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的鸦片
关东军认为鸦片是巨大的财源，也是对中国人民弱种亡身的工具……以最低的价格，强行收买种烟人的鸦片，再以最高的价钱卖给吸食鸦片瘾者。
——金名世（曾任伪满洲国政府高官）
在中国的受审词，1954
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
——蒙哥马利·马丁，转引自马克思[1]
《鸦片贸易史》，1858
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离不开生命政治和神经症意义上的暴力剥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军事侵略和东北殖民方式有了很大转变。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建立，由此，帝国主义统治的新逻辑落实为具体的政治制度，满洲模式20世纪30年代中期被强制应用到华北和华中地区，然后扩散到大东亚战争中从欧美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的其他地区（Kato Y. 2007）。因此，亚洲的“满洲国化”是反殖民的殖民主义，就像村冈解救妇女只是为了由自己来贩卖她们。这场战争以解放为名，后来却再度实施殖民。想象着“二战”后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政策制定者们，他们只容许资源较贫瘠的菲律宾和柬埔寨真正获得解放独立。其他地区都是日本榨取资源的战略目标（Kobayashi 2007a）。
日本的资本主义生产机器受经济危机拖累，它需要各种资源来驱动，谋划发动总体战。许多军国主义者认为，反对共产主义的日本帝国将先与苏联开战，然后再打美国，最后是总策划师石原莞尔所称的“最终战”，实现日本统治下的永久和平。东亚和东南亚的辽阔地区被认为是支持战争的资源站。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所见，朝鲜、台湾和关东州都是输送资源和窃取剩余劳动价值的平台。由于种种劫掠，帝国精英有时需要安抚一下殖民地区的人口，凭借医院和现代卫生制度来“使人活”（fairevivir），然后“让人死”（laisser mourir）。我不怀疑有许多日本人真诚地希望取代中国成为亚洲的领袖，创造一个非西方统治的美好未来。但是同样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十五年战争”时期（1931—1945）日本精英觉得本国处于紧急状态。他们最紧要的任务是征服和统治资源丰富的亚洲地区，确保日本国内发展，为下一步的战争做准备。回到我在本书附录1中所讨论的意识形态幻想机制，这两种矛盾的立场（文化开化者和资源劫掠者）在帝国精英的认识论领域并存着，其中最著名的是亚洲主义者石原（Abe 2005）。不过，20世纪30年代开始，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因素，混同着资本主义创收有利于国家的新观念，基本上压抑了发展亚洲的真诚计划。另外，死亡政治取代了生命政治和神经政治，驱使法西斯主义“新官僚”等日本精英抛弃原来的大亚洲主义发展计划。
中国东北成为日本帝国最重要的新兴资源地，常常被喻为日本的“生命血液”（神经政治术语）或“生命线”（生命政治词语）。但是，伪满洲国作为一条生命线，在生命政治和帝国主义的意义上像一个吸血鬼。它肆无忌惮地窃取中国的劳动力、土地和生命，主要用于改善一部分人口或日本某一阶级的生活：富裕的资本家、有权势的军国主义者和皇室家族。[2]当然，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自生自灭了，许多日本人也是如此。“十五年战争”时期日本精英看重的是用武力确保那些资源丰富地区，所以，我认为用生命政治不足以描述晚期帝国主义统治的这种思潮。孟比（2003）在他纠正福柯的第一世界偏见的重要著作中，提出了死亡政治的概念，以更加准确地描述殖民和后殖民空间中的贱民人口的生存困境。孟比说到，政治思潮开始转向现代性时——或者用我所说的，生命政治和神经政治——国家会回过头来利用主权的杀戮权力，同时让剩下的人处于“活死人”状态，我们最好将现代化主义的生命政治视为死亡政治秩序下次要的或者第三等级的效应，死亡政治的主要目标是杀戮和劫掠，而非改善人民生活。
不过，孟比的重要观点只能帮助我们思考到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石原和岸信介等精英开始把帝国战争当作复兴日本资本主义最有效的手段。20世纪30年代的精英颠倒了后藤新平的政策，后藤视商业为战争的延续，而战争时代的精英则将战争作为资本主义商业的延续。就像2004年布什政府将中东战争看作“有利于美国就业率和经济”，日本精英认为军事占领是榨取剩余价值的最佳途径。战争是商业的延续，这一观念逐渐从马克思主义者赤神和中山关于色欲——奇异的思想中渐渐浮出。他们辨识出价值剥削和猎奇的新模式，包括强制劳动、教唆吸毒和撞车等暴力消费景观。这些神经政治的边缘领域转移到了舞台上上演着作为商业延续的战争大戏的亚洲剧场——换言之，此时政治思潮是杀戮和伤害——从边缘转移到死亡政治资本主义的母体中心。
这一指向死亡政治的转向过程需要置换实际吸纳，将人类的注意力和欲望转向资本。1932年出现了一中心的吸纳模式，不同于生命政治和神经政治的形式吸纳和实际吸纳，我称之为解形吸纳，其特征是不太考虑系统性再生产问题。死亡政治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伪满洲国有着毒品、强制劳动和性奴隶，这些都不是为了再生产劳动力和消费者投资，反而直接地或间接地联系着他们的死亡。所以，我们要跳脱马克思的形式吸纳和实际吸纳思维框架。日本的死亡政治资本主义明显采纳的是孟比所说的“谋杀——自杀”逻辑：不但要通过强制劳动和海洛因等害人商品来谋杀工人和消费者，而且整个日本帝国主义体制都要投入到总体战之中。我们在这里可以用“变态”这个日语词汇来描述死亡政治资本主义特有的“解形”吸纳模式，以强调它对人类生命与系统再生产的漠视，它指向的是完全的、系统性的毁灭。
我提出“资本主义死亡对生命的解形吸纳”概念也许有助于解释“慰安妇”制度，日本军队和民间精英在亚洲广泛建立的性奴隶制度。15万至40万慰安妇支持着这场作为商业的延续的战争，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有些军方和私人的慰安所，或者说奸淫室，依靠妇女和未成年少女的强制劳动而盈利丰厚，但盈利方式是为他们的消费者补充体力，以便更好地上战场送死。女性通常一天要被强奸25至35次（这极大地伤害健康和威胁生命安全），有人不堪凌辱而自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死亡政治对性活动的解形吸纳直接导向了死亡。帝国主义生命政治扩张了日本的市场，保证了许多性工作者的健康，敦促男性消费者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而死亡政治中的性问题则不同，它直接生产死亡，让士兵上战场送死，让性工作者时刻处于生命的危险之中。
帝国统治的前两种模式仍然在死亡政治中发挥着残余作用。日本于1937年发动总体战，这需要大规模的生命政治动员。台湾、朝鲜和伪满洲国的精英人群接受了日本的教育和现代医疗等技术恩惠，他们便不那么抵触帝国统治，更加愿意为日本的战争卖命，或者在资本主义工厂拼命干活。但是，在这段死亡政治时期，日本自相矛盾的生命政治承诺常常只是谎言。比如，伪满洲国于1944年规定，把近200万名吸食鸦片的中国人送去戒毒所接受治疗，这一举动是为了对抗当地的反抗运动领袖，发动戒毒运动以争取民心。这个运动的策划者是一位新官僚古海忠之（1901—1981），而结果只是把中国瘾君子直接赶出了治疗所，全部拉去充当强制劳动力（RDQDZX，卷14，820—821）。正如我在本书第二部分所叙述的，劳动者被非人化和物化，商品驱动的神经政治对人类生命的工具化处理使得消费者从主体变成了客体，这也正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说的转变，即从以人为中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资本主义所崇尚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1973，157）。对人体神经系统的入侵和商品化（建构出田中等色欲——奇异理论家所说的“第二生命”）发挥着意识形态作用，引导消费者违背更加本真的第一生命，即使这是自己的第一生命。死亡政治的新形式虽然借鉴了神经政治的模式，但它首先出现在殖民边缘的满洲，然后——类似于塞泽尔（Césaire 1955）和法农（1968）所分析的欧洲法西斯主义谱系——回到日本本土，日本国民像华北劳工一样遭到折磨和消灭，1941年的700万日本人，只有50%的生存机会承受住一整年的强制劳动（Ju 2007，21）。[3]死亡政治的向心力从满洲回到日本本土，由此日本国民“被苦力化”。
日本国民的“苦力化”的极致体现是“二战”末期日本最高司令部策划的松代大本营计划。6000名日本领导层精英躲进一座巨大的地下掩体，这座大本营位于日本长野县北部的小镇松代，由朝鲜劳工和中国劳工建造，而其他的日本国民则被要求用石头的刀剑来对付装备先进的美国侵略者。正如大日方悦男（Ohigata Etsuo——音译）所说：“计划目标是抵抗美国侵略，直至最后一名日本人倒下——除了那些躲到松代的领袖们。”（Rekishi kyoikusha kyogikai 1995，77—78）1945年8月3日，死亡政治甚至下令所有日本东部的“志愿者”到沿海山区和海滩附近蹲点，准备迎击美国军队登陆（527）。[4]
战争机器
孟比指出人贩子和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是神经政治的核心主体，是“战争机器”。他沿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说法，将他们界定为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配置”，而不是军事和警察等民族国家制度。战争机器是起源于游牧民族的解域力量，所以“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是：国家是如何征用战争机器的（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418）？”为了理解日本的帝国主义死亡政治，我们先来考察华北地区的战争机器，即那里的人贩子和毒贩子，比如村冈伊平治等人，生命政治容许他们自生自灭，随心所欲，最后从中国商人手里夺得市场霸权。
我在第二章讲到过，1918年，这些人贩子在满洲地区的人数已达数百人——如战争机器一般地“干着肮脏勾当的男人”——拒绝接受殖民政府的收编。反倒是日本帝国通过领事馆的中介征用这些人，提供治外法权和警察治安力量的保护，支持他们与中国商人竞争。1932年2月日本军事占领东北地区时，伪满当局也进行了征用。此时，日本关东军急需资金来建设新国家，还需要当地日本人的情报资源来处理事务。掌握情报和毒品这两项宝贵资源的是人贩子和毒贩子，以及后来加入的国粹会等黑社会组织。国粹会在奉天设立了一个大型机构，专门为华北的日资企业提供镇压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威胁”的打手（Arahara 1966）。对满洲国家建设有利的是，人贩子和黑社会组织都愿意与之合作，合作的对象还包括关东军，以及1932年7月从东京派过来的新一代官僚精英。
借助梅耶（Meyer 1998）和山田（Yamda 2002）的观点，我想进一步提出，把握伪满洲国以及整个1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的关键点是认清这些人贩子的所作所为——唯一的例外是满铁，满铁员工代表着“九·一八”事变前后在关东州以外的东北地区活动的日本势力。投机分子与人贩子虽然等级不同，但最终他们与甘粕正彦和板垣征四郎两位军队领导和新一代的行政官僚一起达成同盟。到了1932年，人贩子与新成立的黑帮组织“正义团”合作，其势力已经让军队和新官僚产生警觉。1918年9月，奉天的日本领事馆写信给后藤新平警告日本人贩子势力的危险性，10年后，1928年12月又发了一封类似的电报给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一位姓林的领事官员在电报中诉苦，人贩子的猖獗活动损坏了日本的文明形象，激起了当地中国人的愤怒。关东州的领事馆警察根本不管（且不提有没有协助或唆使）他们的犯罪活动，林领事说，如果东京方面希望提升日本的形象，那就应该把那些人贩子全都引渡回国（FMA，“Collections of Improper Business”，卷1，4.2.2.34）。
“一战”后东京方面拒绝限制人贩子们的活动。由于他们与国内政客和黑帮，以及关东州的军队、宪兵队的密切联系，人贩子的人数已经增至1万人左右，1928年的政府公报称他们为“浪人”。“浪人”的范围包括退伍军人、毒贩子、第二代皮条客、人贩子、“壮士”（即私人保镖），我称他们为“投机分子”，而凯瑟琳·梅耶（Katherine Meyer）则称他们是“淘金军人”。讲到社会等级，这些日本人的出身要比甘粕正彦和板垣征四郎等军事学院的毕业生低一等，更要比星野直树（1892—1978）和古海忠之等东京大学的毕业生低一等。他们地位低、大多是男性，他们待在满洲的唯一理由，用历史学家塚瀬進（Tsukase Susumu——音译）的话来说，即“用最短的时间挣最多的钱”（2004，171—172）。奉天领事馆1918年和1928年两次发出警告。1924年，日本满洲领事馆第三次会议在东京召开，一份又一份报告详细披露日本投机分子侵害当地中国人的恶劣影响（96—97）。一位官员称，大多数当地中国人分不清哪些是领事馆官员，哪些是投机分子。在中国人看来，所有日本人都是战争机器的罪犯，他们来东北只是为了肆意偷盗。“九·一八”事变前夕，其总数已高达3万人。1933年春，由于侵略战争所创造的新机遇，投机分子的数量翻了一番，达到6万人，其中许多人是国粹会和正义团的黑帮成员（FMA，“Documents Related to Hustlers in China，”1933年3月17日，D.2.5.0.1）。[5]
一位化名“某吉文”的毒贩于1924或1925年写下了一本日记，使我们得以管窥“九·一八”事变之前华北和满洲地区的日本毒贩的实际生活。这份手记详细记录了他在天津、北京、奉天和哈尔滨耍手腕的过程，他称之为“鸦片走私活动的结果”。无论走到哪儿，他都能获得日本领事馆及其警察和军队的支持，毒品能够既安全又方便地依靠满铁的火车和轮船运输。我们发现，长春有超过一百家日本人开设的吸毒场所，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日本人中有一半人牵涉到毒品业务（Gionbō 1999，57，168）。他屡次写道，估计除了满铁的员工，该地区其他所有日本商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毒品贸易有关系。
我在本书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曾提到，生命政治和神经政治资本主义通过创造性的、本体论的爱欲和寄生性的、存在物意义上的异奇来转化和征用人的情欲，赤神良让认为资本主义“命令爱欲为它工作”。此处的第三部分论述中，死亡政治资本主义首先征用投机分子和战争贩子们的爱欲来“为它工作”，学术界传统上认为这些人在“十五年战争”时期只是边缘角色，但我认为这些人这才是最核心的主体。死亡政治的这些核心主体也是猎奇的主要代理人，爱欲与异奇之间的缝隙距离越来越小——这一过程在神经政治中已有所体现。在死亡政治中，这一缝隙被合并、绝对化了。资本家以消费商品的形式回应那些试图逃离现实的本体论驱力（在毒品消费的过程中，那些想要吸毒的中国人肯定会把日本毒贩当作资本家/压迫者），而在本章中，我想稍微偏离那些推动日本帝国发展的贱民和消费者欲望。这里我着重关注的是，投机分子和毒贩子的吸血鬼式的歹毒爱欲如何驱动着伪满洲国发展到当时的面貌，它利用了两种对抗性权力集团的互相猎奇和统治联盟：军方领导和新一代官僚。我在前面的章节曾指出，驱动日本帝国主义的源动力从贱民劳动者（本书第一部分）转移到了大众消费者（本书第二部分），最后转到投机集团。他们的爱欲成为伪满洲国的异奇，此时，死亡政治呈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恐怖景观。
木偶提绳，钱袋提绳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用来操纵晚清末代皇帝及其伪满洲国皇室的木偶提绳，已经著述颇多。但鲜为人知的则是控制东北地区毒品贸易的钱袋提绳。学界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毒品贸易的研究大多集中在1937年7月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江口敬一（1988）提出，鸦片收益为日本军队发动军事行动提供了经济上的保证，而“七七事变”之后的历史表明，日本军队如果没有那样规模的毒品收益来源，他们难以在1937年至1945年间发动类似的军事行动。但是，满洲殖民政府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已经依赖于毒品贸易，板垣征四郎和石原寻求其他经济来源的方案都失败了。右翼工业家们对他们并不感兴趣，但他们从毒贩藤田修那里接受了5000万日元的资助。藤田依靠在山东贩卖海洛因起家，20世纪20年代末，他遇到山内三郎，后者是30年代满洲重要的海洛因提供商（Meyer 1998，188—191）。藤田还遇见了许多“前辈”，大约一半的居住在山东城区的日本人“干着肮脏生意”。20世纪20年代，末代皇帝溥仪住在天津租界，他和皇后平时吸食的鸦片都由日本毒贩提供。天津租界的5000名日本人中参与贩毒的比例非常之高，1922年，天津领事吉田茂称：“如果我们按照法律条文打击毒贩，那这座城里的日本人将一个不剩。”（引自Senga 2007，59）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美国及其联盟国称：“连续几届日本政府……推动的系统性政策是削弱当地居民的反抗意志……直接或间接地鼓励增加鸦片等毒品的生产和进口，促进当地的毒品销售和消费。”（Tokyo saiban shiryo，ii——iii，引自Jennings 1997，106）
约翰·简宁斯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毒品史的权威专著中这样阐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意见：“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看来，日本图谋在华毒品贸易的罪行确凿无疑。在满洲地区，日本殖民政府支持毒品贸易以资助他们自己的机构，并削弱中国人民的抵抗力。这一模式又被日本军方所复制，在东北傀儡政权之外的华北和华中地区实施。”（1997，107）但是，简宁斯接着批评东京法庭的结论，他认为这个结论是战胜者的正义，是夸大其词，说日本高层故意用毒品来征服中国，这近似于阴谋论。他提出，夸大日本帝国的阴毒，这反而会迎合“二战”后美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简宁斯的这一担忧正好符合日本右翼批评者的观点。我部分同意美国领导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裁决，并依靠太田直树（2005）、山田豪一（2002）以及目前鲜有人采用的中文文献，我认为事实恰好相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甚至还严重低估了毒品对日本金融体系和侵略战争的重要性。太田和山田都批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但他们的批判焦点是二单著音蔵（Nitancho Otozō——音译）和里见甫（Satomi Hajime——音译）等民间的毒贩，因而忽视了毒品交易对殖民统治与战争的体制性核心作用。我依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国际起诉文件（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简称IPS）和中文资料，估计50%—55%的满洲贸易收入来自毒品。
左翼与右翼人士都怀疑美国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散播的日本阴谋论，但太田、山田和我的研究认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意见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际舆论一样，都严重低估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毒品收益额依赖程度。山田分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毒品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渗透时，引用美国驻上海领事尼克尔森（M.R.Nicholson）1933年的一篇著名报告。[6]尼克尔森报告称，满洲地区几个城市的毒品市场的增长规模令人震惊。他还利用了奉天的日本鸦片窑子的主要名录。他说，“九·一八”事变前，只有四五家日本鸦片窑子秘密营业，但到了1932年3月初，许多日本原来的正经商店都改行专营鸦片和海洛因——甚至是公开贩卖。尼克尔森计算，“九·一八”事变六个月后出现了600家这样的“毒品商店”。其他小城市里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引自Yamada 2002，193—194）。1936年5月，尼克尔森所在的领事馆发布了第二份报告[7]，内容更为广泛，他在报告中称“九·一八”事变前满洲的安东地区只有十几家鸦片窑子。到1933年春，该地区出现145家合法经营的鸦片窑子，而在安东的日本租界地区，则有将近700家吸毒场所。位于安东东面的凤城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只有5家不知名的鸦片窑子，1932年1月猛增至76家（IPS Records，M1690，Roll 475，“Drug Conditions in Liaoning，Manchukuo”，147—148）。山田认为，这些由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主持的调查“使得日本人觉得，这些信息是美国的敌对宣传手段，完全是危言耸听”（194）。接着他花了两页篇幅分析满铁调研员的一篇题为“满洲各类鸦片”的报告。这篇报告调查安东地区的时间大约与美国领事馆相同，满铁调研员不但确认了毒品所改造的城市景观，还列举了比美国人所见更多的吸毒场所，有超过4000个场所以毒品为卖点。满铁这份报告的结论如此惊人，以至于1932年8月，上级召见报告的主要负责人以确认数字的真实性。山田比较两份报告之后的结论是：“美国人尼克尔森绝没有夸大吸毒场所的数量；事实上他还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195—196）
幸运的是，现在还存有其他资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投机集团与淘金士兵对中国东北城镇的解域过程。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写道，似乎一夜之间，日本人把哈尔滨和奉天等满洲城市变成了“活死人之地”（1934，12）。意大利记者阿姆利托·维斯帕（Amleto Vespa）在东北工作了20年，同时也是军阀张作霖的顾问，他说自己曾被日本人绑架，被迫为满洲情报部门工作了4年。他逃离伪满洲国后立即撰写了一部揭秘报道，于1938年以“日本间谍”为题出版。这本书读起来一点儿也不像梅原北明的《资本主义杀人会社》。维斯帕写完一堆通俗文字后，坚持说，日本关东军征服东北之际，那个地区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是“罪犯、冒险家、走私犯、毒贩和龟公。这些地下团伙占满洲地区日本人总人口的95%。他们受日本国旗和治外法权的保护，中国法律根本管不了”。他总结关于日本情报机构的描述时，极力谴责伪满洲国的毒品贸易：“毫无疑问日本政府的政策是要毒害全世界。日本靠毒品迫害其他国家的身体和精神越厉害，她就越容易征服他们。”（30，90）
95%的贩毒人口，这个估计数字与“某吉文”1924年所做的估计神奇地保持一致，除此以外，维斯帕还勾画了满洲的投机分子的形象。不出所料，这与村冈伊平治的手下们的形象差不多（参见第二章）。
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中村是一位日本人，正如他的名字所示，他信仰俄国东正教……他的行当是理发师，在哈尔滨郊外的纳哈罗伊卡（Nahaloika——音译）开了一家小店……但这家店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的生意是买卖吗啡、海洛因和鸦片。他还在离理发店不远的另一处地方开了一家妓院……1923年，中村与一位俄国寡妇非法同居，那个寡妇带着11岁的女儿。几个月后，中村侵犯了小女孩。寡妇状告，于是警察将其逮捕移交日本领事馆。但日本法院宣判无罪，因为法律规定，他“购买”那位寡妇时，连带着等于“购买了”她女儿。
1926年，警察又盯上中村。这次，一位俄国人到他那里理发，被中村下了药，抢走500美元。俄国人苏醒后去警察局报警。像上一次一样，日本领事馆接手了案子，宣称这个俄国人没有被下药，他只是喝醉了而已。中村再次免予处罚。（Vespa 1938，32—33）
维斯帕描述这位“克斯蒂亚”·中村之前先做了一个说明，他说中村是一位典型的投机分子，就像生活在关东州以外的满洲地区那95%的日本人一样，都是罪犯。重要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原来中村那样的边缘投机分子走到了舞台中央，扮演着成功商人的角色——经营市区大量有利可图的鸦片窑子——成为关东宪兵队的秘密顾问。日本投机分子拥有毒品专营权，情报灵通，这两样东西都是新政权急需的。他们还熟悉当地情况，能够有效地镇压抵抗势力。山田写道，由于他们对当地了如指掌，“九·一八”事变后他们神奇地转变为“睿智的爱国志士”（2002，211）。事变后，中村本人担任了哈尔滨的宪兵队顾问，他掌握俄语和汉语，熟悉当地环境，是日本急需的人才。中村当然被“前辈”“志士”等尊称弄得不知所措，他把自己的投机事业提升了一个档次，辅助宪兵队敲诈和征收当地财产，而把贩卖毒品和诈骗这类小生意留给新来的人做。他实现了村冈伊平治的梦想，为日本帝国做出的重大贡献得到了官方认可。
20世纪30年代早期向中国东北地区大量贩售毒品，这是“一战”后日本资本家向中国推销毒品生意的一个重大突破。正如我在第四章简单提过的那样，日本大正等制药公司在战争时期发展迅速，为欧洲军队持续提供的吗啡和海洛因制品。其中有些产品流入朝鲜和中国，经由大连港通过满铁的铁路抵达东北腹地，由日本和朝鲜的投机分子贩售（Kurahashi 2005，127—130）。海洛因和吗啡一样，是一种廉价的新型鸦片，成为中国和朝鲜消费者的替代品，而当时在大连的小型试验室工作的日本化学家则是20世纪20年代的主要供应商（Yamada 2002，35—37）。投机分子的销售非常成功。1932年，关东州居民的人均吗啡消费量居全世界首位，唯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毒品消费是可卡因，日本殖民地的瘾君子也是人均毒品消费量最高的人群（Kobayashi，in Brook and Wakabayashi 2000，154）。
不协和的协会
投机分子知道凭借自己的日本人身份可以来去自如、肆意敲诈。“九·一八”事变后，他们狠狠地趁机大赚一笔。1954年，古海出庭做证时称，当时许多投机分子利用自己的特权在中国“大发横财”（RDQDZX，卷14，813）。马克思说过类似的比喻，他称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的东印度公司的贩毒团伙“比炼金术士还要精明”，“（他们）不用石头也能点石成金。”他讽刺地说，殖民统治加上毒品交易，合在一起就能在印度为英国创造无限商机（1977，917）。我来给大家讲一下日本毒贩子为什么“比炼金术士还要精明”。1932年11月，伪满洲国当局偶尔不会直接端着枪没收中国农民的罂粟，而是按照品质特级、优级、中级、低级，以10至15元一两的低价收购。截至1933年，这些鸦片经过三家官营加工厂的加工制成成品（RDQDZX，卷14，827），50%的成品依照鸦片专营法令，由官方指定的1400家经销商以20至40元一两的价格出售。剩下的50%由日本和朝鲜的毒贩在黑市售卖，伪满洲国内的价格是200至600元，而北京、天津和上海的价格则更高（819）。
领事馆的警告信、维斯帕的揭黑报道、古海的证词、宪兵队文件和毒贩日记，我们综合这些文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投机分子和黑帮分子在市场上如鱼得水，利润率高达100%—6000%。其中许多人都志得意满，他们觉得自己自私的营利行为，通过神经政治资本主义“看不见的手”，为日本的殖民统治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他们看来，他们不但证明了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理由（保护“日本国家权利和商业利益”），还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情报为关东军和宪兵队担任顾问。维斯帕的观点粗看起来不太可能，他觉得所有伪满洲国的顾问都曾经是人贩或毒贩。但是，让我们来看一下日本毒贩广田汤治（Hirota Yuji——音译）的日记，他在日记中说，他连续三年做生意都偷偷摸摸，因为1928年年末，张学良发起了禁烟运动。而“九·一八”事变后，广田及其他毒贩子可以公开贩售鸦片，利润暴涨，社会地位也提高了，被人尊称为“日本前辈”（Kempeitai Shireibu，卷6，1987，199—201）。
宪兵队高层的通信和国际社会的报道都证实了贩毒的公开活动。1931年11月宪兵队报告称，满洲所有地区都被日本毒贩子“淹没”了，他们还打着“光明正大的‘爱国主义’”的幌子（Kempeitai Shireibu，卷6，1931，196）。埃德加·斯诺报道称，毒贩子不到两年就把哈尔滨搞得乌烟瘴气（1934，13）。维斯帕并不讳言当时的糟糕局面，1936年以前就已新开设了大量鸦片馆，但比这更加恐怖的是人贩子传播毒品“恶魔般的”速度：
日本入侵数月后，整个满洲国，尤其是大城市，都染上了这个大恶魔。奉天、哈尔滨、吉林等地，鸦片窑子无处不在。日本和朝鲜毒贩在许多街道建立了高效的传销体系。吗啡、可卡因或海洛因吸食者如果没钱，他们根本不必去那些场所。他只需敲敲门，从门缝里塞进胳膊和20分钱。店主拿了钱，然后就往他胳膊上打一针。（1938，96—97）
“九·一八”事变后，毒贩们还创造了新的“高效体系”。在安东地区，他们把鸦片馆改成典当铺，贫穷的中国毒瘾患者可以当掉自己的衣服来换取毒品（IPS Records，“Drug Conditions in Liaoning，Manchukuo”，150）。在农村地区，日本和朝鲜毒贩子面向第一次尝试的人群派发促销品，给成人免费体验，给小孩儿特殊的“儿童剂量”（Pernikoff 1943，105）。据说，日本杂货商人与毒贩勾结，在出售的香烟里偷偷掺杂鸦片（Chinese Recorder，1935年10月，606）。
美国太平洋地区关系研究院以及国际联盟鸦片调查委员会关于中国东北地区“九·一八”事变前后状况的报告与维斯帕的描述基本一致，差别仅限于措辞强烈程度不同。弗里德里克·梅里尔（Frederick Merrill）为美国太平洋地区关系研究院撰写报告，他说“九·一八”事变前，哈尔滨、吉林和奉天“到处是贩毒者，整个城市被毒品弄得乌烟瘴气”（1942，96）。这种状况催生了新的死亡政治管理制度，比如奉天的南门消费区出现了鲜为人知的“土坑”，该城每年死亡的4000名中国吸毒者中有许多人的尸体就遗弃在了那儿。一份名叫“中国纪录者”（Chinese Recorder）的基督教传教刊物刊登了奉天“土坑”的恐怖画面，据该刊报道，许多中国吸毒者在过南门以前，被迫双手绑在绳子上，然后进入那里日本人开设的两百多个鸦片馆；如果他们身子虚弱得无法走出鸦片馆，日本人就能拉着绳子直接把他们扔到“土坑”。《中国纪录者》还说，满洲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土坑：“遗弃吸毒者的主要动机是毫无廉耻的投机心理。”（1935年10月，608）本文附录一张1940年日本人在哈尔滨经营的吸毒场所的照片，照片中一位死去的中国吸毒者被扒光了衣服，遗弃荒野，他的归宿将是一个“土坑”。
描述毒品涌入满洲的最佳指标当然是毒品价格和吸毒人数的数字变化。“九·一八”事变前一剂海洛因的价格要比维斯帕1936年所说的价格贵三倍。根据满铁的调查，“九·一八”事变前，鸦片窑子一小时的消费金额平均是2日元；事变后，人们可以在奉天和哈尔滨的鸦片窑子以40钱的价格抽上4克鸦片（可享受1至2小时），再花40钱便可玩弄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仆……加上房钱，（总共）只需1日元”（引自Yamada 2002，335）。投机分子闯入伪满洲国之后，不但使得鸦片价格降至“九·一八”事变前的1/3，还引入他们贩卖的另一种商品，为中国的鸦片窑子增添了日本特色，这种商品即“女招待”，中国人称之为“烟妓”（RDQDZX，卷14，822）。
1944年在伪满洲国担任民生大臣的金名世后来接受日本侵华战争法庭审讯，时间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法庭就设在原来的满洲地区，他在法庭上称，“九·一八”事变之前，由于1928年秋季的禁烟运动[8]，满洲“最多只有20万鸦片瘾者”。金名世根据两次满洲调查的结果，估计1944年时大约有300万鸦片瘾君子，而当时的总人口才4000万出头（RDQDZX，卷14，822—823）。海洛因和吗啡瘾君子的状况则更糟糕。美国领事尼克尔森1936年5月的第二份报告调查了辽宁省（旧称“奉天省”）各处的吸毒现象。他指出，“九·一八”事变前这些地方几乎没有吸毒现象，而到了1936年，庄河地区的吸毒率上升至18%，凤城则猛增至35%（IPSReport，“Drug Conditions in Liaoning，Manchukuo”，148—149）。截至1944年，伪满洲国大约有500万海洛因和吗啡瘾者；如果加上鸦片瘾者，大约20%的中国被殖民者吸毒上瘾。
受日本鸦片毒害、横尸街头的中国瘾者，哈尔滨，1940年前后，尸体最终很可能被运往哈尔滨的万人坑
来源：《读画：紫烟·毒烟“大东亚”幻影》（絵で読む紫煙·毒煙「大東亜」幻影），2007年
胳膊上打一针
伪满洲国高层精英很快就学会了用毒品来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我们从1954—1956年战争法庭的证词中得知，这块殖民地依赖的是“秘密基金”。例如，伪满洲国最后一任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蔵承认伪满洲国“完全依赖这一秘密基金”（引自Muto 1963，36）。古海忠之则称，“满洲国是建立在关东军秘密基金基础上的雄伟建筑”（RDQDZX，卷14，816）。金名世的证词称，至少伪满洲国50%的鸦片买卖“没记在账上”，所以也逸出了鸦片专卖公署的统计数据，成为看不见的黑市收入（757—793）。关东军的军事占领遭到了当地人民的反抗，它需要鸦片收益来镇压暴动，填补出口贸易和关税损失（Asada and Kobayashi 1972，38）。关东军需要外界承认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军事官僚转而做起金融战略规划，石原莞尔于1931年10月1日递交伪满洲国第一份财政预算报告。鉴于台湾和关东的经验，毒品专营，“胳膊上打一针”的念头立即摆上了台面。石原的预算报告将毒品和食盐垄断作为重点项目（Tsunoda J. 1984，86—89）。
国联李顿调查团1932年4月2日结束调查离开满洲，殖民地高层开始着手考虑预算问题，从日本财务省调来的新官僚准备接手管理政权。星野直树担任财政部总长，很快便建立起鸦片专卖公署，成为殖民地的主要经济来源。宪兵队没收的中国财产和银行账户以及关税收入不足以支付预算的一半费用。1932年3月，伪满洲国从日本政府那里接受了两次贷款，但还需要更多钱。所以星野和古海不得不去靠东京的银行关系借钱。他们成功地借到了，伪满洲国头四年总投资的2/3多来自证券和贷款，约10亿日元（Kaneko 1987，337；L.Young 1998，213）。他们用什么来抵呢？只有鸦片贸易的潜在收入（RDQDZX，卷14，813）。如山田豪一所说，日本拯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一“王道”之举的宣传修辞很快“让位给了星野的鸦片政策”（2002，242）。王道成为霸道的幌子。
伪满洲国鸦片专卖公署根本没有限制毒品流通，近些年来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正如山田所说：“这就是资本积累”（2002，235），新一代官僚与关东军狼狈为奸，通过加快毒品流通来实现资本积累的共同目的。古海是伪满洲国的总务厅次长，也是鸦片专卖公署的三位创始人之一，他1954年出庭做证时称，不管当时伪满洲国的公共宣传如何，实际上军队和政府高层一直认为毒品“多多益善”（RDQDZX，卷14，812）。星野直树是基督徒，他的身份迷惑了国际社会，使得外界轻信了伪满洲国打击毒品的诚意。然而，政府决策层中没人质疑鸦片专卖公署乃是劫掠殖民地人们的合法工具。究竟“日本人”是否故意要毒害“中国人”，这还需要争论。但是，1954年战争法庭审讯时，古海撰写了大约40页证词，陈述伪满洲国的经济状况，他承认：“为了推进日本帝国发展，鸦片乃是上上策。凭借法律、制度和智慧，以及削弱殖民地人民肉体力量的宗旨，我们的鸦片政策成为收益的主要来源和殖民地的第二大重要任务。”（引自Arai and Fujiwara 1999，123）
总的来看，这就是简宁斯等人试图揭露的阴谋论：日本帝国主义的毒品政策，用古海后来的证词来说，“彻头彻尾是用来削弱和摧毁中国人民的”（引自Arai and Fujiwara 1999，129）。古海称，鸦片专卖制度“起到了使国民身心颓废，削弱反日本帝国主义力量的作用”（RDQDZX，卷14，813）。古海的证词已得到证实，他这里关于毒品的描述亦应属实；许多政府精英公开蔑视中国人。古海说，1937年某个系列会议上，当时有中国人对毒品造成的社会动荡感到担忧，要求日本人加以解决，但在场的50名日本官僚没有一个响应（814）。[9]
新一代殖民地官僚非常关注伪满洲国的“治安状况”，所以必须杀一批中国人，以便顺利开展经济项目和掠夺，吸引日本本国和国际社会的投资。负责查抄财物和镇压叛乱的宪兵队宁愿他们的敌人沉溺于毒品之中。另一方面，军中较为人道的人物，比如关东军总司令官武藤信义，将政府的毒品贸易当作“必要的罪恶”，这与石原莞尔的思路如出一辙。但即便这些不太积极的毒品买卖支持者也知道，伪满洲国建立的根基，以及整个的侵华战争，都依赖于毒品收益。武藤元帅写道：“（让我们期盼）鸦片专卖公署的表面文章能够使外界相信我们继续在做之前的中国统治者的禁烟运动……我们都看到，专卖公署实际上只是用来增加伪满洲国政府收入的。”（FMA，“Documents Concerning Drugs in Manchukuo”，D.2.5.0.1—3）用表面文章来掩盖实际状况，这对军队官僚们很重要。而对于古海等傲慢的新官僚、冷酷无情的宪兵队和一些投机分子来说，增加政府收入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制造中国人的死亡政治伤害。[10]金名世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吉林省的民政总长[11]，他的观点代表了相当大一部分日本精英的想法：
关东军认为鸦片是巨大的财源，也是对中国人民弱种亡身的工具……
日本帝国主义实行鸦片毒害政策，其目的一方面是为灭绝东北人民，另一方面是为大利所在。就是以最低的价格，强行收买中烟人的鸦片，再以最高的价钱卖给吸食鸦片瘾者，并且向国外贩毒居奇暴利，在此一转易之间，即有悬殊的差额利润。（RDQDZX，卷14，815，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