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芳原与许进关系友好，可因为求许进办不合适之事，被许进拒绝，随即与许进反目，也暗中排挤他。
南京刑部缺郎中，许进按例推荐了两个人。刘瑾硬说这两个人不合格，让许进检讨，许进拒绝，他便三次假传圣旨，严厉责备，迫使许进退休。
刘宇如愿得到了吏部尚书的宝座，兵部尚书的遗缺被周经的女婿曹元得去。曹元也是个奸滑的士人，与刘宇一样，唯刘瑾马首是瞻。至此，六部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完全为刘瑾的党羽把控。
八月二十五，户部发现丢了一本旧档案，刘瑾暗示现任户部尚书顾佐，把责任全推到前任尚书韩文的头上，准备乘机治韩文的罪。顾佐不想昧良心，没有照做，刘瑾发怒，罚了顾佐三个月的薪水，并不问青红皂白将韩文逮捕，交给锦衣卫审查。
经过数月时间，锦衣卫没有查出韩文的过错，刘瑾不得已将他释放。可他听说韩文素来廉洁，家境清贫，便故意刁难——借故罚他1000石米，令他自运到大同军中。韩文家为之破产。
顾佐因这件事失去刘瑾的信任，被迫退休，刘瑾让刘玑取代他。刘瑾恨意未消，也借故罚顾佐一千多石米，令他自送到塞上。这个帝国的财税总长，与他的前任韩文一样，家境也异常清贫，因交不起罚米，只好借贷付罚。
九月份，刘瑾不知哪来的灵感，继续借雍泰的事找茬。他诬陷雍泰不是好人，追究从前所有举荐过他的人，东扯西扯，把马文升、刘大夏两位退休的名臣牵连了进去。刘瑾指责他们有朋党嫌疑，下令将马文升、刘大夏、许进、雍泰一并削职为民。许进的两个儿子许诰、许赞在翰林院，也被借故罚米外放。
刘宇对刘大夏有私恨，焦芳也与他关系不好，他们便一起对刘瑾说：“假如抄没刘大夏的家，可以抵边关费用的十分之二。”刘瑾也对刘大夏有怨，便指控刘大夏在兵部尚书的任上时，曾激起田州（今广西百色市）土司岑猛变乱，因而准备将他逮捕入狱，找罪名处死。
李东阳从中调解，王鏊也反驳说：“岑猛没有叛变，哪来的激起叛乱？”都御史屠滽说：“刘尚书没有死罪！”刘瑾谩骂道：“即便可以不死，但戍边能免吗？”
刘大夏被捕时，正在园中锄草，回房只拿了数百钱，乘着小毛驴便走。刘瑾知道他的家境不像刘宇、焦芳所说的那样富有，而是相当贫寒，所以没有再议抄他的家。
刘瑾想把刘大夏流放到最偏僻的地方去，开始考虑广西，焦芳知刘大夏在两广素有威望，便说：“这等于送他回家。”刘瑾改变主意，判他到西北的肃州（今甘肃酒泉）充军。
刘大夏已73岁高龄，这个前国防总长，徒步荷矛来到大明门外，叩头而去。一路上凡他经过的地方，父老必提壶携饭迎送，人们停工罢市，焚香祝他生还。
到达戍所后，当地官衙怕得罪刘瑾，不肯迎接慰问，但儒生们争着送菜饭给他。每次出操，银须飘飘的刘大夏，总是扛戈站进队伍，主管劝他不必参加，刘大夏说：“军人本就应该操练。”
朝鲜的使者到京，问起刘大夏的遭遇，叹息说：“我国久闻刘东山大名啊！”安南的使者进贡时也关切地打听刘大夏，说：“听说刘尚书戍边，他现在还好吗？”
一个人当官到这个份儿上，死又何憾！
刘瑾是个现实主义者，并非对所有政敌都无情打击，他将所恨的人分了层级。第一个层级的人，必置他们死地而后快，即便不能杀他们，也让他们倾家荡产；第二个层级的人，多为中低级官员，他们只要主动给刘瑾送足够的钱财，刘瑾也可以消融仇恨，免他们的罪。
可能因出身贫寒的原因，刘瑾对财富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他平生最快意之事，便是报仇泄愤和关起门来在家数银子。他对财富的贪婪程度与索贿受贿的手法，让人瞠目结舌。
4. 恶人也有些善念
仔细研究刘瑾掌权后的所作所为，大致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主要围绕着巩固权力与剪除政敌展开；第二个主题，主要围绕着发财致富这个目标展开。
刘瑾是个敛财专家，手法高明。他的敛财是拉网式的，有计划，有步骤，大鱼小鱼都不放过，主要手段有七种：
第一种，他在打击政敌时，暗示一些人可以散财免灾，逼迫他们行贿。
第二种，向一些犯了法的人索贿，只要给钱，即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第三种，受人钱财，给人美差，或者代人泄恨。
第四种，派出密探，四处侦查，吹毛求疵，专挑官员们的细微过失；只要得到把柄，便暗示他们行贿，不识相者，投入锦衣卫大狱。开始时，很多官员不习惯给刘瑾行贿，所以锦衣卫大狱中人满为患，刘瑾嫌锦衣卫佥事牟斌善待囚犯，将他杖打罢官。官员们都是人精，很快明白了玄机，连许多平素号称廉洁谨慎的官员，也因为惧怕灾祸临头，只能迁就刘瑾，变卖家产向他纳贿，以求自保。
第五种，借整顿工作作风为名，逼迫官员。例如，延长给事中科的办公时间，迟到、早退都要惩罚。再例如，严格官员请假制度：“违期三个月者，可以宽宥；四五个月者，罚减薪俸；六七个月者，逮捕讯问；八九个月者，勒令退休；十个月以上者，削职为民。”从表面上看，刘瑾制定这样的纪律，对澄清政府吏治非常必要；但刘瑾的醉翁之意却无关吏治，他的真实目的是逼人行贿。光禄寺有个叫张松的人，严重违制，只是因为行贿刘瑾，不仅没有受惩处，反而升了官职。
第六种，直接向一些富有的官员与权贵索贿，给者升官，不给者罗织罪名惩罚。
第七种，制定潜规则，向所有出京办事或在地方为官者索取贿赂。他的这一招最为阴损，敛财最多，对朝廷的危害也最大，因为这等于逼迫所有实职官员去搜刮民脂民膏。
一般给事中或御史到地方巡查回京，给刘瑾行贿的定额大致不低于1000两白银。各级地方官员到京城朝觐，或出京做官，孝敬刘瑾的钱款定额，一般按省计算，每年不能低于2万两白银。
这些数目在今天的土豪们看来，可能不值大惊小怪，但在当时绝对算是巨款。正德年间，六部尚书这样的二品大员，每月的俸禄折合成白银，不足50两。给事中、御史只是七品官，他们一月的俸禄折合成白银，只有7两左右，大约能在市场上购700斤猪肉，或2000余斤稻米。
官员们多数拿不出这么多银子，出京或入京时，往往需要向京师的富豪大户借贷，条件是回到地方后，按息偿还。这种借贷行贿的银两，当时被称为京债。各级官员为了偿还京债，不得不层层盘剥，敲敛财物，以至于全国上下民怨沸腾，朝野无不痛恨刘瑾。
吏部侍郎张彩，弘治三年的进士，与刘瑾同乡。其人仪态俊美，博学多才，初入朝为官时，屡有正直的举动，为士人们推崇。
刘瑾因敬慕招纳他，他便主动投附，升为吏部二把手，负责考察内外官员。他配合刘瑾积极整顿吏治，表面虽然严苛，但施与的惩罚往往较轻。
他见刘瑾急于敛财，天下臣民对他恨之入骨，便找机会劝道：“公公您知道这些收纳的银两自何而来吗？它们不是盗自国库，便是盘剥于百姓。那些人假借公公之名而中饱私囊，送给公公的不到其所得十分之一，而天下人的怨恨却尽归公公您一人，对此您将怎么向天下之人解释呢？”
刘瑾也是聪明人，恍然大悟，他已有千万家产，富可敌国，知道该适当收手了。
张彩教他逐渐向善，慢慢抹去过去的劣迹。刘瑾非常感动，感觉张彩才是真正爱自己，依此对比，他甚至对焦芳、刘宇等人的贪鄙有些反感。
公元1509年春天，监察御史欧阳云、工科给事中吴仪等出京办差回来，不知道刘瑾已变换口味，依例厚贿刘瑾，被拿了个现行，以贪腐为由，削职为民。自此，许多反应不及的官员，纷纷跌落，皆因贿赂而获罪。
然而，刘瑾的回头已经太晚，各级官员已习惯于搜刮，难以收手，各地官场乌烟瘴气，人民困苦，盗贼逐渐涌起，社会秩序大乱。
张彩教刘瑾进一步加强对朝廷高官的控制，以巩固其政治地位，具体措施分为两步：
第一步，打击已退休的前阁老刘健与谢迁，以震慑在任的内阁与九卿。
刘瑾与焦芳本就憎恨刘健与谢迁，成天寻觅两人的过失，想给他们加罪，至此总算勉强找到一条。原来，这两人尚在内阁时，皇帝曾下诏让他们举荐德才兼备之人，浙江的官府率先应诏，举荐余杭的周礼、徐子元、许龙及上虞的徐文彪四人。焦芳认为，谢迁是余杭人，荐才诏书为刘健起草，可依此强说二人有弊；刘瑾认为是个好主意，便假传诏书说：“天下极大，难道便没有应诏之人？为何偏偏余杭那地方有这么多人才？”
他们把周礼投入锦衣卫监狱，吩咐办案者把刘健与谢迁牵连进来，准备随时逮捕二人，抄没其家产。首辅李东阳大为惊讶，忙给两位老同事开脱，焦芳在旁厉声道：“对他们纵然从轻发落，也应当除名！”不久，宫中传出圣旨，与焦芳的意见完全一致。
第二步，在官员考核条例中，增加四品官以上者，需自我述职的条款。
本朝对官员的考核有两种形式，一是考满，二是考察。
考满，指官员任期完成后，由上级机关与御史分别对他的政绩进行考核，上报吏部考功清吏司，由吏部汇总复查，评出三等：称职、平常和不称职，以决定他们的去留、升迁或降职。
考察，指对在任官员的定期例行考核。朝廷规定对在任的官员，地方官三年一考，京官六年一考，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德、能、勤、绩及身体状况等数个方面。
在京四品以上的大员，无论任满还是平常之日，吏部都没有资格考评，其去留与升降一般由皇上圣裁，特殊情况下他们可以主动自我述职。
张彩独出心裁的这一条改革，让四品以上的高官们非常难为，因为这等于逼迫他们向刘瑾垂首，不仅有失大臣体面，而且还会为刘瑾羞辱他们提供方便。
此议既出，朝廷高层炸开了锅，内阁及九卿等，凡不是刘瑾党羽者，无不请求辞职退休。事情惊动了皇上朱厚照，他只好出面逐一劝勉挽留。
可王鏊已对朝政彻底失望，他不愿留下来继续受气，所以坚决奏请辞职。皇上没法，只好依他。
李东阳为内阁首辅，内被焦芳嫉妒，外被刘瑾压制，整日愁闷不安。但刘瑾表面上对他比较尊重，因此他也能对刘瑾擅政所惹的乱子左右调适，多有补救。尤其他与王鏊配合比较默契，王鏊因为有皇亲关系，胆子比他大，所以两人一个台前一个台后，保护了不少正直人士，也曲折抵制过许多错误决策。
社会上许多人不理解李东阳，把他比作湘江春草，讽刺他没有骨气。现在王鏊退休，一些正直之士也劝他辞职，不要与焦芳、刘瑾等人继续同流合污。他的弟子罗玘给他写信，要求与他断绝门生之谊，李东阳见信，俯首长叹不已。
李东阳何尝不想有骨气？然而一走了之易，忍辱负重难，他有责任为朝廷保留一点正气，有责任寻机匡扶一下朝纲，没人理解算得了什么，只要上不愧天，下不愧地，不辱没祖宗，也就扪心可安了。他选择留下，与新同事杨廷和配合，继续与刘瑾等人周旋，委曲以求全。
本年初夏，《孝宗敬皇帝实录》撰成，孝宗是朱祐樘的庙号，这在那时是朝廷的一件大事，按照惯例，所有参与撰写的人员，都将受到嘉奖；可在怎么奖赏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
在《实录》编撰过程中，首辅李东阳担任总裁，大学士焦芳为副总裁，翰林院具体负责。焦芳仗着刘瑾的支持，排挤李东阳，强行主导实录的编撰工作，凡有对史事褒贬之处，大多加进他自己的私人恩怨。例如，他不顾事实与舆论，大肆污蔑谢迁、何乔新等名臣，而对自己却自诩正直。翰林院的一班人，对此非常反感，常常有所抵制，焦芳心中衔恨，准备相机惩罚他们。
刘瑾对翰林院没人主动投附自己，也耿耿于怀，老想将他们这拨人调离出京，以示报复。现今《实录》完成，焦芳连忙找到刘瑾，怂恿他出手。但张彩持不同看法，尽力将刘瑾劝住。
焦芳不甘心，与他的儿子焦黄中以及党羽段炅等，把他们平素不喜欢的人开列出名单，呈送给刘瑾，百般敦促他办成此事。刘瑾听从了他们，将翰林院的吴一鹏等九人明升暗降，逐到南京。
张彩非常不满，为刘瑾分析利弊，指出这样做百害而无一利。刘瑾醒悟，颇为后悔，感觉上了焦芳父子的当。焦芳与刘瑾之间的关系，自此出现了严重的裂痕。
刘宇是张彩的顶头上司，他们两人虽都依附刘瑾，属于同党，但张彩相当看不上他，老想把他排挤下去。刘宇在兵部担任尚书时，大肆收受贿赂，声名狼藉；调到吏部后，虽然官升了，却因为文官的馈赠不如武官丰厚，油水大减；再加上吏部的许多权力，都被能干的张彩攫去，因而常悒悒不乐，叹息说：“在兵部本来很好，何必要来吏部？”
这些事被张彩告诉了刘瑾，刘瑾大为反感，想疏离刘宇，让张彩掌管吏部。
六月二十八日，宫中传出圣旨，让刘宇以本官身份兼任文渊阁大学士，等于将刘宇塞进了内阁。刘宇大喜过望，在内阁摆酒席宴请刘瑾，极为欢乐。
第二天，刘宇将去内阁上班，刘瑾说：“你真的想当宰相吗？内阁之地你昨天去一次就可以了，岂可再次踏入！”刘宇大惊失措，才知刘瑾为让他退休，故意给他一个内阁大臣的名头，以示不相忘。
至此，张彩成了刘瑾最信赖的人，他所说的话，刘瑾几乎全部听从。有时，刘瑾外出休养，公卿们前去拜见，刘瑾常常从早到晚都不搭理；而张彩到来，可直接进入刘瑾的居处，与之对饮，还可以直接称呼刘瑾为“老者”。
官员们逐渐畏惧张彩，见他行的礼节，几乎等同于见到刘瑾；而且，为了巴结张彩，许多人开始竞相给他送礼献物。
不过总体而言，张彩不是个喜欢害人的主，对待钱财也比较节制，内心尚有些士大夫的情怀；他最大的缺点是风流好色，为此常常不择手段。
张彩有一个名叫刘介的同乡，担任抚州知府，娶有一个美妾。张彩特地提拔刘介担任太常少卿，亲往他的府上祝贺，笑道：“你怎么报答我呢？”刘介惶恐道谢道：“我一身之外，都属您所有。”张彩说：“好啊，我从命了！”让人直接进入内宅，拉出刘介的美妾，带上车子而返。
还有一次，张彩听说平阳知县张恕的小妾妾年轻美貌，就或明或暗前去索取，张恕不舍得给，他便指示人罗织罪名，声称要将他发配边疆。张恕无奈，献出美妾，才得以减罪。
张彩当上吏部尚书，对焦芳而言不算是个好消息。焦芳诱导刘瑾浊乱朝政、荼毒百官等行为，不仅正直之士侧目，张彩也非常反感。
从他们两人与刘瑾的关系方面讲，刘瑾把张彩当真正的朋友，两人心灵上有相通之处；把焦芳当利益上的朋友，两人纯粹相互利用。焦芳尽管对刘瑾极尽阿谀奉承，称他为“千岁”，自称是他的“门下士”，可刘瑾对焦芳的鄙视，则由来已久。
公元一五〇八年春闱[3]，焦芳的儿子焦黄中出贡，三月十五日殿试时，焦芳上下活动，想让他的儿子进入第一甲（只有三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焦黄中成绩平平，李东阳、王鏊惧怕焦芳纠缠，勉强把他放在了二甲第一名。焦芳非常气恼，常常斥骂李东阳，刘瑾听说后，大为不平，对焦芳说：“黄中昨日在我家试作石榴诗，甚拙劣，为什么还怪李东阳呢？”焦芳这才不敢再提此事。
刘宇在礼部尚书的任上时，焦芳父子时常卖官鬻爵，到处安插亲信。张彩上任，即把所掌握的焦芳父子劣迹全部上报给刘瑾，刘瑾非常生气，开始有意与焦芳疏远。
公元一五一〇年五月底，焦芳的心腹段炅反水，投靠张彩，向刘瑾揭露焦芳父子全部的隐私，刘瑾这才知道焦芳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卑劣，勃然大怒，当众斥责焦芳。焦芳窘迫，只得请求退休回家。焦黄中声名狼藉，在朝中没法单独混，也只好随父返乡。
大致而言，从公元一五〇九年春天起，在张彩的引导下，刘瑾开始隐隐想当一个合格的“代理皇帝”，有了向善的意思，收受贿赂也变得比较谨慎。张彩敦促刘瑾把弄乱的朝政与吏治再整理回来，可是世间的事从来都是败坏容易治善难，就譬如河堤，开始时为了私利肆意破坏，等决口了再想堵塞，怎能做到？
刘瑾慢慢以正气示人，采取了三个措施挽救局势。一是严厉肃贪，老虎苍蝇一起打。公元一五〇九年一年间，有数十名重要官员因此落马；二是恢复监察官员的权威，不断派出给事中与御史巡查各省的府库及漕运、盐政、屯田等，责令他们积极发现问题；三是制定官员《见行事例》，严格对官员的纪律与作风约束。
可是，刘瑾早臭了门楣，他的任何所做所为，不管其动机如何，都被理解为带着邪恶的目的。例如，《见行条例》，就被朝臣们腹诽为刘瑾自私的产物，想尽办法拖延颁行；再例如他的肃贪与纪检审查行动，也被当成继续荼毒天下的新举措。
比这还糟糕的是，他的向善行为，还实实在在得罪了借他乱政之机而成长起来的新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也开始憎恨刘瑾，而这些人本应是支持刘瑾的主力。
至此，刘瑾既得罪了全国的好人，也得罪了全国的坏人。
一场属于他的危机，在公元一五一〇年夏天悄然到来，最终把这个心有善念的恶人送上了刑场。
5. 杨一清的计谋
杨一清祖籍云南安宁县，他的父亲杨景官至化州（今广东化州市）同知，致仕后，带着一家老小迁居到巴陵（今湖南岳阳市）。
杨一清生而不幸，他不仅相貌丑陋，而且是个天阉。可是老天爷在肉体上亏待他，却在智力上补偿他，他很小就能写文章，是个远近闻名的神童，14岁参加乡试，被荐为翰林秀才，得以进京深造。
公元一四七二年（成化八年），19岁的杨一清考中进士，初授中书舍人，后外放到山西、陕西等地为官。杨一清虽是儒生，却对边疆军事极感兴趣，他利用业余时间，周详研究了朝廷的边防状况。
公元一五〇二年，经兵部尚书刘大夏举荐，杨一清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去陕西督理马政。
按照朝廷的制度，内地的茶叶不准在川西、甘南的番区自由流通——茶叶入番，交换媒介不能用银两，只能用马匹，即所谓的茶马交易。后来，有些商人看准其中的商机，开始从事茶叶的走私活动，致使朝廷的战马供应短缺。
杨一清接手此事后，立即采取铁腕手段打击走私，堵塞所有非法交易渠道，朝廷控制的茶马市场因而慢慢恢复起来，马匹又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
经此一事，杨一清的能力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可。
不久，鞑靼入侵陕北的花马池，弘治帝任命杨一清担任陕西巡抚，前去组织抵御。杨一清到任，立即选将练兵，整顿军纪，修筑城池，沿着黄河构建矮墙，将防区治理得井井有条。
正德帝朱厚照即位之初，数万鞑靼骑兵进犯固原，将驻守此地的曹雄部围困。杨一清闻讯，带着轻骑兵从平凉城出发，驰入曹雄军中，设疑兵将敌军击退。
此役之后，刘大夏推荐杨一清总制延绥（陕北）、宁夏、甘肃三镇军事，全面负责西北边防事务。
杨一清经过一番考察，上书提出了五条守备意见：
1. 修筑城堡、开挖战壕。例如，他建议从安边营（今陕西定边县东）到石涝池（大约在宁夏盐池县）163里，应修建长城；从石涝池到横城（今宁夏银川市附近）300里，应设立土墩、石台900座，瞭望台900间。
2. 增加边疆的卫所数量。
3. 重视宁夏、灵州（今宁夏灵武）的治理，安顿好内附的番部。
4. 修整韦州城（在今宁夏同心县），加强边境地区的纵深防御。
5. 恢复东胜卫（今内蒙鄂尔多斯市）的驻军，将宁夏防区与大同防区连成直线，拒敌于黄河之外。
朝廷批准了杨一清的部分建议，拨出数十万两国库银作为专项资金，让他修建堡垒与城墙。
此时，刘瑾已取得了对朝臣斗争的胜利。杨一清在西北声望高，刘瑾拉拢他不成，便想打击他，计划让人上书，弹劾他浪费与冒领军费。杨一清听说后，连忙称病离职回乡，以避祸端。
公元一五〇七年夏天，兵部奏请另派人负责边防工程的修筑，宫中传出圣旨：“暂停修筑，所剩钱粮由巡抚等官员核实后，送回京师。”
没多久，刘瑾还是找了个理由，将杨一清投入锦衣卫监狱。李东阳、王鏊等人闻讯，立即上书营救，刘瑾找不出他具体的罪状，只好将之释放；但罢了他的官，罚他交600石米输边。
这时，杨一清的父亲已病亡，埋葬在南直隶镇江府丹徒县（今属江苏），杨一清要为父亲守墓，所以家也跟着搬到了那里。
在长江边上赋闲的杨一清，并没有真正闲着，他动用几乎所有关系，将耳朵伸到京城里，密切关注着朝局的变化。
刘瑾在外朝虽然权威极盛，被称为“立地皇帝”，但在内廷却不是皇帝，只是个太监头子而已，难以一手遮天。
八虎中提督东厂的马永成、掌管西厂的谷大用，虽然配合刘瑾的工作，但刘瑾不能控制他们，也不能让他们对自己效忠。马、谷二人权势仅次于刘瑾，他们眼里先有皇帝，其次才有刘瑾；刘瑾安排他们事情，需要事先与之商量，他们同意才办，若不同意，刘瑾也没有办法。
初时，控制锦衣卫者的是高凤的侄子高得林，高得林虽然支持刘瑾反击朝臣，但他同样不是刘瑾的爪牙，刘瑾也没法随意支配他。
另外，刘瑾的对头、前太监领袖王岳等，在宫中经营多年，他们虽已被清除，可是支持与同情他们的力量同样不可小觑。
公元一五〇八年六月，“御道匿名文书案”发生后，刘瑾探知，那是宫中反对他的太监所为，却无可奈何。
而且在此事件中，因刘瑾大肆羞辱朝廷命官，激起了社会公愤，京师的市民纷纷罢市，许多人不顾危险，去锦衣卫监狱给被关的官员们送吃送喝。更有甚者，还有人假借徐达与沐英后代的名义，在京城散发传单，声讨刘瑾的罪行。
刘瑾失去了安全感，他迫切需要掌握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侦缉力量。刘瑾清楚，东厂、西厂他不易插手，他能插手的只能是锦衣卫，因为那时高凤业已退休，挤走高得林相对比较容易。我们不知道刘瑾采用了什么手段，也不知道他在什么时间动的手，反正此后不久，锦衣卫的都指挥使便换成了他的爪牙杨玉与石文义。
可是，锦衣卫毕竟是个外朝机构，组织严密，凡事都有规矩与程序，刘瑾支配起来难以随心所欲。两个月后，刘瑾不知用什么理由，居然说服皇上成立了一个新的侦缉机构——“内刑名厂”，简称内厂。
内厂由刘瑾亲自指挥，权力广泛，理论上东厂、西厂、锦衣卫能干的事情，它都能干；而且，它还可以监视东厂、西厂与锦衣卫。可在实际操作中，内厂并不敢真正去干涉东、西厂的事情，马永成与谷大用岂是刘瑾能欺负的？不仅如此，内厂去干分内的勾当，如逮人捕人等，仍被认为是侵犯了其他厂卫的职权，马永成、谷大用等老大不高兴。尽管每当遇到手下与东、西厂发生纠纷，刘瑾不敢硬来，常常退让，可还是与马、谷等人产生了芥蒂，自此面和而心不和。
内厂既不敢侵夺东、西厂的权力，便只能另辟路子，在京师的吏民中显示自己的存在，以威慑那些反对刘瑾的民间人士。为此，刘瑾办了两件臭事。其一，他指使厂役将京城中的“市井游食、无赖之人，如酒保、磨工、鬻水者”等，强行驱逐出城；其二，命令：凡是京城里的寡妇都必须改嫁，凡停葬在家的死人一律火焚扬弃。
内厂刚就这两件事放出风去，还没强制执行，已经激得群情汹汹，大街小巷议论纷纷；更有许多雇工与商贩聚集在京城东郊，个个拿着白腊杆，声称：“刘瑾断我们活路，早晚是个死，一定先把刘瑾弄死才能甘心！”
侦探们把消息报给刘瑾，刘瑾怕激起事变，只好悄悄收回了这两条命令。内厂既然连城管的角色都承担不起，自此几乎成了一个多余的机构。
八虎中分管神机营的张永为人比较正直，他曾以兄长之礼侍奉刘瑾，后来看不惯刘瑾的所作所为，渐渐对刘瑾有了意见。有一次，吏部得罪了刘瑾，十多名属官被罚跪反省。张永听说后，感到刘瑾越来越过分，为了与刘瑾划清界限，他公开派人给受罚的官员送去毛巾、绿豆汤等解暑之物，刘瑾从此开始暗暗讨厌他。
张永家中贫穷，也偶尔收取贿赂，但他坚守一条原则：凡朝中清流廉臣求其“办事”，分文不取，且礼敬有加。
山东布政使陈中为官清廉，进京述职无钱向刘瑾送礼，愁惧不已，张永闻讯，主动替他解囊，且勉励说：“我此举非为你，而是为山东百姓留一清官。”
团营中有个名叫梁震的将领，骁勇而好学，得到张永破格提拔。梁震感恩，以重礼孝敬张永，张永素知梁镇家境贫寒，呵骂道：“老夫用你不为私利，而是为国选将！”
刘瑾知道与张永的兄弟情分已尽，有时故意难为张永。有名京官向张永行贿，谋求升迁，刘瑾故意从中作梗，让张永的事不能办成。张永丢了脸面，只得把贿金原封退给人家。
正德初年时，张永曾经向皇帝奏请，要求把已故太监吴忠在七里海等处的庄田赐给他，户部指责张永违禁，应当治罪，皇上却答应了他。
公元1508年，吴忠的家人进京打官司，求到刘瑾门下。刘瑾当即决定利用此事敲打张永，他以吴忠的田产只是由张永暂管为名，勒令张永退还。张永大怒，遣亲兵殴打了吴忠的家属。刘瑾借此在皇上面前告状，计划把张永罢免，贬送南京，而且命令他连夜启程，不许进宫见驾。
张永听到风声，即刻入宫面见皇上，控告刘瑾陷害自己。皇上召来刘瑾与张永对质，两人刚一开始争辩，张永便火冒三丈，挥动老拳追打刘瑾。皇上感到有些为难，命令谷大用等设宴为两人调解。然而自此之后，两人更加不和。
张永之所以敢在皇上面前对刘瑾动粗，是因为皇上对他的倚重与信任，实不亚于刘瑾。
张永生于公元一四六五年，保定新城县人，10岁时净身入宫。他在宦官学校受过教育，为人脾气急躁，但机敏精细，办事冷静。皇上朱厚照是个军粉，张永有两个方面让他特别赏识。一是张永勤于武艺，精熟骑射，能够纵马百步穿杨，为此常博得朱厚照喝彩，赞他为“壮士张”；二是张永生于兵户世家，自幼喜好军事，熟知历代的战争典故，且常学习兵书战策，与皇上有诸多共同语言。
对于宫中的这些秘事，在家赋闲的杨一清粗略都知道，他隐约感觉，大臣们要想除去刘瑾，非与张永这类内廷的正直宦官合作不可。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料到，这个机会居然很快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当年，朱元璋将第十六子朱栴立为庆王，封到庆阳（今甘肃庆阳市庆城县）；后来为了防务需要，又让他移居宁夏（今宁夏银川市）。朱栴有六个儿子，除嫡长子朱秩煃承藩之外，其他五子俱被封为郡王，其中第四子朱秩炵受封为安化郡王，封地在今天甘肃庆阳。
朱秩炵有个孙子，名叫朱寘鐇，后来承袭了王爵。按辈分，这个朱寘鐇是当今皇上朱厚照的太爷。
朱寘鐇体貌魁梧，是个不安分之人，他看到朝廷被刘瑾折腾得乌烟瘴气，认为娃娃朱厚照昏庸窝囊，没资格照管朱氏江山。一些术士迎合他的心思，暗示他能成就大事。例如有个相面先生说他命中大贵；有个叫王九儿的巫人，借鹦鹉之口，预言他有大福分。
朱寘鐇暗暗生出非分之心，宁夏卫的儒生孙景文、孟彬等人，频繁往来王府，私下呼他为“老天子”，劝他以诛刘瑾为名，起兵夺位。宁夏为边防重镇，是个出精兵的地方，他们认为只要策划得当，完全可以重演当年朱棣夺嫡的故事。
在宁夏的边防军中，朱寘鐇有三个死党，一个是卫指挥周昂，另两个是周昂手下的千户，分别名叫何锦与丁广。
那时，宁夏前线的当权者主要有四人，一是巡抚安惟学，二是总兵官姜汉，三是钦差周东，四是镇守太监李增。
安惟学，字行之，山西临汾人，进士出身。公元一五〇九年腊月，他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宁夏。安惟学到任后，大概想抑制边镇军人的骄横，他多次杖打一些不法的军嫂，侵夺某些军人的非法利益，那些人对他恨之入骨。
周东的本官为大理寺少卿，原不满刘瑾，后来屈服，曾借贷向刘瑾行贿。
刘瑾想改革军备，他认为自弘治年间开始的助边银两，不应该输送，军队靠屯田与正常拨付的军费，完全可以自给。他并不知，朝廷助边的银两，主要是为了弥补商屯败落后边境物价的上涨，本是一笔合理的开支。
刘瑾想当然地认为，边军屯田自肥，又与户部官员“共盗国帑”，极为可恨。公元一五〇八年，他下令停止给边军拨送太仓银，军方提出抗议，说边镇储备日益匮乏，影响了军人的生活、训练与战斗力。刘瑾不信，派出钦差调查军队的屯田情况。周东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了宁夏。
边军偷偷摸摸少报屯田之事由来已久，早已形成了一条灰色利益链。刘瑾停发太仓银，本已让他们不满，现在又来侵犯他们的这点小利益，岂能不令他们恼火？而更让他们愤怒的是，周东为偿还私债，还有意虚增田亩数百顷，责令他们缴纳租税。
看到将士们心衔怨恨，朱寘鐇与他的党羽加紧密谋，准备伺机发动兵变。
公元一五一〇年早春，边境上突然传来敌人入侵的警情，总兵官姜汉不敢怠慢，立即派副总兵杨英与游击将军仇钺，领兵前往边塞组织抵御。为加强总兵府的防卫，姜汉挑选60名精壮士卒为牙兵，让周昂率领。
四月五日，朱寘鐇根据预谋设下酒席，宴请宁夏镇的诸位大员。当天，军队的高官都如约到达，但巡抚安惟学与大理寺少卿周东却推辞没来。朱寘鐇一不做二不休，在席间杀死了总兵官姜汉与监军李增，同时派丁广领兵赶赴公署，袭杀安惟学与周东。随后，焚官府，释囚徒，把黄河的渡船尽数撤到西岸，并派人去前线劝杨英与仇钺投降。
杨英不能约束部众，只好单骑逃奔灵州；仇钺见形势不利，连忙诈降，自塞上引兵返回，交出兵权，称病卧床不起。
朱寘鐇任命何锦为讨贼大将军，周昂、丁广为左右副将军，孙景文为军师，公开反叛。孙景文起草檄文，历数刘瑾的罪恶，说：“刘瑾蛊惑朝廷，变乱祖法。屏弃忠良，收集凶狡。阴塞言路，括敛民财。籍没公卿，封拜侯伯。数兴大狱，罗织无辜。肆遣官校，胁持远近。张彩、刘玑、曹雄、毛伦等文臣武将，内外勾结，图谋不轨。今特举义兵，清除君侧。凡我同心，并宜相应，传布边镇！”一时间河东与关中震动，人心浮躁。
各边镇接到檄文后，惧怕冒犯刘瑾，不敢如实上报，唯有延绥巡抚黄珂，将檄文飞速奏送朝廷。刘瑾将文书藏匿，不敢示人。
四月二十一日，朝廷起用杨一清总制宁夏、延绥、甘肃三边，任命泾阳伯神英充任总兵官、张永为监军、仇钺为副总兵，准备集结十几万大军，讨伐朱寘鐇。刘瑾害怕这场战事对自己不利，矫诏任命兵部侍郎陈震兼佥都御史，协助杨一清讨叛，想在合适的时候，让他取代杨一清。此次出京的四人中，神英依附刘瑾，陈震是刘瑾的党羽。
出征当日，皇上朱厚照身着戎装，亲自送到东华门外。
杨一清等刚刚启程，前线传来消息，说仇钺已经叛逃投敌。皇上闻讯发怒，决定收回对仇钺的任命；可杨廷和认为，“仇钺必不肯投降”，建议朝廷无条件信任他。
事实证明杨廷和的判断非常精确，仇钺装病卧床，表面常给朱寘鐇出谋划策，实则暗地里积蓄力量，时刻准备反戈一击。此时，固原总兵曹雄已遣部将史镛，尽夺黄河以西的船只，悉数泊到东岸。仇钺趁机派人散布吓唬叛军的谣言说：“官军的大部队很快就会渡河到来。”
朱寘鐇惊慌，急遣何锦前往仇钺的家中问策，仇钺说：“应立即出兵把守黄河渡口，防拒黄河东岸的官军，不要使他们渡河！”朱寘鐇中计，让何锦与丁广率领叛军主力急赴黄河岸边布防，只留下周昂与少数兵力守城。
四月二十三日，朱寘鐇要为军队出征祭神，派周昂前去请仇钺。此时仇钺已做好准备，周昂到来，埋伏在床边的伏兵突起，将他杀死。仇钺一跃而起，披甲持刀，提着周昂的首级，策马大呼，带领部属直奔朱寘鐇的府宅。朱寘鐇没有防备，轻易被活捉捆绑。
何锦、丁广率领的叛军主力得到消息，惊恐溃散，二人单骑逃奔贺兰山。仇钺派人追捕，将两人斩首。
朱寘鐇从起事到失败，仅仅经历了十九天。
捷报传来时，杨一清等人尚在半路。朝廷诏令神英班师回京，杨一清与张永按原计划赶往宁夏，处理善后事宜，并负责将朱寘鐇械送回京。
杨一清与张永结伴而行，谈话非常投机，很快成了好友。有一天，两人谈论起朱寘鐇的檄文，杨一清故意长吁短叹，张永问：“杨大人怎么了？”杨一清激动地说：“这次依仗您的力量将藩乱平息，然而这比较容易办到，可朝廷内部的祸患如何清除呢？”
张永明知故问，道：“此话怎讲？”
杨一清靠近张永，在手掌上写了个“瑾”字。张永会意，为难地说：“那家伙昼夜在皇上身边转，皇上也是一天不见他就闷闷不乐。现在他的羽翼已丰，耳目众多，难下手啊。”
杨一清说：“您也是皇上的亲信近臣，这次出兵，皇上未派别人而派您，足以说明您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您何不借这次功成奏捷之时，向皇上请求单独奏报宁夏的军事，趁机揭发刘瑾的罪恶，极言臣民的愁怨，再把惧怕刘瑾政变的心思表达出来。皇上英明果断，必相信您的话而诛杀刘瑾。只要除掉刘瑾，皇上一定会更加信任与重用您，届时您就可将刘瑾的弊政全部纠正过来，从而安定天下！”
张永说：“此事万一不成功怎么办？”
杨一清说：“若是别人向皇上进言，成功不成功难以预料；可您若开口，必定能够成功。假如陛下不信您的话，您就叩头据地而泣，表示愿死在他的面前，剖出心肝，以表明您说的全是实话。皇上必定为您感动，会有所表示。倘若一旦看到他有诛杀刘瑾的意思，要马上施行，不可片刻迟缓。而且，事前绝不可有半点泄露，否则立即将会大祸临头！”
张永闻罢，勃然而起，说：“老奴我怎敢爱惜余生，而不去报答陛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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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渤海沿岸诸盐场，转运使司治所设在沧县长芦镇，故得名。
[2]此处指春节。在我国历史上，自汉武帝起至中华民国成立为止，均把农历正月初一称为“元旦”。
[3]京城会试在每年春季举行，称为“春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