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现代男女了
大都市麻木的精神是那些变动不居的神经互相刺激的首要结果……就像纵欲的生活让人麻木一样，因为神经刺激到了极点，以至于没法做出别的反应。所以，不那么有害的刺激元，通过其快速频率和相互冲击，也会迫使神经做出激烈反应，以至于神经破裂，丧失反应力。
——西美尔（Georg Simmel），《大都市与精神生活》
我的神经就像使用过度的砂纸一样迟钝；现在只有耀眼、古怪、奇异的东西能刺激我。
——谷崎润一郎，1918年
百货商店老板使用尸体当作展示服装的人体模特；然后他们把人体模特卖给危险的人贩子。俱乐部老板用活人来进行性交表演，但这些女人不可能活太久。如今每一例死亡都标明了价码。
——酒井洁，《降灵魔术》
人体模特
1928年春，色情而猎奇的大都市媒体谣言蜂起，传说百货商店橱窗里摆放的服装模特不但有活人，还有被谋杀和制成标本的女体。考现学家（modernologist）[1]今和次郎在他的《新版大东京旅游指南》中冷冷地说，“模特女孩”最先出现在银座，而无政府主义者八木明子（Yagi Akiko——音译）则在女性杂志《女性艺术》中谴责这种现象是女性身体商品化的最新表现（Silverberg 2007，61）。同年，低俗的色情猎奇者看待这个现象的角度则更富想象力。野马次郎的色情猎奇集《变态爱欲研究》（Hentaiteki ero no Kenkyū，1930）一书刊登了一些谣言，称活体橱窗模特是一些被绑架和奴役的女性，她们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自愿”遵从老板的命令，在工作日一动不动站在那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颠倒，实际上是生与死的颠倒，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1977，425），这种颠倒的舆论倾向在1929年金融危机之后更为严重，当时利润率大幅下降，在东京的景观社会，资本需要新的、侵蚀身体的剥削手段。
著名的翻译家、绘画家和散文家酒井洁，在他1930年出版的画册《异国风景》中把模特女孩解释为殖民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先锋女孩”。其他流行的称呼包括“摩登女郎”“潮流女孩”和“恩格斯女郎”，后者用来形容那些新潮的左翼女性（1930，53）。酒井说，消费者很快便厌倦百货商店里的陈旧展示，他敦促“三越”等百货公司采用更加“生活化”的装饰。酒井开玩笑说，使用真实女体作为服装模特，这将是“有史以来发扬‘女性工作’最理想的一件事情”（3）。不过，最早提及使用活体模特的言论出现在1927年上海发行的月刊《爱欲》，该刊由酒井和著名的色情猎奇活动头目梅原北明合编[2]，杂志文章称，活体模特是亚洲“女阴崇拜”悠久历史的延续。酒井的文章把对女性性器官和身体的迷恋当作是“东亚宗教”的一个关键部分，他还从南方熊楠的著作中获知，这也是印度密教和性仪式的核心步骤（Kamashastra，卷2，1927，116—154）。他文章的结尾是，亚洲古代对女性身体部位的崇拜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拜物教中得到延续，“随着橱窗模特的兴起，女性崇拜的仪式在当代得到延续……虽然女性尸体展示出来有些奇怪，但如果回顾一下对美丽的女尸及其性器官崇拜的悠久历史，我们就不会大惊小怪”（164）。
色情猎奇的畅销小说作家江户川乱步1928年至1934年间出版的小说为那些谣言推波助澜。1931年发表的《盲兽》中，一位盲人艺术家跟踪、勾引然后肢解了东京的漂亮摩登女郎们，把她们的尸体做成雕塑。他是一名广受欢迎的按摩师，于是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女性亲密接触（他的按摩生意异常红火，因为他融入了一些口淫、轻微的SM和催眠手法）。他盯上的第一位顾客是浅草的一位歌剧演员，名叫水木兰子，然后勾引了一位咖啡店老板娘和一位想寻求刺激的年轻寡妇。若干次按摩服务以后，他邀请水木去他的雕塑工作室，把她逗弄得神经刺激而麻木，然后引入他的“密室”。这间房间以20世纪20年代末在浅草这个东京的商业地区兴起的游乐宫为模型装修而成，地板可移动和倾斜，整间房间摆满了用石膏、橡胶制作的充水的女性身体部位（47—49）。屋内一片漆黑，这位女演员发觉，房间的触觉感受经过精心设计，用来增强盲兽的“知觉现象学”（Merleau-Ponty 1964，129）。她进入这片内觉空间后，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踩上去、落空、吞咽或游移于神秘的巨大物体之间：一个个乳房、嘴唇和肚脐。不可见的触觉和听觉感受让这位成功的女演员逐渐陷入退化或堕落的叙事之中。这种心理的沦陷感，退回到拉康（1966）所说的无组织的“身体碎片”状态，让她回想起之前接受的催眠按摩，以及主客体分离以前和母体融为一体的状态。
前室中人性冰释的状况有助于水木适应密室中将发生的事情，一座摆满SM器具的地牢。接下来的二十页内容充满千奇百怪的“痛苦的花朵”“温顺的小狗”等日本亚文化语汇，最终，水木半被迫、半自愿地哀求他把她肢解掉，盲兽同意了。盲兽将水木的尸块重新组装起来，“制作完成一桩谋杀”，尸块卖到百货商店当作室内服装模特或橱窗模特，商店经理和顾客都赞叹她们“活生生”的样貌。小说结束时，共有七名女性惨遭盲兽肢解，然后拿去展览，赚来的钱用来投资装饰他的密室。由此女性谋杀案生产出了“现代化效应”（关于商品化进程中的性别暴力，参看Bowlby 1985）。
数宗谋杀案的女性死者都是来自于贫穷的乡下地方，来到大都市东京闯荡。维拉·麦琪（Vera Mackie 2000）和密里厄姆·西维尔伯格（Miriam Silverberg 2007）的研究表明，这些独立女性的公共形象改变了公共空间形态。《盲兽》向我们展示了，新的殖民宗主城市的资本主义权力结构能够通过刺激与麻木的方式来剥夺这些独立女性的身体，然后根据其需要重制。这部小说还描述了新移民在中心宗主城市面临的种种机遇与危险。1913年至1928年间，东京人口翻了一番，从250万人增加到500万人，刚刚进入城市的移民往往直接从形式吸纳过渡到新的、更强大的实际吸纳阶段。在形式吸纳的生命政治中，劳动者只在某些时间段从属于资本，而实际吸纳的侵蚀性则更强。
回顾一下我在《序言》中的讨论，马克思将实际吸纳定义为资本主义对生命的全方面征服。人们不单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连休息时间也要臣服于商品化社会结构。正如奈格里（Antonio Negri 1991）所说，实际吸纳所在的那个社会本身也被资本主义吸纳了。资本逻辑侵蚀到原本不受侵犯的领域，这意味着，资本主义以新的形式跟踪、刺激、攻击和抢劫主体本身，主体的规训将一点点地瓦解社会本身。不幸的主体将遗传凶手的基因，即商品资本。所以，实际吸纳征服了人的原本自然的认知和感官神经系统，使之臣服于资本主义，我称这种捕获行为的权力结构为“神经政治”。
192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人间椅子》中，江户川乱步想象了神经政治对身体的侵蚀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体肢解。小说里有一名在小工厂工作的工人，他废寝忘食地专心制作一张椅子：“老实说，这是我的全部生命，一点儿都不夸张，每一根木头纤维都连接着我的灵魂。”（1956，7）终于，他对这件物品迷恋至深，以至于决定把自己埋在里面，变成一把“人椅”。他稍微一碰这件物品就全身神经紧张刺激，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慢慢变疯了”（8）。但他逐渐丧失了人的理性，沉浸于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物的快感”之中，最终，他主动把自己变成了物本身。
被猎奇的神经系统
浅草是东京的一个娱乐区，那里到处是电影院、剧院、游乐场、西洋镜和速食店。邻近的吉原则是传统的红灯区。浅草所生产的娱乐快感来自于资本积累的两种手段：在殖民边缘征收剩余价值，以及在日本本土剥夺积累，其极端表现是，“一战”时日本向欧战各方出口赚取大量利润。这些积累推动日本的都市空间成为技术媒体的舞台，其发达程度当时只有伦敦和巴黎才能媲美。浅草和大阪的新世界一起成为日本宗主城市的“神经乌托邦”，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消费者可以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到时兴的娱乐刺激。无政府主义诗人添田哑蝉坊在他著名的《浅草底流记》一书的序言中记录了新的商品形式对身体的侵蚀（Asakusa Teiryūki 1928；另可参看Silverberg 2007，184—189）。他这样形容东京的神经乌托邦：
在浅草，所有东西都暴露在原始状态
所有的人类欲望都在赤条条地舞动
钱财是东京的心脏；是人市场……
群众的浅草是一间铸造场，所有的传统形式到了这里都熔铸成新形式。
一切阶级、一切种族的人潮汇流在一起。
汇流的节奏异常奇怪——那是神经在流动。（Soeda 1982，3—5）
这首诗歌时急时缓的节奏捕捉到了浅草的神经美学，那里新技术媒体与眼花缭乱的广告碰撞在一起，抓取消费者的注意力。1925年东京就有了广播，1927年出现了留声机和电子扬声器，1929年则出现了“有声”电影。如果说，在生命政治中，劳动只是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工人的工资低于他们所付出的劳动，那么神经政治则要求，工人们必须将工资返还给资本主义，在休闲时间消费他们刺激的好奇心和麻木的精神。在电影院，在西洋镜放映厅，在廉价的歌舞表演场所，在游乐园，甚至只是走在大街上，就会迎面涌过来大量广告和流动小贩，人们的欲望被组织了起来，去用心观看那些新媒体商品（参看Beller 2006）。
赤神良让（1892—1953）是研究资本主义剥削新形式这方面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他的《猎奇社会的面相》出版于1931年7月，当时出版商新潮社是为了辅助著名的猎奇指南《现代猎奇尖端图鉴》而发行的，赤神的这本书言简意赅地介绍了新兴的“直接社会”。他详细描述了印刷和视觉媒体吸引读者从属于资本的各种手段，那些新奇的销售广告的目标就是要“殖民”人的注意力（1930，80—94）。消费者“最深层的思维和幻想”都与图像商品混为一体，“资本家利用这个来赚取利润”（265）。赤神描述“发达资本主义”如何侵占消费者投向新鲜刺激商品的注意力，具体内容我将在下一章展开。实际吸纳用娱乐刺激和意识形态引导来消耗掉形式吸纳支付的工资。幻想以及震惊造成的麻痹所构成的神经政治模式生产出一种人类欲望，这种欲望卖给工人。于是工人同时又是消费者，用工资来购买快感，伴随这种快感而来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引导，教你如何做一名新的权力结构下温顺的消费者。人类劳动以情欲生产的方式在生命政治中被剥削和猎奇，而神经政治的手段则更为严酷，它剥削和猎奇的是官能刺激与麻木作用下的情欲。资本寄生于欲望与视觉享乐的流动过程，然后狂热地用廉价刺激物与意识形态灌输来猎奇和交换它们，实际上，一种新的神经政治权力结构吸纳了人的整个神经系统。赤神理论化地表述为，视觉商品入侵人类感官的过程就像“一场化学战”，损毁神经系统就像“让我们吸食毒气上瘾……有什么防毒面罩能抵抗这种攻击吗？”（267）
添田哑蝉坊的诗作如同《盲兽》和赤神的“毒气战”一样，向我们展示了所谓的“浅草效应”如何把人的官能反应降至零度状态，然后打成碎浆，再铸成新的模型、新的形象。《浅草底流记》中的消费者就像《盲兽》中的水木一样，从消费行为与改造计划两方面获得快感。如同铸造场将钢铁“熔化，重新铸模”，神经政治资本主义把人的肉体与神经熔化并铸入工业化环节。另外，以前驱动熔铸过程的劳动生产与娱乐消费市场是两个不同的环节，而在神经政治剥削生产中，劳动生产直接渗透于娱乐消费之中。通过添田的分析，我们看到，这些“新形式”不是从一个偏僻的熔铸厂运到浅草的娱乐消费区，而是在这个“人体市场”中，生产与消费合二为一，人的思维精神与感官刺激的欲望生产直接被剥削掉了。在生命政治剥削的形式吸纳过程中，作为劳动力的生命能量乃是价值原料和实体，而在神经政治中，原料更为深刻，浸染了整个人的感官系统。添田所说的“神经流动”或者换一个词，“神经力”，是驱动神经政治母体的能量之源。
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神经科学观点是，若人体官能过度刺激，神经活动就会超过负荷，此时神经元释放出“神经量”（Qn），以保持体内平衡。人体发现过量刺激，或者刺激时间过长，则自动释放神经量，以防止器官遭到损伤。不过，释放神经量的同时，人体防御机制本身的储量也就降低了。所以，如果外界刺激相当大，那么人体器官将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技术媒体加速了刺激过程，在都市空间中生产出各种新的心理/生理效应。西美尔1903年的文章很早便探讨了这种神经政治侵蚀人体的现象，他说，现代都市的技术媒体环境无疑正在改造人体神经系统，使之堕入极端麻木至极端刺激暴力的漩涡之中。
浅草的社会学家和民俗学家权田保之助是最早分析资本主义改造身体与享乐的日本学者之一（Harootunian 2000；Silverberg 2007；Yoshimi S.1995）。权田早就发现，“一战”后日本的城市化和固定资本产权集中现象，导致生产失去了都市空间中的核心地位。1923年时，权田提出，浅草地区原来最重要的社会层面是生产，以人为中心生产出物品，服务于人的使用价值，而现在，“在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新形式中，人的需要，或者说以人为中心的社会需求完全丧失了……剩下的只是金钱逻辑。以利益为衡量标准的当代社会中，不是‘人’决定‘物’，而是‘物’选择‘人’。或者说，赋予‘物’以权力衡量‘人’的，乃是资本利润”（1974，卷4，66）。权田在1920年便认识到，浅草大规模生产的廉价快感是资本主义大公司的产品，把同质化的、“工厂流水线一般的快感”卖给工人。不过他还有一个观点：日本资本主义生产的快感是同质化、商品化的，但浅草的新兴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正在创造一种新的人体快感，一种只属于都市娱乐圈的快感。他揣测，大规模商品的集中化生产将孕育出新的使用价值。而他接下来15年的研究工作就是理出“民众娱乐”的具体内容，寻找大众需求社会改造的乌托邦欲求，在他看来，这种乌托邦憧憬可能出现在浅草等娱乐消费场所的快感之中。
《民众娱乐论》（1931）是权田的主要著作，也是太平洋战争以前进步主义社会科学的重要文本之一，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是要在大众娱乐中找寻核心代理人。权田将20世纪20年代末的日本看作是国民财富殷实的大好时代，“资本主义的完成期”（1974，卷2，183）。权田略显遗憾地写道，虽然出现多种正面因素，但“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物质与金钱’的现状压抑着社会大众。处于所有这些商品的重压之下，我们怎能创造美好的人类生活呢”（184）？权田试图理解的是，在这个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人们为了娱乐而付出的代价似乎就是生命本身，这类似于他以前所说的“消费者内心自杀”（引自Harootunian 2000，170）。放弃自己的生命，这是进入怪异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入场券，资本主义为日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积累，同时也剥夺了消费者的“生命”，生命在此定义为非异化的娱乐，以及生产服从于使用。前所未有的财富与显而易见的损失，这一对矛盾促使权田去反思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及其消费空间的“民众娱乐”究竟为何。为了应对1931年的富裕景象，他在《民众娱乐论》一书开头回忆了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之后东京的社会生活，那场地震造成市内75%的建筑毁坏，16万人死亡。权田称，震后两个月乃是“变态状态”，最可悲的是，人们堕入“没有娱乐的存在”状态。我们将看到，对缺乏真正娱乐的震后城市东京的这些描述，等到20世纪20年代末摩登女郎和摩登先生统治东京街头时，将用来指称他们的变态主体性。
该书的下一章节介绍学术界研究“民众娱乐”的三种取向。他大概是想掩盖欧洲自由主义社会科学的痕迹，把三种学术取向定为：娱乐的“客观性”“能量过剩论”和“娱乐休闲论”三部分，后者认为娱乐是为资本再生产健康的劳动者（1974，卷2，188—190）。权田简单介绍了前两种论点，然后开始猛烈批评最后一种“娱乐休闲论”，他说，这种理论“支持资本主义的观点，为生产而生产”，剥夺了民众真正的娱乐，反而喂肥了“大资本家”（190）。他以自己标志性的历史人类学观点收尾：“游戏出现的时间早于工作”，“历史地看，艺术早于经济发展”（202—203）。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大多数活动都是出于“后来的目的”，而非为了活动本身的意义或快感。因此他想知道，究竟有没有一种重新组织欲望与快感的方式，而社会学家会去想象，在财富积累支配社会经济以前，还有另一种社会活动形态。
这一章的最后，他提醒读者不要误解他的观点，他不是在宣扬我们之前看到的零度人性论。零度人性类似于阿甘本（Giorgio Agamben 1995）所说的无人性的“纯粹生命”（vita nuda）。权田解释说，1923年大地震之后，东京市民的精神状态正是这种空无内容的原始性。他在此提及“变态状态”像病菌一样传染了民众，生命降低为受“绝望的、兽性的反射运动”所驱动的纯粹冲动，而这种冲动不应该在一个理性而文明的社会存在（1974，卷2，204—205）。他毫不掩饰地批评著名性学家田中香涯和中村古峡的观点，他们二人试图将“变态状态”理解为资本主义实际吸纳条件下都市主体的普遍性心理状况。权田尖刻地骂他们是“变态心理学中的逻辑不通学派”，试图辩护甚至宣扬诸如女性性欲亢奋症和恋物癖等原始反射：“我们绝不想掉进陷阱！”他的章节总结重复了他的名言，即民众应该重塑娱乐，不要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生产或扩大商品领域”的手段，而是要直接“制造人类生命”本身：“娱乐先于社会产生，过度娱乐制造了我们的世界”（211）。但是明显可以看出，他试图隐瞒变态心理学对他的影响：对人类社会欲望和快感的先验命名恰恰接近于日本性学权威田中香涯和中村古峡的思想。
我们从该书的下一章中可以读出，权田没办法在民众娱乐的主体中找到具有规避变态状态能力的人。地震后的各种娱乐活动虽然帮助东京市民摆脱了变态状态（桥牌协会、三味线团体、短歌诗社等），但还不足以担当重任。所以，权田讨论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之下，东京街头大量出现的唯一能够“打破生产主义限制”的人——摩登女郎和摩登先生，这时他的语气强硬多了。他承认自己被这些“怪物”所“吸引”和“震惊”（1974，卷2，241），但他还是把他们贬为原始的、本能的变态状态。1923年的纯粹生命即1931年的（活着的）疯狂生命。
权田是当时左翼中少数严肃思考着这些新的主体性问题的人。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大宅壮一对摩登女郎和摩登先生嗤之以鼻，他说那些人“没有一点儿深刻的想法”（1930，192），完全受各种肤浅的欲望驱使，去追逐廉价的刺激。权田在他书里最有名的章节“近代都市与娱乐”中反问道：“如果我们要问哪里有近代生活的主体，答案很清楚，这一主体应是最纯粹的一类人，他们弃绝了生产和劳动生活。”（1974，卷2，243）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拒绝生产生活，而寻求生命解放，这种定义之下的现代主体只能是摩登女郎与摩登先生。权田认为，这类主体代表了大众文化与娱乐相结合的美丽新世界，想到这里，他嘲笑大宅壮一等教条主义的左翼人士，这些社会理论家居然排斥他们，真是“令人遗憾”。
哈鲁图尼恩令人信服地解读了权田的一种信条，即“现代生活创造了街道，街道生产出各种各样不寻常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由断裂的、多样化的人性，以及与生产分离、由消费主宰的休闲活动所组成”。很明显，权田担心的是，这些新的主体性只是现代商品的复制品，用德勒兹（Deleuze）和加塔利（Guattari）的话来说，是“无限解码的流体”，在浅草的娱乐消费区四处流动。原来镶嵌于某块空间、依据地域而动的东西，在现代资本主义中释放和拆散开来。吉见俊哉认为，权田的方案是把“民众娱乐”与都市娱乐中心捆绑、结合在一起（1995，36—41）。20世纪20年代，权田的社会哲学没有别的落脚点来阐释大众娱乐，固定资本的技术投资能最有效地引发现代娱乐。但新出现的变态主体试图逾越空间的界限而散播开来，也即居依·德波所说的“商品的生产世界”（1983，66）。权田面对这些超级现代的主体性，痛苦地克制住自己的浪漫民粹主义，贬损摩登女郎与摩登先生被商品化现象所“蒙骗”，对消费主义产生了依赖性。（关于摩登女郎，可参见Sato 2003；Silverberg 2007；Saitō M.2000。）
权田算得上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中的文体大家，他关于摩登女郎与摩登先生的描写堪比现代主义诗歌。他在结语中详细解释自己对摩登男女的严厉批评。他承认，早在18世纪日本就有人“完全排斥”类似于浅草这样的“生产力意识形态”，比如排斥吉原的红灯区和浪漫化的“江户浮世”，但他说，当所有这些日本前现代社会阶层欢聚在吉原地区，他们都是“平等”的（1974，卷2，246—247）。他无视性别因素，将18世纪江户消费的平民化效应与1930年左右的消费主义严格等级秩序做对比，在后一个时期，现代生活理想模式完全是游戏与娱乐，但这只属于富人阶层。他坚持把摩登女郎与摩登先生放在小资产阶级中来讨论，却把这一现代的超级主体看作富裕贵族，也为他谴责摩登男女是“必要的罪恶”做了铺垫。不过，这是他唯一一次关于摩登男女的严肃讨论，他不会如此贬损他们。权田写道：“在当代日本，封建阶级结构已经崩溃，所有的残余势力已被一股新的潮流所清洗，这股潮流要求解放所有人、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生活。拒斥任何正常的、服从于经济生产的生活，这形成了一种社会模式，而变态风气来源于这种社会模式。不必再用‘吉原’这样的专有名词来鼓吹变态风气。现代生活形形色色的变态欲望无处不在。”（247）（我此处的想法是受了哈鲁图尼恩的启发[2000，171]。）
权田终于明白过来，这些“变态风气”的主体已经具有超人一等或低人一等的能力来“解放、超越空间的限制”，因为他们已经与商品结合到了一起。我们设想一下，倘若权田读过马克思，他会想，如果商品能够说话，那么它会从东京街头摩登男女口中说出洋泾浜英语、磕磕绊绊的世界语以及非汉化的日语。这就是为什么在权田的道德世界中，这些摩登男女被非人化了，权田把他们看作“怪物商品”。另外，“变态”或“不正常”这个道德表述是用来代表整个资本主义下的现代生活，“变态”象征着整个现代世界。这样，权田回到了震后东京的“变态状况”。刚才说过，那时人们为“纯粹本能”所驱使，堕入“没有娱乐的存在”状态，几乎不能称他们为“人”。而现在，这种表面上生活的“现代原始”本能存在状态丧失了真正的娱乐。它激起的是阿多诺与霍克海默（Theodor Adorno and Max Horkheimer 1972）所说的商品“拜物教性质”，现代原始崇拜把物当作神一样。最终，虽然权田在《民众娱乐论》通篇坚持声称，他不会掉入陷阱去宣扬政策导引民众去消费正当的娱乐形式，但是，文本的结尾违背了作者本意。大概可以公允地说，权田错失了他为日本大众做贡献的良机。权田本可以将这种主体性——怀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的娱乐”乌托邦追求——组织到左翼政治之中，可他还是把娱乐本质化，认为这与生产环节具有直接关系。他拒绝承认，当代资本主义驾驭着商品化的娱乐方式，把摩登男女碾成了碎片，稀释并移置了浅草的大众娱乐消费中心地位。相反，所有的都市街道都“浅草化”。在第一部分我讨论过，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生命政治中的生命建构了日本帝国主义。由于生命是以自杀的方式进入这新的资本主义形态，这里我们将看到的不是生命的解放，而是异化的“第二生命”的解放，它是由商品化的欲望以及消费主义梦想所驱动，这种解放巩固了日本帝国主义。
现代性学
真正严肃对待商品化对日本市民神经系统影响的研究方案并非来自左翼。虽然（权田不断批判的）田中香涯和中村古峡对资本并未表明态度，但今和次郎的民俗学和市场调查方案，也即日语的“考现学”（世界语译作modernologio，英语是modernology），赞扬视觉商品与人的接触距离之缩短。今和次郎相信，资本主义具有正面的、开化的作用，可以影响守旧的日本人。资本主义的供需定律，加上它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去地域化作用，可以要求或强迫传统文化实践做出改变，或者干脆被淘汰。我将在下一章讨论考现学，下面我们回到那两位重要的性学家。
探讨都市资本主义新主体最详实的是大众文化性学。主要期刊有《变态心理学》和《现代性学》，介绍和研究了恋物癖、施虐癖、受虐癖、窥淫癖、恋尸癖和歇斯底里等神经政治的表现，这些表现被当作商品资本主义的正常表现。值得注意的是，不单这两份杂志，还有许多其他大众文化性学杂志（日本性学杂志繁荣期自《现代性学》1922年创刊起，持续至大约1935年）并没有把“变态”这个词当作对人的蔑称。社会没有标识和监管那些变态的人，而在日本性学话语中，情欲方面也没有和某些特定身份联系在一起。相反，那些人被视为现代条件下的特定产物，权田一直在探索理解他们的正确途径。遗憾的是，权田只能用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社会学这个框架来解释这些主体反应，但没有成功。而中村古峡、田中香涯以及其他非欧洲中心主义的日本性学家的理解手段则丰富得多，他们不会贬低后来在30年代称为摩登男女的主体性效应。日本主流性学的自由主义具有宽广视角，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南方熊楠一样博采世界各地的相关知识（南方熊楠对田中和酒井洁影响很大），它是一个话语源泉，把变态表述为“一战”后日本现代资本主义都市的自然结果，由此制造出，或用福柯的术语来说，生产出这些主体性。
新情感，新娱乐
在讨论田中自然化歇斯底里与SM这些新的情欲方式之前，我想先指出一点，现代日本性学的起源主要包括我之前所讨论过的殖民地医生所撰写的著作。森林太郎（森鸥外的本名）1907年至1916年间担任日本陆军省医务长。在日本文学史的叙述中，森鸥外（1862—1922）是现代“私小说”的先锋作家之一。但作为本名的森林太郎，承载了科学家与医生的双重身份。19世纪80年代他在德国学了四年卫生学、医学和心理学，然后在陆军省迅速晋升，最终成为陆军省医务长。福柯指出，性别不应该被认为是染色体的硬性规定的主人能指（master signifier），而是“复杂政治技术”的“一套特定部署在身体、行为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生产出的效应”（1980，127）。日本性学对这一政治技术的贡献之一是森林太郎的现代卫生学权威著作《卫生新编》。
1908年出版的这个文本引用了一些曾在他主编的医学杂志《卫生新志》上发表的材料，包括他和军队研究人员的研究报告（其中许多研究是为了提高日本军队的免疫学水平，包括向军营附近的“慰安所”设施建设提供建议），还有关于欧洲最新的卫生学研究方面的译文。《卫生新编》一书中，他使用这些译文来介绍欧洲的科学理论，旁征博引，批判性地考察古希腊、古罗马、印度教、琐罗亚斯德教科学和哲学，然后将它们地方化，最终引向日本和中国的科学与医学。森林太郎利用他的拉丁文、德文、中文和英文能力，令人赞叹地总结了世界各地关于卫生学和性学的知识。在我看来，森林太郎为日本军队撰写的文本，以及南方熊楠的作品，都充满自信地批判了欧洲性学的情欲恐惧症，为日本下一个十年的性学设定了基调。
和森林太郎、南方熊楠一样，田中香涯也是一位欧洲性学的积极批评者，他称欧洲性学是“基督教道德教条”。在《女性与爱欲》（1923）一书中，他提出，这种道德措辞使得欧洲人维持了一种“人类具有兽性性本能的错误观念”，还错误地认为“现代文明和物质文化助长了人的冲动”（308，297）。田中称之为现代国家的虚伪性，现代国家试图压抑发达资本主义自身一直在激发的东西：新情感，新娱乐。田中建议，与其虚伪地否认现代民族国家没有激发人的基本欲望——正是这个借口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发生——日本政府还不如为情欲提供宣泄的出口，他敦促日本领导人要宽容现代人的性表现和性欲望。他的一句名言是“每个人内心都有不可压抑的冲动”，他觉得日本作为一个非基督教国家，有优势去领导世界各国接受新的情欲。他给出的历史教训是“国家越是压抑欲望，欲望就越是张狂”（304）。因此，他在《女性与爱欲》中呼吁日本对“性冲动”立即采取宽容的科学态度，如果没有了性欲，也就丧失了“人生的乐趣”，那么所在这个社会就够不上文明（305）。他关于培育性冲动的建议让我们想到他早年出版的一本书——《人类性欲的黑暗面》（1922），该书卖出超过2万册。此处，他敢于挑战困难，探讨现代性学的诸多领域，包括受虐癖、受虐癖、恋物癖和恋尸癖。他写道，现代个体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有尊严地接受各种情欲表现（6）。
鼓励都市主体去参与SM、恋尸癖和恋物癖等行为，以此作为现代生活的一个自然方面，这乃是田中《现代性学》的办刊初衷。他后来说，内务省的书报检查制度不断干涉，导致了《现代性学》的夭亡，1922年5月创刊，到1925年6月就停刊了。但其短暂的办刊时间并没有影响它成为研究情欲与神经活动各种新模式的流行信息的最重要的学术刊物，江户川乱步、南方熊楠和梅原北明都是该刊的读者。田中成为一名大众性学家，这源于他给中村的《变态心理学》杂志供稿，这份杂志始于1917年，于1926年终刊。他是该刊两位关注“现代性欲”问题的供稿人之一，但他比北野博巳（Kitano Hiromi——音译）更胜一筹的地方在于，他征引了高质量的医学档案，还探索了20世纪20年代的性现象与18、19世纪日本某些诸侯国的情欲现象之间的关系。
“一战”后，日本出现了好几本性学方面的新杂志，中村的《变态心理学》是其中之一，这些杂志构成日本都市“大众性学热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他杂志包括北野自己主编的《性的研究》，这是他1919年12月离开中村的杂志以后新办的；秋山义雄（Akiyama Yoshio——音译）与泽田顺次郎合办的《性》，创刊于1920年1月；还有泽田的合著者羽太锐治创办的《性欲与人性》，创刊于1921年10月。我们应当留意这几本杂志之间无法弥合的差异，尤其他们各自对“变态”的解读。文化史学家菅野里见（Kanno Satomi——音译）称现代日本性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情欲恐惧症流派为“艾彬学派”（Kanno 2005，82），“艾彬”指的是德国性学家克拉夫特-艾彬（Krafft-Ebing）。北野没有明说哪些日本学者属于艾彬学派，但欧洲中心主义性学的反对者显然包括中村和田中。
田中尊重北野《性的研究》的自由学风，其中也包含与他一起在《变态心理学》杂志共事的学者们的功劳。不过，他和中村公开批评《性》和《性欲与人性》杂志，毫不留情地骂它们淫秽色情、矫情做作、道德观因循守旧（Saito T.2002，8—9）。自《变态心理学》杂志创刊之日起，其撰稿群就不断攻击泽田顺次郎和羽太锐治合著的《性倒错理论》。该书依靠艾彬的著作《性心理学》（Psychopathia Sexualis）的两个译本，基本上是在做阐释工作。泽田和羽太合著的经历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他们两人和田中一起，常被认为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三位大众性学专家。羽太（1878—1929）1912年赴德国学习医学，获得行医执照后，立即返回日本，实践他所学到性学知识，在东京的根津地区做一名妇科医生（Frühstück 2003，106）。这位艾彬学派的明星学者自1915年开始出版了数本畅销书，其中包括《通俗性欲学》（1919）、《普通性欲学》（1920）以及《变态性欲研究》（1921）。他的作品反对那些反欧洲中心主义性学家，比如森林太郎、中村、田中等，但在20年代中期以后，羽太自己也不那么靠近艾彬学派的理论，并开始严肃地回应中村的批评文字。羽太1929年春和政府卫生部门惹上了麻烦，他因为贩卖“王中王”假冒春药而被吊销行医执照，春药生意耗尽了他大部分积蓄。在政府展开调查前夕，他于1929年8月自杀，他研究情欲的一生，最终以感情爆发的方式结束（Saito H.1997）。
艾彬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泽田顺次郎被曝伪造学历推销自己的书和杂志，他谎称自己在医学院学过神经学和医学。他实际上曾经学过文学，其他学习经历则尚不清楚。中村常常取笑他是“诈欺师”。虽然泽田说自己曾在好几个地方行医，但他的性学杂志和著作中都没有出现过自己诊断过的病例。现在研究日本性学的学者如果只用羽太和泽田等艾彬学派学者的材料，那未免太过草率。
当时的许多文本表明，“变态”和性学相关著作主宰了“一战”后的日本大众文化。一位名叫冈田光郎的记者在东京的《读卖新闻》上自1921年4月29日起分三次连载一篇报道，题为“性学书籍兴起的信号”。他说人们“不但面对书店里的性学书籍和杂志看得眼花缭乱，读报时不可避免地还要读到大量相关广告”，冈田比较“五六年前”的状况，那时只有羽太和泽田的《性倒错理论》。1919年时，中村的《变态心理学》会主张反对“变态”和现代情欲表现；田中从一开始便是受人瞩目的该杂志撰稿人之一。中村主张“变态”的普遍性，并试图将其彻底自然化，而田中1922年出版的《现代性学》深化了中村的观点。田中在他杂志的第一期编者导言中承诺：“以严肃、学术的态度研究性学”，“我们将以开放的心态编辑每一期杂志，尽量不受当下性学的谬见和道德教条的干扰。性学研究不应该贬低某些人群，而应当启蒙和澄清关于性的全部知识”（Hentai Seiyoku，1922年5月，2）。
借助中村的《变态心理学》的影响力，田中新办的杂志大张旗鼓地开始报道这个正在生产新的神经状态和情欲表达的帝国主义社会，而这些现象只能在“变态”的普遍状态下才可能存在。在田中的杂志和书中，日本读者看到了各种新式的快感、热情、焦躁和疲惫，这些心理状态都是日本都市的现代资本主义所诱发出来的。田中与当时日本的一些性学家、社会学家和医生一道，以复杂而同情的方式在《现代性学》中处理去地域化的快感，而这些快感曾经震惊和麻痹了权田，最终将他推向法西斯主义。《性》杂志和羽太、泽田等群体的立场是将“变态”表述为特殊的、非常态的东西，而田中的杂志则将神经反应设定为都市资本主义的产物，摩登男女则相应地是帝国都市的“常态”。尤其是田中所推崇的那些变态方面，比如受虐癖、歇斯底里和恋物癖，这些都被视为正常、甚至有些俗套的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情感状态。
田中发表在《现代性学》的系列文章最明显地将“变态”的四个方面予以普遍化，这些文章后来结集成书，于1928年出版。这本《趣味大众科学》称，动物世界有着同样的变态现象，以此将“变态”的各种表现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他讨论趣味与娱乐的前提是，他一贯强调把人类放在类人猿的世界中看待，这是他整个20世纪20年代一贯延续的想法：“生物学家不断提醒我们，我们人类也是动物，我们的心理还没有怎么进化。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心理方面，猿猴祖先的痕迹还非常重。”（1—2）这意味着，人类大部分时候并非理性行事，“人类就像动物一般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用逃跑或进攻的方式来与外界刺激较量”。虽然人类享有猿猴一般的力量，但是人类有时也会逃避威胁，就像猩猩一样。黑猩猩和大猩猩则不同，它们大部分时候都会主动向外界威胁发动进攻。
与我们的祖先不同的是，逃跑和进攻这两种根本反应建构了一系列的次级反应，这些次级反应在更高级的神经层面直接演绎：歇斯底里和受虐癖是恐惧的表现，施虐癖、恋物癖和窥淫癖则是进攻的复杂表现方式。换言之，所有的神经主体性的现代表现都只是“动物性的再现”。其结果是，世界上不存在与低级生命形式没有关系的文明道德（1928，14—15）。现代生活表面上正常的交流行为导致人们误以为人世的运转有秩序、有逻辑，但在社会危机或战争的时候就会被打断——田中说这是常有的事——人们按照“本能的人”行动，“比如，一位军人进入敌境后，他很自然就会强奸女性和射杀人群”（15）。
我想现在来讨论一下中村古峡，他是性学领域将“变态”自然化的第二位主要人物。在深入讨论之前，先要澄清“变态”这个概念的指涉范围。南方熊楠和江户川乱步等重要大众知识分子在同性情欲理论和实践方面要开放得多，但田中无疑认为同性之间的情欲是“性倒错”。而像中村，他不会显露出对同性情欲的恐惧，或称其为“变态”；相反，同性情欲的符码是日本主流反艾彬学派的“性倒错”大能指的一部分。在田中的主要著作《人类性欲的黑暗面》（1922）和《爱欲狂》（1925）中，性倒错的能指主要是指偶然的行为，而非某种本质性的身份。但应当指出，如我们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所见，大多数同性性行为和歇斯底里行为发生后，都潜在地会将行为人的身份定为“同性恋者”和“歇斯底里症患者”。这与施虐癖、受虐癖和恋物癖不同；这些情欲无法被还原为特定身份。
中村古峡（1881—1952）和大多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心理学家和精神学家一样，比如弗洛伊德学派的学者大槻宪二，学习专业都是英国文学。他1905年从东京大学毕业。夏目漱石的讲座激励了他从事写作，拿到学位后他出版了一部小说，然后在《朝日新闻》做了四年记者。他花了将近10年才拿到大学学位，因为他有一个患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弟弟在家里需要照顾。弟弟1908年去世。而弟弟在世时，中村一边照顾他，一边探究弟弟的各种精神症状，尤其是人格紊乱和梦游。令他震惊的是，当时“变态心理”方面的信息在日本非常少，于是他建立了国内第一个精神病协会。依靠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兼大学讲师森田正马和神经病学家古野龙之介（Kono Ryunosuke——音译）的协助，中村1917年6月开始担任日本精神病协会的主席，同年10月，协会出版了内部月刊《变态心理学》（Oda 2001，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