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天夜里，狙击营向东北方向的沃洛奇斯卡边界地区进发。
天开始下着毛毛细雨，后来越下越大。公路上的白色灰尘渐渐地变成了银灰色的泥浆。泥浆扑哧扑哧地粘在士兵们的靴子上，溅到正走向死亡的军官们整洁的军服上。长长的指挥刀妨碍着他们的行军，黑黄两色绶带上色彩鲜艳的大绒球一直垂挂到他们的臀部，绒毛缠结在一起，浸透了雨水，还溅上了无数污泥斑点。破晓时分，部队到达目的地，与另外两个步兵团汇合在一起，组成了几条稀稀拉拉的队列。
等了整整两天，还没有看到一点儿战争的迹象。有时，他们听到远处，在他们的右侧方向传来了几颗流弹声。边界地区两支骑兵部队发生了小小的摩擦战。他们有时看见受伤的边界海关官员，偶尔也会看到个把丧命的边界宪兵。救护员把伤员和尸体抬走，从等候着的士兵旁边经过。战争似乎还不愿意开始，它还在迟疑着，仿佛暴风雨正在酝酿到来。
第三天，传来了撤退的命令。部队列队后撤。官兵们感到很失望。部队里谣传着这样一个消息，说是在往东边九英里的地方，整整一个龙骑兵团被歼灭了。据说哥萨克人已经侵入到了帝国的领土。奥地利人只得向西行军，满腔的怨愤无处宣泄。这是一场毫无准备的撤退。他们在公路的十字路口，在乡村和小城镇里到处都碰见乱糟糟的人群，各个兵种都有。
司令部发来了无数道命令。绝大多数命令是有关如何撤出乡村和城市的事，如何对待有亲俄思想的乌克兰人，如何对待神职人员，以及如何对待间谍，等等。
临时法庭匆忙在村里宣布草率的判决。密探提供了有关农民、东正教牧师、教师、摄影师和官员们的情报，这些情报的真实性无从核实，因为人们没有时间去核实真伪。部队必须尽快撤退，但对叛徒也得尽快惩处。
当救护车、辎重部队、野战炮兵、龙骑兵、骠骑兵和步兵冒着漫天的毛毛细雨，在浸透了雨水的公路上突然无助地聚集成一簇簇、一团团的时候，当急件使者策马来回飞驰的时候，当小城的居民在白色恐怖威胁之下，成群结队地背着红色和白色的羽毛床垫、灰袋子、褐色家具和蓝色煤油灯向西边逃命的时候，人们不断地听见从各个村庄的教堂前面的广场上传来的枪声，那是执法人员在匆忙地执行草率的判决。低沉而急促的鼓声为军事法官单调的宣判声伴奏，要被处决的女人们又哭又叫地倒在军官们沾满泥浆的皮靴前苦苦哀求。
茅屋、谷仓、马厩和草堆燃烧起来，喷吐出熊熊烈火。奥地利军队的战争是从军事法庭开始的。那些真的和被误判的叛徒被拖到教堂前面的广场上，吊在树上好几天，以吓唬活着的人。然而，这一带活着的人已经逃得远远的。树上的尸体被熊熊烈火包围着，树叶被烧得噼啪响。火势比血腥之秋那漫天的毛毛细雨要强烈得多。古老的树皮慢慢地烧焦了，银灰色的小火星在凹槽之间往上蹿。火苗像条条小虫吞噬着树叶，绿叶卷起，变成红的，再变成黑的，最后变成灰的，吊尸体的绳子被烧断了，尸体摔落地上，脸被烧焦了，躯体还是完好的。
有一天，部队在克鲁提尼村小憩，他们是下午到达那儿的，第二天日出之前他们得继续向西撤。这时，连绵不断的细雨停了。九月下旬的太阳将柔和的银色光芒洒向广阔的田野，田野里长着庄稼。这是新鲜面包啊！也许再也没有人能吃上它了。丝丝云彩在空中缓缓地飘拂。连乌鸦和公鸡也不叫了，它们被和平的假象所迷惑，也不再指望能找到腐肉。
军官们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换衣服。皮靴里灌满了水，脚肿了，膝盖僵硬，小腿肚酸胀，腰也不能弯。他们被安排在那些小茅舍留宿。他们从箱子里取出干衣服，到仅有的几口井边去洗把脸。
在这样一个清澈而寂静的夜晚，只有几只狗—有的是被遗忘的，有的是被遗弃的—散落在农家庭院里汪汪地吠叫，它们有的是因为饿，有的是出于害怕。少尉无法入睡，他走出寄宿的那间茅屋，沿着长长的乡间小路朝教堂尖塔方向走去。尖塔上那希腊式的双层十字架直指星斗。这座细木薄板盖顶的教堂立在一个小公墓的中央，周围尽是用木头钉成的歪歪扭扭的十字架，它们似乎在微弱的夜光下晃动。在敞开着的灰色公墓大门前面吊着三具尸体。吊在中间的是个有胡须的神父，左右两边各吊着一个农民，他们身着土黄上衣，僵硬的脚上穿的是粗麻鞋。神父身上的黑长袍一直拖到他的鞋子上。神父的脚时不时地被夜风吹得直晃动，肥大的长袍摩擦着神父的脚，宛如在敲一口哑钟，发不出一丝声响。
特罗塔少尉走到被吊者的身旁，看到他们那肿胀的脸。在这三个受害者的面孔中似乎可以见到他的某个士兵的面孔。这是军人们的面孔啊！他曾经每天和他们一起操练。神父那羽毛扇般伸展开的黑胡须使他想起了奥努弗里耶的胡须。少尉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就是这副模样。谁知道呢？也许奥努弗里耶就是这个被吊的神父的兄弟。
特罗塔少尉环顾四周，侧耳细听，听不见一丁点儿人的声音。田鼠在教堂的钟楼里呼呼地乱窜。被遗弃的狗在毫无人烟的农家小院里吠叫。少尉抽出佩剑，把吊死者的绞索一根一根地割断了，再把他们的尸体一个接一个地扛到肩上，统统送进了教堂公墓。
接着，他开始用光亮的剑在坟墓之间的小路径上掘土，一直掘到能够放进三具尸体为止。他把三具尸体都放了进去，用佩剑和剑鞘把泥土铲到他们身上，再用脚在那泥土上来回地踩踩，把土压实，然后画了个十字标记。自从他在摩拉维亚军校参加最后一次弥撒以来他再也没有画过十字。他本来还想念一段祷告文，但是，他的嘴唇虽然在动，可就是发不出声音来。不知哪里有几只鸟在啾啾鸣叫，田鼠在四处乱窜，狗在汪汪吠叫。
翌日清晨，日出之前，他们又出发了。灰蒙蒙的秋日晨雾笼罩着这个世界。但是不一会儿，太阳就从雾霭中探出头来，炽热得像盛夏的烈日一般。穿行在一个荒凉的沙土地带，他们感到口渴难忍。有时，他们似乎听见什么地方有潺潺的流水声。几个士兵朝着流水声方向跑去，可是很快又折返回来。这一带没有小溪、没有池塘，也没有水井。他们经过几个村落，村里的水井塞满了被枪杀者的尸体。有的尸体被吊在木头井架上，有的在井中间堆成一团。士兵们不再往深处看，立即折回去，继续行军。
口越来越渴。到了中午时分，他们听见了枪声，便赶紧卧倒在地。敌人一定是赶到他们前面去了。他们匍匐在地面上蜿蜒前进。不久，他们注意到路面变宽了，能看见一个荒凉的铁路站的灯光。铁轨就从那里延伸出去。狙击部队跑步前进，占领了这个站，这里安全。
他们分散开来隐蔽在铁路路基两侧几公里宽的地方。敌人—也许是一支飞速奔驰的哥萨克骑兵部队—很有可能就在路基的那一边。他们情绪低落、悄无声息地在铁路路基之间前行。
突然有个人喊道：“水！”
大家立刻看见了铁道路基脊背上的那口井，就在那个很小的信号值班室旁边。
“原地不动！”楚克劳尔少校命令道。
“原地不动！”军官们重复道。
但是那些口渴难忍的人，听不进去长官的命令。他们先是几个人，后来是成群结队地向斜坡上跑去。枪响了，那些人倒下了。铁道路基那边敌方的骑兵在朝口渴的士兵开枪，越来越多的口渴的人向那个死亡之井跑去。当二连二排的人跑到水井边时，那个绿色的斜坡上已经躺了十几具尸体。
“全排，停止前进！别动！”特罗塔少尉命令道。
他走出队伍，说：“我去给你们弄水！谁也不要动！在这里等着！拿桶来！”
人们从机枪连里拿了两只不漏水的亚麻布提桶递给他。他拿起两只桶，一手提一只，向斜坡上的那口水井跑去。子弹在他周围嗖嗖地响，有的击中他脚边的土壤，有的从他耳旁呼呼飞过，有的从他的大腿或从他的头顶上擦过去。他在井边弯下身子，并朝斜坡那边瞥了一眼，有两排哥萨克骑兵在瞄准射击，但他一点儿也不害怕。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被子弹打中。
他听到了那些尚未开火的子弹，也听到了《拉德茨基进行曲》开头几小节急骤的小鼓声乐曲。他觉得自己仿佛正站在父亲官邸的阳台上，军乐队在阳台下演奏。内希瓦尔正举起那根镶有银把手的乌檀木指挥棒。特罗塔少尉将第二只桶放入水井，他仿佛听见了乐队演奏出的那一段猛烈的击钹乐声。在这激昂的音乐声中，特罗塔把桶提起来，两只手各提一桶水，水满得向外溢。子弹在他周围呼啸着。
为了下坡，他先探出左脚，正要迈开右脚，头部还露在斜坡的平面线上。
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脑袋。他还朝前跨了一步，然后倒下了。两只桶晃了晃也翻倒在地上，水泼在他身上。热血从他的头部涌出来，流在斜坡冰凉的泥土上。斜坡下他所在的那个排的乌克兰农民出身的士兵齐声喊道：“愿耶稣基督保佑您！”
他想说一声：“愿你们永远健康，阿门！”这是他会讲的唯一的一句鲁提尼语。但是，他的嘴唇已经动不起来了。他的嘴张开着，牙齿正对着深秋蔚蓝色的天空。舌头慢慢地也变成了蓝色。他感到自己的身躯在渐渐地变冷。
他死了。
这是少尉卡尔·约瑟夫·冯·特罗塔男爵的结局。
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的结局如此普通，以至于不宜写进奥地利皇家国民中小学的教科书。特罗塔少尉死的时候，他的手不是握着武器，而是提着两只水桶。
楚克劳尔少校给地方官写了封信。老特罗塔将这封信看了好几遍，然后垂下了双手。信从他手里滑下去，轻轻地飘落到红地毯上。冯·特罗塔老爷没有取下夹鼻眼镜。他的头在颤抖，夹鼻眼镜的椭圆形镜片在不停地晃动，犹如一只透明的蝴蝶在老人的鼻梁上飞舞。两颗清澈透明的大泪珠同时从冯·特罗塔老爷的双眼里流出来，模糊了镜片，接着又流到他的胡须里。冯·特罗塔老爷整个身躯保持镇定，唯有他的头在摇晃，前后左右不停地晃动，夹鼻眼镜上的两块镜片也在不断地跳动。
地方官就这样在他的写字台前坐了不止一个小时。
过后，他站起身，以平常的步态走进他的住所。他从柜子里取出那套黑色西服、黑领带和黑绉纱服丧带。在父亲的葬礼上他曾将这些服丧带扎在帽子和手臂上。他换了衣服。换装的时候他没有照镜子。他的头一直在摇晃。虽然他试图控制住这不安的脑袋，但越控制，头就摇晃得越厉害。最后，地方长官干脆放弃克制，任它去摇晃。
他身穿黑色西服，臂戴黑纱，向希尔施维茨小姐的房间走去，站在门旁边说：
“我的儿子死了，尊敬的小姐！”
他迅速关上门，走进行政公署，然后从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个办公室，仅仅把摇晃着的头伸到门里去，到处宣告：
“我的儿子死了，某某先生！”
“我的儿子死了，某某先生！”
然后，他拿起帽子和手杖出了门。所有的人都向他问好，并惊异地看着他那摇摇晃晃的脑袋。地方官时不时地在某个人面前停下来，说：“我的儿子死了！”
对方大为吃惊，还没来得及对他说句哀悼的话，他就继续往前走，去找斯科罗内克大夫。斯科罗内克大夫穿着制服，他是个上校衔军医，上午在驻地医院，下午在咖啡馆。地方官进来时，他站起身，看到老人摇摇晃晃的脑袋和臂上的黑纱，全都明白了。他握住地方官的手，盯着他不停晃动的头和那副摇摇欲坠的夹鼻眼镜。
“我的儿子死了！”特罗塔老爷说道。
斯科罗内克久久地握住朋友的手，足足握了几分钟。两个人站着一动不动，手握着手。地方官坐了下来，斯科罗内克把棋盘搬到另一张桌子上。侍应生走过来时，地方官对他说：
“我的儿子死了！”
侍应生深深地鞠躬，递上一杯白兰地。
“再来一杯！”地方官说道。
他终于摘下夹鼻眼镜。他想起那封带来儿子噩耗的信还落在办公室的地毯上，便赶紧站起身，回地方官公署去。斯科罗内克大夫跟在他身后。冯·特罗塔老爷似乎没有注意到他。不过，当斯科罗内克大夫没有敲门就直接推门而入，站到办公室内时，他也没感到惊讶。
“信就在这里！”地方官说。
从那一夜开始，冯·特罗塔老爷经常失眠。他的头在枕头上不停地抖啊摇啊。有时，地方官梦见了儿子。特罗塔少尉就站在父亲面前，捧着装满水的军官帽，说：“喝吧，爸爸，你渴了！”
这个情景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他的梦中。渐渐地，地方官每天夜里都要呼唤儿子。有时候，他一晚上能梦见卡尔·约瑟夫好几次。于是，冯·特罗塔老爷每天都在盼望着天黑，盼望着上床，白天使他厌烦。当春天到来，白昼延长，他便在早晨设法把房间弄得暗一些，人为地延长夜晚的时间。他的头不停地颤抖，他本人和其他所有人对他这不停摇头的习惯也习以为常了。
冯·特罗塔老爷似乎并不怎么为战争烦心。他把报纸拿在手上，只不过是为了用它来遮掩他那不停地颤抖的脑袋。他和斯科罗内克之间从来不谈什么胜利与失败的话题。大多数时候，他们只下棋，一言不发。不过，偶尔，一个人会对另一个人说：“您还记得吗？两年前的那盘棋？那时，您也和今天一样心不在焉。”听上去，他们好像是在谈论几十年前的事情。
自从得到那个噩耗，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季节在按着它古老的亘古不变的规律在进行更替，但战争让人们变得迟钝，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变化，其中尤以地方官的感觉最为迟钝麻木。他的头还是不停地摇晃，就像一颗长在细茎上的硕大果实。
特罗塔少尉的尸体早就腐烂了或者被当初那个该死的铁道路基上空盘旋的乌鸦啄食了。但是，冯·特罗塔觉得自己仿佛是昨天才得到了这个噩耗似的。楚克劳尔少校的来信还揣在地方官的胸前口袋里。现在，楚克劳尔少校说不定也已经死了。地方官每天都要把信从口袋里掏出来读一遍。他一直小心地保存着那封信，犹如精心保护一座坟山一样，完好无损。
他的儿子死后又有成千上万的人相继死去，这与冯·特罗塔老爷有何相干呢？
他的上级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给他下达匆忙而混乱的命令和指示，这与他有何相干呢？
至于这个世界的毁灭—现在他对这一点比科伊尼基当初的预言看得还清楚—与他又有何相干呢？
他的儿子死了，他的仕途结束了，他的世界毁灭了。
尾声
现在唯一要讲的是地方官冯·特罗塔老爷的最后几天。
那些日子过得很快，仿佛转瞬即逝。
时间就像一条宽广匀速的河流，单调乏味、悄无声息地从他身边流过。来自总督府的各种不同寻常的决定和指示难得引起地方官的关注。反正他早就应该退休。他之所以仍然留在办公室仅仅是因为战争的需要。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是行尸走肉，而他先前的生命，真正的生命，似乎早就结束了。
在这些日子里，他觉得自己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匆匆地赶向坟墓。地方官好像变成了自己的墓碑一样，立在时光河流的岸边。冯·特罗塔老爷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和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如此相似。他有时甚至敢拿自己与皇帝相比。他想起了在美泉宫觐见皇帝时的情景。他是一个惨遭不幸的老人，在心里向弗兰茨·约瑟夫报告：“什么？当时如果有人把这事告诉我们就好了！告诉我们这两个老头……”
冯·特罗塔老爷寝不安眠，食不甘味。签署文件时，也不先仔细过目。有些下午他会比斯科罗内克大夫先到咖啡馆。这时，他便会随手抓起一份三天前的报纸，把那些早已熟悉的内容再读一遍；但是假如斯科罗内克大夫谈起最近的新闻时，他也只是点点头，就好像他早就知道这些新闻似的。
有一天，他收到了一位陌生人的来信，写信的人是施坦因霍夫精神病院的志愿者护士冯·陶希格太太。她在信中告诉冯·特罗塔老爷，科伊尼基伯爵几个月前从前线回来了，患了精神病。他常常提起地方官。在胡言乱语中，他一再声称，有重要的事情要对冯·特罗塔老爷说。倘若地方官打算来维也纳一趟，并愿意顺道来看望病人，那么也许会出乎意料地对病人的病情治疗有益，类似的病例以前也出现过。地方官向斯科罗内克大夫提起了这事，想听听他的意见。
“一切都是可能的！” 斯科罗内克大夫说，“假如你能忍受，可以忍受，我认为……”
冯·特罗塔老爷说：“我什么都能忍受。”
他决定立即动身。说不定那位病人知道少尉的某些重要的事情，说不定他要把卡尔·约瑟夫的某些遗物给自己。
冯·特罗塔老爷乘火车去了维也纳。人们把他领进了精神病院的军人住院部。
这是晚秋一个阴沉沉的日子，细雨蒙蒙。连日来，连绵的细雨不住地往这个世界飘洒下来。冯·特罗塔老爷坐在光洁明亮的走廊里，透过格栅的窗户看着那密密的细柔的雨丝，想着儿子的丧生之地—那个铁道路基的斜坡。现在它一定浸透了雨水，地方官思忖着，仿佛少尉是今天或是昨天才死的，尸体还是新鲜的。时间在煎熬中缓缓流逝。一个个带着疯子面容，拖着伤残四肢的人从他面前走过。尽管这是地方官第一次来精神病院，但他觉得精神错乱并不是什么很恐怖的东西。
只有死亡才是令人恐惧的，才是最糟糕的结局！可惜啊！冯·特罗塔老爷想，如果卡尔·约瑟夫只是疯了，而不是死了，那我一定可以帮助他恢复理智。即使我没有这个本事，我也可以每天来探望他嘛！即使他的手臂伤得很厉害，就像刚才被人们带过去的那位少尉一样，那也不要紧呀，毕竟他的手臂还在呀！我还是可以抚摸到一只受伤的手臂呀！我还可以看着那双迷离错乱的眼睛啊！重要的是那毕竟是我儿子的眼睛呀！即使儿子疯了，父亲也会感到幸运，感到欣慰啊！
冯·陶希格太太终于来了，一个护士，一个和其他护士没有什么两样的护士。他只是看着她的护士服。她的脸与他有何相干呢？
不过，她却打量了他很久，然后说道：“我认识您的儿子！”
这时，地方官才把目光移到她的脸上。
这是一张上了年纪但仍然漂亮的脸。护士帽使她变得年轻，因为善良和怜悯可以使人变得年轻，同情心也可以使人变得年轻。这是女人的天性之所在。她来自上流社会，冯·特罗塔老爷这样想。
“您认识我的儿子？”他问道，“有多久了？”
“那是在战前！” 冯·陶希格太太说。
而后，她挽着地方官的手臂，像平常领着病人那样，领着他沿着走廊走去，一边低声说：“我们曾经相爱过，我和卡尔·约瑟夫！”
地方官问：“请原谅，他干的那件蠢事是因为您吗？”
“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我吧！” 冯·陶希格太太说。
“哦，哦，”冯·特罗塔老爷说，“部分原因是为了您。”
这时他轻轻地捏了一下护士的臂膀，继续说道：“我真希望卡尔·约瑟夫还能为了您干点儿什么蠢事！”
“现在我们去看看病人吧！” 冯·陶希格太太说。
她觉得她的眼泪在不断地往上涌，但她不能哭。
科伊尼基坐在一间空荡荡的房子里，这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搬走了，因为他有时会发狂。他坐在一张四只脚都被钉死在地板上的安乐椅上。
地方官一进门，伯爵就站起来，向客人走去，并且对冯·陶希格太太说：“您出去，艾莉！我们要谈一件重要的事情！”
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门上有个窥视孔。科伊尼基走到门边，用自己的后背挡着那个窥视孔，说：
“欢迎您来到我家！”
科伊尼基的脑袋变得光秃秃的。那双微凸的蓝眼睛闪过一缕冰凉，仿佛他蜡黄、憔悴而又肿胀的脸上刮过一丝严寒。科伊尼基的右嘴角不时抽搐，仿佛想用右嘴角微笑，事实上，只有右嘴角还留着微笑的功能，其他部分已永远丧失了微笑的功能。
“您坐吧！”科伊尼基说，“我让人把您叫来是要告诉您一件很重要的事。您不要告诉其他任何人！除了您和我，谁也不知道：他老人家要驾崩了！”
“您怎么知道的？”冯·特罗塔老爷问。
一直把身子靠在门上的科伊尼基伸出一个指头对着天花板，然后又把它收回按在嘴唇上说：“上面的人透露的！”
说完就转过身去，打开门喊道：“艾莉护士！”
他对随叫随到的冯·陶希格太太说：“会见结束了！”
他鞠了个躬。冯·特罗塔老爷走了出去。他在冯·陶希格太太的陪同下，穿过长长的走廊，走下宽阔的楼梯。
“也许会有作用！”她说道。
冯·特罗塔老爷告别了冯·陶希格太太，坐车去看望铁道官员斯特兰斯基。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去看他。斯特兰斯基娶了个娘家姓科佩尔曼的女人。斯特兰斯基夫妇都在家。他们并没有立刻认出地方官。后来，他们向他表示了欢迎，但他感觉他们的神情既尴尬，又伤感，又冷淡。他们递给他咖啡和白兰地。
“卡尔·约瑟夫，”娘家姓科佩尔曼的斯特兰斯基太太说，“他刚当上少尉时，来过我们家！他是个可爱的小伙子！”
地方官理理自己的连鬓胡子，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斯特兰斯基夫妇的儿子回来了。他是个瘸子，模样挺难看。他的腿瘸得很厉害。卡尔·约瑟夫可不是个瘸子啊！地方官思忖着。
“听说他老人家要驾崩了！”铁道官员斯特兰斯基突然说道。
地方官听了这话，立刻站起身，走了。毕竟，他已经知道老人家要驾崩了。这是科伊尼基告诉他的。科伊尼基一向什么都知道。地方官坐车去了宫廷侍从室，找他的老朋友斯梅塔纳。
“他老人家要驾崩了！” 斯梅塔纳说。
“我想去美泉宫！”冯·特罗塔老爷说。
说完，他就坐车去了美泉宫。和施坦因霍夫精神病院一样，美泉宫笼罩在无边无际的毛毛细雨之中。冯·特罗塔老爷顺着花园的林荫道走上去。很久很久以前，为了儿子的事去秘密觐见皇帝时，他走的也是这条林荫大道。现在儿子死了，皇帝也要驾崩了。自从冯·特罗塔老爷得到这个噩耗以来，他第一次意识到儿子的死不是偶然的。皇帝不会比特罗塔家的人活得更久！地方官想。他也不能比他们活得更久！特罗塔家的人救过他的命，他不能比他们活得更久！
他站在外面，就站在那些下等仆人中间。美泉宫花园里的一个园丁，腰间系着半截绿围裙，手里拿着一把铁锹走过来。他向围观的人问道：“他现在怎么样？”
围观者—有森林管理员、马车夫、下级职员、门房以及和索尔费里诺英雄的父亲一样的退役军人—回答园丁说：“没有什么新消息！他要驾崩了！”
园丁走开了，他拿着那把铁锹到花圃里翻土去了，翻那永恒的土。
雨，下得很轻，很密，越来越密。冯·特罗塔老爷脱下帽子。周围的低级宫廷官员把他当成了和他们差不多的人，有的还把他当成了美泉宫邮局的邮递员。还有那么一两个人问地方官：“您认识他吗，您见过他老人家吗？”
“见过，”冯·特罗塔老爷回答说，“他还和我说过话。”
“现在他要驾崩了！”一个森林管理员说道。
这时，神父带着最庄严神圣的神情走进了皇帝的卧室。
弗兰茨·约瑟夫高烧三十九度三，御医刚刚量过他的体温。
“哦，哦，”他对神父说，“这就是所谓的死亡吧！”
他从软垫上坐起来。他听见窗外无休无止的雨声和路过窗前者不时踩踏石子路的沙沙声。皇帝一会儿觉得这些声音很遥远，一会儿又觉得这些声音很近。有时他还能辨认出窗外的蒙蒙细雨发出的簌簌声。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忘记了这是在下雨。
有几次他问御医：“为什么老是有这种嚓嚓的声音？”
他之所以说“嚓嚓”声，是因为他已经发不出“簌簌”这个音了，尽管这个词已经到了嘴边。不过，在他询问了“嚓嚓”声的来由之后，他相信他听到的实际上就是“嚓嚓”声。
雨在“嚓嚓”地下，走路人的脚步也在“嚓嚓”地响。皇帝越来越喜欢“嚓嚓”这个词，以及这个词所指的那种声音。再说，他问的是什么，已经没多大关系了，因为人们已经听不见他的声音。人们只是知道他的嘴唇在动而已。但是他相信他是在说话，即使声音小了点儿，大家还是能够听得见的。
这几天情况就是这样。有时，他感到极为惊讶，因为竟无人回答他的问题。不过，很快他又忘记了，既忘记了他提的问题，也忘记了对没人回答他问题所感到的惊讶。然后，他又一次沉湎于这个世界轻柔的“嚓嚓”声之中。他周围是活生生的世界，而他却只能躺在这里，等待着死亡的来临。他就像一个放弃了挣扎、在催眠曲中入睡的孩子。
他闭上了眼睛，可是过了一会儿，又把眼睛睁开，看到桌上那个朴素的银十字架和耀眼的蜡烛，它们在等待神父。这时，他明白神父就要来了。
他蠕动双唇，背诵着孩提时就学过的那些话：“我诚惶诚恐地忏悔我的罪恶……”
但是，这些话别人同样听不见。再说，他随即看见神父早已经在那儿了。
“我一定等了很久了！”他说。
过后，他便开始回顾他的罪恶。
“狂妄自大！”他突然想到，“我确实狂妄自大！”他说。
他忏悔自己一个接一个的罪恶，就是列在宗教手册上的那一些。
“我当皇帝的时间太长了！”他想着，不过他觉得这句话说得挺大声地。
“人都难逃一死，皇帝也不例外。”他同时觉得，在远离这里的某个地方，帝国的一部分疆域已经死去了。
“战争也是一个罪恶！”他大声地说。
但是神父听不清他的话。弗兰茨·约瑟夫又一次感到惊讶。每一天都有死难者的名单送上来。这场战争从1914年一直持续到现在。
“结束吧！”弗兰茨·约瑟夫说。
人们听不见他的声音。
“如果我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就死去了该多好啊！”他说。
人们听不见他的声音。
“也许我已经死了，也许我现在是作为一个死人在和活人说话，所以他听不见我说的话。”他这样想着。
想着，想着，他睡着了。
外面，在那些下等奴仆中，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儿子—冯·特罗塔老爷—手里抓着帽子站在绵绵的细雨中等待着。
美泉宫花园里的树发出阵阵叹息，雨轻轻地、耐心地、尽情地敲打着它们。夜幕降临了。跑来了许多打探消息的好奇者，把花园挤得满满的。雨在不停地下，打探消息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也走了一拨又一拨，来来去去，不断地更换。
冯·特罗塔老爷一直没有走。
已经深夜了，台阶都空了，人们纷纷回家睡觉。冯·特罗塔老爷将身子紧靠在大门上。有马车从他面前驶过。有时候，在他头顶上方，有人推开一个窗户，传出几声叫喊。有人打开大门，立即又把它关上。没有人看见他。细雨霏霏，连绵不绝，轻柔而静谧，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
钟，终于嗡嗡地响起。
地方官离去了。他走下平滑的台阶，沿着林荫道一直走到铁门前。这天夜里铁门一直敞开着。他向城里走去，这是一段很长的路程。他光着脑袋，帽子抓在手里，没有碰见任何人。他走得很慢很慢，如同走在一辆灵柩车后面。黎明时分，他回到了旅馆。
他坐车回到了家。地方官公署所在地W城也在下雨。冯·特罗塔老爷叫来了希尔施维茨小姐，对她说：“我要去睡觉，尊敬的小姐！我很累！”
他居然破天荒地在大白天躺到床上去睡觉。
他睡不着，于是派人把斯科罗内克大夫叫来了。
“亲爱的斯科罗内克大夫，”他说，“请您叫人把那只金丝雀给我取来，好吗？”
不一会儿，有人从已故的亚克斯的小屋里取来了那只金丝雀。
“请您给它一块糖吃！”地方官说。
于是金丝雀得到了一块糖。
“一只可爱的小鸟！”地方官说。
斯科罗内克大夫附和着说：“一只可爱的小鸟！”
“它会活得比我们长久！”特罗塔说，“感谢上帝！”
过了一会儿，地方官说：“请您去叫神父来！不过，您得回来！”
斯科罗内克大夫叫人去请神父来，然后又返回来。冯·特罗塔老爷很安静地躺在床垫上，眼睛半闭着。他说：“劳驾，亲爱的朋友！您能把那幅画像给我吗？”
斯科罗内克大夫走进书房，爬上椅子，取下了那幅索尔费里诺英雄的画像。当他双手捧着那幅画像回来时，冯·特罗塔再也看不见它了。雨轻轻地敲打着窗户。
斯科罗内克大夫把索尔费里诺英雄的肖像放在膝盖上等候着。几分钟之后，他站起来，抓住冯·特罗塔老爷的手，俯下身去贴着地方官的胸脯听听，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合上了死者的眼睛。
这一天，人们把皇帝葬入了卡普齐纳教堂的地下皇家墓穴。三天之后，冯·特罗塔老爷的尸体也被埋入了坟墓。
W城的市长致悼词。他的悼词—和那个时代的一切演讲词一样—也是从战争开始谈起的。市长接下去说，地方官把自己唯一的儿子献给了皇帝。尽管如此，他坚强挺立，仍然坚持工作。
在致悼词时，不知疲倦的雨水不停地敲打所有聚集坟墓周围的人。雨点落在周围的灌木、花环和鲜花上，发出沙沙的、簌簌的声音。穿着战时后备军上校军医的制服，斯科罗内克大夫觉得很不习惯。他努力摆出军人肃立的姿态，尽管他认为这种姿态不标准。他是平民，归根结底，死者毕竟不是司令部的医生！斯科罗内克大夫思忖着。
过了一会儿，他和其他几个人首先走到墓前。他没有去接掘墓人递给他的铁锹，而是弯下身子，抓起一把潮湿的泥土，用左手把它捏碎，再用右手把碎泥屑撒在棺材上。接着，他便退回原地。他突然想起，现在是下午，下棋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现在没有人陪他下棋了，但他还是决定去咖啡馆。
他们离开墓地时，市长邀请他上车。斯科罗内克大夫上了车。
“我本来还想提一句，”市长说，“冯·特罗塔老爷不会比皇帝活得更久。您不信，大夫先生？”
“我不知道，”斯科罗内克大夫回答说，“我相信，他们俩都不可能比奥地利活的时间长久。”
到了咖啡馆门前，斯科罗内克大夫下了车。和往常一样，他走到过去常坐的那张桌子前。棋盘仍然搁在桌子上，好像还在等待着地方官，好像地方官还没有死。侍应生过来想把棋盘撤走。斯科罗内克大夫对他说：“放着吧！”
他独自对弈，一边下一边咕咕噜噜地不知说些什么，还不时地朝对面空着的椅子上看看，耳边回响着沙沙的秋雨声。雨点仍然在不知疲倦地敲打着玻璃窗。
a 卡克的英文为Cak，其发音与Crack（发出爆裂声）相似。——编者注
b 肖邦（1810 —1849）：波兰作曲家和钢琴家。——译者注
c 三角铁 ：打击乐器，是一根弯成三角形的细金属条，用金属槌敲打发音。——编者注
d 老人：即指索尔费里诺英雄。——编者注
译后记
翻译：一场穿越时空的爱恋
——《拉德茨基进行曲》
写点什么好呢？事实上，什么也写不出来。此时，我的脑海里被作者以及作品里的人物填得满满的，我的心里也充满了愉悦和满足，仿佛一个刚刚分娩的年轻母亲，而呱呱坠地的婴儿就是中译本的《拉德茨基进行曲》。
在翻译过程中，我恰似一个穿越时空的少女，深深地迷恋上了作者和作品里的人物。在家里，在单位，在路上，我常常如醉如痴，自己却浑然不觉。如果有人问我：翻译是什么？我会脱口而出：翻译是一场穿越时空的爱恋。
作为一个译者来说，翻译工作是如此之复杂，有时甚至感觉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为什么一直坚持做翻译？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喜欢，纯粹的喜欢。《拉德茨基进行曲》作为一部文学名著，被誉为20世纪德语文学十佳作品之一。这是一部文学性和思想性极强的作品。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被作者所描写的异域风情深深吸引，被特罗塔家族的兴衰故事深深打动。这种心动的感觉使我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希望能将它译成中文，希望爱好文学的中文读者也能体会到它的文学魅力，希望在浩瀚如烟的文学翻译库中也能有它的一席之地。
在翻译的这场“恋爱”中，作者和译者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就充满了矛盾与悖论。《拉德茨基进行曲》像一个美丽的少女，全身发出诱人的光芒，召唤阅读，召唤翻译。我听从了她的召唤，对原文经过一番细读后便着手翻译。然而，这位美丽的少女一方面风情万种，一方面又矫情羞涩。她一面热情地召唤我的翻译，一面顽固地抵抗我的翻译。我深知无条件地“崇拜”和“服从”并不能掩盖我自身语言和文学能力的局限，并不能消解原作的抵抗。
翻译过程中可以用“勤能补拙”和 “金石为开”这两个成语来概括我翻译时的状态。在这一年多的日子里，我的生活重新穿越到学生时代的三点一线：学校、路上、家里。在家中的书房里，一个人，一张书桌，一台电脑，对着窗外一排高大浓密的梧桐树。我的思绪却穿越了高高的梧桐树进入到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奥匈帝国，踏上那片神奇的土地，体验帝国的风土人情，见证庞大帝国的行将没落，感受特罗塔家族四代人的悲欢离合。偶尔一只小鸟不经意地飞到书房的窗台，对着我欢快地鸣叫舞蹈，似乎是有意调节我高度紧张的劳作。简单地放松一下身心，便又开始在键盘上敲击。傍晚在湖边散步，仰看深蓝天空，一弯新月渐渐盈成满月一轮……月光如乳，夜色温柔，花香袭人。漫步林间小径，凝望蓝色夜空，有时看满天繁星仿佛一个个音符像要跌落人间，奏响起《拉德茨基进行曲》那雄浑的鼓声和清脆的铙钹声……
也有许多个夜半时分，偶尔从远处传来一两声“汪汪”的狗吠，像粗鲁的壮汉，打破了夜的沉寂……万籁俱寂夜如水，灯如红豆最相思。那一个个细如蝌蚪的英文字母，那方寸之间的英文段落似乎在我面前幻化成万仞高山，字典、资料、记忆库都无法帮助我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壁垒。在这难耐的时刻窗外月色朦胧，柔和的月光轻摸着树枝，也抚慰着我焦灼的心情。这时点点繁星就像一盏盏亮晶晶的迷你灯，又像一朵朵美丽的花儿，在我孤独的心房里绽放着。在这样静谧而美好的夜晚，翻译的无解也变成了一种甜蜜的折磨，我心甘情愿沦陷其中。
整个翻译过程中，我都过着这样一种双重生活：白天，在滚滚红尘中追逐世俗的幸福和快乐；晚上，在作者强烈的使命意识感召下，在痛苦和愉悦里熬灯夜战，辛勤笔耕。经历了一轮春夏秋冬，初稿终于完成。
反复研读着那些长长的欧式句子，时间久了，我的心像是掉进了冰窟。就在不甘和懊恼中，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认识了华中师大校友梅守福先生。人的情谊有时是如此奇妙，虽然是萍水相逢，但梅先生却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与我一起商讨译稿，斟词酌句，完善译文。如此循环反复，二十四万字的译稿终于大功告成，算是对自己和出版社以及所有一路陪我走来的朋友有个交代。
不管翻译的结果如何，我都会感谢自己对翻译的激情。翻译的爱与恨，翻译的苦与乐，翻译的欲望与抵抗，都是值得我品味的人生情怀。这就是翻译人的人生，无悔的人生！
曹英华
主要人物关系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