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候诊室里静悄悄的，维尼西亚-卡巴奇医生的看诊室虽然不大，却光线充足，我独自一人待在这里，整个人却显得局促不安。我生命中大部分时间都在逢场作戏，适时地随机应变，如同一台不断变换频道的电视机。极少会像现在这般，全然安静，默默等待，在一间四面白墙、空气不流通的诊室里无事可做，只能坐着静候别人找上门来。我觉得现在的自己像一块空白的屏幕、一台关掉的电视。我回归到了那个卑微的自己。我穿着薄如纸片的看诊服，坐着等待医生的到来。看诊台的铁板冰冷，坐得我的屁股都麻了。
维尼西亚-卡巴奇医生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幅画，一幅诺曼·洛克威尔的印刷版油画，用木框装裱，挂在墙上。这幅画名叫《紧张的第一天》，画着一个黑人小姑娘，穿着朴素的白裙子，手中拿了一个苹果送给她漂亮的黑人老师，两个人都有些羞涩、紧张。这幅画画的是1954年小石城黑人学校第一天上课时的情景。那是在阿肯色州通过废奴法案的七年之后，高等法院通过新法的九个月之后。高院认为，光是废奴还不够，还要让黑人接受教育，让黑人得到发展机会。
我看着画中的老师，她头上绑着白色发卡，大眼睛兴奋激动，脸上却有些忧虑。我最近读过一篇写她的杂志文章，完整还原了画中老师后来的生活。我试着回想是在哪里看到的，试着回想她后来是否安好。
“早上好，莫顿先生。你是来检查身体的，对吧？”
“没错，大夫，您说得对。”我立即回神，“是的。”
“我们开始吧。”卡巴奇医生是名白人妇女，有五六十岁了，对人的态度不卑不亢。她留着男人般的短发，身材矮胖，毫无女性的娇柔姿态。按照她的指引，我脱下看诊袍，全身只剩下内裤，坐在看诊台上，手放在膝盖上，她给我做了全身检查，效率很高。她用手指碰触了我身体的各个部位：胸口、四肢、眼睛、耳朵、脉搏和腺体。我深呼吸了几次，她用冰凉的听诊器听了听我的胸口。我张开嘴，说了声“啊”，身体微微缩了缩，她用反光喉镜检查了我的咽喉。
接着她开始填表，问了我一些问题。根据我的设计，肯尼·莫顿这个角色是一个作风老派的老好人，医生问他以前在哪里看病，上一次看病是什么时候，他会表情夸张地表示已经想不起来了，同时也会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卡巴奇医生听到莫顿没有医疗保险，更无从得知如今工作的地址时表现得很淡定。在我的想象中，医生整洁雪白的看诊室仿佛刹那间变成了南雄公司西侧卫生室那间整洁雪白的看诊室：血迹溅在墙上、地板上，两名护士死了，寒鸦逃之夭夭。
医生把我的情况写到了表上，告诉我以我的年纪、身高和体重来看，我的身体很健康。当她问起我今天为什么来看病时，我想该是时候出招了。“那个……”我开口说道，情绪激动地哽咽着，“那个……”我从看诊台上跳了下来，焦急地说道，“那个黑奴！”
“什么？”卡巴奇医生吓得后退了一步，我忍住了抽泣。屋子很小，我上前一步就到了她跟前，紧紧地抓着她的肩膀：“你们带走的那个黑奴！”
我本可以用一些更文明的手段，用一些更迂回、更小心的招数，但那天清晨我觉得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感觉自己像是一把攻城槌，已经来不及思考就要砸烂各种东西了。布里奇的那番话，表明了我办事不利的下场，所以我必须尽快了结这事。
“你到底在说什么？”医生眉头紧皱，装作疑惑不解，努力演出一副不明所以的样子，“哪个黑奴？”
“别装了。”我说，“请您别装了。他们让您见了一个黑奴——地下航线让您见的黑奴，是在星期天晚上，还是星期早上？”
“这位先生。”医生头也不回，向后一脚把门踹得关上了。
“那个黑奴！”
“先生，你冷静一点。”
我等着她用蹩脚的借口来搪塞我，比如“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之类的。但她也知道为时已晚，演不下去了——她的眼出卖了她，她整洁的医用口罩滑了下来，她的脸上露出害怕的神色，同时还露出一直保守的秘密被人发现后的震惊。
她迅速转过身去反锁好门，然后又转过身来。她用双手理了理白色医生袍，扶了扶歪掉的听诊器，用细长的手指捋了下头发。
“好吧。”她说道，“你想干吗？”
“他……”我直接挑明算了，“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就算知道也没法告诉你。”她点了下头，像小鸟啄食一样。“至于你，我已经说过了，通过体检没有发现你有什么健康问题。你走吧，再见。”
她打开锁，推开了门。我走过来，伸手越过她，又把门关上了。医生转身面对着我，整个人如同石化，我们俩近在咫尺。下一步如何行事，我务必要非常小心。即便在男人中我也算身材高大的人，而她即便在女人中也算个子矮小的人，整间屋子并不大，空间有限。
“他是我的兄弟。”我平静地告诉她，声音轻得像是耳语。
“什么？”
我深呼吸了两下。屋内暖气冒着阵阵热气，在我们之间的空间中翻滚，吹动着医生笔直的短发，让它们看起来仿佛一堆白色杂草。
“我知道他和我没有血缘关系，可在我心里，他是我的兄弟。”我说起了南方口音，穷苦黑人的口音，我真正土生土长的口音，如今说起来却像是嘴里呛了土一般。“你知道在南方的我们的这种感情，对吧？大家一起长大的，他如同我的亲人。”我掌握好分寸，并没有说具体是哪个地方，没有说莫顿和寒鸦从小作为黑奴，是在哪个种植园，或是哪个煤矿、油井长大的。关于寒鸦成长背景的相关记录是一片空白，我估计巴顿对这方面也不是很了解，就算知道，也不可能告诉一个偶尔雇来给他治病的医生。但这事很容易露馅，于是我趁热打铁继续说了下去：“我们是10年前来北方的，他跟我一起，可他被卖到了别处。毫无预兆，连声再见也来不及说就让人给带走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对吧？”医生谨慎地看着我，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眼神在屋内游移。我继续用语言冲击她的心理防线。
“我现在住在威斯康星州，那儿有我的亲人。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他，给我们老家的奴隶解放局写信。后来有了互联网，有些事变简单了，而有些事则变得更难了。我会上各种论坛，在搜索引擎里输入他的名字，找跟他年纪、长相一样的人。我还存了钱，妄想着自己能存够钱替他赎身。”我低下头，自嘲地摇了摇头，再怎么存钱，像肯尼·莫顿这样恢复自由身的奴隶也无法替另一个黑奴赎身——即便有钱，法律的鸿也是无法逾越的。“后来，很突然，我有了线索。10年的杳无音讯之后，突然有一天，我在网上竟然找到了他的名字！一个叫寒鸦的黑奴，从亚拉巴马州的纺织厂逃跑了。我脑子里闪现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他会上这儿来，记得他以前一直念叨着印第安纳波利斯。不知道他从哪儿知道这个地方的。我们以前在闲聊时，夜里聊天时他说：如果我能离开这里，一定要上这儿来。”
当年的卡索和我，盖着被子说了好多话，讲了很多故事，畅想着不存在的未来，互相轻声编织着芝加哥的美梦。我们的梦想实现了，不是吗？我们离开那鬼地方了，对吧？时机来了，像马场里的赛马，一匹、两匹、三匹，争相奔向终点，而我们抓住机会，逃了出来。
“之所以我会追到这里，是因为我在自由城里遇见一个人，他说你有时候会给那些逃出来的奴隶治病。”
卡巴奇医生的眼里闪过一道寒光，她放下原本揣在胸前的双手，双手紧紧握拳，不自然地放在身后。我能感觉到，她很介意别人知道她现在的副业。我的话语让她心绪不宁了。我看着她，目光恳切，而她也凝视着我。在她身后的画上，那位1954年的老师正等着学生来上课，她的样子不像英雄，更像一位救世军成员，未来祸福难料。
“好吧，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医生的眼神变得柔和了，嘴角带着微微的抽动。她的口气依然严厉，但有了几分温度，话语中似乎掺杂了什么别的情感，像是怜悯，又像是同情，或是仁慈，“你想怎么样？”
“我只想见他一面。”我说，“就这样。在你们带走他，带他去北方之前。我只想再见他一回。我得让他知道，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他。”
此刻，我的眼里开始有眼泪打转。说哭就哭向来是我的拿手好戏。我仍然光着膀子，身上只有内裤遮羞，而我们俩——一个医生，一个病人，一个女人，一个男人——此情此景无迫使我们尽快了结此事。“我只想让他知道，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他，一直惦记着。我只想亲自见到他，把这些心里话都告诉他。我只有这个请求。”
她本该用一句“我很遗憾”来敷衍我，或是说自己爱莫能助。我知道巴顿神父一定郑重提醒过她不要向外人提及此事，他一定曾用冷酷的沉默告诫她此事非同小可。然而，此刻她的内心已然有了波动，迫不及待想要一吐为快。她想帮助我，她骨子里是这种人。卡巴奇医生这种人，和心怀怨恨的斯里姆正好相反，她是他们那一代白人中的自由派：她的办公室中一定要有黑人，要有出身低微，不会好高骛远的黑人，来见证她不是自视甚高、自以为是的白人统治者，见证她的出淤泥而不染，见证她是一个有道德和良知的人。巴顿要求她守口如瓶，正如他在和我吃饭时表现的一样，假装自己一无所知。但巴顿此刻并不在这儿，他只能在她脑海中敲响警钟，而我就站在她的办公室中。老实的莫顿，绞着手指，眼神满是恳切。
“问题在于……”她开口了，说得很慢，“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跟您说吧，我不会伤害他，”我说，“也不会想带走他。我只想见他一面。我想再抱他一次。”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不知道他人在哪儿。”
“可是……您去见过他啊，我以为……您不是给他治过病吗？”
她点了下头，小鸟一样的脑袋低了下去，又抬了起来：“是的。但我确实不知道他在哪儿。”
该死！该死的神父。一个阴险狡猾、贼眉鼠眼并善于掩饰踪迹的伪君子。
“您这是什么意思？”
“告诉你吧。”她的手又捋了捋头发，“我对这些……这些情况只是一知半解。有人会打电话给我，但我不知道他是谁，每次的电话号码也不一样。明白吗？这就是他们的行事风格。我有一部他们给我的手机，每次都是他们告诉我去哪儿。”
“您去了哪里？”
“市区。”
“具体是哪儿？”
“一家商场，中环商场。”
我点了点头，我懂了。那家商场在市区中央，站在先烈林肯塑像那儿可以看见它的停车场。
“但那里并不是我给他治病的地方。他们会安排一辆车在那儿接我，那是一辆出租车，但……它好像不载客，而是专门为我准备的。”
巴顿的工作方式：计划缜密，用了预付费电话，各个流程环环相扣。
“那辆车会带您去哪儿？会带你到他身边吗？”
“是的。可是，他们蒙上了我的眼睛。”那帮家伙在车里给她蒙上眼睛，载着她至少兜了一小时的圈子，到处乱转，让她根本分不清方向，到了目的地后他们领她下车，还要走一段路。一段崎岖小路，路面湿滑，而她依然被蒙着眼睛。等他们摘掉她的眼罩时，周围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这时有人会打开手电筒，那位她要救治的病人就在眼前。
“他就在眼前。”我轻声重述，回想起我在照片上看见的那张憔悴、机警的面孔。医生也在努力回忆那张脸，她站在我面前静静地思索着，回忆起与他见面时的情景。她鼓足勇气，走上前，用她的一对小手握住我的手：“你应该高兴起来，莫顿先生。我从没见过像他那样的年轻人，从来没有。他现在就要得到自由了，他会好起来的。”
不，他不会，我心想。因为我可不是什么该死的莫顿先生，我离目标又近了一步。因为我是头一心追逐猎物的野狼，我一定要找到他，今天就要，因为布里奇说过，如果你找不到那家伙……我向医生凄凉一笑：“他人还好吧？他们让他待的地方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她缓缓摇了摇头，“反正是在一个房间里。我不清楚。里面好像有发电机，一会儿停一会儿转的，弄得电灯都忽闪忽灭的。”
“所以，是在……空着的建筑里面？”
我的大脑动起来了，思考着各种可能——有可能是仓库或废弃的民宅，或未完工的建筑。“那么你的工具呢？”我指了指屋里的器具——听诊器、喉镜、压舌片、纱布等，“你给看病用的东西怎么办呢？”
“那里没有。”她说，“他们那儿没有，我要的东西我会自己带上。他们那儿……没有医疗用品。”
她的脑海里回想出了那里的情景，想起了那个地方。这个骗子，不说实话！她想起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我看出来了。我继续逼近，问道：“怎么了？”我语气冷静，没有废话，“你发现什么了？”
“房间里面……”她点点头，小鸟一样的眼睛眯了起来，“噪声很大，很奇怪的噪声，嗡嗡地响，像是管道的声音，像是水流过管道的声音。”
“管道？”我说，“所以……那是间地下室？是间地窖，或者是……”
“有可能。可能是吧，我也不清楚。我……我只知道这么多了，好吗？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些了。”
医生不想再和我纠缠下去了，她越来越紧张地回头看着大门，仿佛随时会有病人或护士，或巴顿神父走进来，他那双淡色眼睛充满了怒火，用手指着她，谴责她背叛了他们的事业。
“好吧。”我说，“我很感激您。真的。但愿我还能再见到他一面……”
她匆忙地点点头，说：“好的，好的。”她点头点得如此匆忙，嘴唇一张一合，我心中又生出疑窦，难道她不仅只有负罪感，对此事还很害怕？
这个巴顿究竟是什么人物？我们面对的这位伸张正义的神父到底是何方神圣？我说了很多遍“谢谢”，非常卑微地感谢了她，非常卑微地向卡巴奇医生保证绝不会辜负她的信任。她无奈地笑了笑，理了理白袍，恢复了医生的神态。
“哦，对了，”就在她快要走出门，就要摆脱我之际，我说道，“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您，希望您别介意。”
“不行，莫顿先生，很抱歉，我不能……”
“求求您了。”
“我不能再说了。”
“夫人？我只想问……他为什么需要看医生？”
我曾经试过一次逃跑。那是我刚刚被迫做这一行时，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想是我在夜半失眠，恍惚之际看着旅馆天花板时，说服自己这么做的。刚刚干这一行时我无数次夜不能寐，第一年我几乎夜夜失眠，我以为这事只是场骗局。他们给我下了药，让我在昏迷状态下过了两个钟头，然后等我清醒就告诉我，他们把一个微型电脑芯片植入了我的神经系统中，放在了脊椎和大脑的接连处，从此之后芯片会向外传送我的位置。
我心想，这不可能。怎么可能有这种科技，我要是信了就是傻瓜，所以根本没把它当回事。
我记得那次逃跑发生在布里奇第一次安排我去追捕一个女人的时候，逃犯的服役名叫作达玲。我一路追查可怜的达玲，追到了爱达荷州的爱达荷市。按照计划，我应该监视她堂叔的房子，然而我从百货商店里偷了一套衣服，然后上了一辆开往俄勒冈州的长途汽车。我只有一个大概的逃跑计划，一路向北到安吉利斯港，搭渡轮去维多利亚。然而当长途汽车开到波特兰市中心，我下了车之后，迎接我的是三个身着深色西装、喝着咖啡的探员。三人见到我就立即起身走向我，我只能再次登上了长途车，返回爱达荷去执行这个任务和下一个任务。而一直以来，布里奇对此事只字未提。他从没有问过我：“你那趟旅游玩得开心吗？”是的，这不是他的工作风格。那枚电脑芯片真的植入了我体内。
这不是谎言。我按命行事就没事，如果试图逃脱，绝对有事。
至于爱达荷州的那个叫达玲的女人，她其实压根儿算不上一个女人，只是个女孩，当年刚12岁。
这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