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赤手空拳的劳力与活死人帝国
参考文献
序言
本书描述日本如何在短短几十年间跃升为世界强国。当前叙述日本崛起的主流方法是关注权力的中心，这个中心或指现代科技与启蒙理性的发源地——欧美，或指日本的西化宗主城市——东京。主流理论认为，源于欧美和现代城市的先进理念与技术形式是现代发展模式的唯一动力；针对这种看法，贱民/后殖民主义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本书的两种主要理论路径——则认为，批判的焦点应该转向人的生命和劳动，特别是远离权力中心的边缘地区的生命和劳动。由此，本体论意义上的生命活力，以及被资本所剥削的剩余劳动，可被视为驱动帝国主义扩张的源动力。本书中，产生于日本边缘地区的朝鲜和中国的边缘生命和边缘劳动力将走出历史叙述的阴影，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生命和劳动的具体存在是身体，劳动的身体、欲望的身体、上瘾的身体和死去的身体，本书称这些身体为“先验边缘”（the peripheral a priori），所谓“先验边缘”，是把作为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主体的边缘性作为时/空叙述的首要对象，套用菲尔德豪斯（D.K.Fieldhouse）的比喻，边缘殖民地是“摇晃殖民主义小狗的尾巴”[1]（引自Uchida J.2005，38）。在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研究中，这条摇动帝国主义小狗的尾巴包括：中国苦力、在通商口岸活动的日本皮条客、被拐卖的日本女性以及穷困的朝鲜佃农——这些身体输送能量与劳动剩余价值给日本帝国主义。
19世纪末叶的日本政治精英非常清楚边缘殖民地对于帝国的重要性。日本的民族国家制度建设与帝国扩张同时进行，这和德国的现代历史很像。明治时期两度担任首相的政治寡头山县有朋，是最早提出殖民地边缘与帝国中心的互补性的人之一。为抵抗欧美列强对东亚的侵略（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山县设想了两个同心圆，一个是日本本国（“主权线”），一个是抵抗西方侵略的外围警戒线（“利益线”）。日本帝国主义者想方设法说服中国人和朝鲜人，宣扬日本真心诚意保护他们抵抗西方侵略者。然而，仁慈的护佑总敌不过卑劣的贪心，资源掠夺和劳力剥削从未停歇。台湾（从1895年起）、南满（1905年）和朝鲜（1910年）三块殖民地迅速盈利，而当时日本本国还在依赖伦敦金融市场获得资本。这条外圈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缓冲地带，外圈反过来还将利润输送给内圈，这些利润来源于走私毒品、拐卖妇女和榨取中国苦力和朝鲜佃农的血汗。大亚洲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有时候能够稍许降低外圈的劳动剥削和掠夺的残酷程度，但即使是最激烈反对西方价值观的日本亚洲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现实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强权政治，比如鼓吹东亚和睦的杉田定一（1884）在中国时说：“我不知道在这场即将来临的飨宴中，日本究竟是西方人的盘中餐还是座上客。当然，做座上客总胜过当盘中餐。”（引自Iriye 1980,331）杉田不是孤例，当时许多人都怀着希望早期日本军国主义者取代中国的东亚朝贡体系霸主地位的野心，加入19世纪80年代的大东亚主义和强权政治意识形态。日本数百年来发起的唯一一场大型战争就是为了争夺东亚朝贡体系的领导权，即1592年至1598年的万历朝鲜战争[2]。
日本现代研究由于受数十年冷战地缘政治知识生产的误导，忽视了日本资本家在这场帝国主义飨宴中吞噬中国和朝鲜人民的劳动果实的事实。研究者们醉心于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马里厄斯·简森（Marius Jansen）的学术导向（1962，11），把眼光局限在日本历史的“光明面”，要么完全无视日本所设置的亚洲外圈，要么将讨论局限于殖民主义机构与行政运作，而不去考虑对亚洲劳工的大规模暴力管制。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描述，秉持先验边缘的方法论视域，始终围绕外圈问题进行分析，20世纪初的日本将其称为本国的“阴暗面”。在这个过程中，本书的论述必然也会涉及对日本现代性问题的分析。在那个时期，日本的人口贩子和小资本家通过管制、掠夺与压榨贱民和殖民地人民，争夺经济市场的霸主地位，以及大清帝国所把持的东亚地域与文明的霸主地位。与中国商人竞争最积极的人是日本的人口贩子和黑社会生意人，他们倾销便宜的日本商品，运作模式大获成功，建立了日本之后几十年经营外圈的机制。尽管资本积累的暴力军事形式在日本内部也同时存在，但是，诚如后殖民研究所推论的，日本帝国在外圈的经营方式虽被冠以“例外状态”，却比本国内部的资本积累更为迅速，手段更加新颖、更加残忍。因此，与现代化的从中心发散到边缘的思维方式相反，日本在外圈的暴行反过来影响了内部的宗主城市。日本商人用柔道和空手道强迫朝鲜人购买他们的低劣商品，日本皮条客伺机抢占中国人逐渐退出的人口买卖市场，日本殖民者巧取豪夺朝鲜的土地……以上这些外圈的运作方式后来统统变成日本资本积累的惯例。
本书所指示的“色欲——奇异”[3]，意指日本从1925年到1934年所流行的现代主义大众文化，包括性学、侦探小说、图像艺术、软色情制品和都市人类学。我沿用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将色欲——奇异作为一种符码，色情（德勒兹和加塔利在20世纪70年代将其称作“欲望生产”）被资本主义以独特的政治方式所捕获或奇异化。在本书的三个部分中，我把欲望生产和政治奇异的中心模式分为三个时期：生命政治（1895—1914年，殖民统治台湾、朝鲜和南满殖民地的关东州，以及日本商人和领事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势力扩张），神经政治（1920—1936年，以日本“一战”后的经济崛起和都市消费资本主义的兴盛为特征），死亡政治（1932—1945年，全面战争经济和法西斯动员）。
我将展示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开始之际，它就已经在依靠欲望和去地域化的身体所释放的持续能量来维持自身运作。第一部分，“身体政治”，我引入四种具体的主体性：中国苦力、皮条客和人贩子、朝鲜佃农以及日本性工作者。第一章的主体是中国东北地区的移民工人，或者叫“苦力”，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他们用其自身的血汗建造了日本在关东州的基础设施。从1905年开始到1945年，大约2000万苦力前往，或被迫永久性迁移至东北地区，其中一大部分人在日本的资本主义企业中累死累活地工作。这些半强迫、半自愿的大规模贱民人口转移，被社会学家武者小路公秀（2006）比作非洲黑奴贸易穿越大西洋的“中间航道”（中国苦力的叫法是“闯关东”，我们或可称其为“满洲航道”），其人数之众，使中国工人与日本管理人员的比例达到300：1。由于当时资本稀缺，基本上是中国苦力的免费劳力提供了日本资本在殖民地的全部利润。
第二章，我将目光转向日本皮条客（日语称为“女衒”[4]）和人口贩子。这些处于社会下层的男性用他们唯一可支配的商品和中国人竞争：绑架日本女性。用拐卖日本妇女的手段，这数百名日本皮条客成为第一批在亚洲经济市场获得成功的日本商人，他们建造妓院和相应的配套设施：和服服装厂、日式餐馆和奢侈品。皮条客的生意仰赖这些昂贵的商品：大约10万名日本妇女被推入火坑。其中一些妇女能够履行完契约，然后独自经营生意，这些妇女是我第三章论述的主角。随着那些逃离父权压迫而来到相对自由的外圈殖民地和租界的姐妹，这些日本性工作者成为第一批日本女商人，她们的经营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大陆扩张的作用与那些男性皮条客的作用旗鼓相当。
朝鲜的失地农民是本书第四章的主角，他们是反抗日本殖民主义的早期力量。他们的起义运动促使日本改变原来纵容日本地主肆意妄为的对朝殖民政策，那些日本地主榨取高昂的地租，给朝鲜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贱民与身体政治的主体撼动帝国资本主义统治模式的最好范例。
本书第二部分“神经政治”仍然延续我的基本判断，即帝国主义资本积累依靠从边缘地区榨取剩余劳动和生命活力。我将目光放到发达的内圈，从中考掘出一种捕获和奇异化欲望生产的新模式。“一战”后日本经济崛起，日本的都市文化相应地出现了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的勃兴，当时日本都市的杂志和报纸阅读人口是全世界最高的。我重点讨论色欲——奇异的文化媒介，探寻现代主义文化如何既批判又支持着资本主义权力在人体神经系统的渗透，形成我所说的“神经政治”。我尤其关注色欲——奇异现代主义的两股主潮，辨析这两股主潮所孕育出的神经政治的核心主体性：性学家、侦探小说作家、创作色情文学的革命作家，以及街头的摩登女郎和摩登先生[5]。
第五章《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现代男女了》，主要关注两位性学家：田中香涯和中村古峡。力图破除对日本性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式的解读，两人和其他当时的日本性学家一道，建构了一套反抗欧洲并将欧洲野蛮化的帝国主义学术体系，强调由一整套围绕性的技术生产出一种具有强烈力比多蕴含的日本男性气质。我的论点是，这种被田中和中村自然化为野蛮的、贪婪的、永不满足的“现代原始”的男性气质，在20世纪20年代被加以技术化，反过来施加到外圈发生的暴力行为中，比如1937年12月的南京和1942年2月的新加坡惨剧。
第六章《革命色情与愉悦的衰弱》，关注色欲——奇异现代主义的两位先驱：梅原北明和酒井洁。梅原辗转于数家媒体工作，通过自己翻译薄伽丘的《十日谈》一书，获得巨大成功，并于1925年掌控两家期刊。1927年他经营的出版社遭到警察严密的监控，于是他和酒井前往上海，希望将色欲——奇异的“性学革命”引入中国。本章还将介绍重要的社会学家赤神良让，他敏锐地指出，色欲——奇异作为资本主义的媒介渗透进了人的身体感官层面。在他的重要作品《猎奇社会的面相》一书中，赤神向读者展示了一种感官政治的资本主义，它依靠刺激性的图像商品控制身体，损害人的神经。他提出一种理论：商品化的爱欲（ero或erotic）通过引发消费者的兴趣和吸引人的注意力，取代了原来更为本真的欲望运作方式。第二部分以一段互文文本结尾，分析日本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都市中流行开来的吸血鬼文化。我通过分析日本最著名的侦探小说家江户川乱步的作品，凸显出色欲——奇异商品所灌输的对谋杀和自杀的迷恋想象。
第三部分“死亡政治”，描述的是1932年3月起，处于日本伪满洲国殖民地统治下的贱民身体政治的主体：被绑架的性工作者变成了“慰安妇”；皮条客摇身一变，成为政府顾问；苦力被改造成1000万至1200万名无偿奴隶。第七章《中国人民的鸦片》，描述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占领中国期间对毒品生意的依赖。毒品作为死亡政治资本主义的核心商品，成为日本从中国人民的死亡和基本生存中榨取利益的重要工具。伪满大约50%—55%的利润来源于毒品生意；到1944年为止，伪满统治下的4000万中国人当中，有20%染上了严重的毒瘾。
第八章《日本的课业》聚焦伪满的两位主要内务官：法西斯主义者岸信介和战争贩子兼工业资本家鲇川义介。后者是日本产业株式会社的创始人。岸信介于1936年由北日本财务省派往伪满，制订工业发展“五年计划”，为日本之后与苏联的“全面战争”和与美国的“最终战争”做准备。他从伪满的毒品和人口生意中攫取大量财富。另外，1937年8月，岸信介制订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第一个强制劳动政策，授权管理朝鲜和中国的劳工，这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人身迫害之一。1937年12月，鲇川把尼桑从东京发展到伪满洲国，赚取巨额利润，其方法包括直接侵吞土地和强制劳动和间接收取伪满政府的收益金。鲇川的公司为日本军队制造征服中国和东南亚的交通运输工具和军械，他所鼓吹的法西斯主义叫作“全体主义”。
本书末章分析日本帝国主义死亡政治下的性奴制。我依靠最新披露的资料，说明大约有15万至40万慰安妇和性工作者受害，先是被死亡政治资本家当作用之即弃的商品，然后惨遭“杀害，成为活死人”。本书以满洲地区最流行的两位中国作家梅娘和李克异小说的简要分析作为结尾，他们的文本典型地反映了死亡政治主权的霸权本质。
[1] 此处故意颠倒主次。——译者注
[2] 日本侵略朝鲜的一场战争，发生于中国明朝万历年间，故名。按照朝鲜国历法，正值壬辰年，故朝鲜方面将这场战争称为“壬辰卫国战争”。英文名称Imjin War则沿袭了朝鲜的叫法。——译者注
[3] “erotic-grotesque”是本书的核心概念。日文的片假名“エロ”是从英文的“erotic”简化成“ero”而来的，在这个“跨语际实践”的过程中，日本的这个词已经与原来的英文词所表达的“色情”意思有所不同，变得更加极端、本质化、商品化。所以，当“erotic”“エロ”或“ero”等词语表示这一新的含义时，最好的办法是维持原貌，才能传达出符码转换中“变”与“不变”的微妙历史过程。本书翻译过程中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统一译作“色欲”。“色欲”一词不是“古已有之”的，而是日本性学家的新发明，大致可以表达日本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人类感官商品化特征。当“erotic”或“ero”等词语带有普通意义上的性意味时，则酌情译作“色情”或“情欲”。——译者注
[4] “衒”是“贩卖”的意思。——译者注
[5] 日语的这两个词（moga和mobo）分别来源于英语的Modern boy和Modern girl的音译。——译者注
致谢
本书的撰写还要追溯到我的博士生涯，当时我在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我的老师们，包括Harry Berger、Chris Connery、Roberto Crespi、David Halperin、Donna Haraway、James O’Connor、Kristin Ross、Dan Selden以及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他们系统地教导我思考权力、快感和权力剥夺（disempowerment）等问题。认识哈利·哈鲁图尼恩（Harry Harootunian）改变了我的一生，我的兴趣随之转向东亚，而他帮我转校到了康奈尔。在这之前，我在圣克鲁斯度过了四年美好的时光。
感谢Brett de Bary、Victor koschman和酒井直树三位教授。他们为我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博士项目，作为学生的我装了太多理论，外语能力却太差，而他们不会料到，我回报老师的方式竟是软硬兼施抵抗学科规范。康奈尔大学是研究探索日本、东亚和世界问题的适宜场所，这是众多教授辛勤耕耘的功劳。日本研究领域的许多博士生辅助了我的课题研究，他们包括Rich Calichman、Katsuhiko Endo、花和由纪子、Lewis Harrington、Joanne Izbicki、神野亚矢子、Beng Choo Lim、Ben Nakamachi、茂松雪以及Josh Young。我在康奈尔的前辈有Mark Anderson、Mike Bourdaghs和Joe Murphy。我在康奈尔念书第一年遇到几位年轻有为的教授点燃了我以学术谋生的希望，他们包括Nina Cornyetz、Bill Haver、Hosea Hirata、Tome Lamarre和Livia Monet。Tim Murry属于最理想的老师类型，思维活跃、睿智，而政治上不失行动力。
从1994年到2001年，博士生涯中我断断续续有四年待在东京。在我学术上和政治意识上的各个阶段，辰己敬之和小谷真理两位接纳了我。这段时期中，我受益最多的老师是柄谷行人和中原美智子，柄谷先生最近刚从早稻田大学退休。他当时邀请我参加他在法政大学开设的讨论班，两年间他毫无保留地为我答疑解惑。中原教授是亲身实践政治理想的学者典范，20年来，她和几位女性主义活动家并肩合作，揭示20世纪日本在东亚的性暴力和性别压迫。从1995年开始，东京外国语大学就成为我在日本的学术家园，岩崎稔、中野敏男、成田隆一和米谷正文教授自从我第一次到东京开始就邀请我成为他们学术圈的一员，他们仁慈地宽容着我十年来糟糕的日语水平。川岛健和Anne Mc Knight是我在东京期间的好朋友。后来我还结识了Miriam Silverberg和藤谷隆，他们两位以及睿智的Jim Hevia一道为我的课题提供了友善的批判和亲切的鼓励。
多位女性朋友不辞辛劳地教导了我日语和汉语，其中包括浜野祥子、石桥京子和周依，在此我无法一一感谢。我在横滨的联合大学日语学习中心（Inter-University Center for Japanese Language）学习了一年的日语，那里的老师同样非常优秀。
自从我来到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任教，我从许多同事那里也学到了许多东西，这里有可以说英语学界最好的日本研究学者，他们包括：David Ambaras、Dani Botsman、Leo Ching、Chris Nelson、Gennifer Weisenfeld和依田富子。文化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研究领域的同事包括Karen Booth、Elyse Crystal、Arturo Escobar、Larry Grossberg、John Pickles和Eunice Sahel，与他们的日常交流给我带来了最新的学术动向。本校的图书馆中文管理员His-chu Bollock为我提供了大量帮助。
日本学术振兴会的博士后项目为我的研究课题提供了13个月的必要资助，从2006年12月至2008年1月。我不清楚2006年该委员会的执行委员是哪位，所以我无法具名感谢，只好先感谢支持我申请的几位，他们是笠原光、Johnny和在东京宫女酒吧的几位朋友，百八夫和他在涉谷黄金街的雅各宾酒吧的左翼群体为我那一年孤单的生活提供了慰藉。我的活动家荻谷海和佐生高祖让我每年在东京的日子变得有趣且有意义。我的同志成田庆介开设的Irregular Rhythm Asylum[1]数次帮我在日本国会图书馆查核殖民时期的报纸资料。
2001年我从日本回国后，我的课题从许多朋友和理论伙伴那里受益良多，他们包括Srinivas Avravamudan、Jon Beller、Karyn Ball、Andrew Haas、Ranji Khanna、Ahneema Lubiano、Andy Martin、Alter Mignolo、Jackie Orr、Stephen Pfohl以及较晚结识的Beth Povinelli和Patricia Clough。
本书出版之前，Ken Wissoker凭着罕见的专业精神和人格魅力从容地掌控了整个编辑过程。Courtney Berger已经与我不止一次合作，此番她同样展现了她的能力和亲切魅力，Leigh Barnwell后来接替了Courtney的工作，她的工作证明了自己的能力配得上这次晋升。Mark Mastromarino麻利地指导了我的手稿出版程序。本书经过了三位匿名评审的改进。Erika Nelson校对了整本书，她的姐姐Diane如今已成为我的生命伴侣，本书能够完成，归功于她的关爱、照顾和欢笑。
[1] 一个无政府主义书店。——译者注
主要资料来源
缩写 名称
CK《朝鲜公论》
COM《朝鲜与满洲》
FMA日本外交史料馆
KN《京城日报》
MKS《满洲国史》，第2卷，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满蒙同胞援护会出版，1971年
MSSK《满洲产业界支那见闻录》，满蒙产业研究会编，大连：满洲经济时报社，1920年
MNNS《满洲日日新闻》
RDQDZX《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14卷，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中华书局，1991年
ZDLSG《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王承礼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
导论
现代社会是性错乱，这不是清教徒主义的虚伪性的反作用；这就是事实，现代社会就是性错乱。
——福柯《性史》第一卷
1911年3月19日，现代日本民族天赋论的奠基人柳田国男（1875—1962）写信给著名的自然历史学家和植物学家南方熊楠（1867—1941），商讨去和歌山采集民间故事的事情。和歌山位于日本西部，是南方熊楠的家乡。南方熊楠定居以前在国外生活了15年。柳田国男尤其感兴趣的是那些住在山上的奇怪的山人和天狗[1]，以及类人巨怪。他认为那些都是与阿伊努人不同的日本土著，由于东北亚的以种植为业的定居者入侵，他们被赶上了山——东北亚人被公认是绝大多数日本人血缘上的祖先。柳田国男允诺南方熊楠，一旦发现任何支持他理论的证据，他将立马刊登在自己主办的杂志《乡土研究》上。柳田希望借助这本期刊推销他的民间故事集《远野物语》，这本故事集出版于1910年。柳田想要建立一门新的学科：民俗学。柳田尊敬地称呼南方熊楠为老师，他有点儿狂妄地在信中说：“长远来看，终究要靠我们来彻底改变日本国人对本国风俗的看法。敝刊的宗旨就是要彻底地改变日本风俗的传统的保守看法，改造成积极进取的新面貌。”（引自南方熊楠1985，6）
1911这一年也是明治天皇统治（1868—1912）的末期，距离日本战胜俄国夺得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的统治权仅仅六年。3月21日，南方熊楠回了一封短札，他不相信假想中的日本原住民超历史的存在。他是一位持批判态度的达尔文进化论主义者。相反，他提出，那些民间神话故事不单单日本有，世界其他地方例如爱尔兰和南亚也有。南方熊楠还抱怨，之所以他所在的地区没有任何神话故事遗存下来，是因为日本中央政府和本地县城的发展规划一直在破坏和歌山的生活环境和大自然，乱砍滥伐，兼并寺庙，强迫不信仰日本国教的寺庙改建成神道教，他说：“不管是出于学术心还是爱国心，我们都应该对这些政策感到忧虑。”（1951—1952，卷10，2）
五天后，南方熊楠写信正式答复，他再次抱怨东京的私有化和中央集权政策。他告诉柳田，他和国会议员中村敬次郎正在发起一项抗议活动，中村还准备联合英国议员一起阻止日本“皇国”现代化主义者的所作所为。信的内容回应了柳田搜寻巨怪和天狗的要求。这封信明白地显示了两人关于人类生命、进化和演变的不同意见，南方熊楠持科学主义，而柳田持神秘主义的、恒定的、创造主义的态度。南方熊楠向柳田点明了他们两人的意见不同之处，他告诉柳田他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收集的一些数据，其中包括关于外生殖器的古希腊神话。他解释说，巨型人身的神话故事，比如天狗的巨鼻和巨怪的长臂，通常被认为是生殖器崇拜。他怀疑，也许柳田收集到的巨怪和天狗故事就是一种性崇拜物，人们赋予这些物件以社会宗教的意义。换言之，这些不是真的存在物，而是作为替代物存在，“学术界称之为拜物教”（1951—1952，卷10，12—13）。
柳田并不信服。4月30日他回信说，从日本各个地区收集来的类似的神话文类表明，真的有“证据”表明日本土著存在，那些神话都描述了日本远古时期的一种喊话：“嚯！嚯！嚯！”南方熊楠的回信分两次邮寄，第一封的日期是5月18日，一周后寄了第二封。他一开始没发觉，后来才想到柳田把那些神话传说当作真人真事看待了。南方熊楠在信的开头就说，和歌山的类似神话并非真实历史，柳田当然不会喜欢他的意见。接着，南方熊楠希望柳田采纳现代的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他说，如果把神话故事里的超自然生物当作猴子和狒狒，而这些生物是全人类共同的祖先，这样的结论不是更加合理吗？他反复研究那些材料，结论就是，“所有这些叙述明显是在描述大猩猩。”（1951—1952，卷10，24—25）
最后，南方熊楠回应柳田关于“嚯！嚯！嚯！”的喊话声的解释，后者认为那是日本土著巨人的语言特征：“没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往往缺乏见识。请允许我提一件事。我住的地方有个寺庙，寺庙里有种鸟的叫声也是‘嚯！嚯！嚯！’。一位朋友前去调查此事，结果发现那是普通的角鸮。那里的奇怪东西则是角鸮的粪便。”（1951—1952，卷10，32—33）柳田把纯正的日本民族性建立在那些山区的传说和巨怪身上，这纯正的血统后来被亚洲大陆进来的异族给破坏了，而南方熊楠似乎希望借助确凿的鸮粪打消柳田的念头。可是，敏感的柳田察觉到了南方熊楠对他的蔑视，他反过来质疑熊楠的爱国心。10月13日的信中，柳田批评熊楠：“虽然你对寺庙的研究展现了你的爱国心，但是其他事情上面，你太过世界主义。像你这样的精英分子背叛了日本文明。”（引自南方熊楠1985，130—131）
南方熊楠发现自己的文章登在柳田的期刊上以后，自身的知名度大大增加。因此，他克制了对柳田的批评。不过，五年的合作经历告诉他，柳田根本不会改变反科学的神造论。南方熊楠转而揶揄柳田。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Tsurumi K. 1978；Figal 1999）是他们的最后通信。在信中，南方熊楠已经拿柳田没办法了，他不屑地嘲讽那种把奇怪的巨人和天狗当作民族始祖的日本民族天赋论。南方熊楠最后一封信是1916年12月23日，信上标明的时间是午夜，他回忆起1908年夏天与一位同事一起去采集标本。当时两个人半裸着身子，挥舞着捕蚊网一股脑儿滚下山，刹不住车，边滚边叫。南方熊楠说：“山脚有二十几个村妇正在种田。她们一看到我们就尖叫‘天神下凡啦’，然后跑开了。我们下山以后才明白她们惊恐的原因：她们把我们俩当成神怪了。”（1951—1952，卷11，290—291）南方熊楠以此与柳田决裂：“我就是你眼中的巨怪和天狗。”
我把南方熊楠与柳田国男的争论放置于日本殖民帝国的风口浪尖，因为他们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建立日本的主体性和文化体制。本书不同于现今东亚研究界仍然遗存的模式，那种模式或多或少认同一种原本同质、后来被亚洲玷污的日本文化民族主义。我将摒弃柳田国男的经典理论和他妄想的日本文化特殊论，转而采用南方熊楠的流动的世界主义立场，兼及日本后殖民主义学者米谷正文（2006）和其他学者的立场，他们考掘了日本与其东亚地区的种族、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历史与政治关系。尽管许多日本19世纪中叶的精英分子意识到要采纳欧洲的科学技术，但他们并不承认欧洲的优越性。相反，日本领导阶层认为，要坚守日本本国的内圈和东亚地区的外圈，防止欧美国家先进科技的代理人侵犯他们的主权——坚船利炮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毒品走私贩、猖狂的自由贸易商妄图强行“开放”这片一千年来世界贸易的中心——成功的防御需要某些免疫体。改革家福泽谕吉在19世纪80年代明确地说日本需要从欧美那里“感染麻疹”（1960，231）。日本人见识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历史教训[亨廷顿的欧洲中心主义式的全球图景是“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West and the Rest），我则认为鸦片战争是“东方美人与西方野兽”（East and Beast）之间的冲突][2]，他们认为，抵抗欧美野兽以及将中国的东亚朝贡体系霸主地位取而代之的最好办法是有节制地吸收西方文明的毒性。这种以免疫为目的的自我开放在19世纪末被称为“和魂洋才”。
16和17世纪，西班牙和英国为扭转和中国的贸易逆差（欧洲人热衷于购买中国的衣料和瓷器），在“新世界”强行开疆拓土，攫取贸易顺差。英国依靠的这些经济军事政策被马克思称为“资本原始积累”。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终于有实力在印度殖民地以外与中国开战。英国帝国主义者胁迫东亚各国臣服于不平等的贸易体系，何伟亚（2003）精辟地将其总结为“英国的课业”，英国人在中国沿海开辟通商口岸和殖民色彩的城市，正如愤怒的罗莎·卢森堡在1913年所写的，“其中每一个人都在用屠杀和破坏的手段吮吸鲜血”（1968，394）。日本精英迅速做出反应，终止“野兽化”的学习方式。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把侵略者赶回家，夺取清朝统治者的东亚和太平洋的霸主地位。他们的免疫措施是直接给自己注射欧美野兽的病原体，日本主流历史学家则喜欢用“现代化”一词代替。
本书试图采用分析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野兽化历史进程的新方法（从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旧方法）。我赞同反资本主义的东亚研究领域学者朴贤玉（Hyun Ok Park 2005）和川岛肯（Ken C.Kawashima 2009）最近的唯物主义的学术著作，他们强调资本主义边缘与殖民主义掠夺的建构。我写作这篇导论的时间是2008年11月，一场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正在爆发，其主要原因是贪婪的第一世界的金融资本家挥霍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辛苦工作创造出的财富。此时此刻正是拒绝资本主义的自然化及其仁慈与文明的意识形态外衣的最恰当的时间点。虽然我们不该忽视英语学术界后殖民主义研究的某些保守倾向，但很明显，直至最近，以美国为基础的现代化主义学术遏制了日本帝国主义研究中的反殖民和反资本主义取向。例如，在《日本殖民帝国，1895—1945》这一经典著作的导论中，马克·比蒂（Mark Peattie）的以下评价言辞暧昧：“尽管人们对结果有或好或坏的评价，这种善恶论排斥了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最客观的评价……我们实际上可以用‘现代化’来概括日本所发生的种种变革。”（1984，44—45）现代化主义历史学家取消了关于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换言之，不问谁是受益者），他们正好回应了“巨蟒”喜剧小组（Monty Python）的电影《布莱恩的一生》（Lifeof Brian，1979）。片中，革命者策划颠覆罗马帝国，建立朱迪亚人民共和国，他们审问当地老百姓：“罗马人为你们做了什么？”老百姓回答了一大串现代化的成就——马路、卫生设施、美酒——革命的领导人只好向现代化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普世价值观投降：帝国主义总是施舍给殖民地好东西。清醒的反帝国主义和左翼文化研究者必须看到这一点。
为了回应比蒂和“巨蟒”这些现代化主义者的观点，我要强调，在殖民地和帝国边缘，殖民主义掠夺了大量人力和自然资源，以及从殖民地佃民和贱民工人所榨取的超额利润，这些利润用于喂养大日本帝国这头巨兽。罗莎·卢森堡说“暴力是资本的永恒武器”（1968，371），一语道破资本主义的伪自然化面目，正呼应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所写的话：“一面是财富的积累……一面是惨剧的积累，劳动、奴役、残暴和道德堕落。”（1984，37）马克思的基本论断反击了现代化理论对日本帝国主义历史中的人类疾苦和权力差异所涉及的性别、阶级、殖民/被殖民关系的漠视，他强调资本主义体系的存在完全是基于剥削大量工人的生命：“现在的财富……基于偷窃异化劳动时间。”（1973，705）我们把马克思的语言转换到20世纪20年代东京的大众文化话语，可以发现，资本家的生存手段是对贱民和工人阶级的活生生的、色情的劳动进行强盗式的猎奇。尽管日本帝国主义的某些次要效应能够被那些仍然坚信“现代化”的人所肯定，被殖民的贱民劳工所承受的生存状态仍然是其首当其冲的恶劣后果，孟比（Mbembe 2003）将那种生存状态定义为“苦命”（being-in-pain）。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帝国主义无可争议地是现代的产物，而不是什么迟到的现代性或匮乏的现代性。但是，它的现代性还体现在许多其他方面。所以在本书中我将辨证统一两种逻辑，剥削行为的死亡逻辑——沿用日本社会学家赤神良让（1931）的说法，我把殖民掠夺和资本利润生产称为“异奇”（the grotesque）——以及创造性的欲望生命体的身体逻辑。我沿用南方熊楠和他的追随者的说法，把这种身体逻辑称为“色欲”（the erotic）。
国体与变态
南方熊楠凭借他的生物学理论，直觉上认为，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生命活力恰恰是权力想要捕猎和占为己有的东西，他关于神社合祀运动的研究著作体现了他的这一洞见。在1912年创作的著名评论中，他称日本政府霸占和歌山地区国民劳动和集体土地的行为为“内部帝国主义”（1951—1952，卷8，193—198）。当地原有3700座寺庙。截至1911年11月，政府关闭了其中的3100座，然后卖地获利；公共财产的私有化前所未有，这是开了先例，卖地收益流向腐败的神道教和尚，南方熊楠认为这些和尚实际上受圈地资本家操控（Figal 1999，203）。寺庙统一化和配套的山林采伐正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典型例子。大卫·哈维（2003）赋予马克思的这一术语以新的含义，他称之为“霸占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1910年8月，南方熊楠被政府逮捕，投入大牢，理由是他暴力反抗政府的寺庙政策。数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抵抗私有化政策，进行大量田野调查，记录下东京的政客和食利者对和歌山的掠夺。
南方熊楠游行示威，抗议和歌山的财产遭到剥夺，20年来他一直在钻研和撰写生产与再生产、活力[3]与体制、混乱与管制之间的辩证关系。他先是研究西藏曼陀罗所吸收的情欲活力，后来研究图腾社会如何以单一的象征符号将反体制的各种欲望集合起来，安抚和联合社会中分散的个人，所以，他观察到日本政府采用同样的手段来抢占人类劳动与自然资源，而正是这些东西创造了和歌山充满活力的生命世界。政府的正常运转依赖于剥削生命的创造力。尽管民族国家体制虚构了一种他称之为“政道”的东西，这些政道不过是后天的造物，是活生生的人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寄生虫（1951—1952，卷11，201）。南方熊楠关于“活劳动”与“吸血资本”之间的辨证讨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里面的讨论有相似之处，他强调生命及其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是第一位的，而曼陀罗、图腾和各种“政道”是次要的存在物。这个观点与柳田国男的背道而驰。
两人的分歧之一是，柳田国男主编的《乡土研究》完全排斥色情文字，南方熊楠对此大为光火。若干学者业已指出，柳田宣称他“有责任履行编辑职责，删除所有淫秽文字”（Matsui 1993，515）。南方熊楠曾向好几位朋友表达过他的愤怒，他对武藤吴说：世上哪种日本民间故事的体例会把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删掉？（1951—1952，卷12，410—429）他认为，柳田对性的排斥是和当地政府的做法联系在一起的，政府听从殖民主义精英的政策导向，管制农村传统的性风俗。正如阿兰·克里斯蒂（Alan Christy）所指出的，南方熊楠曾抱怨说，邻村的警察局刚颁布条例查禁由来已久的偷情行为：“东京人听到这种事情都会窃笑，但事实上，日本没有哪一个村庄晚上不发生偷情”（引自Christy 2010，318—319）。南方熊楠将柳田对性的排斥与压抑的“家族——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到边缘地区结合起来讨论，他认为柳田的本土主义是古老的日本“国体”民族性的现代翻版。他并不公开反对国体论，而是称其为静态的“日本本质论”，对应于生物学上的“变体”概念。他的最重要的科学著作是关于黏菌的杂交谱系及其变体。20世纪初叶，他开始采用“变态”[4]这个词描述人的类似变化（Nakazawa 1993）。在南方熊楠看来，将植物和细菌的“变体”模式研究运用到人类身上，可以从中探究他们不断变化、调整自身构造的生命活力。
南方熊楠在与柳田国男的通信中使用英文的“流溢”（emanation）一词来理解所有生命形式的变化，他觉得“流溢”比达尔文的“进化”适用范围更广（1951—1952，卷9，154）。种群的进化论把生命的种种变化套在一个规定的分类系统，而他所说的“流溢”是非逻辑的变化，混乱、不讲规矩、不讲秩序，从根本上抵制系统的拘束。在他看来，生物学分类与创造性生命、观察者与对象、图腾与爱欲……种种关系不是客观、自然的，而是充满着不可化约的紧张冲突。如果沿着这个思路来观察政治社会中的个人，我们就能看到一场生死攸关的猫抓老鼠游戏，体制一直要捕猎个人的生命活力，而个人则拼命逃脱。
也许，两者之间差异的最好例子莫过于暴力和牺牲问题。南方熊楠隐含的批评是，柳田国男缺乏基本的人类学概念，连礼物交换和异族通婚都不知道，他所建构的原古习俗肯定是缺乏活力的、静态的。熊楠给西村信二（1951—1952，卷12，87—96）的信中说，柳田更不会理解他的文化本土主义忽视了暴力问题，因为他拒绝承认：任何社会建立疆界的时候都将造成他者的牺牲和贬抑。而南方熊楠则强调，图腾制及其他各种社会形态都要吸取人的创造性生命活力，以稳固自己的社会疆界，其手段包括仪式牺牲和异族交换女性。
沿着这个思路，南方熊楠认为人的牺牲无疑是历史事实（Matsui 1993，597—601）。20世纪20年代中期日本的争论中，他甚至说：“不惜用人的牺牲来建立各种体制，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南方熊楠1992，卷2，225）他在写于1927年的长篇论文中讨论了牺牲问题，博引世界各地的知识，比如日本的兵刑物语和中国古代经典。他说，在中国的春秋时代，官员“为了确保城墙稳固……曾把一位惊恐的王后推入地基作为牺牲”（227）；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14世纪的庞贝王朝和19世纪的日本，公主也被推下地基成为牺牲品。南方熊楠认为，牺牲现象证明了政治体制对人类劳动的吸血，并且还总是试图以图腾等形式掩盖自己的吸血行为。他争辩道，柳田一方面抹消人类的色情性和生命活力对创造世界的贡献，另一方面拒绝考虑社会体制奇异化和攫取生命活力，他的研究方法取消了社会政治变化的可能性。换言之，南方熊楠隐含的意思，一方面是欲望（爱欲）的活力生产，也即马克思的“活劳动”或德勒兹与加塔利合著的《反俄狄浦斯》中所说的“欲望生产”（1983），另一方面是霸权（奇异）对欲望的暴力占有，也即德勒兹与加塔利所说的“反生产”或马克思的“资本”，两边的斗争永无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