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五〇九年，葡萄牙国王就指派活动在东南亚地区的探险家们，务必迅速探明有关中国明朝的情况，诸如其疆域、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军队及商业活动，等等。
可等到一五一四年，他们的探险家首次对中国明朝进行偷偷摸摸的访问时，明朝对于他们来说仍旧像谜一样。
庞大而复杂的明朝，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国家，它实际上是东亚的一个独特世界体系的代名词。这一点，不仅让初来乍到的葡萄牙人一头雾水，即便现代的中国人也是雾里看花。
1. 大明的疆域到底有多大
谈论明朝的疆域是件相当困难之事，因为明朝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尚没有领土主权的概念。
在明朝人眼里，明朝代表的是整个世界，也就是所谓的天下。理论上讲，它的主权覆盖全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按照传统的观念，明朝的世界分五个层次（五服）：第一个层次是天子直辖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国；第二个层次是土司羁縻区；第三个层次是藩国区；第四个层次是远怀区；第五个层次为蛮荒区。
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是朝廷的都城顺天府（今北京），统治者是受天命眷顾的大明正德天子朱厚照，他住在紫禁城中，统抚万国，照看着这个永远不平静的世界。
现代人根据当今流行的主权理论，计算明朝的疆域面积，实际上很难得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数据。
有人根据《明史》对其疆域面积的描述——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11750里，南北10940里——推算明朝的疆域面积大约为1200万平方公里。
有人则争辩说，明朝中后期的疆域大约只有350万平方公里左右。
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差异，是因为估算者依据的标准不一样。持论1200万平方公里者，计算的依据是明朝的直辖区与土司羁縻区；而持论350万平方公里者，计算的依据只是朝廷直辖区，即设置流官直接施以行政的区域，所谓两京、十三省（布政使司）。
明朝人的世界观，很容易被现代人嘲笑为一厢情愿，因为按照现代的主权理论理解，国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对内具有最高权，即疆域内一切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立法、司法机关，都必须服从国家的管辖；对外享有独立权与自卫权。也就是不论国家大小，国与国之间都是平等的关系，一国的内政不容他国干涉。
明朝人不承认国与国之间具有平等关系，在他们看来，国有大小之分，也有文明与野蛮之别。在其世界体系中，中国是上邦，为最优等的国家。
其次是塞外的鞑靼与瓦剌，以及朝鲜、安南、日本。鞑靼与瓦剌能受到特别尊重，是因为他们力量强劲，又天生桀骜不驯，天子难以把他们制伏；朝鲜、安南被特别看待，是因为他们倾心向化，衣冠文物等同中原；日本被另看一眼，也是因为他们文明化程度较高，又是海东大国。
再其次被格外关注的国家，是与朝廷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些小国，如哈密国、琉球国、占城国、马六甲国等。
明朝的天子，也就是皇帝，是个超国家的存在。他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兼任中华上邦的国王。理论上讲，他有权干涉所有国家的内政；但在实际操作中，他需要权衡自己掌握的实力，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
中国的皇帝不同于霸主。霸主是指一个国家凭借其强盛的实力，获得了支配或影响其他国家的资格。霸主的权力核心是力量，力量有则它存在，力量衰则它消亡；而且从法理上讲，它与小国之间没有等级差别。
中国的皇帝则不同，他的存在基于两个前提。第一，他是天命的眷顾者，至高无上，在法理上具有支配他国的权力；第二他必须同时兼任中国的国王。也可以换句话说，只有中国的国王，才有可能获得天帝的认可，因为中国被认为是人世间最为文明昌盛之邦；统辖蛮区的部族首领，不管力量多么强大，都不具备担任天子的资格，因为他们离真正的文明人还有一段距离。
作为天子，一般情况下不应该具备竞争意识，因为他是人间至高的统治者，不应该存在竞争对手。但在现实中，有时天子也有竞争对手，比如在中国处于分裂状态时的南北朝以及两宋时期，世上就曾同时并存过两个天子，甚至三个天子。那种情况，一般被认为是非正常状态，现实生活有时毕竟要比理想的理论模型复杂。
作为上邦的中国，同样被认为不应该具有竞争意识，因为它是天下最为富强文明的地方，独一无二，所以只能施与——以物质救济他国，以文明之火照亮远邦——而不能平等地与他国做生意，或与他国在商业上进行竞争。中国开放通商口岸与边贸市场，理论上是对他国的恩赐，而非为了互惠互利；即便事实上取得了互惠互利的效果，官方也不会公开承认。
朝贡是体现大明朝世界秩序的一种形式，朝贡的接受者是君主，进献者为臣属，它的意义既有经济上的考量，也体现了礼仪上的尊崇与政治上的服从。
朝贡圈大致按五服的标准划分，核心圈是朝廷的直辖区中国。这一区域内的人民除了给政府交纳赋税外，还须定期给皇帝上贡。税赋归户部收支，主要用于各级政府的行政及军费开支；贡品归皇室所有，由皇帝设置府库管理。原则上，皇帝不能随便用户部的钱财，户部也不能随便用皇帝的钱财，两者如果发生账务往来，有时需要按借贷关系处理。
第二个朝贡圈子，指明朝的羁縻区，主要包括西南诸土司，以及辖今东北地区与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奴尔干都司，辖今西藏地区的乌斯藏都司，辖今青海及川西地区的朵甘都斯，辖今甘肃西部地区的东哈密诸卫等。羁縻区分两个等级，第一个等级为土司区，第二个等级为羁縻都司区。
朝廷在土司区设立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等，它们一般互不统辖——直属于中央或周边州府。宣慰司是土司中的最大单位，级别介于省与州之间，宣慰使的官职级别为从二品。
内地土司基本没有独立的主权，他们不仅要定期向皇帝进贡，有一些还需要缴纳赋税。它们与普通州府的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土司区的官员虽为中央政府任命，但不为中央政府委派，他们一般由当地的土著首领担任。土司官员定职后，具有优先世袭权，他们虽然也定期或不定期地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但朝廷对他们的升降一般比对待流官慎重；二是，他们在辖区内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朝廷在一定的尺度范围内，允许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习俗管理民事与司法，但一般不享有独立的自卫权。
明朝设立的土司，遍布西南地区的贵州、广西、云南等省，大小计有二百多个单位。另外，朝廷还在今缅北地区设置孟密安抚使司、木邦宣慰使司、孟养宣慰使司、缅甸宣慰使司，在今泰国的清迈地区设置八百大甸宣慰使司，在今老挝北部地区设置老挝宣慰使司。
羁縻都司区的土著一般要比土司区的土著，享有更多的自主权。
都司是朝廷的地方军事管理单位，全称叫都指挥使司。在内地各省，它与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并称三司，分别管理一省的行政、刑狱与军事。都指挥使司的上级单位是中央的五军都督府。
都指挥使司平日主要打理辖区内各卫所的事务，由此可见，朝廷对各个羁縻都司区的控制，主要侧重于军事方面，即便兼理司法、民事，权责也非常有限。
一般情况下，奴儿干都司、乌斯藏都司、朵甘都司的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等军官，皆由当地的部落首领担任，而且可以世袭。他们必须统一接受朝廷的节制，并定期进贡；除此之外，基本上不需再负有其他义务。需要说明的是，正德朝时，东北地区的努尔干都司已经废弃，但原设于该区域的一些土著卫所依旧存在，
第三个朝贡圈子是亲密的藩国区，主要国家有东北的朝鲜，东南的琉球，南边的安南，西面的哈密。
这类藩国具有比较明确的臣属感，进贡比较频繁，与朝廷的关系比较密切。朝廷也视他们为重大利益相关者，对它们的关心仅次于内地郡县。
安南国在永乐年间曾一度被撤销藩国地位，改置为郡县。当地的豪杰不愿服从，奋起反叛，赶走朝廷的官员与军队，重新恢复为自治国家。不过，尽管他们与朝廷兵戎相见，杀得不可开交，可一旦获得自治地位，马上遣使请求皇帝册封。皇帝虽然无力阻止某人在安南国称王，但此人如果不经过皇帝的诏命认可，他就处于半非法状态。
第四个朝贡圈子比较特殊，他们虽然经常进贡，与朝廷往来频繁，但基本上不服从皇帝的权威，皇帝也无力对他们施加影响。明朝对这类国家的管理完全是防御性的，皇帝的权威只能体现在外事礼仪之上与官样的文件之中。
这类国家主要有草原上的鞑靼国和瓦剌国、东海中的日本国、西域的吐鲁番国等。
这几个国家常常被定义为捣乱者，尤其是草原上的鞑靼与瓦剌，它们在朝廷心目中的地位，远超过所有的属国——朝廷对他们基本不能要求什么，他们愿意进贡就进贡，愿意劫掠就劫掠，完全随他们的心愿。
尽管是实实在在的敌人，却不妨碍皇帝视鞑靼与瓦剌为臣属，因为在明朝这个大家庭中，不可能所有的臣子都孝顺，即便出现一两个冥顽忤逆的儿子，也不能算不正常。绝对和睦的大家庭是没有的，吵吵闹闹，不可能完全避免。
第五个朝贡圈子是与朝廷往来比较频繁的较远之国，例如西方的撒马尔罕国（即帖木儿汗国，核心区域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一带）、哈烈国（在今阿富汗附近）等；南方的真腊国（在今柬埔寨境内）、暹罗国（在今泰国境内）、占城国（在今越南中南部）、苏门答腊国（在今印度尼西亚境内）、爪哇国（在今印度尼西亚境内）、苏禄国（在今菲律宾境内）、马六甲国（在今马来西亚境内）等。
这些国家向明廷进贡，虽有一定的政治考量，更多却是为了商业利益，因为他们每次进贡，一般都能得到皇帝的超额赏赐；而且，他们还能趁机与中华上邦做生意。朝廷接受它们朝贡，主要考虑政治礼仪，所以有时对他们过于执着商业利益的行为不胜其烦，常常出台措施，限制它们进贡的次数与使团人数。
当然，这些国家与朝廷的政治关系也不可忽视，假如他们的国内发生变乱或遭到邻国入侵，到京城请求朝廷出面干涉的事情并不罕见。不过，朝廷自宣德之后，就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干涉的意愿不是很强烈；有时为了颜面，也仅仅是下诏要求作乱者或侵略者停止他们的不法行为，却从不直接出兵，或者像汉、唐那样，借助天子的权威，派员持节组织属国联军干预。
明朝本有许多机会扬威域外，可最终都放弃了。葡萄牙人与跟随其后的西班牙人、荷兰人，能在东南亚诸岛上自由行动，就与朝廷的不作为有关。假如当时明朝坚决履行自己的义务，给马六甲、苏门答腊、苏禄等国提供支持，这些刚刚崛起的西方海上强国，将很难在那里为所欲为。
第六个朝贡圈子是与朝廷往来比较生疏的遥远之国，例如天方国（在今阿拉伯半岛）、古里国（在今印度南部）、麻林国（在今肯尼亚）、拂菻国（即拜占庭帝国）等。据史籍记载，这类国家有六七十个之多，它们与明朝几乎没有直接的政治关系，所谓朝贡，主要是为了商业利益。
我们现在计算明朝的疆域面积，一般只算到羁縻区。
2. 为什么不设宰相位
明朝的政府组织，与此前的历代朝廷有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即它不设宰相。
明朝开国之初，沿袭元朝旧制，朝廷是有宰相的。洪武十三年，宰相胡惟庸谋反伏诛，朱元璋顾忌宰相职高权重，废去宰相一职，并且严厉告诫子孙不得复立，说：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朱元璋此举是对相权膨胀的一个过激反应，他本可以学习汉、唐，分削相权，大可不必矫枉过正。
宰相是皇帝的辅助者，其权力的大小，与皇帝的个人能力呈此消彼长之势。一般而言，宰相都由才识卓越的饱学之士担任，而皇帝的个人能力则不确定。假如皇帝英明，宰相的权力就会受到遮蔽；假如皇帝暗弱，宰相的权力就容易扩张。
为了解决相权威胁皇权的问题，自汉朝始，即逐步发展出一套制约相权的机制，具体说来，大致形成了外朝、中朝与内朝。外朝由宰相统领，中朝由领尚书事统领，内朝由中书令等宦官统领。外朝的宰相统领百官，处理政府的日常事务；中朝的领尚书事预览分拣各种给皇帝的奏章，充当皇帝的顾问；内朝的宦官则是皇帝的生活与政治秘书。假如遇到重大事情，皇帝可以通过御前会议，召集宰相与中朝官员商量。
隋唐时期，为了规范管理，设计形成了三省六部制。外朝变成了尚书省、中朝与内朝变成了中书省，另设了一个门下省。
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是个执行机构，没有决策权。朝廷的决策权在中书省，原则上，朝廷的政令都出自中书省；但是中书省并不能一家独大，因为它有个制约机构，那就是门下省。中书省拟定的所有诏书敕令，必须送达门下省审议；如果门下省不同意，可以涂归封还——即便这道命令已经预先经过了皇帝签字，也照样白费。在具体实践中，这种相互制约的权力安排，容易形成相互扯皮现象，效率往往会大打折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朝采取了变通的手段，规定朝廷在下诏敕之前，中书与门下两省要召开联席会议，预先统一意见。如此，便形成了政事堂议事制度。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长官，虽然名义上都是宰相，但假若尚书省的长官不被允许出席政事堂会议，就不能算真宰相。
宋朝的时候，赵匡胤、赵光义兄弟又有创新。他们干脆将三省合并为一，设置“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职，充当宰相，相权空前扩大。为平衡宰相的职权，他们又把宰相的财权与兵权单独抽出，设立三司与枢密院，因此三司使被称为计相，枢密使被称为枢相。计相与枢相不归宰相统辖，实际上等于分割了宰相的事权。
元朝开基，大体承继了宋朝的体制，将权力归于宰相主管的中书省，另外设立尚书省理财，设置枢密院管兵。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尚书省与枢密院的职权被逐步弱化，中书省一家独大，宰相权力达到了最高峰，以致常常能够左右皇帝的废立。
元朝灭亡后，朱元璋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感到相权过分扩张弊大于利，而且会威胁到皇权。因此，他刻意借胡惟庸谋反这个由头，索性废去宰相。可是宰相虽废，宰相的那一大摊子事，还需有人继续干。
为解决这个问题，朱元璋采取了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把宰相的事权下放，加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权威，让六部尚书把宰相的事权给分了；第二个办法是把宰相的决策权上收，全部集中到皇帝一人手里。
可是，很快老朱就有了新的烦恼，朝廷的事务太过庞杂，他从早忙到晚，犹不能处理利索。据统计，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仅八日间，内外诸司报到朱元璋案头的奏章，就多达1160件，涉及3291件事；平均起来，他每日要批阅奏章145件，决断411.4件事。这个前皇觉寺的和尚，尽管明达世故，精力旺盛，体格强健，也感到疲惫，难以应付。
迫不得已之下，朱元璋参考宋朝的翰林制度与知制诰制度，给自己组织了一个秘书班子，称之内阁——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让他们分拣奏章，备作顾问，并依照皇帝的吩咐，拟写圣旨。实际上等于恢复起了汉代的中朝制度。
汉代中朝制度的弊端是：假若皇帝英明，它不过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而假如皇帝孱弱，它则会自然侵夺皇帝的决策权。朱元璋深知其中的利害，他不敢保证他那些生长在深宫妇人之手的后代子孙们，能有他这个游方和尚的阅历与才略。为防止内阁未来膨胀，他有意将诸大学士的品级定得很低，官衔只有五品。
但是老朱千算万算，最后还是失算。他废除宰相的目的，本是为了加强君主独裁，可后来的演变恰恰相反，他的子孙不仅没有独裁起来，反而将更多的权力失给了臣下，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
到宣德年间（公元一四二六年至公元一四三五年），鉴于政事的繁多与复杂，朝廷不得不允许内阁预览各部门报送的奏章，且要求他们草拟处理意见，报皇帝裁夺。这样久而久之，皇帝对具体的政事越来越生疏，他们既没有能力事事探究原委，也难以理解事情的曲直，遂渐渐成了画押用玺的工具，将自己半虚了起来。
在汉朝时，宰相或领尚书事处于三公的位置上，地位极高，他们与皇帝有一定的分权，而且不离皇帝左右，常与皇帝坐而论道，共同裁决政事，因而君臣一体，既能为皇帝分担一部分责任，又能让皇帝得到足够的锻炼，所以汉朝的皇帝日常必须真参政，他们想偷懒都比较难。另外，汉朝的领尚书事与宰相、御史大夫，同属事实上的宰相，他们分署办公，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监督制约，而明朝没有这种安排。
明朝皇帝上朝理事，表面上非常勤奋，早朝、晚朝就像按点上班一样，一丝不苟，但是形式重于实质，几乎沦为了例行的礼仪——内阁依照一定的定额，提前一天选出紧要上奏的事务，票拟出处理意见，报给皇帝，上朝时皇帝走过场，依照内阁的意见颁传圣旨。
在汉朝时，假如国家出现灾事，皇帝一般会让宰相承责，汉武帝以后的西汉宰相，很多都是谢罪自杀而亡的。明朝没有正式的宰相，名义上皇帝独断乾纲，这自然衍生出这样的一种逻辑：皇帝要对国家的一切负有直接责任，无可推脱；可实际上，皇帝躲在深宫中，缺乏历练，对政事又不够专业，无力真正承责。
如此便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明朝中后期的皇帝，除正常在朝堂上礼节性地与臣下见面外，都怕与大臣们坐以论道——他们一是担忧在臣下面前露拙出丑，二是担忧被大臣们责难。明宪宗朱见深在位二十三年，只在公元一四七一年冬天，因为彗星反常出现，不得不与内阁大臣议过一次政。在会见大臣之前，他非常紧张，亲近宦官不得不反复叮咛鼓励说：“初见之时，倘若感情还不甚融洽，请不要多说话，姑且等到日后再作计较。”
宪宗的儿子，也就是正德天子的父亲朱祐樘，以仁智著称，他在执政十年后，也就是公元一四九七年暮春，才在文华殿会见过一次大臣，当时被视为盛事。那是三十年间明朝皇帝第二次与大臣坐而论道，而且会面的时间非常短暂。
明朝皇帝虽然不愿直接处理政事，但并不等于他甘愿把所有权力都转移到内阁，形成后来英国那样的虚君责任内阁制。英国的内阁制，其理论前提是：内阁的权力来源于议会，议会的权力来源于人民，而人民的权力来源于神。明朝的内阁制，其理论前提是：内阁的权力来源于君，君的权力来源于上天。明朝人的上天，不是基督教那种人格化的神，它指的是自然宇宙的法则——朱熹所说的天理，上古圣贤所言的天道。
因此，明朝皇帝的事权虽然有弱化的倾向，但他是人间所有权力的来源，理论上拥有着至高无上的量裁权。只是这种量裁权并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他要受天道的约束，而天道的具体体现，就是古老的礼法与祖宗设定的制度。
现代人批评传统的中国社会重人治，不重制度，实在是对古代社会的误解。就明朝而言，那时的朝廷不仅重视制度，而且重视到了近乎邪门的地步，以至于常常影响到政府的施政效率。那时，权力基本上是在笼子里运行，上至皇帝，下至臣僚，都受到严格的约束。
当然，这并不是说明朝的制度多么完美无缺，它也有许多弱点；只是，它并不像我们现代人想象的那么糟糕，它能支撑二百多年，自有其存在的理由。
在正德朝时，明朝中央的权力运作机制大致如下：
全国各衙门的奏章，直至布衣人士的上书，都预先汇集到通政使司进行分类，重要的送入宫中，例行的或不重要的进入内阁。进入宫中的奏章由太监负责的司礼监汇总撮要，报与皇帝预知，然后再转入内阁。内阁经过集体商量，对上报的各项事务草拟出初步处理意见，写在一张纸上，称作“票拟”，附在原奏章上，转给司礼监，报送皇帝批准。皇帝阅后，用朱笔做出批示，称为“批红”。
对于大多数奏章，皇帝一般都恩准内阁的票拟；但遇到重要的、敏感的事情，却要费一番周折。对于这类事情，皇帝大致已经预闻。假如内阁的票拟不合皇帝的心思，皇帝便派太监与内阁沟通协商；假如沟通不成，皇帝有时还会亲自出马，与阁臣们沟通；假如还沟通不成，一般要召集相关的文武官员集体讨论，以便统一认识。
有时，皇帝想强力推行自己的意见，他会提前传口谕给内阁，让内阁根据自己的意思票拟；甚至有时不与大臣们沟通，便径行下旨，但是这要看内阁给不给他面子，假如内阁不给他面子，可以将皇帝的圣旨封驳，不予下发。有时即便内阁拗不过皇帝，勉强同意下发，但这样的圣旨也要过六科给事中这一关。
六科给事中，就是分驻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给事中。给事中科的主官级别很低，只有正七品，他们与内阁成员不同，内阁成员虽然本官级别低，但都兼着各部尚书，所兼职的级别为正二品，在实权官员中为最高，所以权高位尊；而给事中的级别是实实在在的低，他们没有兼职，虽然权力极大，却算是小官。原则上，所有诏旨的下发都最终要过给事中这一关，假如给事中不同意下发执行，他们也可以封驳；而且，假如他们发现皇帝有私心，还可以无所顾忌地提出激烈的批评意见。
朝廷所有下发到给事中科的诏旨及所附奏章，都是公开透明的；因为给事中要把每份奏章与诏旨抄下副本，照实集其精要，汇编成邸报，几天出一期，下发给各级官员，而且允许群众自由传抄。奏章的内容五花八门，所以邸报的内容也颇为丰富多彩，既有时政新闻，也有一些大案要案、奇闻异事等，因此深受欢迎，在民间拥有广泛的读者。
更有意思的是，给事中还经常把一些没有经过御览批红的奏章刊登公开。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基本上等于曝光政府的内部分歧，大有让天下人议天下事的意思，相当于现代西方国家现场直播议会争论，以至于后来的崇祯皇帝登基后，要专门下诏制止：“各衙门章奏，未经御览批红，不许报房抄发。”
当时的舆论非常厉害，朝廷权力的运作，相当于被置于聚光灯之下，以至于有些人聚众反叛，也常拿朝廷的丑事当借口。纵观明朝一世，所有贪腐或弄权的官员，虽然能得意一时，却很少有好下场；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时刻被人盯着，即便有皇帝或同党保护，他的烂账也最终会被人详细掀出来。让忠良得到好报，让奸佞自食恶果，是明朝舆论监督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假如遇上一位执拗的皇帝，他在身边太监或亲信的影响下，不顾内阁及给事中们的反对，坚决要做某件事，那么，他也能做到。假如事情比较小，比如径直从宫中下旨任命一位中低级官员，那么大臣们一般不会做出激烈反应，只是这位官员的身份也难以被认可，他在体制中会被当成不合程序出身的劣质另类。
如果事情足够大，带有原则性，那么，皇帝就需要做好承受一场政治危机的准备。因为通常情况下，内阁会请求集体辞职，以回应皇帝的不信任；严重时，甚至连六部尚书也跟着请辞。另外，六科给事中与十三道御史们会对此疯狂进谏，就是挨廷杖、遭罢官或入监狱也在所不惜，他们的声音之刺耳与不厌其烦，常常会让皇帝抓狂。
假如皇帝没有太监们的教唆与坚决支持，他一般不愿面对这种糟糕的局面，让步的一般只能是他；可事实上，出于各种原因，太监们不仅常常怂恿皇帝这样做，而且还常常与皇帝合伙对付文官。
本来，朱元璋在宫中悬有一块铁牌，严令“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可是他的子孙们出于无奈——惧怕文官之权架空皇权——无视老朱的训诫，陆续在宫中建立起一套权力系统，主动交由太监掌管，以牵制文官。不仅如此，为了提高太监们的干政水平，他们还专门在宫中开设太监学校，让他们接受正式的儒学教育，传授他们参政议政的本领。
拥有一群高素质的太监充当顾问与秘书，皇帝的工作就舒服多了。为了偷懒，即便批红这样简单的事情，有些皇帝也不愿亲自动手，惯常的做法是，由太监们将奏章分出级别，特别重要与敏感者，由皇帝细阅深思，朱笔御批；其余则由皇帝口授，由司礼监太监代笔，这个过程往往也就是皇帝与太监领袖们议政的过程。
有了这层安排，内阁要想做某些事情，如果得不到太监们的配合，基本难以如愿。
我们的正德天子登基初期，少不更事，为了尽情玩耍娱乐，他便把几乎所有的批红工作，都委托给了太监刘瑾。刘瑾滥用皇权，酿成了一场严重的政治灾难，大伤朝廷的元气。
我们后面的故事，就将从这件事情说起。
3. 政治上奇特的三位组合体
公元一五一四年时的明朝，名义上皇帝乾纲独断，实际上最高的决策权，却出自于皇帝、内阁与司礼监宦官组成的一个奇特的三位组合体。
在这个三位一体的最高决策机构之下，有九个最重要的权力执行部门，分别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外加都察院、通政司及大理寺。此九个部门的首长统称九卿，除日常主持本单位的工作外，还有权定期或不定期参加朝廷集议大会，对一些重要的军国大事、人员任命、狱讼等，进行集体讨论和表决。
九卿互不隶属，它们具体的分工为：
吏部尚书主要负责组织人事工作。吏部为六部之首，是六部中最有权势的机构，下辖文选司、验封司、稽勋司、考功司。
户部尚书主要负责全国税赋的收支与管理，及人口、耕地的统计等工作。户部为六部中人员编制最多的机构，它权力广泛，地位仅次于吏部，下设对应各省地方政府的十三个司，及宝钞提举司、印钞局、广盈库、军储仓等。它的每个司都设有四科，分别是民科、度支科、金科与仓科。
礼部尚书主管朝廷礼仪、贡使接待、学校科举与敬奉鬼神等事宜，下辖仪制司、祀祭司、主客司、精膳司及铸印局等。
兵部尚书主要负责军队的征调、人员编制、装备管理、后勤供应、情报搜集、关禁驿站及国防参谋等工作，下辖武选司、职方司、车驾司、武库司及会文馆等机构。
刑部尚书主管法律刑狱及治安工作，下辖十三个对应地方各省的司。
工部尚书主管公共工程建设及工业、商业等经济工作，下设营缮司、虞衡司、都水司、屯田司及宝源局、军器局等。
左都御史掌管都察院。都察院由御史台沿革而来，设置有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使、左右佥都御使，及十三道监察御史，编制定员大约为110人。该机构拥有的某些功能，与现今的中纪委及检察院相似。都御史的主要职责为反贪腐、反不正之风、辨明案狱等。
有意思的是，都御史下属的十三道监察御史，某些方面更令人生畏。十三道监察御史虽然仅为正七品小官，却与六科给事中一样，具有捅破天的权力，能够下参臣上参君。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代天子巡狩四方，监察风纪，弹劾奸邪，小事立断，大事奏裁。
通政司由宋代的银台司演变而来，主要负责管理各地、各部门上报的奏疏，及各种公文的出纳工作。
大理寺严格地讲不纯属于中央政府系统，它兼属于宫廷，与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合称五寺，负责天下封建系统的事务。五寺的大致分工为：大理寺主管刑狱审查，太常寺主管祭祀，光禄寺主管宴飨，太仆寺主管车马，鸿胪寺主管各封建藩国。
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假如遇到一些重要的疑难案件，可由三法司三堂会审。
除九卿之外，朝廷还有一个武官权力系统。明朝开国初期，全国的武装力量归中央的大都督府统辖。朱元璋忌讳这个机构权力过大，将之一分为五，改为互不统属的中、左、右、前、后五个都督府。
都督为军队系统的最高长官，他们的级别一般为正一品，待遇优厚，立下战功还能封爵（文官基本上没有封爵的机会），表面上无比尊崇；但事实上军队的日常训练、征调、后勤等工作，都归兵部管理，他们只有领兵出征的资格，在政治权力序列中，地位远不如只有正二品的兵部尚书。
除此之外，明朝中央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机构需要介绍。
一、翰林院
翰林院的主要职能是拟定诏令、管理图书、讲读经史、修撰国史等，长官称翰林学士（正五品）。该机构虽无多大实权，却极精要，是朝廷最高的学术机关。一般情况下，只有科举的前三名才能直接进入该单位，状元授修撰（从六品），榜眼、探花授编修（正七品）。其他进士若想进入，需要两个先决条件，第一科举成绩要特别优异，第二要先入翰林院下辖的学术机构学习，称庶吉士，满三年考试，合格者留院，不合格者外放。
翰林院是朝廷培养最高级别文官的摇篮，当时的规矩是：非翰林不得入内阁。
二、外三监
此三监有两栖性质，混政府与天下两个系统，也就是说，它们不仅要对中国负责，还要对全世界负责。
其一国子监。国子监是朝廷的最高教育机构，有两项职能，一是领导与管理全国的教育工作，二是负责朝廷最高学府的日常管理与教学。其主官称为祭酒，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兼最高国立大学校长。国子监是礼部的下属机构，但它还兼有一项重要的使命：教化远人，即负责把一些偏远地区的土司子弟及远近各国的贵族成员，培养成符合中国标准的文明人。监生的来源主要有四：一是各地选拔上来的秀才，二是官员贵族子弟，三是各藩国的留学人员，四是捐纳过一定数目钱粮的富家子弟。
其二钦天监。钦天监主要负责正朔工作，即天文历法、观测星象等，主官称监正。这个机构虽然不直接涉及权力，但因为我们的朝廷相信天人感应，因此它有时能够凭借对灾异的解释权影响朝局。
其三上林苑监。上林苑监主要掌管皇家的御花园、畜牧场与菜圃等。
三、行人司
行人司大致属于天下系统，其主要职责是：现场宣布重要的诏敕、出使藩国、代表皇帝从事一些诸如赏赐、慰问、赈济、祭祀等方面的工作。该部门的职员俗称使者，编制有三百多人，皆为进士出身，主官称司正，品级仅为正九品。
四、内廷二十四衙门
内廷二十四衙门理论上是皇帝的私人服务机构，工作人员都是宦官，它是十二监、四司、八局的合称。
十二监分别是：司礼监、内宫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
四司分别是：惜薪司、钟鼓司、宝钞司、混堂司。
八局分别是：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
这些单位听名字就能大致判断它们的职责，但有两个部门需要特别注意。其中的司礼监，为二十四衙门中的领导机关，权力最大，它的首领不仅统管内廷的二十四个衙门，而且还充当皇帝的贴身幕僚与顾问，甚至常常替懒惰或不更世事的皇帝批红，深度参与朝政，被时人称为内相，其权势有时能超过内阁的外相。
御马监也不容小觑，这个单位不仅负责管理御用马匹、皇家草场及皇庄的产业，而且还掌握着一支由养马人与驯马人组成的精锐禁军。这支军队主要负责宫廷宿卫，人数最多时达到两万之众。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朝实行两京制，中央政府的机构，一般北京有设置者，南京就有对应，例如北京有六部，南京也有六部。只是南京的政府部门职能比较弱化，其官员的地位权势大都不如他在北京的同级同事，它们事实上等于朝廷的二线备用部门，常常被用来安置闲散的中央级大员。
朝廷的中央之下，直辖两京十三省，即：北直隶（治所北京）、南直隶（治所南京）、山东（治所济南）、山西（治所太原）、河南（治所开封）、陕西（治所西安）、四川（治所成都）、江西（治所南昌）、湖广（治所武昌）、浙江（治所杭州）、福建（治所福州）、广东（治所广州）、广西（治所桂林）、云南（治所云南府，今云南昆明）、贵州（治所贵阳）。
北直隶由京师六部直辖，南直隶由南京六部直辖，各省则设三司统管。所谓三司，指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它们分掌一省的民政、刑狱与军政。
假如按照三司长官的级别排序，在一省中，都指挥使的地位最高，为正二品；布政使次之，为从二品；按察使级别最低，为正三品。
但假如按照实际的地位与权力排序，则正好相反，布政使为一省的首脑，其次为按察使，再其次为都指挥使。
朝廷为了防止地方权力过于集中，原则上规定，地方上行政、司法、武装力量三权分立，三机构各司其职，互不统辖。也就是说，布政使这个一省的行政长官，没有权力直接插手司法刑狱及军队的事情，更不可能支配按察使与都指挥使。
然而，分权固然有好处，同时也有害处。第一，假如遇到需要三个部门协调的事情，常常相互扯皮，纠缠不清，谈不上效率；第二，权虽易分，事却难分，各方往往因为利益或者意气相互攻击，闹不团结。
为了解决这些弊端，中央惯常的做法是，从都察院派一名高级别的御史到省里工作，协调三司的关系，这名御史俗名叫巡抚。开始时，巡抚不常设，只有在某省遇到重大问题或三司矛盾比较突出时才临时派出，一般问题解决后，巡抚便回中央交差。后来，朝廷发现地方分权的弊端太多，干脆就常设巡抚，让他凌驾于三司之上，成了一省的实际首长。
可是，地方上设置了巡抚有时还不行，因为假如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叛乱，或者漕运出了问题，事情牵扯到的往往不是一个省；如此一来，怎样协调数个省共同应付危机，便成了朝廷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在这种情势下，另一种更高级别的地方大员出现了，他们初时也被称为巡抚，只是权力的范围突破了省界，有的职权范围涵盖数省的一部分，有的涵盖数省。为了区别这种特别的巡抚，他们被称为督抚或者总督，惯常的官职描述为：总制某某地某某事务。
总督有临时与长期两种，一般都带都御史的衔，但总体而言，不是常设职务。
省以下，辖有府与直隶州。府的长官称知府，级别为正四品，直隶州的长官称知州，级别为从五品；但北京的顺天府与南京的应天府有所特别，他们分别管理北京城与南京城，地位特殊敏感，其长官称府尹，级别为正三品。
府与直隶州之下，是县与县级州。县的长官称知县，县级州的长官称知州，级别同为正七品。
根据《明史·地理志》统计，明朝两京13省大致下辖159个府、240个州、1144个县。
中央对地方各级政府的监督由十三道监察御史负责。监察御史相当于现代中央纪委的地方巡视小组，按省区设置，正常情况下，每年八月份出巡，省、府、州、县各级公务人员，不论文武，都是他们考察纠检的对象。
监察御史的组织关系在都察院，但他们出巡时不受都察院掌控，而是直接对皇帝负责。
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之间的联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驿站系统与递铺（邮政）系统维系。
本朝的驿站分陆驿与水驿，它们是由河道与公路组成的一个庞大的官道网络，总长度超过15万里，几乎连接起了全国所有的州县。驿路由北京辐射开来，两边都植有树木，每隔三四十公里设置一座驿站，驿站是一组国营的路边建筑，不仅提供食宿，还肩负着政府的某些管理与服务功能。
驿站的建设比较考究，一般都有假山、水池、亭阁、厅房、浴室、马棚等，有专职官员负责管理，配有差役、治安士兵、车马等。
全国的驿站数目大约只有1900个左右，不足以连接辽阔国土上的所有村镇与各基层单位。为弥补驿站的不足，朝廷以驿路为主干，又建设起了更加细密的二级官路网，称之为递铺，相当于现在的县级公路。
递铺一般以县为中心辐射，大约10里至20里设一铺或亭，在全国范围内，它们的数量据估计有近两万个之多，基本辐射到了全国的各个角落。递铺的费用大多由本县负责，官民两用，除提供食宿服务外，其最主要的一项功能是邮件传递。
从各驿站发送下来的官府公文，分为加急件与一般件。加急件由有马的急递铺负责，要求传递的速度每昼夜不能低于300里，特殊者甚至要求每昼夜达到600里；假如耽误三刻钟，邮差就要挨竹杖。这样的速度，基本能够保证北京发出的特急邮件，能在半个月内抵达全国的各个重要城镇。
无论什么邮件，都有严格的登记与交接制度，如若发生丢失、损坏、截留或私阅事件，视情节轻重，当事人及司铺、邮长等相关领导，都将被严厉追责。
另外，明朝的地方机构中，还有一些比较独立的专业单位，例如都转运盐使司、盐课提举司、茶马司、铁冶所等。
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市舶司。市舶司一共有三个，分驻东南沿海的三个重要港口，一是宁波市舶司，二是福建市舶司，三是广州市舶司。
市舶司一般由地方当局及宫中派出的太监共同负责，主要为方便海外的藩国进贡而设。其中，宁波市舶司主要针对日本国，福建市舶司主要针对琉球国，广州市舶司主要针对南洋与西洋各国。
当时各国使团都习惯于借朝贡的机会，带着本国的土特产与中国交易，朝廷为了互利互惠，招徕远人，特在港口附近指定一个市场，允许华夷商人自由贸易。
初时，市舶司太监只负责接收各国献给皇帝的贡品；各国使团带来的其他货物，归地方当局管辖，其交易收税，入礼部的仓库。
正德年间，市舶司太监垂涎港贸市场丰厚的商业收益，认为各国使团带来的其他货物，也属于贡品的性质，礼应归天下系统，因此要求获得利益抽分权。分管此事的礼部与各相关地方当局坚决反对，但因为太监刘瑾弄权，终究没有拗过他们，遂“泛海诸船，皆市舶司专理”。
不过，刘瑾倒台后，礼部立即发动反击，又从太监手里部分地收回了对港贸市场的控制权。
葡萄牙的首任使者皮雷斯刚到达广东时，管理广州市舶司的太监名叫曹宏。皮雷斯可能是贿赂了曹宏，才得以不顾正德皇帝的诏命，找理由滞华不归。
4. 人口糊涂账与财政分支线
读《明史》的人，容易被三组数字困惑：第一是人口数字，第二是田亩数字，第三是财政收入数字。
本朝的人口数字是笔糊涂账，且看史料中的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