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业已简略地看过了《朝鲜公论》通俗报道记者石森诚一的一些文字。他被称为殖民地最受欢迎的记者，文字充斥着意识形态幻想，这些幻想将日本帝国主义的深刻矛盾加以符码化。首先，石森向我们展现了意识形态幻想的主要功能，即让帝国主义主体去认同和想象自己与各种他者交叠，在幻想的层面把他者奇异化。石森以男扮女装采访殖民地“真实生活”而著称。他所使用的某些装扮（暗含着对这些人的身份认同）包括，在大连假扮华北劳工，在首尔假扮流浪老人和日本性工作者，在满洲和俄国假扮正在追踪俄国罪犯的法国侦探，在大连假扮俄国老人。他为了在首尔假扮贫困的日本移民工人，满脸涂上黑炭，以便让别人相信他是日本底层人民（CK，1915年8月，150）。其次，他虽然是日本“教化”朝鲜和满洲事业的狂热支持者，却喜欢揭露帝国的“黑暗面”。他向读者许诺，将指出殖民地世界的“软肋”（151），他说这个世界中“过度工作的身体异常虚弱，但情欲的胃口却很旺盛”，人们像“俄国小说里的肮脏人物”（1924年1月，122，123）。他吹嘘自己将揭示首尔、釜山和大连的“真人真事”，讲述他们的“腐朽之奢华”与“同福楼拜小说如出一辙的道德败坏”（1913年10月，107）。这些日本殖民帝国的真人真事包括：殖民政府中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色魔”，专门在晚上危害女性（1915年9月，111），贫穷的中国和朝鲜性工作者为了钱可以厚颜无耻地“在他们父母面前和你做爱”（1915年8月，114），现代日本职场女性生活离经叛道（1915年10月，97），女性殖民者向男娼买春（1914年6月，117），臭名昭著的日本毒妇将朝鲜裔、华裔和日裔男性受虐狂“色鬼”揽入自己的毒网（1914年7月，109）；朝气蓬勃的日本青年沦落为日本知名城市的惨淡牺牲品（1913年10月，81）。第三，石森的系列报道“奇奇怪怪、变幻莫测、时隐时现”，强调了殖民地世界的幻境（1914年4月，87；另可参看1914年10月和1913年12月）。1914年10月的专栏导言称，由于作者自己处于梦境之中，所以读者也应该随之一起让“想象力自由驰骋”。
阅读石森系列专栏的日本读者被诱使去认同一组非常普遍的性别与种族主体：法国人、俄国人、朝鲜人和中国人。意识形态幻想中有着复杂而矛盾的身份认同，我们很容易从中看到场景设置的类似性。但因为意识形态幻想是针对某些试图瓦解主体的威胁的情欲化反应，所以石森最常用的身份认同是中国人和朝鲜人。此处，幻想的意识形态作用是掩盖、转化和替换被殖民者所构成的种种威胁。或者换一种说法，意识形态幻想以奇异化的形式将底层冲突情欲化。意识形态的这种情欲化作用因被理解为一种猎奇的反应，一种次级的、寄生的情欲化手段，用来限制和反驳被殖民主体争取自由的本体论欲望。意识形态想象对帝国主义主体性颇为有益，因为一方面它能够遏制明显的社会冲突，让日本帝国主义者继续相信朝鲜被殖民者需要他们以及他们的高级社会形态；另一方面，它能够拓展帝国主义主体的身份认同，生产出一套真正普遍的身份认同。
石森诚一装扮成大连苦力，首尔的日本性工作者，釜山的中年男子来源：《朝鲜公报》1914年1月、1915年8月
关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关系的30幅素描中，有一篇是石森分两次连载的“血泊中的爱情故事”（CK，1915年3月和5月）。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位年轻的朝鲜艺人李云姬（Li Hyungi——音译）爱上了一位名叫白井健三郎的日本商人，他恰好是石森的“好朋友”。石森是日朝通婚的热情支持者，他开玩笑说，这是“同化政策最有效、最愉悦的实施方法”（1917年11月，117），他还在文章首页思考起情欲的问题：“性欲超越种族和权力的一切界限。谁也不能干涉我，就算我爱上一个朝鲜人或一个乞丐。”（1915年3月，105）石森坚定地支持殖民地的情欲现象，他坚称，浪漫的爱情只有在朝鲜才“真正自由”，人们不会被“日本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所束缚，那种制度没有一点儿热情”（106）。还不只是殖民地的“自由”情欲，石森说李和白井“超越了任何爱情的定义”（107），他们的感情“偏离常规”。有传言说，白井对李有时很粗暴，有时又很温柔。“极端粗暴”与极端温柔，两者之间的颠倒关系“真的吸引”了石森，他一听说这个故事就急忙决定把它写下来。
白井“容貌俊美”，但让他在首尔红灯区出名的不是相貌，而是他永不满足的性欲和“动物一般”的力比多能量。李是他的理想伴侣，她同样相貌姣好，痴迷于性事。不过，石森报道说，她特别迷恋白井的暴力，常常两个人相处一晚后，第二天脸上、胳膊上有许多淤青（1915年3月，108）。白井和李的肉体魅力，加上他们在性方面的“怪异、暴力”特质，才让这个故事称得上是“血泊中的爱情”（108）。
1915年5月最后一期专栏的导言中，石森写道，白井极不情愿地答应了日本家里的包办婚姻。每年白井回到朝鲜，和李继续沉浸在“享乐的梦想乐园”（109）。但是，她没有白白等待他，她性格“一点儿也不像朝鲜女人”（98），因为“她克制不了自己的性欲”。在这方面，她更像“一位堕落的18世纪东京市民”（98）。但殖民地再造了“江户风味”，所以最终李“并不例外”（99）。与白井每年一次的团聚无法满足这位朝鲜女性，她饥渴地寻求与殖民者发生性关系，尤其痴迷于日本男人。这最后一篇专栏描述她和一个日本相扑选手滥交，她“把整个人扑在他身上”（99）。该文称，这是“歇斯底里”的早期症状，她在酒吧里对着人群大喊大叫：“我不是贪钱的女人！我不是那种女人！”（99）人们很快知道了她身体上的烧伤和割伤都是“性虐待——受虐”行为造成的。文章的结尾是李的自杀，“血泊中的爱情”谢幕了（101）。
石森的许多报道把朝鲜女性对日本男性的痴迷给自然化了，颠倒了客观上的被殖民女性与男性殖民者之间的关系。他还常常塑造日本男性面对朝鲜主权和虐待行为时的被动受虐气质，这是对殖民地发生的欺凌行为的幻想性颠倒。他褒扬日本男性与朝鲜女性之间的感情，这不但错置和奇异化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根本性冲突，还忽略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在朝鲜头十年的殖民史期间，日本人和朝鲜人的接触极为有限，红灯区例外。主要的接触发生在日本女性与殖民地男女之间。[3]不过，石森还是刻画出一块殖民空间，在这块空间中，朝鲜女性和中国女性一直为日本男性所诱惑。情欲与社会冲突发生的真实条件被颠倒了过来，而这正是意识形态幻想所必需的梦境。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把对抗性的冲突转化为另一种事物，这一颠倒类似于田边元（1963）所说的“绝对辩证法”，即日本帝国神奇地把一切抵抗力量都转化成肯定的同一性身份。
石森在某些场合表现出被动姿态来面对强势的殖民地女性。这既是以金钱和权力对女性挑逗，又是一种放弃权力的欲望标记。在若干地方，这与同一个人同时拥有虐待和被虐倾向联系在一起，有时甚至是作者本人。我业已指出，从心理分析角度看，意识形态幻想的运作机制核心是虐待与被虐之间的滑动，主体游移于挨打的受虐者、鞭打的施虐者与超然地认同鞭打行为本身的观看者这三个位置之间。日本殖民帝国主义的权力运作有着多重因素，所以日本本土的性学SM（虐待与被虐）话语明显有殖民主义的先例存在。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关于SM现象最具权威的专家不是别人，正是田中香涯。他曾经在台湾殖民时期的台北工作长达四年，在后藤新平手下负责指导台湾的医学院学生。虽然田中那个时期留下的文字很少，但他的殖民经验极大地影响了后期创作。
田中的畅销书《爱欲狂》以他标志性的对现代文明的批评开头：“今天，虽然人们可以宣称，从外表来看，现代人显得文明而高雅，但是在本能和性的层面，我们仍然完全受制于过去所谓的原始性。原来原始的东西直到今天也不曾消失，现代人一直在努力掩盖它。本书就是要揭开这层伪装。”（1925，1—2）田中强调性的生育以外的功能，以此来解释他为什么要做揭秘工作：“性学的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妇科，我的观点则是，绝大部分性的功能与生育无关。”（6）最重要的是那个涵盖所有非生育情欲行为的功能：性虐待与受虐。
田中提供的论据是动物世界的残暴性。他从动物世界中看到，“残暴与情爱”同时存在（1925，12）。施虐与受虐的行为连最低级的生命形式中都找得到，于是他问道：“性驱力五千年来未曾被教化，那为什么施虐与受虐行为在人类世界比动物世界少呢？”（12）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施虐和受虐能在“任何一种男女关系中找到”（13）。无论是斗嘴、打架、主动或被动的冷战和逃避，他都能从中找到施虐与受虐因素。“大部分把性虐待看作很恐怖的事情，但是性虐待和残暴的行为不过是一种色情游戏，用来维持男女之间、强势与弱势之间的感情。”（13）田中解释说：“残暴能带来最高程度的性快感。与一般看法不同，实际参与的人不会觉得有什么残暴。这是男女交合非常普通的一种方式。男方和女方生活在‘和睦的冲突’状态之下，而不是去寻求扭捏的和谐关系。”（13）
田中并未一味地张扬帝国主义权力架构的情欲化，即男人支配女人、强者支配弱者。他还警示说，虽然欲望只能通过暴力地虐待（施虐癖）或遭受酷刑和强奸（受虐癖）来得到满足，但是，双方伴侣和家庭存在一个危险。也即是说，一旦恋爱关系凝固为纯粹的、确定的施虐/受虐两端，那就会出问题。比如说：“男人有时喜欢施虐，有时喜欢受虐，假如女方不习惯这种角色变化，男人就会到外面去寻找满足。我们不应该再回避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男人喜欢放纵的、错乱的性生活，其中包括施虐和受虐行为。”（16）他在第一章的总结如下：
与其把人类看作有道德、有资产、有文明的生命，不如看作爱欲狂。由于文明世界的各种限制，本能被压抑了，从它的原始状态分散开来。人类的特点是，总是要想寻找新的冒险、新的刺激，这就是我说人类是“爱欲狂”的原因。人类必须寻找自然冲动的释放出口，这不过是他们正常的变态表现。（17）
田中在该书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引用了弗洛伊德、萨德和他自己的医学记录，以及中国和日本古典文献，但是他的SM主张却被他自己对现实生活中夫妻的建议多多少少给抵消了。虽然调查结果让他相信SM是现实的本质，但他把SM当作一切异性婚姻问题的万金油，这是行不通的。他发问：“如果一个男人是虐待狂或受虐狂，而女性正好对应，那为什么他们还是无法拥有幸福的性生活？”（1925，91）而实际上，因为施虐癖的本性总是要“造成尽量多的暴力和痛苦”，“所以最终施虐的一方还是要到婚姻家庭之外去寻找性满足”（92）。另有一些受虐癖男女，他们需要的“痛苦太过强烈，不得不去其他地方寻求满足，有时甚至导致死亡”（93）。
换言之，文明社会的结构无法承受“自然欲望”表现出来。战争这种临时手段能容许性暴力自由地表现自我，但田中想不出其他长久之计，除了卖淫。卖淫能够填补现代文明的压抑性（1925，94）。鉴于审查制度的限制，虽然田中有机会公开支持女性施虐癖/受虐狂与男性进行性交易，但他根本提都没提。女性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默默在家忍受，要么自己出去卖春，“施虐癖和受虐癖都能由此得到满足”（96）。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初期，田中支持建立卖淫执照制度，但当时他还没构建20世纪20年代那套现代性学。19世纪90年代末，田中、后藤新平和其他人更关心的是殖民地财政收入和刺激当地市场对日本性工作者的需求。换言之，他们作为地位显要的殖民地官员，协同生产了为殖民资本服务的生命政治主体性。这些日本女性性工作者、歇斯底里病人、中国劳工、朝鲜失地佃农以及日本皮条客，他们是为日本资本主义在亚洲大陆生产利润的主体力量。但伴随着对本体论欲望的多重奇异化处理，这些主体性还带动转化了崭新的资本积累的权力机制，对欲望的情欲化以及对政治经济剥削的奇异化，两者构成一种新的辩证关系。透过石森的疯狂主体分裂和田中“正常的变态表达”，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新模式的些许特征。我把这种新模式称为“神经政治”，下面我们就来考察一下。
[1] 参看《京城日报》1920年11月6日，以及1919年6月至1920年5月的《朝鲜文摘》。另可参见Choi（1998）。
[2] 参见Butler，“Phantasmatic Identification and the Assumption of Sex”，Bodies That Matter，1993，93—120。
[3] 学者们还在研究朝鲜人与日本人通婚的普及程度（日文的表述是“相互結婚”，朝鲜文的表述是“naeson kyorhon”）。1919年3月1日反日游行发生后，官方开始鼓励通婚。1920年4月28日，朝鲜的王世子李垠与日本的方子女王举行结婚典礼。然而，通婚政策变成法律要推迟到1921年1月末（KN，1921年2月2日）。此后，两国通婚的登记数字从1925年的404例增长到1935年的1038例，1937年的数字猛增。从1925年到1937年，朝鲜殖民地的日本男性娶朝鲜女性的数量要比朝鲜男性娶日本女性的数量多，此后，朝鲜男性娶日本女性的婚姻模式居多（Ch’oe 2000）。我的研究表明，1910年至1921年间，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通婚主要是朝鲜男性娶日本女性的模式，这与欧美的殖民主义模式完全相反。检索《朝鲜与满洲》和《朝鲜公论》两份杂志，我发现在20世纪头十年，大约80%的两族通婚是日本女性与朝鲜男性结合。
第二部分
神经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