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四年大年初三，朝廷收到的第一个重要奏章，便与宁王朱宸濠有关。
南京十三道御史罗凤等，上疏指责说：“宁王自交通刘瑾，陈乞护卫，愈生骄恣。”请求皇帝下诏，对其约束。
此奏疏报入宫中，正德帝不予理睬。
三月，宁王朱宸濠上书，请求恢复他王府的护卫兵及屯田。
江西副使胡世宁，表达自己对宁王的担忧说：“顾江西患，非盗贼。宁府威日张，不逞之徒，群聚而导以非法，上下司承奉太过。”
对于胡世宁的话，正德帝也不予理睬。
四月，正德帝颁布诏书，同意恢复宁王的护卫兵及屯田。
六月，宁王奏请铸造护卫兵官员的印信58枚，皇帝照准。
八月，宁王奏请朝廷，要求允许他代为管教有关宗室人员，皇帝又同意。
许多朝廷大臣，都预感宁王有可能谋反，可又无可奈何。
此时，在南京担任鸿胪寺卿的王守仁，正热衷于与人论学，揭知行合一之旨；他没有料到，两年后自己会巡抚赣南，成为一枚对付宁王的重要棋子。
一五一九年夏天，宁王最终谋反。他虽蓄谋已久，但因屡遭朝臣算计，爆发力并不是很强。正德帝初知宁王造反的消息，不是惊恐，而是极为振奋，他计划亲自督师南下，与宁王决战。可当他的御驾刚刚出京，就收到了王守仁擒获宁王的捷报。皇帝失望之余，藏匿捷报，改南征为南巡，继续南下。
皇帝的任性，注定会给王守仁带去麻烦。
1. 龙场驿悟道
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一四七二年出生在浙江绍兴府余杭县，父亲王华，是成化朝的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
据说王守仁天生与众不同，他在娘胎里十四个月而不肯出来，降生前，他的祖母岑氏睡梦中隐约闻鼓乐之声，见一天神抱赤子乘云而降，他的祖父王伦认为吉祥，为他取名为“云”，称他出生的那栋小楼为“瑞云楼”。
王守仁5岁仍不会说话，但能默记祖父所读过的书。传说有一高僧过其家，仔细打量他一番，摸着他的头道：“好个孩儿，可惜道破。”意思是给这孩子取名为“云”，是道破了天机。祖父认为有道理，遂根据《论语·卫灵公》所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为他改名为“守仁”，他随后开口说话。
王华在翰林院工作，很少回家。一四八二年，11岁的王守仁离开家乡，入京跟随父亲读书。
有一次，王守仁问塾师：“世上什么是第一等重要的事？”塾师不假思索地回答：“自然是读书登第了。”王守仁不以为然，说：“我看登第恐未必是第一等要事，最重要者，应是读书成圣贤吧！”
一四八五年，副都御史余子俊主持修筑宣府、大同的长城，征用民夫近十万人，边境地区热闹非凡。第二年春天，15岁的王守仁趁着边禁稍弛，以到居庸关、山海关附近访问客人为名，跟随人群混出关塞，浏览考察山川险要，对筹边之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自此，他开始读兵书，习骑射，练就了一身好箭法。
那时，他慨然有立功疆场之志，还因此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拜谒伏波将军马援的庙宇，且题下梦中绝句一首：“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灭。”[1]
一四九二年秋，王守仁参加浙江乡试，中为举人。他心情极爽，来到北京，潜心研读朱熹的著作，准备应对明年京城的大考。
《大学》中有一段话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朱熹对这段话极为推崇，认为“格物穷理”是修身与为学的最基本功夫，所谓“众物必有表里粗精，一草一木，皆涵至理”。
王守仁非常信服朱熹，与同伴们想实践一下，便对着一片竹林苦格，希望能从竹子中格出“至理”。可一连七天，他们什么也没有格到，反都累出一场大病。王守仁失望，暗想：也许圣贤各有定分，非每个人都能格物得来；我还是去写诗、做文章，随俗就世罢了。
一四九三年春闱放榜，王守仁落第。他父亲的同事李东阳与其开玩笑道：“你此次虽未中状元，下次科举必定会中，试着为下一次科举作个状元赋吧。”王守仁也不客气，下笔立成。在场的人有的夸耀，有的则私下议论：这个年轻人如状元及第，必目中无人。
王守仁回到余杭故乡，组织诗社，热心辞章，出入佛老。
一四九六年春，王守仁第二次参加京城会试，再次落榜。这次他没有回故乡，而是寓居京师，一面苦研兵书战策，一面准备下次科考。此间，他被朱熹《上宋光宗疏》中的一句话打动：“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他由此醒悟，自己读书虽博，却少了“循序致精”的功夫。他调整读书的方法，果然大有收获。
但同时，他对朱熹的“格物穷理”之说，又有了新的疑惑：若以方寸之心，去穷格天下万事万物之理，怎能穷得尽？
一四九九年，王守仁第三次参加会试，得中进士，踏入仕途，当年28岁。
朝廷给他派的第一份差事，是让他去料理威宁伯王越的葬礼；第二份差事，是授他刑部主事。
衙门的生活繁忙而枯燥无味，让王守仁甚是苦闷。没多久，他奉命去南直隶审理案件，顺路游历九华山，寻佛访道。他听说道士蔡蓬头修炼有术，带着几个随从前去寻访。当在前厅对蔡蓬头询话时，蔡蓬头笑而不答，只说时机未到。王守仁屏退随从，到后厅拜问，蔡蓬头仍说时机未到。王守仁再三恳请，他才说，你礼数虽重，可官气未丢啊。
他又听说当地的地藏洞中有位异人，坐卧岩洞的松毛之中，不食人间烟火，便沿着险峻的山路，只身前去寻访。到洞中时，异人正在熟睡，他便在旁静候，直到异人醒来才搭话交谈。
这些世外之人，并没有给王守仁解决苦闷的方剂，他不久得了肺病，只得请假回乡休养。
一五〇二年，王守仁在绍兴四明山筑阳明洞，静坐学习导引之术。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他忽然得出结论：佛道虽好，却是要人割断亲情，舍弃妻儿老小，一人遗世入山；大丈夫应济世救时，何能如此自私？
他想通了这一层，也就找到了人生的目标——济世救民，发扬儒学，立志成为圣人。
一五〇四年，王守仁回京复职，改授兵部主事。这期间他开始收授门徒，利用业余时间讲授私学。
正德天子朱厚照登基后，王守仁因激烈反对刘瑾用事，被杖打四十，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且令他立即上路。
王守仁想先回家乡看看，可走到半路，却发现后面有刘瑾的人尾随，便施了个机灵，在钱塘江边脱下鞋子，掷一斗笠于水上，制造投江自杀假象，成功逃遁。他打算搭乘商船去舟山，可路遇飓风，漂流到了福建。逃上岸后，已是夜间，他循山径奔数十里，歇宿于一处野庙，差点成为老虎的食物。
经此磨难，王守仁心灰意冷，想就此遁入山林，不再过问世事；但又怕刘瑾以此为由诬陷迫害他年迈的父亲，所以只好咬咬牙，下定决心去贵州龙场驿上班。
王守仁翻过武夷山，回到浙江故乡，看过家人之后，带着几个仆人，匆匆向着贵州赶去。
一五〇八年，王守仁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了万山丛中的龙场驿（在今贵州修文县）。这是个废弃的驿站，仅有他这一名驿丞，房舍早已破败，到处荒草从生，虫蛇狐狸横行。
初到之时，王守仁没有合适的住所，只得扎草棚栖身。而且此处异常寂寞，平日能够见到的人，除语言难通的苗獠土著之外，只有一些亡命之徒。
有一次，他远远望见一个老吏，带着儿子、仆人经过，便想过去与他们交谈，探听一下外面的消息，可等他赶过去时，他们爷仨已经离开。过后不久，有人来对他说，那个老吏与他的儿子、仆人，全部死在了一个山坡下。王守仁大为感伤，带着仆人前去将他们埋葬，并写下一篇文章，记述当时的悲情。
为解决吃住问题，王守仁带着仆人采挖野菜，种植粮食，并学着当地土著的办法，凿一石洞入住，名之为“阳明小洞天”。
他胸中郁闷，百无聊赖，常整日端坐，冥思静想，一则揣摩一些学问上的事，二则他总是禁不住反复回想那场惨烈的反对刘瑾等八虎的政治斗争。
那场斗争为王守仁亲历，且险些给他带来杀身之祸，让他刻骨铭心。他初时恨透了宫廷中的那些阉党，认定天下的坏事都与他们有关。可经过长时间的静思之后，他又觉得不尽如此——宫廷中的太监未必全是丧心病狂者。仔细回想起来，太监李荣等人的表现就可圈可点，王岳甚至直接与内阁结盟；再往前想，成化朝的太监张敏，弘治朝的太监怀恩，都算得上有节有义的人物。
若客观分析那场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皇上朱厚照太昏庸，也不是因为刘瑾等八虎太强大，而是因为刘健、谢迁等大臣太极端、太过分，一定坚持要取八虎的性命。假如当时答应皇上，将刘瑾等人贬到南京闲居，现在的朝政或仍能延续弘治朝的良好局面，刘健、谢迁、韩文等一干名臣也不必退休，自己也不会九死一生，来龙场驿受罪。
再进一步想，刘瑾等八虎太监，难道个个都是坏蛋人渣吗？高凤素有贤名，魏彬老实懦弱，张永正直刚强，即便将这些人放进士大夫堆里，也不能算差。况且，先帝朱祐樘能选中他们陪伴太子，太子能对他们感情深厚，倚若兄长，足说明他们本质并不奸邪；否则，难道号称贤明的弘治帝看走了眼？难道自幼聪慧的当今皇上其实呆傻？
想到这一层，王守仁有些释然，同时也隐隐感到不安。
有一段时间，那几个与王守仁相依为命的仆人，一个个病倒，王守仁不得不亲自劈柴烧饭照顾他们，而且怕他们过于忧愁，还不断唱歌讲笑话，逗他们开心。
此时，有个问题不断浮上他的心头：假如圣人处于此情此景，又能怎样？再换下思考角度，假如有圣人被迫阉割，进入宫廷，侍候在皇上身边，他又会怎样？
这些现实问题，与王守仁学问上的困惑，纠缠在一起，让他心绪烦乱。
一天半夜，王守仁突然大悟，心中澄明亮堂起来，他不觉欢呼着跃起，惊得仆人们莫名其妙。他随即默记五经之内容，验证自己的道理，发现莫不吻合。
那么，王守仁悟到了什么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外格物求理，完全错误。
这等于说王守仁放弃了对朱熹的信仰，完全转到了陆九渊心学的路数上。陆九渊是朱熹同时代的理学家，他主张“心即理”，所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陆九渊与朱熹在鹅湖曾有过正面辩论，他们都同意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及“人性本善”的原则，从学问的本源上属于一家；但在教人达到“善”的方法与途径上，两人却有着重大分歧。
朱熹认为“理”是最高的自然法则，它既支配人心，也支配着自然万物，人的心易被私欲蒙蔽，因而可通过格万物之理，拂去心头之尘埃，发明本心，以达到至善。
当然，朱熹所说的格物，并非如王守仁所解——以方寸之心，去格竹子等自然物。他所说的“格物”，含三方面的意义，一指格自然物理，二指读圣贤书，三指洞察世事人情。
朱熹认为，格自然物理与格人情世事，只有悟性极高的人能做，一般人的天分未必做得来；一般人格物，最为简便的方法，就是熟读圣贤书，由圣贤引导着去格物，自有事半功倍之效。
陆九渊则认为理在人心之中，可直接“内求”，不必借助外物帮助，读经书也不过是“六经皆我注脚”。他讥笑朱熹日积月累、博览泛观的格物方法过于支离繁琐，是舍本逐末，所以称自己直接格心的办法，为简易功夫。
王守仁早年格竹子，用的实际为陆九渊之法，而非朱熹之法。
王守仁在龙场驿，悟通的如果仅仅是陆九渊的心学，本不算了不起，他的独到之处，是在陆九渊的基础上，又往前大跨一步，对知与行这一命题，做出了创造性的阐释。
在朱熹那里，知与行是分开的，而且“论先后，知为先”。在朱熹看来，人对“理”知道得越多、理解得越深刻，行为也就越善；反之，也便越荒谬。
依此相推，便有这样一种结论：世人按照贤劣与聪愚，可划分成若干阶级，最高等级是先知先觉的圣贤，第二等级是读圣贤书的士大夫，第三等级是被动接受教化的广大农工兵，第四等级是没有机会接受教化的奴才贱民，第五个等级是周边不愿接受教化的蛮夷。
圣贤是至善之人，为全社会的导师；士大夫，或者说知识分子，是准至善之人，可以管理社会，通过言行与事功，教化其他社会成员；广大农工兵与贱民，属被管理、被教化者，没有资格参与国家的治理，而且他们假如离开知识者的教导，行为就会错乱。
宫廷太监尽管生活在宫廷，但他们属于奴才贱民类，心地险谬，假如他们染指朝政，便属逆行违理，错乱天道。
这一结论，基本符合明朝的现实。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明朝各社会阶层的形成，却与当今社会不同。王守仁的时代，阶层的划分主要以人的贤愚为依据。一个人不管出身奴婢家庭，还是出身官宦家庭，只要他资质聪慧，都有机会成为士大夫；相反，一个出身富豪之家的人，假如生性冥劣，他也最终算是愚夫贱民。
王守仁既然认同理可内求，不必凭借外物，那他便很容易陷入陆九渊的困境——许多人内省一生，可能也难做到“有知”；如此以来，倒还不如朱熹的格物读经实在。
那么，由此便产生出一个新的问题：假如一个人一生不知圣贤之道，难道他一生就没法践行圣贤之道吗？
王守仁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有知固然能行，而能行也能致知，所谓知行合一。通俗地说，一个人假如资质聪慧，熟读经书，他固然能行圣贤之道；而一个人假如资质不聪慧，或是没有机会读圣贤书，他也可以根据自心善性的引导，去践行圣贤之事。如此以来，不仅士大夫能成圣贤，一般的农夫兵卒、引车卖浆者，也有成圣贤的机会。
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理论，王守仁知道，它说出来就是火，说出来就会在政治上引起轩然大波。因此他初时小心翼翼，不轻易挑破。
巧合的是，王守仁龙场悟道后没几年，在遥远的欧洲，有个神学博士也在修道院的隐居塔上，完成了类似的悟道。此人宣称，与神直接沟通，不是天主教会的特权，每个普通的教徒都能做到。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此人写了《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德国维滕贝格教堂的大门上，以反对罗马教廷颁发赎罪券为名，公开反对教士阶层充当中介，垄断人与神沟通的权力。此人名叫马丁·路德，他发起的新教运动，不仅在欧洲掀起了知识上的革命，而且还引发了一系列宗教战争，为现代社会的出现，奠定了精神基础。
王守仁是个谨慎内敛的士大夫，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使他不能像路德那样毅然决然，所以他只是在龙场驿修建了一所书院，隐晦地传播他的感悟。
贵州提学副使席书闻王守仁讲学，便来向他请教朱熹与陆九渊学问的异同，王守仁不直接说破，只是用自己的体悟回答他。席书满腹疑虑而返，思考了一夜，第二天又来龙场，开始有所领悟；如此反复数次，他居然完全接受了王守仁的思想，慨然道：“圣贤之学，复见于今日。”
一五〇九年，席书在贵阳建立书院，请王守仁前去主持。在贵阳，王守仁开始谨慎地阐释他的知行合一理论。他的理论尽管有不少漏洞，而且还半遮半掩，但其主旨还是被一些人听了个明白，他的命运也随之出现了转机。
一五一〇年春天，朝廷一纸公文，将王守仁调任庐陵（今江西吉安市）知县。刘瑾大概喜欢王守仁那种各阶层平等不歧视太监的思想，所以有意奖赏他。
当年秋天，刘瑾败亡。王守仁奉诏回京晋见皇上，升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后几经升迁，调回北京，得任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
业余时间，王守仁继续收徒讲学，教人“省察克治”的功夫。他明白地告诉学员，修养即是狠斗内心的私念，“一眼看着，一耳听着”，不让它有丝毫蒙蔽心灵的机会。而且他还反对士人沉溺于训诂、考据之学，主张“事上磨练”。
此间，王守仁仍旧异常谨慎，不敢说透知行合一的真意。他后来自嘲那时仍有“乡愿”的气味——“以忠信廉洁取悦于君子，以同流合污得宠于小人”。他害怕自己一旦说破，将很难不得罪一班正人君子式的士大夫。
担任户部右侍郎的王琼，本与王守仁是老友，他要巴结宫中的宦官弄臣，心中尚惶惑，听了王守仁的理论，内心有了依据，非常欣喜，认为王守仁是个能武能文的奇才。
一五一二年冬天，朝廷调王守仁去南京担任太仆寺少卿。王守仁到南京后，决定不再装下去，开始渐渐显示出他的“狂者之心”。杨廷和、杨一清等朝中的正派大臣，开始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
一五一六年，江西的民变队伍再次遍地泛起，兵部尚书王琼极力推荐王守仁的才干，皇上任命王守仁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赣南。
王琼相信王守仁能彻底终结江西的叛乱，而不至于像前两次那样，野火刚烧尽，春风吹又生；另外，他还暗暗期许王守仁能在江西完成另一项重大功业。王琼的心术不是很正，可看事识人的功夫，却极为了得，他环顾域内，感到能够完成这两项工作者，除王守仁外，实在没有几人。
2. 江西的乱局
且说一五一三年春天，俞谏代替陈金讨伐江西复起的盗贼。
俞谏上任后，立即督率军队展开围剿。他首先针对的目标，是姚源峒系统的王浩八与胡浩三等。当年五月，他命令都指挥白弘、参将李隆及嘉兴府同知伍文定等，分路进击。
白弘驻在金马镇，遭叛军偷袭，被活捉而去；李隆直捣敌巢，斩杀一百七十余人，可在追击的过程中遭到伏击，也吃了败仗，部将江洪做了俘虏。唯有伍文定所部，连战连胜，斩杀汪十二，才稳住局面。
王浩八带着白弘等人质，撤到赣东的德兴县，向按察使王秩提出招抚请求。王秩答应他，可他又犹豫不决，向南逃到了广信府的贵溪县，占据裴源山，扎下大寨。
六月中旬，李鋐率领边军铁骑赶到，俞谏亲自与李鋐冒雨潜行，乘着夜色偷袭敌寨，一战而俘王浩八，擒杀叛军数千人。
王浩八的余党刘昌三等逃到玉山县（今江西上饶市玉山县），占据怀玉山上的寺庙，安营结寨。俞谏得到情报后，于八月上旬，调集广东、浙江、江西三省之兵，分四路邀击，斩俘七百余人，擒获刘昌三。
刘昌三的余众一千多人，又逃回老巢万年县姚源峒。万年县有许多人想发动叛乱，响应刘昌三，他们在衙门中设置眼线，掌握着官府的一举一动；但因害怕驻扎在余干县的边军李鋐部，迟迟不敢发动。
八月十六，边军都督李鋐背痈发作去世，这些人便在王垂七等人的率领下，公开叛变。他们焚烧官府衙门，杀害官吏，声势又起。
东乡县的民变首领艾茹七等，响应王垂七，率领两千部众进入万年县内。
俞谏想集中兵力进攻万年县，可又担忧活动在今皖南、浙北地区的胡浩三，怕他趁机在背后捣乱。恰好胡浩三部发生内讧，俞谏督兵进剿，将之擒获。
十月初，朝廷下诏督促俞谏进剿万年县的民变队伍。俞谏这时却遇到了困难，他统帅的浙江兵、江西兵、广东兵，大批开了小差，剩下的兵力严重不足。无奈之下，他只好将分守各要害城镇的边军集中起来，作为主力使用。
边军确实厉害，开进万年县后，很快便将民变队伍击溃，先后擒获了艾茹七、王垂七等人。叛军的余部数千人散入深山险谷，不敢再出来。
这时边军暴露出了两个弱点：一是自李鋐死后，他们日益骄横，地方官吏控制不了他们；二是他们是骑兵，不善步战，一旦敌人逃入险山密林，便束手无策。
十月底，赣西的新干县有伙人造反，头目名叫张元二。知县刘天锡与县丞朱公俶前去进剿，结果朱公俶接受造反者的贿赂弃兵而走，刘天赐被击伤，险些丧命。
十一月初五，俞谏令记功给事中黎奭上书，请求朝廷征调湘西永顺、保靖两州的苗蛮之兵，各三千人，入赣协助边军作战。兵部认为“苗兵、蛮兵反复无常，征调他们弊大于利；若非调不可，福建浦城县的民夫们骁勇，稍加训练也可使用。”
此时，江西境内成势力的民变队伍，主要剩下了三股，都集中在赣中地区，从西到东依次为：临江府新淦县（现称新干县）的张元二等，抚州府临川县的陈九等，建昌府醴源地区的徐九龄等。
一五一四年春天，俞谏首先进剿临川县的陈九，将之杀死。又移师新淦县，遣将深入大山之中，捣毁山寨，将张元二等擒获。
随即，俞谏会兵建昌县，准备聚剿张九龄。可张九龄属于水上流寇，往来于江河湖泊之上，听到大队官兵到来，迅速逃向湖广地区。俞谏赶紧堵截，迫使他们窜回老巢。本年夏天，各路官兵将他们包围，合击歼灭。
俞谏上奏朝廷，声称江西的盗贼再次被全部剿灭。皇上下诏提升他为右都御史，仍总制江西军事。
俞谏所谓剿灭贼寇有两个标准，一是擒杀了他们的首领，二是各地不再有大股的匪盗势力，起码没人再敢公然攻县掠府。
可是擒杀了首领，不等于灭了他们所有的党羽；灭了大股的盗匪，不等于灭了小股及零散的盗匪——实际上，他们散落在山林江湖及城镇乡间的余党，仍然成千上万，俞谏不过是扑灭了明火，遍地死灰中的暗火并没有得到肃清。
俞谏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不断采取措施，加强各重点地区的治安，试图慢慢清除隐藏的不安定因素。如此一来，许多好汉在赣北、赣中混得不痛快，便纷纷转到偏远山区啸聚，尤其是赣南的闽粤诸省交界地带，最为他们所爱。
俞谏也不愿意多事，只要好汉们不闹出太大动静，他也懒着劳师远剿；而且，他此时面临着一件极为艰难之事——南昌的宁王朱宸濠，开始逼他做一道选择题。
其实，宁王不仅逼着俞谏做选择题，他还逼着几乎所有江西的重要官员做选择题。
俞谏在都察院的同事王哲，巡视地方能明察秋毫。1513年九月巡视江西时，他不得已到宁王府吃酒宴，回署便暴病而死，有人怀疑他掌握了某些对宁王不利的资料，被宁王毒死。
一五一四年正月初一，南京十三道御史罗凤上奏揭发宁王朱宸濠，指责他上欺官、下害民，“伏望陛下谕令宁王改过自新，不得干涉当地衙门的事务；而且出示榜文告诉江西的百姓，凡被王府侵占田产房屋者，都可以通过诉讼要求退还。”
皇上对此没有答复。
本年三月，江西副使胡世宁上奏说，江西的祸患不在于盗贼，而在于宁王，他请求：“在都御史俞谏、任汉二人中选派一人，或另选公正忠诚的大臣，前来镇抚。敕令宁王只治理自己的封国，不要干扰其他部门的事务，以断绝祸乱的根源，消除意外之乱。”
这样直接了当的奏章下到兵部之后，让陆完大为不安。陆完连忙上疏，替宁王开脱，并建议说：“应把抚剿之事交俞谏办理。至于所言宁王违制扰民之事，可能是有人假托宁王的名义所为，应该让宁王约束属下之人。”在钱宁等人的影响下，皇上同意了陆完的意见。
朱宸濠听说胡世宁弹劾自己，极为愤怒，有一次在胡世宁的饭菜中下药，差点将胡世宁毒死。一招失手，朱宸濠并不甘心，便一边上书诬陷胡世宁挑拨离间，一边让钱宁等人相机除掉胡世宁。
本年夏初，宁王在钱宁、臧贤、陆完等人的帮助下，恢复了往日的护卫兵与屯田，但他仍不满足。六月初一，他上书给皇上，请求铸造护卫兵及相关镇抚司、千户所、百户所的官印，共计58枚。朝廷同意，命令悉数颁给。宁王大喜，随即暗中指使王府官吏刘吉等人，把江湖好汉杨清、李甫、王儒等一百多人招入王府，号称“把式”。
八月，宁王朱宸濠再次上书，称近来宗室人口日益繁衍，许多人骄横不法，请求“如果有人怙恶不悛，请允许臣代为逮捕惩治”。陆完等立即称赞宁王忠诚勤奋，上书附和，请求皇上答应宁王所奏，允许他惩治所有违法乱纪之人。皇上在钱宁等人的迷惑下，又点头同意。
一五一五年春天，宁王感到有必要显示一下能量，震慑朝臣与江西的地方官吏。布置妥当后，他暗示党徒右都御史李士实，联合不明真相的左都御史石玠等人，弹劾胡世宁“狂妄粗率，应当治罪”。随后，他亲自上书，指责胡世宁妖言惑众。
没多久，宫中传出圣旨，将胡世宁交给锦衣卫法办。
胡世宁此时已升为福建按察使，得到消息后，害怕遭到锦衣卫迫害，快速赶回北京，自投到都察院监狱。都察院监狱不敢接纳他，上奏说胡世宁这一行为是“畏避掩饰罪过”。宫中传出旨意，命令将胡世宁“交付锦衣卫镇抚司拷问”。
御史徐文华上奏疏论救，说：“胡世宁弹劾宁王，并不仅仅是为了朝廷，也是为了宁王着想，哪有妖言诽谤、离间宗亲的意思呢？宁王府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不仅胡世宁知道并为之感到痛心、担忧，朝廷内外的大臣们也都知道，同样感到痛心、担忧；只是人们多有顾忌，不敢明言，只有胡世宁忠心谋国罢了。”
他的论救奏疏递入宫中，没有引起皇上的注意。胡世宁在狱中三次上疏揭发宁王，为自己辩护，也毫无结果。直到一年后，杨一清找到钱宁，给他分析利害关系，胡世宁才被放出监狱，谪戍远方。
胡世宁与俞谏关系密切，宁王怀疑他的上书与俞谏有关，便指使御史张鏊山弹劾俞谏，想将他赶走。豹房传出旨意，要求廷推江西巡抚。大臣们明白这是准备让俞谏下课，所以故意推荐河南布政使孙燧。孙燧为人忠直，比俞谏还要讲原则。
一五一五年二月，朝廷正式召回俞谏。俞谏知道遭人暗算，索性请求退休，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孙燧接到巡抚江西的任命后，深知那里的官场凶险，心情异常沉重，叹息道：“当这个官是要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把妻儿打发回老家，仅带着两名僮仆前去赴任。
江西鄱阳湖的东岸是饶州府，饶州府也有个王爷，称为淮王。淮王一支出自永乐帝的孙辈，第一代淮王名叫朱瞻墺，封地在广东韶州府（今广东韶关市），正统年间迁移到饶州府，与鄱阳湖西岸的宁王隔水相望，王府驻地设在鄱阳县。
宁王朱宸濠垂涎淮王府沿湖广袤肥沃的田地，暗怀霸占之心。朱宸濠喜欢文墨琴棋，他听说现任淮王朱祐棨拥有一把祖传古琴，名为“天风环佩”，音色异常优美，很想得到，几次都没有成功。他心中气恼，便上书揭发淮王的过失，请求逮捕淮王府的属官。而且他不等朝廷批准，便私自将淮王府的长史庄典捕入狱中，活活打死。
皇上派官员前去调查，都按宁王的指控坐实，将淮王府的属官逮捕发配28人。淮王畏惧朱宸濠的势力，不敢上书为自己辩冤。
朱宸濠忙乎了一阵，却慨叹自己是瞎忙，因为他没能得到淮王在鄱阳湖畔的肥田，朝廷于这方面制度甚严。
朱宸濠觊觎皇位，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其中最大的一个，是他与当今天子朱厚照的血缘关系甚远，即便朱厚照暴毙或者最终没有子女，皇冠也不大可能落到他的头上，窝囊的淮王朱祐棨都比他离皇帝的位置近。
第二个难题是，朝廷对诸王防范严密，既不给大量的土地，也不给配备足够的护卫兵，且不允许诸王干涉王府以外的事。更糟的是，王府不能干涉地方事务，地方政府却可监督王府事务；而且，朝廷给王府配备的属官们，如长史之类，都需对朝廷负责，肩负着监督王府诸事的任务。
正是因为有这些客观条件与制度上的保证，皇上朱厚照对朱宸濠的种种反常举动，才不特别注意。
朱宸濠要得到不属于他的东西，他能用的手段只有三个：一是行贿，二是画饼，三是威吓。在这三个手段中，行贿是核心，离开了行贿，其他两个手段都谈不上。
行贿需要花钱，宁王府尽管富有，可要想喂饱一批朝廷大臣与宫廷宦官，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朱宸濠当年为了行贿刘瑾，已经把家底掏得差不多了，现在又要贿赂钱宁、臧贤、陆完等一拨权贵，钱从哪里来？这逼着他顾不上声名，采取了两个敛财措施，一是巧取豪夺周边的民田，二是充当某些山寨贼寇的保护伞，坐地分赃。而他这样做，等于火中取栗，江西的官吏都看在眼里，朝中的大臣也大致明白，自然引起了一些正直人士的不满与警惕。
为了防止有人弹劾自己，朱宸濠不得不更大规模地对权贵们贿赂，让他们严厉打击一切说他坏话者，且加紧迷惑皇上朱厚照。
然而，京师的某些权贵、江西的某些官员，以及王府的大部分属吏，他们尽管贪财，可更贪恋性命，假如他们明明看见朱宸濠想去水中捞月，是断不敢冒险支持他的。他们之所以成为朱宸濠的利益同盟者，是因为他们认为，宁王的目标完全有可能实现，这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皇上朱厚照贪玩，前期他曾把朝政交给刘瑾，乱了朝纲；现今又宠信钱宁等弄臣及宦官，热衷于军事游戏，举止乖张，不可捉摸，让很多人感到失望，对他失去了信心。
二是，在钱宁与陆完等人的操纵下，皇上几乎对宁王言听计从，群臣摸不清皇上对宁王的真实态度。许多大臣不敢用常规的标准衡量当今皇上，这个主儿常有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他某天突然主动亲近宁王，也不算离奇。
三是，皇上一直不能生育，继承人成了个难题。宁王尽管与现在的皇室关系较远，但毕竟也是朱氏宗亲，如果朝廷选择宁王的儿子当皇太子，也属于正常。
四是，囚徒效应作怪。朱宸濠大肆拉拢、行贿各级权贵，朝臣闹不准宁王在朝中的势力到底有多大，谁也分不清敌与友，所以都噤若寒蝉。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连首辅杨廷和也小心翼翼，不敢轻易在涉及宁王的问题上表态；像李梦阳这样的孤傲之人，也成了朱宸濠的座上宾。
朱宸濠的绝大多数支持者，包括钱宁、陆完、臧贤这类重量级的人物，开始时并不了解宁王的为人，他们初时帮助宁王谋求屯田与护卫兵，想得很简单——受人钱财，为人取利——认为纯粹是经济问题，根本没往深处想。
等到后来朱宸濠暗示他们，皇上没有子嗣，自己的儿子条件不错，可以作为候选人时，这些人才意识到了其政治意图。从宗室中选择皇太子问题非常敏感，搞不好具有极大的风险，但这同时又是一场极富诱惑性的赌局，一旦获胜，其收益自非常巨大。而且，许多人认为，只要宫内宫外配合好，成功的把握极大。
然而，任何赌局都有输掉得可能，将来万一输了怎么办？到时还能回头吗？钱宁、臧贤等人不敢想输了的事，他们只想着必须赢。陆完考虑比较多，所以有些胆怯。但总体而言，对于他们多数人，这似乎是一个暂时可以逃避思考的问题。
可朱宸濠本人没法逃避，对于他而言，只要在皇室立嗣的问题上失败，就只剩一条路可走——学着当年燕王朱棣的样子，起兵造反。这一点他非常清楚，并一直为之做着准备。
早在一五一五年春天，朱宸濠听说举人刘养正有才学，懂兵法，便将他请入府中，故意谈论宋太祖陈桥兵变之事，试探他的态度。刘养正对朝廷不满，便随声附和，夸赞朱宸濠有拨乱反正之才，两人从此密约待时而动。自那时起，宁王只要听到有人说朝廷的坏话便高兴，只要听到有人称赞朝廷便恼怒。假如钱宁、陆完等人知道这些，他们还有没有主动帮助宁王的勇气？就很难说了。公开造反，对绝多数人而言，绝非儿戏。
王琼与钱宁交往密切，他作为一个超然的旁观者，敏锐地意识到了朱宸濠的底牌，所以才把王守仁安排到赣南，以牵制宁王。
正当这时，一件事的发生让钱宁、陆完等人都陷入到慌乱之中。
3. 练兵南赣
一五一七年五月初，宁王府的典仪阎顺及宦官陈宣、刘良，看到朱宸濠有异动，非常惊惧，悄悄逃到京师，去宫中告发说：“宁王所亲信的典宝正涂钦，与退休都御史李士实、都指挥葛江等，图谋不轨，请朝廷派司法官员前去调查。”
钱宁、臧贤等知道后，大惊失色，决定立即平息此事。那时皇上正忙着准备潜出居庸关巡视边塞，钱宁等不知用什么手法，居然从宫中直接取出圣旨，将阎顺、陈宣、刘良逮捕，投入锦衣卫大狱。
没多久，朱宸濠呈上奏章，指控阎顺等三人出于私利，背义逃跑。钱宁便将这三人各打五十大板，发往南京孝陵卫种菜。
朱宸濠清洗王府中的亲朝廷分子，诛灭承奉周仪及其全家，并本着“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原则，秘密处死了数百人。巡抚孙燧获悉后大为惊讶，立即条列其事上奏，朱宸濠派人等在半道，将奏疏全部截获。
满朝文武战战兢兢，没人敢公开深究这些事。但是没人公开深究，不等于没人暗中关切，内阁出于忧虑，不动声色地又往江西布下了一枚棋子。
一个月后，山东按察佥事许逵接到调令，命他前往江西担任按察副使。许逵在山东平叛期间立有大功，以精明和知兵而著称，大臣们让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去江西，显然用意深刻。
许逵到达江西后，立即着手依法惩处宁王的党羽爪牙，他对巡抚孙燧分析说：“宁王敢为非作歹，主要恃靠权贵们的支持；权贵们之所以对他支持纵容，主要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宁王的厚礼；而宁王送礼用的金银财宝，则主要出自盗贼的奉献。现在我们只有彻底歼灭盗贼，才能截断宁王行贿的财源；只有截断他行贿的财源，宁王的党羽势力才会孤立。”
孙燧认为许逵言之有理，深表赞同。
实际上，自从阎顺等揭发朱宸濠图谋不轨以来，朱宸濠就隐约有一种感觉，钱财在京师的权贵们那里似乎已经不是很好使了，有些人开始与他刻意保持距离，这让他非常不安。
为此，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命令党羽招募江洋大盗凌十一、闵廿四等五百余人，藏匿在丁家山的寺庙之中，广泛接纳亡命之徒。他还派人秘密南去，厚结广西的狼兵，以及南赣、福建深山中的少数民族土著，计划让他们作为后援。另外，他还遣人去广东，大量收购制造盔甲用的皮帐及其他兵器，甚至还计划私买一批佛郎机的铳炮等火器。
钱宁知道自己趟进了浑水，极欲脱身，却没有良策。为了争取回旋的时间，防止朱宸濠狗急跳墙，他施出一计，筹划让朱宸濠的长子到太庙进香，制造其可以入继为皇太子的假象，以缓和紧张气氛。
为将假象做得逼真，他又说动皇上，用异色龙笺加金赐答。异色龙笺具有象征意义，一般在确定代理国政者时才可使用。而且，钱宁还将自家珍藏的玉带、彩帛等拿出来，让宁王府的人带回，诈称为皇上所赐。
朱宸濠大为惊喜，在家排起仪仗，接受各方人士的祝贺。他开始稍稍心安，觉得通过正常的途径也有希望篡国，所以按捺住急躁的情绪，将举旗反叛之事暂且搁置起来。外界弄不清事情的原委，认为皇上真有立朱宸濠的儿子为太子的意思，对朱宸濠更加畏惧，没人敢再公开招惹他。
孙燧与许逵也不敢公开招惹朱宸濠，但他们打着恢复治安的旗号，采取了五个制约他的措施：
其一，修筑加固进贤县、南康府（今江西星子县）及瑞州府（今江西高安市）的城池。此三地，分别是南昌的南邻、北邻与西邻。
其二，考虑到南昌西北方向的建昌县地处山区，盗贼众多，将之一分为二，新设安义县，以便加强治安管理。
其三，请求朝廷加强饶州府、抚州府的兵备。饶州府控鄱阳湖以东，抚州府控鄱阳湖以南。
其四，因北面的九江府地处要冲，请求加强当地兵备官员的权力，让其兼摄赣西北沿长江一线府县及湖广兴国州（今湖北阳新县）、通城县的防卫工作。
其五，为防止将来朱宸濠抢劫军械库，特借剿匪之名，将军械库的兵器，分别藏到远离南昌的地点。
朱宸濠察觉到孙、许二人谋取自己，便派党羽带着钱财入京，贿赂钱宁等人，让他们想办法罢免孙燧。随后，他又让人给孙燧送去四样礼品，分别是枣、梨、姜、芥，暗示孙燧早离开江西地界。孙燧知道其意，笑着推脱，不予接受。
钱宁得到朱宸濠的暗示后，却不肯积极出手相助——孙燧在江西的功夫做得越好，朱宸濠便越不敢轻举妄动，这符合他钱宁的利益。
此时的钱宁有深深的危机感，一方面他怕宁王造反将自己扯进去，一方面因为皇上热衷于巡视边塞，与江彬的关系更加亲昵，甚至一些武宦官，如御马监的张忠等，都开始争他的风头。
假如没有宁王之事，钱宁以其圆滑精明，可能会选择认可现实，甘愿仰江彬等人的鼻息，默默地品尝减宠的苦涩。可因为有宁王之事，他一旦失宠，后果可能不仅仅是失去部分权势那么简单，某些人会抓住他的把柄，将他置于死地，起码会让他在豹房混不下去。
为了自保，钱宁不得不放弃自己遵循多年不与江彬争宠的原则，开始想方设法算计江彬。钱宁在豹房势力深厚，且直接掌控着锦衣卫，又与东厂关系密切，所以江彬对他颇为忌惮，加紧鼓动皇上出巡，以便避开钱宁。
那时，锦衣卫与东厂势力极大，声威煊赫。卫厂的校卒到各衙门办事，常直接唤尚书为“老尊长”，尚书只能和颜悦色以礼相待。一五一七年七月的某日，天气炎热，东厂与锦衣卫的人员在三法司门前高声喧闹争吵，司务林华从大门出来，他们不肯回避停止；林华发怒，命人杖打他们，他们仍不服气。评事沈光大气不过，又下令将他们杖打，且将他们囚禁起来。
钱宁知道后，非常生气，立即上书说：“校卒是保护圣驾的人役，沈光大、林华二人却随便杖打羞辱他们。”皇上立即下诏，将沈、林两位官员逮捕，拟判重罪。三法司的长官求情，宫中才传出旨意，贬沈光大为平民，将林华调出京师。
锦衣卫的千户王注与一位著名的盲人歌唱家是朋友。有一次，盲人歌唱家的哥哥与人斗殴，吃了大亏，王注便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对方抓来拷打，致其死亡。苦主家人到刑部告状，刑部主事郑懋德下令逮捕王注，以待审问。钱宁与王注关系密切，便将王注藏在家中，拒不交出，同时暗示东厂揭发刑部官员的短私，将郑德懋等人牵连进锦衣卫大狱。刑部尚书张子麟知道事情的症结，找钱宁通融，郑德懋才没有被判罪，贬出京城了事。
不过，由于钱宁急于伸手捞权立威，手伸得过长，触动了别人的奶酪，慢慢引起了御马监太监张忠、东厂太监张锐的不满。张忠、张锐开始向江彬靠拢，疏远钱宁。
江彬、张忠、张锐等人，都受过宁王不少钱财，只是他们涉及此事较轻，负担没有钱宁沉重；尽管如此，他们开始时与钱宁一样，也不希望宁王出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