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二日中午时分，朱厚熜自大明门入城，祭告宗庙，朝见张太后，在奉天殿即皇帝位，颁布诏书，拟以明年为“嘉靖元年”。
在嘉靖帝没有到达京师之前，杨廷和总理朝政三十七天，大力革除正德朝的弊政，得罪了许多既得利益者，他们对杨廷和恨之入骨，以至于杨廷和外出办事，常有歹徒持刃尾随其后。新皇帝即位，听说此事，特下令拨军兵百人，给他充当护卫。
四月二十八日，嘉靖帝下令逮捕吏部尚书王琼。王琼怀疑自己被捕与杨廷和有关，便极力攻击杨廷和。嘉靖帝愈加鄙视他，将他交朝臣廷议定罪，群臣认为他犯“交结内侍”律，应判死刑。王琼极力为自己辩解，嘉靖帝减其死罪，将之发配绥德戍边。
五月初八，嘉靖帝发布诏书，给朱厚照上尊谥为毅皇帝，庙号武宗。二十一日，下令处死钱宁，将之押解到闹市分尸。钱宁的养子钱杰等十一人，全被斩首，妻妾发分给功臣家为奴。钱宁的幼子钱永安因年龄太小，朝廷开恩，得以免死。
本来，早在正德帝南巡回京时就想杀钱宁，后来经过调查，发现钱宁虽与朱宸濠关系密切，但并没有主动参与叛乱，所以一直没有处理他。假如正德帝多活几年，钱宁没准还能东山再起。
至于前吏部尚书陆完，也因为找不到他参与朱宸濠叛乱的直接证据，而判充军福建靖海卫，侥幸躲过了一死。
六月初八日，朝廷处死江彬、神周及李琮。据说当时京师久旱，斩杀江彬后即大雨瓢泼。江彬的另一些同党，如许泰、张忠等人，都减免死罪，发配边远。
哈密国的使臣写亦虎仙，因攀附钱宁、江彬，陷害彭泽等罪，与他的儿子、女婿全部伏诛。
火者亚三因犯通结番邦、图谋不轨之罪，也被一并处死。而且朝廷宣布，断绝与佛郎机国的一切来往，不准他们继续朝贡，意思是嫌葡萄牙人野蛮无礼，不屑将他们纳入文明世界的秩序之中。
这一年，豪气万丈的葡萄牙人，首次在东亚遇到了大麻烦，这些麻烦既来自于中国，也来自于他在欧洲的老对手西班牙。就在正德帝的遗诏正式颁布的约二十多天前，也就是公历一五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一支西班牙的舰队突然出现在了菲律宾群岛附近。
4. 地球原来真是圆的
一五一七年十月二十日，有个名叫费迪南·达·麦哲利约什的葡萄牙人，投奔西班牙，来到了塞维利亚。此人是个38岁的老单身汉，穷困潦倒，腿脚还有点瘸；但他怀揣一个至关重要的秘密，准备以此在西班牙换取建功立业的机会。
塞维利亚有名受人尊重的官员，名叫迪奥古·巴尔波查。此人也曾是葡萄牙公民，与麦哲利约什还有些亲戚关系，他曾跟随葡萄牙舰队到印度探过险，算是麦哲利约什的前辈。
巴尔波查与麦哲利约什一见如故，没多久，他竟然把女儿嫁了给麦哲利约什。
这个麦哲利约什其貌不扬，却非同一般，他就是后来那个被人们称为麦哲伦的航海家。
麦哲伦出生于葡萄牙北部波尔图的一个破落骑士家庭，与葡萄牙的王室有些血缘关系。在他10岁时，他的父亲将他送进王宫，充当王后的侍童。26岁那年，他跟随阿尔梅达远征印度，在第二年的一场战役中负伤，曾短暂返回葡萄牙本土治疗。
一五〇九年九月，麦哲伦所在的船队奉命远征马六甲，在与当地人的一场冲突中，他不仅表现冷静勇敢，而且还从敌兵的重围中，救出了好朋友弗朗西斯科·谢兰。
一五一一年七月，葡萄牙的舰队再次杀气腾腾来到马六甲城下时，麦哲伦已从水手变成了军官，据说不久还当上了船长。
葡萄牙征服马六甲之后，麦哲伦没有在那里久留，他辞别好友谢兰，买了个马来亚的奴隶，于一五一二年回到阔别的家乡。
回到葡萄牙后，麦哲伦既没有得到鲜花和荣誉，也没有得到物质的奖赏，他的职业是继续在宫廷中充当侍卫，工资标准据说为骑士中的最末一等，每月只有1000瑞斯。麦哲伦不满，经过不断申诉，身份才被提升一级，月俸为1850瑞斯。
一五一三年夏天，麦哲伦主动请缨，参加曼努埃尔国王组建的非洲远征军，去与摩洛哥人作战，希望能多立军功，改变自己的命运。在摩洛哥，麦哲伦遭遇厄运，不仅受伤成了瘸子，还受到上司的诬陷，差点蹲进监狱。
麦哲伦一怒之下返回里斯本，试图为自己申诉，但国王把他当逃兵对待，命令他必须立即回去。麦哲伦没法，只得乘船返回摩洛哥。他无心继续服役，便以身体负伤为由，从前线指挥官那里申请到一张退役证明，又重新回到了王宫的工作岗位上。
可是，国王自此对他产生了恶感，开始把他当成一个无用的残疾人看待。麦哲伦意识到自己这一生可能完了，但又极端不甘心，他认为自己所拥有的航海经验与知识，在葡萄牙乃至整个欧洲无人可比，他不想让自己的雄心与才干白白浪费。
有一天，麦哲伦来到国王跟前，毕恭毕敬地躬身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看在他多次为国负伤的份儿上，能否把他的月俸稍稍提高一些？二是，如果不能提高月俸，能否给他换份合适的工作？比如安排他去当一名远航的船长，三是，假如上述两个条件都不答应，可否允许他到其他国家寻找工作？
曼努埃尔国王的答复是：你可以到你愿意去的任何地方，我本人对此毫不在乎。
国王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卑微的小人物，内心其实有个宏大的计划——假如他的祖国冷酷地对待他，他便会为了自己的功业，将这个计划实施，而不惜损害葡萄牙的核心利益。
麦哲伦性情孤僻，不善与人交往，但他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鲁伊·法利罗，另一个就是弗朗西斯科·谢兰，他们都是极富才华的怪人。
鲁伊·法利罗是个天文学家，知识渊博，热衷于把星相学应用到航海事业上。他一直试图谋求王室天文学家的职位，却屡屡受到国王的冷落，因此牢骚满腹。
弗朗西斯科·谢兰留在东南亚，一直没有回葡萄牙，但他经常与麦哲伦通信。谢兰是最早到香料群岛冒险的葡萄牙船长之一，他在那里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即放弃征服者的角色，退隐于当地土著社会，当一个鲁滨逊式的人物。他做得非常彻底，从此不再离开巽他群岛，一直死在那里。他曾在给麦哲伦的信中自豪地宣称：“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新世界，比达·伽马发现的那个世界更富庶与辽阔。”
麦哲伦则在一封回信中告诉谢兰，他不久也要前去那里，“如果不经过葡萄牙的航线，就走新的道路。”
新的道路是什么道路？难道除走好望角、印度洋航线，从欧洲到马鲁古群岛还有新的海路可通？
麦哲伦坚信确实有，他根据自己在东南亚的见闻，及前人的一些航海资料推测，新大陆应该有一条海峡，能连接大西洋与另一片神秘的海洋（太平洋）；而经过那片神秘的海洋，必能到达香料群岛与中国，因为地球是圆的。
法利罗完全赞同麦哲伦的观点，而且他还根据星象学推算，马鲁古群岛应该不属于葡萄牙，因为它在教皇子午线的西班牙一边。
事实上，自哥伦布以来，欧洲的探险家们就一直在美洲忙碌，试图寻找一条连接两大洋的航线，可一直没有成功。据记载，确有一批葡萄牙探险家，曾沿着巴西的海岸向南探索，在南纬40度附近发现过一条海湾，他们沿着海湾航行了两昼夜，没有望到尽头，便被暴风雨赶了回去。他们推测，这条水道应该是一条神秘海峡的开端，它肯定沟通着两个大洋。
一五一五年，有个航海家制作了一个地球仪，在美洲的南端标出了这条错误的海峡。
麦哲伦大概见到了这些航海资料，并对此坚信不疑。可事实上，南纬40度的那条水道，只是一条大河的入海口，根本不是海峡，它就是今天乌拉圭与阿根廷交界处的拉普拉塔河口。麦哲伦的这一错误认识，后来差点葬送了他的探险航海事业。
麦哲伦与法利罗掌握的这些知识与观点，对于葡萄牙而言是极其危险的，早在一五〇四年十一月，曼努埃尔国王便下令，严禁“把刚果河以南的任何航海资料泄露出去，以防外国人从葡萄牙的发现中捞到好处”，违者处以死刑。
香料群岛是葡萄牙在东方的宝库，在那里，葡萄牙人能用很小的代价，从土著手中换取胡椒、肉桂与丁香等食料，每磅花费的代价往往不值半个金币；而一旦运到欧洲，这些货物的价值立刻飙升到每磅80个金币，甚至更高。这等于用麻袋搂黄金，足以让人疯狂。
而麦哲伦来到西班牙，就是要证明他能不经过葡萄牙控制的航线，向西航行，也能到达马鲁古群岛，给西班牙创造染指香料货源的机会。这无疑相当于叛国。
经过与西班牙相关权势部门的接触，大概在一五一七年年底，麦哲伦见到了西班牙年轻的国王查理五世。为了打消国王的疑虑，他的同伴法利罗随身带着一个自制的地球仪，直观地向国王证明：香料群岛位于教皇子午线的西班牙一边，西班牙得到它，符合教皇划分的世界秩序。
国王与他的顾问们非常愉快，他们当中有几个人，对着法利罗的地球仪查看，想知道穿过美洲的那条神秘海峡的具体位置；可看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法利罗连忙解释说，他故意没有标出，以免泄露这一秘密。麦哲伦也趁机保证，他能带领船队从大西洋穿过美洲。
一五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正当北京城里的正德皇帝与群臣较劲，执拗地要去昌平谒拜祖陵，巡视东段长城之时，西班牙国王与麦哲伦、法利罗签订了一份协议，答应动用国库资金装备一支西班牙探险队，交由麦哲伦指挥。这支探险队由五艘船组成，备有两年用的粮食和给养，还配置了自卫用的大炮。在协议中，国王慷慨地表示：新发现土地上全部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归麦哲伦和法利罗所有；如果能找到六个以上岛屿的话，他们有权获得其中的两个。
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马上就知道了此事，大为震惊与懊悔，这对他是最坏不过的消息。他密令使用各种手段，扼杀麦哲伦出航的计划。葡萄牙的外交官、间谍闻风而动，不断给麦哲伦制造麻烦、搞破坏，但没能阻止麦哲伦于一五一九年九月二十日正式起航。
法利罗只是个理论航海家，缺乏实践经验，据说他自己观察星象，断定这次航行凶多吉少，他本人难以活着回来，所以没有跟随。
整个探险队共有265人，其中需要支付工资者为239人，最大的船“特立尼达”号排水量为110吨，是麦哲伦的旗舰，其余四艘船的船长皆为西班牙人。麦哲伦不顾西班牙人的反对，从葡萄牙偷偷招了30名船员，其中许多人是他的亲戚与朋友。
麦哲伦的船队在大西洋上航行了七十天，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抵达巴西的东海岸。
就在二十天前，西班牙的另一支陆上探险队，在费尔南多·科尔特斯的率领下，以六百余人的劣势，在中美洲征服了一个有着五百万人口的印第安帝国，并攻占了他们的首都墨西哥城。西班牙的霸业时代自此到来，墨西哥城后来成为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首府。
一五二〇年正月初十，西班牙船队南行到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海湾，麦哲伦根据航海图查看，此地正好位于南纬40度左右，他认为找到了传说中的那条神秘海峡。但是，经过认真地实地调查，他才沮丧地发现，那实际只是一条开阔的河道，即现今的拉普拉塔河入海口。
麦哲伦非常失望，他明白自己制定的整个环球航行计划并不可靠，法利罗原先的推测也都是错误。但他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因为假如他的同伴发现他向西班牙国王许诺的一切都无根据，他们将不再服从他的命令，甚至还会囚禁或杀死他。
麦哲伦命令船队继续向南航行，争取在南美的严寒冬季来临之前，找到那条他也不知道是否存在的神秘海峡；他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只能全力以赴去赌一把。
二月下旬，船队又驶近了一片辽阔的海湾（现在阿根廷的圣马蒂亚斯湾），麦哲伦很兴奋，但经过仔细考察，仍旧大失所望。
船队继续南行，天气越来越寒冷，船员们的不安情绪渐渐浓重。但麦哲伦没有退路，假如他命令转舵返回巴西，就等于公开承认失败，他这一生也便毁了；而只要坚持，他还能有一线希望——既然理论上地球是圆的，那么美洲大陆总会有尽头，有尽头就可能有海峡通道。
三月三十一日，在南纬49度附近，探险队于荒凉的岸边，发现一处封闭的海湾，麦哲伦见那里有淡水与鱼类，便命令船队驶进去，准备暂时停止向南探索，因为南美的冬季已经来临，越往前行，风浪将越大，天气也将越阴沉寒冷。那个地方就是现在阿根廷的圣胡利安港。
麦哲伦手下的船长们大为不满，他们提出两个要求：要么暂且向北返回巴西；要么向东航行，穿过大西洋，直奔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经葡萄牙人垄断的航线去东亚。麦哲伦坚决地拒绝了他们，反而命令立即节省食物与酒类，以备漫漫的严冬。
当天夜里，反对派哗变，他们夺取了三只船，并把大炮对准麦哲伦的旗舰，发出通牒，要求麦哲伦到他们的船上谈判。反对派的用意是要逼迫麦哲伦同意他们的主张：假如南美洲大陆向南一直与地球的极地相连，继续盲目前行，岂不等于送死？因此，必须返航。
麦哲伦有着丰富的应付危机经验，他决定迅速反击。当天，他使用计谋，杀死其中一条反叛船上的船长，夺回了那条船。随后，他占领有利地形，封锁港口，发射炮弹，威逼另两艘反叛的舰船投降。
另两艘反叛船上的士兵们屈服了，他们捆绑带头反叛的船长，答应顺从麦哲伦。麦哲伦宽恕了他们，但下令审判一名动手杀人的反叛船长，将之斩首示众。并且宣布，将另外两名反叛的主犯（其中一名是神职人员），驱逐出船队，将他们留在荒无人烟的海岸上。麦哲伦表面显示仁慈，分给这两人一些食物与酒类，但实际等于让他们慢慢孤寂至死。后来这两个欧洲贵族与文明社会彻底失去联系，有人推测他们可能成了食人部落的猎物。
五月中旬，麦哲伦不顾严寒，派遣75吨的“圣地亚哥”号舰船出港向南探路。该船出港不远，即遇上大风浪，触礁毁坏，好在船员们反应敏捷，才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只死了一名水手。
八月底，麦哲伦带领剩下的四艘船只，向南稍稍移动了一段距离，来到了今格兰德湾的圣克鲁斯河口，在那里一直停留到十月中旬。
此时，南半球的春天姗姗而来，麦哲伦决定开始行动，他为打消下属们的疑虑，宣布说，假如航行到南纬75度时仍然找不到海峡，那么就放弃前行，转头东奔非洲的好望角。
十月十八日，船队扬帆出发，经过三天航行，于二十一日，在南纬52度处发现了一个通向西方的海道。
为稳妥起见，麦哲伦把船队分为两拨，两艘船在前头探路，两艘船在后面接应。当夜一场大风暴不期而遇，风暴持续了两天时间，先头船队昏头昏脑地在峭壁岩石间航行，居然穿过了一条狭窄的海峡，驶进了一个比较宽阔的海湾。他们穿过海湾继续前行，又发现了一条长长的海峡。他们随即返航，把这一喜讯报告给麦哲伦。
麦哲伦带着另两艘船进入海峡，他们满怀信心地向前航行了数天，却始终没有看到出海口。没多久，他们不得不在一个海峡的分叉口处停住。这附近有三条水道，一条向东南，一条向西南，还一条向西北。
麦哲伦派出两艘船去探查东南与西南的两条水道，结果都进入了死胡同，其中有一艘船归队，另一艘船失散。
失散的那条船名为“圣安东尼奥”号，船员们因与船队失散大为沮丧，他们集体哗变，逮捕了亲麦哲伦的船长，决定独自返回西班牙。
麦哲伦不知该船已经逃跑，认为它沉没或失踪了，所以等了四天后，即带着剩余的三艘船向西北方向继续航行。
当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们终于到达海峡（此海峡全长550公里）的出口，一片神秘而浩瀚的大洋展现在了麦哲伦的眼前。
麦哲伦带领船队先是向北航行，不久又转向西北方向，进入到赤道无风地带。麦哲伦与他的同事们非常惬意，这里辽阔而风平浪静，他们因而称之为太平洋。然而，太平洋虽不见惊涛浊浪，可它的辽阔却超出了他们所有人的想象。
麦哲伦的船队从十二月一日起，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再也没有见到像样的陆地。他们没有新鲜的食物可吃，只能啃面包干；后来连面包干也没了，他们为了活命，开始吃木屑、牛皮和老鼠，喝发酵了的浑水。几乎所有的人都患上了坏血症，其中死了19个。
期间，他们发现了一些礁岛，但都荒无人烟。直至一五二一年三月六日，他们才发现了三个有人居住的小海岛（今属马里亚纳群岛）。船队在岛上与土著居民发生冲突，打死了他们的一些人，只好逃离。
船队又继续向西航行了上千公里，于三月十六日，他们发现了真正的陆地——属于东南亚的一些群岛，也就是后来的菲律宾群岛。麦哲伦压在心头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他已经用行动证明地球确实是圆的，欧洲人能经过大西洋，直接进入太平洋，而抵达东亚。
麦哲伦意识到香料群岛就在附近，而且中国可能也离此不远。他这次出来探险，不仅负有去马鲁古群岛的使命，还携带着西班牙国王写给中国皇帝的信件。尤其在宿务港，他们看到了真正的文明迹象——那里有各种来自中国的货物，包括精美的瓷器。
然而，麦哲伦注定不能完美完成自己的使命。当年四月二十一日，麦哲伦为了提高自己在当地的威信，插手土著内部的纠纷，在马克坦岛的一场冲突中，战死当场。
西班牙船队的到来，引起了葡萄牙人的高度紧张，他们立即在香料群岛加强戒备，准备打击西班牙船队。这期间，又有一艘西班牙船在菲律宾叛变逃跑，舰队只剩下了两艘船。
这两艘剩余的船，于当年十一月抵达香料群岛，廉价收购了大量货物。可是葡萄牙舰队却袭击了他们，将其中的一艘船俘获。剩余的那艘船叫“维多利亚”号，它奇迹般地躲过葡萄牙人的封锁，经过印度洋，绕地球一周，于一五二二年九月回到西班牙。
预料之中的是，葡萄牙与西班牙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焦点为：按照教皇子午线的界定，马鲁古群岛是在葡萄牙这边？还是在西班牙那边？
一五二四年，两国为了避免战争，决定各自派出代表进行谈判。谈判的代表人数每方为九人，分别是三名法律专家、三名天文学家和三名航海专家。会议在西班牙南部城市巴达霍斯举行，共谈了五十天，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西班牙失去了耐心，派出舰队挑战葡萄牙在马鲁古群岛的特权，但惨败而归。不久，西班牙因与法国交恶，发生了战争，国王不敢继续得罪葡萄牙，不得不主动让步，于一五二九年与之签订了一项合约：同意放弃对香料群岛的全部要求，接受在该群岛以东的15度处，划定两国的分界线；作为回报，葡萄牙同意支付给西班牙35万金币。
可是，尽管根据条约菲律宾属于葡萄牙一方，但西班牙并没有放弃对它的兴趣，并且最终征服了它。
当时，菲律宾群岛上的所有像样国家，基本都属明朝的藩国；可西班牙人在该群岛上的行动，却没有引起明朝的任何反应。
5. 逮捕葡萄牙使团
却说皮雷斯的使团被逐出北京后，他们极不情愿南下回国，一路上走走停停，打探各种情报，磨蹭了六个多月，直到公元1521年九月底，才到达广州。
进入广州城后，他们叫苦不迭。地方当局没有派人将他们安置在怀远驿，而是指控他们为间谍，直接把他们逮捕，全部投入监狱。原来，就在他们悠闲地走在回广州的路上时，葡萄牙武装商人在海边与官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本年四月，也就是正德皇帝去世后的一个月左右，广东当局接到丧讯，并得到指令，让葡萄牙人及其他非朝贡国的人，立即离境。而恰在这时，有五艘葡萄牙大帆船刚刚抵达屯门岛，他们借口尚未采购完货物，拒绝离开。
广东当局焦躁，随即调集舰船，对所有拒绝离开的外国船只强行驱离，期间击沉了他们的一艘船，逮捕了许多葡萄牙人与其他外国人。葡萄牙人不肯示弱，退守屯门岛，借助先前修筑的堡垒掩护，仍然拒绝离开。
六月，葡萄牙人得到至少两艘船的援助，信心更加坚定，摆出一副赖着不走，准备与官军一决雌雄的态势。
广东提刑按察使汪鋐，奉命巡视海疆，他命令葡萄牙人主动撤离屯门不要生事，却遭到强硬拒绝。汪鋐发怒，下令封锁屯门岛的港口，发兵强行驱逐，葡萄牙人凭借大船及岸上的防御工事，发炮抵抗，将官军击退。
汪鋐为弘治十五年的进士，精明强干，他见强攻困难，决定智取。
东莞县有个巡检，名叫何儒，不久前他在收取商税时，曾登上葡萄牙人的船只，结识了两个在船上服务的华人，一个叫杨三，一个叫戴明，此二人因为久与葡萄牙人打交道，对他们的虚实知道甚详。
王鋐让何儒秘密联络杨三等人，劝说他们为官府效力。何儒得令，让亲信扮作酒米商贩，混进屯门，找到杨三等，对他们晓以利害，许以重赏，招引他们上岸。一天夜里，何儒亲驾小船，驶近屯门，将杨三等人接到官府衙门。
杨三等人把屯门葡萄牙人的情况，详尽地汇报给了汪鋐。汪鋐对葡萄牙人炮铳的威力印象深刻，当他知道杨三等人通晓西洋的火药、炮铳及帆船制造技术时，非常感兴趣，命令他们带人予以仿造。
汪鋐在一封给朝廷的奏疏中，详细谈到葡萄牙人的海上优势，说：“其船用夹板，长十丈，宽三丈，两旁驾橹四十余枝，周围置铳三十余管，船底尖而面平，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驾，橹多而人众，虽无风可以疾走；各铳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曰：‘蜈蚣船’。其铳管用钢铸造，大者一千余斤，中者五百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铳一管，用提铳四把，大小量铳管以铁为之。铳弹内用铁，外用铅，大者八斤，其火药制法与中国异。其铳举放，远可去百余丈，木石犯之皆碎。”
广东水师一时缺乏可以对抗葡萄牙人的大船，也缺乏足够对抗葡萄牙大炮的火器——虽然朝廷的兵工厂本有制造铳炮的传统，在杨三等人的技术指导后，或许用不多久就能仿造出新型火器；可要真正形成强大的战力，恐怕短期内难以指望。
根据朝廷的旨意，此时的汪鋐面临两个选择：要么驱逐葡萄牙人，要么歼灭葡萄牙人。
假如选择驱逐，汪鋐的任务比较容易完成，他只需集结军力，从陆地上发动进攻即可。屯门是个半岛，据守的葡萄牙人不过数百，汪鋐动员数千卫所士卒，全面进攻，他们很难抵挡。只是那样以来，他们便会撤到船上，凭借其大船利炮，横行于沿海，官军将难以对付他们；而等到官军撤退，他们卷土重来，广东沿海将难有宁日。
朝廷的水师已多年不制造超级大船，假如为了对付葡萄牙人重新开工，劳民伤财不说，朝廷高层也未必同意。
汪鋐考虑再三，决定采取铲草除根的办法，将葡萄牙人连同他们依恃的舰船一起歼灭。汪鋐从传统的水战方法中找到了灵感，他利用私人关系，在当地乡绅的帮助下，秘密准备了两样武器，一是征用了一批小渔船，二是招募了一批精通水性的渔民。
八月底，汪鋐在征用的数十艘小船中实满干柴，浇上易燃的油脂，伪装成正常渔船，命人驾驶出海，悄悄运动到了屯门岛南边的海湾中。另外，他又准备了四五十艘战船，集结数千名官军，准备从水上与陆上同时发动强攻，一举拔掉葡萄牙人在屯门的据点。
大约九月初，海面上突然刮起了南风，汪鋐命令开始总攻。官军首先将数十艘小渔船点燃，让它们顺着风势，快速冲向葡萄牙人的船队。葡萄牙人大约共有八九条大船，一时躲闪不及，几艘船被大火引燃，陷入混乱之中。趁着港湾中烈焰冲天，烟雾弥漫，官军从海上与陆上同时进攻，葡萄牙人抵挡不住，纷纷逃到未燃烧的船上，企图夺路而逃。
官军的蛙人早已潜入海中，又将几艘葡萄牙舰船凿漏沉没。
西蒙·安德拉德率领残存的三艘舰船仓皇逃跑，在一处隐密的岛湾中躲藏了起来。此时南风正劲，他想逃回马六甲都难。
九月初三，官军尾随而至，迅速发动攻击；可西蒙·安德拉德命不当绝，此时风向忽转，强劲的北风吹来，葡萄牙人冲出包围圈，快速逃遁而去。
官兵将战俘、缴获的货物及铳炮武器等，全部运送到广州，战俘单独关押，货物全部没收。
皮雷斯的使团刚回广州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们对遭官府逮捕不服气，所以一方面抗议官府没收他们的货物，一方面要求与战俘们关押在一起，但广东当局根本不理会他们。
早在1521年四月，葡萄牙国王就任命梅勒·科迪尼奥为舰队司令兼中国城堡总指挥，让他按照在印度及马鲁古群岛的模式，到中国沿海修筑城堡、建立商站，开辟广州-印度-葡萄牙的贸易航线。
1522年夏天，科迪尼奥与他的船队到达苏门答腊岛，灭掉了其北部的巴赛国（《明史》记载为巴西国）。七月，他们来到马六甲城，在那里知道了葡萄牙与明朝关系彻底破裂的消息。
八月，科迪尼奥率领上千名（另一说为300名）水兵，分乘六艘大船，来到屯门水域。朝廷的水师紧急出来阻截，科迪尼奥一面力诫部下避免冲突，一面与水师官员交涉，声言自己奉国王之命，专为缔结和平、恢复通商贸易而来。
海巡官员不敢自做主张，派人请示上级。科迪尼奥命令下属船长梅勒与豪曼，各率一艘战船缓缓向前推进，请求前往广州，面见广东当局的领导人。这两艘船沿途进行抢掠，惊扰地方，当他们刚刚抵达珠江口时，负责海防的汪鋐拒绝他们靠岸，并传下命令，让备倭指挥柯荣等人，立即对葡萄牙人发动攻击。
葡萄牙的两艘战船见势不妙，慌忙后退，到达西草湾水域时，被官军追及。[4]
官军的水师围攻葡萄牙船只，登上船去，生擒梅勒、豪曼船长以下42人，斩首35级，其他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并救出了被他们掳掠的男女十人。
科迪尼奥连忙率领三艘大船前来救援，与官军水师激烈交战。此时官军的战船上已经装备了大量仿制的铳炮，射程及火力方面与葡萄牙的舰船不相上下。葡萄牙舰队开始时稍占优势，将官军的百户王应恩打死，但官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他们的反击也让葡萄牙人遭受了相应的损失。科迪尼奥怕被缠住，率部慌忙逃出圈外，在外海徘徊了数天，狼狈返回马六甲城。
屯门、西草湾海战，是葡萄牙人自达·伽马东进以来，遭遇的最大挫折，他们沮丧地意识到，中国的实力不可轻欺，而且中国的学习模仿能力也让他们感到绝望，他们赖以横行无忌的大船利炮，已在广东海域轻易丧失了优势。
自此之后，葡萄牙人不敢再公开骚扰中国，与中国的正式交往中断了三十年。
一五三〇年，朝廷在广东重新开放非贡品贸易市场，葡萄牙人被有意排除在外，因为他们没法满足朝廷开出的条件：撤出马六甲城，让其国王复国，以证明他们不是有意扰乱世界秩序的海盗。
皮雷斯与他的使团则成为了朝廷闭关政策的牺牲品。1523年秋天大决，朝廷将所有葡萄牙的战俘公开处死，人数据说有700人之多。[5]皮雷斯的使团不属于战俘，朝廷给他们开出条件，让他们写信转告葡萄牙国王及他们的印度总督，必须将马六甲城交还给它的合法国王，否则使团将被问罪，不予释放。
皮雷斯还被告知，他如果拒绝写信，他与他的使团成员将会被全部处死。皮雷斯屈服了，按照官府的意思写了一封信，但他根本不指望能得到回应，葡王怎会为了他们这几个人而放弃马六甲呢？这个号称东方通的狂傲药剂专家，第二年便在广东的监狱中绝望而逝。
皮雷斯使团有两名成员——维埃拉、卡尔渥——至少活到了公元1528年之后，他们不知用什么方法，竟然私自将信件传递了出去。他们在信中提供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情报，极力鼓动葡萄牙出兵征服广州，以把他们营救出去。
葡萄牙的东方当局却没那么疯狂，他们知道葡萄牙对中国基本不具备战争优势，他们引以为傲的大炮，在海战与攻城时能够发挥作用，但在陆上面对密集的机动骑兵却作用甚微。因为炮弹是实心的，不能爆炸，没有多大的杀伤力。以至于中国军队仿造出这种大炮后，在陆战中一般不愿使用它们。至于寄希望于与中国的叛乱分子联合，更是不靠谱，那些人虽然反抗官府；可一旦官府对他们招安，诱使他们戴罪立功，他们将会毫不犹豫地对葡萄牙人反戈一击，因为他们对番夷之人不需负任何道德责任。
葡萄牙的马六甲总督，小心翼翼地派出商人，在中国沿海从事一些间接的走私活动，极力避免冒犯朝廷。他们心里很清楚，葡萄牙需要中国，而中国也许永远都不需要葡萄牙。
一五五二年，为打破与中国的僵局，失去耐心的印度总督试探着再次向中国派出了一名使者，这名使者名叫迭戈·佩雷拉。不知什么具体原因，佩雷拉到达马六甲后，却没有继续前行，他的朋友弗朗西斯·沙勿略，独自来到广东海岸，徘徊了几个月，没有获准登陆，病死在上川岛。
有一名叫索萨的葡萄牙商人，此时也来到了广东沿海，他接过沙勿略的使命，与广东的海防官员——提刑按察副使汪柏——建立了联系。汪柏知道朝廷高层对葡萄牙人的态度已有所松动（嘉靖帝听信术士的话，对龙涎香产生了兴趣），所以开始默认葡萄牙商人上岸交易，但不准他们在岸上有落脚点；即便碰上风雨，他们不得已上岸晒晾货物，也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窝棚中。
尽管如此，汪柏在接受葡萄牙人的贿赂后，还是对他们在抽税上予以了关照——只按他们全部货物的一半征纳。不久，他们又在汪柏的照顾下，将贸易点东移到了条件更好一些的“浪白澳”。据说，常来那里进行交易的葡萄牙商人有四五百人之多。
一五五三年，葡萄牙人遇到了一次难得的机遇。本年，嘉靖帝正式晓谕户部，让他们购买龙涎香百斤。龙涎香是抹香鲸的分泌物，中国基本不产，但葡萄牙人的货品中有。
一些与葡萄牙人有生意往来的内地商户，闻风而动，趁机劝说广东当局对葡萄牙人放宽政策。葡萄牙人得到汪柏的暗示，故意借口商船漏水，浸湿了货物，而登上濠镜半岛（今澳门）进行晒晾。在那里，当局默许他们建造房屋，自我管理，但条件是他们万不可承认自己是“佛郎机人”。
澳门半岛东西长五六里，南北长二三里，东北部与陆地相接，南北两面各有一个水湾，可以停泊货船，是个比浪白澳更为理想的居留地。
数年后，葡萄牙的使节佩雷拉来到澳门。初时，他受到广东当局的友好接待，但当他提出想加入朝贡国名单时，当局向他反问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侵占马六甲国？什么时候将它交出来？
不过，尽管朝廷仍将葡萄牙列为二等番国，但鉴于他们这些年的友好表现，对他们在澳门的存在还是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态度——只收取他们每年500两银子的地皮租金。
后来广东当局为了两便，又专门修建城墙，将澳门隔成独立的单元。只是，当局故意没给澳门留出农地，明确的意图是，假如葡萄牙人故态复萌，不守法纪，那么只要切断食物供应，封锁海道，就能将他们困死。而葡萄牙人对此并不在意，他们不再像先辈那样骄狂，只想规矩地做点生意，所以只要有一个独立的落脚点，自我管理，也就心满意足了。
朝廷为照顾番夷商人，划出一块地盘让他们自治，本是正常事，一般连租金都不要。只是这葡萄牙人租借澳门，却成了问题，因为他们租借的时间太长（直到1999年）——等后来国家主权的概念兴起后，它便被看成了殖民地的象征。
葡萄牙人确实是殖民主义者，非洲人、印度人、东南亚人，都可以这样说他们，只是中国人这样说他们不合适。葡萄牙人在明代的中国，不仅没有多少殖民主义者气味，而且还颇受歧视。经过前期的不愉快之后，终明一代，朝廷都把葡萄牙人看成是顺从而嗜利的番夷，甚至还本着以夷制夷的原则，默许他们驱逐来广东沿海寻找商机的西班牙人、荷兰人。17世纪时，澳门的葡萄牙炮手一度应征入伍，帮助朝廷前去抵抗满洲八旗军队的进攻。
站在明朝人的角度看，葡萄牙人绕道半个地球，懵懂地来到中国做生意，并不算一件大事。但站在我们现代人的角度看，它却有着非同一般的重大意义——它是新兴欧洲与古老中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它是全球化海洋时代到来的标志，它是西方确立世界霸权的开始，它是资本主义开启的序幕，它是工业文明时代到来的先兆，它是中国屈辱的开始。
（完）
* * *
[1]两诗皆出于钱谦益编的《列朝诗集·乾集上》。
[2]江彬问吴杰之事，引自李洵著《正德皇上大传》，不知其原始出处。
[3]指春节。在我国历史上，自汉武帝起至中华民国成立为止，均把农历正月初一称为“元旦”。
[4]《明史》记载西草湾在广东新会县附近，疑其有误，应在新安县附近，其具体位置大概在屯门附近的今香港水域。
[5]数据来自广州《葡囚书简》，可能有些夸大。
鲁东观察使曰
一五一四年，今天的美国尚不存在，北美大陆是印第安人的乐园，基本处于蛮荒状态。
俄罗斯刚刚摆脱蒙古金帐汗国二百多年的统治，号称全罗斯大公的瓦西里三世，本年从立陶宛手中夺取了斯摩棱斯克，开始为建立一个统一的罗斯国家而努力。
法国那时已经算是个地区性强国，可是法王路易十二入侵意大利却遭遇失败。恰巧有位意大利作家，目睹了法国人在意大利的失败，此人写了本书，嘲笑法王，“凡是为了保持国外领土所必须干的事情，他都没干；而他所干的，恰恰都是反其道而行之”。这位作家名叫马基雅维利，他写的那本书便是《君主论》。
英国那时也已经算一个地区性强国，都铎王朝的第二任国王亨利八世在位，他任用《乌托邦》一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为助手，开始为一个奇异的时代奠基。
英国当时的人口虽然只有三百余万，不及西班牙的一半、法国的五分之一，但亨利八世却凭借英国的地理优势，敢于挑战西班牙与法国。他还公开跟教皇叫板，让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宣称：“在英国境内除了上帝，国王是最高权威。”他是欧洲第一个不承认神权高于世俗权力的国王。
本年，亨利八世给特里尼蒂公司颁发特许状，允许其专门经营航海业，并赋予他们征税、资助航海和设置灯塔的权力。
也是在本年，亨利八世为了谋求未来的海上霸权，开始着手筹建英国皇家海军。
那时，世界上真正称得上超级强国者，大致只有四个：两个在陆上，两个在海上。在陆上的超级强国是东亚的中国及中东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海上的超级强国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与葡萄牙。
此后二三百年间，欧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的海上霸权转移到了新兴的荷兰人与英国人手里，俄罗斯人则越过乌拉尔山脉一路东进，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了太平洋沿岸。而中国与奥斯曼帝国则基本未变，它们依然维持着陆上超级强国的威风与尊严。
在这个什么都进步的时代，假如不进步，便意味着后退。
到十九世纪时，随着欧洲工业技术与资本主义事业的高歌猛进，世界的力量集中到了欧洲，高傲的中国与奥斯曼帝国彻底衰落，英、法、德、俄等欧洲国家开始随意主宰世界秩序，奥斯曼帝国被肢解，最后只剩下了小亚细亚半岛上一片残余国土——土耳其；中国虽勉强保持着统一，却也屈辱地沦为了列强们的半殖民地。
现在我们回顾五百年前中国与葡萄牙人交往的那段历史，习惯性的态度是嘲笑明廷的傲慢自大与愚蠢无知。我们似乎认为，当时的明朝廷应当觉醒，去追随葡萄牙人开拓海外事业。殊不知，当时的中国农耕文明有着自身的存在与发展逻辑，它怎可能盲目脱离熟悉而可控的轨道，去狂热追寻未知而充满风险的事业？
诚然，一五一四年时的明朝已经开始走向衰败，假如没有欧洲人把新大陆的红薯、玉米等高产耐旱作物输传过来，它可能迫于人口压力，根本维持不到一六四四年。但是，在传统的历史逻辑中，兴衰并不可怕，它就像春夏秋冬交替循环一样自然，可以预计与接受。
况且，没有谁可以先知先觉，能够在那时就能预知欧洲未来的辉煌；即便当时的欧洲人，对历史潮流的大势，也是模模糊糊。历史的进程非人的理性所能预先安排设计，西方世界一路走到今天，他们也是因为某种机缘，被一股神秘的力量裹挟而行。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等人去海外冒险，主要的动机并非是为了追求西方未来的全球霸权，他们当时懵懵懂懂，只是想着顺应时势，到海外立功发财，改变自己的命运。
一五二〇年九月，奥斯曼帝国第十任国王苏莱曼一世继位，此人比嘉靖皇帝早一年执政，却同一年（公元一五六六年）去世，在位时间长达四十六年。
这个苏莱曼被人尊称为大帝，他于公元一五二一年攻占巴尔干半岛上的贝尔格莱德；五年后击溃匈牙利和捷克联军，占领匈牙利大部；一五二九年秋天越过多瑙河，兵临维也纳城下，整个欧洲为之震撼。
一五三四年，苏莱曼亲率大军进攻波斯，夺取了伊拉克地区。
一五三五年，苏莱曼与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结盟，对抗神圣罗马皇帝兼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并于一五三八年击败西班牙舰队，称雄地中海。
一五四一年，苏莱曼在陆上战败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迫使查理五世签下一份羞辱性的和约。和约规定：神圣罗马帝国必须每年向奥斯曼帝国缴一笔固定的费用，以换取和平。而且条约不称查理五世为“神圣罗马皇帝”，只称他为“西班牙国王”；苏莱曼不顾自己突厥人的身份，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罗马帝国合法继承人。
苏莱曼大帝无疑相当英明，而且他与他的助手们，肯定非常熟悉当时的欧洲世界。然而吊诡的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却与中国一样，几乎没有任何学习欧洲的意愿，直到十九世纪后期，他们才兴起类似于中国的“洋务运动”及变法图强运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法、俄等国要对其进行瓜分时，他们才真正觉醒，爆发革命，彻底学习西方。
明朝比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还要骄傲，且更具优越感；奥斯曼帝国都不肯主动学习西方，明朝岂会这样做？我们现在批评它愚昧无知，不能敏感地抓住机会早早实行现代化，实在是以事后诸葛亮的态度苛求祖先了。
所幸的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被迫无奈的情势下，经过凤凰涅槃式的痛苦挣扎，全面学习追赶西方一百余年，总算又王者归来，把国家的经济规模做到了世界第二，重新与美国、俄国、欧盟比肩为世界超级四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