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刊物的同时，中村还开设了日本首家心理诊疗所，地点是品川的御殿山地区的一间小屋，当时品川还属于东京的郊区。第二年，即1918年，森田正马自己在东京的世田谷开设了第二家心理诊疗所。中村花了数年时间让诊疗所步入正轨，从1917年冬季开始，中村对外宣布，他帮助几位歇斯底里和严重神经衰弱患者取得了一些治疗成效。20年代心理诊疗所开始在日本各地出现，中村使用当时所谓的“森田疗法”，结合梦境分析、集体讨论和记日记、种蔬菜等自我治疗方式（Oda 2001，18—19）。诊所注重的是康复，而中村的疗法基本上是他读医学院和1928年取得行医执照时的方式。1931年，他在千叶开设了一家大型歇斯底里治疗与研究中心，该诊所附属于千叶大学医学部，中村在那里教了10年书。
日本精神病协会发行刊物，每月赴东京乡村地区发表系列演讲，召开影响广泛的年度国际会议，这些活动迅速吸引了日本最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性学家、犯罪学家、性学史家以及文化人类学家加入进来。协会成为南方熊楠的精神家园，他会参加集体活动，并在内部刊物上发表文章。《变态心理学》被誉为引进德国心理分析理论的功臣，还引介了催眠和梦境分析技术。该刊的头两年率先开展精神分裂、通灵术、SM、梦游犯罪、吸血鬼、第三性、回魂术等学术话题。江户川乱步、梦野久作等人创作的色情猎奇小说中几乎每一个主题都在10年前的《变态心理学》中出现过。
羽太和泽田1915年将艾彬引介给日本民众，由此开启了关于“变态”的社会讨论。两年后，《变态心理学》则竭力捍卫关于“变态”的另一种不同看法，并坚持了九年，直到中村决定去医学院任职，于1926年将刊物停掉。中村坚决反对羽太和泽田的恐惧心态，他们两人把“变态”限定在某些特定身份人群身上，而他则在杂志创刊号的编者导言上宣称：“每个人都有变态心理……我们用‘变态’这个词是相对‘正常’而言的，即惯例的例外情况；或者说，是相对‘一般’而言的特殊情况。我们绝不会说‘变态’是‘病态’。”（Hentai Shinri，1917年10月，1—2）参与这场关于“变态”的大讨论时，中村解释说他创办这个刊物部分原因是，他自己亲身经历抑郁症和神经衰弱等“变态”现象。换言之，该刊对所有变态方面的首次学术研究不会采取他者化的手段，像羽太和泽田的著作那样给某些人群冠之以可鄙的主体身份，并称呼他们为“变态”。变态心理一视同仁地影响着每一个现代人，主编本人首当其冲。
将“变态”正常化
相比艾彬学派，《变态心理学》杂志更能代表“一战”后日本国内弥漫的自由主义思潮。而自由主义的目标之一是启蒙大众。为此，该刊与日本精神病协会在城市和乡村举办了无数讲座；早期的讲座中会进行催眠技术的演示，听众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催眠。它传达的信息是，听众进入催眠状态，说明“变态”现象真实存在：“变态”就是我们！但这可不只是卖弄技术而已，这些讲座与演示是一种启蒙工程，引导大众以新的角度思考善与恶、对与错、犯罪与清白等问题。尤其是关于犯罪问题，日本精神病协会的成员们普遍认为在都市社会中犯罪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欧洲犯罪学着重研究犯罪的遗传和种族因素，而日本精神病协会则采纳进步主义的立场，认为犯罪的主要成因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东京都市的特殊环境。
中村经常到东京都警视厅做报告，精神病协会成立两年后，他担任了警视厅的付费顾问。接下来几年间，与《变态心理学》及其子刊《性学研究》有密切联系的几位性学家也接受雇用，成为侦查犯罪案件的顾问。由此，中村和田中去本质化“变态”的观点影响力远超一般的大众文化读者群。我们很难去衡量它对司法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将犯罪与变态去主体化的这一信号导致人们潜移默化地开始接受资本主义都市社会难以根除的犯罪与不公正的现象。中村的协会提出的新观点是，人作为社会的、世俗的存在，会表现出变态的各个方面，因为日本和全球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性质就是变态。1930年他为日本犯罪学协会的十卷本丛书撰稿，将现代主体界定为三种变态模式不同程度的分裂，这三种变态模式分别是：个体变态、社会变态和普遍变态（Ippanteki；Nakamura K. 1930，5）。
江户川乱步与权田将“原始”主体界定为丧失了所有“正常”人性品质、无力抵抗物化现象（因为商品资本主义侵蚀了人体神经系统），而中村与他们不谋而合。中村认为，现代主体经历某种形式的人格分裂，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协会刊物所说的“人格分裂症”，在中村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字中则成了正常的“双重人格”，去掉了那个病理性的“症”字。在他1937年出版的关于多重人格的文集中，他警告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告知我们是“知识、情感与意志的统一体……不过，所有的学者和医生一致认为，每一个人都有着程度不一的分裂”（2，328）。这可能导致某些人完全分裂为三重人格，“更普遍的情况是，导致现代人双重人格分裂”（3）。中村讨论了若干个“严重”人格分裂的例子，主角全都是女性。他试图处理他所设定的变态普遍性，一种全世界所有人都有的人格分裂与神经效应，可他只字不提男性案例。
我对日本主流大众性学中的田中和中村的文本提出了略带不同的解读，他们两人坚决地反对艾彬学派的羽太锐治和泽田顺次郎情欲恐惧症式的观点，但田中和中村的自由主义宽容性也有他们明显的局限性。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讨论田中时所看到的，他们的明显倾向是将女性单独挑出来当作分裂的对象。许多情况下，他们一方面声称“变态”无差别地影响着每一个现代主体，他们的著作却单独将女性当作现代社会所分裂的重要主体。中村于1930年跃升为歇斯底里症方面的日本权威理论家和治疗师，但他们的敏锐观察却带有性别区分，往往认为现代生活对女性的影响要比男性来得大。田中的思想也是如此。不过，他们著作的总体倾向是把女性当作分裂的对象，而把男性当作分裂行为的主体和实施者。大众文化反思帝国主义社会对神经政治的影响时，这种二元对立的自然化表现非常普遍。甚至自由主义性学和心理学话语也普遍认为，女性无可挽救地遭受了现代“变态”的影响和破坏，而男性只是偶尔人格分裂。正如我下面将要讨论的，男性以及“摩登先生”通过影响女性的手段，遏制并管理他们自己的主体人格分离。不光是普世的现代和普遍的“变态”摧残着女性的神经政治，现代男性主体的某种独特类型也常常成为女性痛苦的根源。
[1] “考现学”（modernology）是今和次郎生造的概念，指专门考察当下社会现象的学问。——译者注
[2] 梅原和酒井1927年9月在上海时创办《爱经集》杂志（Kamashastra，名字取自印度关于爱和欲望的古典文献总称，《爱经》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本。——译者注）。梅原曾数次违反书报审查制度而遭到逮捕，所以，他以为上海会更加自由些。他没有中止在东京发起的订阅服务，每月发送两三千份《爱经集》等刊物。1934年以前，会员制可假借学术交流的名义躲避审查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