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课业
许多人不同意设立一个计划部门，专门负责为所有人思考……但这些人士如果坚持这一看法，则必须也反对现代工业发展的总体趋势。
——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科学管理原理》
武力暗示或武力威胁足以保证人民的服从。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柯比（William Colby），
关于越南战争凤凰计划的出庭证词，1970年
昭和（1926—1989）初年的资本主义色欲——奇异文化研究者受到马克思的启发，撰写大量资料，详述经济、个人和政治各方面的“变态”对日本人和日本社会产生的影响。允诺“一夜致富”的传销诈骗、层出不穷的绑架陷阱、卖仙丹和春药的江湖郎中，不一而足。研究者们警告天真的读者，要警惕新帝国资本主义的吃人之心。中山由五郎的《变态处世法》极其详细地描述了人贩子、放高利贷者、“吸血鬼”、诈骗犯和卖假冒广告的人。日本“一战”后的大部分劫掠事件都是他们干的。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挣钱，“操控人心最底层的欲望”，“依靠死亡赚钱”（Nakayama 1929，3，708）。野马次郎在他的巨著《变态爱欲研究》中联想到，一旦资本主义变态的制造者们控制了全社会，将会造成多大的灾难，简直让人不寒而栗（1930，5）。
20世纪30年代的伪满洲国就是那种灾难景象。变态的实施者们以资本主义劫掠的形式享有绝对统治权，其恶劣程度举世无双。政府和军队高层犹豫了18个月之后，终于决定支持伪满土地上的猎金军人。甘粕正彦等举世闻名的杀人犯变成了伪满的公众人物，代表伪满出访两个法西斯同盟国德国和意大利。
日据时期东北地区的三类重要主体是：从事洗钱的新官僚、战争贩子和强制劳动的雇主。前两类的代表人物是岸信介（1896—1987）和鲇川义介（1880—1967），他们乃是促进伪满发展的各种剥削模式的真正受益者，剥削方式包括宪兵队没收财物、官方和非官方的毒品走私、对土地的军事征用。古海和岸信介两位新官僚的职责是把抢来的财物和毒资洗干净。自1937年中期起，岸信介兼任伪满洲国产业部次长和总务厅次长。他是1936年至1939年间伪满文人政府中权力最大的人物，东条英机上台时，他担任日本商工大臣，商工省和军需省合并后，任军需省次官。1955年创建了自民党，以及日本的一党专政体制，并两度担任首相。“二战”后，他曾经承认自己在伪满期间从事大量洗钱工作（Ota 2005，421—422）。鲇川是20年代中期起日本最重要的工业资本家之一，也是日产株式会社的创始人。1937年12月，他把日产总部搬到了伪满首都，主要依靠伪满洲国的“五年计划”赚取利润（Kobayashi 1995a）。
岸信介常常被拎出来当作“新官僚”的典型代表。作为一个团体，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另外，他还负责监督伪满的“五年计划”实施进展。学界对这些新官僚一直有研究，但直到最近才开始注意台湾与朝鲜殖民地的日本官僚与那些在伪满发迹的官僚之间的关系（Pauer 1999）。
波形昭一关于后藤新平在台湾的“开明专制”和其他日本官僚在朝鲜的统治的研究，与我的思路十分契合，他试图辨析的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殖民边缘对日本本土统治制度的影响要比欧美列强施加的影响更大。波形昭一（2000）提出，殖民地改造成“官僚王国”之际，殖民统治的楷模便是伪满的岸信介。纐缬厚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日本殖民帝国主义进程中的官僚所发挥的作用是“维持统治与服从的殖民秩序”（2005，99）。主权实践巩固秩序的领域分为三个方面：行政、立法和司法。通常这三个领域分别由管理人员、政客以及法官和警察主宰，而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这三个领域集中到了一起。后藤新平为殖民统治建立了一整套生命政治准则，而规定这些准则的则是自由商业资本主义与殖民扩张的复合体，我称之为“作为战争延续的商业”。后藤提出“文藻的武备”来解决1905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遇到的主要问题：赢得1895年和1904—1905年两场战争之后，如何巩固帝国主义并将触角延伸至亚洲大陆。他预言，劳动力和移民管理与固定资产建设和商业管理两方面互相配合，能够解决帝国面临的问题。
虽然后藤新平的名声主要来自他的行政（纐缬厚所说的三个领域之一），但他还建立了双轨制的司法制度：台湾人遵循地方习惯法，而日本殖民者，如果需要适用法律的话，则遵循更为现代的日本帝国民法。[1]后藤把他在台湾的幕僚带到东北，于1906年在关东州建立了一套类似的双轨制。
我们检视从后藤新平到岸信介这么一条殖民官僚统治的线索，可以从中辨析生命政治与死亡政治之间的差异。与后藤相反，岸信介几乎在伪满没有做任何司法和立法领域的工作。木田清（1900—1993）担任伪总务厅人事处人事科长之前在岸信介手下工作，他谈及上司时说：“要知道，岸信介称每一个中国人为无法无天的土匪。”（引自Ota 2005，320）小林秀雄只是日本高层轻蔑中国人最公开的一个罢了，所有官僚都用种族歧视的词语私下称呼中国人（Kobayashi 1995a，196）。和一切殖民主义种族歧视一样，三木清和古海忠之一致认为，既然他们上司说中国人“无法无天”“缺乏管教”，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在伪满洲国建立一套司法制度，因为中国人根本不具备守法能力。
岸信介眼中的东北地区形象很容易辨识。首先，他常用的词是“满洲”，而不是“满洲国”，这是当时日本精英的普遍说法。拒绝承认伪满洲国的国家性质，这体现了岸信介的中国观，他认为中国是静止的、物化的对象，像他常去的东京浅草地区购买的商品一样（Ota 2005，46）。中国这个国家，就像中国人一样，是拿来消费的商品。古海60年代对一位记者说，他的朋友甘粕正彦和岸信介都持有同样的中国观：确保他们知道日本人才是掌握金钱和权力的人；你跟他们讲清楚，他们就不会找你麻烦（41）。换言之，虽然岸信介觉得中国人太过野蛮，缺乏足够的人类理性来遵守法律（同本章题词中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越南人的看法如出一辙），但是中国人像狗或其他什么动物一样，至少能够理解武力的含义。古海贬低中国人的时候脑子是很清楚的。1954年他在中国出庭做证，解释关于伪满洲国对待中国苦力的政策：把苦力改造成“日本皇军的机械延伸，机械地绝对服从”（RDQDZY，卷14，862）。他在另一处说，帝国主义者普遍使用违反人道的方法对付中国劳工，强迫中国人像机器一样工作，这被看作是教训中国人的“日语寓言”（864）。
与后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岸信介白天与同事们工作，晚上则与军国主义者和黑帮头目厮混。他在伪满三年间，除了去东京和每月去一趟大连，极少离开伪都。大连离伪都新京大约600公里。根据塩田潮的说法，他去中国的日本消费区的原因是搜寻日本女人。他和古海就像学生春游一样，乘上装有空调、科技先进的满铁亚洲号列车，很快“到了大连，到处是小妞”（Shiota 2006，107）。古海在大连有房子，他妻子住在那儿，但古海每次只是在家里稍微停留一下，然后就跟岸信介到城里玩儿去了。岸信介玩得最凶的地方是大连的妓院，但他在新京也不安分。总务厅办公楼附近，不论是他最喜欢的八代日式酒店，还是其他三家就近的日式酒吧，他都经常与里面的女招待和妓女上床。和那些没教养的投机分子和军国主义者不一样，他不会和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前门走，而是安排司机从后门接他们偷偷到旅店。因此他买春的经历不太为人所知，但是这并不表明岸信介安分守己。相反，1946年他关押在巢鸭监狱时回忆自己的伪满岁月：“我去过很多次，这无法否认。”（引自Ota 2005，278）
作为商业延续的战争
故事还得从头讲起。岸信介于1921年进入日本商工省时貌不惊人，一步一步慢慢往上爬。1926年，他被派出国考察美国、英格兰和德国，考察结束后，他上交了一份政策报告，堪称国内首次审视弗雷德里克·泰勒的劳动管理、经济计划与行业改革方面的理论。岸信介惊讶于美国工厂非人的、泰勒式管理下的工人们所带动的生产力潜能，而让他更为惊讶的是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计划。数年后，他敦促日本高层借鉴德国模式：“虽然日本和德国的自然资源相等，德国人却通过结合技术工程师与商业管理和计划的智慧，发明了经济发展的理性计划。”（引自Hara Y. 2007，39）岸信介1930年再度被派往美国和德国考察，回国后发表了数次演讲。[2]这些演讲的重要性在于：给日本高层灌输了“产业合理化”的观念，并且更重要的是，吸引了极为重要的极端民族主义军队高官，他们后来成为岸信介的挚友。
岸信介的“产业合理化”理论成为日本高层经济规划的代名词，并且，当时许多人正在争论解决东北政治困局的重要军事方案，而凭借他与军队高官日益深厚的情谊，“产业合理化”理论开始用来筹划大规模战争（Kobayashi 2005a，36—42）。虽然“一战”后日本军事预算缩减，但是，大正时期（1912—1926）进行军队精简之前，军队于1918年推动通过一部重要法律，允许“战争时期立即采取经济管制”（Boeicho boei Kenkyujo 1967，36—44）。军队领导人后来在30年代称这部《军需工业动员法》为拉动总体战的法律杠杆。另一位殖民地官僚宫崎正义在大连与满铁合作了10年时间，1932年年中回到东京，与总体战专家石原莞尔一起建立委员会，规划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两人以及岸信介看来，战争是商业的延续，而经济计划显然是一场战争。宫崎等日本高层认为，亚洲大陆的军事扩张是解决日本1929年经济危机的一种手段。
岸信介认为，以作为资本主义商业延续的战争形式，经济计划中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观念必须让位给产业合并，最好能创造出一两家垄断集团。公司合并比追逐利润更加重要。利润当然允许存在，甚至许多时候获得保障，但是，只能通过自上而下的劳动力榨取方式——其严酷程度比自由资本主义还厉害（Kishi 1932）。就伪满的经济计划而言，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要求一个产业合并成一家公司（“一行一社”），新官僚负责计划和命令，工资尽量压低。中国劳工的工资甚至低于“基本的社会再生产”条件。换言之，岸信介建立和运营伪满洲国之际，工人们的生命根本难以为继。
有必要指出的是，岸信介起初是以经济计划师的身份闻名，其次才是鄙视民主、赞扬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右翼分子，所以，关东军很器重他，让他来经营伪满洲国的经济事务。直至90年代中期，学术界仍然视关东军为一切统治事务的总权威。但是，关于宫崎正义的中文研究，以及着重强调总务厅的权力的研究著作（ZDLSG，95—98；RDQDZY，卷3，312—313；Kobayashi 2007b；Mimura 2002）使得晚近的研究著作，包括本书在内，转而突出伪满洲国新官僚的权力。岸信介“二战”后接受采访时讲得很坦白，虽然谈话记录有些微差别，但他1981年回答记者原义久提问时明白地说，只要长期目标是把经济导向总体战，那么“计划和管理的最终权力就掌握在我手中”（Hara Y.1993，35）。他回忆自己曾屡次与军队发生冲突；他告诉军队把经济计划交给像他这样的专家来做，“隔行如隔山”（引自Ota 2005，271）。他坚称自己赴伪满洲国为总体战建立基础设施的条件是，军队必须授予他绝对的控制权。我们在此关注的首要问题是，总体战的系统筹备首先是由伪满政府高层来实行，其次才是东京（Kobayashi 2004；Koketsu 2005）。
岸信介来到伪满洲国之际，他脑子里非常清楚总体战的经济计划的必要条件：全面掌控温顺的、非人化的中国劳动力大军、日本管理者和规划师的“超人化”以及他在德国学到的重点产业扶持政策。他白天工作，夜晚狂欢[3]，战争计划经济的细则很快出炉。岸信介不久便发觉，伪满是他玩弄女人和试验泰勒主义的理想场所；他肯定很高兴，自己遇到了这么好的一片殖民地，温顺的中国苦力已经经受30年的训练，服从于日本殖民者。星野与甘粕1932年与正义团和国粹会这两个善于恐吓中国工人和包头的黑帮团伙签订协议，这更加方便了岸信介的“劳动管理”方案。他在伪满的夜生活娱乐期间与黑帮头目有了私交，这些黑帮分子后来成为他的政治机器的重要赞助人（Ota 2005）。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说，1906年起日本精英就依赖于几乎免费的中国劳工。另外，后藤新平，这位具有创新精神的新官僚，建立了满铁的调查部门，实质上是计划部门，用泰勒的本章题词来说，“专门负责为所有人思考”。所以，岸信介兼并了欧美的劳动管理和经济计划以及日本殖民统治的特性（黑帮分子用武力威吓，投机分子则用毒品麻痹中国劳工），结果形成了几乎密不透风的一套体制，工业资本主义的手段结合总体战和死亡的目的。后藤的生命政治演变为岸信介的死亡政治。
解形吸纳
我在本书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借鉴奈格里等自发性（autonomous）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成果，追溯了资本主义的一条轨迹，它从运作于形式吸纳的生命政治，发展到由实际吸纳驱动的神经政治。虽然自发性马克思主义具有很高价值，但这种理论过于偏袒现代化进程，和马克思本人一样，他们都把现代化进程当作必要的社会进步结果。实际上，奈格里曾坦率地推崇实际吸纳所具有的现代化优势。他承认现代化的效应总是具有两面性，但他坚持认为，资本主义革命性的那一面不可取消。他认为后福特主义时代的工人互相合作、分享想法，这在整个社会当中占据主流，所以，实际吸纳阶段的斗争核心应该是“针对合作的剥削”问题（Negri 2005，129）。换言之，合作和社会化进程是给定的客观条件。
但是，泰勒式的劳动管理需要在马克思所说的“精神和物质劳动”之间竖起一道严格的防火墙，而伪满洲国的殖民环境正符合泰勒主义的区隔主张。除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服从关系以外，规划者与官僚同为日本人，两者之间存在横向的合作关系，而规划者与中国劳工之间则因为语言差异而没有纵向合作关系。几乎所有在迅速工业化的伪满洲国打工的中国劳工都只能讲汉语，而所有的管理层和规划者则讲日语。自发性马克思主义者无法解释这些合作的巨大障碍，所以我们需要超越他们的分析框架，以形构岸信介所复制的支配结构。伪满发生的实际吸纳并不导向实用价值的扩大，也没有产生新的集体主体；相反，它结合了形式吸纳中的绝对剩余价值榨取（无须考虑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与实际吸纳中技术、机器投资所带来的相对剩余价值榨取。我称这种普遍的、绝对的剩余价值榨取——甚至包括/容许工人死亡——以及高强度的生产过程投资为解形吸纳。我们沿着从殖民主义生命政治到法西斯主义死亡政治这条轨迹——同时谨记这一过程中神经政治隐含的资本主义物化功能——可以辨识出岸信介的死亡政治“死亡准则”。这与后藤新平的生命政治“生命准则”形成对比。
伪满的华北苦力所遭受的解形吸纳与形式吸纳之间的差别在于，形式吸纳受到来自实际吸纳所驱动的神经政治入侵。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没有讨论神经政治运作于劳动力身上的方式，而是聚焦于图像商品。但是，工厂的技术投入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表明，实际吸纳正在取代农业中的形式吸纳。1929年经济大萧条袭击日本，大多数农村家庭只能通过借钱或者卖儿鬻女维持生计，进一步堕入实际吸纳的控制（Nagahara 1989）。
伪满的苦力还遭受着神经政治的入侵，1935年3月出台的《外籍劳工监管规则》规定所有的华北苦力都必须接受注册和身体检查，这给了甘粕正彦的大东公司许多权力（MKS，1971，卷2，1155—1156；RDQDZY，卷14，861）。满铁基于他们早年的研究，强烈呼吁中国劳工按手印、拍照注册。在和田敏男（Wada Toshio——音译）的领导下，满铁建立了一套基本能力测验，“科学地”裁定最适合做苦力的肌肉力量和驯服程度标准。和田的团队使用泰勒主义的人体测量学——史蒂芬·哥德（Stephen J.Gould）称之为法西斯主义的“人体错量”——按照体型、头型、鼻子和下颚造型等标准给中国工人分类。他们创建数据卡系统，将各种身体数据加以量化，供日本雇主和移民管理局使用。满铁将苦力分为三类：山东苦力、河北苦力和满洲苦力。山东苦力一直占华北劳工总数的70%以上，他们的特征是“宽脑门，象征没有文化和能力”，“后背结实，手劲足”。他们的身体数据包括“宽下额，头颅周长55厘米，面长大约是下巴宽度的1.35至1.4倍，颊骨突出，低智商，牙齿大，鼻梁形状象征着他们的温顺、顺从和野蛮”，总的来说“是从事体力劳动的理想形态”。河北苦力比山东的稍微聪明一点儿，因为他们的头颅形状“在人种学上更为优越”。由于这一种族特征，河北苦力适合做木匠、泥水匠和砌砖等含有技术要求的工作（Tucker 2005，32—33）。
星野直树1936年12月就任伪国务院总务长官，不久后，他任命岸信介担任他以前的职位——产业部次长，后者于1937年7月初就任。岸信介虽然是“次长”，但他拥有的权力几乎无限。石原和宫崎的工业发展“五年计划”1937年4月开始，岸信介乃是具体负责实施的人。我们无从得知岸信介当时关于伪满的所谓“苦力问题”的态度，但是，鉴于关东军委托他全方面负责伪满经济事务，我们可以稳妥地推定，他会苦心积虑地维持廉价中国劳动力大军。关东军出于安全考虑，还考虑到未来要吸引数百万日本工人到伪满来工作，所以，“九·一八”事变后，他们要限制华北劳工进入伪满洲国。这一政策维持了三年左右，但到了1935年，这些限制逐渐松动，因为军方认为宪兵队已经能够掌控星野的大东公司（截至1935年，该公司据称登记了49.1万名苦力，并且留有他们的照片），再加上，黑帮法西斯主义者镇压中国工人的能力越来越强。
1937年4月，“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后，伪满对待中国劳工的政策完全逆转，这其中岸信介发生了作用。小岛敏男虽然没有具体指名道姓，但他关于伪满劳工政策的概述强调了“文职官僚取代军队制定华北劳工政策”的后果（Eda et al. 2002，39）。1937年8月10日，伪满国务院通过了实际上由星野直树和岸信介控制的总务厅所制定的《满洲国劳动统制要纲（案）》。[4]这一政策方针坐实了小岛所强调的政权转变。法令序言明白地说：“亟待建立满洲劳工协会以满足迅速的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管理的需要。劳工协会不得阻碍吸引日本人移民的政策，管理和宽容中国人力资源，同时继续严格管理本国工人和外来工人。”（Minami Manshu tetsudo kabushiki geisha keizai chosakai 1937[1980]，368）
这一法令授予劳工协会招募和调动中国劳工及其工资的权力。关于募集劳动力，劳工协会将实施“贼役合理化”，以及“利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力”（Minami Manshu tetsudo kabushiki geisha keizai chosakai 1937[1980]，368）。依照伪满洲国的殖民话语系统，“贼”指的是任何不公开表态支持日本统治的人。而“合理化”指的不仅是暴民和其他“罪犯”的强制劳动政策；从此，劳工协会将主导合理化进程，而不再是宪兵队和黑帮的特权。儿童和妇女的劳动将被纳入官方政策范围，因为伪满洲国内部“扩大劳动力资源”意味着，不单要增加苦力的输入，还要求“募集”中国农民参加“五年计划”的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协会将教导中国妇女和儿童代替那些已经送入劳工营的男性从事农业劳动，用岸信介的话来说，这就是所谓的“合理化”。
统一工资标准政策更为恶劣。我们应将其视为岸信介对那些拒绝压低工人工资的资本家的警告，尽量降低工资乃是泰勒主义和日本殖民资本主义的基本措施。岸信介的计划经济是要完成生产任务和利润指标，而不是与其他日本公司竞争；利润主要来自于尽量低地“合理化”劳动力成本。工资合理化的顶点即取消工资，免费的强制劳动。
法令最后一章的标题是“宗旨”，总务厅在其中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要完全扭转伪满洲国的劳工政策，从原先的限制输入华北劳工、鼓励输入日本人，转为扩大中国劳工数量。1937年时的伪满洲国上下一致认为，需要动员尽量多的中国苦力，以解决“苦力问题”：“出台新政策的原因是，要保证劳动力资源增长和技能训练，随时能够将劳动力派往任何地点。”（Minami Manshu tetsudo kabushiki geisha keizai chosakai 1937[1980]，369）
这项政策归功于总务厅，但岸信介的参与显而易见。“合理化”“科学管理”“劳工管制”，这些语言与他早年的演讲与写作非常相似，他作为“五年计划”的总负责人，他的工作重心之一便是治理劳动力缺失问题。他常常要倾听各地的日本资本家抱怨，由于伪满的普遍劳动力“管制”，他们的营业利润上不上去。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政治事业前途取决于“五年计划”之成败，所以他肯定会想到要扩大华北劳工输入规模，并进一步管制伪满的强制、无偿劳动力。民生部使用和总务厅一样的一套词汇，于1937年10月9日颁布第41号令，这是日本帝国主义首次正式采用强制劳动政策。[5]为了响应8月10日的方针所说的“在如今的紧急状态……国内劳动力资源合理化和增长”的急剧进程，第41号令的第5条授权伪满各个机构利用“各种强制募集的方法，以满足劳动力需求”（MKS，1971，卷2，1160—1165）。甚至在1937年8月岸信介领导的总务厅制定第一个强制劳动方针之前，“反满罪犯”实际上已经在进行强制劳动。伪满建国的头几年，这些所谓的罪犯是反抗日本入侵的中国军民。日军扫荡取得成功之后，他们命令俘虏建造新占领地区的基础设施。1938年则出现了一个新的范畴，称为“浮浪者”[6]，这使得伪满警察和宪兵队有权抓捕在街上走动的任何一个人然后送去劳动营。中国男性面临被归为“浮浪者”的危险，只要他们遭到询问时拿不出合法的居住证或劳工证，就有可能会被招募去从事有生命危险的永久强制劳动。1940年之后，18岁至50岁之间伪满的男性居民如果每年没有从事无偿劳动，或者没有相关的官方证明，也会面临同样的危险（RDQDZY，卷14，875；Eda et al.2002，367）。
1941年9月10日，伪国务院通过了总务厅指定的另一项政策，规定每一个所谓的“满洲国人”每三年要服役长达六个月的义务劳动；1942年，变更为每三年从事一年的义务劳动。该法律规定要支付小额补助以维持家庭成员的农耕生活，但是实际上几乎没有补助（RDQDZY，卷14，884）。1938年起，中国男性要每三年从事三个月的劳动，实际总数大概是1500万人，1944年时人数高达1800万人（820）。1942年这项法律将劳动时间延长为一年，使得许多“合法”的强制劳动者服役结束后根本没有力气回家。我们从战争法庭审判记录中的中国和日本监工的证词中得知，许多伪满的强制劳动者没有被释放；实际上，他们被当作是正常的损耗，工作直至死亡（916，924—926）。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华北的中国人从战俘营里面被抓出来送去伪满洲国劳动。居之芬提供了1942—1944年间强制劳动者的准确数字。若干日本高层官员的证词表明，强制劳动从1938年就开始了。古海和金名世两人估计每年大约有100万被俘的华北人民被送到伪满。居之芬提供的1942—1944年间的数据是240万人，再加上前四年的400万，一共有640万华北强制劳工（RDQDZY，卷14，820；Ju 2007，218）。第四类强制劳动者是那些受到大东公司和日本劳工协会等劳动力招募公司所诱骗的华北地区居民。日本雇主利用日军扫荡造成的社会动乱和经济萧条，吸引许多华北的无业人员去伪满工作。庄建平开拓性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去伪满工作的中国人都受到了错误信息的误导。济南、青岛等日据城市的招工人员利用电影等神经政治手段来灌输错误信息。大东公司赞助活动，为贫穷的中国人晚间放映免费电影。这些放映活动通常包括满洲的中式景色，由甘粕正彦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拍摄制作，主演是李香兰，这位日本的性感女星试图以中国人的形象吸引观众，然后放映的是满洲的美女和富人生活，最后是一部日本动画片。每部电影的主题都是“满洲国的幸福景象”（Zhuang 2007，233）。满映也赞助农村的免费电影放映活动，发行伪满招工机构的广告电影。失业的中国人决定去伪满洲国以前通常参加过三至四次这样的电影放映活动。庄建平称，1938年两家大型招工机构招到满洲工作的人数是49.2万人，1939年是100万人，1940年是130万人，1941年是100万人（231）。如果加上伪满“国内”的强制劳工数目，这些数字与古海和金名世提供的数字大致相符。不过，虽然这些劳动者误信了关于幸福生活、工资、工作环境的谎言，但是工作契约到期后他们通常能够自由地返回华北。而在这个招工系统以外前往伪满工作的强制劳工则注定要死在那里。
脏衣服
岸信介自诩为“东方的花花公子”，忙着安排中国洗衣女工在大和旅馆和其他交际场所洗衣服。但是他无法与洗钱摆脱干系。总务厅弘报处长武藤富男是岸信介和甘粕的密友，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岸信介总是“四处扔钱”：“除了薪水以外，他每月还给我200日元”（Muto 1956，71）。武藤回忆起岸信介花钱的场面——没有任何发票或账簿信息保存下来——许多高层官僚都曾受益于“他的自由开销”（引自Iwami 1994，77）。另一位文职官员木田清说，当时不需要额外去捞钱，因为“从来不缺钱，岸信介到处撒钱……其样子更像是投机分子和罪犯的”（引自Iwami 1994，76）。
实际上，伪满洲国的确利用了投机分子和黑帮的运作模式，两者的区别日益模糊。岸信介1936年秋调到伪满洲国工作的第二天，他就与甘粕正彦会面。我们不知道他们具体谈了些什么，反正他们很快成为了朋友。我们知道的是，岸信介参与了甘粕的贩毒组织，受益于甘粕的慷慨相助，有时还反过来资助甘粕的事业（Hara Y.2007；Ota 2005）。另外，甘粕到达伪满洲国数月后，他把岸信介介绍给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毒贩里见甫。里见甫当时冒充中国人。岸信介与里见甫初次见面的时间大约是1937年年初，当时岸信介正在天津打点伪满洲国政府的秘密鸦片生意。1937年12月，里见甫被调到上海，他在上海一直工作到“二战”结束，通过经营鸦片生意来为日军提供资金，帮助日军在东亚、东南亚战场和美国的太平洋战场双线作战（Sano 2005）。这里，我们有必要提及岸信介当初不愿意来伪满洲国的两个原因。一是他担心政府没有贷款抵押来支持“五年计划”。而是担心工业发展会超过军事需求，造成生产过剩。1937年7月开打的中日战争和未来与苏联的战争显然解决了岸信介的第二个担忧。第一个担忧大约是与甘粕会面后解决的。从那以后岸信介就没有表露过对资金问题的担忧。正如我在本书第七章中所说，巨额鸦片利润成为1932年伪满第一批贷款的保证。截至1936年，吗啡和海洛因的销售利润又增加了伪满的贷款信用。当时清楚巨额毒品利润的不只是甘粕一个人，岸信介肯定也知道。他不用等到进入政权高层后才知道这方面的秘密。根据民政部长金名世的说法，甘粕在总务厅向星野报告时，“满洲国毒品行业的总体方针就已确立”（RDQDZY，卷14，821）。
这个时期关于岸信介的照片和文字记录都把他描绘得容光焕发：风趣幽默，白天散钱，晚上纵情声色。任职的第二年，他已经是可以玩转巨资的风云人物。木田清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岸信介是不是会炼金术（Ota 2005，336）。岸信介的助手们则更为知晓内情，他们知道所谓的“炼金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岸信介当时的口头禅之一是“只有流水能溜过我的指缝”。[7]除了木田清，所有人都知道岸信介暗指的是洗钱。1939年10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他离开伪满之前，召集所有的朋友在他最喜欢的日本饭店聚会。据木田清和古海的描述（当时鲇川在日本，而星野则已经与岸信介道别过了），岸信介清楚地告知他们，他自己的政治目标究竟是什么。除了寻求支持以外，他还传授一些自己在伪满执行“五年计划”的金融秘诀。他教授的“日本的课业”之一是“政治资金只有经过过滤器之后才能使用。不论资金何时发生问题，政治家都可以确保他用的水干干净净”（引自Ota 2005，421）。
岸信介是法西斯主义者北一辉1919年发表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Nihon Kaizō hōan 1971）的强力支持者，后者呼吁复兴天皇国体，打击工会和政党组织。北一辉强调日本管理层要尽量压榨中国工人的血液，还要过滤掉中国人血水中的杂质，这与后藤新平吸纳免疫体的生命政治理念完全相反。岸信介的死亡政治学要划清法西斯主体与外界免疫体之间的界限。国体论影响下的这种对中国病原体的恐惧症当时盛行于伪满的日本官僚层，但真正公开这么说的要留待“二战”结束后日本最有势力的流氓儿玉誉士夫之口。儿玉誉士夫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满洲和上海从事非法勾当，他在上海与岸信介相识。这个时期，他高调宣扬这种“免疫隔离”的死亡政治论，他教训那些在伪满洲国活动的投机分子和流氓手下：“我们日本人是吊桶里的纯净水；中国人是长江里的脏水。但要小心。只要一点儿大便掉进我们的吊桶，我们整个就会被污染。所有的中国马桶都倒入长江，他们永远都是脏东西。而我们必须保持纯洁。”（引自Meyer 2003，210；参见Haruna 2000）
岸信介身着伪满洲国协和会制服，与日本下属们在一起，伪满洲国，1938年前后
来源：《幻影：满映》（幻のキネマ満映），1989
国体成为变态
不论污染源是他自己的精液、中国人的粪便或伪满的毒资，他都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叫人来清理。伪满洗钱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最普遍的方式是：1932年7月1日，伪满洲中央银行依靠从原来的中国四大银行搜刮来的资产开业了，而甚至在此之前，关东军就已设立了特殊财产资金部。这个部门后来并入中央银行，1941年前则独立运作，安富步称其为“将黑市资金转入伪满洲中央银行的通道”（1999，90）。洗钱变成惯例，财政部的官方月刊《财会月报》甚至在1940年初进行了公开报道（Kinyu Geppo，1944年7月31日；1944年8月31日）。
但是，洗钱方式不限于此。根据金子文夫（Kaneko Fumio，1995）的说法，伪满的金融体系从一开始就刻意不受日本中央银行控制。东京的财政部官员不单拒绝审计监督，甚至他们自己也参与其中。不透名的体系设计明显考虑到了洗钱的因素（Kaneko Fumio，私人访谈，2007年11月9日）。安富步撰写了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关于伪满洲国银行体系的专著，他在其中说，洗钱体系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鸦片直到“二战”结束前都是伪满的主要出口产品（1999，91）。安富步没有提及海洛因和吗啡带来的巨额收入，以及对中国人的持续掠夺，但是很明显，伪满洲中央银行充分利用了金融体系的不透明性，来保护鸦片贸易和劫掠财物的隐私。
迟来的日产？
鲇川义介把他的日产财阀集团搬到伪满洲国的伪都一个多月后，岸信介和关东军一起为他在大和旅馆举办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同一时候，日军正在南京实施大屠杀（Hara A.1976，233）。时间是12月27日，伪国务院的产业“五年计划”正式开始实施，迎接日产株式会社来到伪满，日产在伪满换了新名字——“满业”。鲇川的住所是大和旅馆二楼的豪华套房，他与两位邻居很快成为好友：岸信介和甘粕。木田清是200位欢迎宴会的嘉宾之一，200人的名单几乎全部是日本人，中国人只有8位伪国务院的官员。木田清激动地说，鲇川是他所见过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回忆起当时鲇川发表的第一篇雄心勃勃的伪满宣言：“日本技术加上中国资源，这是我们成功的关键。但我们还需要日本及其他国家更多的技术和工程师。一旦这些资源调动起来，我们就能利用海量的中国劳工，大概有4000万！我坚定地相信，如果你有超过4000万的中国人，用上日本工程技术，用10年时间我们就能超过日本国内的发展水平。”（引自Muto 1989，136）
鲇川常常将中国东北地区比作一块“待写的白板”，仰赖日本帝国主义的垂青（Ayukawa Yoshisuke kankei bunsho 331.4，8/9）[8]，1936年10月赞叹日本的东亚帝国主义战争后，他的论调发生了一些转变。中国仍然是一块白板，但拥有大片资源可供利用。鲇川考虑了大约一年时间，决定把日产移到伪满洲国经营，当时许多日本人认为这风险很大。鲇川自己的说法包含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日满共荣”）和资本主义市场的文明教化功能。[9]
关于日产株式会社最早的左翼研究则对其搬迁中国做出了不同解释（Hara A. 1976；Suzuki 1992）。鲇川1928年创立日产财阀，将他的钢铁与机械制造业与三井株式会社和久原房之助联合起来。久原房之助（1869—1965）是鲇川的连襟，也是当时的工业家和有影响力的法西斯主义者。随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股市猛涨，日产的资产水涨船高。新的日产财阀与三菱等财阀的不同之处在于，日产没有自己的银行，资金来自股票所有者；20世纪30年代末，小股东占据了日产50%以上的股权。而最关键的区别是，日产涉足重工业，尤其是日产汽车、日产化学和日立。鲇川1932年依靠户物株式会社[10]的机械零件产品卖给三家制造军用卡车的公司，而从军队那里获得了大量国防补贴。1934年他创立日产汽车，希望获得更多类似的补贴。我们很难得知国家直接干预的程度，但是至少可以肯定，日产80型卡车从横滨工厂的流水线下线后，其最大的顾客就是日本军队。著名的日产90型汽车也在军中广泛使用。
但是到了1936年，几乎所有的日产股票盈利都被股市崩盘给消耗殆尽。虽然日产汽车及其Datsun牌汽车广受好评，但1934年下半年至1937年初，日产的利润率却直线下滑，而鲇川30年代并购小企业的战略也宣告失败（Iguchi 2003，44）。还有两件事雪上加霜：日本赋税上调，以及技术工人需求增加，导致鲇川所依赖的低工资标准面临严峻挑战。
日产变成满业
伪满洲国的军队领导人大概花了18个月时间才明白过来，把经济交给那些投机分子并非筹备总体战的理想方案。他们还意识到，必须要牺牲金融资本，满足快速工业化的需要。星野和古海是从日本财务省调来的精英，他们正是实施这一转变的工具（Asada and Kobayashi 1972）。1934年6月，星野访问东京后，伪满洲国务院宣布鼓励日本私人投资伪满（Suzuki 1992，268）。那时，伪满的资金主要来自日本政府、黑市贷款和满铁。伪满洲国务院这一令人惊讶的新举措并未真正引来投资者，资金主要还是留在日本国内。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不要把这一资金匮乏理解为关东军反对资本主义的表现。甚至军队内部的极右翼人士也很快忘记了他们自己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批评，偷偷做起了生意。只要传统的财阀体制还没进入伪满洲国，政府就会一直鼓励资本主义企业发展。1933年3月关东军发表《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宣称金融投机行为有损国家未来发展，鼓励“修正过的资本主义”，即包括国家管理的“特殊公司”（与军事侵略相关的行业），以及私人资本家经营的小型和中型产业。另外，军队甚至欢迎外国资本，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保护经营自由（MKS，1971，卷1，382—383）。
石原莞尔苦于军事工业化进展缓慢，又担心苏军在西伯利亚地区军力加强，他利用自己“参谋本部”作战科长的职权加快伪满洲国的建设。他要求宫崎，原来在中国东北地区一起工作的同事，领导一个研究小组，要在1937年之前出台一个军事和工业扩张的“五年计划”。石原和宫崎召集当时最重要的商业、军事和政府官员参与计划。正如小林秀雄所说，“宫崎小组”的目标就是要在经济和金融层面为日本“战时总动员”做准备（1995b，115）。
宫崎小组于1936年夏完成初稿。但是他们结稿前意识到一个问题——没有合适的领导人选来具体实施这项计划。片仓衷和石原等人注意到岸信介关于计划经济的政策报告，认定他是负责总体战的理想人选。1935年夏，军队和文职政府高层开始与岸信介商谈调动伪满的事宜。宫崎小组还需要一位负责汽车和飞机制造业的人物配合岸信介。石原莞尔本人可能1936年1月下旬会见了鲇川（Iguchi 2003，40）。10月下旬，“五年计划”分别由日本政府和伪满政府通过，鲇川接受邀请访问伪满洲国。一到中国，他就会见了岸信介和星野，还与满铁总裁松冈洋右进行了深入交谈——正是这位松冈洋右策划了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的丑剧。鲇川惊艳于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但是还稍微有所保留，因为他没有接触到底下的零件生产商和其他汽车和飞机制造业的小产业主。
岸信介确定领导“五年计划”后，立即命令雇用鲇川。但岸信介知道，鲇川同意到伪满洲国来还需要克服两个障碍：一是军队不愿专门投机的金融财阀染指伪满经济，二是松冈的满铁握有的垄断特权。岸信介利用酒色与金钱打通了关东军的内部关系。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功劳，战后接受采访时他说自己是劝服鲇川来到伪满的功臣（Ota 2005；Hara Y. 2007）。在伪满的岸信介和东京的石原两人软磨硬泡之后，鲇川1937年6月终于同意将日产的大量资产转移到伪满洲国，并于6月26日递交了金融报告（Ayukawa Yoshisuke kankei bunsho 331.4）。日本的经济高层称这是“金融界的二·二六事变”[11]（Iwami 1994，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