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名世等日本精英“比炼金术士还聪明”，他们找到了鸦片，死亡政治的终极商品，使日本人能够一边杀戮中国人一边赚钱。这一历史事实支持了山田和太田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决的批评，该法庭的判断是“连续几届日本政府……推动的系统性政策是削弱当地居民的反抗意志”，但实际上，日本政府非常清楚殖民地状况。法官们认为鸦片是用来“削弱”中国人民的抵抗，但伪满洲国政权实际上把它当作谋杀的武器。日本的死亡政治把谋杀变成了一桩鸦片生意。
中国贱民注射海洛因；我，日本帝国主义者，买卖海洛因
那些认为日本故意造成这么惨剧的学者往往会被诬为种族主义者，所以我还要多说两句。伪满洲国的意识形态幻想运作不同于我之前讨论的朝鲜的情况。发展、共同繁荣等文明启蒙的召唤语汇很少出现，伪满洲国建构的是施米特所说的“敌——友”政治神学区分（Schmitt 2005）。我们在此无法详细讨论日本精英如何从多种族的日本传统故事中塑造出对中国人的种族偏见，但可以罗列一些明显的事实。[12]随着日本军队1895年与中国开战，以及“一战”时期和战后的经济崛起，日本大众话语形成了一种固定观念，认为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先进而现代，中国则相对应地封建而落后。另外，中国内战和动乱风起云涌，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义和团运动（1898—1901年，日军参与镇压了动乱）以及1927年4月12日之后的国共长期对峙，使日本精英认为，中国人的生命本质上就是自取灭亡。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伴随着日本制造的海洛因大量进入中国，有两种新的说法支撑着日本侵略中国的合法性。第一种说法是，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第二种说法支持着投机分子和精英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忍顺平在“九·一八”事变前撰写的一本书传播了这种说法，他公开宣称中国人“腐败”“无定力”“无政府”，日本人自然应该把东北的主权握在手里。日本人则是“正义”和“文明”，东北交给日本显然是个好主意（Shinobu 1932，428—452）。
在此，稍用一些篇幅引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理论，这将有助于澄清我的观点，以分析户坂润所说的“日本意识形态”如何将中国人“非人化”。葛兰西将意识形态描述为特定阶级的“原理、运动和目标”，用来将自己的“价值和态度”强加给整个社会（1971，86）。如果统治阶级能够收买贱民阶级，或者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用意识形态幻象询唤出来，则霸权会变得更加容易实现。1937年，户坂润准确地观察到日本法西斯乃是新官僚与帝国主义军官的阶级联盟（1967，卷5，4—6）。我认为，伪满洲国的意识形态霸权之所以变得如此严密，是因为它要组织——或者说缝合——三种不同的日本殖民阶级：新官僚、军队和投机分子及黑帮。换言之，我们把投机分子集团放入霸权联盟当中思考，可以更好地理解日本在伪满洲国的殖民法西斯主义。
葛兰西和户坂润都认为，意识形态分析的基本原则是，社会行为由阶级意识或集团利益规定。道德决策来源于自我、阶级与社群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落实到投机分子，至少其中一部分人参与了大量谋杀事件。很难想象有什么道德机制能够阻止这一阶级用毒品来“削弱和杀害”中国人。投机分子本质上没有道德观念，他们的首要观念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其次是日本民族主义者的集团利益。
以古海忠之为例，他作为一名新官僚，为仕途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包括1944年春亲自押送毒品到北京（RDQDZX，卷14，819）。伪满的账簿都由他管，年轻的古海（他1932年7月调到东京时只有31岁）规定中国官员的薪水只能是同一职位日本人的一半。[13]30年代末日本领导层迫于压力准备改变这个政策，古海感到难以置信，在他看来这不容置疑：即使最优秀的中国人都要比随便哪个日本人差一半（Zhongguo Fushun zhanfan guanli suo 2005，26）。作为东京大学的名牌毕业生，他已经内化了20年代的日本民族优越感。在伪满洲国落脚后，古海的自私自利就直接和他的阶级属性、集团利益挂钩起来，他全力投身日本帝国主义大业。和所有的伪满精英一样，他深知毒品政策乃是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谈他个人的毒品交易，我们也很难想象任何能阻止他牟利和屠杀中国人的道德观念。
既能牟利，又能屠杀中国人，这个两全其美的毒品政策自然得到军国主义者的欢迎。其中有些人参与过1919年3月和4月镇压朝鲜民族主义者的运动。同样是这批军国主义者，主导了“九·一八”事变后针对中国农村的扫荡运动。后来，宪兵队参与绑架中国人民投入强制劳动、731部队的死亡工厂的生物实验（6000人因此而死亡）以及“慰安所”和奸淫场所。军国主义者比新官僚和投机分子更加道德沦丧。关东军长官田中隆吉1936年5月对东京记者的回应无疑代表了部分军国主义者的心声：“坦白讲，你我看待中国人的角度完全不同。你似乎把他们当人看，但我把他们当作猪。”（引自Hotta 2007，152）
例外状态，榨取状态
晚期日本帝国主义花费15个月才建立起这个最重要的殖民地机构：鸦片专卖公署。自1932年10月1日起，星野、古海和伪满洲国鸦片专卖公署副署长难波经一先试行了6个星期的临时收购条例，要求那些没有执照的毒贩将他们的存货全部卖给伪满的代理商。这个条例惨淡收场。经过这次失败，绝望的官僚层得想一个办法，怎样才能拿到鸦片用于出售。虽然他们觉得可以从黑龙江和吉林省的种植户那里买到足够多的鸦片，但伪满政权当时还缺乏一定的统治权威。星野违背日本和国际联盟签订的条约，试图从伊朗和土耳其那里购买鸦片，但也没有成功。所以他们使用了最后一招，向日本最成功的当地代理人寻求帮助：投机分子。两者之间并无过节，新官僚与投机分子之间的隐形联盟关系被证明的确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灵丹妙药，“九·一八”事变后，投机分子们掌握了山田所说的满洲地区的巨型“毒品自由市场”。这一联盟决定了“二战”结束前两三千万中国人的死亡政治命运，多达1000万中国人的死因与吸毒相关（Kurahashi 2008）。
这一政治联姻过程中有两个关键阶段，甘粕正彦等军警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英文和日文学界忽视了关东宪兵队在殖民战争第一年中的重要作用，也忽视了投机分子的参与作用，而中文学界则特别强调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从宪兵队留下的大量资料中得知，该组织是殖民初期的实际统治者，实施抢劫、谋杀等各种破坏活动（RDQDZX，卷5）。更重要的是，关东军命令他们“接收财政”、“接管政府”（Kempeitai Shireibu，卷1，1987，9）。接下来几个月，他们完成了几项最为困难的任务：解散当地的中国警察、没收乡村财物、接管所有的中国银行。关东军为了犒劳宪兵队建设政权、镇压敌人的功绩，允许许多军警做当地的“军阀”，让他们经营自己的毒品、卖淫和黑社会生意（RDQDZX，卷4，362—438）。伪满洲国是一块典型的处在例外状态的殖民地，但同时也始终处在榨取状态。
宪兵队牵线搭桥的新官僚——投机分子联盟始于临时没收条例失败之际，当时伪满军队只能从少数几百名中国毒贩那里收到鸦片（Yamada 2002，245）。鸦片专卖公署要求所有的吸毒者和贩毒者到政府机构注册，星野和宪兵队负责将贩毒者分成批发人和零卖人两类（RDQDZX，卷14，816—817）。在宪兵队的合作下，难波和星野指定100名最富有的日本投机分子为批发人，批发人可以指定零售人。这等于是承认了投机分子所掌控的自由市场体系。星野、宪兵队与南波之间激烈地争论过中国人能否被指定为批发商。就像大多数民间精英一样，星野不喜欢中国人，他只想要日本批发商（或者是朝鲜的被殖民者，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朝鲜人在东北算作日本人），而宪兵队则希望回报一些与他们的黑社会合作的当地中国人。最后，三方达成协议，一部分中国毒贩也成为官方批发商。这些批发商则将他们各自的零售商名单上报给鸦片专卖公署（但大部分都没有官方执照，他们依靠贿赂获得经营空间，而不是支付更为昂贵的商业税）。金名世在1954年说，截至30年代中期伪满洲国大约有1400家持有执照的鸦片零售商。然而，我们得到的数据则显示，光奉天地区就有同样数量的鸦片窑子（RDQDZX，卷14，816）。美国驻沪领事馆1935年的一项调查披露，哈尔滨有1000家地下鸦片窑子，其中拥有执照的仅76家（IPS Records，M1690，Roll 308，623）。
一开始注册制度实施不力，因为经销商拒绝执行鸦片专卖公署制定的利润率（批发商10%，零售商8%，低得可怜）和价格（比市场价高一倍）。1933年年末，星野和古海决定收编黑市的投机分子，提供他们官方保护（RDQDZX，卷14，812）。山田豪一称之为第二个关键阶段，新官僚“扭转了他们对地下投机分子的排斥心理”（2002，520—523）。虽然没收的成果寥寥无几，但他们付给投机分子和黑帮分子可观的费用，监视那些未注册的中国毒贩，对他们进行更为系统性的盘剥（438）。日本投机分子成为鸦片专卖公署的顾问和四个省局的公署员工，专门没收99%未注册的中国毒贩财物。殖民政权收编了将近6000名投机分子，从而实现资本积累。再加上关东军的第一次对外行动——1933年3月4日侵略罂粟泛滥的热河省——在鸦片专卖公署经历了第一年的亏损之后，这一年盈利1000万元（当时折合500万美元）。
晚上统治伪满的男人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建立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把30年代末流行的一句话挂在嘴边：“满洲白天归关东军统治，晚上归甘粕统治。”要解释甘粕正彦如果在晚上统治伪满，还得从1929年的秋天说起，当时，他从法国来到满洲。他原来因为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趁乱谋杀了两名左翼人士大杉荣和伊藤野枝而锒铛入狱，判处10年徒刑，但他还没服满3年，日本军队就把他调去了巴黎。[14]他在巴黎学习国际间谍知识，然后与土肥原贤二一起调到中国东北地区组织情报和走私网络。1931年夏天，他已经纠集了100名猎金军人，在奉天建立起自己的特务组织“内藤机关”，接着，在上海建立了一个新的毒品和情报组织，以此作为自己1932年至1934年间贩卖满洲生产的毒品和打通门路的基地。靠着土肥原贤二的黑帮的支持，甘粕的内藤机关很快收到成效，他们为日军9月19日突袭张学良的战役提供了重要情报。这个时期他任务繁多：9月17日、18日他在奉天筹划针对张学良的进攻，然后北上哈尔滨策动他的黑帮。他在哈尔滨带领一帮投机分子兴风作浪，实施了三天的恐怖活动。他们希望借混乱局面吸引关东军以保护4000日本居民的名义前来占领哈尔滨。9月22日、23日晚上，他伪装成中国苦力，驾驶一辆没有牌照的车，开始他的疯狂举动。他装载着手榴弹和小型枪械在城里游荡，肆意瞄准人群和建筑物射击。甘粕不会说中文，一旦遭到逮捕，他的身份很快会暴露。所以他随身携带一份杜撰的信件，上面写明张学良请他在哈尔滨实施恐怖活动。他的计划是，一旦被中国警察逮捕，他就引爆自己身上的炸弹，然后让警察看到他衣服里的伪造信（Muto 1956；Tsunoda F. 2005）。
1932年7月，日军将那些参与“九·一八”事变的全部送回日本，只留下土肥原贤二、甘粕和他的酒肉朋友板垣征四郎三位事变“元老”留在中国。自1932年夏至1939年，甘粕是伪满洲国秘密警察的实际领导人，他在民政部的“密室”里操控伪满的贩毒、人口买卖和情报工作（Sano 2008，279）。所以1933年秋，伪满的新一届领导层计划收编投机分子时，甘粕是理想的领导人选。早在1924—1925年入狱期间，他就已经与日本黑帮取得了联系，黑帮后来也移至满洲活动。甘粕1930年自己建立的两个组织也收编了一些投机分子，所以他有许多伪满政权想要的商业和个人关系。20世纪20年代初，甘粕是东京宪兵队的队长，善于镇压劳工运动和利用正义团内部的黑帮头目。伪满的大部分投机分子都是右翼民族主义者——更不用说黑帮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甘粕谋杀著名左翼分子和舍命投身“九·一八”事变的名声，使得人们对他无比敬佩。许多人对他敬畏有加。[15]
协商建立联盟之际，新官僚阶层当然记得投机分子和猎金军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九·一八”事变前的情报工作和恐怖活动——他们创造出了一片自己的小殖民地。1933年中后期，星野针对鸦片专卖公署执法困难，授权甘粕来调停各方利益。调停方案包括，一些投机分子进入政权担任顾问，在保安局拿俸禄，甚至在地方专卖公署担任贵职，同时继续做他们的生意：从中国毒贩那里没收毒品，自己做走私贸易和敲诈勒索（IPS Records，M1690，Roll 475，“Opium Monopoly in Manchukuo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Guandong Army”，196）。[16]仅仅两年时间，投机分子就从地下转为正大光明的人物。甘粕的方案还包括允许走私分子自由进出北京和天津，这两个获利颇丰的市场。虽然有的学者称，边界线的消除证明伪满洲国是真心要实现大亚洲主义（Duara 2003），但事实却是，没有一个日本投机分子因为走私毒品而被捕。就算被逮到贩毒，罚款金额也是微乎其微（Rehe Bureau of Security Report 405，in RDQDZX，卷14，843）。
1940年，伪满洲国出入境控制收紧之后（原因是有日本人被抓到从华北携带毒品进入伪满），伪满地区的投机分子立即做出调整，迫不及待地在天津和上海将10至18元一两的价格提升到200至1000元一两。一位在热河保安局工作的日本职员1944年时描述了他们规避政策的五花八门的办法。据说，走私者“把4两鸦片放进避孕套，然后吞下去”，安全离开伪满之后再吐出来或者排泄出来。但这个办法非常危险，每年有十个走私者因避孕套破裂而中毒身亡。其他办法还包括，把鸦片压成纸一样薄，然后塞入马鞍下面，“压着越骑越薄”，然后塞进毛笔的笔管。更离谱的是，“他们会塞几两到婴儿或小动物的肛门里”，过境后再取出来（841—842）。除了吞食避孕套，其他办法对投机分子来说都安全无害。1944年，这位日本职员的第二份报告题为“鸦片走私之趋势”，他在报告中描述了对于毒品走私不同种族的差别待遇，日本人根本不必担忧境内、境外的法律保护问题。如果一伙中国毒贩被抓，伪满的日本警察只会没收他们的鸦片，将他们驱逐出境，然后自己拿去黑市卖。伪满的边检从不为难日本走私贩，“揭发者如系日系人，则将走私量报告为极少数量，以使罚款止于最少限度”。鸦片不会没收，投机分子可以大摇大摆地过境。如果有满系人员被抓到走私毒品，“鸦片折半分”（罚款数额很高），然后自己私下没收另一半。“满系警察所以不揭发走私者，是因为报告不如收贿更有利，故抓捕率极低。”（843）
甘粕方案的最后一部分内容要解决的是将来的毒品供应问题。1933年3月，伪满已经为了占领热河省丰富的罂粟田而发动战争。至于海洛因和吗啡，伪满的鸦片专卖公署1933年秋开始在新京[17]建造大型制药工厂（IPS Records，“Opium Monopoly in Manchukuo，”197—198），接着，关东军接管了军阀汤玉麟在热河的大型海洛因制造厂。由此，投机分子有了稳定的毒品供应，不必依赖小作坊（IPS Records，M 1690，Roll 475，“Heroin Manufacture in Chahar and Jehol”，2）。
投机分子回报伪满洲国的是什么呢？虽然伪满巨大的毒品自由市场贩售鸦片和迷幻药持续数年，但海洛因和吗啡的数量后来超过了鸦片，基于海洛因上瘾率的调查，我们可以得知海洛因瘾君子的人数自1933年末开始迅速增长（IPS Records，“Drug Conditions in Liaoning，Manchukuo，”147—150）。我举个数据是要说明，日益增多的鸦片投机分子逐渐转向专卖海洛因和吗啡。这不是说伪满官员不卖海洛因，而是说，慢慢形成了市场的两分局面，一面是鸦片（由伪满政府及其官方经销商控制），另一面是吗啡和海洛因（由投机分子和黑帮控制）。最终，星野、古海和甘粕达成口头协议，增加12万名情报人员，保证投机分子退出鸦片市场，专营海洛因和吗啡。直到1937年秋季之前，迷幻药完全没人监管，直到“二战”末期才有断断续续的管理（Merrill 1942，99）。
伪满洲国，战争机器
伪满精英纵容投机分子翻江倒海，这个时期支配整个政权运作的猎奇技术产生了重大变化。但是这一猎奇技术成熟应用的时期要等到1937年7月之后，那时日本人大肆劫掠中国的黄金和艺术珍品。裕仁天皇的兄弟秩父就将最低级的投机行为加以奇异化，日军占领华中地区前夕，他领导了“黄金百合”行动，盗窃中国的天价黄金珍宝和佛像（Seagrave and Seagrave 1999，18—20）。1937年伪满发生了类似的事件，一群新官僚借鉴村冈伊平治等人贩子的伎俩，将绑架和强制劳动写入官方政策。我想强调的是，1933年帝国政治的先锋致力于死亡政治意义上的榨取，资本积累与殖民地人民生命的毁灭直接挂钩。古海和星野等新官僚相信一种犯罪逻辑，认为猎金军人的劫掠成果将流入伪满秘密基金的口袋。投机和走私的地下活动成为殖民统治的公开性新形式。
撇开秘密基金不谈，伪满洲国政府预算对毒品收益的依赖程度究竟多高？鸦片专卖公署成立一年后，殖民政府开始模仿投机分子走私毒品。鸦片专卖公署受到政府条例的制约，不能随意分销毒品，但是他们实际上第一年卖还给官方经销商的鸦片数量不到没收总量的一半，第二年更是连1/3都不到。鸦片专卖公署报告称1933年7月至1934年6月共销售了476.3万两鸦片，第二年翻了一番，超过900万两（Manshukoku gensei 1936，98）。然而，美国驻沪领事尼克尔森宣称，他从伪满专卖局的一位雇员那里得到了秘密数据，根据这些内部数据，1933年7月至1934年6月间，专卖公署在伪满境内销售的鸦片数量低于200万两（Yamada 2002，521—523）。国际联盟鸦片调查委员会根据这些数据得出结论，伪满洲国把官方销售量与实际销售量之间的差额（第一年不到1/2，第二年少于1/3）卖到国际市场上出售，主要的中间人是天津的里见甫和上海的星野控制的贩毒集团。
由于国际联盟鸦片调查委员会针对伪满洲国的严厉监控，伪满鸦片收益的官方数据只是实际总量的一半或更少。[18]我们可以做一个保守的估计，1934—1935年，鸦片专卖公署的实际收益是官方公布的1300万元的两倍，下一年度也是官方公布的200万元的两倍（Manchukuo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1940，693）。这大约占第一年财政总收入的15%，占第二年的20%，大致与台湾的殖民历史匹配。但这个数字仅仅是专卖公署的收益，仅仅是鸦片的利润。民生大臣金名世的证词称，热河省在40年代初平均每年的政府收入是7000万元，折合美元是3.5亿（RDQDZX，卷14，821），大约是伪满四个省1943年和1944年鸦片年收入的5倍（Myers 1982，255）。再加上每年基于鸦片收入前景和相关税收而获得的贷款数目，我们很容易看到，伪满政权的经济状况依赖于鸦片，不可能存在如此赚钱的其他行业。而且我们还没讨论迷幻药的收益，1936年开始迷幻药比鸦片数量更大、利润更高。总之，1935年以后，伪满洲国每年大约有50%—55%的收入来自于公开和地下的毒品交易。
中枢模式
我们很容易想象甘粕正彦等大买家在伪满毒品市场上所能掌控的鸦片数量。山室信一估计甘粕正彦随时能调动2000万日元的资金（相当于整个鸦片专卖公署1935—1936年的收益），这笔钱用来资助1932年2月侵略上海的战争[19]，以及关东军的种种侵略行动（2002，17）。受人尊敬的满洲史专家小林秀雄称，岸信介、日产总裁鲇川义介等满洲国军部以外的精英都接受过甘粕的秘密资金，偶尔还会往里面捐赠一些钱（2007b，38）。除了关注鸦片专卖公署，我们也不能忘了帝国精英和投机分子（或者说，作为投机分子的精英）建构东北、华北和华中地区巨大的毒品市场的双重目的，即一方面要扩大毒品流通，另一方面，用某些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术语来说，将利润丰厚的市场“监管模式”从竞争模式改到垄断模式。这使得日本人从日益增多的中国瘾君子那里坐收渔利，同时撵走了许多中国毒贩的生意。在某些地区，鸦片专卖公署只能控制10%以内的毒品市场，这为投机分子谋取个人利益提供了便利。甘粕等极端民族主义者又把自己挣的钱重新投到帝国主义事业中去。就像村冈伊平治一样，一些投机分子摇身一变，成为显赫的金融家，拥有巨额资产和光鲜外表。投机分子们的欲望，以商品化的爱欲形式，驱动着伪满洲国的死亡政治。无论这种欲望是否包含极端民族主义，伪满洲国政权都已经把它绝对化。
我们可以借鉴本雅明建议用“好奇心的辩证法”来思考鸦片消费，把日本的毒品利润中蕴含的死亡政治色欲与殖民地的中国人民遭受的剥削勾连起来（2000，220）。截至1944年，伪满将近10%的中国人患有严重毒瘾（RDQDZX，卷14，822）。不过，伪满从未统计过普遍意义上的吸毒上瘾数量。1933年至1935年间，美国驻沪领事馆雇佣一支调查队调查若干城市和乡镇的海洛因和吗啡毒瘾比例。日本帝国还没在伪满统治几年，烈性毒品瘾君子的比例就达10%至20%，而某些地区迷幻药上瘾的中国人比例高达33%。这些数字如此惊人，以至于报告的作者添加了一段注释提示读者：“这个调查结果可能会让伪满地区之外的人们感到难以置信，但那些亲身经历过、了解日本迷幻药推广政策的人们会同意我们的估计数字。”（IPS Records，“Drug Conditions in Liaoning，Manchukuo”，153—154）20世纪30年代末的北京和天津毒瘾比例甚至更高（IPS Records，M1690，Roll 475，“Japan’s Narcotization Policy in North China”，20—22）。鉴于1936年起，伪满的迷幻药收益超过了鸦片收益，我们可以假定，迷幻药瘾者的中国人数量超过鸦片瘾者，那么，截至1945年，伪满至少有20%的中国人患有严重毒瘾。
伪满精英将投机分子的色欲绝对化，这一行为还造成另一种死亡政治效应。西野留美子已经证明1938—1941年间国际社会的批评属实，她强调东亚地区“慰安所”从事性工作的女性中出现了“体制性”的毒品泛滥（Nishino 2007；Merrill 1942，59）。慰安所经营者和宪兵队在许多地方推行政策，迫使女性吸毒上瘾，既能从这些女性身上榨取更多的金钱，同时又能更容易控制她们——吸毒者离不开稳定的毒品供应源，不会产生逃跑的念头（Kawada，in Yoshimi Y.and Hayashi 1995，163—164；Women’s Active Museum Documentary Evidence，7 October 2005）。花子平（Hana Kohei——音译）描述过她在上海的日本海军慰安所的地狱生活，她在那儿从事了一年的性工作，她回忆往事时曾提到好几位年轻女性“吸鸦片上瘾”，其中一位朝鲜女性因此而自杀（Nishino 2992，52—54）。
许多上海慰安所的女性都严重依赖该慰安所的物资供应，除了毒品还包括化妆品、衣服和其他日用品。西野称，军队慰安所卖给这些女性的日用品价格要比市场价贵3至4倍，她们根本没办法逃跑，因为她们知道，政府会强迫她们的父母偿付欠债。西野关于朝鲜强制性工作者朴永信（Pak Yong-sim——音译）的著作描述了南京慰安所运用毒品来进行社会控制和榨取利益的手段。早在19世纪90年代，村冈等人贩子就建立起了这种监控制度（2003，29）。许多年轻女性常常堕入毒品和海洛因的迷幻罗网之中，用迷狂的心理状态熬过所谓的慰安所里的军人的摧残。正如朴所说，“如果没有鸦片，根本没法在慰安所活下去”（30）。毒品是这些女性唯一借以忍受强奸和折磨的工具。她们中大约30%的人没法活着回到祖国。且不提购买死亡政治资本家兜售的毒品的那1000万中国人，至少就这些女性而言，毒品商品提供的死亡政治安慰剂常常是直接导致死亡。我认为，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第三个时期的主导趋势。
[1] 本段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第714页。——译者注
[2] 关于伪满洲国的历史，我主要参考的日文资料是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的两卷本《满洲国史》（1971），山室信一的《怪物：满洲国的肖像》（1971），2004年由Joshua Fogel译成英文。英文的资料主要是杨露谊的Japan’s Total Empire（1996）。中文的资料包括：王承礼的《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1991）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煌煌十四卷本《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1991）。
[3] 居之芬（2002）在“Japan’s Atrocities of Conscripting and Abusing North China Draftees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一文中说，1935年至1941年共有500万强制劳工从华北迁到伪满洲国。厚生部大臣金名世提供的数字大体上印证了居之芬的数字，他说1944年有160万强制劳工，1945年有180万（RDQDZX，1991，卷14，820）。古海忠之说，自1941年起，每年有100万至150万人从华北强制迁至伪满洲国劳动（857—862）。古次亨是伪满洲国政权中的少数中国官员之一，他说1941年以前每年有300万强制劳工；1941年后每年有大约有150万。古次亨称，1933年至1936年间的平均数字是80万人，但这样总共加起来要超过2500万人，这个数字过于夸张（876—877）。
[4] 美国借口“日本民族狂热”来为自己使用原子弹辩护，但如果我们去研究日本的国防战略，就会发现，日本当时缺少基本的军事基础，训练常常使用的是刀、棍和石头。
[5] 这部分档案的日本名称是“支那浪人関係雑件”。
[6] 参看日本的十卷本“極東国際軍事裁判速記録”，9524。
[7] 这些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IPS记录（1968），由Nitta Mitsuo编辑，藏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图书馆。
[8] “九·一八”事变前究竟有多少抽鸦片的、真正上瘾的人，确切数字仍然在争议中。有一个猜测是，该地区3000万人口中有300万抽鸦片者，那么比例是10%，这个数字接近于金名世的20万上瘾者的数字（Merrill 1942，108）。中国向国联报告，1937年以前在伪满洲国有1000万鸦片吸食者。这个数字乍看之下很高，但是，最近新公布的1935年伪满洲国鸦片专卖公署的统计数字是，共有905715名上瘾者（Kuboi 2007，75）。按照吸食者与上瘾者8—10：1的比例计算，这一数字与中国人的基本相符。日本官僚当时的公开言论几乎没有任何可信度。当时他们内部的数字是，截至1938年7月，共有160万上瘾者，而他们的公开数字则是592354名（Merrill 1942，109）。
[9] 伪满洲国和1935年11月在冀东建立的所谓“第二个满洲国”统治下的愤怒的中国民众曾经试图暗杀那些有治外法权的日本人贩子和毒贩子。最有名的事件发生在“第二满洲国”的伪都通州，1937年7月29日，中国抵抗者杀死了223名日本人，这些日本人几乎全都是毒贩子（Shinobu S. 1991）。
[10] 1932年秋，星野命令中国下属在《盛京时报》等中文报纸里夹送鸦片。驹井德三在报纸上发表谈话，说鸦片是伪满洲国“人民所喜欢的东西”，而且“许多农民”依赖鸦片维持家庭生活（RDQDZX，1991，卷14，815）。星野禁止在日文报纸中出现任何与毒品相关的文字。
[11] 此处疑有误，金名世是1994年担任民生大臣的，1945年部门改组，他担任厚生大臣。——译者注。
[12] 斯蒂芬·田中（Stephan Tanaka 1993）关于日中关系史的著作至今无出其右。
[13] 据说，古海曾经说政权高层的中国人与日本人薪水差距比伪满洲国下层机构的差距要小得多。20世纪30年代东北地区宪兵队一位名叫林幾的警官记录道，30年代末一位伪满洲国日本警察的薪水是75日元，朝鲜警察是25日元，而中国警察是10日元（1993，208）。
[14] 关于星野的进一步讨论，请参看我的下一本书Japan’s Jihad。
[15] Kathryn Meyer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谈到星野运作政府官员与投机分子狼狈为奸的事迹。参见Meyer and Parssinen 1998，190。
[16] 地方的鸦片专卖公署是可以捞油水的公职，这是当时公开的秘密。虽然伪满洲国建立初年面临劳动力短缺，但仍有超过1000名日本人竞争公务员岗位（IPS Records，“Opium Monopoly in Manchukuo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Kwantung Army”，196）。
[17] 即长春市。——译者注
[18] 简宁斯称，1939年以后的伪满洲国收入利润大约是它呈送给日本外务省的内部数字的1/3（1997，138，n.72）。山田豪一（2002）认为，《满洲国年报》与内部呈送给日本银行和外务省的数据之间的差距大概是50%。
[19] 即淞沪抗战。——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