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餐接近尾声时，趁着我们为买单这事而争论的时候，我偷走了巴顿神父的钱包。这个天衣无缝的小伎俩对我来说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而且，这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因为我曾经做过好几次类似的事情。他就在那里，那个可怜的男人，他被我的悲伤弄得窘迫不安，被我的固执弄得心烦意乱，他正抓狂，急于挣脱出这张煽情的罗网。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形下，要追踪一些如此平常、世俗的物件的下落——比如说一钱包——毫无必要，需要追查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在洗手间我利用手机上的一个微型设备对钱包的内容物进行拍照，紧接着，在我们拥抱告别的时候，我顺势将钱包又放回他的衣兜里。
此时，我回到了位于86街的都城十字路口旅馆，锁好房门，拉上窗帘。然后，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在地图软件上输入数据。我输入了巴顿神父驾照上写着的家庭住址。接着，我依次输入了他最近去的三家餐厅和五个加油站的地址，这些信息是从他钱包里的信用卡收据上得知的。然后我又输入了他常去的健身房、图书馆，以及体育美发连锁店地址。我还输入了位于梅里迪安街那家我们俩此前用餐的饭店地址，还有那个圣凯瑟琳教堂的地址，几小时前就是在那里，我还装疯卖傻地搭讪可怜的老卢艾伦来着。
在此之前，我从没来过印第安纳波利斯，但我去过很多其他的城市，并且发现其实每个城市都一样，社区和水路，大路和小道，都别无二致。商业区在中心围一圈，高速公路又在外边围一圈，就像一层一层的狗栅栏。有穷人区，也有富人区，黑人区和白人区混杂在一起。不论你去哪里，这个世界好像都是一样的，到处都有CVS和星巴克，沃尔玛和唐尼斯百货。
或者我应该说是在北边，每一个北部的城市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些日子以来，我发现我对于南方远没有北方熟悉。
这个地图软件所做的工作，就是把我刚才输入的每一个地址都标示成一个发光的小红点。完成数据的输入后，我查看了一下完整地图，立马就有一个点闪动起来了，那上边显示着我的名字。
其他大多数的点都以神父所在的教堂为中心，集中分布在它的四周，子午线街以北，86街拥挤的购物街沿线，以及距离我现在所处位置以西一两公里的地方。但是有一个点却与众不同，远在市中心的另外一个区域。它位于38街和格兰茨大街的十字路口处，在一个叫作落枫溪的地方。
“好了！”我大声喊道，“可以了。”我伸出一根手指放在这个发光点上，就像是要触摸它，去感知它的力量。
我的名字不是吉姆·德克森。
我也不叫达德利·文森特，那是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我住在机场附近的希尔顿花园酒店时用过的身份。不过那个身份只持续到昨天晚上，当布里奇先生叫醒我并让我收拾行李为止。文森特的驾照和美国运通卡早已经被销毁成碎片，埋在克利夫兰购物中心背后一处施工现场的垃圾堆里。
我有许多名字。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开始一份新工作前，我是一个根本没有名字的人，甚至都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我是一个消失了、失踪了、藏起来了的人。我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人，而是某种意志的呈现。我是一个机械装置，一个设备。这就是我。
我注视着38街上的那个发光点。这个点闪烁着，而我也冲它眨着眼。这个地址来源于一张三天前的取款交易凭证，时间是周日下午4点32分，交易发生于一个支行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交易金额是200美元。我又敲了几下键盘，电脑飞快地运转起来，按照我请求的人口统计数据信息刷新了地图。这项信息是根据美国黑人的人口数量做出相应的统计，用颜色的深浅标示出这个城市每个街区的黑人分布情况。
做完这一切后，我坐了回去，把双手平放在桌上电脑键盘的两侧。发光点集中的地方，代表着巴顿神父的日常活动区域，这些地方位于浅色区域，即美国黑人的比例占5%~10%，或者更少的地方。但是其中有一个点很特别，它位于落枫溪。它并没有出现在地图上颜色最深的区域，而是在市中心西北部的一块区域。我想，那应该就是自由城。但毫无疑问的是，巴顿神父星期天下午取走钱款的那个地区是黑人聚集的地方。
我轻轻地吹着口哨，依然一动不动地坐着，双手还是静静地平放在桌子上。
“好吧。”我低声说，“好吧，好吧，好吧。”
CVS：美国的连锁药店。——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