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死亡政治 第七章 中国人民的鸦片第八章 日本的课业.2
流溢、生命、图腾主义，南方熊楠的这些理论在他生前引起广泛争议。他在一篇讨论动植物图腾如何将人类范畴化的文章中说，他自己的名字“熊楠”就是由动物“熊”和植物“楠”组成的。宫武外骨回应说，熊楠的“楠”字实际上来源于“粪”字——宫武借机讽刺熊楠的理论不过是“熊粪”。
图腾哲学
宫武挑起争端之际，熊楠的生命和欲望理论正在为日本帝国主义最关键的哲学人类学做铺垫。哲学家兼政策幕僚三木清（1897—1945）在20世纪30年代鼓吹说，大日本帝国公民的主体性所蕴含的创造世界的能量是帝国合法性的基础，“国家的真理依赖于人的身体”（1967，卷8，15）。1937年他接受首相近卫文麿领导的昭和研究会的文化部门的邀请，成为晚期日本帝国主义的理论工程师。他在这个关键的职位上，结合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的意向性以及马克思对人类劳动生产力的论述。三木拓宽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界定，将其延伸至自然界——“大自然和人类一样拥有技术，进行生产”——他提出一种“新人文主义”，试图超越人类情感和真理（逻各斯）的二元论，将这不可弥合的两个层面融合成“生产”，他把这种生产过程称为“国家的神话”，就像原始社会中的图腾制一样。
三木1938年所称引的图腾制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同期诞生，图腾制理论是受他在京都大学的老师田边元（1885—1962）启发，后者是日本30年代和40年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他在其巨著《种的理论》中运用图腾制来开启他的“绝对辩证法”。他提出一种亚里士多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三段论，即从“个”到“种”，再到“类”。在这个纵向的关系中，个体和群体互相对立，其否定关系的中介是普遍性。除了这个对抗性的种属关系，他还提出一种横向的不同民族——种族群体之间的对抗性，同样，这种关系也由普遍性作为它的中介。普遍性，就像原始部落的图腾缝合不同部族组成一个大的共同体一样，吸收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将其转化成肯定的同一性身份。
田边既反对有机社会的说法，又反对求同存异的世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他说：“社会总体性不是由一个个部分和谐地拼接起来的，而是一个复杂的中介系统，其中，‘个’与‘种’发生对抗，‘种’与‘类’发生对抗，每一个部分既是其自身又是别的部分的部分。”（1963，卷6，62）在他的体系中，这三种因素的区分又引向一种经过中介的免疫学式的同一性，其中，每一个因素都是“以对抗的形式存在的混合物”（同上）。就像免疫系统中抗体与细菌的关系一样，这三种因素互相分享和排斥对方的各个方面。田边认为，就个体来说，它要通过自我意识达到自由，必须经历它和民族——种族群体两者的断裂过程。个体要和群体区分开来（从而获得自我意识），个体与它的种群的直接同一性必须打破。在这点上，个体将种群视为限制自己自由、捕获个体能量的某种东西。种群通过“篡夺母亲的子宫”获得了主权，依据免疫机制，个体保留了它所从属的种群的某些特征，另一些特征则与种群针锋相对，形成新的“权力意志”（196）。
父系制种群否定母体，然后，个体否定父系制种群。经过这两个阶段的否定以后，主体进入第三阶段。第二阶段辩证地肯定了个体与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这同时又是免疫学式的对抗），它要求从这个特殊飞跃至普遍（“类”），对田边来说，那就是日本的多民族帝国。就像个体一样，不同的政治群体否定地从属于普遍的帝国，从而获得矛盾的同一性。其时，日本帝国正在迅速地从朝鲜到伪满洲国再到中国北部和中部扩张，帝国主义者对外圈的反殖民主义的民族情绪感到恐慌，而田边正是要从哲学角度解释为什么朝鲜人、台湾人和伪满地区的中国人会排斥日本帝国的普遍性统制之下的特殊的个体身份（Sakai N.1995）。尽管被殖民的种群很自然地与帝国保持否定关系，最现代的、具有自我意识的被殖民者主体应该认识到日本的超验优越性，即，进化程度较高的帝国主义生命克服了生物种群的原始性，通过绝对辩证法的中介获得了普遍性身份。如结论所示，在田边看来，一个“现代生命”个体只有通过自觉地为大日本帝国牺牲才能成为绝对的主体。绝对辩证法的集中体现就在于，帝国主义国家拥有颠倒生死的权力，为帝国而死乃是最高形式的生。
甚至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田边的死亡政治转向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拥有强大的奇异化的技术，即领导“世界无限混杂化的进程”（1963，卷6，196）。尽管对田边来说，生产和欲望是个人的事情，帝国却是同一化进程的最终裁决者，并且是每个主体的权力意志的接受者。田边的“主体生命”概念要比南方熊楠的“活力个体的创造性能力”概念更加复杂，但两人都将政治权力的源头追溯至自然生命。固然，田边不再那么强调主体欲望和生命——文化群体的存在，但他所说的仍然是一种体制的调和：活生生的生命权力生产出体制的活力，而普遍性则提供同一性和理性化。然而，这些方面和南方熊楠的观点大同小异，即生态学意义上的（原始）生命是一切社会政治体制的能量源泉。
我所挖掘的田边的辩证法哲学和熊楠的生命哲学的共同之处，即政治霸权与主体自由之间互相污染的免疫机制概念，与福柯的权力理论相互印证。福柯关于生命政治的解释，在我看来，试图描绘出早期现代规训权力（其运作形式是请求服从、命令监禁）崩塌以后建立起来的现代权力形式，这与熊楠和田边的哲学理论是一致的。尽管福柯后来以多种方式发展了他的权力理论，他从规训性权力到“非规训性”政治治理术的思想转变是为了强调生命的生产性。福柯将生命政治的现代性定义为“生命进入历史”的形式，这表明，霸权统治意识到权力延伸其统治范围的最佳方式不是强制性地“用国家主权镇压个体的美好天性”（2007，66），而是从严酷的监察机制中退出，转而采用一种更加中性的眼光看待国民：“不同于对身体的规训，这种新的非规训性权力不是作用于身体性的人（man-as-body），而是作用于活生生的人（the living man）；最终，也可说是种群性的人（man-as-species）。”（2003，243）
福柯第一次将生命政治理论化是1975年至1976年间的系列演讲，接着休假一年，然后1977年至1978年在法兰西学院举行系列演讲，结集出版时题为“安全，领土，人口”。他再度探讨生命政治，削弱了非规训性权力的理论重要性。规训不再能够强制和监禁以后，新兴的非规训性权力开始容纳生物生命（bio-life）的自然性，为生机论意义上的欲望扩充更多的自由空间。福柯解释说，规训权力的问题是“如何宣布并解释‘不’”，而非规训性权力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对欲望说‘是’”。（2007，66，73）福柯演讲非规训性权力的时候，常常把生命政治与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主义联系起来。福柯将听众的注意力移至重农主义理论中欲望与交换、财富与人口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他说，霸权政治权力面临的新挑战是，当它对欲望说“是”之际，它把个人主体释放出来了，个体愿意为追求欲望而拼死拼活地工作。在福柯看来，霸权权力开始意识到，在现代性之中“生命”的意义被夸大了；正如熊楠和田边的哲学理论，这种欲望的生机论是权力运作的驱动马达。所以，权力需要生机论意义上的欲望给它打一剂强心针；权力并不否认它和低级生命形式的联系，它知道自己需要和低级生命同步现代化，像免疫机制一样混合在一起。[5]
唐纳·哈勒威（Donna Haraway）在20年前也曾提出作为免疫机制的生命政治的相关解读：“免疫系统……建构出西方生命政治中自我与他者的边界。”（1991，204）但是这并非标准的阐释。生命政治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追踪现代科学的各种制度建设，比如卫生运动、孕妇关怀、疾病防控。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政治将生命作为它改善、延长和控制的对象。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福柯关于生命政治的著名演讲“使人活、让人死”（faire vivir，laisser mourir），我们会发现，医学和人口统计学对人群的统摄只是这句话的前半句（使人活）。后半句（让人死），不是说要去杀戮，而是类似于“顺从自生自灭的内在趋势”。贾斯比·普尔（Jasbir K.Puar）敏锐地将后半句解读为：“死亡成为追求生命过程中的双边损失。”（2007，32）尽管“使人活”有时候不得不进行杀戮，“让人死”强调的是生命政治的不经意的冷漠，这种客观中立的态度极力反对规训性权力对合理合法行为的痴迷。然而，正如福柯引用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时所强调的，生命政治的目的是使（某些人）活，同时，放任另一些人的生命。换言之，身体政治中，某些人需要健康和疾病防治，而另一些人则自生自灭，随他们怎么样。某些精英人群会凭借这种不经意的自由放任政策而活，但是另一些人则会陷入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说的“不确定性”的死亡。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生活水准提升的那些人也将收到一张“越狱”牌，被生命政治的冷漠所掌控。
依照我的解读，生命政治的维度从两个方向展开：一个方向是健康，另一个方向是财富。这就是说，作为种族——人口概念的生命需要在健康方面得到改善，而作为欲望生产概念的生命则需要从监禁中解脱出来拼命工作以便积累资本，这在福柯1978年的系列演讲《生命政治的诞生》中讲得很清楚。我们再给财富维度的生命政治增加一个注脚，即生命之所以被解放出来是因为这样一来，从活劳动当中剥削剩余价值变得更加方便。尽管生命政治的非规训性本质上排除了强制命令的行为，但它仍然能够“将人口流动指向某个特定地区或某种特定活动”。福柯写道，生命政治的解放导致更加有效率的剥削，“人口知道它想要什么，但它不知道自己受谁摆布”（2007，105）。
本书第一部分“生命政治”中，我将展开论述的观点是，生命政治的两个维度“提升生命质量”和“让人自生自灭”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日本德川时期（1603—1867；Ikegami 1995）新儒家统御思想崩溃以后的时代思潮。19世纪90年代以及20世纪初，也即日本的民族国家建设时期，现代医学和卫生制度贯彻的正是生命政治的“提高生命质量”维度。而第二个维度，历史学家色川大吉（1985）率先在学术领域论述了从德川时代结束到1890年新的日本宪法颁布这个时间段当中，以前被束缚的主体如何从规训统治当中解放出来。正如生命政治的治理术之一是“引导人口流动”，我将目光聚焦到从本土“解放”出来移民国外的100万名日本人群体，以及2000万名中国移民劳工（“苦力”）如何从1905年开始永久地或按季度地在日本的满洲殖民地工作，以及，朝鲜农民如何从他们的土地中“解放”出来成为日本资产阶级地主的佃农。这些“生命政治的主体”长期为学界所忽视，而他们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本体论层面上的马达和燃料。日本明治时代（1868—1912）的意识形态话语迅速领会了生命政治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新鲜含义，即主体要“立身出世”或者在外圈“一攫千金”。当时的权威福泽谕吉（1835—1901）觉察到摆脱束缚的日本移民的重要性，他们寄回日本本土的汇款为本地政府提供了巨额资金和紧缺外汇。另外，后藤新平等殖民地官员知道华北的苦力是日本的满洲殖民地的主力军，是他们亲手建造了整个殖民地的基础设施。
把生命政治加入不平衡的、混乱的资本主义当中，由此福柯和马克思构成了富有建设性的理论张力。正如福柯所理解的生命政治作为一种治理术在资本主义规训之前就已出现，马克思讲过一种类似的社会历史条件，他称作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formalsub sumption）。“形式吸纳”这个概念是为了解释从封建和早期现代规训停滞阶段到现代规训的转换，它把商品生产和工资劳动架设于原先的社会结构之上。资本利用原先存在的劳动和技术并微微修调；而生产则变成单独为市场而进行商品生产，工作小时数依据剩余价值剥削而定。“生产过程成为资本过程本身。”它的目标是，“花钱的唯一目的是赚取更多的钱”（马克思1977，1020）。这个微妙而重要的转变使得早期现代工作的特定内容遭到否定，暴力的工资制扼杀并物化了“活劳动”，资本家占据“直接剥削他人劳动”的地位（1019）。
依据福柯所指出的政治权力在社会边缘巡猎生命和猎奇，以及南亚地区贱民研究所强调的殖民国家灵活而暴力的剥削行为，在本书中，我将分析1895年至1915年间，生命政治如何在亚洲大陆日本殖民地边缘进行运作。我们将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对活劳动的形式吸纳，但我们还可以分辨出，日本殖民——边缘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同时生产出生活提升的人口以及新的主体性。我在第一部分的论点是，这些生命政治的主体性对于分析存在论意义上的欲望生产（色情）和存在物意义上的政治捕获（奇异）至关重要。具体的活劳动所生产的沾满血与泪的剩余价值剥削乃是帝国主义崛起的动力来源，主流学术观点不承认这一点，而我在本书第一部分将证明，对生命政治主体性的吸血鬼化和奇异化的持续运作真真正正制造了日本帝国主义，并推动资本主义采取更加复杂的奇异化统治制度。
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我把这种复杂的统治制度称作神经政治。尽管生命政治中的活劳动具有马克思所说的“将物品从死人身上唤醒”的作用，一旦形式吸纳让位于神经政治的实际吸纳（real subsumption），活劳动本身就会被转变成“死的、物化的劳动”，后面这种劳动体现在大众商品和工业机器中（Marx，1977，289）。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实际吸纳不同于形式吸纳，它控制了社会关系的更多方面，它是一种更加深刻的免疫机制，用以支持资本的吸血特权和防范威胁。尽管马克思所强调的实际吸纳的典型案例是制造业工厂，实际吸纳的趋势却是运作于社会本身（Negri，1991）。马克思提出，在形式吸纳所建立的基础之上，“现在出现了一种技术上特别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它变革了劳动过程及其实际条件的本质。只有在那时我们才看到资本条件下劳动的实际吸纳”。他认为在资本剥削劳动的过程中，有一个从剥削绝对剩余价值到剥削相对剩余价值的转变过程，“伴随着实际吸纳……一种全面的（并且将反复出现的）革命诞生了”（马克思1977，1034—1035）。
马克思揭示了一整套从形式吸纳到实际吸纳的置换。最重要的是，原先的神秘主义观点认为，是资本家养活了一个个孤立无援的工人，而现在的神秘主义观点则认为，整个现代社会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功绩（Read，2003）。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将描述一条类似的置换轨迹。第一部分所论述的从活劳动到资本主义奇异的根本性的辩证法，被置换到神经政治的对所有人类感官的商品化。色欲——奇异的现代主义既反映又加强了这种置换的实际效果。本书的重点之一是分析商品拜物教如何使得日本都市沦陷于实际吸纳之中。随着个人和社会在意识形态中被资本主义所扭曲，殖民主义社会陷入一种非人的颠倒，即“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Marx，1988，71；粗体强调是马克思原书所加）。生命政治启动的过程加快了，“工人把他的生命投入作为生产对象的物；但是现在他的生命不再属于他，而是属于物”（72）。因此，被工具化的工人别无选择，只能以商品替代物的形式重新买回他/她的生命，这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色欲——奇异学”学者所说的“第二生命”。作为消费者的工人买回作为生产者的资本所盗取的生命，这个回买的过程揭示了神经政治的核心律令。生命政治的命令是让一些人生活，让剩下的人自生自灭，而殖民资本主义所展示的眩目商品则同神经政治统治一起起到“麻醉和形塑”的作用。一种被持续唤醒的麻醉作用是瓦尔特·本雅明称作“梦幻世界”的殖民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生存的普遍状态。神经政治资本主义震惊、恐吓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主体，使之进入麻木状态，然后让它从资本主义那里购买以商品形式出现的“第二生命”替代品。
我们将追踪转变的轨迹，从第一部分所强调的对劳动的形式吸纳和生命政治主体性的生产，转到第二部分，即实际吸纳条件下神经政治生产一整个商品化的（第二）生命世界。这个转变从以活劳动为中心，转到大众消费品和固定资本的机器所猎奇的商品化、死的劳动。主体性的生产转移到大众性学家、色欲——奇异文化生产者、“考现学”调研员。这些主体性为资本主义实际吸纳开拓了新的途径，直接延伸至身体的感官系统，协助刺激并麻痹殖民主义消费者主体。
第三部分“死亡政治”中，我关注在日本满洲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神经政治的情感生产如何引发更大规模的对劳动者身体的吸纳。我将继续关注作为欲望生产的色情与政治——经济捕获之间的冲突，这种根本性的冲突从生命政治资本主义所形式吸纳的活劳动转移到神经政治中死的、商品化的劳动，最后再转移到死亡政治资本主义的“活死人”或不死的劳动，死亡政治的主体性包括毒品走私贩、军火商和法西斯官僚。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根本性冲突（活劳动→商品化的、死的劳动→不死的劳动[undead labor]）推理出一种霸权性的转变，从生命政治到神经政治再到死亡政治，这条线索也即生命→第二生命→活死人（undead death）。
因此，满洲殖民地（1932—1945）的实际吸纳一反常态，使用价值没有增值，也没有生产出新的集体主体。相反，它拼命从实际吸纳中（统治者不关心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工人的体力和休息都无所谓）榨取绝对剩余价值，从技术和机器投资中榨取相对剩余价值。我把这种罕见的结合，即视工人死亡为合理现象的大规模绝对剩余价值榨取与大量的生产过程投资之间的结合，称作解形吸纳（deformal subsumption）。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揭示“迫使劳动成本降低至零的趋势”（1977，748），大约1000万至1200万中国满洲地区的劳工毫无报酬的强制性劳动，作为一种解形吸纳，仅是死亡政治统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满洲地区大量涌入的鸦片、日本制造的海洛因和吗啡。所以，死亡政治的生产和消费都在侵蚀系统化再生产。
除了这些致命的生产、消费和榨取环节，满洲的殖民统治者还握有高度的豁免权，从一开始殖民统治就处在法律悬空状态。孟比（Achille Mbembe）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描绘了霸权统治的例外状态，“死人过着活人的生活”（2003，12）。孟比把死亡政治的主权描述为“生命臣服于死亡权力”，死亡政治“创造了一个死亡世界，在这个崭新而独特的社会存在形式中，许许多多的人沦于活死人的生存条件”（15，40）。法农（Frantz Fanon）在《垂死的殖民主义》中曾经做过类似孟比关于死亡政治的描述，法农说“被殖民者……不是将生命理解为生机勃勃或者具有本质上生产性的发展，而是把生命视为无处不在的死亡搏斗”（1965，128）。我在本书的第三部分将展示死亡政治如何与解形吸纳一起，一方面谋杀满洲地区的中国人，另一方面反过来报复日本殖民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主体。死亡政治政权成功地颠倒了活劳动并将其绝对化在帝国资本主义中的核心地位，通过殖民地法西斯主义的解形吸纳，将那些被生命政治所抛弃的主体性（苦力、性工作者和殖民地佃农）去本体化并杀害。
最后我要论述的是，帝国死亡政治排斥所有混杂的病原体，以整全的免疫学现代性净化自己。哈鲁图尼恩（H.D.Harootunian，2000）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这是某种“克服”。但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克服过程的持续性；按照田边的辩证法，免疫力的病原体性质一直在被绝对化，只有日本帝国的普遍性才能将其同一化。正如日本总体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所概括的，经过免疫环节（例如接受欧洲技术的注射、吸收东亚资源等）以后，日本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普遍性的霸主。石原设想的是，国体（日本的去免疫化的有机体）将恩泽每一位国民。但是，我将论述生命政治如何被死亡政治所清洗，内在的生命免疫力演变成死亡免疫力，抵御任何外界影响。欧美和东亚之间横向的免疫，以及资本与劳动之间纵向的免疫，这两个维度都被关闭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政治兴起，作为活劳动的色情被权力所绝对化，而奇异本身变得绝对，被“切断”，丧失中介环节。变体和“变态”的免疫现代性混合体净化为没有中介、没有杂质、纯粹普遍性的大日本之梦。如我在结论中所说，这个过程在自我免疫的自杀行为中达到极致，日本最终自食其果。
但在我们迷失于理论思辨之前，最好先回到现实，考察日本帝国主义最重要的主体性：中国苦力。
[1] 天狗是日本的一种住在山里的妖怪，红脸高鼻，有翅膀。——译者注
[2] 历史学家彼德·德·拉·考特（Peter de la Court）为荷兰这只和平而温顺的“小猫”辩护，他说法国和英国这两个军事帝国是“野兽”（引自Arright 2007，239）。
[3] 原文为energy，译成“能量”过于生硬，它指的是人的活生生的生命，勉强译为“活力”。——译者注
[4] 日文中“变体”和“变态”的读音是一样的，都念作hentai。——译者注
[5] 我借鉴的是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2008）对免疫机制的解读。令我不解的是，他没有提到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2007）一书所提到的生命政治中的免疫机制与安全之间关系。
第一部分
生命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