宁（今江宁街道）。
面对来势汹汹、兵临城下的叛军，建康形势十分严峻，京城人心惶惶。城内分为两派，主攻派认为：王含、钱凤的军队人数和战斗力很强，而建康城既小又不坚固，应当乘敌军阵脚未稳、强势未成之时，皇帝亲自出城抗敌。主守派认为：乱党来势汹汹，威猛无比，不能死拼，只能智胜。如果现在以这样弱小的力量与强敌抗衡，期望一战决定胜负，后果不堪设想。而敌寇毫无谋略和长远设想，只靠盲目奔突一战，且平时又作恶多端，劫掠不断，官吏民众都会自行守备。所以应该发动群众，以守待援，打持久战。
晋明帝（画像）
东晋第二代皇帝，自小聪慧，为人豪爽，胆大神勇，有雄才大略，在位期间曾平定王敦叛乱，平叛前还微服乘马，深入虎穴，密探王敦营垒。可惜在位仅4年就英年早逝，年仅27岁。清人王夫之感慨地说：“明帝如果不早亡，中原恐怕早就统一了！”
年轻气盛的明帝起初倾向于主动进攻，欲与敌一决高下，一雪仇恨，但最后还是在温峤和郗鉴等主守派的劝说下改变策略，制定了“积极防御、固城坚守、以逸待劳、以守待援”的御敌方针。温峤考虑到外援一时没到，守军又较薄弱，为避敌锋芒，迅速将驻扎在秦淮河南岸的守军移驻到北岸，并烧毁朱雀航，切断了王含军进攻建康的渡河之道。此举大大迟滞了叛军前进的步伐，使王含军只得屯兵于雨花台和越城一带，两军隔河对峙。
今日朱雀桥
朱雀桥建于孙吴时期，时称南津大桥或南津大航桥，初为木桥，后为浮桥，用缆绳将一艘艘并列的船舶连接起来，横亘在河流之上，其特点是联舟为桥，撤舟为流，灵活方便，并可防不虞之事。东晋南朝时期，因其地处宫城之南，且与朱雀门相对，故名为朱雀桥、朱雀航、朱雀桁、朱雀大航，或简称南航、大桁、大航。秦淮河在六朝时期河面宽阔，约有300多米宽，在石头城下流入长江，受江潮影响很大。朱雀桥是连接建康城南秦淮河两岸的交通要津和咽喉要道。六朝时期，每遇战事，争夺朱雀桥的控制权往往成为交战双方胜负的关键。在平定王敦之乱中，朱雀桥被温峤烧毁。此后，又在原址上建成一座浮桥。新建的朱雀桥长九十步（132米），宽六丈（15米），冬夏随水位涨落而浮动。朱雀桥直到陈朝灭亡一直是浮航，其间历经天灾人祸，多次被江潮冲毁。而每遇突发事件，朱雀桥首当其冲遭到焚毁，此桥最后一次修建的时间是陈文帝天嘉六年(565年)。朱雀桥故址可能在今天的夫子庙镇淮桥一带。当然，现在的秦淮河和镇淮桥规模，与六朝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
大都督王导此时对王敦起兵的态度与上次起兵相比截然不同。他送信给兄长王含，力劝其退守武昌，不要攻打建康，肆行奸逆不道之事。他告诉王含：“我一家老小蒙受国家的厚恩大德，这次我会毫无顾忌出任六军统帅，宁肯身为忠臣战死，也不愿当一个无赖苟活着。”（导门小大受国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张胆，为六军之首，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矣。
《资治通鉴》（卷93）•《晋纪十五•晋明帝太宁二年》，第2926页。）
王含对王导的劝告不做回应，继续驻扎在秦淮河南岸。明帝为预作防备，亲率诸军屯于南皇堂（在宫城内）。王含急于求战，但温峤坚守不出，以避其锐气。对峙数日后，王含军渐渐疲惫松懈起来。7月3日夜，明帝派将军段秀和中军司马曹浑等率精兵千人夜渡秦淮河，拂晓时偷袭越城得手，大破王含军，斩杀其前锋大将何康，一举收复越城。这种避其锋芒、积蓄力量，麻痹敌军、制造战机，乘其不备、打击敌人的战略战术，一举扭转了被动的局面。首战告捷，明帝军队士气大振，温峤又乘机夹水猛击，叛军大败，迫使王含残军退守倪塘（今江宁区东山镇、上坊镇西附近）。王敦接到败报，气愤交加，欲亲往建康督战，未遂而卒。
越王勾践逐鹿地：越城（清版画）
越城位于南京城南的长干里，西濒江(长江)、北临淮(秦淮河)、南靠雨花台冈地，卡在山水之间，扼控建康秦淮河南，军事作用显著。始建于周元王四年(前472年)，是南京历史上最古老的城。因它是越王勾践派遣范蠡所筑，故又名范蠡城。越城周长“二里八十步”，相当于1229米；面积约944平方米，实为一军事城堡。它因地处六朝都城建康城南，西与石头城遥相呼应，东与东府城相望，在军事上共同构成了建康都城外围的一道重要屏障。公元589年，隋灭陈后，将建康城池宫阙夷为平地，越城也未能幸免。越城应该在今天的中华门与雨花台之间，长干桥西南一带。
明帝此前让吴兴人沈桢劝说沈充倒戈，许诺司空一职。沈充拒绝了，并从吴兴发兵奔赴建康援助王含军。宗正卿（官名，负责管理皇族事务）虞潭因病回家乡会稽，听说此事，从余姚起兵讨伐沈充，被明帝任命领会稽内史。前安东将军刘超、宣城内史钟雅也都起兵征讨沈充。义兴人周蹇杀死王敦任命的太守刘芳，平西将军祖约赶走了王敦任命的淮南太守任台。这时，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明帝这边倾斜。
经过几天跋涉，沈充军1万多人与王含军会合了。这时沈充的谋士献策说：“现在天子已扼守住咽喉要地，我方将士锐气受挫，士气低落，相持日久，必然招致失败。如果现在破栅栏、开决河塘，借湖水（玄武湖）淹灌京城，乘着水势发动水军进攻，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上策；倘若凭借我大军刚刚到达的锐气，集中东、西两路军队，同时并进，我众敌寡，悬殊一倍以上，按情理必会摧毁敌军，这是中策；以召请钱凤议事为名，乘机将他斩首，归降朝廷，可以转祸为福，这是下策。”
《资治通鉴》（卷93•晋纪十五•晋明帝太宁二年），第2928页。
但沈充上、中、下三策均不采用，一意孤行。
7月17日，东晋军刘遐、苏峻等率领精兵万人到达建康，明帝连夜接见慰劳。王敦军沈充、钱凤想趁着北方军队远道而来，立足未稳、兵将疲困之际，先发制人，于是合兵主动进攻建康城。25日夜，沈充、钱凤部从竹格渚（朱雀航上游）渡过秦淮河，击败护军将军应詹、建威将军赵胤所部，拔除都城防御栅栏，直逼宣阳门。这时，勤王军刘遐、苏峻部从南塘（今内秦淮河南岸南塘里附近）横击过来，抓住沈充、钱凤军半渡时机，沿河击毙、溺死沈充、钱凤军3000多人。沈充军前部攻至宫城前，未及喘息，刘遐军又大破沈充一部于青溪。26日，晋军乘势反击。王含得知沈充兵败后，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烧毁营帐，连夜撤逃。27日，明帝回到皇宫，命令庾亮督率苏峻等部追袭逃回吴兴的沈充，温峤督率刘遐等部追击逃往江宁的王含、钱凤，又分令各将领追捕王敦死党。
叛军的末日
王敦手下的几员叛军大将最后都没有好下场。王含带着儿子逃往荆州，想投靠堂弟王舒。但迎接他们父子的不是热酒美食和殷勤笑脸，而是冰冷的锁链。六亲不认的王舒把堂兄、堂侄锁起，话也不多说一句，当众扔入江中淹死，以“实际行动”与王敦、王含划清了界限。钱凤也被本是同一阵营的寻阳太守周光斩杀，拿着他的脑袋到京城“诣阙自赎”。沈充慌不择路，闯入昔日手下吴儒家避难。吴儒把老上司沈充诱至复壁内，咣当一声把一大块石头挡在暗门外，笑着向从前的恩师说：“我可得三千户侯啦！”（三千户侯也！东晋当时以三千户侯悬赏斩沈充），最后把沈充活活捅死在狭窄的夹壁当中。先前被王应匆匆用草席裹上随意掩埋的王敦尸体也没得到安宁，平乱后即被起出尸身，烧毁衣冠，并摆成长跪的姿势戮尸，头颅被斩下后与沈充等人的头颅一同挂在城南朱雀航上，向平民展示。曾经不可一世的王敦永远想不到自己的末日会如此悲惨。至此，持续3年的王敦之乱终于被彻底平定了。
《晋书》（卷98•王敦传），第2567页。
这次王敦在与明帝的终极PK中输个精光。笔者认为有四大因素决定了他的失败。
一是篡晋自代，破坏平衡。王敦第一次举兵能够获得成功，很重要原因在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各方势力有利。王导和其他士族对他的起兵是默许的，加上以“清君侧”为由举兵，也算师出有名。后来明帝取消“以法御下”等政策，重新赢得了士族门阀的心。王敦则想篡晋自代，破坏了皇权与士族门阀之间的平衡关系。结果，王敦再次举兵时，士族大都不支持，就连其堂兄王导也坚决站在皇帝这边，更宣称“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来表明立场。
《晋书》（卷98•王敦传），第2564。
二是骄横跋扈，失去人心。王敦第一次起兵攻陷建康后，几乎是采取“屠城”手段，放任手下残酷杀害无辜百姓，后来更是控制朝廷，恣意诛戮朝臣，对政见不合者都给予无情打击，就连王敦的从弟豫章太守王棱，因日夜进谏惹恼了王敦，也被暗杀。他骄横跋扈，刚愎残暴，不得人心，终致众叛亲离。
三是重病在身，难应强手。在明帝御驾亲征讨伐王敦这一关键时刻，王敦却身患重病，卧病在床，不能领兵指挥打仗，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此前，王敦预感形势不妙，对手下讲了三计：上计是释兵散众，归顺朝廷，保全门户；中计是退还武昌，收兵自守，不废贡献；下计是趁他尚在，挥师京城，寄望侥幸获胜。只可惜他最后采取下计，侥幸变成了不幸。明帝则不似其父元帝一般温良恭俭让，而是足智多谋，指挥有方。开战之前，他大打情报战，在得到王敦谋反的情报后，甚至还微服去敌营了解敌情。开战之时，他又打心理战，发诏谎称王敦已死，还让王导去发丧，以此瓦解对方军心士气。开战之后，猛打奇袭战，在王含部队松懈的时候，趁黑渡河，斩杀敌将，大乱敌阵；在王敦军主力沈充部渡河攻击宫城之际，趁沈充军战线拉长，首尾难顾，于其半渡之机猛然出击，击败后军后，又不给敌喘息之机，趁势猛攻前军，将沈充军彻底击垮。
《资治通鉴》（卷93•晋纪十五•晋明帝太宁二年），第2922页。
四是部将无能，指挥不力。王敦的部将王含没有作战经验，却被王敦任命为元帅，统率三军，以致在秦淮河边疏于防备，遭遇偷袭，大败而归。正如王敦得知首战大败时说的一样：“我的兄长只是个老婢女罢了，门户已经衰败！如今大势已去。”（我兄，老婢耳，门户衰，世事去矣！
《资治通鉴》（卷93•晋纪十五•晋明帝太宁二年），第2927页。）
王应作为武卫将军，在王敦死后不遵遗训，既不明言称帝，给部下一个当开国功臣的盼头，也不思攻守谋略，却只知道日夜喝酒作乐；沈充虽有侠义之风，但战非所长，有人建议他挖掘玄武湖水倒灌建康，乘大水舟行而进，可一举成功。沈充却在晋军防御的正面进攻，先要渡过秦淮河，再拔去都城的竹篱城墙，最后攻至正门宣阳门。三鼓而竭，已是强弩之末，哪里经得起晋军新锐的再三打击？英雄末路，可数沈充！
参考文献
一、古代史书
1.［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3.［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M］.齐鲁书社，2007
二、地方志书
1.［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类编［G］.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
2.［明］陈沂.金陵古今图考［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3.卢海鸣.六朝都城［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2
4.姚亦锋.南京城市地理变迁及现代景观［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叶皓.南京城名的故事［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0
6.黄永武.玄武湖史话［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
三、研究文章
1.薛军力.东晋王敦之乱再探讨［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4（5）
2.林校生.关于王敦幕府的考察及推论［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3.程刚.琅邪王氏家族思想信仰之演变［J］.四川大学学报，2007
4.程刚.略论晋宋之际琅邪王氏家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5.陶新华.王敦惮祖逖略论［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1）
6.陈启云、罗骧.社会名望与权力平衡:解读王敦之乱［J］.史学月刊，2010（1）
7.程应镠.王导治理江东政策试释［J］.历史教学问题，1983（2）
8.简修炜.略论王导［J］.历史教学问题，1982（3）
9.孙凤山.简析东晋门阀政治的特色［J］.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1）
10.刘宗意.金陵何处白石垒.史料辑考
四、其他资料
1.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5•两晋时代）［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翻印），1983
2.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通史（8•两晋南北朝军事史）［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3.蔡东藩.两晋的故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4.沈起炜.细说两晋南北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朱增泉.战争史笔记（三国—隋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6.姜若木.3小时读懂晋朝［M］.北京，京华出版社，2011
第3例：东晋平定苏峻之乱
（公元327～329年）
东晋平定苏峻之乱，是继王敦之乱平定后不久，在南京地区发生的又一次大规模内战。东晋咸和二年（公元327年）12月，在平定王敦之乱中崛起的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却再次向晋廷发起挑衅，他联合豫州（今河南淮阳）刺史祖约，以讨伐中书令庾亮为名举兵内向，攻克建康。后在荆州刺史陶侃联兵讨伐下，叛乱于329年2月得以平定，苏峻亦因轻敌出战阵亡。
是役，东晋建康宫城先后被叛军两次焚烧，几乎成了废墟，这也是孙吴建都以来宫城首次遭到大规模破坏。此次叛乱，两支抗击北方政权的精锐之师也被消耗殆尽，东晋北伐统一的夙愿只能化为空梦一场。
这次战争充分证明，那些由失去土地的农民组成的“流民军”，其战斗力有多强悍。第一次，把东晋的尚书令（相当于军委主席）给杀了。第二次，面对占据绝对优势兵力的勤王部队，苏峻军竟占尽上风，打得勤王军差点散伙。最后，要不是苏峻醉酒上战场被杀，这场仗还要打多久？究竟谁笑到最后？还真的难说。
外戚庾亮专权
王敦之乱平定后，王氏家族丢掉了军权，此时王导作为三朝元老虽在机枢，但势力大不如前。而作为皇后弟弟的庾亮，仰仗裙带关系，地位一步步上升，特别是在幼主登基、太后称制后，成了国舅的庾亮一跃成为朝政的实际操纵者。“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迅速被“庾与马，共天下”所取代。
庾亮（动漫画）
出身高门士族颍川庾氏，“美姿容，善谈论，性好《庄》、《老》”。晋成帝年幼时，他以国舅身份独掌朝政，实行激进的“任法裁物”政策，轻率出手解决流民集团问题，引发苏峻、祖约叛乱。期间，因其刚愎自用和指挥失误，致使建康失陷、皇帝落入敌手。史称其“智小谋大，昧经邦之远图；才高识寡，阙安国之长算”。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力主北伐，收复故土，这在东晋高门士族中实属罕见。乱平后，他自贬坐镇边疆，收复大片故土，但最终北伐没能成功。
辅政班子的艰难出炉
东晋平定王敦之乱后，晋明帝对那些乱臣贼子和消极抵抗分子“秋后算账”，杀的杀，贬的贬；对那些战死沙场、为国捐躯的英雄追加“荣誉称号”，以此告慰英灵；对那些英勇杀敌、护驾有功的将领加官封爵，委以重任。安顿好后，朝政渐渐步入正轨，明帝准备大展拳脚，做些事情。但天有不测风云，才当了三年皇帝的明帝突犯重病、卧床不起。摆在明帝面前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抓紧时间为年幼的太子挑选一个忠心得力的辅政班子。
受王敦作乱影响，明帝深知外人不可靠，想托孤于宗室，让太宰、西阳王司马羕和左卫将军、南顿王司马宗参与辅政。明帝病重期间，谢绝大臣探访，只让司马宗等人陪伴左右，宫殿禁兵和宫门锁钥也都由司马宗执掌。此举引起护军将军庾亮和司徒王导等大臣的不满。
《资治通鉴》记载［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93•晋纪十五•明帝太宁三年），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37页。
明帝病重时，有一天夜里，庾亮声称有要事要进宫见明帝，向司马宗索取钥匙。司马宗不但不给，还大声斥责：“这宫门难道是你家的门户，可以随随便便进出的吗？”（此汝家门户邪）。气极之下，庾亮强闯宫门，直入寝室，一见明帝就泪流满面地告状，说司马羕和司马宗嚣张跋扈，大有诛杀群臣之意，劝阻皇帝不要单独托孤宗室，一定要让其他大臣共同参与辅政，以保政局稳定。司马宗、司马羕兄弟是汝南王司马亮的儿子。从辈份上讲，司马宗、司马羕是明帝的叔祖辈，也都是半截身子埋在土里的老头子，应该没什么篡位的野心。庾亮只是不甘心大权落于他人之手，遂以诬告。庾亮的戏演得很成功，弥留之际的明帝终被说服，“帝深感悟，引（庾）亮升御座，遂与司徒王导受遗诏辅幼主”。
［唐］房玄龄：《晋书》（卷43•庾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18页。
最后传令让西阳王司马羕、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壸（音kǔn）、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陆晔（261～334年）：吴郡吴县（今苏州）人。晋明帝病重期间，被列为顾命大臣。苏峻叛军攻入建康，因其名望未敢加害。苏峻死后，他劝说匡术以苑城归降晋军。乱平后，加授卫将军，并进爵为江陵公。、丹阳尹温峤等七人，共同奉受遗诏辅佐太子，轮番入殿领兵当值宿卫。
细看这个辅政班子人员结构，有宗室、外戚、大臣三方势力，估计明帝是想让这三方相互制衡，以发挥“铁三角”对儿子江山的稳固作用。对这个班子名单，入围的七个人都比较高兴。特别是庾亮，通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关头挤进了这份宝贵的大名单，这也为其日后总揽朝政提供了条件。唯独对这名单不满的是手握重兵、拥军在外的陶侃、祖约两人。陶侃时为荆州刺史，拥有荆、湘、雍、梁四州之众。这四州在现今中国的范围大体是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南、湖北中西部。祖约任豫州刺史，统管其兄祖逖北伐后占领的大片地盘。两人为东晋封疆大吏，辖区占东晋的半壁江山。这两个人论名望和功劳都应该进明帝遗诏中辅政大臣的名单，却没有。他们怀疑是庾亮从中搞鬼，删除了自己的名字（及遗诏褒进大臣，又不及（祖）约与陶侃，二人皆疑庾亮删之，这也引发他们对庾亮的强烈不满。
《资治通鉴》（卷93•晋纪十五•成帝咸和元年），第2941页。）
庾亮上任后的“三把火”
太宁三年（公元325年）8月，晋明帝司马绍驾崩，皇太子司马衍即位，称晋成帝，年仅5岁。娃娃皇帝即位，按照祖宗规定，明帝皇后庾氏（庾文君，庾亮妹妹）以皇太后身份临朝听政。太后临朝，权力难免会向外戚倾斜。同年9月下诏，让中书令庾亮、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壸参辅朝政，然而军政大事都由庾亮裁决（然事之大要皆决于亮）。
《资治通鉴》（卷93•晋纪十五•成帝咸和元年），第2941页。）
这也引发他们对庾亮的强烈不满。从当初七人的大辅政班子到三人的小辅政班子，而且班子里庾亮说了算，当总裁。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庾亮就实现了一步登天的梦想，成了当时最大的“暴发户”。目标实现得太快，不一定是好事，容易诱发扭曲的“暴发户”心理——飘飘然不知天高地厚。庾亮就得了这种狂妄自大的心理病，位子刚坐正，就开始发狠力、瞎折腾，上来就烧“三把火”。
第一把火，烧“大火”——实行“任法裁物”。庾亮执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改王导辅政时“网漏吞舟”的“宽和”治国方略，而施行冒进的“任法裁物”政策，凡不遵法度者必遭严惩。古往今来，治国方式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实行无为而治的宽和政治，达到“无为而无不为”境界，类似王导的方式；另一种是有为而治的严法政治，类似庾亮的方式。但用哪种方式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刚经过战乱、百废待兴的东晋王朝，应讲求以和为贵，强调与民休息，安定社会。此外，当时东晋盛行玄学清谈之风：以从容无为、口论玄虚，为高妙；而奉法行事就会被视作苛刻，被人小视。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也不具备庾亮实行严法的基础。在这种形势下，庾亮严法治国，不合时宜，很容易激发矛盾，甚至引发战乱。此时的王导认为道不同不相为谋，经常称病不朝。丹阳尹阮孚阮孚：“竹林七贤”阮咸的儿子，好饮酒，放纵不羁，为饮酒史上“兖州八伯”之一。也认为形势不妙，请求外调。临走前他对亲信说：“今江东创业尚浅，主幼时艰，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观之，乱将作矣。”
《资治通鉴》（卷93•晋纪十五•成帝咸和元年），第2942页。
庾亮烧的这把火，风向转换快，过火面积大，打击面广，烧出了大臣的不满和民众的恐慌。看来，庾亮一点也没有从晋元帝的“以法御下”的恶果中吸取教训，真是刚好了伤疤就忘了痛。
第二把火，烧“阴火”——诛灭宗室亲王。咸和元年（326年）10月，庾亮上任才满一年，就开始拿宗王开刀。他借口南顿王司马宗谋反，派禁兵上门逮捕。司马宗老王爷性格固执，拒战反抗，但毕竟老骨头了，抵抗没有几个回合就被杀死。他的三个儿子被贬为庶人，其家族被贬黜改姓为马氏。西阳王司马羕也被免除太宰职务，降封为弋阳县王。司马宗作为皇室近亲，司马羕则是先帝的太保太傅，还是明帝钦点的辅政大臣，庾亮就这样轻易对其杀戮和废黜，引起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大家认为他在公报私仇，以平当初“钥匙之争”的积怨；也认为他在杀鸡骇猴，借以巩固自己的威权。事发后，司马宗的手下卞阐跑到历阳内史苏峻处匿藏，庾亮派人去抓捕，苏峻隐匿不交，惹得这位皇舅怀恨在心。司马宗被杀，成帝一点也不知道。后来，“帝问亮曰：‘常日白头公（司马宗一头白发）何在？’亮对以‘谋反伏诛’。帝泣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当如何？’”
《资治通鉴》（卷93•晋纪十五•成帝咸和元年），第2942页。
庾亮大惧，脸色大变，无言以答。庾亮这把诛灭宗王的“阴火”烧得太阴毒。如果对宗王用“冷处理”的办法，不抓、不杀、不贬，只剥夺权力、兵卫，也就不会引起那么大动静、造成那么坏的影响了。可见庾亮的报复心理是多么强烈。
第三把火，烧“急火”——征苏峻削兵权。咸和二年（327年）10月，庾亮征召历阳内史苏峻回京，让他做一个无关轻重的大司农，旨在解除其兵权。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壸等大臣极力反对庾亮这种激进、轻率的做法。王导说：“峻猜险，必不奉诏，不若且苞容之。”
《资治通鉴》（卷93•晋纪十五•成帝咸和二年），第2945页。
一心只想当“铁匠”的庾亮，认为王导这个老“泥瓦匠”又在和稀泥，于是很不高兴地说：“峻狼子野心，终必为乱。今日征之，纵不顺命，为祸犹浅；若复经年，不可复制，犹七国之于汉也。”卞壸据理力争说：“苏峻手握重兵，又靠近京城，路途用不了一个早上便可到达，一旦发生变乱，容易出差错，应当深思熟虑。”（峻拥强兵，逼近京邑，路不终朝，一旦有变，易为蹉跌，宜深思之。
《资治通鉴》（卷93•晋纪十五•成帝咸和二年），第2945页。）
但庾亮依然置若罔闻，他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当时的局面自己完全有能力“Hold住”，所以烧了这把征召苏峻入朝的急火，烧得苏峻造了反。最后，庾亮也为自己的固执己见和过分自信买了单。
不过，庾亮也有些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专权会得罪很多人，因此在“烧火”的同时，加紧培植自己的势力。咸和元年（326年）8月，任命温峤为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镇守武昌；任尚书仆射王舒（王导的弟弟）为会稽内史，用以扩大声援；同时又修筑石头城加强建康城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