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历史的相关叙述大多带有美化资本主义的倾向，将鲇川描绘成一个英雄商人，敢于迎接挑战、克服困难、甘冒风险、征服异域。左翼学者的研究则更为明晰。原彰写道，主要有两条原因说明为什么鲇川绝非英雄：一是日产的财务状况濒临破产，二是日本国内税额提高，伪满洲国的商业税比较低，甚至岸信介1936年年末掌权以前，伪满就已拥有较好的投资环境（1976，238—239）。另外，日本国内看待自由资本主义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舆论日趋保守主义，呼吁降低资本家利润。铃木隆史概述鲇川转移日产的过程时，提出了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观点，他认为鲇川离开国内是为了逃避计划经济的制约（1992，272）。我想接着铃木的观点往下讲，鲇川之所以去伪满洲国，与其说是逃避计划经济，不如说是自己想要操控经济计划——或者至少能与领导经济决策的岸信介混在一起。
有鉴于此，鲇川迁往中国东北的举动绝非冒险。1937年12月17日，日产更名为满业。原彰称，这项交易当时“对他而言是最保险的选择”：“生意的方方面面都已经打点好”（1976，236）。这项丰厚交易的细节广为人知。首先，鲇川获得满铁的除了交通系统以外的所有部门的控制权。作为交换，他允诺为关东军生产卡车。第二，他掌控伪满整个工业化进程，从资源开采，到煤、铁加工，再到最后的工业生产设施建设。鲇川的满业几乎是伪满所有主要企业的独裁者。至于财务方面，总务厅担保所有的本金，并且10年内鲇川的所有投资都将获得每年6%的返利。（这有点儿像Halliburton等公司与美国国防部之间的成本加成交易。）至于红利，伪满政府允许鲇川自由派发（Ayukawa 1937，52—53）。原彰认为，鲇川拿到这么多好处，整个推翻了伪满洲国资本主义原来所设定的限制盈利的宗旨（1976，238）。
起码在伪满建立的第一年（1932年3月——1933年3月），关东军吹嘘自己禁止三井和住友等“腐败的”财阀集团进入伪满。军队和普通民众认为这些财阀是造成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元凶，并指责他们利用1931年12月首相犬养毅取消金本位之机大发横财，财阀集团不得不努力改变负面形象。虽然三井和住友是日本海军和陆军30年代初期军备升级的核心参与者（当时日本军费从预算的25%提高到50%），军队中的激进派仍然对他们不放心。1932年，三井与大仓集团在奉天合作建设一家巨型军工厂。日本1933年5月与中国签订《塘沽协定》，《塘沽协定》赋予日本商人和军人在大片的河北地区投机和掠夺的垄断特权，三井不断地收到来自关东军的意见，于是很快1933年末在河北和伪满开始扩张投资规模和战略。三井与伪满政府的“合资公司”包括日满面粉公司和日本亚麻纺织公司（Fletcher 1989，104）。三井与关东军的合作立马收到成效，当时中国政府为了报复日本的军事侵略而加倍了日本产品入境关税；如果三井没有把工厂迁到伪满洲国和河北，它的生意绝不会这么好。另外，投机分子和猎金军人常常非法入境华北地区，如同鸦片和迷幻药贸易一样，这为走私三井的产品提供了便利。1935年6月的《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帮助日本毒品贸易迅速扩张至长城地区，此时，三井和三菱公开涉足鸦片生产，从伊朗人和土耳其人手中购得鸦片，专门在华北销售（Gendaishi shiryo，卷12，190—191）。1935年11月，河北东部地区成立了所谓的第二个满洲国[12]，进一步刺激了从伪满洲国到华北地区猖狂的日货走私活动。所谓的第二个满洲国于1936年1月颁布了贸易规章，但是日货关税如此之低，几乎是把所有的走私活动都合法化了（Nakamura Takafusa 1983，35—36）。1934年日本外务省发布“天羽声明”，日本霸权逐渐投向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此时几乎所有的日本商业和军事领导人都在准备发展集团经济。与总体战动员同时展开的是迈尔斯·弗莱彻（Miles Fletcher）所说的“贸易动员”（1989，122）。佩刀挥舞在中国战场上，账簿挥舞在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群众与印度海关面前，战争贸易与贸易战争融为一体。
但是，最大的日军合作项目非鲇川莫属。他的日产汽车与日军的生产合同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所以，他奔赴伪满洲国时，肩负的理想是巩固集团经济和关东军“保卫国家”的重任。经济史家一直在苦苦追问，到底鲇川去伪满洲国是为了什么？通过吸引投机来讨好美国？他想通过全球化贸易的文明开化形象来帮助日本推进总体战？不管他自己心里想的是什么，一开始邀请他来伪满洲国的人乃是最有力的总体战鼓吹者——石原莞尔。鲇川是石原的好友，并且是宫崎小组的内部顾问，很难想象他会不知道宫崎和石原的死亡政治计划，与苏联和美国大决战。与当时其他的伪满精英一样，鲇川拼命谋求美国的承认。但我认为，这并不能否定他们的理想，即日本将最终与美国决战，巩固其亚太地区的霸权。
鲇川这个机会主义者，现在成了军事化集团经济的强力鼓吹者。这里有必要提及另一位重要的战争策划者和革新官僚，毛里英於菟，1938年他被称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双面守护神”（Mori hideoto kankei bunsho，223）。至于鲇川，他面对纽约的银行家时大说特说自由贸易和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而面对日本人时，他又表现出一副全心全意支持军事极权保卫国家的面目。他为日本当时重要的大众思想文化杂志《中央公论》1938年9月刊撰写“再反思满洲国之理由”时，似乎忘记了原先的门户开放和自由主义经济理论。[13]他迁往伪满洲国近约一年时间后，仍然在全力争取日本投资。但是他所使用的语言已经变样了，现在讲的一套是经济集团和工资、产品的严格控制。他的口吻不像在日本国内时那样，而是说，殖民地的产品价格要尽量压低，以保证产业工程所需要的土地和其他资源“极端低廉”。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这里最重要的资源——劳动力。在满洲，你建设工程的速度很快，而且成本低，因为工人价格低廉……至于原材料，我们刚才已经讲过铁、煤的丰富资源，但除了这些，工业家门还要重视中国大陆的劳动力资源储备。所需投入的工资成本极其低廉。（Ayukawa Yoshisuke kankei bunsho 911.5）
在当时鲇川的几个大工厂，“极其低廉的工资”是一条秘而不宣的原则。鲇川充分采纳岸信介和星野关于合理化动员囚犯和中国俘虏的建议，他开始在昭和钢铁所使用无偿劳动力。鲇川的满业是伪满洲国最大的两家企业之一，1938年3月，它获得昭和钢铁所55%的控股权。正如劳工史研究者赵光瑞所详细论述的，鲇川接管昭和钢铁所以后，立即采用名为“特殊工人”的强制劳工（Citedin Eda et al.2002，340）。144名“特殊”中国工人于1938年在他厂里从事无偿劳动，到了1939年，“特殊工人”的数量达到690人，其中只有373名工人在那一年幸存下来。特殊工人的数量逐渐增加，直至1941年9月伪满政权颁布《劳务新体制确立要纲》，扩大强制劳动的范围（RDQDZY，卷14，866—869；MKS，1971，卷2，1177—1178）。大约400万华北劳工被强制迁往伪满洲国从事奴隶劳动，时间是从1941年到“二战”结束（大约40%至50%的人在劳动过程中死亡），另外还有700万至800万居住在伪满洲国地区的中国人被迫参加强制劳动，毫无疑问，鲇川从这一践踏人性的罪行之中获利甚多。我们应该注意的是，鲇川还依靠高强度地剥削中国煤炭矿工，享受着低廉的能源价格。岸信介设计的“五年计划”预备用满铁的抚顺煤矿来为鲇川的企业提供低价能源。这一伪满洲国最大的产业，它每年的死亡率和鲇川的昭和钢铁所55%的比例差不多。从1938年到1944年，抚顺煤矿每年4万名“非强制”劳工中就有2.5万名需要“转移”，主要原因是过劳死或不服从命令而处以极刑，只有一小部分能够逃生（Taiheio Senso Kenkyukai 1996，110）。
赵光瑞还论述了另一种榨取形式，鲇川的昭和钢铁所处于日本殖民地劳工体系的核心地位，这一体系绝对区隔了工程和设计人员（永远是日本人）和体力劳动者（永远是中国人）。鲇川常常赞扬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科学化“发展”，但他自己的工厂却等级森严，中国工人绝不被允许掌握工程技术。没有知识的转移，没有“日本的课业”来引导中国人走出文明的黑暗面。相反，赵光瑞称其为“技术封锁”，将工程人员与体力劳动者永世隔绝。极少数职位是日本人与中国人共同工作，但日本人的工资要比中国高3至4倍（Manshu Kogyo Rodo gaikyo Hokoku，1939年8月，79—80）。就算中国人拿到他们最高的工资额，岸信介的工资标准限定也将许多工人推向死亡的边缘，或直接推下深渊，因为从1938年起伪满洲国经济就遭遇严重的通货膨胀。赵光瑞总结道，按照降低成本的原则，“合理化”策略变成了当地中国劳工普遍的强制劳动、饥荒和死亡（Cited in Eda et al.2002，369）。正如我前面所引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分析的那样，鲇川的满业等现代工厂一方面受益于技术、机器投入的扩大，这是实际吸纳的特点；另一方面受益于以超越其再生产能力极限的方式榨取劳动力，这是形式吸纳的特点（德勒兹和加塔利[1977]称之为“资本主义癫狂”）——综合这两方面的特点，我称这个死亡政治的混合体为“解形吸纳”。
鲇川把他的企业迁至伪满洲国，通过对解形吸纳之下的强制劳动和其他各种廉价劳动的合理化管理而赚取巨额利润。这还不包括伪满政权每年给他的补贴。补贴的具体数额难以考证，从1938年至1941年的满业财务报告可以得知（Ayukawa Yoshisuke kankei bunsho 331.6，Mangyo keigyo hokokusho），政府补贴流入满业的形式是直接注资和股票收购。10%的满业私有股份来自于伪满政权的补贴资金。鲇川在财务报告中说补贴占了1939年上下两个半年利润的60%左右，琼斯（F.G.Jones）据此推测，补贴占了满业1940年下半年利润的70%（1949，150）。鲇川这个战争贩子，伙同满业的股票持有者们，建立起总体战所必需的产业，以此来剥夺富人的财产。至于从伪满政权流入鲇川的满业的资金，我在上一张论述了伪满对毒品贸易的依赖程度。毫无疑问，毒资中的一部分直接进入了鲇川的口袋。另外，伪满的文职官员们曾提到，鲇川与甘粕、岸信介交往甚密，都是大和旅馆的住户邻居（Shiota 2006，111）。古海描述那个著名的“奇怪团体”的例行聚会上，鲇川、甘粕、岸信介和古海等人聚在一起探讨“亚洲战略”，甘粕和鲇川这段时期特别亲密，这意味着，鲇川不可能不知道甘粕的毒品走私生意（Citedin Ota 2005，323）。太田直树坦承，“满洲三杰”（甘粕、岸信介和甘粕）的亲密关系与毒品走私带来的巨额利益脱不了干系（322—324）。
虽然满业最终没能成为鲇川所希望的产业巨霸，但他与伪满的“成本加成”协议发挥了作用，帮助他利润逐年上涨，直至1943年。然而，为了继续从伪满的死亡政治资本主义中获取利益，他公开力挺岸信介和关东军的统治政策。甚至在鲇川动身前往伪满洲国以前，他就已经开始修正自己在日本人面前的公共形象，鼓吹经济集团化和严格监管，另一方面，他在国际场合则鼓吹资本自由流通，以吸引美国人的投资。那时候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古海和其他官员曾写道，鲇川参与策划消灭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势力。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他参与军事项目的细节，但鲇川这个时期给满洲以外地区的日本人做的演讲表明，他非常支持日本殖民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战略：以大东亚共荣圈为中心，建设管控经济；排斥个人自由，日本官僚和工程人员掌握无可置疑的权威——鲇川将其概括为光荣的“极权主义”。
1939年1月，鲇川在一个日本工程学校的毕业典礼上发表题为“工程师之地：满洲”的演讲，他敦促所有的毕业生到中国东北地区，去体验他所谓的“满洲风情”（极权主义）。他说，如果自己是在座的年轻人，他一定会去满洲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如果我处在你们的位置，我95%地会肯定自己去满洲；如果我像你们一样年轻，那我百分之百会去满洲……但是我得告诉你们，那里的氛围和国内不一样。你们知道一些关于我个人奋斗的荣耀，现在我们日本人受到的教育是，不要做不利于自己个人发展的事情——如果对自己有利，就去做；如果没有，就不做。这通常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但是，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正在发生剧烈变化，从自由主义转向计划和控制，常用的术语是“极权主义”。不管你怎么称呼它，最重要的是认清一点：从政治的立场看，所有事情都要统一起来。在座的大多数人都知道，通过政治来计划经济发展和巩固极权主义——也就是说，所有个体都融入国家——国家建设在满洲国进展迅速，取得了可喜的成效。（Ayukawa Yoshisuke kankei bunsho 911.5）
鲇川接着夸奖极权主义社会的种种好处。他说，过去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调自主，这已经不适应当代世界，因为现在生产环节需要不同个体联合起来完成同一个目标。每一个个体不能孤立地只想着自己，而是要把自己想成是宏大整体的一个可替换的组成部分。而且，除了物质生产，极权主义中的“时间”概念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个人思考的是短时期内的成本与收益，而鲇川说，短时期的利益正在让位于“长时段”，为伪满洲国的大型产业工程服务。[14]
鲇川不想疏远学生，他说，这个新的极权主义“氛围”需要人投入能量和意志，甚至比自由资本主义更需要个人努力：“极权主义自下而上，最终与国家融合”。然而，他警告学生，这一人类能量不允许质疑：“每个参与进来的人必须要完全相信这一计划，调动自己的力量做出贡献；最终将实现满洲国的美好蓝图，成为东方的天堂”。他在抒情结尾之前——“我真心地呼唤，来满洲吧！”——还挑衅地预测日本帝国主义未来扩张的方式：“弱者将被遗弃在日本国内”。鲇川的挑衅与死亡政治的杀戮律令颇为相似：要么到中国来杀戮，要么留在国内等死。
[1] 这类似乎于英国在非洲殖民地建立的体制，造成Mahmood Mamdani（1996）所说的“分叉国家”。
[2] 演讲内容发表于商工省的期刊《产业合理化》，卷4（1932年1月）和卷9（1932年4月）。
[3] 岸信介在伪满洲国的同事后来说，他每天晚上都去狂欢纵饮，比大部分人更会玩乐（Iwami 1994，57）。他刚来中国时，配有一幢新房和两个佣人。根据其他伪满洲国官员的日记可以得知，大多数日本官僚家里有佣人帮忙做饭，他们只是在周末出去吃喝（Furukawa 2006）。岸信介搬到中国一年后，就又搬到大和旅馆与甘粕和鲇川住在同一层楼。
[4] 伪满洲国大部分政策都是这样出台的，总务厅要么自己撰写、要么与其他部门合作制定，然后交给国务院颁布。后者只是一个橡皮图章，没有最终决策权。
[5] 古海在中国受审时的证词表明，总务厅直到1944年仍然是制定强制劳动政策的主要机构。参见RDQDZX，1991，卷14，857—862。
[6] 日语称为“浮浪人”，指所谓的“社会闲散人员”。——译者注
[7] 参见马克思对金融资本炼金术的批判（1962，515—520）：从货币到货币（MM’）的过程表现为“自发的拜物教”，与实体经济过程断裂（M→C→M’）。
[8] 《鲇川义介关系文书》（Ayukawa Yoshisuke kankei bunsho）是2000年呈送日本国会图书馆的一部档案集。井口治夫的《未竟之业》（Unfinished Busines）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这部文集的资料。但是请读者注意：就像大多数政治密室的通信集一样，这部文集已经被他的家人删改过了，对鲇川有所美化。遗憾的是，《未竟之业》一书没有提及此事。
[9] 他是在一本商业杂志的“大陆雄起”年度特别栏目上这么说的。参见“Greetings from Chairman Ayukawa”，Tairiku ni yhi suru，1938，115—119。
[10] 即现在的日立金属。——译者注
[11] “二·二六”事件是1936年2月26日，在日本发生的陆军青年官兵反叛的事件，是一次由皇道派军人发动的未遂军事政变。政变失败使得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借机清理敌对的皇道派军人的政治势力，巩固了日本军国主义。——译者注
[12] 即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译者注
[13] 我参考的是鲇川的原稿，《中央公论》实际刊登的内容删减了一半（Ayukawa Yoshisuke kankei bunsho 911.5）。
[14] 鲇川明显是在引用当时伪满洲国一位重要的官僚奥村喜和男的观点，后者在他的畅销书《日本政治的革新》（1938）中呼吁日本政治界要进一步发扬法西斯主义。
结论
赤手空拳的劳力与活死人帝国
对，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如何死亡，如何钻进坟墓。
但谁能想到，死亡的课程竟如此艰难。
——杨絮，东北女作家，1943年
工人、农民、商人和学生同胞们！！
过去五年我们身受日匪欺压，不知多少父母兄弟惨遭杀害。不知多少妻子姐妹遭到强暴或跳入火坑，也不知多少人的家庭被毁……眼前的危险不计其数：烧死、活埋、掐死、投入监牢。许多人饥寒交迫，濒临死亡。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散发的传单，1936年4月26日
甘粕正彦是伪满洲国的电影宣传公司“满映”的理事长，他被认为是20世纪40年代初日据中国地区最重要的文化经纪人。定于1943年4月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邀请他担任特别评委，并不让人感到奇怪。甘粕予以拒绝。花三天时间为中国和日本的小说作品颁奖，这绝不是当时正在为日本战争筹款的他想做的事情。甘粕拒绝邀请甚至是件好事儿，因为获奖的作品《贝壳》将他描述为伪满洲国的“毒品王”，如果他在颁奖现场，一定会感到不快吧。
《贝壳》的作者是著名的中国作家李克异（1920—1979，真名袁犀），他身处伪满洲国，以生动描写当地日常生活而出名。《贝壳》讲述的是中国的中产阶级青年在北京和青岛享受毒品、性爱和异化消费主义的生活。故事围绕一对姐妹李玫和李瑛展开，姐姐李玫是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李玫刚与一位四十多岁的教授结婚，很快她发现自己怀上了前男友的孩子。小说暗示她是结婚以后才不情愿地与前男友断绝了关系。她找不到帮她做流产手术的医生，于是对她的新婚丈夫谎称身体不适，与李瑛一起逃亡到青岛的度假别墅（青岛两度被日本控制，分别是1914—1922年和1937—1945年）。日本毒品市场全面渗透华北地区，这是小说的潜在主题。
到了青岛，漂亮的两姐妹爱上了一位喜欢玩乐的男子，名叫白澍。他带着两人领略青岛的夜生活，不久就与李瑛上了床。两姐妹日益陷入她们在北京生活时所钟爱的物质消费。李瑛后来发现白澍与好几个女人上床，幡然醒悟，回到北京独自居住。李玫产下男孩后回到北京，前男友，也即孩子的父亲，开始跟踪她。后来，前男友因为贩卖海洛因而被捕，一位医生威胁李玫，他要向她一无所知的丈夫揭发，那孩子不是他亲生的。小说最后的结局是李玫染上了肺结核。
在沦陷区毒品和疾病泛滥的大背景下，主人公的人生哲学深受商品化的影响。小说的第一段对话是李玫旁听她丈夫赵学文和他朋友的辩论，李玫被他朋友的尼采哲学所吸引：“人类是本能动物；不管现代道德怎么说，沉醉于本能并非罪恶。”（Li 1984，9）她丈夫指责他想回到杀戮和掠夺的野蛮状态，这位朋友冷冷地答道：“文明道德是对人类精神的犯罪。”（10）花花公子白澍后来回应了这种资本主义的现代原始主义哲学，他说，人类的幸福只能通过纯粹的“卑俗”和彻底的庸俗主义才能获得：“世俗的快乐只能是肉体的、低贱的和金钱的。”（22）
袁犀故意把《贝壳》的时间和地点设在伪满洲国之外的1935年的北京和青岛（两年后这两个城市也沦陷了），使得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两位日本评委读这篇小说时，以为袁犀是在批判西方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Gunn 1980，39）。然而，大会认为袁犀，以及爵青（1919—1981）和梅娘（1920—2013）三人在公然批评伪满洲国的日常生活（Smith 2007，56）。1941年年末，袁犀担心日本宪兵队逮捕，从伪满洲国逃到北京。宪兵队比日本的文学评委更懂得欣赏反帝小说，他们愈发对袁犀的文学创作感到不满，这不是因为他对西方堕落文化的批判，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读他的小说，把小说当作对日本统治满洲的谴责。《贝壳》写于1942年末的北京，袁犀故意把时间设在1935年以避免宪兵队的怀疑。但是，小说的几位人物隐约指向日本。再加上当时中国人对日本参与在华毒品贸易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小说中对鸦片和海洛因的批判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对日本的批判。日本宪兵队当然不会放过袁犀，袁犀因为小说《贝壳》获得大东亚文学奖短短几天后，就在北京遭到了逮捕。
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于1944年11月12日至14日在南京召开，有一位著名的伪满洲国地区的中国作家，梅娘，凭借她的小说《蟹》而获奖。《蟹》这篇小说比《贝壳》更加直接，描写的是伪满洲国的死亡政治资本主义导致的恶果。年轻姑娘小翠从小就被卖给了人家，直到小说最后她死的时候，生命才真正属于她自己。他的父亲王福搬到伪满洲国的伪都居住，他认同帝国主义的性别意识形态，把女人贬低为“摇钱树”。在小说《蟹》中，华北苦力的价值比女性身体的买卖价格还要低贱，只是被当作直接劳动的工具，随时可以丢弃（Smith 2007；Zhang 1996，444—445）。小说结尾时，王福卖掉了自己的女儿小翠。
梅娘更早以前创作的以伪满洲国为背景的小说《追》（1940）将华北地区的苦力与性工作者相提并论，对生命的欲望被颠倒为死亡政治意义上的绝对价值，根本没有办法解决或逃避死亡。[1]这部小说印证了本章题词中杨絮的诗句，记录了伪满洲国地区中国贱民“关于死亡的苦难教训”。少女桂花父亲死后，桂花去做烟妓接济母亲和弟弟，两人都抽鸦片（Mei 1940，134—136）；让鸦片窑子兼做皮肉生意，这乃是日本投机分子“九·一八”事变后的一项商业创新，与慰安妇体制同时运作。桂花做了烟妓以后，自己也染上了毒瘾（Sun 1993，428）。随着时间的流逝，桂花“处女的身和心”（136）都陷入了法农所说的帝国主义宰制下的“死亡世界”。桂花和母亲在家过除夕，她刚想告诉母亲自己成功地虏获了一位有钱人的垂青，她的母亲立即恶语相加，想抢走她全部的积蓄。桂花边照镜子边擦眼泪，赫然瞥见自己被鸦片毒害的脸庞有多么恐怖（135）。
桂花束手无策，只好回鸦片窑子工作，又被一个男人辱骂和殴打。她的老板当着其他性工作者的面羞辱她，抢走她的工资，又毒打她，然后把她扔到窑子后面的一个小巷子里，“像扔垃圾一样”，她变成了和那些被扔进垃圾堆的瘾君子一样的人（142）。她满脸是血，从地上抬起头，隐约看到一只狗正在贪婪地啃食死猫的尸体，猫被吃得精光，只剩下一副骨头，这仿佛预示着桂花的命运（143）。
我把梅娘描写伪满洲国的一系列小说作为本书结论的开头，有我自己的想法。这些小说展现了从事性工作的东亚女性与在伪满从事奴隶劳动的1200万中国苦力，两者能用一种相同的逻辑串联起来，那就是“可有可无”（disposability）。可有可无与多余性（superfluity），这两个概念出现在新近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用来描述贱民人口低人一等的境况（Mbembe 2004）和限制移民、管制贫民窟的那些法律（Khanna 2006）。阿甘本著名的“纯粹生命”（vita nuda）理论也使用了“可有可无”这个概念。阿甘本揭露了一种生命形态，“它被杀死不算牺牲”，他辨识出“主权的根本作用……（在于）生产纯粹生命，纯粹生命乃是政治活动的基本因素，是连接自然与文化、普泛的生命与人类的生命（zoe and bios）之间的桥梁”（1995，8，11）。[2]乍一眼看来，这个“纯粹生命”的比喻能够恰当地把伪满的男性苦力与女性性工作者之间的联系展现出来，纯粹生命乃是国家权力废除自然和普泛意义上的生命以后的产物。
我已经说过，苦力和性工作者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其生命政治阶段最重要的巩固力量。如果不考虑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最后一个阶段的死亡政治。历史学家居之芬（2005，2007）向我们描述了伪满洲国这个大资本母体如何强迫中国苦力从事无偿劳动，日本的总体战计划疯狂地命令各个产业加快生产，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出现了劳动力紧缺。分析者将劳动力紧缺问题归结为日本缺少足够的技术工人，满足不了军事和工业生产的需要，另一个原因是日本对中国工人施加的种种暴行产生的不利影响。回到我前面讨论的殖民地泰勒主义管理模式，岸信介的殖民地劳工政策是提供几近免费的中国劳动力，并确保日产的总裁鲇川等资本家和战争贩子投资盈利。伪满洲国的各个行业都不愿支付正常的、或任何一点儿报酬，那么，华北劳工当然不会接受。中国劳工19世纪80年代以来从山东和河北跑到东北工作，他们的下一代更不愿像父辈一样工作，因为工资标准太低，简直就是岸信介的死亡政治埋葬人民的棺材。另外，伪满洲国于1936年颁布法律，限制向华北地区的汇款，这打消了许多想来伪满洲国打工养家的人的念头。我所说的死亡政治资本的解形吸纳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完全不考虑维持或再生产中国工人的生命。
日本1937年7月开始全面侵华战争，杀光所有中国暴民的军事目标部分地助长了对中国人生命的蔑视。当时有些帝国主义者认为中国人口那么多，4亿人里面死掉两三百万根本没什么关系。20世纪40年代初的伪满洲国劳动营里，日本宪兵对一位名叫卢本忠的中国苦力说：“你们死了死了的好，中国人大大的有。”（RDQDZY，卷14，932）这当然是表现死亡政治的一方面，但是我们需要透过这种作为症候的反华种族主义论调，找到背后的历史原因。
伪满洲国的死亡政治公理不同于后藤新平的殖民地生命政治公理，分别是：殖民地泰勒主义、普遍的例外状态和剥削状态、贬抑中国人的统治策略、引向死亡而非生命的“性”部署，以及加剧神经政治对人类生命的物化作用。同样，这些只是政策倾向，每个地方的具体现象各有不同，但是我们必须将这五条公理纳入思考的视野范围。我在上一章已经分析过，岸信介的劳动管理要求将工资尽量压低，以至于无法再生产劳动力，使得中国人的生命像废物一样随时可以丢弃，战争贩子们在伪满洲国滥杀中国劳工。1929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导致日本的中间派和右翼分子认为，帝国主义战争是确保煤炭、石油和钢铁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所需要的资源、赶走中国和欧美竞争者的最佳方案，这一观点颠倒了我在本书第一部分所说的作为战争延续的商业。对于参与建构意识形态的许多日本人来说，战争是一种转移资金的形式，即从金融业转向固定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使得战争与资本主义纠缠在一起。最后，本书的第二部分分析了神经政治形态下的日本资本主义，它不断地将工人非人化，并麻痹消费者的感官，把人民变成巴甫洛夫实验中反应机械的生物，易于操纵和丢弃，满足资本主义商人的资本积累需要。
若要描述从1938年至“二战”末期伪满洲国普遍的强制劳动与其他悲惨现象，不能不提这些死亡政治公理，我称其为岸信介的“死亡原理”。我想强调的是，这些公理可以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的阐释框架，相比之下，天皇体制和武士道精神这些从文化的角度切入的阐释则显得过于简单，往往会忽视我所说的这段历史时期。对于一个唯物主义者来说，更为严重的错误则是忽视更大的结构性因素，用本雅明的话来说，“把握……我们的时代与之前的时代所形塑的星云”（1968，263）。“从同质性的历史进程中炸开一个口子”，也即接受本雅明提出的挑战，突出“敌匪”、灌凉水和其他“先进”酷刑的历史意义（RDQDZY，卷14，915），以及设立例外区域、漠视国际法的管辖，为了掠夺资源军事侵略各个主权国家，还有，美国人利用强制劳力建造在巴格达的巨型非军事区，这正是美国与日本帝国主义相似的一块死亡政治星云。
我在第八章描述了一种将伪满洲国的强制劳动自然化、合理化的意识形态背景。而我在第一章说，以“苦力”的形态出现的这种劳动力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提供基础。大卫·塔克（David Tucker，2005）的论述和相田等人主编的论文集（Eda，2002）指出了两者之间的连续性和变化，这一非强迫性的劳动市场后来与伪满洲国早期新的劳动力需求发生了联系。但是我在本书的第三部分则强调死亡政治资本主义容易被人忽视的必要条件：强制的无偿劳动。
几位伪满洲国的辅导官在他们的犯罪证词中坦率地承认，许多强制的中国劳工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逃跑，要么等死（RDQDZY，卷14，924；Su 1995）。在我上一章所讲的强制劳动者的四类人当中，很明显，工作致死的劳动者主要集中在第一类和第三类，伪满洲国的“国内”劳工（怠工者）和非伪满洲国的“国外”劳工（敌人）。长期受劳动力紧缺困扰——但有钱执行秘密行动和供官僚烧钱——的帝国，居然会让中国劳工大规模死亡，这简直难以置信。但是，随着中国强制劳工和管教他们的日本矫正辅导官的证词逐渐被拼接起来，我们能够推测当时的状况。汪德惠等与伪满洲国通敌的中国人的证词描述了强制劳工的状况，他们不能睡觉，随身的所有东西，包括他们自己的衣服都要脱光。所有的个人物品都被抢走、卖掉。他们什么都没有，只有自己的肉体，寒冷的冬天只能在装弹药和水泥的洋灰袋子底部挖几个洞钻进去御寒（RDQDZY，卷14，923）。根据矫正辅导官曲秉善的证词，强制劳工夏天常常赤身裸体地劳动，连鞋子都没有（879）。天气冷的时候，若有工人死掉，那么他的麻袋就会剥下来给什么衣服都没有的劳工继续使用（923）。工人们的食物是高粱和草，每天的标准工作时间是13或14个小时。
1942年起，在伪满洲国招募无偿劳工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是，日本宪兵队非常了解人心，他们知道那些土地和房屋被剥夺、遭受强征暴敛和鸦片侵害的人群最愿意拼死工作。承德宪兵队1942年4月的一份呈送关东军司令官的报告称，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日本人的残忍，给招募华北劳工的工作造成了困难，所以他们无法完成招募指标。唯一可行的方案是瞄准伪满洲国内部受压迫最深的中国人：“故供出劳工者几乎都是：没有土地、房屋、家眷者；住无定所的贫穷者、吸鸦片者……这些人都是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被雇用。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人过多会导致死亡率增加，逃跑者不断，劳动效率低下。从开发产业、增产物资的立场来看，这种状况急需改变。”（RDQDZY，卷14，885）。
古海忠之从上司岸信介手中接过管理伪满洲国劳工体系的重任，他无视强制劳工死亡率增加，策划动员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中的“拉撒路阶层”[3]（Braverman 1974，388）。1944年春，伪满洲国的官员调查殖民地未经登记的吸鸦片者，很快就圈定了1200万人，命令他们接受“教育和治疗”（Sun 1993，444—457）。伪满政权的警察和厚生部官员以禁烟为借口，强迫那些未经登记的吸鸦片者，以及50万名“登记在册的瘾君子”，到180个医疗中心报到，这些医疗中心以戒毒所的名义始建于1937年。基层官员可以任意逮捕那些拒绝去报到的吸鸦片者。用厚生部官员的话来说，这个计划乃是“榨取鸦片瘾者劳动力的办法”（RDQDZY，卷14，820）。将近2000万中国吸鸦片者被拉进假冒的医疗中心接受健康的“生命政治”管理，结果却是被卡车拉到劳工营和坟墓（“死亡政治”）。20万丧失反抗能力的吸鸦片者还未被死亡威胁所“拉撒路”化，他们却被日本医生强制注射谎称是药水的毒品。厚生部长金名世签署通过了这项计划，他后来承认，所谓的戒毒药水实际上是安非他明，让他们“感觉年轻强壮”，他们就能变成古海所梦想的中国人的理想形态（820）。日本官员把这个安非他明叫作“东光剂”，即所谓东方之光，这真是死亡政治莫大的讽刺。
总务厅的这些伎俩与我们前面所讨论的第一和第三类劳工密切相关。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中国东北地区为劳工死难者修建的纪念碑。“万人坑”见证了日本死亡政治，沉默地躺在伪满几个劳工营的附近：满铁的抚顺煤矿、鲇川的昭和钢铁所以及俄国边境的大型军事设施。日军官员和设施管理人员为了掩人耳目，会挖许多小一点儿的坑来掩埋中国死难者。
日本学者漥田元是迄今唯一一位专门研究这些历史悲剧的人。他说，工程完工以后屠杀中国强制劳工，这是当时的“惯例”：“日本军队或军警在工程建设结束后有一个例行的庆祝仪式，分发食物和酒给工人。等到那些中国人喝醉以后，士兵就用来复枪射杀他们。”（2004，76—77；另可参见：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2005）1944年，6000名建设兴安岭筑城工程的中国工人离奇死亡，达到了死亡政治悲剧的顶点（RDQDZY，卷14，862—864）。我不想落入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话语逻辑，阿甘本有点儿倾向于那个路子，而我想强调的则是，中国的强制劳工从第一类（罪犯）到第三类（敌匪）和第四类（被哄骗来的劳工）都被投机商人榨取剩余价值，以致死亡；日产和中岛株式会社等日本资本家财团解形吸纳了那些工作至死的劳动者。另外，许多伪满洲国“国内”的中国人从事每年的义务劳动，也导致了大量死亡。几位中国幸存者后来说，劳工营里80%的人最后都在劳动过程中死亡，同时，许多当地的农民还要从事每年的义务劳动（976—983）。基于20多个建设工地的幸存者的证词，以及吉林省档案编辑者的数据，我估计除了那些因为毒品和饥荒而死去的数百万人，伪满洲国造成了至少250万中国强制劳工在劳动过程中死亡。
如果要解释为什么中国工人会遭受如此残暴的待遇，我们必须回到前面五条死亡政治公理中的最后一条。我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曾详细论述过，神经政治把人与可丢弃的商品混在一起，把这种状态加以自然化；在都市资本主义中，商品消费是再生产非人化主体的不可代替的必要手段。换言之，在神经政治中，商品已经矛盾地具备了两种属性，既不可代替，又随时可丢弃。川岛（Ken C.Kawashima，2009）十分精彩地分析了这种“不可替代的可丢弃物”，即贱民劳动力。它与日本帝国主义官员的想法有部分相似性，他们认为，可以随时丢弃的中国苦力在建设日本工程和总体战动员、榨取资本主义利润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死亡政治中“既不可代替，又随时可丢弃”的共存。让我们再回想一下岸信介和古海，这两位负责伪满洲国劳工政策的官员，他们也是“摩登男孩”，频繁光顾东京的浅草娱乐场所，以帝国资本家的身份消费和丢弃女性商品，而“中国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脑海中多余的人口，因为他们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中居然自相残杀。另外，孟比提到，对于南非的白人帝国主义者来说，黑人劳动力同样是过剩的、多余的，“土著居民的生命注定要自我毁灭，所以，这是一笔可以用来尽情使用的财富”（2004，381）。
日本人想到中国几乎无穷无尽的——等候着日本人无偿消费和“尽情使用”——劳动力储备时，常常会否认中国劳动力在日本帝国主义战争与死亡政治资本家赚取利润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可代替的作用。这与死亡政治的思想倾向一致，后者把中国劳工当作随时可丢弃的消费品。孟比所说的贱民的“多余性”同时也指的是“劳动与生命的不可代替性与可消费性之间的辩证关系”（374—375）。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来说，一方面贬低、剥夺和丢弃中国人的劳动与生命，另一方面同时否认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可代替的贡献，这种物质上与精神上的矛盾包含了一种可能性，让日本人陷入迷狂的意识状态，反过来强化了对中国贱民的施暴频率和残害程度。
就像梅娘描写的中国性工作者一样，人的身体被当作垃圾丢掉，太平洋战争前后，伪满洲国的强制劳工政策专门残害殖民地贱民中最软弱的群体。我们仍然保留“不可代替——可有可无”之间的关系，把伪满洲国的华北劳工的境况与慰安妇/性奴隶的境况联系起来思考。例如，1938年起，伪满洲国安东省在靠近朝鲜边境地方设立慰安所，安置那些绑架过来的朝鲜妇女从事性工作，然后分配到日本帝国的其他地方。在伪满殖民地，另有40个类似的慰安所。[4]据说，伪满洲国于1932年4月就在奉天省以外建立了日本第二个慰安所，专门供关东军使用。我们虽然缺乏文字证据，但可以推测，这很可能是第一个使用外国女性工作的慰安所。正规的慰安所制度始于1938年3月3日，由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签署。[5]
生命政治统治下的苦力劳工，到死亡政治统治下的强制劳工，与这一转型同时发生的是殖民地的强制性性工作者的转型。日本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将日本性工作者的身份转变，即从生命政治统治下的主体性身份和亚洲地区的歇斯底里症患者到死亡政治统治下被逼从事性工作的这一转变，概括为“从遣唐小姐到慰安妇”的转型。（森崎和江首先提出了这个概括［1976，16—17］。）我在第二章详细描述了那些被村冈伊平治绑架的日本女性所遭受的可怕经历，她们中的许多人经过两次、三次甚至四次转手，被卖到奉天、上海和新加坡等地。其中大多数女性能够买断契约然后回国，或者在当地的日租界找工作。这与后来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在解形吸纳的条件下，女性性工作者自始至终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工作，从属于强制管制。日本宪兵队借鉴皮条客们的各种手段，发明了20世纪最骇人听闻的性奴买卖体系。我们还不知道女性受害者（包括未成年人）的确切数字，目前的估计数字从15万到40万都有（Su 19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