歇斯底里的帝国
歇斯底里通常用来形容女性的精神特点。如同“情绪化”这个词并非贬义一样，歇斯底里也是一种对女性特质的尊称。
——《朝鲜公论》，1916年6月
这些日本妓女不远万里来到亚洲大陆，她们没有丝毫亡国之恨，变得歇斯底里。
——《京城日报》，1923年3月16日
1919年11、12月间，位于首尔[1]的《朝鲜公论》月刊开始积极地推销筹划数年之久的姐妹刊物。《大陆女性会》的办刊宗旨是满足日本女性读者的需求，该刊预告的特别报道内容包括“新殖民地女性”、总督主持的首尔精神病院以及“日本人与朝鲜人之间的罗曼史”。1919年12月，《朝鲜公论》披露了最新一篇报道，其内容将揭秘日本在亚洲的各个殖民地所建设的亮丽、现代化的设施，这些设施用来安置那些为殖民事业做牺牲的女性。一位日本病人据说患有“猛烈的歇斯底里症”，症状包括失眠和极度妄想症，她甚至以为自己是朝鲜人。[2]
男性殖民者摇摆于两种意见之间，一种意见赞扬日本女性对帝国做出的巨大贡献，另一种意见则谴责她们过于独立。形容女性殖民者的各种比喻反映了大男子主义的矛盾逻辑。他们常常称女性是“离开日本母巢流浪”的小鸟。她们孵化的程度不同，有的注定成为帝国主义的成功范例，有的陷入毒品、同性恋和卖淫业。不论她们成功与否，她们最终被定义为流浪的小鸟、流浪者或离巢的浪人。《满洲日日新闻》和《朝鲜公论》时常发表文章，大多赞扬那些女性。例如，《满洲日日新闻》分六次连载了题为“离巢”的报道，讲述荒田寿河子（Arata Suhako）的故事，她是一位理发店老板，年轻貌美，又是单身，是“日本在华北地区发展资本主义的楷模”（MNNS，1924年3月27日）。元桥静子是一位长期在大连演奏会和酒吧里表演的职业钢琴家，她同样“漂亮、单身、独立”：“这位满洲音乐界的著名人物很快离巢了。”（MNNS，1924年4月6日，粗体为引用者所加）但是这个系列连载还讲述了一位没有具名的、漂亮的大学毕业生，她不想在日本本土安分守己地做一名贤妻良母，满怀憧憬地来到中国东北地区，最终却沦落到红灯区。这篇文章以一句警告结尾：“年轻女性是否具备离巢的能力，尚无定论。”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殖民地机遇与挑战并存（MNNS，1924年4月10日）。总督1919年在首尔开设的精神病院是25年以来帝国主义提供的机遇与危险之矛盾的终结点，因为1920年以后，所有不能适应殖民地挑战的女性都将被定性为“歇斯底里”。
用一个更加现代化的性别符码来代替“流浪鸟”这个符号，而赋予女性殖民者以“歇斯底里”的主体性，这一主体化行为关乎女性的身体。歇斯底里的主体性塑造不同于苦力和皮条客的生命政治主体化，它常常会在日本本土谴责和限制女性，同时，在殖民地边缘解放女性的生命政治领域。这种边缘地区的解放却只持续到1920年。《朝鲜公论》上屡屡出现关于新建的精神病院中关押的歇斯底里症患者的报道。这表明，20世纪20年代初，帝国主义性学一直在诋毁单身的女性殖民者，将她们视为缺乏“日本性”，而与殖民地的朝鲜人、中国人和俄国人过度亲密。在朝鲜治疗这些女性的方法和日本本土一样，采用住院监禁的方式。而在前30年，针对过度独立、与外国人过于亲密的病人的治疗方法则采取更为开放的院外治疗。虽然1920年以前“歇斯底里”在日本不是常见病，但日本帝国在20世纪头几十年的亚洲地区认可了这些被本质化的女性特质。无论是性工作者、小老板娘或“大陆浪人”，她们都被誉为发展日本帝国主义事业无可替代的主力军（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认可甚至支持拐卖女性，虽然这是“肮脏的生意”）。芭芭拉·布鲁克斯（Barbara Brooks）写道：“实事求是地说日本性工作者和许多‘娱乐’行业的普通女性都是这项事业的先驱。”（2005，300）
就像南方熊楠认为“变态”比“国体”更重要一样，米歇尔·福柯区分了帝国主义的“性别配置”（deployment of sexuality）以及更为保守的内部心态“家庭权制”（regime of family alliance）。催生日本帝国主义的性别配置包括一个具体的体系，以性交易为轴心，以人贩子和皮条客的爱国主义商业为基石。日本殖民地边缘被美化为一座放纵的伊甸园，日本男人可以在那里无羞耻地、不负责任地与“中国、朝鲜、日本和俄国的夏娃们”交配（CK，“Four Segments on Colonial Women，”1916年3月，84—92）。殖民地月刊《朝鲜公论》和《朝鲜和满洲》给色情行业做免费广告，这两家刊物刊登关于妓院的特别报道，其中充斥着性工作者的图片。《满洲日日新闻》刊登了“红灯区指南”的栏目，连载了一个月，其中包括哪里能以便宜的价格消费到俄国、中国和日本性工作者。男性殖民者会注意到报纸广告的建议“与经过健康检查的妓女性交，带给您更完美的享受”（MNNS，1924年2月19日），他们不必担心日本本土对日渐兴起的色情行业的舆论谴责。
除了报纸和殖民地杂志以外，我们还可以从日本男性殖民者的日记中找到该国色情行业的记载。一位住在朝鲜的小学教师从1922年至1930年记下了日记，我们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窥测当时色情消费的普遍程度。上厚米次郎虽然受家庭内基督教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他还是承认自己每月、甚至有时每周都去妓院买春，消费朝鲜和日本女性，即使与一位日本教师结婚以后还偶尔会光顾（Jōkō Beijirō的日记，卷22，34）。[3]
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性别配置的核心要素是日本女性在东亚通商口岸卖身的执照制度。这项制度得到了日本和欧洲列强的热情支持。1897年，台湾建立了一项卖淫执照制度，后藤新平在关东州的“启蒙”殖民机器很快建立了一项规模更大的类似制度，向妓院抽税，向每位注册的性工作者收取费用（Song 1998）。生命政治的“生命原则”明显是为了让那些有手段的男人们在亚洲逍遥快活。后藤这位卫生学家兼殖民地性学家，助长了那些嫖客的欲望（将那些欲望自然化为“生命要素”），然后从丰厚的盈利中获取利益。
女性主义历史学家藤目幸（Fujime Yuki）已经论证了19世纪70年代起色情业的扩张如何支撑了现代日本的发展。她指出，19世纪60年代通商口岸开埠以后建立起来的卖淫执照制度实际上是17、18世纪日本城市中此项制度的延续。藤目称，英国和俄国士兵以及中国商人所掌握的全球新兴市场打断并重组了这项早期现代制度。为了迎合日本榨取剩余价值的欲望，皮条客们前所未有地被迫直接面对国家权力机关。重新勾连起来的卖淫制度直接向国家和地方政府纳税，这些税金对于一个急需资金修建医院、警察和军队的政府来说至关重要。19世纪60年代，俄国和英国海军要求对长崎和横滨的性工作者进行常规健康检查，从此以后全世界的日本性工作者都必须接受健康检查，这为皮条客和龟公们提供了巨大的竞争优势（Fujime 1995，1999）。
藤目还揭露了早期明治政府的花招。明治政府对禁欲的基督教帝国主义者摆出一副身心健康的面孔，而面对嗜欲的欧洲海员和商人要求日本女性接受健康检查，政府则摆出生命政治的卫生面孔。明治政府颁布数条法令以规范性工作者：1872年的《娼妓解放令》、同年晚些时候通过的《关于妓院和妓女的规定》以及1876年《妓女犯罪条例》。这些条例是为了应对那些伴随粗俗的海员和商人进入日本通商口岸的基督教传教士所做的批评，以便日本政府可以否认人口买卖现象。然而，这些新的法令利用了某些基督教措辞，考虑到性工作者的“自由意志”，允许卖淫（现在合法的名称是“羞耻行业”）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手段而存在。藤目总结说：
1872年的《娼妓解放令》明确废止人口买卖。不过，同年晚些时候通过的《关于妓院和妓女的规定》打开一个漏洞，即，如果妓女主观上同意，那么人口买卖就合法了。1902年，日本高级法院认可了妓女脱离妓院的权利。但法院也认可自由意志的等价交换，规定妓女必须偿还欠妓院的债务。如果按法律办事，那么这些女性虽有权脱离妓院，实际上却找不到其他赚钱的手段，只能继续呆在妓院里。妓女基于自由意志而自愿选择留在妓院，这么一种错误的观念成为现代日本国家队对卖淫行业的理解基础。（引自Fujime 1997，140；译文有修正）
现代日本民法认定，个人意志如同市场一样，是自由的。自由意志是现代公民的基础条件，自由选择表达了个人的本质。换言之，国家立法将本质主义作为生命政治主体性生产的部分之一。这使得日本掩盖了女性成为性工作者的物质原因，而这些原因关系到资本主义与军事帝国主义。农民迫于过高的赋税负担而不得不将女儿卖给妓院，从而国家获得了更高的税金，妓院龟公获得更高的利润。另外，对妓院的需求随着19世纪80年代起日本军队的人数增长而增长起来。[4]换言之，说日本女性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先驱，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这忽略了资本主义生命政治和军国主义对年轻女性自由选择的制度性压迫。性工作者被帝国主义收编和奇异化，帝国把她们作为自己的基础和能量。不论是性工作者还是中国苦力，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都显而易见：劳动力从自我生产中“解放”出来，财富“解放”出来成为资本，寻求更高额的回报。
在中国劳工的事件中，资本主义按照马克思论述的两种根本性的主体性——自由劳动者和资本家——生产出苦力和殖民雇主这两种主体性。贫穷的日本女性和中国劳工之间的抽象相似性掩盖了两者的主体性的形塑方式差异。生命政治的生产机器解放了贫女的劳动力，将其转化为本质主义的精神特质和主题性。我们看到，生命政治将一些同样的歇斯底里症状——流浪、无家可归、没有文化素养——归结到贫穷的中国劳工身上，然后将他们转化为顺从的、受操控的主体。而亚洲的日本性工作者的精神特质是解放的、有激情的、激发欲望的主体化产物。将她们转化为流浪、无家可归、用身体交换金钱——真正逍遥法外——的主体，这与她们被贴上的歇斯底里症标签互为因果。
将歇斯底里转化为一种主体性，这一过程的操纵者是殖民地医生和性学家（田中香涯，森刚士）、殖民地的谣言专栏作家（石森诚一）以及后来汤浅胜卫和其他小说家的殖民地小说。产生这一主体化过程的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大陆扩张的第一波重要力量即日本性工作者（“唐小姐”[5]“芸者”“娼妓”“女子军”）。然而，这些男性作家常常将性工作者和新的一批在殖民地城市工作的经济独立、独身的日本女性混同起来。[6]他们使用“大陆毒妇”“首尔贱人”“大连蠕虫”等厌女症式的词语来形容她们。到了1920年，“歇斯底里”一词能够用来形容任何一位在亚洲大陆居住的单身女性。
帝国主义是女性的事业
在朝鲜和东北地区，日本殖民者的男女比例是一比一。这在殖民史上极为罕见。这一独特的历史经验导致许多人认为日本帝国是“女性的事务”。相比较殖民边缘地区的男性而言，女性“更善于说话、做生意、管理帝国事务”（MNNS，1921年10月16日）[7]她们的职业包括法官、律师、银行家、警察局官员和侦探等。
虽然访问过日本殖民地的欧美人惊讶地发现大量女性占据了行政机关的职位，有些还身居要职，但是，日本男性帝国主义者总嫌殖民地女性过于独立、情欲过于主动。甚至大连和首尔地区有传言说，她们同时拥有好几个丈夫和情人（MNNS，1920年11月18日），或者干脆拒斥男性（CK，1914年4月）。[8]20世纪20年代末期之前，殖民地女性不希望依靠男性，所以她们在奉天和大连建立了由理发师、护士和性工作者资助的信贷联盟（MNNS，1920年2月1日、4日）。女性殖民者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使得当时有些人认为，日本现代女性主义不是由欧美开创的女性主义刺激产生出来的，而是来源于帝国边缘的日本独立女性的奋斗（MNNS，1918年5月17日；KN，1923年6月6日）。
毫无疑问，日本男性吹捧女性是帝国主义先锋的话语隐含着一个悖论，对日本女性在亚洲大陆的命运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比如教师和护士，她们要承担帝国劳动力的感情和生育方面的工作，与被殖民者打交道，通过女性参与或经营的小店来照顾从事性工作的朝鲜和中国女性。[9]另一方面，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她们会被贴上歇斯底里的标签，因为她们浸染了“太多朝鲜人和中国人的气质”。所以，同化政策的实施者是日本女性，但人们却指责她们丧失了日本性，和被殖民的亚洲人过于相似或亲近。后藤新平的免疫学现代性要求，日本的身体与亚洲的病原体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如果病原体太多，帝国的免疫系统就会崩溃。
相较不受污染、头脑清醒的殖民地精英和商人男性主体而言，亚洲大陆的日本女性则被认为易受污染、脑筋糊涂，像一块肮脏的海绵一样吸收“非日本因素”。一旦女性形成歇斯底里的特点，病因则是道德缺失：她们从亚洲的他者那里“患上”或“染上”欲望和身份认同（Fuss 1995，107—140）。因此，在殖民地，朱迪斯·巴特勒所说的“女孩的女孩性”催使具有元歇斯底里特质的日本女性与被殖民者更加亲密地接触，满足同化殖民政策的日常要求（1993，7）。但同时，这不可思议的双刃剑使得日本女性获得了男性殖民官员所刻写的歇斯底里特质，这种特质包含着反日本性的负面特质，女性常常因此而关进精神病院，更悲惨的则在日本本土的家长制社会中嫁人，然后被锁在家里。
现代日本性学话语中的病原学强化了对女性的符号化，剥夺了女性的主体意志，她们的道德和精神特质无力抵抗他者。中村古峡是当时重要的性学期刊《非正常心理学》的编辑，他记录了一些在千叶大学的诊疗室里观察到的歇斯底里患者案例，有些人原来没有学过那些语言，却一夜之间开始说朝鲜语、法语和汉语（1930，17—19，31）。中村很快成为日本最有名的歇斯底里症专家，他的文章常常刊登在大众文化的女性杂志上。他关于歇斯底里的系列连载出现在了1929年至1931年的《主妇之友》杂志上，并于1932年集合成册出版。这些文章代表了“二战”前最具影响力的歇斯底里研究，值得我们进行考察。
中村在文章开头说，歇斯底里不是先天遗传的疾病，而且，极少是由女性的独特心理特质引发的（1932，1—2）。不过，他从未提及男性歇斯底里症患者。他反复宣称，歇斯底里的病因绝大多数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主要是“频繁接触未知人群”（3）。他对现代世界的分析重复了性学中的厌女症话语：“歇斯底里混同了她们的欲望和他者的欲望……这种欲望的交混近似于带着同情、移情和感激等自由生发的情感。但实际上，这些自由生发的情感乃是内在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歇斯底里的特征是外在的、积极的自我中心主义。”（4）
《歇斯底里的疗法》第二部分描述歇斯底里的一些症状，一开始是“注意力骤然转移至他者，伴随着强烈的爱憎”（Nakamura K.1932，7）。他起先把第二种症状看作病因，后来又当作自恋的表现：“歇斯底里症患者总是试图吸引他人的注意，这也就是为什么她们会经历一个快速的转型阶段，获取他者的欲望，将其内化，然后占为己有。”（7）歇斯底里症患者很快意识到，她们的周遭环境不能积极地反映她们的欲望，所以，她们会寻求其他途径，在新的环境中寻找被爱的感觉。因此“他们很容易恋爱，纵情声色”（8）。中村结束这段序言时说，歇斯底里的基本形态包括“1.好奇心；2.虚荣心；3.模仿心”，导致歇斯底里症患者必然会混淆“幻想与现实”（8—9）。
该书是当时日本男作家关于歇斯底里最有分寸的论述[10]，但它所论述的核心主题——流浪，易受他者干扰，模仿他者的语言和习俗，过度性欲化——与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其他著作相一致。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将新兴的“新女性”和“摩登女郎”这两种都市主体性与女性的性方面的堕落联系在一起。这种对女性的诋毁是与日本当时国内的气氛相一致的，到了1930年，又和传统“日本文化”的保守话语结合在了一起。这些歇斯底里症的所指——流浪，模仿他者的语言和习俗，过度性欲化，过度独立而缺乏道德和主体自觉——都被组织进了殖民地边缘的另一种权力机器，产生不同效果。我已指出，殖民地边缘关于歇斯底里的描述暗含着性别因素的冲突，但是反而没有日本本土明显的厌女症话语。现在我们就把目光投向那些变异的殖民地文本。
接触与感染
歇斯底里原先只用来描述日本单身女性殖民者。其描述的广泛程度要求我们改变原先理解女性表征的框架，将日本的性学与心理学话语机制拓展至整个殖民帝国。如前所述，日本本土治疗资产阶级歇斯底里的方法是呆在家里或医院静养（Nakamura K.1932，134—142）；殖民地的疗法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因为社会上鼓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女性出门打拼，拥抱外圈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生命政治。
森刚士是1914年至1918年首尔总督医院的精神科主治医师，后来负责领导新建的首尔精神病院，他常常在《朝鲜公论》上发表关于歇斯底里的文章，他认为那是女性殖民者远离日本本土的后果。他在1916年9月和10月的杂志上，分两期发表文章，认定歇斯底里是“现代文明的疾病”（CK，1916年9月，148—150），是现代发展进程中不断增长的精神和物质需要的主要结果。他先批评欧洲性学的本质主义（部分原因是因为，晚近的研究成果表明歇斯底里对男女均有影响［148］），他谴责欧洲学者纠结于淫乱的女性。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自信的语调在谴责欧洲性学，并拒绝对歇斯底里做生物学解读。前一篇专栏文章介绍了以前的种种医学解释，然后说，日本殖民地的歇斯底里与欧洲的伪科学描述大相径庭。
在这篇题为“歇斯底里的症状与疗法”的文章的第二部分，他暗示说，歇斯底里症状的标准定义应该是日本殖民地女性的精神和物质处境，女性突然变成他的殖民地精神权力/知识的首要对象（CK，1916年10月，132—136）。文章中，森提出歇斯底里是一把双刃剑，女性被交替表征为过度和缺乏男性常规精神特质（思辨能力，克制性欲，情绪冷静，体魄等）。这些因素被视为“精神休克、迁居、奔波、流浪的现代状况”，换言之，殖民地“大多数女性的社会状况”（132）。森认为，在外人看起来，这些女性可能像是“异常独立、叛逆的性格类型……不服从任何权威”（133）。他报告说，这些日本女性实际上遍布朝鲜，大多数男性帝国主义者将她们视为“强悍、坚韧和独立的女性”，但实际上她们非常脆弱，需要医疗看护。
森的分析将歇斯底里部分归结为殖民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作女性的特殊症状。大多数去亚洲闯荡的日本女性都来自农民或下层阶级，她们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其中有许多人利用殖民者的优势地位，较便利地获得资本和商机，做一些小生意、社会工作或性工作。当然，这需要和朝鲜人、中国人及东南亚人打交道，而很少有男性会和他们产生友谊、情感和婚姻。
男性殖民者显然对女性与亚洲他者的亲密关系意见不一。例如，在《朝鲜公论》1916年3月的一期特别报道中，一群男性医生和专家讨论了他们对“殖民地女性”的看法（CK，1916年3月，85—92）。所有男性都同意，朝鲜和满洲有许多漂亮而有能力的日本女性。然后，他们（歇斯底里地）互相倾诉，生活在殖民地的女性多么有活力、会做事情，与日本本土的温顺女性形成鲜明对比（87）。其中一位作者叙述了殖民地人群的一个共识，即日本在亚洲大陆的帝国主义扩张根本离不开她们（88）。但是，离乡背井的现实造成情欲的“放纵”和普遍的道德沦丧。另外，这些女性“视男人为玩物”（89）。她们虽然只顾及自己的享乐和利益，却能在任何地方找到自己的“私”欲。对享乐和利益的追逐导致她们和中国人、朝鲜人产生亲密的商业、友谊及情欲关系。由于她们本性“自私”“善变”和“敏感”，所以她们“是执行我们的同化殖民政策的理想工具”[11]。可是这些男性还担心，随着日本女性在亚洲深入展开工作，她们很可能迷失自我，而被“殖民氛围”所“同化”（87），出门在外的女性禁不住诱惑。一位男子大声发问：“就算她们有许多成功的例子……我们不是很容易看到殖民地正在使女性走向沉沦吗？”“难道不应该采取措施治疗这种歇斯底里吗？”（91，90）这就是它明确的意识形态双刃剑：殖民地状况再生产出歇斯底里，而同时，歇斯底里支持、增殖并强化日本的殖民帝国主义。歇斯底里症患者理解被殖民的他者，且容易受他们影响，成为男性殖民者与被殖民群体之间的联系和中介。但因为歇斯底里的感染性，日本歇斯底里患者很快与被殖民的他者混同起来，有些男性殖民者就会觉得这很危险。患有歇斯底里的殖民者的“敏感、善变和自私”品质被认为是在创造一个殖民权力的平行结构，实行更见成效的同化政策，而不是从上至下、父权主义的征服政策。然而，同等权力的平行结构缺乏父姓权威，所以很难掌控，容易使得歇斯底里的感染性失去控制，从而威胁男性殖民者的统治架构。[12]
《朝鲜公论》有篇关于殖民地生活的揭秘报道栏目，颇受欢迎，名字叫“奇奇怪怪、变幻莫测、时隐时现”（CK，“Kiki kaikai hengen shutsubotsusen”，1913年9月），通常是石森诚一撰写的关于歇斯底里的调查性报道。报道借用了传统的通俗小报手法，1914年夏天发表的三篇报道描述几位“离巢”太早的美毒妇们的故事[13]，表达了日本男性殖民者的性心理矛盾。一方面，石森看上去兴奋地为那些女性所诱惑，但另一方面，他嘲笑她们是殖民主义可悲的牺牲品，这种嘲笑就像男性去势心理在独立女性引人注目的形象上的投射（Doane 1989）。石森写道，他既“吓破了胆”，又“意乱情迷”，因为他要去调查这些“性感而神秘的女性……留情于朝鲜和满洲任何一个角落”（CK，1914年6月，115）。
他所调查的其中一位女性叫作“金齿龟”，她10年前来到殖民地，很快赢得“朝鲜和中国的生意往来”（CK，1914年6月，116）。她显然参与了一些捞钱的项目，比如伪造、恐吓和诈骗等洗钱行为。她的色相——无论俄国人、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都会上钩——为她和银行家和商业资本家打交道起到重要作用（116）。她利用这些关系建起自己的小小帝国，她买得起汽车、成箱的军火等极其昂贵的物品（118），消费日本和朝鲜的小白脸（117）。据说她曾在酒吧枪杀过人，石森称有人见过她开枪（118）。暴力和诱惑的组合使她在首尔和釜山的赌场成为令人敬畏的角色。
石森先在首尔游荡，然后前往大连，他为读者提供了关于日本享有盛誉的殖民地城市详细的民族志调查。他对首尔的报道将读者引向殖民地腐败的地下黑市，中国军阀和日本诈骗团体在里面整夜赌博、喝酒。这些人由女司机带进地下黑市，根本无视朝鲜当局警察和日本宪兵。日本人在大连和当地的中国、俄国罪犯展开了激烈斗争。石森描绘了认同与欲望之间的复杂结构，导致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区隔变得极为流动。这份调查报道讲到好几例日本女性被殖民的男性买春；日本女人喜好“黑一点儿的男人”（CK，1914年7月，112）；日本男人为这些女性所陶醉，他们幻想着帝国边缘地区出现一个女性无所不能的世界。在此，石森称为“歇斯底里的金齿龟”的过度强大的女性改变了民族和种族权力架构。她的男朋友包括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14]，肤色较黑，和她那白色的妆容和肤色形成鲜明对比。有人瞧见她逗弄她的情人，在他们脸上涂泥巴，好让他们显得粗犷些，而石森开玩笑说，他们不是那种“感伤的类型”，“不喜欢诗歌那种东西来助兴”（111）。她的黑色情人们当然不是柔弱感伤的男子，但他们仍然受她摆布。
《朝鲜公论》1916年6月一篇题为“男人在女人身上寻找什么东西？”的文章认为，殖民地女性和日本“内地”的不同，“独立、善变、与被殖民者交流密切”，她们颇具魅力：“如果这叫作‘歇斯底里’，那么我们应该尊敬而不是鄙视它”（78）。这位男作者继续说，“所谓的歇斯底里看来是殖民地发展的重要因素”（79）。该杂志1913年5月的一篇文章描述一位“歇斯底里的”女性来到殖民地，参与非法的金融活动。作者形容她是个“荡妇”，又是一位“新女性”，自恋、短发、有男子气，然后使用诸如“流浪”“飘荡”等性学词汇。他总结，这类歇斯底里的女性从日本本土来到殖民地，她要么做生意暴富，要么堕入花街柳巷（112）。
妓女与女强人的强烈反差强化了与朝鲜人、中国人接触和感染的联系。重要的是，这两组二元对立源自同一个原因：歇斯底里的生命政治主体化。无论歇斯底里的人成为精明能干的女商人，或是沦落到妓院，两者都被视为有助于日本帝国主义。不管帝国主义男性怎样在道德上叙述这些结果，他们全都承认，抢夺市场的“事业”和卖淫、买卖人口的“就业”都是日本在亚洲扩张的组成部分。
殖民主义性学返回本土
田中香涯（1874—1944）与羽太锐治、泽田顺次郎，都是日本大正时期最重要的性学家。田中1921年开始主办颇具影响力的性学期刊《现代性学》，并且每年自己出书，发表长篇论述。很快，他成为日本社会大众了解歇斯底里、施虐癖和自恋等方面信息的主要渠道。[15]他1929年开始专门写心理学原理方面的文章，介绍“性”的历史，涉及诸如日本殖民者与东亚被殖民者之间的通婚、东亚“女性优越主义”的传统文化、日本吸血鬼的历史、施虐癖、超意识[16]和吃人等话题。他关注这些问题的部分原因是，他曾经在台湾殖民地负责领导一批学习卫生学的台湾学生，时间是从1897年至1900或1901年，受后藤新平领导。后来他回到日本，沿袭后藤的观点，并未中断他对日本殖民政策的支持，比如他认为日本的民族和种族构成是东亚诸种因素的复合体，日本殖民者必须善于尊重各个殖民地的“生命原则”，同时要通过卫生和科学机构来改进殖民地。和20世纪头30年的几乎每一个日本男性行政官员一样，田中坚持认为，在东亚尊重生命原则，也就是要发扬和改进日本伟大的色情行业。作为一个在台湾工作过的日本精英，田中当然热情支持当地的卖淫执照制度。
歇斯底里与日本19世纪70年代起对性工作者的本质化相似，两者常常被联系在一起，而建构起这种联系的是那些在殖民边缘工作的性学家和医生。我已经引用过森刚士的一些话，他是朝鲜殖民地最重要的日本神经学家，不过，把亚洲各地的日本性工作者符号化为歇斯底里的罪魁祸首则是田中香涯。当时他在台湾工作时写的材料很少留传下来，“一战”后，他却成为日本本土最受欢迎的性学家之一。
田中与陆军军医总监森林太郎[17]持同样观点。田中一直批判欧洲性学，将其称之为“基督教的道德宣教”。他在1923年出版的畅销书《女性与爱欲》 中花了很大篇幅讨论卖淫制度，尖锐地反驳克拉夫特·艾彬（Krafft-Ebing）批评性工作是“文明毒药”的观点（271）。他并不把性工作界定为低贱的情欲现象，而是坚称历史上每一个帝国都有卖淫管制制度，日本也不例外。他说，艾彬所捍卫的基督教帝国本身就可以追溯至卖淫制度（296），基督本人也买过春。根据田中的说法，这证明了“基督教国家的伪善”，他们“阴毒地陷害日本是最大的卖淫国度”（292）。如此一来，欧洲人有着“人类的动物本能的幻觉”和“日渐骚动的国家中，现代文明所造成的情欲驱力”的扭曲观点（308，297）。由于“每个人背后都蕴藏着难以抑制的驱力”，他说“国家越是要镇压这些驱力，这些驱力就越是疯狂”（304）。他从历史经验中汲取证据，古罗马、叙利亚和神社合祀运动时期的日本都试图要消灭性工作，但全部失败了。最后，田中否定了压抑假说（即文明发展程度越高，则性压抑的程度也需要相应提高，以保持社会的总体稳定），呼吁“科学管理性驱力”，如果没有了情欲享乐，也就没有了“人生的乐趣”，“现代文明”也就失去了希望。
帝国主义混杂性。七种亚洲人组合而成的日本典型脸孔
来源：《科学画报》1927年12月
在1925年一篇题为“爱欲狂”的著名文章中，田中简要叙述他对歇斯底里和性工作的思考。他花了大约20年研究这个课题，包括在台湾的经历，以及在德国为期一年的研究。《爱欲狂》的前三章处理的是女性性工作者这个“棘手问题”。田中宣称自己“毫无保留”地支持卖淫执照制度。他的医学和哲学思想观点是，人类情欲不单单是生育功能，性工作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承担多种功能：“虽然现代社会鄙视性工作者，但她们既满足了年轻男子的性欲，又创造大量商业利润”（7）。他20世纪20年代撰写的所有言论都批评一夫一妻制，因为这种制度无法满足所有男性的欲望，也无法满足一部分女性的欲望。他认可婚姻的部分社会功能，即抚养儿童，但他主要致力于批判欧洲性学的压抑理论，探究日本帝国如何建构的问题，以涵盖性学方面的某些根本原则。
田中和其他鼓吹男性异性恋欲望的日本性学家大同小异。但他的论述尤其粗鄙，他在《爱欲狂》一书中花了整整两章来解释，为什么卖淫执照制度不会对女性产生什么恶劣影响。他承认，大多数女性从事性工作是出于“社会经济”原因。现代资本主义导致巨大的贫富差距，贫穷的家庭别无选择，只能把女儿送入火坑。另外，日本有些绑架者专盯年轻而无知的女孩儿，把他们卖到国外当性奴（1925，36—37）。女性转向性工作有多种“外在”因素。田中讨论“内在”因素时，先警告说“妓女就是妓女，天生就是妓女”这种看法是悲哀的“现代社会偏见”。不过他觉得，确实也有一些女性是“天生的卖笑女”。他写道，这种女人性欲永远无法满足，她们心理上需要每天和各种各样的男人发生性关系。换言之，这种人患有“典型的女性性欲亢奋症”（22—23）。另外，她们躁动而永不满足的特质“近似于歇斯底里的症状”：“患有歇斯底里或女性性欲亢奋症的女人不会满足于和丈夫一个人性交。由于她极端强烈的性驱力，这类女性不得不每天离开家，寻找其他性满足的途径。”（23）
他虽然没有坦率地支持歇斯底里的性欲亢奋症患者从事性工作，但他强烈暗示，妓院是她们的理想归宿。而且，尽管田中说了两遍“性驱力旺盛的女性没有生理性疾病”，但他在《先天妓女》一章中引用了几家妓院的调查数据，说有30%的性工作者患有性欲亢奋和歇斯底里“病”（1925，36—37）。换句话说，虽然健康的性驱力只是许多现代女性的实际状况，但是，如果这种状况演变成病理性的症状，那么依据卫生学的生命政治条件，妓院是收容这些歇斯底里和性欲亢奋症患者的好地方。他建议说，这些女性应该从事服务于更加开化的、非基督教的文明的相关工作。因此，妓院相比精神病院，乃是更合适的选择（39）。
田中有两篇文章提及女性的情欲问题，但遗憾的是，他关于女性自慰和性高潮最详细的讨论文章在《人类性欲的黑暗面》（1922年）出版时被全部删除了。大部分情况下，他对女性情欲力量的痴迷并未促使他关注女性享乐的生理学原理。他讨论“女性性欲”最详细的是《女性与爱欲》一书（1923年）。不出所料，其中半数文章的主题是女性的歇斯底里。他展开讨论时用了两个论点：第一，男人和女人“平等”地通过刺激敏感部位而唤起性欲（初状态；11）；第二，他反对关于荷尔蒙和敏感部位的客观“科学”探讨，这些探讨导致了人们对女性生理和心理缺陷的误区，而许多误区是从欧洲性学那里产生的：“认为女性的性欲比男性弱，这种看法是错误的。”（10，11）他接着花了十页篇幅澄清这样一个事实，即女性的生育功能和性驱力之间没有直接关系：“甚至四五十岁的女人性驱力还是很旺盛……就算丧失了生育功能，性欲还能持久下去。”（15，18）他进而说，婚姻有损于女性的性生活，而单身女性拥有更理想的性生活：“大多数女性和丈夫做爱没感觉。”（23）他解释说，婚姻的“糟糕状况”证明了女性性欲亢奋症日渐增多，抑郁的妻子们会去造访“旅馆男孩”，屡屡发生“性倒错”的状况。
虽然田中的著作明确反对欧洲性学的性厌恶和厌女症，但很明显，这种反对意见是为了建立日本式的、非基督教的对性的操控，这种操控更为现代、科学和文明。从19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日本女性半强迫、半自愿地移民至中国和东南亚从事性工作，然后，台湾、朝鲜和满洲的日本殖民地开始建立卖淫执照制度，日本的歇斯底里性学话语是在为帝国主义操控大众性欲问题而辩护。殖民边缘缺少“贤妻良母”的国体权力结构话语来遏制歇斯底里，所以，叛逆、绝育、经济上和情欲上不依靠男性的歇斯底里女性形象助长了某种程度的政府管制，这种形象甚至成为了那些在亚洲大陆生活的日本女性的模范榜样。歇斯底里症假设的情绪波动和过度敏感常被用来当作和“被殖民者真诚沟通”（KN，1921年9月8日）的理想心理状态，因而，被认为是发展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因素。
[1] 首尔原名“汉城”，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汉城”更名为“京城”，直至1945年恢复。为行文方便，以下统一使用“首尔”。——译者注
[2] 我没有查到《大陆女性会》的所在地。《大陆女性会》的广告出现在该期《朝鲜公论》的第五页。
[3] 这些资料藏于日本学习院的特别资料室。感谢青木敦子的提醒。
[4] 现代军队与卖淫合法化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所有的现代军队都要求男性接受强制性的、暴力的异性恋教育，非异性恋的行为常常会受到处罚。日本军队一直鼓励士兵频繁进行异性性行为。更充分的讨论参见Driscoll 2005。
[5] “唐行きさん”是日本人对19世纪末前往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从事性工作的日本女性的称呼。
[6] 1919年10月2日的《满洲日日新闻》援引满铁的调查数据称，当年共有26135名日本男性和22260名女性居住在大连，并称，哈尔滨的日本女性居民比例更高。1915年满铁的北满调查报告称，日本女性的数量是男性的两倍。1920年9月7日的《满洲日日新闻》称满洲地区的日本居民总数为：73440名男性和69149名女性。历史学家木村健二举出1910年朝鲜政府采纳的当地日本人口数字是92751名男性和79792名女性（1989，12）。我查阅的《京城日报》（朝鲜殖民地的重要报纸）每年公布的数字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大约一致，女性数量增长缓慢。中国和朝鲜的城市有许多未经注册的女性性工作者，而满铁的调查是基于家庭单位（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18岁以上的日本女性的未婚比例是50%—60%），所以这些女性没有被算在朝鲜和满洲的官方数字里。因此有些当代评论者认为，在朝鲜殖民历史的头十年（1910—1920年）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城市，日本女性居民的比例比男性稍高一些。这是日本殖民史上独特的一段时期。日本官方调查数字则显示男性比例稍高。
[7] 1916年至1925年间的《京城日报》有个常规栏目叫作“日本女性与殖民事业”（例如1921年10月8日那一期）。1921年9月21日的《满洲日日新闻》报道称，日本女性能够独自将满洲的边界扩展到从华北到蒙古的广阔地带。该报1922年4月16、17日的系列报道探讨女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称“殖民地的女性比男性更加适合做资本家”。
[8] 参见1916年1月的《朝鲜公论》，据称，4名住在首尔的日本女子拥有多个情人，包括朝鲜人、中国人和俄国人（其中一位女子居然有70个情人！）。据《满洲日日新闻》1921年5月23日的报道，1920年大连的女性离婚率是日本本土的3倍多。
[9] 晚近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将生育和情感劳动当作最根本的人类劳动形式。参见Neferti Tadiar（2009）的颠覆性著作以及Leopoldina Fortunati（1995）的著作。
[10] 参见石角良之助的书（1927），该书把歇斯底里当作一种纯粹的生理现象，强调“无处安放的子宫”的特征，这与野庄汤木（Nosō Yugi 1930）的解释类似。性学家和优生学家泽田顺次郎1916至1930年间发表的约10本书也是对歇斯底里采用本质主义的解释。例如可参见他的《变态与犯罪》（1925）。
[11] 这只是当时日本与亚洲人同化的性别特征之一。但要注意，这不等于“日本化”，因为该文哀叹这些女性通过同化丧失了“日本性”。
[12] 本章我主要借鉴的是经典的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歇斯底里通常解释为对“象征界认同”的拒绝。这方面最好的著作是Catherine David-Ménard的Hysteria from Freud to Lacan: Body and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译者是Catherine Porter。我借鉴的另一篇重要文本是Jane Gallop的The Daughter’s Seduction：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
[13] 关于“毒妇”等形象的重要研究著作是Christen Marran的Geisha，Harlot，Strangler，Star（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5）。
[14] 《朝鲜公论》（1914年7月，111）描写她的日本男友高田的脸色“黝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