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固的农民和奇异化的朝鲜
不管它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讲，东洋拓殖株式会社是在吸血。
——《朝鲜与满洲》，1912年6月
日本资本家在如此短暂的一段时期内偷窃朝鲜土地的普遍程度和暴力程度史无前例。
——金永苏（Kim Yong-Sop——音译），
《日据时期的地主制度与农业经济》
剥削直接生产者的方式是最残忍的野蛮手段，其动机是最见不得人的贪婪心。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殖民主义不是一部会思考的机器，也不是一具会思辨的身体。它是自然状态的暴力，唯有遇到比它更强大的暴力时它才善罢甘休。
——弗兰兹·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
空手道小将
许多日本帝国主义者有过和所谓“不屈的朝鲜人”打交道的经历，具体的接触方式则各有不同。例如，19世纪80年代初，日本小商贩用武术来强迫朝鲜人购买他们的劣质商品。这些市场流氓依靠黑帮老大和日本领事馆的支持，成为1876年《江华条约》日朝自由通商后第一批渗透至朝鲜农村地区的日本资本家。1885年完全掌握朝鲜农村的市场准入权之后，为非作歹、自由放任的日本人建立商业联合会，以便集体向领事馆和日本本土的政客施加压力，争取获得更多的保护和更便利的赚钱途径（Takasaki 2002）。日本领事官员基本上愿意支持商人的所有要求，但他们禁止日本赌徒设局敲诈手无寸铁的朝鲜农民。19世纪90年代初，领事馆不愿意支持金融诈骗，虽然他们想要帮日本商人打败朝鲜和中国商人（Kimura 1989，95—97）。他们除了默许日本人使用柔道对付“不屈的朝鲜人”以外，还公开支持一伙叫作“竞轮商业团”的日本商人，这些商人威胁射杀朝鲜的乡下人，因为他们不愿意为日本的廉价商品和假冒春药支付高额费用。面对日渐兴起的抗议声，日本政府被迫屈服，于1898年解散这个商业团，而驻朝领事馆拒绝执行这个政府命令（Uchida.J.2005，39）。
武术与商业欺诈的结合使我们想起罗莎·卢森堡的主张，即资本主义总是“使用武力作为永恒的武器”。资本积累本身就是纯粹的武力。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不但让日本拿到了台湾殖民地，还从中国商人手中抢得了朝鲜，从此日本商人在市场上大显身手。日本领事官员既不愿意限制竞轮商业团和其他作为战争延续的商业活动，又开始放松之前对信贷欺诈的严格管制。除传统经济以外的手段，比如柔道和空手道，现在又增添了现代的剥削手段，如信贷欺诈和赊销。随着新世纪的来信，空手道小将逐渐脱下道场武士服，换上英式西装成为派头十足的帝国主义者，成为资本主义银行家和地主。
不安分的移民
朝鲜的第一代日本拓荒者和村冈伊平治很像，贫穷的活跃分子在东亚的各个通商口岸为了自己的前途而放手一搏。尽管明治政府一开始对朝鲜就有总体规划，但帝国精英们失望地发现，1876年后唯一愿意去朝鲜拓荒的日本人是臭名昭著的投机分子、人贩子和商业诈骗犯。不过，精英阶层还是全力以赴，试图吸引勤劳的日本农民去为帝国主义做贡献：朝鲜农业。日本政府为农业移民抢占离通商口岸最近的优势土地，然后为他们提供自由通行证。日本当局预先提示那些投机分子和其他资本家说，他们能在朝鲜“一攫千金”。1883年颁布了《关于在华和在朝日本人的管理条例》，该条例称，政府将驱逐那些不受当地欢迎的投机分子回国。然而，正如木村健二所指出的，东京通过的新条例并未阻止不安分的日本移民涌入，领事馆欢迎任何日本人来朝鲜（1989，24—25）。
到通商口岸以外地区活动的日本地主出现于1885年之后，空手道小子和高利贷团伙以索债的借口侵占朝鲜人的土地。日本资本利用“友善”的高利贷政策，抬高赊买日本商品的借贷利率，迫使朝鲜自耕农最终沦落为佃农。随着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贸易升温，许多日本投机分子一夜暴富，成为空头地主（Uchida J.2005，35）。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当时朝鲜是日本的受保护国。许多人呼吁日本将朝鲜全面吞并，所以，帝国精英开始严肃考虑农业移民的全盘政策。当时大多数日本人心里瞧不起去朝鲜种田，就像18世纪的英国帝国主义者们轻蔑地称呼他们自己的农业移民为“去刨土的家伙”一样（Williams 1994，4）。
1907年2月，前台湾总督兼三度日本首相桂太郎着手提出建立一家金融机构，帮助农业移民移居朝鲜。随着日俄战争结束，桂太郎愈发对以军事为主导的殖民统治感到不满。他认为，军事费用占用了大多日本国内资源，而驻扎殖民地的军事人员常常轻视商业和实业。这种态度阻碍了日本从新的领土中获取利润，所以急需一种以商业和人力资本为主的政策导向。毕竟，军事力量已经镇压过台湾的反抗势力，然后1898年以后退出主导地位，这种殖民策略被证明是成功的。为什么不在满洲和朝鲜殖民地复制后藤新平的成功策略呢？
桂太郎向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政策团体“台湾协会”提出自己的想法。他发表演讲的对象包括日本帝国的几位重要角色，朝鲜总监兼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和满铁总裁后藤新平。桂太郎回顾了过去10年台湾协会扶持的一些成功活动。他首先祝贺设在东京的协会学院成功培养了大批殖民官员，然后请他的听众们设想一下，如果同样的政策在东北亚实施开来，将会创造多少财富。当中国苦力在南满辛苦地为日本殖民地建造时，桂太郎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拉康所说的“能指劳动”（labor of the signifier），因而把协会的名字变更为“东洋协会”（Yamane 1976，201—202；Lone 2000，140）。
东洋协会立即着手实施其意见，1907年10月在首尔开设了第二所培训学校，以满足殖民地对会说朝鲜语的日本官员和商人的需求。然后，亚瑟港[1]开设了一家较小的学校，第四所学校于1910年在大连建立。桃太郎和后藤新平并未满足于台湾的优异成绩，他们希望东洋协会能够在亚洲大陆有更大的影响力。毕竟，军事和商业成就虽然有口皆碑，但是那些能干的、能够让朝鲜贱民学习的日本模范公民还不愿意移民至殖民地。日本需要一个金融和宣传工具来加大移民力度，东洋拓殖株式会社[2]应运而生。
东洋拓殖把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拿来作为自己的榜样，满铁两年前也曾这么做（Kimijima 1973，41）。[3]当时没人察觉到一个明显的悖论，即一家移民机构居然以一个殖民剥削的公司为学习楷模。果然，朝鲜总监伊藤博文表达了对大规模日本农业移民的保留态度后，日本国会于1908年通过了东洋拓殖的公司章程，按照新的章程，公司的宗旨有两个：一是榨取利润，二是协助日本农民移民朝鲜。
榨取利润和协助移民，这两项事务之间的冲突成为日本殖民主义的一个根本性悖论，朝鲜殖民地尤其体现了这一点。东洋拓殖用了两年时间，从负责安置日本农民的机构转型为东亚最大的土地持有者。用金永苏的话来说，那些公司董事是在大规模窃取朝鲜土地。虽然学者们倾向于论述东洋拓殖在行政方面的低效危机（Duus 1995；Kurose 2003），但我想从中探寻一种本体论欲望，这种欲望驱动着帝国资本主义以各种方式去猎奇。在朝鲜，反殖民斗争阻止了大规模引进日本农民的计划，促使殖民政策转向，这个转向反而极大地迎合了日本投资者和持地资本家们的欲望。
日俄战争以后政治图景变化巨大，最初印证了桂太郎、儿玉和后藤三人的想法。他们三人强调，日本必须立即派大量移民至朝鲜和满洲殖民地，那里需要大量殖民者来落实日本的战略新优势。儿玉希望有50万名移民去满洲，以威慑俄国军队发动新的战争，而后藤则希望日本农民去满洲和朝鲜等“落后地区”经营更优越的商业模式。截至1908年秋，日本政府采取的是“满——朝移民集中论”。不过，朝鲜土地上的斗争使他们的美梦破灭了。
1907年5月，东洋协会秘书长小松原英太郎来到朝鲜考察，确认是否能够在朝鲜人中间安插一些日本农民，以便更好地发展朝鲜农业。他的调查结果并未支持输送移民朝鲜的计划。小松原重申，通商条约限制了日本人购买朝鲜土地，他还预言，那些已经买了土地的日本人也没有意愿去耕种它，他们满足于收取朝鲜佃农的田租。他视察发现日本商人普遍的腐化堕落状况，日本地主就像好吃懒做的寄生虫，他感到有些悲观，朝鲜的殖民化进程竟然开头如此不顺。他敦促殖民者和当地官员牢记，日本的目标始终是“改善农业发展局面，深化日本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友谊”（Duus 1995，305）。
充满欲望的去殖民化运动
小松原和其他东洋拓殖成员虽然亲眼目睹了一些苗头，但他们1907年返回东京以后，对于最近发生的朝鲜第一次大规模起义运动的原因迷惑不解。起义军的攻势蔓延至1909年2月，1907年夏和1908年达到顶峰。东洋拓殖如果之前大规模安插日本农民到朝鲜农村，那么，面对朝鲜如火如荼的反殖民运动，肯定会发生大量伤亡。朝鲜人坚韧的、有组织的反抗运动震惊了日本军事高层，而后者还沉醉在1905年击败俄国的洋洋自喜。关于起义本身已有详细的研究（Kim C.1967；Kang C.and Iinuma 1982；Shin 1991）；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反殖民的欲望反而驱使日本帝国主义采取更为复杂多样的方式来进行政治监控和榨取利益。我已在第一章中揭示了对中国劳工的欲望生产的奇异化，这种奇异化导致日本大量使用中国的廉价劳工，减少使用日本工人，以便快速积累资本。在日本最大的殖民地，朝鲜，去殖民的本体论力量同样导致东洋拓殖转化为一个如巨怪和吸血鬼一般、拥有大量佃农的地主，本章开头《朝鲜与满洲》杂志的题词所评论的就是这个现象。
东洋拓殖一开始运作，在日本和朝鲜的资本家就对其口诛笔伐。自由贸易主义者在《东京经济杂志》上表达他们对政府干预市场行为的不满，不断攻击满铁和东洋拓殖。截至1910年春，东洋拓殖已放慢移民计划，而该杂志的编辑谴责政府不信任市场的力量，缺乏商业头脑。据该杂志称，东洋拓殖的管理层的“失败咎由自取”：“管事儿的人都是军事和行政官僚。”（1910年4月16日，648）[4]
机构臃肿的东洋拓殖大多由心狠手辣、不肯罢休的商人组成，他们1876年便开始在朝鲜开拓市场，而朝鲜的日本商业界对东洋拓殖也多有诟病。商业界的利益隐藏在许多殖民地刊物内容中，其中有一份刊物是著名的位于首尔的月刊《朝鲜与满洲》。自1908年创刊之日起，其作者群就不断谴责东洋拓殖。一篇分为两栖连载的文章介绍了东洋拓殖的商业领导人，一位笔名为“喜马拉雅山人”的作者写道：“东洋拓殖肯定有许多骗人的地方。就笔者所知，这是一家无能、无为的机构……人们唯一能找到的‘拓荒’成绩是它的名字。”（1910年1月，80—81）这位作者介绍东洋拓殖的高层人物时，笔调尖酸刻薄。第一任总裁宇佐川一正据说：“虽有30年的军队经验，却异常无能。副总裁吉原三郎大致上很糟糕。从上至下，那些员工只会吃皇粮。”（81，84）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中，作者区分了日本殖民者和东洋拓殖官员之间的阶级差异：“不同于在朝鲜老老实实挣钱的普通日本拓荒者，宇佐川和吉原等东洋拓殖的蠢货根本没有拓荒精神——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很怀疑那些人是所谓的‘发展朝鲜的英雄。’”（COM，1910年3月，60—62）
朝鲜的另一份主流刊物《朝鲜公论》与总督府有联系，所以不能像《朝鲜与满洲》那样公开批评。但《朝鲜公论》也认为有必要处理公众对东洋拓殖“失败”的普遍焦虑。该刊1913年5月这一期的主题是“东洋拓殖的混乱现状”，作者先是承认满铁和东洋拓殖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商业灯塔，接着说：“公司最近的商业中心正在背离人们对它的期望。众所周知，他们的主要宗旨应该是帮助日本农业家在朝鲜拓展市场。我们殖民朝鲜最重要的目的是同化当地人，如果没有拓荒者，这根本完成不了。”（1913年5月，2—3）编辑开篇希望日本殖民者降低他们的期望值，隔了两页，则直接讨论东洋拓殖的失败问题。该刊编辑直接质问公司领导层“无视当初设立公司的宗旨”，东洋拓殖“证明自己是殖民事业的耻辱”：“我们只能揣测失败的原因，不过，移民协助主要处理的是人事关系。遗憾的是，该公司的领导层主要来自军队和银行。”（5）
许多关于东洋拓殖的报道都显示出对军人干涉商业的强烈质疑。虽然日本军队的战绩广受肯定，但人们普遍认为军队轻视贸易和金融资本。自东洋拓殖1909年在首尔建立总部起，宇佐川担任5年的总裁期间，他30年的军旅生涯就饱受质疑。东洋拓殖无视“直接移民朝鲜”的宗旨，所以一事无成。
被奇异化的朝鲜
事实是，东洋拓殖在创立刚开始几年间非常活跃。另外，学术界一致认为东洋拓殖的角色，用卡尔·莫斯考维兹（Karl Moscowitz）的话来说，是“朝鲜最大的佃户地主”（1974，3），不过，它拿到这么多地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证据表明，东洋拓殖的殖民猎奇发生过重要变化，从强调移民转移到强调以地租和高利贷的形式榨取朝鲜人的剩余价值。这一转换的效果可以在历史文献中找到（Kang C. and Iinuma 1982；Weiner 1994；Kurose 2003）。最重要的是，朝鲜农民的佃租急剧上涨。1918年殖民地总督府的土地调查表明，40%的朝鲜人没有土地；如果加上那些只拥有一丁点儿土地、还是需要依靠地主种田的人，那么这个数字将增加到55%。虽然数字的准确度还有待讨论，但大多数学者同意，截至1930年，日本总督占有朝鲜大约55%的土地。第二个重要结果是，东洋拓殖事实上放弃了移民政策，而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日本最高领主待在城市里坐等收钱，而把乡村留给朝鲜佃农和亲日地主。与其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东洋拓殖要扶植发展的话，那些日本农业拓荒者会有什么反应，人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解有一个转变。1907年末最详细的一个提议是，计划第一年移民1万人，第二年2万人，第三年3万人，之后每年1万人。1908年，东洋协会的野田宇太郎告诉日本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说，截至1920年，日本务农者将达到35万至50万人（Aoyagi 1923，659）。
然而，在1911年的1235份移民申请中，东洋拓殖只接受了160份。截至1920年，只有3921名东洋拓殖赞助的农民移居朝鲜。1914年，野田已经是东洋拓殖的副总裁，他告诉记者，他的公司无需回应经营“失败”的批评。他冷冷地说，他们负责的是东洋拓殖的股东们；如果分红减少，股东们就把资金投到别的地方去。野田承认，鼓励日本人移民朝鲜是一项重要任务，但这对公司股东们来说，利润率太低：“在一个像朝鲜这样刚开发的地方，首要原则是增加投资回报率……如果利润不及日本本土高，那朝鲜永远发展不起来。”（引自Duus，301）
一位研究东洋拓殖失败的移民项目的韩国学者认为，政策转向的原因与朝鲜人民的反殖民、争自由斗争大有关系。金勇纪（Kim Hyun-kil——音译）说，朝鲜人坚持不懈、一日不停的仇恨注定了日本农业移民计划的失败（1971，73）。东洋拓殖不是第一个资助农业移民的官方组织；第一个组织诞生于1907年至1908年间，那时东洋拓殖连名字都没有。那些试图移民朝鲜的日本人报告值得我们加以重视（Aoyagi 1923，668—672）。即使日本拓荒者没有遭受肉体上的攻击，那些村庄里的朝鲜人也会在精神上孤立他们，而这些日本人抛弃了本土的一切，只身漂泊异乡。这迫使当局修订同化政策，好让日本人从朝鲜人聚居的乡村转移到更靠近日本军队和警察基地的地方，或者是转到城市社区。当地媒体的第一手报道至今仍然存在。[5]
1912年5月，《首尔每日报道》的两名记者在各地调查那些受东洋拓殖资助的移民，调查结果刊登在6月21日和22日的报纸上，部分内容提前刊登在了《朝鲜与满洲》杂志，题为“访问东洋拓殖移民”。日本移民诉说了他们“悲惨”的生活。他们说自己生活在对朝鲜邻居的恐惧之中，并且，对东洋拓殖也没有好评，他们称它是“冷酷的当家”。记者吹嘘说，这是日本读者第一次发现移民生活的真相，没有经过首尔的东洋拓殖发言人“花言巧语”的过滤，那个发言人“几乎是在颠倒黑白”（COM，1921年6月15日，13）。通常是五至七个日本家庭聚居在一起，和其他朝鲜家庭形成空间上和语言上的隔离。他们抱怨说，居住的房子像狗窝一样差，而财产税比日本本土还要高，倔强的日本人拒绝任何关于现代农业技术的指导，而这正是他们来到朝鲜的初衷之一（14）。几个日本家庭承认，他们刚刚放弃务农，准备把土地租给朝鲜佃农，像东洋拓殖一样做地主。他们告诉记者，他们不觉得转做地主有什么“见不得人”，但每年收租的时候，就会和朝鲜人发生冲突，那些人“就是不给钱”。这篇报道的结尾是，几位诉说他们对朝鲜人和东洋拓殖的怨气。其中一位移民抱怨道，东洋拓殖每年依据大多数移民的抵押贷款收取5%的利息，但他们什么事情都没做——就像个银行（14）。
日本移民与东洋拓殖之间的关系有两层意思，日本移民没能挣到足够多的钱来为自己的拓荒行为找到理由，而东洋拓殖则无法向它的股东们交代，所以两者都抛弃了现代化和文明启蒙的目标，转而直接剥夺朝鲜人的土地和劳动。青柳纲太郎对日本移民转型的描述也反映出《首尔每日报道》的采访所揭露的悖论，移民们自觉指出，他们成为地主道德上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他们只是想踏踏实实挣钱，在严酷而陌生的殖民地存活下来（Aoyagi 923，33—37）。日本移民觉得，地主和佃农的法律契约关系无论在金钱还是现实生活方面都比较牢靠。当然，这些契约不过是马克思所说的“合法抢劫”，地主收取的田租高达农民收成的45%—75%。朝鲜佃农常常要把他们收成的3/4交给地主，因为东洋拓殖颁布了新的法令，契约早在农作物成熟之前就已经签订好了。有些东洋拓殖扶植的地主收租率高达90%。[6]显然面对这么高的租税，朝鲜农民不得不去找日本银行或者朝鲜和日本高利贷者借钱，最终结果是，越发深陷于帝国资本主义的魔爪之中。于是一幕幕惨剧发生了，债台高筑逼得农民把女儿送入火坑，或者把儿子卖到日本去打工，有时甚至整个家庭都卖给了日本地主（Kim Hyun-kil 1971，104）。
当然，许多人反抗日本人的占领，参加游击队运动或者进行各种秘密破坏活动。贱民的军事抵抗运动总是由多种原因而形成，但被捕的义勇军侦讯报告表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将侵略者赶出家门，不让他们抢夺自己的资源和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Kim 1967，卷1）。被问及是否害怕时，32岁的康萨木（Kang Sa-mun——音译）回答道，日本在朝鲜执政并不合法，他们是在偷窃“朝鲜的森林、河流和土地”（Duus 1995，226）。朝鲜起义者甚至在日本军队的宣传品《朝鲜暴徒讨伐史》中传达了他们的愤怒之情（Chōsen Chōsatsugun Shireibu 1913）。没有一位被捕的起义者相信日本人的宣传，即日本侵略朝鲜半岛是出于发展经济、传播文明、加速现代化的仁慈目的，他们反而会认为，如马克思的本章题词所说，资本主义殖民运动“剥削直接生产者的方式是最残忍的野蛮手段，其动机是最见不得人的贪婪心”（1977，928）。
重新思考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朝鲜人的普遍贫困状况和绝望之情，以及这一惨剧促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拿起刀枪甚至赤手空拳参加起义的原因。毋庸置疑，日本移民自由地来到朝鲜以后，殖民主义生命政治改善了他们许多的贫困处境，有些人不再耕田，转而收租去城市里享乐。还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日本股东和东洋拓殖的管理层腰包鼓了起来，如川岛（Ken Kawashima）所说，土地征用和财产转移造成“朝鲜农村社会关系断裂”（2009，26—27）。反殖民主义学者川岛和金勇纪详细介绍了朝鲜农民的悲惨境遇，他们“逐渐成为流浪的、一无所有的农民，只能用自己仅剩的身体当作出售的商品而付出劳动”（27），这两位学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忽视福柯生命政治的另外半句警言：任其死亡（laisser mourir）。虽然日本殖民者试图收买一些朝鲜贵族，以“改善生活”，但1909年义勇军被血腥镇压之后，朝鲜殖民生命政治的总体效果是提升了日本殖民者的生命质量，同时，任被殖民者死亡，或者竭力压榨他们的身体直至过劳死。篇幅所限，在此我只举两个例子。姬英宋（Insong Gill——音译）证实，日本在朝鲜的所作所为不但为日本人提供了生活资料，提升了生命质量（尤其是从1920年开始，那时殖民政府将朝鲜生产的绝大部分大米送至日本本土，后来的输送量高达本国大米需求的40%），还帮助殖民者从朝鲜人的身体上剥削利益。姬英宋使用人体测量学数据表明，在日本人生命质量提高的同时，朝鲜人的身体却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开始萎缩，因为日据时代朝鲜人的卡路里摄取量下降（1998，124—126）。张勇杨（Chung Young-Iob——音译）所说的“日据时代朝鲜人食物消费量的绝对减少”导致朝鲜人60年代的身高刚刚恢复至20世纪头十年的水平（2006，291）。
第二个例子是劳动者收入实际减少。如果我们把一小部分都市职业精英剔除，那么日据时代朝鲜人的工资收入实际上是在倒退，仅为1910年水平的87%。虽然每年工资上涨3%，但物价上涨抵消了工资增长。与缩水的实际工资相反的是，劳动生产率却提升了7%，其间的差价正好落入了日本企业的口袋里，许多日本企业的利润率高达30%至40%（Chung 2006，276—280）。朝鲜流动人口中的失业者和贫困阶层逐渐增多，而剩余价值劳动市场却因为民族歧视政策而压低工资水平，朝鲜人的贫穷与殖民者的压迫催生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赤裸裸的生命政治经济中，日本人的生命质量提高了，而朝鲜人，则任其死亡。
无可争议的是，最初几年负责制定东洋拓殖政策的军队领导层是当时最了解1907年和1908年朝鲜反日运动的一批人。首任总裁宇佐川的一些密友曾经直接参与镇压起义。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日本媒体所说，军人缺乏商业头脑，恰恰相反，军队最清楚朝鲜的治安环境和反日暴力情绪。那些政府官僚还停留在1907年鼓励移民的那套旧观念中，只能用谎言和政治宣传来勉强对付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而事实是，朝鲜人开始意识到，用法农的话来说，“被殖民者只能在暴力行动中、并且只能用暴力的手段才能争取汽油”，“新生的种子，必须在移民腐烂的尸体上萌芽”（1968，86，93）。
反日抵抗运动始于1907年春，在数位游击队领袖遭到逮捕后，结束于1908年年末至1909年年初（Iwanami Koza 1992）。东洋拓殖1909年1月在首尔设立办事处，并着手初步调查帮助日本移民落户朝鲜乡村的适宜办法。然而，东洋拓殖面临的治安条件日益恶化。军队报告和殖民地媒体反而透露，有一股日渐蔓延的抵抗势力显露出前所未有的武装起义倾向。虽然义勇军基本上被消灭了，日本人所说的朝鲜“暴徒”却一直持续到1909年。作为回应，1909年10月，愤怒的军方针对全罗道义勇军残余兵力发动焦土式进攻，代号为“平定南方”。东洋拓殖获知日本军方和媒体相关报道，他们肯定知道朝鲜的抵抗力量绝非孤军作战。
报纸《京城新闻》针对民众对首尔至釜山的新建铁路抵抗运动，开始每月报道朝鲜“暴徒”所造成的破坏。该报引用警方简报，称抵抗运动从1909年1月末兴起，止于5月初（“Bōto shutsubōchi higai ichiran”，1909年5月11、12、27日）。一个月后，该报惊讶地承认，游击队领袖遭到逮捕的消息并没有降低抵抗运动的力度（1909年6月26日）。实际上，原本采取武力手段的抗议活动也开始越来越暴力化，例如，500名失地佃农在首尔的日本宪兵队门前游行示威，威胁烧毁宪兵队大楼（Keijō Shimpō，1909年6月8日）。数月后，《京城新闻》10月31日的周日社论呼吁对朝鲜人进行迅速而无情的镇压。该报编辑声称，“和平的治安环境”正遭到威胁，“西方人和朝鲜人缺乏我们日本国民的人格自尊和素养，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但我们不容）今天朝鲜农村那样反动、顽固的暴力事件继续蔓延下去……暴徒数量不减反增”。
殖民资本对欲望的形式吸纳
把朝鲜农民主体化为头脑发热、顽固守旧的人，这是一种典型的殖民主义话语。虽然日本统治者花了很多年时间来生产所谓的“朝鲜性”[7]，但这种主体化过程发生在朝鲜成为日本保护国时代（1905—1910年）的初期。残酷镇压和清洗朝鲜抵抗力量的一个方面，是把“朝鲜性”看作中国苦力所不具有的品质：毫无根据地自高自大、血腥暴力、顽固守旧。鉴于朝鲜人的这些国民品质，帝国统治者决定伸张“大义”，告知朝鲜人两件事情：一，他们和日本人有着共同的种族和文化历史；二，日本是唯一一个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所以朝鲜人应该追随日本。他们不应该仇视，而应该感激日本同胞来做他们的监管人和指导老师，教给他们现代政治的管理技术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武术。
朝鲜的两份日语月刊始终在讨论下面这个问题：朝鲜人能够为日本帝国所同化吗？《朝鲜与满洲》和《朝鲜公论》杂志各有对策：前者认为，日本人和朝鲜人的接触应该限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并禁止异族通婚，而《朝鲜公论》则主张威权主义的军事统治，并于20世纪20年代鼓吹日朝通婚。不过，这两家刊物都已意识到，经受最初出人意料的顽强抵抗之后，日本殖民者应该大幅度调整殖民策略。
东洋拓殖的领导层很快适应了朝鲜人的反抗，并将其奇异化。他们搁置由日本农民主导来对朝鲜农业进行昂贵的现代化大发展，转而尽量保存原有的乡村体系。他们肆无忌惮地剥削朝鲜人的剩余价值，以至于东洋拓殖变成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统治政权”，强制实行高额田租和高利贷。用金勇纪的话来说，日本殖民者“研究了朝鲜土地情况……然后从朝鲜傀儡政府和乡村结构内部获取投资利益最大化”（1971，7）。
因此，殖民资本主义的形式吸纳要求巩固乡村领域的前现代权力结构，趁机利用传统“两班”贵族精英的斗争来驾驭19世纪末酝酿产生的阶级冲突，以维护他们的地主权益，镇压农民运动（Matsumoto 1998，25—26）。根据金永苏的研究，“封建农业体制根据资本主义管理原则来运作……所以与过去相比，‘地主——佃农’关系作为一种制度极大地增加了地主和资本家对农民阶层的剥削”（引自Pang and Shin 2005，146）。东洋拓殖的实际做法是，把乡村中的阶级冲突引向对殖民者和资本家有利的奇异化方向。浅田乔二借用马克思的“形式吸纳”概念，他分析说，日本殖民化进程把乡村的阶级斗争转化为了资本主义支配下的“殖民——被殖民”结构（1968，第一章和第三章）。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总结道，去地域化的日本移民不断地争夺土地，加上1912年总督颁布法令允许土地私有化，这导致“土地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造成“世界罕见”的佃农惨剧（1981，43）。
让我们重审那头将朝鲜奇异化的双头怪：一个头是东洋拓殖株式会社，通过土地测量和调查来履行其经济和生命政治权力；另一个头是日本军队，其驻兵控制整个殖民地。这只双头怪是日本帝国为了应对朝鲜人民寻求独立和正义的事业而制造出来的。福柯的箴言“人口知道它想要什么，但不知道什么在作用于它”，解释了这种将朝鲜奇异化的生命政治取向（2007，105）。但还有另一种更加复杂的奇异化。日本空手道小将的去地域化欲望控制着殖民地的运行模式，东洋拓殖这家商业资本公司把下层阶级的日本移民组织进他们自己的霸权计划中，最终两方面势力融为一体。
20世纪第二个十年，欧洲列强由于“一战”而亟需吗啡和海洛因，日本制药公司因此大捞一笔，而一种新的奇异化技术在殖民地出现了。日本商人贩卖的吗啡1916年和1917年才在首尔和釜山出现，而“一战”后大正制药等日本制药公司急需开拓新的市场以销售他们利润很高的吗啡制品。所以，朝鲜总督介入进来，采用必要的“非经济力量”来打开殖民地药品市场。1919年年初，他们突然开始打击鸦片和烟草业，而把吗啡制品流通合法化。短短数年，有10万名朝鲜人吸食吗啡上瘾，这一策略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平抑并削弱了被殖民者的力量，另一方面为殖民者赚取大量利润（Kurahashi 2008，24）。[8]
[1] 旅顺的旧称。——译者注
[2] 以下简称“东洋拓殖”。——译者注
[3] 满铁和东洋拓殖同为东印度公司的仿冒品，前两个机构常被拿来做比较，东洋拓殖稍逊一筹。参见《满铁与拓殖》，载《朝鲜与满洲》1911年12月，第10页。
[4] 引自Moskowitz 1974，96。
[5] 有些日本殖民者为了反驳关于温顺的朝鲜人的官方论述，开始发表一些亲历者自述。其中最有名的之一是《朝鲜孤旅》（Ugaramon 1914）。这个信息来自Helen Lee出色的博士论文（2003）。
[6] 朝鲜土地经济研究所在《朝鲜土地租佃制度研究》（Pak 1966）一书中引用的数字是90%，引起广泛争议。该研究所还说，朝鲜佃农“不论收成好坏”都要上交固定的田租，这与东洋拓殖的内部档案不符。参看东洋拓殖株式会社（1939，40—41）。埃德温·格雷葛特（Edwin Gregart）1994年的权威著作研究的是朝鲜殖民地的土地所有制，质疑了朝鲜土地经济研究所的许多过分言论。但是，他并未否认东洋拓殖在10年内拥有的土地总量增长了3倍。
[7] 当时关于朝鲜的面向日本普通读者的介绍性书籍有许多，有代表性的是清水橘郎的《朝鲜事情密谈》（1895），用萨义德的话来说，“报道”朝鲜（参看萨义德的著作《报道伊斯兰》。——译者注）。
[8] 约翰·M.詹宁斯（John M. Jennings）称朝鲜殖民地泛滥的日本毒品是“鲜为人知的瘟疫”（1995）。
附录1
朝鲜人挨打；我，日本殖民者，挨打
1919年3月1日的朝鲜独立运动是日本帝国统治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威胁。朝鲜人尊称为“三一运动”的抗议运动起先聚集在首尔，然后很快蔓延至各个城乡。经过10年严酷统治，似乎朝鲜人驯服了，日本殖民者尽情剥削朝鲜土地、劳动和生活，他们面对突如其来的群众动员感到猝不及防。和10年前血腥清洗朝鲜南部地区一样，日本军队这一次的反应同样无情，粉碎和平示威，逮捕人数高达4万人，杀死大约7万人（Pak 1920；Kim 1967）。
日本精英为应对游行抗议活动，重新拾起那套曾经在台湾和朝鲜都使用过的帝国主义二元对立范畴（文明/野蛮，理性/非理性），斥责这次的游行是“野蛮”而“盲目”的（CK，1919年4月，4—8）。指称朝鲜人不愿接受日本文明开化的另一个新词是“愚民”。愚民不是日本人在20世纪头十年循循善诱教导的那些淘气小孩或野蛮人，而是朝鲜的成年人，他们固执地拒绝承认日本付出巨大牺牲提携朝鲜进入现代化世界（33—34）。镇压行动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国际形象，等到游行快被日本军队平息下去时，《朝鲜公论》的编辑开始把目光转向现实中的愚民：游行运动的朝鲜男性头目。1919年5月的社论“朝鲜暴动与总督政策的改善”总结了这些顽抗的男性领袖：“称他们为现代人太过了，但这些知识分子的确为暴动提供了思想资源。其他人参与是因为被这伙人所威慑……这些男性知识分子使用了一些催眠、迷惑大众的招数。暴力、非理性的观念早就传输到了良民脑中。”（2—3）根据《朝鲜公论》的说法，这种迷惑人的招数是欧美思想中的“民族自决”观念。这一思想起源于欧洲，最近又被美国总统威尔逊所提倡，现在又被朝鲜男性知识分子拿来机械地重复，污染了正派的、热爱日本的朝鲜公民：“（民族自决）造成了首尔光怪陆离的现状……这是我们殖民地时局混乱的主要原因，还干扰了我们开导和教化朝鲜的核心任务。我们要重新专注于自己的任务，不要让西洋思想生搬硬套地影响到我们的朝鲜良民，他们应该认识到我们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善行。”（3—4）《首尔每日新闻》的社论也明白宣称，需要将朝鲜妇孺从那些迷糊的男性知识分子中“拯救”出来。游行本身就证明，现在朝鲜妇孺和文盲男子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日本人的照顾和教导（KN，1919年3月7、8日）。有些殖民者甚至认为，血腥镇压和平示威游行是必要的，“救出善良的朝鲜妇女，免于遭受朝鲜不良男子的迫害”（KN，1919年8月19日）。
这些殖民主义文本怀着畏惧心理推卸责任，其实根本站不住脚。众所周知，独立运动秩序井然、行动平和，大部分人都同意，所谓暴力事件都是殖民者这一边的污蔑之辞（Moriyama S.1992）。日本殖民媒体当时报道这些和平而规矩的游行图片恰恰戳穿了日本的指责，朝鲜男性知识分子并非是吸食日本人鲜血的野蛮人，朝鲜女性也不是被迫加入游行的。另外一个公开的事实是，朝鲜女性在反日运动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1]，这也是朝鲜妇女运动的滥觞。数千名朝鲜人在为期数月的“平息”运动中遭受杀害，这一事实反过来证明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究竟谁才是野蛮人。不过，由于这些文本都是在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老生常谈，所以我想暂且放下，来看一看他们究竟做了哪些事。朝鲜男性暴力代替了日本人的压迫和暴力，朝鲜女性奋起反抗日本殖民主义的勇气被颠倒和转化为对这些殖民者的呼救，日本媒体社论中的推卸责任和颠倒黑白，这些心理活动究竟是怎么运作的？
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强调19世纪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推卸责任和颠倒黑白的相似结构。《贱民能够说话吗？》（1988）也许是对殖民主义话语分析最著名的文章，她在文中解构了英国殖民者关于寡妇殉身（sati）的话语，她说，英国殖民者的家长作风相当于是“白人男性从褐色男性手上救出褐色女性”（297）。另外，她分析了帝国主义家长作风坚持要从褐色男性所控制的传统文化中拯救印度女性，这是一种意识形态暴力，她尖锐地指出，这种殖民主义话语可以联系到弗洛伊德分析的那个口误“一个孩子在挨打”（296）。我想，斯皮瓦克在这个思维跳跃中想要捕捉到的是，殖民话语结构与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幻想有着同构性。
根据精神分析理论，一旦原来的对象被置换而主体无法把握到时，幻想就出现了。然后，当创伤性冲突（比方说，突如其来的反殖民抗争）威胁主体时，幻想就会再生产出来。幻想的心理功能是转化、颠倒，以及把可能威胁到主体健康的创伤性冲突情欲化。幻想模拟创伤经验的方式是，用幻想的“场景”进行替换，这一“场景”让心理恢复过来，重新组织那些威胁性损伤，虽然对（男性）主体来说这种方式更加安全而情欲化。心理的“舞台调度”否定了通常所谓的主体、对象与欲望言语行为之间的差别，主体能够利用并居于幻想的任何一个位置之上。[2]
弗洛伊德的文章《一个孩子在挨打》发表于1919年，与“三一运动”同年。这篇文章描述了他父母的一些幻想，内容是一个孩子在挨打。在分析的压力下，家长细分成了三个不同身份：（1）我父亲在打我憎恨的那个小孩；（2）我正在被我父亲打；（3）一个孩子在被打（Freud 1963）。拉普兰奇（Jean Laplanche）和J. B.庞塔利斯（J.B.Pontalis，1986）在他们影响深远的文章中这样解读，幻想不是在幻想内部认同一个固定位置；相反，认同分布于主动、被动和场景言语行动这三个位置之中：“幻想不是欲望的对象，而是欲望的场景。在幻想中，主体不是在追逐对象或其符号；人在一系列图像中捕捉自我……所以，虽然主体一直在幻想中存在，但可能是以一种去主体化的形式存在。”（26）因此，幻想不是主体所“拥有”的某种东西，而是在认同和欲望产生的场景中，主体成为谓相（becomes predicate）的地点。齐泽克（Slavoj Žižek）认为，欲望作为象征界律法和物质对象之间的中介，“构成了我们的欲望，成为欲望的坐标；也就是说，它事实上‘教育我们如何去欲求’”（1997，7—8）。拉普兰奇和庞塔利斯称，欲望“奠定了经验的可能性”（1986，24）。
拉普兰奇和庞塔利斯沿袭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欲望的心理机制是帮助主体处理那些威胁其主体健全结构的外在威胁。幻想还支配着其他心理机制，因为只有它能够提供主体的防御机制，阻止潜在的分裂和瓦解因素。这些机制包括，以受虐癖的心态面对外在威胁，生产出享乐因素；以投射和否定的方式颠倒外在威胁；置换为窥淫癖的第三者角度；以及我上面提到过的，将外在威胁情欲化，让主体相信，那些威胁实际上是错位的爱欲和认可。从日本殖民者看待“三一运动”的心理角度分析，欲望颠倒了朝鲜独立运动的反殖民威胁，神奇地将反日情绪转化为拥日情绪。斯皮瓦克说，不同位置之间的滑动（即幻想的逻辑），以及“主要的”防御反应和思维颠倒都类似地存在于英国帝国主义针对印度进行“文明开化”的辞令之中。
根据拉普兰奇和庞塔利斯的理论，性虐待的场景设置（不同于情欲行为）有时能够展现这些原本不可能的权力颠倒。那么，我们之前看到的主动与被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颠倒不限于日本帝国主义时期的危机阶段。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外在威胁一直存在，而且住在殖民边缘的许多日本人日常生活也存在危险，所以，有多种幻想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威胁。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殖民地报纸对涉及捆绑、角色扮演和SM的性丑闻感到困惑不解。《满洲日日新闻》一篇题为“是小偷还是性错乱？”的专栏文章描述了一个事件，一位名叫门崎春子的中产阶级女子在大和旅馆出了事情，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被小偷洗劫，要么“参与了色情游戏，施虐者扮演小偷的角色，受虐者扮演被偷窃的受害者”（MNNS，1924年3月18日）。虽然一个普通小偷不太可能进入戒备森严的大和旅馆，但文章称，门崎显然是被闯入房间的小偷绑了起来，然后偷走了钱包。文章还说，门崎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感到不安，反而“精神愉悦”，所以可能这又是一起角色扮演强盗和良民的色情游戏，“旅馆中这类事情越来越多”。《京城日报》在1922年6月11日报道了一起类似事件，扮演捆绑游戏，角色是士兵和良民，这次发生在首尔高档的朝鲜旅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