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梅原主编的第三本杂志是传奇性的《奇异》，但他没能采用会员制的出版方式，因为内务省认为这本杂志毫无学术价值。所以，像当时许多大众文化出版商一样，他决定冒险碰碰运气，1928年11月他成功地发行了6000册。米泽称这6000册很快售完，原因显而易见。除了梅原的名气，看一眼图片（比如《现代/变态资料》中有很多裸女的图片）和杂志目录就能发现，里面有许多恋物癖和性犯罪方面的诱人内容。也许有人会怀疑检查官怎么可能让这样的刊物通过审查，但当时的大众文化刊物刊登色情、变态的内容太多太多了，疏忽是有可能的。更重要的事，检查制度的条例关于“性”的方面语焉不详，只是明确规定了已婚夫妇之间的性行为不能直接描写出来。米泽说，日本战前的书报审查制度盛行的是儒家文化，因而最关心神圣的父权制的家庭内容，只禁止夫妻房事和通奸的露骨描写。所以，只要没有夫妻房事和通奸描写，或者被其他情欲描写盖过了，那么，战前的书报审查制度就不会把它看作严格意义上的性描写（Yonezawa 2001，4—5）。[11]
情一郎和米泽进一步分析了从爱欲到异奇的历史性转变，他们强调，如果图像和文字内容仅仅是“奇异”，那检查官很难通过法律程序禁止它出版。而“奇异”的弹性非常大，可以包括几乎任何内容。这正是梅原将新杂志命名为“奇异”的缘由（Kanno 2005，157）。这一策略标志着“色欲——奇异”成为一个固定用语流行开来。可以说，梅原的杂志是第一本严格意义上的色欲——奇异文化产品。从此以后，原先的一些文本被追溯为色欲——奇异，其中包括一些我前面讨论过的杂志，以及谷崎润一郎和江户川乱步的作品。这一回溯性的命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梅原的所作所为，他把大众性学、现代娱乐性行为、现代主义美术和新出现的情欲暴力现象结合了起来。“奇异”是最好的结合手段，而且当时正处于梅原正木所说的“性新闻”爆炸时期。菅野里见和情一郎均认为，这本杂志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低俗、色欲——奇异月刊，比如《犯罪学》和《犯罪文摘》（Kanno 2005，159—168；Jō in yonezawa 1994，131）。讲谈社的King销量高达100万册，也是一本低俗月刊，深受梅原的《奇异》所开创的情欲暴力描写的影响。[12]梅原从爱欲到异奇的转变表明情欲蔓延到了原本与性无关的行为上，比如战争和犯罪。另外，异奇的焦点地位反映了好奇心的运作趋势，好奇心要迫使消费者投入注意力，然后购买炫目的商品。自然，这一转变的其他原因还包括，梅原想要逃避检查官的审查，在日益泛滥的性学杂志和书籍市场上抢得先机。他关心的是，爱欲如何受异奇的激发，尤其是在战争中。1927年去过上海以后，他这方面的兴趣愈加浓厚，并且他在上海出版了第一期《奇异》杂志。
梅原同时有好几件事要做，包括处理《现代/变态资料》的订户名单，以及和他的好友酒井洁一起远赴上海躲避检查官的干预（Yamaguchi 1994，349）。他与酒井合作，筹划出版《奇异》的创刊号，继续翻译工作，还准备创办第二份杂志，这第二份杂志计划刊登包含中文的文章。这本杂志即著名的《爱经集》，他们希望借此“在中国掀起性学革命”（Kamashastra，1927，卷1，2）。根据情一郎的说法，去上海的另一个原因是在那里玩女人和吸毒更加便宜。情一郎转述梅原的话，那是他们到达上海的第二天，梅原的朋友田中义一郎带他们去领略上海的夜生活：“我们到了魔居，在密室里坐下，等着她们进来。一个女孩只有十六七岁，另一个则是经历过沧桑的中年女人。我很难描述她们有多漂亮，但她们都散发出一种中国风味——化过妆的雪白脸庞，带一点儿肉感。”（引自jo 1993，125—126）
他们在上海除了消费价格低廉的中国女人，还利用那里低廉的印刷成本出版作品，其中一部名叫“巴尔干之战”，剧情发生在“一战”的德国色情小说（Balkan Krieg，1926），小说作者名字叫作威尔海姆·麦特（Wilhelm Meiter），但梅原猜测这是笔名，小说可能是从土耳其文翻译成德文的。不管怎样，《巴尔干之战》于1928年5月出版，印出来的400册从上海发往各个订户。梅原评价麦特的文字是“战争环境中弥漫着的堕落道德氛围”。他的译本代表了日本现代主义潮流中结合战争与色情的首部作品，小说中的敌方女性央求打胜的一方士兵强奸她们，还有奸尸的场景，而梅原运用的笔调很轻佻，这种笔法后来反复出现在30年代的大众话语中。我们还应将其看作一种重要的大众文化，这是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罪行的先兆。有鉴于此，我想翻译几页小说内容供读者参考。
小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的题目是“战争就是大狂欢”，第二部分的题目是“战争带来的放荡与残暴”。小说开头提醒读者，士兵的心理与平民是不一样的。
士兵走路与一般人不一样，他们只跟随军乐的节奏……
他们必然要被送上战场。每个人，包括他们自己，都预计会有可怕的事情降临到他们头上。但他们经历己方与对方士兵死亡的同时，还享受着地狱般的好时光。他们消灭最后一名敌人的时刻，发现自己非常享受这场战争的方方面面。他们特别享受带来的真正自由感，眼里燃烧着欲火，欢呼雀跃。据说，士兵在和平时期会忘记战时的自由，但实际上，战时的自由本能仍然遗存了下来，存在于他们与妻子、佣人和女儿之间的交流中。（Umehara H.1928，10，9）
开头一整段介绍了一位名叫艾特卡的年轻女佣人，她的主人是匈牙利男爵夫人海莲娜。小说描写海莲娜的宅邸像一个堕落的爱巢。另一位女佣叫作薇萝妮卡。她进入房间时，提醒海莲娜说，她们曾答应经常在沙发上互相安慰对方，薇萝妮卡问艾特卡懂不懂她的意思。后者还没来得及回答，海莲娜就开始自慰，两个女佣人看着她达到性高潮。性高潮过去以后，海莲娜说：“现在我好兴奋……”（15）
海莲娜劝说两个女佣人聊她们以前与女朋友的性经历，聊着聊着，她们三人自慰起来，还互相爱抚；她们玩的是“巴黎式三人群交”。最后，人造阳具登场，“爱液流满了她们三人的身体”。第一章的最后一句是：“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在后方，战争无疑改变了人类本能和自由意志。我来为你讲述几个这样的故事。”（19）该书第一部分的故事里有性欲过剩的奥地利女性因为找不到士兵上床而与狗交和（第五章），还有一位鳏夫名叫埃斯特班，天赋超人，他的“家伙”长达17英寸。他与一位罗马尼亚军官的“好色”妻子上床，这位军嫂“常和各种男人厮混”，据说埃丝特班的性能力足以匹敌一匹“牡马”（14—17）。
小说的第二部分“战争带来的放荡与残暴”，描写的是打胜仗的军队占领一座巴尔干城市以后所实施的性暴力。强奸和其他性犯罪都有所描绘。第一章先声夺人：
士兵们涌入城市。所有的守军都被杀光了，征服者们在城里为所欲为。城里住着老人、小孩和一些病人，但还有许多女人。官兵们实施占领者的标准政策——奸淫每一个女人；反复强奸处女。如果女人胆敢反抗，这只会更刺激男人们的性欲。
不过，应该补充的是，没有一个女人试图反抗。她们反而充满欲火。士兵就算只看女人一眼，她也会立刻奉献出自己的肉体。她们整个就是放荡、无耻的女人。她们不但逾越了文明的界限，返归原始，而且还有一种提升的自尊感，许多女人不甘愿被动地让士兵满足她们。她们反而主动地陶醉于肉欲，变成士兵们梦寐以求的性伴侣……
后来军队准备出发侵略土耳其，城里的女人们央求他们再多待几天。士兵们不为所动，照计划动身出发离城，然后他们发现，有几个欲求不满的女人扮成男人混在队伍里，只求和他们这些强奸犯多待一会儿……
军队侵略土耳其北部地区时，混入军中的几个女人目睹了类似的惨剧，士兵们强奸了一个村庄里的四百多名女性，其中包括一百名黑人女性。（202—203，302，324）
我们有必要知道梅原和《艺术市场》对《巴尔干之战》的处理方式，因为这类关于色情暴力和战争惨剧的随意处理后来又出现在了《犯罪学》和《犯罪文摘》等低俗的色欲——奇异刊物上。这一主题还屡次出现在《现代/变态资料》和梅原的《爱经集》杂志上。例如，梅原在《现代/变态资料》的创刊号上印了四幅惊悚的腐尸图片，这些照片选自恩斯特·弗里德里希（Ernst Friedrich）拍摄的一组名叫“战争反对战争”的德国反战摄影集，出版于1924年。菅野里见称，梅原“无视原书的政治意涵，随意插入尖酸刻薄的图解”（2005，161）。类似的随意处理还有在1928年的《爱经集》杂志上，一组从“一战”照片上挑选来的八张惊悚图片（砍头、腐尸等）的图解文字。我认为，梅原对战争暴力的轻佻处理影响了后来的大众低俗刊物。我附录了1932年6月出版的《犯罪学》杂志两周年特刊上“战争与性地狱”的一张广告图片。
快来看！史无前例的出版奇迹！战争的黑暗面在原始、裸露的图片面前暴露无遗！大众性风俗的研究者们不容错过本期精彩内容。战争的恐怖与性的堕落能否改变压抑的本能？这些恐怖景象能否唤醒年轻处女的欲求，使她们撕破压抑的面罩？性虐待、性高潮、卖淫、荡妇，全部内容夺人眼球！
专门用来捕捉、殖民占领读者注意力的奇异照片来源：《爱经集》，1928年1月
《战争与性地狱》，《犯罪科学》创刊两周年庆预告，1932年6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些日本军官开始定期为色欲——奇异杂志撰稿。例如，《犯罪学》1931年11月这期上面有一半作者是高级军官，他们习惯于淫荡、堕落的东西，尽职地解释日本侵略战争的必要性。同样在《犯罪文摘》杂志中，军官是1931年和1932年的重要撰稿群体，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性犯罪、同性色情和恋物癖文章的旁边。学术界一般认为色欲——奇异现代主义与法西斯军国主义之间是冲突关系，但我认为，它们之间有许多重合和一致的地方。有一些色欲——奇异现代主义与帝国主义神经政治的结合，明显是梅原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而做。但色欲——奇异现代主义不只是梅原一个人。《犯罪学》和《犯罪文摘》杂志上，军官叙述侵华战争的文字与变态性学的文章被排列在一起，这提醒我们，两者之间还有别的联系，我将在本书的第三部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这里先简单讲一下，《犯罪文摘》出版的头几年，目录页的框架是裸女的轮廓，这很说明问题。色情内容为日本空军和军备部的军官提供了一个叙述框架。菅野写道，这些低俗的色欲——奇异杂志为日本军队提供了言论平台，而杂志本身“没有背叛那些寻求色情内容的读者”（2005，162）。换言之，那些花钱刺激自己好奇心的读者获得了发达资本主义的一条历史经验，即打仗能刺激情欲。战争是本质上的色情原生物。
赤神最喜欢的奇异文化是撞车比赛、相扑和职业体育运动；梅原则把情欲化的战争当作他的奇异符号。《爱经集》的副主编酒井洁则喜欢鸦片和毒品作为奇异的象征。他与梅原在上海市去过许多次鸦片窑子。[13]虽然他们描述上海的鸦片窑子时会提醒读者毒品“特别容易上瘾”，但显然他们对毒品非常痴迷。对酒井来说，快速上瘾的特性与难以言表的快感，这两者的结合正体现了他所理解的“奇异”，也就是某种与欲望不可分离的东西。抽鸦片是他在梅原的杂志和他自己的《世界十日谈》上撰稿时津津乐道的话题。酒井是将鸦片树立为色欲——奇异文化符号的重要人物，我们能从1930年至1934年的色欲——奇异出版物中找到许多中国瘾君子的形象，这些形象成为享乐的标志。
酒井依靠他在上海的研究成果，于1928年和1929年与《艺术市场》合作出版两卷本的性与毒品史。第二卷的文字仿佛一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衬托毒品当作春药的柔美感官享受。他利用上海法租界里的二手书店的资料，完成了《性与毒品》，讲述抽鸦片对性行为的显著促进作用。大量插图与三百多页文字都在讲各种毒品对性欲的提升作用，酒井写道：“在亚洲，男女交合时常常会抽鸦片。鸦片会让性爱过程更加舒服，但结束以后，药效褪去，则会产生深深的失落感。另外，男方通常会把女方的容貌想象得比实际状况更美。”（1929，20—21）鸦片能让性生活更加“刺激、强烈”，但它只会让吸食者欲求更多、更强烈的性爱。酒井警告读者：“抽鸦片和嫖妓，这两样加在一起能让有钱人一个月之内倾家荡产。”（211）
赤神提出，赛车和职业体育都是明确的奇异文化，两者都掩盖了资本主义入侵现代消费者内部身体的事实，它们用一种商品化的爱欲来取代个人的、主体的欲望。梅原和酒井的“革命小将”在情欲化的战争和鸦片中找到了不同的奇异。但是，战争图像与致幻商品都是在掩盖神经政治的剥削过程和商品化爱欲取代个人爱欲的替换过程。两者都像烟幕（或闪光弹）一样，掩盖了发达资本主义中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剥削的主宰方式，还进一步刺激消费者的好奇心，将注意力的欲望拖入更深的神经政治爱欲中。赤神警告说，这一过程最终会导致自我走向灭亡，无法摆脱神经政治资本主义吸引消费者好奇心的欲求，这样一个辨证过程伴随而来的是更加古怪和暴力的图像（1931，144—145）。江户川乱步《盲兽》中的受虐狂，《杀人会社》中三太郎邀请叙事者参加的那个自杀俱乐部，以及梅原对战争的商品化和情欲化处理内容与消费行为中暗含的死亡目的论，我们已经从这些地方领略到奇异的运作模式。
三越百货商店，神经乌托邦
1931年，梅原应邀回顾自己参与散播恋尸癖图像的过程，他说，作为一名优秀的资本家，他只是想提供读者所需要的东西。他只是“回应”消费者需求，“反映”现实世界，因此不能谴责他“贩售”色欲——奇异：“我从未主动给什么东西贴上‘色情’或‘奇异’的标签……我只是印刷出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Umehara M.1968，233）这与他之前的理想相去甚远，他原希望进步主义的政治思想能通过资本市场的传播而发扬光大；1931年，他则称只是在“反映”资本主义现实，而不是用明确的手段来改变它。世界，或者至少是发达资本主义日趋奇异的图像商品所驱动的那个世界，与革命先锋携手并进。《奇异》的终刊号为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所作所为而欢呼雀跃（1931年6月，2—19）。这期杂志还包括我在都市大众文化传媒所能找到的最早的殖民地“慰安妇”形象。关于《殖民地女性新类型》的这篇杂志文章想要激起男性的好奇心和欲望，文章称日本人如果敢于闯荡亚洲大陆的话，很容易搞到这种女人。
有些读者可能不相信神经政治实际在吸纳整编人类神经系统，将其纳入贩售战争与死亡图像的资本主义媒体幻境中。看一下日本这个时期所创造的一种社会科学，他们就会相信了：今和次郎的考现学。考现学试图去理解色欲——奇异媒体所激发和生产出的好奇心，但是更多的是观察和分类，而非批判神经政治吸纳。考现学的方法与梅原和其他色欲——奇异生产者差不多，赋予资本主义市场自主性，赞扬市场商品与人类之间交流距离缩短。大体上，这就像梅原凭借资本主义图像商品引介“革命”的色情、反种族主义、主战信息一样。
今和次郎1925年春进入东京，当时他带领一个研究团队调查东京银座消费地区的消费者行为模式。调查报告以“东京银座街风俗记录”为名发表在1926年的大众女性杂志《妇人公论》，今和次郎由此一举成名。据说，三越百货商店的中产阶级消费者都惊讶于调查员们问他们的问题和分类——文字记录加上拍照——包括日常着装、逛街习惯、蹲下时的身体姿态、打喷嚏和挠痒的方式、情绪波动程度以及其他种种细节。东京的中产阶级并非第一次接受这种繁琐的分类调查，但这是第一次被当作新式经验观察的“现代考古学”对象，这种社会科学直接干预人的身心。毕竟，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消费者无法避免今和次郎调查中所展现的三越和丸善等东京大型百货公司的图画和图表。今和次郎称，凭借着我们今天所说的符号学、市场调研和人类学，考现学这一新学科能渗透和综合“人类学、社会学、神经学、效率学和地理学”的学科分类（1973，20）。最后，一种社会科学在日本都市出现了，它既反映商品化神经政治的基本状况，又反馈和加强了后者的程度。
今和次郎想做的是，考现学要超越以前的科学观察方法，它必须自己投身到物质空间的混乱转型过程中，嵌入量子力学中的流体力学所统治的当代资本主义的速度与运动。考现学的客观性不同于19世纪科学“僵化”的客观性。考现学的情境知识有点像后现代社会理论所说的“自反客观性”（“self-reflexive objectivity”）以及批判民族学理论所强调的“部分真理性”（partialtruths），它意识到自己存在于“主体/客体、研究者/研究对象、医生/病人、法官/犯人的关系之中，并且处于这些二元对立的左边一方”。今和次郎继续谈道：
如果缺乏对这种复杂关系的清晰认识，那么考现学的客观性就会再次沦为空洞的行政程序……作为调查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怀着尊重大众商品的想法，所以我们是从内部来建构现代生活，我们最好应当承认自己也有欲望。调查员只有怀着这样的哲学认识论，才能达到真正的客观。（1973，17）
局外人的观念，不论是批判的或超然的客观性，都要尽量避免。虽然对今和次郎来说，客观性仍然存留着物质空间与暂时超然于空间之上的主体、调研员、医生和法官之间的距离，但现代资本主义的神奇力量正在缩短这一距离，消解原有的神经政治二元对立。同样的，考现学的客观分类方法暗含着一种目的论，外界观察者依靠实际吸纳逐渐进入观察对象的内部。从考现学的第一次理论灵感开始，消解原有的二元对立就成为改变社会科学认识论的基础。
虽然今和次郎没有明确赞美资本主义，但他曾经被迫吐露心声，考现学坚持不涉及政治——他屡次声明考现学“与现代科学一样，超越红、黑、白”（Kon and Yoshida 1930，15）——这巩固了消费资本主义的现状。他自我辩护，也许对以前的研究者来说，可以批判资本主义消解传统与风俗的缺陷；但不同于柳田的民俗研究对传统与习俗的保护，今和次郎宣称：“（考现学仅仅）关心新事物，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事物。”（1930，27）今和次郎回应那些谴责考现学追逐“古怪”、极端新事物的人，他说考现学接受那些谴责。考现学家像普通的商品消费者一样，“必须保持兴奋和好奇的状态”（30）。可是，他警告说，这些批评者不应该把考现学与业余的民俗学研究混淆起来，虽然后者同样具有激动的好奇心。也许研究者投入对象的那种兴趣相同，但记录的手段则完全不同：“风俗学者过于主观印象式，而我们使用的是最先进的观察手段。”（33）
他所说的科学手段包括摄影、统计、素描和笔录。考现学家会在他们的研究中使用各种手段。比如，今和次郎的调研员会秘密“尾随”那些在三越百货商店购物的男女顾客。等到过了一周时间，这些考现学的研究对象会看到自己在商店里购物时的照片或素描。调研员则“科学”地观察购物者第一次看到某件商品时的喜怒哀乐、最终购买的物件和肌肉抽动、抓摸身体等各种官能反应（1930，37）。今和次郎将跺脚、抓头等身体抽搐的特点和频率记录下来当作神经指数，他因此号称自己的考现学处于国内外学术界的领先地位。考现学的另一大特征是对商品形式入侵人体神经系统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抓挠和抽搐行为是针对百货商店、橱窗展示和神经政治资本主义各种入侵人体手段的理性反应。以研究各种新的注意力形式的眼光来看，考现学关注人体姿态的“古怪”活动丝毫没有古怪之处。
商品资本主义的新世界改变了人类主体性的内部和外部，虽然门外汉会感觉这种社会变迁很古怪，但以考现学的专业眼光来看，整个过程是合理的。资本主义取代了前现代社会的传统风俗和19世纪的盲目效仿，现在时尚已经是“理性的自由”（Konand Yoshida 1930，20）。20世纪的风俗满足了现代人生活的需要，而以前传统的风俗只是空洞的仪式。今和次郎认为，资本主义赋予消费者个体能动性，使得20世纪的社会风俗理性化。正如哈鲁图尼恩所说：“购买和消费行为赋予物品以社会意义，这揭示了一种对人的主体性的理解方式——人们处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东西的位置，因而他们能用自己的知识做出自主行动”（2000，181）。
而对考现学的批评者而言，这种“知识”不过是对商品资本主义制造出的新奇事物的表面“欲望”。虽然今和次郎不接受他是在追逐新奇事物这种说法，但他和其他考现学家最后都没克制住自己。早在1926年，今和次郎宣称考现学要“避免古怪和变态的东西”，而应聚焦社会的日常生活（1929，5）。但截至1930年，考现学家试图与现代风俗保持距离的想法显然失败了，好几位学者开始收集色情珍品。例如，在一本今和次郎与吉田健一合编的集子中，吉田健一很注意把他的作品与堕落的“猎奇趣味”区别开来。吉田在题为“爱情考现学”的文章中说，他曾跟踪六对情侣晚上外出。他说至少跟踪到一对情侣“当众做爱”，但他马上避开了，因为如果盯着看的话，自己无异于色欲——奇异新闻记者（Kon and Yoshida 1930，57）。他的回避让他有底气强调考现学科学观察与对象之间是保持着距离，至少与梅原身边的那伙色欲——奇异风俗学者相比没那么淫荡堕落。客观地讲，考现学家不自觉地陷入了新的商品世界，但今和次郎强调，观察者与对象、主体与客体之间仍然保持着一定距离。
这一只有考现学家才看得见的细微差别，使得今和次郎有理据称，考现学具有“流动的渗透性，渗入世界的每一个小角落”，直达“当代社会的分子结构”（1973，22）。考现学的流动、分子渗透性加快了这门学科前所未有的部署速度。这门科学兼具亲身境遇与“乌托邦理想”、“偶然性与必然性”、内在性与超验性，能够模拟和加速现代资本的速度、流动性和变异性。最重要的是，考现学不断突出其境遇性，强调自己也是一种商品形式的物质实践，因而内在于商品形式。所以，它有可能超越和征用现代性本身，就像资本的猎奇能力一样。今和次郎提出，考现学的部署方法运用得当，能辨识出摩登男女的流行速度有所迟缓，在他们身上甄别出“现代原始性”（15，37）。相较“考现学——资本”的超高速，将现代生活本身标识为“迟缓”，这表明了考现学能够把“世界上每一件独特的事物变得清楚明白，仿佛上帝之眼将其看穿”（23）。考现学作为一种神圣的凝视，不像基督教上帝或权田的左翼社会科学那样杀戮、判决或谴责什么东西，而是通过其再现能力进行自我生产。考现学家凭借神圣的分类法，宣布了第一条戒律：生命、商品和机器地位平等，可以互相交换。
不过，我们换另一种政治眼光就可以看到，人类降至“物”的地位，一切价值都转化为资本逻辑，导致整个世界的非理性。这是左翼色欲——奇异民俗学家（今和次郎常常斥责他们为不科学的主观印象派）所描绘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的通俗作品中神经政治资本主义运作良好，但是，借用村上亮六（Murakami Rōroku——音译）为中山由五郎（Nakayama Yuigorō——音译）的《变态处世法》一书所作序言的一句话，它“理性地运作，结果增强了非理性”（1929，3）。今和次郎的《变态爱欲研究》是这类著作之一，作者正面回应考现学的批评：“许多人嘲笑我们研究变态和爱欲，但我们坚信，我们是在真诚地做学问。实际上，鉴于变态乃是我们的生命源泉，我们认为，它是最重要的研究主题。”（1930，b）野马次郎允诺“要彻底研究”强奸、兽性、恋尸癖和滥交等问题，他认为，最终的研究成果“将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贡献”（2）。
中山的那本著作是这一类出版物中（两年内重印超过十次）较为温和的一本，详细审视变态的各个方面。该书长达1300页，囊括了每一种背离人类基本行为规范的可能性。读者对象包括刚到东京的新移民、农村居民以及殖民地移民，他们想知道帝国中心正在发生什么，而答案并非表面那么简单。每一个广告、每一部电影、每一份报纸背后都有一个阴谋。现代都市的骗子们——放高利贷者、妓女、小偷、金融资本家——争先恐后地榨干刚到东京的新鲜人。如果新移民想要找一个配偶缓口气，那么只会掉入“操纵深层欲望”的精巧骗局（Nakayama 1929，2—4）。同样，招工广告也不能信，那些都是绑架平民然后做奴隶的，真正的工作内容和广告词大相径庭（48—64）。不过，最糟的是妓女。她们看似平凡，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但实际上是最险恶的骗子（845）。整个都市的炫目视觉景观——西洋镜、见世物[14]、电影、色情立体视镜——合成一种宏大的变态景观发挥震慑和迷惑作用（352，560，718）。凭借那些能让考现学家望而却步的比喻，该书第一次告知日本读者一种新的都市怪兽：吸血鬼。“吸血鬼”最初的日文意思指的是具有魔鬼法力的“资本主义剥削者”。
中山给读者介绍最新的盘剥手段。他说，有个流浪汉住进东京神田地区的一幢贫穷工人的公寓里。这个流浪汉似乎周围没有朋友，据说晚上曾经抬着大棺材回到他的小房间。公寓的其他住户觉得，这个人不干什么正事儿（1929，485）。一天晚上，公寓开晚会，他的形象突然大变；他看上去充满魅力，到处与人搭讪聊天。他勾引男女之时，告诉他们他在销售炫目而廉价的商品。他抬回来的棺材里塞满了廉价消费品，比如廉价肥皂、美白产品和便宜的电子用品。第二天，他的房间外张贴了一个标识，宣告他的公司成立，公司名叫“国家发展公司”（489）。所有女性，以及一部分男性，不敢相信“原来以为是一个小偷”的人居然在收购吸血鬼/资本家[15]的商品。第一部分的结尾描述这位资本家的商品“非常奇怪”，而那些电子消费品“仿佛电子巫术”（487）。
然而，似乎人们很欢迎这些新产品的到来，“吸血鬼”晚上带回来的棺材越来越多。接着，他开办自己的小银行和贷款业务，中山说他有“藏金巫术”，他雇佣了几个人在他公寓里为他工作，而他自己则搬到一个更高级的中产阶级住宅区。这时，叙事者中山插问：“但是，这位被许多女性视为伟大创业家的奇怪男人究竟是谁？”（488）这个男人的真名原来叫高柳準之助（Takayanagi Junnosuke——音译），他搬出神田公寓以后，事业蒸蒸日上。
他依靠剥削几乎所有日本人的“血汗”来“骗取剩余资金”，建立了二十多家“鬼影公司”，现在国家发展公司已经成长为一家大型财阀集团。他的前途似乎无可限量，还打算竞选国会议员，其政治幕僚认为竞选必胜无疑。这个部分的结尾，叙事者中山跳进来说，这个男人是“现代社会的罕见现象”，他必然是一个“冷血的黄金猎人”（1929，489）。读者获知，吸血鬼的竞选活动充满了谎言和阴险的欺诈；但是他外表诱人，能够让人们“热血沸腾”。这里再一次，“鲜血”反复出现——血汗、冷血、热血——提醒读者去注意吸血鬼的吸纳剥削过程。
小说最后四页充满激烈论辩和对吸血鬼的咒骂。中山愤懑地说：“由于他的吸血手段，那些不懂得金融家贪婪心的工人们纷纷倾家荡产。”（1929，499）后来我们得到书中的警告，金融工具是“真正的谋杀武器，是他手握的白刃”（499）。最后，中山揭露“阴毒的金融家不会放过吞噬我们、吸我们血的机会，直到我们的死亡带给他们利润增长为止”（500），他说，整个国内，吸血鬼财阀吸干了所有的资本和生命。吸血鬼资本家当然是“有史以来主宰我们社会最巨大的怪兽”。后来司法机关抓住了他，将其逮捕，以诈骗罪判刑。但这一“告慰在天之灵的胜利”也无功而返，因为他的财阀居然还在发展，还在赚取利润。吸血鬼似乎趁黑夜越狱了，监狱根本阻止不了他（501）。
中山在这些传奇故事中所描绘的东京，这个发达资本主义都市，就像村上在该书的序言所说，并非原始社会的风俗，而是“最发达的现代文明”：“我们每个人如野蛮人一般互相厮杀，直至死亡。”（1929，2）中山的著作最后两百页是现代都市“猎奇者”的故事：绑架犯、人贩子、堕落妓女和资本诈骗犯。你吃的饭（1238）、做的爱、说的话（1387）都属于另一个人，通常是一名资本家在吸食你的生命。这本书传达给东京新鲜人的信息是，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是要像那些骗子和强盗一样思考。中山描述的这个世界已经被商品化败坏，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自己也变成一个“野蛮人”。此时已无法逃脱帝国神经政治的妖魔鬼怪的纠缠。
就像大多数色欲——奇异媒体一样，中山的著作萦绕着驱动日本资本主义走向发达阶段和我称之为神经政治的捕获权力结构的生命政治主体性。在这个商品化渗透都市生活的巨大转型期，它不但吸纳了形式吸纳了的劳动力，还吸纳了整个社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的运作方式是捕获人的注意力和好奇心，然后“推动情欲发挥作用”。神经政治通过调动爱欲，同时以奇异作为伪装，成功地将色情和奇异绝对化——我说的“绝对化”指的是，在神经政治中断绝了其他出路，出路只此一条。虽然神经政治吸纳的中心场所是消费与被消费行为，但驱动资本积累的生命政治主体也以虚化的图像商品形式而存在。就其本身而言，它们以不死的媒体形式存在，帮助推动日本资本主义走向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权力结构，我称其为“死亡政治”。但是，请先放慢脚步，容我再多讲一点儿吸血鬼的故事。
[1] 对于色欲——奇异文化收集者情一郎来说，梅原“无可争议的是色欲——奇异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Jō，in Yonezawa 1994，131）。
[2] 菅野里见称，自1930年起，“猎奇”（bizarre）成为色欲——奇异大众文化中的一个特定符码，所以，我把赤神这本书的书名译作“The Illustrated Guide to the Contemporary Hyper-Bizarre”。
[3] 与机械或计算机系统的“硬件”相对，即指人的智能系统。——译者注
[4] 原文是“super- and subhuman”。——译者注
[5] 恰好对应了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的文章《用来欺骗大众的启蒙运动》（1972）。
[6] 莫比乌斯带是一种拓扑学结构，用一个纸带旋转半圈再把两端粘上之后形成的样子，它只有一个平面。——译者注。
[7] 居依·德波在《景观社会》中写道：“观看者的异化与被观看的对象的利润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他越是观看，就越是消耗自己的生命；他越是在需求图像中看到自己的‘真我’，就越是不了解自己的生存处境和自己的欲望。”（1983，30）
[8] 日本罗马拼音为guro，即英文grotesque（奇异）一词的简写，以下“guro”单独出现时均译作“异奇”，以区别于“grotesque”（奇异）。——译者注
[9] 山口昌男撰写了迄今唯一一部关于梅原的学术研究著作（1994，341—378）。秋田昌美的《性的猎奇摩登》（1994）有一章专门讨论梅原。梅原在《爱经集》（1927年，卷2，2）屡次引用自己的反种族主义著作。
[10] 1928年至1933年间至少有四本大众文化杂志的名字中包含“十日谈”三个字，包括《世界十日谈即论》《摩登十日谈》《十日谈图鉴》和意大利文刊名“Decamarone”。
[11] 由于田中香涯的关注焦点在于已婚夫妇的性生活，他三年后（1925年）停掉了《现代性学》杂志。
[12] 媒体史学者佐藤卓己（2002，57）称，截至1934年，King是东京15至35岁读者“最最”喜爱的月刊。King 1925年创刊，至20世纪40年代初数度更换风格，甚至涉足广播媒体。该刊于30年代初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吹鼓手，经常把士兵和坦克作为封面。
[13] 引自情一郎的私人通信。参看梅原1929年1月出版的《奇异》杂志（Grotesque，“Ahen kō”，19—33），他在其中有篇文章，图文并茂地介绍上海鸦片窑子的三个等级。另参看酒井1933年出版的回忆录《九年夜话》他在书中屡次把吸食毒品当作春药催情。
[14] 见世物，日语，指魔术、杂技等小节目。——译者注。
[15] 此处原文vampire是一个双关语，既表示吸血鬼，又表示无情掠夺的资本家。——译者注。
附录2
神经政治露出毒牙
资本是死劳动，像吸血鬼一样，靠吸食活劳动维生，它存在的时间越长，吸食的劳动就越多。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相信我，僵尸比殖民者更可怕；所以问题不再是去迎合殖民世界，而是要在小便、吐痰或夜晚外出之前三思。
——弗兰兹·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
1929年秋，吸血鬼首次出现在日本都市媒体。先是专门讨论吸血鬼的大众色欲——奇异文集出版，然后是江户川乱步与城昌幸两位作家的同名小说《吸血鬼》。1930年，吸血鬼方面的媒体内容迅速捕获了大众读者群的注意力。幻想文学评论家须永朝彦后来说，昭和初期（1926—1989）逐渐被“吸血鬼情欲主义”所主导（1993，152）。须永认为这种情欲主义既存在于消费者渴求这类图像商品的欲望中，也存在于不断诱惑读者的吸血鬼形象中。吸血鬼是资本主义对人体内部进行实际吸纳的神经政治最清晰不过的例子，它最极端地综合了色情与奇异的辩证法。伴随着吸血鬼降临，神经政治露出毒牙。
左翼哲学家和作家，比如户坂润和中山由五郎，谴责那种使用哥特式和奇异式比喻对人体进行泛吸血鬼化和泛僵尸化处理的现象。他们提出，泛吸血鬼化现象既象征着那些为了生命活力而去吸收图像商品的消费者主体，又象征着发达资本主义积累对人体内部的暴力剥削。户坂润将这一现象放置在资本逻辑从属于实际吸纳的过程中来思考。《日本意识形态》一书是他颠覆此种体制的主要著作，该书汲取了大量哥特风格和奇异图像的论辩力量。他借用许多血腥剥削行为的比喻来揭穿日本资本主义自封的和谐形象。《日本意识形态》写作之际正逢吸血鬼文学兴起，户坂润提出，要在政治上批判“日本自由主义虚假理念的矛盾”，揭穿“它的血路”（1967，卷2，228，234）。他挪用太平洋战争前出版的最后一本吸血鬼小说题目“骷髅的陌生人”，说道：“凭借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伪装，原本裸露的骷髅获得了婴儿般的皮肤。”（230）户坂润认为婴儿面具是20世纪30年代初法西斯主义的支撑物之一，它掩盖了他称之为“鬼婴”的狂热而贪婪的资本主义。
户坂润认为，在某些特定历史阶段，自由资本主义的破产必然导致政客和知识分子的批判消退，因为这些人已被“和谐社会整体的魔术”所蒙蔽（1967，卷2，349）。《日本意识形态》坚持把法西斯主义思潮放在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无能当中思考，后者无法把握自由资本主义中的社会的缝合趋向（参见Žižek 1991）。[1]在日本国内，这一社会趋向表现最明显的地方是自由主义对日常性、庸俗主义和常识性三种因素的缝合，缝合的手段是户坂润所说的默许“撒旦行径”的“墨菲斯托菲里斯”[2]契约：“撒旦和墨菲斯托菲里斯试图勾引……而实际的常识则具有批判的能力。”（251）《日本意识形态》的辩证法提出，“常识不过是从一开始就被否定的那些东西。”（260）自由资本主义中的强制性和谐否定了阶级的常识，留下的不是活生生的无产阶级日常性的批判常识，而是被户坂润称为“平庸性”的半死不死的常识。他提醒读者，对阶级意识的否定“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不断“自我推销的平庸性”“强行拉客”拉出来的（262）。最后结果就是，“常识与真正的‘平常’生活或多数人的统治毫无关系，而是由压力和暴力给‘搞’出来的虚构理念”（263）。他与意大利的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处于同一个时代写作，户坂润遗憾地写道，真正的贱民和无产阶级常识基于“存在的日常性”，它已然“被迫转入地下，被击成了碎片”（266）。
吸血鬼情欲主义和户坂润的“撒旦与墨菲斯托菲里斯诱惑”在江户川乱步1930年的畅销小说《吸血鬼》中发出了大众文化的声音（Kyuketsuki，1987）。这是第一本吸血鬼主题的日文小说，强化了日本大众文化中的吸血鬼原型。我们已经在中山由五郎的色欲——奇异文字中看到，日本的吸血鬼与欧美流行的“外来的陌生人”的模式不同（Driscoll 2000，176）。布莱姆·斯托克（Bram Stoker）的小说和《诺斯费拉杜》（Nosferatu 1922）等欧洲电影中的吸血鬼完全是一个他者，和犹太人、男同性恋或半人兽一样，而日本大众文化中的吸血鬼是具有诱惑力、像人一样的生物，它诞生于都市资本主义的内部。这种“从内部纳入”的吸血鬼类型证明了户坂润的判断，阴毒的怪兽必须把自己伪装成婴儿的面孔和柔魅的外表，以摧毁贱民和物产剪辑的常识，吸食他们的生命。并且正如我们在第六章所看到的，这一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媒体中也非常明显，即吸血鬼形象的图像商品在日本都市焕发出炫目光彩，通过诱惑和户坂润所说的“拉客”来吸引主体投入神经政治的魔爪。
色欲——奇异作家酒井洁最清晰地表现了这一点。在《降灵魔术》一书中，酒井提出，中国和日本的吸血鬼小说不像欧洲的同类作品，没有欧洲吸血鬼的残暴性格：“东方的吸血鬼传奇中，受害者往往像吸血鬼一样具有进攻性。在日本，我们有许多类似于吸血鬼的传奇故事，狼变身为女人，然后与男人性交，还有老鼠变身为男人，与女人性交；听起来可怕，但过程非常享受。”（27—28）酒井接着说，吸血鬼的受害者“获得吸血鬼的某些能力，他们会变得更加诱人，由此传播到其他地区，增殖他们的能力”（34）。
乍一看，江户川乱步的《吸血鬼》模仿了欧洲的“外来的陌生人”模式。他的序言勾勒吸血鬼的基本特征，即夜晚偷袭熟睡的人。他写道，自己小说的主人公类似于“巴尔干传奇”中性格残暴的人物，都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人”（1987a，2）。他花了一页篇幅描述吸血鬼的性侵犯模式，然后令人惊恐地推测说，找不到活人目标的吸血鬼会去偷棺材。这些生物当然不会死，所以如果不处置好他们，连死人也不得安宁。这篇序言提出的是“外来的陌生人”模式，但江户川乱步著名的叙事手法才刚开了个头。后面不再出现明显的欧洲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吸血鬼效应，欧洲模式反而成了批判的对象。例如，在小说的第三章，吸血鬼开始露出踪迹以后，神秘的客人房间里发现了一个木桩。佣人们不知道这个奇怪木桩的明确用途，但小说暗示这是用吸血鬼的心脏驱动的。小说这一章的后半部分，另一位神秘人物出场了，他“没有影子，而且照镜子没有倒影”（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