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利·库克警官带着我坐上了他的警用巡逻车，向南驶去。他开车时，一边手指轻轻拍打着方向盘，一边嚼着口香糖。我沉默地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有些局促不安，他的眼睛一会儿看向前方路面，一会儿看着仪表台上的车载电脑，电脑上显示着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警务代码。车子在海浪大道穿行时，我们看到了一群黑人小孩，他们在狭窄的人行道上打打闹闹，其中有一个个头很矮的小家伙，推着一辆自行车，穿着一件连帽衫，帽子拉得很低，遮住了眼睛。库克放慢了车速，突然按了一下警笛，示意小家伙把脸露出来。他的朋友们在一旁笑闹，他慢慢地拉开了帽子，嘴里骂骂咧咧着，像被别人踩到尾巴一样。
“真缺心眼。”库克摇着头说道，叹了口气。我在后视镜里看到小孩竖起了中指，仿佛一尊带着无限怒气的小雕像。“别看这帮小子现在骂我，可他们以后得懂规矩，脸必须露出来，没什么可说的。我给他一个警告总比这帮家伙把他登记在案好。”库克指了指车载电脑的屏幕，他的同事在绿色屏幕上显示成一个个的白色数字，“皮尔警官今天当班。看见那小子把帽子戴得这么低，他会直接把他的头砍下来，再给他的尸体戴上手铐。他要敢拒捕，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点了点头，注意到一些细节。警方用的是车载数据传输系统（DPSC），而印第安纳的逃犯数据库系统（IDACS）和全国系统（NCIC）是连接在一起的，和执法官已有的逃犯数据库系统也是彼此相通的。我盯着执法官署的数据看了一会儿，等着看到寒鸦的名字冒出来，不经意间，我竟然发现库克正在打量我。
“局里面可以重设系统，把黑奴的逃犯消息去掉。”他说，“但我告诉他们不用麻烦了。那种资料实际上挺好用。”
他眨了眨眼，我对库克警官生出了几分佩服：玩着间谍的游戏，过着双面的生活。他本来不需要看到逃亡奴隶的名字和假名出现在他的电脑上，因为根据《摩尔修正案》，黑人警察可以不执行逃犯法令。然而库克警官愿意接收这些信息，以便向组织的同伴通风报信。他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警察，很多白人警察也这么干，很多警察局局长和管理公共安全的高层主管对废奴主义或同情，或保持中立。这也是执法官局在调查逃亡奴隶案子时或多或少不再依赖当地警察局的原因之一。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开始征用像我这样的人，他们也在玩间谍游戏。
库克警官仍在嚼着口香糖，手指拍打着方向盘。他的一根手指上戴着一枚方形的大金戒指，金光四射。仔细一看，那是一枚毕业戒指。他也是个有经历的人。
“那个……能问你件事吗，警官……”我有意让我的声音——德克森的声音，变得又尖又细，“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纪念碑圆环，林肯像下面。我给巴顿神父发了短信，请他来见我们。”
“你说了见我吗？”
他看了我一眼，说：“我跟你说，老兄，做这种事得聪明一点。我只是跟他说正在处理的案子有新情况。那孩子现在好好地躲起来了，不过我们正在想办法给他安排‘中转航班’，把他送到科特圣庐去。”他企图用正确的法语发音念出这个地名，可惜听起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哼了一声，“反正就是那个地方，有人叫它‘小美国’。我们一直在等那些合作者的消息，几个加拿大佬，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怎么和我们联络。所以我就跟巴顿说，我有了那边的消息。”
我点了点头。我关注到了所有的细节，包括寒鸦预定的逃亡路线（小美国——蒙特利尔郊区，开始新生活），也包括现在的情况（现在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等着前往加拿大的转运）。而我掌握的情况超出了库克的想象。我知道的事情比他知道的更多。我淡淡地点了点头。车子的雨刷擦拭着挡风玻璃上的雨点。
我斟酌着措辞问道：“你们通常都是这么办事的吗？把一个人安置到北边？如果对象是女人，也能这么操作吗？”
我调整了一下坐姿，调整成德克森该有的坐姿，心里怀念着心爱的简特尔，想象着她身穿毛皮大衣，手戴厚实的手套，住在风雪交加的“小美国”的场景。
“通常是这样。”他皱眉说道，“应该是这样吧。我不负责这一方面。”
“这一方面是巴顿负责吗？”
“不是。”库克翻了下白眼，“巴顿神父大部分时间都在干一些无聊的琐事，到处去演讲、募捐。由一伙人负责营救，另一伙人负责把营救的对象带到北边，还有一伙人负责把营救对象藏好，准备继续北上。明白吗？大家不会互相联系。”
我点了点头。这是地下行动的典型风格：很隐蔽，大家各自为战，只知道应该知道的事，只负责分内的事，处理事情时干脆利落。我们开上了一座大桥，大桥跨过污浊的河水，然后又驶入了一条街道，经过了一座座快餐连锁店和小型的办公楼。有流浪汉睡在公交车站的长椅上，街上有门面出租……所有北方城市都是这幅景象，千城一面。
“这位可怜的兄弟，”我小声且犹犹豫豫地说道，“你们刚刚营救的这位，获得自由后的他适应得还好吗？”
“嗯……还行。”库克磨了磨牙，飞快地偏了下头，可能是头疼或想起了什么头疼的事，“他这个案子很特别。他是个特殊的小孩。”
“是吗？”我问道，不过库克并不打算多说，我也就没有多问。
我们把车停到了市区，在我们对面，环形路口的中央矗立着一座高耸的纪念碑——这是一座巍峨的白色埃及方尖碑的纪念碑，碑顶有一个人像雕塑，穿着旧式的长袍，清瘦的身躯笔直地站立着，双手伸向前方。雕像男人的个头很高，他的脸很长，头上的高顶礼帽把他衬得更高，周围是比他矮一截的白色立柱和白色台阶。一个九英尺高、胡须浓密、瘦骨嶙峋的白人男子雕像，面色凝重，双目凝视着城市中心，双手伸向前方，掌心向上，似乎是在恳求他人。
上帝啊，望着这座雕像，我想起来了。上帝啊，没错——那件事就发生在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就是这里。这个可怜的家伙就是在这儿遇害的。
“这地方正好在全州的中心地带。”我们穿过圆环，向大理石台阶顶端高耸的雕像走去的库克警官说道，“安纳波利斯刚好在印第安纳州的中心，而纪念碑圆环呢，就在城市的正中央，而林肯像呢——你懂的，正是最中央的位置；印第安纳又是在不毛之地的正中央。所以呢，我们目前正好站在这片不毛之地的最中央。”
库克脚步飞快地登上台阶，我小跑着跟在他身后。悲催、可怜的小人物吉姆·德克森，脚步蹒跚地跟在高大挺拔、昂首阔步、浑身散发着自信的威利·库克警官身后。他告诉我，巴顿永远不会理解黑奴的痛苦，因为巴顿是白人；但我清楚库克也不会理解黑奴的痛苦，因为他来自北方，从没有尝过当奴隶的滋味，他和我们相比就像是两种不同的生物。因为我的经历及其对我造成的创伤，所以我和他，和巴顿，和布里奇都不是一类人。
想到这里，那些回忆又涌上了心头，我用手捂住了嘴巴，压制住这些情绪，将它们埋在心底，我要埋葬掉那些伤痛和让我窒息的恶臭。我想让它们平息下来，让我能听清楚这个趾高气扬的年轻警察的话语，并从中抓取到各种细节。我只想获得一丝宁静，让我能做好我的工作。一名奴隶终生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不仅是挣脱身体上的枷锁，更想挣脱记忆上的枷锁。
库克和我来到了台阶最高处。我们并肩看着圆环前的车水马龙和一间间店铺：一家三明治餐厅，一座庄严恢宏的长老会教堂，一个音乐厅的入口。在星巴克的大门口，一个黑人姑娘和一个白人姑娘，两人穿着护士服，手挽着手，有说有笑地进门去。
初升的朝阳躲在厚厚的云层后面，云层的缝隙里隐约可见一丝蓝天。我的心因为期待而变得忐忑难安，冰凉的雨雾沾湿了我的脸庞。
“他一会儿就到。”威利·库克说道。他拿出一片口香糖，倚靠在雕塑的基座上，把嚼得没味的那块口香糖用锡箔纸裹了起来。他以前是个老烟枪，现在为了戒烟，改成了吃口香糖。
纪念碑底座有一些浮雕，其中一幅是穿着及膝短裤的林肯在铁路上扳道岔。
我慢慢地绕着纪念碑底座，抚摸着上面的浮雕。我依稀记得当初的岁月，那段我想把所有这些历史牢记在脑中的疯狂岁月，我来到芝加哥，努力融入正常人的生活，想记住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林肯遭遇刺杀的经历都刻在了这块石头上，这位拯救了美国的先烈，他的遇刺改变了这个国家。一幅浮雕的画面是他坐在火车里，谦逊地扬起双手向围住火车的敬爱他的人群告别，这位新当选的总统正要离开斯普林菲尔德前往华盛顿。另一幅的内容是他站在旅馆的阳台上，两眼满是惊恐，向后踉跄倒下，子弹穿透了他儿子罗伯特的胳膊，击中了他。另外一幅中，林肯身上发出环形光芒，如同天使一般飘荡在重新集结的国会之上。即使是那些抛弃了自身的职责，在几个月前辞去国会席位，转而成立南部邦联的人也回来了，为总统之死而悲痛，心怀警惕却愿意尝试弥补裂痕，重新开始。
事后，人们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一份沾着血迹的演讲稿，他准备在2月12日，那个决定他命运的清晨发表这个演讲，之后却被一颗子弹终结了生命。国务卿苏华德向国会宣读了这份稿子，当苏华德念到其中一段时，所有人闻之落泪，连南部邦联的人也不例外，而我现在正在用食指抚摸着刻在雕像底座上的这段文字：我希望我们还能在合众国的旗帜下再次会面。
1861年的春天，那届国会经过一波三折的讨论，最终出台了一份克里滕登参议员妥协法案的修订案。这份法案在一年前未能拯救合众国的分裂局面，它是避免合众国分裂的最后希望，经过修改后重见天日，而南部邦联政府也因此暂缓成立。
国会颁布了六项修正案和四项决议，蓄奴州得以继续蓄奴，但是仅限于州界范围内，由此北方的情绪与原则，南方的利益与经济得到了平衡。而这一决定的证据被镌刻于此处的大理石上，也被写入了宪法中，成了第18号修正案，使得相关条例永远有效，不得更改。南北双方达成了永久的妥协。第18号修正案的地位可称美国法律的《圣母颂》，它规定：未来对宪法的修订不得改变这五条条款……
这天清晨，我在林肯像的阴影处读着这段话，它给我的感觉一如既往：无法理解，有悖法理，甚至有些孩子气，像是一个希望能实现无数个愿望的小孩。可是，迄今为止，它解决了相关的纷争，依然有法律效力。
库克打了个哈欠。两名护士从星巴克走了出来，聊得很开心，手中的咖啡冒着热气。我仰望着雕像，看着林肯——诚的林肯，先烈林肯。他的一双大手向上举起，细长的手指向外探出，形象平凡却很庄严，双眼向南望着梅里迪安街，似乎是在俯视着人民群众，为他们散播着福音。
“你发现雕像的朝向了吗，正对着那条街？那间旅馆就在那儿。”威利·库克指向南边的梅里迪安街，然后他仰起一张俊脸，看向林肯像，“可怜的他得永远站在这儿，时时忍受着鸟在头上拉屎，还要被迫看着自己遇刺的地方。”
听他说这话，我干笑了两声，然而库克警官并没有在意，他正看着朝我们走来的一个身材魁梧的黑人，那人穿过市场街向我们走来，双手插在灰色长裤的口袋里。
“来了。”库克警官轻声说道，“咱们可以开始了。”
那个人拾级而上，向我们走来，库克直挺挺地站着。来人个子很高，皮肤黝黑——接近午夜的彻底的黑，我的大脑自分析着，他的皮肤属于午夜黑，紫色色系，是色卡上的第121号或122号。他双眼深陷，瞳孔是亮黄色，双目狐疑地在我和库克身上游走，打量着我们。我看出这个人身材结实，肌肉虬结，用地下航线的术语说，他是个“行李处理员”。我望向市场街，想看他开的是什么车，然而他的车子并没有停在我的视线范围内。
库克高兴地冲他挥了挥手，然而来者却先声夺人。
“他是谁？”
“这位是吉姆，我们的新客户。吉姆，这位是马里斯先生。”
马里斯冲我微微颔首，然后看向库克，用带口音的英语复述了几个新客户的名字。我看不出他是否不悦，或是有别的情绪。我的脑子在分析他的口音，似乎是西非那边的？他上身穿着一件廉价的蓝色商务衬衫，卷起了袖子，小臂和职业拳击手一样粗壮。我以前也遇过个子高的人，不过这个马里斯的身高仿佛有种威慑力，让人看到就想夺路而逃。
“你最好把脚分开，再举起手，吉姆。”
库克一脸贼笑地看着我——肚皮上满是赘肉的吉·德克森，然后又看了看马里斯：“你觉得他身上会带枪吗？”
马里斯走到雕像的阴影里，飞快地用手搜了一遍我的全身。“得罪了。”他说，“我们不得不小心。”我耸了耸肩，说：“没关系，我能理解。”
然而我话音刚落，他就从我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搜出一把蝴蝶刀，这是我在离开旅馆之前从洗漱袋里拿出来，放到我的裤子后兜里的。马里斯把刀亮在我眼前，面若寒冰，然后给库克看了看，库克看着我，讶异地扬起了眉毛。我脸瞬间红了，低下了头。
“这个……对不起，常言道，出门得多加小心。”
库克直勾勾地瞪了我一两秒，然后扑哧一声笑了。马里斯没笑，他一言不发地把刀塞进了自己胸前的口袋里，随后歪着脑袋，打量着我。
“这位吉姆老兄，若真有些与众不同，那么我们的大人物知道吗？”
马里斯对着库克警官问了这个问题，语气显得很正式，用极重的语气说出了“大人物”这个词。他文绉绉的措辞与他略显轻佻的口吻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仿佛紫色的花朵种在黝黑的土壤里。他肯定是西非裔。我猜政府文件里一定有他的记录，监视名单上一定有他的名字或代号，在布里奇的办公室或是华盛顿的反恐局，一定有人在关注他的动向。他是个解救活动分子，航线组织的盟友。
“嗯，他知道，他知道。”库克说道。他边说边望向马里斯，满面笑容，而后者的脸上却毫无表情，“神父大人只是比较谨慎。你知道他的个性。”
马里斯眯起了眼，张大了鼻孔。他不喜欢库克警官的自以为是。“旧的案子还没了结，他是不会喜欢立即又接新的案子的。”
“我懂。”库克说，“他不喜欢这样，不过他会接的。他以前也这样干过。”
“我也不喜欢这样。”
“兄弟，不是我不尊敬你，你喜不喜欢这种方式，我可没工夫管。”
马里斯对他怒目而视。我无言地看着二人，心想：这世上没有什么废奴军队。英雄们过的就是这种生活，一群普通人，终日骄傲地忙碌着，虽然爱找彼此的麻烦，但的确在致力于让奴隶们重获自由。但还有像我这样的人，用假证件、眼镜做掩护，暗中阻挠他们的努力。
“这位老哥要救自己的老婆，他已经走投无路了。”库克说道，“而且另外一个案子已经快要尘埃落定了，对不对？”
“不对，还没有……”马里斯皱着眉头，稍稍迟疑了一下，这个成语让他有点费解，“尘埃还没有……落定。”
“对了，他现在怎么样了？”库克问，“我们救的那孩子？V医生怎么说？”
我的双眼茫然空洞，却仔细地听着他们的谈话，像无线电雷达探测飞行物一样。我注意到他说了“他现在怎么样了”以及“V医生”，我安静地站在库克警官身后，捕捉着各种信息。
他们没聊几句就结束了，之后我们三人静静地等着。库克靠在林肯像的柱子上，马里斯双手抱胸，站得笔直，两条粗壮的胳膊上肌肉隆起着。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他的舌尖是野果般的粉色。终于，巴顿神父穿着便装出现了，他没有戴神父领结，只穿了一件黑色外套和蓝色牛仔裤，略显驼背，像影子般飘上了白色台阶。
马里斯走下一级台阶，向神父挥了挥手。
巴顿看见了马里斯，然后看见了库克。
接着巴顿看见了我，他停下了脚步，随即转身走下了台阶。
“拜托，你这是演哪一出啊！”库克说道。
马里斯跑下台阶去追巴顿神父，他举起一只胳膊，用手背向库克和我挥了挥。
“真是见鬼！”库克再次咒骂道，他也去追那两个人了。“喂——喂，等等。喂——
他们把我一个人留在台阶上，和亚伯拉罕·林肯像在一起。他永远以总统之姿，望向这片属于他的天地。
原文为法语（Côte Saint-Luc），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地名，邻近蒙特利尔市。——编者注
《圣母颂》（Hail Mary）：原指天主教徒对圣母马利亚的赞美歌。其歌词最早是在罗马教廷于1545年起召开的特洛特会议上确定的。19世纪以来的《圣母颂》，歌词已经变得比较自由，除了必须含有的对圣母的赞颂之外，其他教条均被打破。——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