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色情与快感的衰退
近年来女性读者数量日益增加，这一值得注意的现象影响了通俗写作，就像新发现一大块殖民地会影响整个国家一样。女性杂志的迅猛发展影响了整个文学制度，如同纺织业开拓中国市场影响了日本整个金融系统一般。
——大宅壮一，《文学的战术论》
现代人面临日益加剧的生命威胁，电影则是应对的方式。人需要把自己暴露在震惊效果面前，这是他们面临威胁他们的危险的自我调整。电影回应了人的感觉机制的深刻变化——个体在大都市的街道交通中会体验到这一变化。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资本主义杀人会社
上一章中我提出，“一战”后一种新的经济逻辑在日本都市空间中出现，这一经济逻辑的特点是通过侵占欲望身体来剥削剩余价值。详细阐述这一观点之前，我想先澄清两个问题。第一，这种新的经济逻辑是否只是全球性的现象，而与日本的东亚霸主地位和东亚地区的特殊性无关？第二，现代化理论者会强调，这个向着更高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转化是否只是反映了生产关系的科学技术意义上的改进，而与劳资矛盾所表现出的两股生产力量之间的对抗无关？
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否”。我所依赖的思想资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包括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农和其他关于贱民阶层主体性的革命理论家，以及晚近的奈格里的“自主性理论”（autonomous theory）等。他们的观点是，以劳动的形式而存在的人类能量，和以欲望生产的形式而存在的人类表达，两者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驱动力。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现代化理论反复宣传的颠扑不破的人类进步——机械技术、科学进步等——所有这些现象都是根本性的、本体论的活生生劳动的次级效应和再生结果。不言自明的历史事实是，倘若没有中国苦力的劳动，没有马克思所说的可怜的“中国工资”，那么，自1905年开始的日本殖民地也就根本建不起来。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是他们建的，体现着他们的劳动根本属性。同样，倘若没有20世纪80年代起10万日本性工作者和活跃于东亚、东南亚地区的人贩子（以及在亚太地区各地工作的100万日本人）寄回本土的侨汇，那么日本这些地区根本没法承担帝国主义发展的费用——学校、医院、议会、警察局等。因果关系是切实的。更为抽象一点的则是，倘若没有剥削这些及其他生命政治劳动主体的隐形剩余价值，那么日本资本没法进入下一个更高级的形态，而那个高级阶段要求更猛烈的消费主义和更复杂的商品化形式。更不用说，倘若没有生命政治资本主义对活生生劳动的剩余价值的暴力剥削，那就丧失了帝国主义资本开拓殖民地的驱动力，这里的殖民地不仅包括台湾、朝鲜和1910年起的关东地区，如马克思主义者大宅壮一1930年所判断的（本章题词），还包括迅速膨胀的日本都市消费读者群的感官神经系统。
为进一步探讨大宅壮一的观点，我想考察一下色情奇异的印刷媒体，当时这种文化不但统治了消费者的感官刺激（和更深层次的欲望），还开创了商品形态笼罩和吸纳整个社会的先例。色欲——奇异风格的作家、译者和艺术家不仅拒斥“为艺术而艺术”的姿态，甚至还逆转了这一观点，而原来的美学乌托邦观点认为只有远离市场交换和大众化的丑陋性才能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梅原北明是色欲——奇异文化生产最重要的人物[1]，对他而言，打破性别、种族——民族、阶级压迫的乌托邦式社会转型只能在资本主义媒体内部实现，这一理想之实现是内在于物化过程的。梅原认为，新的印刷和传播手段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有了较大发展，同时，大众读者群迅速增长，中产阶级家庭平均每家订阅一份日报和三至四份杂志（Nagamine 1997；Frederick 2006），这为左翼活动家与解放运动家宣传思想提供了便利。大众媒体提供了以前无法想象的多种可能性，文化创造者可以直接将他们的想法传播给消费大众，他的这一观点成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生产者的基本共识。如果这些想法能够应用于吸引眼球的新形式，捕捉到现代人的好奇心——即驱使都市主体去用心关注并消费他们的商品，不经意间将他们的劳动所得重新投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那么，其发展前景无可限量。比如，1925年，梅原从原来的联合主编金子洋文手里夺得新近出版的《文艺市场》杂志的主编权，他宣称将批判那些认为艺术高于商品化世界的清高之士：
在现实世界，艺术是一种商品，其价值由数字决定。不过，围绕我们周遭的都是那些执拗地鼓吹艺术与文学力量的附庸风雅之士，说什么在这个物化的世界只剩下文艺能够超越肮脏的金钱。《文艺市场》要告诉那些人：我们发起这份刊物有两个目的，一是打击对文艺的盲目迷信，二是推动文艺的超商品化。这不是要亵渎文艺。而是要点明真相：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商品……不过，日本的艺术世界还在被那些陈旧的标签搞得稀里糊涂。显然，这违背了鼓励创新的商品化市场规律。究竟一件商品是好是坏、是高是低——让市场来说话！（Arts Market，1925年11月）
为了不让读者遗忘他的使命，梅原在几乎每一期《文艺市场》的封面内页都印上了这份拥抱资本主义市场的宣言。他的政治立场是，左翼和解放运动的宣传内容不必忌讳那些获利颇丰的煽情媒体形式。他看到了新的视觉商品的传播速度和效率，很快总结出经验：解放运动=商品化。他还意识到，1923年关东大地震以后，现代情欲和灾难——由商品化和大自然造成的移置——是金钱与信息的来源。这个想法出现在了他的处女小说中，这部小说出版于1924年，很快遭到封杀，后来他一生与内务省的审查官员进行着不懈斗争。《杀人会社》使用日本“私小说”的文学符码，讲述了一位贫穷的年轻作家的故事，主人公苦心积虑地想创作出一部畅销作品。
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开始，详细描述这位作家由于严重的神经衰弱遭遇写作瓶颈。他耽误了修改手稿出版的最后期限，一切必须重起炉灶（Umehara 1924，3）。在小说的第二页，叙事者以为有人来拜访过他，但结果只是一封电报，电报的神经政治谶语是：“你全身，你全身的神经末梢狂野而刺激。”（4）叙事者突然爆笑，接着承认说：“连我都觉得这事儿可笑。”但笑声没有持续多久：“一切都太糟糕了。我的脑袋——或者说，我的小说草稿——在杀我，但我内心恶魔般的情欲最最糟糕。我原以为折磨自己能够提供些许写作灵感，随便什么糟糕玩意儿。但有什么呢？私小说？少女初恋？电影脚本？翻译作品？”（6）在这部开拓性的色欲——奇异小说中（Jō 1993，108），我们看到了外界媒体（以电报的形式出现关于叙事者昏乱的神经衰弱症状的诊断）与内在神经状态合二为一。另外，作家的神经中枢（“我的脑袋”）与他的手稿——包括我们正在读的这部日语小说——合二为一。商品完全将原来人与物之间的界限去地域化了。梅原描述的是一次暴力侵占人体神经系统的事件。
一位名叫“三太郎”的老同学突然来拜访叙事者，打破了他的困境。三太郎正前往上海，半路来探望他。三太郎贸然闯入叙事者的房间，神态狰狞；他满眼血丝，身材瘦削，因为吸食鸦片而精神萎靡。三太郎解释说，他正前往上海处理“杀人会社”的事务。三太郎不停地告诉叙事者，那里正要发生“大事情”，即公司以前在其他地方做过的事情。三太郎开始跟叙事者描述这家公司，叙事者逐渐想到，他朋友的色欲——奇异故事为他提供了畅销书的创作素材：凶杀、色情、贪财的公司史将是最好的故事题材。
三太郎已经在杀人会社工作了好几年，曾在日本和美国待过。他说他第一次被领入设在旧金山的公司总部时，就立刻明白过来，表面上这是一家提供多种服务的大型旅馆，“实际上他们每天杀三至五个人，抢光他们的钱财，然后把他们的血液排放到一个大池子里”（20）。他描述了一些杀人手段，叙事者简直不敢相信：“这家伙完全是个变态，他到底在说些什么玩意儿？”（21）尽管如此，他还是让三太郎接着讲下去。
三太郎这样解释公司的理念：
通常人们想到黑社会时，总以为他们会有一套自己的理念，但我们公司不去想什么资本主义或民族主义之类的垃圾；我们纯粹是做生意。杀人会社的唯一宗旨就是牟利和杀人……其他公司会有工人组织罢工和政治演说，但我们公司只讲杀人和赚钱。别人讲什么革命或无产阶级解放，简直是弱智儿童。如果你把金钱和女人拿掉，我们一无是处——零……多数人和我想的一样，完全可以去杀人；这没什么错。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可能会管这种行为叫作“变态心理”；也许你说得没错，这就是变态。但这是人的第二本性。我刚开始在这家公司做事的时候，一半是出于好奇心；我痴迷于那些杀人和滥交。另一半是出于被迫。但现在魔鬼的那一面完全征服了我，是我的全部。这也是生活：世界越文明，越依赖杀人。这就是整个文明世界的龌龊秘密。（23—30）
三太郎回忆起他刚进公司时，他被强制接受毒品和电击刺激，以唤醒自身的神经政治敏感度。这是他所谓的“日本杀人”的训练过程。他说加入黑社会的一次标准的程式包括许多带着面罩的男人、手持来复枪的警卫、震耳欲聋的军乐，以及一群面试官。三太郎很害怕他们会杀了他（53）。他回答完几个问题后，得到了一个公司内部名字“S403”，然后依照规定的誓词发誓。重复完誓言之后，他才明白过来自己已经被公司录用了，一名他称之为“怪物”的高大男子向他展示了公司旅馆的庞大结构（64—71）。怪物似乎有着病态的幽默感，他把那些大房间依次叫作“地狱一号”“地狱二号”等。“地狱一号”是平时杀人的地方。貌似这家公司绑架有钱人，敲诈他们的财物，然后杀掉，肢解尸体，把血排入水池。公司职员自己在“地狱二号”的餐饮区用掉一些血液和尸块，剩下的卖到其他地方，包括日本占领下的南洋地区的当地人。有两页内容（74—75）几乎被审查者删光了，内容应该是描写食人的露骨场面。
他们参观的下一个大房间是“女招待间”，里面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女，公司的男职员可以在里面为所欲为。第二天，三太郎收到公司通知，派他去纽约执行他的第一次谋杀任务（地点是麦迪逊花园广场的一次美国黑人集会）。不过，他被告知，离开前可以先去女招待间找点儿乐子。他向叙事者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
我走进房间，到处是半裸的女人；还有人当众做爱！都是变态的情欲，你可能接受不了。我一坐下就有十个女人拥过来抱我。跟你说吧，当时我非常快乐……尤其是有个女人勾起了我内心的兽欲，让我欲壑难填。我想怎样就怎样，她们全都属于我。（81—82）
叙事者插进来说，他非常羡慕三太郎的经历，“所有读者也都很羡慕”（82）。
三太郎说，他拜倒在一位西班牙女郎的石榴裙下，她是一位芝加哥富商的女儿。她一开始用汉语跟他说话，因为她见他那么矮，认为他必定是中国人。（三太郎戴着面具，穿着一身黑，公司职员无论到哪儿办事都是这副打扮。）她告诉他自己的爱意，然后说，她是被绑架到旧金山的公司总部的。显然，一年来她被迫为公司的男职员提供性服务，就在这间她与三太郎发生关系的房间。她说：“他们想来就来。一开始我怕极了，后来我不去想它。我不去用脑子想以后，就逐渐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了。”（87）后来她升格为舞女，只需偶尔跟男人发生关系。
三太郎赴纽约谋杀了一位参与黑人独立运动的美国黑人，然后回到旧金山，那具死者尸体则由公司运至上海，用于做实验。他执行完这次谋杀任务后，爱上了一个波兰女人，她“一战”时离开欧洲家乡，希望能在外面挣钱寄给家里生病的父亲。公司借给她钱之后，她被迫成为性奴。公司显然给她做了脑白质切除手术，因为她被迫与人性交时会不时地发出笑声和尖叫声。这时，公司命令一位新职员把她吃掉，三太郎告诉叙事者：“他别无选择，只能照做。”（131）
三太郎注意到，不断有女人从女招待间消失，他正想弄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时，发现有个男人在和刚死掉的尸体性交（第138—140页有严重删节）。三太郎感到不可思议，他问这个恋尸癖者，为什么他不在女招待间和活人性交，而宁愿和死人性交。男人回答，他“厌恶那里的女人”（142）。他告诉三太郎：“你可能觉得这是极其夸张的变态性欲，但我告诉你，恋尸癖就像人的其他欲望一样平常。我遇到的道德问题和其他性行为面对的道德问题差不多。”三太郎还是难以信服，他又问：“如果你想要调戏女人，为什么不去女招待间，那儿的女人都是奴隶，随你调戏啊？”恋尸癖笑而不语。这时，三太郎回过来与叙事者对话：“你可能也觉得这是变态中的变态。你知道，我加入公司之前也这么想，但现在我不确定了。”（143）
公司的杀人和绑架业务仍在全球各地继续进行。三太郎与西班牙女子的情缘结束了，因为女子被谋杀并被一位新职员吃掉了。公司业务给三太郎增加了不少精神压力。他对叙事者说，一年前（他已在公司工作五年）他渐渐觉得活在体内的是另一个人（282）。这时，他告诉叙事者他去美国之前在东京的一家新女性杂志做编辑。由于有过这份经历和情感，他逐渐产生了一个念头，于是对叙事者说：“我想死的时候成为一个女人。”（306）突然他问叙事者：“你想星期天和我一起自杀吗？”他解释道，公司有一个自杀俱乐部，公司职员、宾客和性奴能够在那儿一起自杀。第二十八章的末尾，叙事者惊呼：“这家伙现在一切轻松了！我现在才意识到自己生活的世界多么狭窄，竟从未听过那样的事情。他的公司多么恐怖。”（309）
最后一章的场景设在俱乐部，那里正在举行一场名为“死之舞”的舞会。标准的俱乐部淫乱场面，负责伴奏的爵士乐手全都是裸女，许多女人站在巨大的蛋糕上裸舞，还有一些女人倒在地毯上，流着血。三太郎说，那里最漂亮的女人是中国人，至少有一位日本女性“走掉”时打扮成了高加索风格。俱乐部成员玩弄那些垂死或已死的女人，而有些玩牌输掉的女人则立即被杀害（314）。三太郎发现这就是自杀俱乐部。输牌就会死掉，而似乎三太郎正准备输牌。玩了几小时后，他还是没输，于是放弃了，他把一个中国苦力拉到门外，叫他把自己杀了。这个中国人给他一块巧克力，说里面加了毒药，但结果巧克力里面加的是鸦片，算他走运，三太郎绝望地染上了毒瘾，被迫继续为杀人会社工作，以换取毒资（315）。这一场景发生在两年以前，现在他和叙事者讲话之际，正是执行公务的间隙，他现在往返于上海、东京和美国之间。
小说的形式与内容如此震撼，我想最好的呈现方式是让文本本身说话。这部小说出版后很快被禁，大约有一百本秘密传播开来。世界文学史上很少有匹敌之作，20世纪30年代末的费迪南德·塞利纳（Fernidand Céline）、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和丹尼斯·库普尔（Dennis Cooper）是我能想到的三位类似的创作者。从我所引用的部分就可以看出，作者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当作一种“变态”；这个词在不同的段落出现了超过20次。在这个变态的现代世界，还有更加严酷的变态，即三太郎所说的“变态中的变态”——恋尸癖、食人狂等，不一而足。
我试图在本书中为一种新的神经政治权力结构定位，这种神经政治权力结构剥削人的精神注意力、矫正人的欲望，而我发现，本书第一部分生命政治权力结构的关键人物在这里全都出场了，神经政治也在利用这些人物：中国苦力、被迫充当性奴的女性、皮条客、东印度公司和满铁这样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公司。殖民边缘所孕育的贱民主体回到宗主国中心，以鬼魅的形式再现那些劳动被资本所窃取的身体，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部分都从属于资本。他们伴随着神经政治权力结构的诞生，并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成为色欲——奇异媒体的关键人物。
讨论色欲——奇异媒体的一开始，我想先给出一些有代表性的文本。我们已经看过江户川乱步的虚构文本。在日本文化史上，1926年至1934年这段时期通常被比喻为“色欲——奇异——荒诞年代”，常拿来与德国魏玛文化和美国的爵士女郎年代做比较。有人将其誉为日本“一战”后自由都市文化的延续与提升（Yonezawa Yoshihiro and Jō Ichirō；Silverberg 2007），也有人将其斥为和30年代末法西斯主义相关联的厌世主义与享乐主义，一方面文化保守主义拼命抨击，而另一方面为没有判断力的摩登男女和上班族提供了深层次的文化民族主义意涵（Minami Hiroshi；Kanno Satomi）。我对这两种观点都有所借鉴，并进一步提出新的观点。
日本当时的评论界对色欲——奇异文化也是意见不一。大宅壮一和权田等左翼人士斥之为肤浅的、庸俗的社会时尚，而赤神良让则严肃地认为这是发达资本主义的表现。另外，羽太的观点稍有不同。在第五章，我解读了社会学家赤神以及数位当时重要的性学家，并提出“神经政治”的概念。这里，我想回到赤神的《猎奇社会的面相》（1931），该书是对《现代猎奇尖端图鉴》一书的解读，也是当时流传最广的介绍色欲——奇异文化的文本。[2]该书忠实地记录了这超级怪异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其叙述框架是“色欲——奇异——荒诞”，这是截至1930年年末最常用的三个介绍词。
《猎奇社会的面相》对“色欲——奇异——荒诞”现象的介绍十分精彩，但这本书不仅是介绍而已，还征引和解读了当时的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代表了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以前少数几次尝试理解超资本主义（hypercapitalism）对人类社会全方面的影响，甚至包括重组人类神经系统的“湿件”（wetware）[3]。对赤神来说，解读色欲——奇异现象的最好方式是把它看作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生动表现。资本主义劳动分工造成人们的抽象思维离事物的生产过程越来越远，而趋近于物质消费的拜物教，这是由现代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的物化现象造成的（1931，6—8）。人们不再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而是追求和都市社会保持同一种令人精疲力竭、浑身不舒服的节奏，造成巨大的心理波动，从“抑郁症到酒醉癫狂”（7）。不过，这些情绪的极端波动不是单纯的人体反应；他们与现代都市中随处可见的机械技术操作过程具有同样的形态，人的情绪像机器开关一样随机转换。
赤神观察到，人体神经系统的湿件变得与机械技术的硬件越来越相似，所以他觉得有必要“把辩证法应用到心理作用层面”（1931，13）。应用辩证法来理解机械技术媒体与人类精神功能之间的新关系，这乃是“辨识经济价值生产的现代新形式”的第一步（13）。他注意到，最近信贷与金融投机行为逐渐控制了经济，这显然是资本主义新的价值榨取方式。但最新式的价值采集方式——赤神想在日本现代资本主义中使用色欲——奇异概念所分析的——是延伸至人体、“直接触及感官系统”的资本通道。神经政治凭借工厂技术，以及“我们在电影院、购物、阅读杂志、或走在街上时”抽象而暴力的商品形式，侵占我们的身体，这意味着，人类无法再像19世纪那样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赤神的辩证法应用到人的心理层面，这表明，超现代的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人类现在同时既是“超人”又是“非人”[4]（22）。
“现代资本主义的明星”——白领、学生、无产阶级（1931，9）——常有神经衰弱的症状变化，但赤神警告说，这一非人系统的唯一受益者是巨富阶层，他们可以免受现代资本主义神经刺激的侵害。巨富阶层在利润驱动的逻辑中能够保持冷静而理性的风度。这些超级资本家若不在“北海道滑雪”或“东南亚沙滩度假”，就会策划“强制劳动”等新的方式从大众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他们近期最成功的策划方案是直接从人体神经系统剥削价值。
赤神这本书的第二章《现代的原始主义》和第三章《好奇心》拓展了前辈性学家田中香涯和中村古峡的若干研究主题。在赤神看来，性学话语和羽太的色欲——奇异作品常常引用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二自然”或“第二生命”能够将人类送回文明社会、法律制度建立之前的时代。当代都市丧失了更宏大而坚实的伦理责任感，取而代之的是快速变换的新鲜感和震惊到麻木的刺激感。与赤神同时代的权田也持同样看法。像当时许多日本人一样，赤神使用“现代原始性”（modern primitive）的隐喻来描述这样一个状态，即超资本主义历史时期产生的第二自然或第二生命使得人类退化为纯粹受本能控制的生物。人类行为不再受善恶伦理规范和苦与乐的情感因素支配，人体神经系统被改写，都市人丧失了伦理和理性思维，剩下的只是条件反射般的现代原始性（84—85）。这些日本都市的原始主体只具有最基本的性欲和生存本能，“更高级的”发展与共同体文明意识明显缺失。现代资本主义夺走了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社会只受极少数人把持的“利润法则”统治，资本把人性变为生存系统的被动接收器，就像电影《黑客帝国》（1999）中的人类，只剩下一副躯壳。甚至这些仅存的人类本能也不断被“资本主义熔炉销毁”（Akagami 1931，33）。发达资本主义为了生产出无法按道德行事的都市原始主体，它实施了一套赤神称为“非合理的合理化制度”。[5]
在对人类本能的不断攻击中，唯一免受侵蚀的是：好奇心。赤神写道：“追求新事物的本能冲动是现代资本主义唯一容许发展的东西。”（1931，78—79）他使用“荒诞”一词来描述现代都市人的好奇心的非理性逻辑。“荒诞”不像道德、物理学或工业主义，它“不尊重任何规则和规范”。他甚至反对语言本身，而只受图像的控制和吸引（58）。图像的转瞬即逝与传播速度极其适合好奇心的刺激与反应。只是一小撮人凭借规划和数字来执行资本主义控制（60—61），但这一事实被资本精英给掩盖起来了。资本主义控制的接受终端是“超越语言和理性逻辑”的领域，“荒诞”凭借“轮廓与图像”的施力来统治贱民世界（58—59），这就好像本雅明所说的资本主义“连环幻象，人走进去的唯一结果是迷失自我。人因此而臣服于商品的操控，他享受着与自身的异化、与他人的疏离”（2008，101）。赤神认为，转瞬即逝的“体育、舞会、广告和电影”等媒体环境，足以证明图像商品是日本发达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一环。
诗人添田将资本主义实际吸纳描述为“铸造场”，它捣烂、碾碎人体神经和肌肉，重铸为新的形态，而羽太和赤神则将其过程比喻为人体的“屠宰场”。赤神称，资本主义割除人类的伦理与情感思维，使其面目全非。他详尽地讨论了这个神经政治权力结构下的“色欲——奇异”的严密运作。在好奇心本能的内部，赤神所说的“爱欲”（ero）获得了自主权力。但是，某些研究“色欲——奇异”的权威社会理论家和文化生产者用“爱欲”这个词时，它的指称与田中、中村和其他医生及性学家在现代性学阐释方面不尽相同。性学话语的中日复合词是“性欲”，它脱胎于田中所讨论的“现代性欲”，而广泛使用的“爱欲”则不那么具有人文意味，更多是出于商品逻辑。爱欲和现代性欲这两个概念都没有被看作个体的机体失灵，而是被看作都市社会的逻辑效应——价值虚无的商品侵占了都市社会中原本不受外界影响的人类领域，比如农村田地、资产阶级家庭和个体心理。爱欲和现代性欲一样，连接图像商品的外在世界与幻想、个体性欲的内在世界，爱欲即这两个世界的合体。不过，超越现代性欲之上，爱欲与如今后现代理论所谓的莫比乌斯带（Möbius strip）[6]类似，人的内在被侵犯、剥削、投射到图像商品的总体平面上，居伊·德波后来于1976年称其为“景观社会”。人体身心的内在世界被侵犯和占领时，就会紧密而直接地从属于图像商品的刺激元，身心的防御机制消失了。赤神提出，在这种情形下人体官能唯一能做的是与入侵因子合二为一，逐渐清空原来活跃的、纯正的快感与欲望，取而代之的是异化的、商品化的爱欲。赤神写得很出色的章节《色欲——奇异社会学》详细讨论了这一点，值得此处大幅引用：
正如柏拉图在他的爱欲哲学中所说，人类凭借他们的想象力能够让“美”的完美理念得以显现。男性读者单凭“后期成像”就能感受到你拥有着一个女人。但你真的认为，这足以再现那些真的很漂亮的女人吗？为什么你觉得只有凭借后期成像的手段你才能捕获真正的女人？……
那里有一个美女，但她之所以那么美，是通过想象力的滤纸而造成的，理念先塑造了她。爱欲像底片一样将她投射出来，产生出后期成像。所以，当你再看一眼真实的女人时，你的注视就会穿透她，然后你就会对现实失望了。一旦你面对着真实世界，卸去想象力的辅助，你的爱欲将会抓狂。不过，这种失望将渐渐消退，爱欲逐渐会找到商品替代物。
人类受好奇心的驱使，搜寻最刺激的食物，他们搜寻的手段是自己的瞳孔和视线；我们在此感受到最强烈的爱欲。我们在这里感受到最直接的爱欲冲击，如果我们只是被动地感受爱欲，那么爱欲就停留在野蛮而原始的阶段。不过，无论人类主动与爱欲保持怎样长的距离，现代生活的脉搏如此激烈，每个人都在寻求最强烈、最野性的震惊和刺激元。最终产生的爱欲具有兽性、性错乱、古怪而变态。发达资本主义将这些爱欲模式职业化，从中获利。咖啡厅、酒吧、舞厅、电影院、西洋镜、赌场这些地方，现代资本主义都在发动和利用爱欲。（1931，150—151）
赤神敏锐地分析发达都市资本主义中的异化欲望的核心作用，他显然是想要找到一种合适的语言来描述现代资本主义“吸纳爱欲为其服务”的现象。不过至少他成功地勾勒了一种新的价值生产体系的概貌，这种新的价值生产体系超越了剩余劳动剥削模式（工资劳动从属于生命政治资本的传统剥削模式）而直接运作于人类感知和注意力的层面。爱欲为资本工作，引导人的好奇心趋向于图像商品，逐渐被征服的原始好奇心迫使人们将注意力全部投射到商品上，引诱人们花钱消费。赤神认为，爱欲资本主义的图像商品必须变得越来越古怪、奇特、变态，这样才能不断诱发刺激和麻木效应，确保人类将金钱和注意力投入进来。后来，传播学批评家乔纳森·贝勒（Jonathan Beller，2006）一针见血地称之为“注意力经济”。通过赤神所谓的图像商品与人类心理的辩证法——两种原来不同的东西合二为一——人类的认知行为变成同一过程的均质延续，“其结果是兽性、古怪和变态”。赤神的说法取消了图像商品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区别，现代爱欲资本主义的终极目的是两者的辨证综合。
赤神在描述现代图像商品时，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想法与电影艺术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有声电影于1929年引进到日本，一年后，赤神写完此书。资本需要不断地引诱人的注意力，而赤神的描述正契合了电影的特性，电影是最成功的好奇心捕捉手段。虽然杂志也将商品注入感官系统，但电影更为强大，能让人将幻想误识为现实。赤神警告读者不要混淆“后期成像”的女人与真实的女人，“后期成像”的女人是男人“拍摄”下来的，然后根据他们的图像商品化想象而拼接起来，使她们看起来更加具有爱欲和吸引力。但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提醒太无力，也太迟了。图像商品入侵到了人体最深层次的神经政治，这是一个无法逆转的过程，从此，人类认知的神经网络永远与现代资本的软硬件结合在了一起。
可怕的爱欲正在急速扩张。现代人的神经系统在新的资本主义冲击之下变得更加复杂，但同时，神经系统变得虚弱，更加依赖资本主义。由于对人体神经系统的控制使得人们易受外界影响和操纵，我们被诱使去寻求最强烈的爱欲。资本运作的丑陋之处就在于，它给我们驯服的欲望标上了价格。而其野蛮性吓得我们惊出一身冷汗，我们仅存的一点儿人性让我们意识到必须要逃脱这种野蛮性，否则我们神经系统负载过重，会走向疯狂。不过，由于我们的道德敏感神经比较传统，没有办法来抵御这种新事物的进攻。（1931，152）
不断遭受神经政治入侵的身体使得人类越来越虚弱。每遭受一次入侵，我们的神经系统抵抗资本侵蚀的能力就越弱。赤神所用的“令人厌恶、丑陋不堪、古怪、变态”等词语试图捕捉新型资本主义的“变态”和暴力性，后者异常可怕，它虽然依靠抢夺人类能量和爱欲而存在，但贪得无厌地渗透进能量的神经核，使人愈加着迷于资本。这些入迷的人非常之依赖这种新型资本主义，不管付出多少代价，他们都要主动地付钱，以换取进一步受剥削。我们欲求越多，神经政治资本就从我们身上剥削的剩余价值越多。我们越是在这个体系内部消费，我们的个人追求与梦想就被越来越多的物化、同质的爱欲所代替。[7]我们越是享受生活本身，我们就越是趋向于生命的死亡和人性的毁灭。这里，我们应该想到本雅明的分析，他说法西斯主义中，“人性在最高级的审美愉悦中体验到其自身的虚无”（2008，42）。这个变态帝国主义制度最合适的名称只能是“色欲——奇异”。
赤神在这一章的结语中解释了爱欲与异奇[8]之间的实际联系（1931，152—153）。现代人无法抵抗震惊与刺激的强度（他们只能不断地接受），他们只能勉强去掩盖自己日益罪恶而变态的行为。我们看到了现代人的狡猾，无意义词语、嬉笑噱头、插科打诨，这些是当代社会在异奇中的典型体现。所以，“依靠资本主义和奇异文化的小丑”，爱欲再度达到超载，以更新的强度入侵身体。
资本推广“异奇”的手段（赤神在其他地方举的例子包括暴力性的职业体育运动、赛车、相扑、电影和脱衣舞）无法完全掩盖自身的爱欲掠夺。它们反而加强了爱欲，拓宽了好奇和刺激体验的范围，生产出居依·德波所说的“掠夺的繁荣”（1983，30）。“异奇”诱发爱欲，但并非以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那些性学家的手段；高科技赛车运动的“异奇”所释放出的现代人的爱欲史无前例。“异奇”所繁殖、中介的爱欲效用使人类变得更加疯狂和残暴。赤神没有像一般人一样把异奇当作色欲——奇异文化中的一种美学现象，而是把它当作重要的意识形态因素。异奇掩盖了神经政治对身体的侵占，将欲望替换为异化的资本主义图像商品的爱欲，同时，异奇扩展了爱欲的作用范围，往爱欲里面填充奇异的因素。一旦异奇加入到“无意义”，它就会摧毁所有指称社会意义的语言；小丑的表演噱头，或者高速撞车场面，使得媒体符号超越书写语言，指向纯粹的图像，最终指向电影。
梅原与革命小将
六年前，赤神提出观点认为，图像商品通过刺激消费者好奇心和吸引注意力的方式来剥削剩余价值，而六年后，梅原则希望好奇心的类似作用能帮助引导消费者的注意力转向社会进步方面的信息。他提出，无产阶级刊物《艺术市场》应该制造一些图像商品的内容及其符号意义，把自己的力量转化为图像形式。《杀人会社》的反资本主义和反种族主义主题是这一新兴媒体政治的最早例子。他确实说服了一些文化生产者，叫他们以新的形式发出声音，其中包括中野重治和村山知义，后者是MAVO美术运动的核心人物（Weisenfeld 2002）。
梅原北明从1919年至1921年在东京的早稻田大学学习欧洲文学，后来他退学进入新闻界和解放政治运动。根据他的儿子梅原正木的说法，当时“解放运动”意味着抛弃20世纪20年代初统治日本社会的种种“封建因素”：性压抑、严格的种族——民族等级制度、阶级压迫（Umehara M.1968，1978）。北明（这个笔名的意思是“北方革命”）还是一个高中生时就开始参与激进政治活动，帮助家乡的工人罢工和工会活动。他在早稻田念书的时间全用来读书、参加罢工（与工人游街时穿着他标志性的小礼服，这是一种典型的达达主义姿态）、研究三K党等白人种族主义团体。他的儿子说，父亲北明通过研究种族主义团体，很快养成了对日本国内种族——民族歧视现象的敏感度（Umehara M.1968，224）。他做自由译者挣钱养活自己，1922年时，他花了六个月时间到日本西部帮助受压迫的部落。[9]后来他与部落首领发生争执，部落首领不同意他疯狂的宣传计划，因此他返回东京，专心写作《杀人会社》。
他写完这部小说后，迷上了在早稻田读书时研究过的一本书，薄伽丘的《十日谈》。这本书是之后10年的色欲——奇异作家和编辑的必读文本，其日文版首位译者正是梅原北明。[10]北明翻译出版薄伽丘成为了当时的一个媒体事件，他和他的朋友们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初反复提及这件事。早些年，户川种骨和小泽贞三曾想要出版薄伽丘的全译本，但被内务省禁止。梅原意识到，他需要想些不一样的办法让这本书通过审查。他1924年凭借手头的法文和英文译本完成了翻译的初稿，然后他先邀请东京的意大利大使馆官员，以及几位著名的意大利作家，来参加他在浅草组织的聚会，纪念薄伽丘逝世500周年。参加聚会的有意大利驻日大使及其夫人、几位意大利官员、一位意大利作家、若干梅原的朋友以及几名艺妓。活动一周前，梅原在两家东京报纸上张贴广告，宣传这个聚会，并宣布他将出版自己翻译的前半部《十日谈》，凭借艺术界的影响力和意大利大使馆的名头来威吓内务省检查官。在聚会成功举办的晚上，意大利大使授予梅原特别文化奖章，感谢这位日本译者为意大利文化做出的贡献。梅原当时喝得酩酊大醉，顺手就把奖章送给了一位咖啡馆女招待（Umehara M. 1968，227）。
梅原靠着意大利大使馆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资助，于1925年3月出版了《十日谈全译本》，一个月之内售完首印6000册。批评界和读书界听到该书出版的消息都感到很兴奋，《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两大报纸双双表示欣喜和震惊，他们没料到内务省会审查通过这本书。《读卖新闻》高呼：“此珍本首次在日本出现。通常当局会严密审查并禁止色情文字。但这次非常罕见，审查者默许了梅原北明先生的《十日谈全译本》。”（1925年4月13日）
《十日谈》下半部出版的四个月前，梅原出版另一本畅销书，E.L.威廉姆斯（E. L. Williams）的《伟大俄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Great Russian Revolution），与共产主义者杉井信夫合译，书中他对苏联的伟大历史事件赞誉有加。梅原震惊地发现，这本书也通过了检查官的审查。他用独特的笔调在《译者序言》中写道：“删掉……！我们能说什么呢，译者完全没料到此书能够出版。天知道现在的审查者在想什么。现在最恰当的反应应该是欢呼吧？哇哈哈哈！我们的《伟大俄国革命史》不管怎样出版了。”（Umehara H.and Sugii1 925）梅原本人猜测，可能是审查者放松了警惕，他们没料到一本关于苏联这个新国家的直白历史会有什么销量。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审查者后来对梅原的这两本书非常恼火，准备实施报复。10月，梅原漫不经心地在首印6000册上市之前提交《十日谈》下半部送审，而内务省立即下令查禁此书。用梅原的话来说，“30名警察光天化日之下冲进我们印刷间，用6辆卡车搬走了全部6000本书。”（Arts Market，1925年11月，2）
梅原利用《艺术市场》的编辑身份宣传自己与审查者的对抗姿态。他在1925年11月的杂志封底上说，他热切期盼的译本被查封了，“出版已遭禁止！修订本即将面市”。他在今后数年屡次宣传和渲染《十日谈》下半部遭禁的事情，导致他自己两次坐牢。他的主要宣传手段是报纸上的付费广告。他在1925年12月21日《文艺时报》查禁事件新闻的边上刊登广告，冷静地描述整件事情，称审查者是“伪君子”。他的策略是公开羞辱检查官，力图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但他的计划不限于此。《十日谈》上半部出版后，他通过意大利大使馆将该书寄给了大正天皇以及两年后继位的裕仁天皇。
梅原向大使馆的朋友抱怨政府查禁《十日谈》下半部的决策，并威胁于1925年12月发起新一波的薄伽丘热潮。他与内务省几轮交涉之后，同意将稿件再次修改后送审，后来检查官通过了他的修订本。1926年2月，梅原的上下两册译本合为一卷出版，部分由于是禁书，这本书卖得很好。除了一些纯粹的商业促销外，有几个报道也证实了该译本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力（Yamaguchi 1994，344—354）。梅原本人写了他和朋友为这本书付出的巨大心血，并解释他希望此书畅销的原因。1927年10月出版的《艺术市场》“世界十日谈”特刊中，他说自己花了极大的心血将此书译成日文：“薄伽丘和几位革命小将一起在宗教和艺术领域合作，在危机年代成功揭露中世纪的黑暗面，展现文艺复兴的光明面。我们的目的同样是要针对‘日本的黑暗面’展现光明。”
梅原——这位“革命小将们”毋庸置疑的领袖——随后七年间不断挑战检查官，直到政府将其强制打压下去。1932年，他躲入地下活动，逃到日本西部地区。两年后，他重新以日本帝国主义狂热支持者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回到东京依靠军队里的长期支持者，他成为了靖国神社的历史学家和档案管理员。除了《十日谈》出版时利用媒体造势以外，他还创造其他办法来销售他的书和杂志。也许其中最有效的手段不太为人所知，他用会员制的方式来销售科学和学术刊物。根据米泽嘉博的说法，“会员制是昭和初期出版销售色情书刊的最佳方式”（1999，66—67）。梅原利用会员制发行了他主编的另一本杂志，名为《现代/变态资料》。他在《艺术市场》和报纸上刊登广告吸引读者。梅原的儿子称，《现代/变态资料》在1928年的销量达到了3000份（Umehara M. 1968，234），而米泽嘉博的猜测数字是接近1600份（2001，32—33）。
梅原经常夸大杂志销量和读者影响，以此来激怒检查官，所以我们应该谨慎看待他提供的数字，他说，杂志出版的第二年，已有超过250位医生注册成为他的会员（Arts Market，1927年3月，2）。他儿子则将《现代/变态资料》的读者群分为三类：大学教授，军队高级军官，检察官和法官。作家和出版家大概可以算作第四类读者。梅原会刊登会员目录，请求他们续订新一期的杂志和书籍，我们由此知道一些订阅者的身份；内务省规定，每出一个新的刊名就要重新登记读者信息。1925年订阅了《现代/变态资料》的读者中，有一位名叫小笠原长生的高级将领，他是关东军的海军军官；梅原曾刊登过两次他的名字（Abel 2005，2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