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八日，内阁成员尹直被罢免。
至此，成化朝的四名内阁成员只剩下了刘吉一位（彭华早已病退）。弘治帝诏命吏部左侍郎徐溥与东宫侍讲官刘健入阁。
徐溥为宜兴人，廉洁谨慎，庄重正直。刘健为洛阳人，性格质朴倔强，学问精深，胸有经世济民之策。
刘吉能在首辅的位置上继续混下去，得益于脸皮厚与善用权谋。他每次听到有对自己不利的议论，便立即屈尊献媚，在傍晚时分，敲开负责进谏官员的家门，祈请他们不要弹劾，并用越级升迁等手段诱惑他们；假如有个别官员不给他面子，他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残酷打击报复。对于同事徐溥与刘健，他曲意逢迎，凡这两人的建议，他都爽快地署名，给皇帝的感觉是，这个内阁班子非常团结。
但他能掩饰一时，却不能掩饰一世。公元1491年冬季，朝廷任命礼部尚书邱浚兼任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邱浚也是个博学廉洁的名臣，他入阁对声名狼藉的刘吉显然不是个好兆头，因为按照惯例，内阁成员一般三位，新进一位就需出局一位。
第二年秋天，皇帝要封皇后之弟张延龄为伯爵，命刘吉写封爵文书，刘吉认为这次封爵不合规矩，拒绝撰写。这是刘吉少有的正直行为，皇帝感到借这个机会免他的职务，能照顾他的名声，所以立即派人暗示他退休，刘吉黯然离开了朝廷。
期间，弘治帝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改革，是改变了听朝制度。他先是罢了华而不实的午朝，将听取官员简奏、接见朝觐的文武官员、面辞出京赴任的地方官等事务，全部合并到早朝进行。继而，他又听取吏部侍郎杨守陈的建议，强化文华殿办公制度，规定退朝后，皇帝到文华殿批阅奏章，命令内阁大臣一人、讲官两人，坐在前殿右厢房内，随时恭候皇帝的疑问。必要的时候，还要召大臣入便殿，以御前会议的形式，与宰辅们坐以论道。
最终，与诸位内阁先生坐以论道的制度没有落实，但在文华殿办公的制度却大致坚持了下来，这相比于成化朝而言，是个巨大的进步。
在文华殿办公，虽然形式上还是皇帝独裁，但毕竟有轮值大臣侍候在旁边，可以随时顾问；而且皇帝不好偷懒，太监不好插手政务，假如皇帝想深刻了解某件事，还可随时召见当事的官员，方便灵活。
将朝政安排出条理后，大约从公元一四八八年以后，弘治帝朱祐樘开始锐意守成，他试图把每件政事都办好，把每个遇到的问题都尽量圆满解决。这一时期朝廷政治清明，人心安定，有中兴的迹象，皇帝本人也比较满意，他有时甚至产生出一些骄傲的情绪。
可是，一五〇四年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他忧患起来，让他疑心他所打造的小盛世其实只是金玉其外。
那时，原内阁首辅徐溥与阁僚邱浚都已病死，刘健升任首辅，李东阳与谢迁入阁。李东阳是茶陵人，性情高洁，精通诗文，为当时的文坛领袖。谢迁是余杭人，仪表魁梧，正直聪明，议论不避讳。他们三人被认为是黄金组合，并称贤相，当时有人编政治段子说：“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
这年夏天，曲阜阙里修建的文庙完工，李东阳奉命前往祭告。回来后，他上了一封奏疏，谈论他在地方上的见闻，其中主要说了三件事：
一是，他说此行正遇上天津一带大旱，夏麦干枯，秋粮没有种上，运河上拉舟的纤夫面有菜色，衣不蔽体；沿途到处都有盗匪出没，青州尤其厉害。
二是，听一些南方来的客人说，江南与浙东等地也有饥荒，流浪的人充斥路途，官库空虚，存粮居然不足十天之用。东南地区是朝廷的赋税重地，发生这种情况，非常危险。
三是，听沿途的吏民议论，朝廷吃闲饭的人太多，国库开支混乱，导致苛捐杂税过重，民不聊生；京中土木工程也太多，导致军卒劳累，军费匮乏，士气低落。而世家豪族，兼并的田地连郡跨县；皇室亲王，所供需的白银竟达二三十万两之多；游手好闲之徒，借皇亲国戚的名义，随便设关卡，收取商税；还有那些管织造的宦官，以及管理河道的官吏，无不肆意妄为，争相鱼肉百姓。
这无疑是内阁精心设计的一封奏章，目的是要提醒皇帝，不可为华丽的表象迷惑，整个社会实质上已经破败，再不从根本上改革，可能会酿出灾乱。
朱祐樘看过这篇奏章后，深深受到震动，他嘉许感叹良久，下发相关部门讨论。
恰在此时，鞑靼诸部侵入大同附近，与官兵大战于焦山，杀死了墩军都指挥郑瑀，并将之残忍肢解。
皇帝闻讯大怒，准备调京师一万人讨伐。刘健不同意，李东阳也说：“近日鞑靼与朵颜在潮河会盟，古北口一带非常可虑。假如他们用的是声西击东之计，我方兵出大同，未免顾彼失此。”
皇帝在太监的鼓动下不死心，又在便殿召见兵部尚书刘大夏，问道：“我朝太宗皇帝（指永乐帝朱棣）屡屡出塞，现在我为什么不能？”
刘大夏回答：“陛下的神骏威武固然不落后于太宗皇帝，可现在的将士却远远不及太宗当年了。”
刘大夏的话让皇帝黯然，更让他惊心。至此他才真正明白，自己当家十几年，自认为通晓世事，实际上却浮在表面，对事情的真相一知半解。
他知道刘大夏能说实话，所以频繁召见他秘问一些问题。例如问：“卿上次说当前已经民穷财尽，可是自祖宗朝以来，赋税的收取都有定额，现在为什么竟然到这种地步？”
这个问题非常深刻，刘大夏没有能力深入回答，只能归咎于宫廷开支的扩张，说：“正是因为现在收取赋税不按规矩，比如粤东、粤西两地，现在每年额外敛取的香药木材，折合银两大概数以万计，视此一点就可以知道其他了。”
皇帝又问：“朝廷军队的财力怎么样？”刘大夏回答：“贫穷的与普通民众一样。”皇帝好奇地说：“士卒在营有月粮，外出征伐有行粮，国家供应充足，为什么还贫穷？”
这个问题像上一个问题一样，触及到了深层，刘大夏同样不能深入回答，只是说：“各军将帅侵吞过半，他们怎能不穷？”
朱祐樘喟然长叹道：“朕临朝称尊这么长时间，竟然不知道天下军民如此困窘，我有什么资格当天下之主啊！”
他敦促朝臣谋划进行深度改革，准备励精图治，从根本上改变朝廷的局面，然而他却没有了这样的机会。一五〇五年四月底，这位皇帝偶染风寒，吃了太医开的药之后，非但没有好转，还流鼻血不止，于当年五月初七日午时去世，享年36岁。
5. 入继大统
朱祐樘去世前，最放心不下的是他的宝贝儿子朱厚照。初六那天，他病情加重，忙在乾清宫召见刘健、李东阳、谢迁等重臣，说：“朕自知天命。朕登基以来，遵守祖宗法度，不敢稍有怠荒，天下的事确实烦忧你们了。”接着又说：“东宫太子今已15岁，尚未婚配，你们可速令礼部去办这件事。”众人都回答：“好！”
随即，诏命司礼太监入内宫接受遗诏，就让他在病榻前书写。事毕，朱祐樘挣扎着坐起来，拉着刘健的手说：“先生们这些年辅佐朕，用心良苦，朕心里全都明白。东宫太子年幼，性好贪玩，你们当教育他读书，辅导他成为一个有才有德的君主！”刘健等泣不成声，叩头领旨。
第二天，皇帝召来太子，告谕他效法祖宗，任用贤德之臣。
五月十八日，太子朱厚照即皇帝位，定次年为正德元年。颁下大赦诏书等四十四条，除赦免普通罪人，及免除弘治十六年之前各地拖欠的租赋之外，还宣布广泛地改革各种弊政。
这四十四条诏书，乃内阁顾命大臣为弘治帝规划的改革秘案，其要旨有二：一是深度推行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尽刷近侍之权，复太祖之旧。
这套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有种颠覆重来，从头收拾山河的豪气，其动机是要真正中兴大明王朝。但是，这样的改革困难如山，因为改革的矛头所指，是要刻意剥夺特权利益集团的权益，以缓和社会矛盾。然而，狗嘴里岂容易抢骨头？老鼠嘴里岂好夺米粟？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抗，自在情理之中。
这注定是一场冒险，即便弘治帝性命延长，亲自主持这样的改革，他也未必能真正推行下去；而正德帝只是个15岁的小孩，他有这种魄力吗？
首辅刘健等阁僚当然知道斗争的激烈与残酷，但他们也有几分信心。因为改革之必要，已成朝中共识，除内阁三位顾命大臣外，六部尚书，及都察院、大理寺、六科给事中等各要害部门的长官，基本都持支持态度；更难得的是，内廷司礼监的诸位太监领袖王岳、陈宽、李荣等，也基本赞成。
朱厚照登基后的两个多月，朝内风平浪静，表面上无事。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弘治帝病逝的消息传到草原后，小王子部落决定给新主来个下马威。朱厚照登基仅数天，他们突然兵临宣府，连营二十余里，大举进犯。宣府的官军苦战，损失惨重。
五月二十六日，朱厚照任命保国公朱晖为征虏将军、充总兵官，太监苗逵为监军，左都御使史琳为提督军务，领京军前去救援。
因此，这些天朝野关注的焦点，主要聚焦在居庸关外的宣府地区。
其二，进入六月后，北京的雨季来临，而且今年雨水多得有点邪乎，从六月到八月，基本天天刮风下雨，从来没有停歇过，影响了政府的正常工作，也成了新皇帝拖延改革的理由。
刘健等人密切注视着新皇帝的动向，他们逐渐听到一些宫中传闻，说有一伙人故意每日引诱皇帝玩耍游戏，与朝臣、司礼监争夺对新皇帝的影响力，他们虽非刻意阻挠改革，却使皇帝无法集中精力处理政事。
这伙人被称为八党或八虎，是皇帝在东宫时的一群贴身太监，分别名叫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丘聚、高凤、罗祥。这些太监有文有武，其中刘瑾鬼点子最多，是他们的谋主；马永成、丘聚、谷大用、张永、魏彬等善骑射，属武太监；高凤在其中年纪最大，地位最高，老成持重，名义上是东宫太监们的领袖，实际上主要忙于司礼监的机密工作，很少与其他七虎掺和。
在东宫时，朱厚照热衷于踢球、骑射这类体育活动，与武太监们打得火热，刘瑾并不显山露水。可老皇帝朱祐樘病危后，刘瑾擅权谋的特长开始发挥作用，因为这伙东宫太监切实有了种危机感——他们虽然与太子关系亲密，但除高凤外，他们这些年轻之辈，在宫廷中的地位并不高，从资历方面论，既进不了司礼监，也几乎与东厂、西厂、御马监等实力部门无缘。
当时，司礼监与内阁关系友好，太监领袖王岳、李荣等，对刘健等阁老非常尊重，外相与内相一体，和谐稳固。皇帝一旦离开东宫，入住到乾清宫，就会落入正常的政治体系之中，被朝臣与司礼监的人影响；他们这些人，想再接近皇帝，恐怕非常困难。
如何能得到想要的权势呢？他们能选择的唯一办法，就是学习“唐朝仇士良经验”，设法与朝臣及司礼监争夺太子，让太子当上皇帝后还离不开他们这些旧人。
仇士良，唐朝人，原是侍候太子的一个普通太监，后靠玩弄权术，在内廷檀权揽政二十余年，官至骠骑大将军，封楚国公，势倾天下。公元八四三年，仇士良以老病为由退休，太监们把他送回府第，临别时，他赠言说：“诸君若想让天子对你们保持恩宠，需要记住我的经验，即：‘千万不可让皇帝有闲暇的时间，有闲暇他必读书，必见儒臣，还会纳谏，如此他便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从而疏远我们，使我们的权势变轻。我为诸君谋划，你们最好积些钱财，多置办鹰马，每天用踢球、打猎及声色蛊惑其心，花样越多越好，目的是使皇帝喜欢入迷，连休息都不愿意。这样一来，他必然讨厌经术，不愿多问朝廷上的事情，听任我们操作权柄，如此我们的恩宠与权力怎么会丢呢？’”
刘瑾等人暗奉仇士良为榜样，处心积虑变着法子哄朱厚照玩，每天进献鹰犬，或陪他玩摔跤等游戏，让他乐不能罢。老皇帝去世，朱厚照登基，刘瑾得到了一个掌管钟鼓司的差事，主要负责上朝报时，职权无足轻重。可此时朱厚照已经玩得上瘾，离不开他，常让他陪伴左右。
弘治皇帝活着时，刘瑾一伙还有所顾忌，现在朱厚照当家，他们只需穷尽方法讨新皇帝欢心，即万事大吉。因此，他们开始放开胆量，把歌舞、戏剧、杂耍等引入宫中，甚至引诱新皇帝外出私游，以尽最大努力刺激皇帝的玩兴。
而且，为了与内阁、司礼监争夺影响力，刘瑾一伙还有意站到改革的对立面，以博取太监、勋戚等特权利益者的认同与支持。
朝臣们想试探一下新皇帝，故意借六月中旬京城发生的一场特大雷暴说事。工科给事中以“天变异常”的名义上书，点了丘聚、魏彬、马永成三人的名，指责他们诱导皇帝驰射钓猎，荒废政事，并特别提到仇士良的故事，促皇帝醒悟。
可是，这封奏章丝毫没有发挥效用。
八月下旬，出征宣府的朱晖等人回朝奏捷，列述有功将士两万余人。朱晖没有与敌发生大的战役，这个立功人员名单显然不能让朝臣们信服，大理寺丞邓璋奉命前去核查，发现了许多漏洞。但皇帝在刘瑾等人的影响下，却全部按朱晖所列封赏。
首辅刘健坐不住了，八月底，京城的天气刚放晴，他就上书说：“陛下登基的诏书刚发出时，朝野欢呼，期盼太平。现在已过去了两个多月，臣等未闻淘汰多少闲散人员，也没听说节省了多少靡费，登基诏书中所列的改革条款，都成了一纸空文！”他敦促皇帝赶紧落实四十四条诏书中的一些重要条款。
朱厚照下诏温言答谢，可依旧我行我素。
刘健慨叹之余，心生一计，上书请求皇帝继续未完成的学业，开课听讲。他的意图是想借侍讲的机会，给皇帝洗脑，将他夺回来。朱厚照勉强回复“知道了”，再无下文。刘健不停敦促，皇帝推脱不过，初冬时节，开始到文华殿听讲，但不久以天气寒冷为由，又要求暂停，提议拖至来年开春再进行。
一五〇六年二月，护城河边的柳树刚刚泛青，朱厚照禁不住刘健等人的一再敦促，答应按惯例听学士们讲解经史。
可是，学士们将讽谏融入课堂，让皇帝很不舒服，也让刘瑾等人害怕，他们开始教皇帝逃课——隔三岔五传旨暂免，理由无非是朝拜两宫皇太后，或练习骑术。
期间朱厚照听信太监们的意见，以奉养两宫皇太后为名，增加真定、静海诸县皇庄的税赋，兼并民间的土地，引发了受损民户的抗议。锦衣卫奉命弹压，逮捕200余人。户部尚书韩文认为，骚乱是由宦官营私舞弊、侵扰民众引起的，假如皇帝真想用这一带的田地奉养两宫皇太后，不如召回所有管理皇庄的宦官，改由巡抚御史核实田亩，每亩加收三分银两，交给内库支用。
朱厚照下诏答复说：“卿等为国为民，意图很好，只是朕要孝敬太后，事出不得已。每个皇庄此后只留一名太监，十名校尉，其余全部召回。”
吏部、户部、兵部及都察院全都表示不同意，坚决要求裁撤管理皇庄的所有宦官。皇帝令内阁劝说协调各部，刘健等表示不能奉命，并上书指责：奸商谭景清败坏盐政，武将神英轻侮法律，北征将士无功授官，御用监书吏破坏考试制度。最后激愤地说：“臣等受先帝信任，被当成心腹，近来圣旨从宫中颁下，丝毫不让臣等知道。臣等有所筹划，却听任奸臣随意变更。诸如此类，不可胜举。臣等如再顾惜身家性命，一起跟随阿谀，那将欺君误国，死有余辜！”
朱厚照不知如何答复是好，干脆置之不理。
过了几天，刘健等决定使出最后一招，上书说：“陛下认为臣等所奏正确，就应该下诏实施；如果认为臣等所言错误，也应该明旨斥责。现在陛下留中不发，视之如无，政出多门，过失却归于臣等。宋儒朱熹曾说：‘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则不敢一日居乎其位。’乞求圣明的皇帝慎察，赐令我们退休。”
朱厚照见内阁的先生们真急了，连忙安慰挽留。迫不得已，他只好听从朝臣的建议，贬损了一部分宦官及贵戚的利益。
那些失利的人，切齿痛恨，他们支持刘瑾等人，加紧对皇帝施加更大的影响。
四月，发生了一件对朝局影响深远之事：吏部尚书马文升请求退休，得到了皇帝的批准。马文升为一代名臣，文武兼备，他坚决执行先帝遗诏，裁掉传奉官763名，得罪了许多人。宦官王瑞奏请起用刚被裁掉的七人，马文升坚决不同意。给事中安奎探听到王瑞受贿的事实，上书弹劾他，王瑞疑是马文升指使，反诬马文升抗旨。皇帝虽没有斥责马文升，却强行起用了那七个人。
马文升很窝火，他知道朝权早晚会转移到太监之手，担心受害，遂心怀离退之志。恰巧，他推荐兵部侍郎熊绣出任两广总督，熊绣不愿出京，怏怏不快。熊绣的同乡出面弹劾马文升徇私，马文升借坡下驴，请求退休，太监们怂恿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
马文升本人可能并没有料到，他这跺脚一走，会引起蝴蝶效应，让朝局悄然变得不利于刚刚开启的改革事业，等于间接把朝柄送到了刘瑾等人的手里。也可以这样说，刘健等朝臣改革事业的失败，是由马文升辞职引起的，因为马文升一走，他的副手焦芳接任了吏部尚书的职务。焦芳是河南泌阳人，进士出身，聪明能干，却非常粗鄙，学问低浅，因为他好谩骂人，性情阴狠，刘健不喜欢他，谢迁更是公开表示讨厌他，因此他非常憎恨这两位阁老。焦芳是个只想当升官发财的人，他不择手段暗结宫中的宦官，没有一般士大夫的道德操守。
朱厚照刚即位时，廷臣讨论国家的财政问题，都认为皇室应该紧缩开支，节俭朴素。焦芳察觉到旁边有宦官偷听，便故意提高声音说：“百姓之家尚需费用开支，何况官府呢？谚语说：‘无钱则检旧纸’，现今天下多欠租匿税，不去检查索取，却只谈论损害皇上的利益，这是为什么？”他的话传到宫中，朱厚照暗暗喜欢，马文升一退休，便把焦芳这个吏部左侍郎顺势提到了吏部尚书的位置上。
看着马文升拍屁股走人，另一位名臣刘大夏也有了退休的想法。他在兵部侍郎的位置上，锐意淘汰为害军中的太监以及一些不合格的武臣，试图重振军纪，也得罪了一大批人；这伙人通过各种渠道诋毁他，皇帝渐渐对他有了意见。
五月，刘大夏请求退休，皇帝予以批准，让兵部侍郎许进接替他的职务。
六月，皇帝任命刘瑾提督十二团营。这个职务非常机要，刘瑾能够得到，说明他已经取得了皇帝的充分信任。对于这一信号，刘健等阁臣异常焦虑，他们决心继续与刘瑾等人争夺皇帝。随即，阁老们上书，不厌其烦地请求皇帝莫沉湎于游猎玩耍，要勤于政事，坚持正常听课学习。朱厚照见先生们口气急切，怕他们再提出辞职，连忙答复道：“自古帝王，不可能无过失，而可贵之处在于改过。阅读卿等奏文，具见忠爱之热忱，朕当听从加以实行。”
皇帝为了履诺，听从给事中张文的建议，派人核查光禄寺的膳食供应情况，发现本年的宫廷厨房花费比弘治元年翻了一番，随即下诏缩减光禄寺的开支，倡议节俭。但朝臣们提出的其他更重要的革弊建议，因为宦官、勋戚的阻挠，都不了了之。
见皇帝稍有上进的表示，户部尚书韩文联合英国公张懋等，上书给皇帝细算财政账，试图用一组组数字打动皇帝，让他意识到国家财政的困难和危机。其中，他们要求恢复在边境地区屯田积谷的建议，赢得了皇帝的大声叫好，说：“对啊！屯田积谷是筹边的上策，汉朝赵充国行之于金城，唐朝韩重华行之于振武，其效果明白可考！今沿边和辽东的屯田，要择能干的御史，分别核实，贵在实效，不可虚应敷衍。”
看到皇上讨好朝臣的这种姿态，以及他理事断政的明达，刘瑾等人非常不安——这个小皇帝假如哪一天正经起来，他的英明果决，恐怕不次于他的父亲。
他们必须阻止朱厚照倒向朝臣一边，不能让他当一个好皇帝。为此，刘瑾等人一方面抓紧诱导皇帝不务正业，一方面肆意污蔑外朝大臣，说朝臣们对自身所犯的错误视而不见，却专门挑皇帝与内臣们的微小过失。刘瑾还数次进言，危言耸听地挑拨说：“弘治年间，朝权俱为内阁文臣所掌，朝廷虚名而已！”
七月中旬，刘瑾等人的方法奏效，朱厚照开始摇摆回他们的一边，标志是他斥责上书言事的户部给事中张文等人，说他们要求改革弊政的奏疏不适宜，责令他们自我检讨。张文等人拒绝承认错误，被各罚三个月俸银。
到九月，朱厚照开始显露出对内阁的不耐烦迹象。刘健等人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皇帝朝夕被群小包围，朝臣终也争夺不过他们，趁早摊牌胜算还大些，假如拖延日久，后果将难以逆料。
* * *
[1]今北京城西北部还遗留一个叫豹房的地名，在奥体中心附近，与正德皇帝的豹房无关。
[2]15点至17点。
[3]7点至9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