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力日本
（苦力）热情坚韧，埋头苦干。工作劲头势不可挡。他们为经济和金融实力打下了基础……满洲的发展历史也是山东苦力的历史。
——安达金之助，《满洲调查报告》
（Adachi Kinnosuke, Manchuria: A Survey）
我们必须寻找容易获得自然资源、同时剥削廉价奴隶的地方。
——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1]
欲望，伴随着中国北方人“闯关东”的壮志，驱动了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之一。汤马斯·高兹昌和戴安娜·赖莉（Thomas Gottschang & Diana Lary，2000）所说的北方“大迁移”见证了1890年至1940年间大约2500万人从山东和河北地区迁往东北的历史。这个数字仅次于1840年至20世纪30年代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欧洲人口迁移。从欲望的角度谈论人口迁移，这并不是为了贬抑迫使穷人流离失所的各种其他原因。就山东“苦力”来讲，想想那数百英里的路途就可以感受到农民、技工和打工者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遭受了多大的苦难。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欧美列强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为各国资本家打开方便之门。资本家们蜂拥而至，蚕食这个19世纪40年代以前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市场份额。不平等条约为英、美、德等国积累资本霸占华北打下了基础。东北地区同样被卷入全球经济体系，先后被俄国、英国和日本侵占。
这些遭受政治和经济重创的地区在清朝时（1644—1911）共有233年遭遇旱灾、245年遭遇水灾。这类环境灾害使得一些日本精英强调不幸的中国人处在“创伤”状态。温迪·布朗（Wendy Brown）在稍许不同的语境中用过这个词（Brown 1995）。然而，正如布朗所警告的，创伤状态一旦被陈述，霸权便开始运作。中国苦力被欧美列强和船坚炮利的帝国主义者所掌控，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这个事实来证明，作为亚洲同胞的日本人对待中国人本质上是友爱而人道的。日本殖民者站在文明教化者的地位，自信地宣称中日两国种族与文化的融合共同创造了日本控制和殖民的东北地区，而这种说法把报酬低廉的中国苦力神秘化了。
日本殖民者自辩，他们进入亚洲大陆是无私的文明开化之举。他们抬出四通八达的铁路系统——1905年始建于未完工的俄国军事基地之上，工程一直持续到“二战”末——以及中国工人偶尔能享受到的车票打折的四等车厢，这些列车每个季节将中国人运往各个劳动营地，而日本殖民者将其视为日本帝国主义现代化体制的象征符号。当然，这个符号也象征着资本对廉价劳动的症候性需求。因为，这些新的铁路是为了应对福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形式吸纳和生命政治所引发的难题：人口。铁路用固定资本的投入解答以下难题：“把工人牢牢地固定在生产机器上，按需发配——总之，把工人当作劳动力。”（福柯1997，34）
关于记者安达金之助的题记，即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失而复得的历史也就是中国苦力的历史，我再稍做解释。骑在廉价劳工的脊背上铸造日本的亚洲帝国之梦，这个想法早在1868年日本民族国家建立之前就已出现。1862年在伦敦，有报导说，萨摩藩出身的外交官五代友厚曾“询问利用中国和印度劳工在日本的领导下建立东亚工业经济中心的可能性”（Jansen 1965, 59—60）。1905年9月5日，日俄战争结束，两国在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签订协议后，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后来，德富苏峰、夏目漱石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们都认为，满洲地区的苦力劳工象征着日本帝国的未来。1909年9月，漱石第一次踏上大连海港的时候，他还对眼前所见的“肮脏”的苦力数量感到惴惴不安，他当时形容说“蠢蠢欲动的人群……嗡嗡作响、成群结队，像黄蜂一样”（2002，39）。这位著名的小说家是受他的校友中村是公的邀请访问这片日本新的殖民地的，后者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第二任总裁。然而，他结束满洲之行后，撰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报告，叙述中国苦力不辞辛劳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工作，任劳任怨，“沉静地像舌头被割掉了似的”（65）。他们“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像机器人一样工作的意愿使得漱石这样结束他为《朝日新闻》的资产阶级读者撰写的东亚游记：“中国苦力是最优秀的工人……而且，他们十分温顺。”（66；译文有修正）[2]
记者安达金之助1923年被派往中国调查日本殖民地的真实状况，他在自己的日志中两度赞叹急剧增长的中国劳工数量，他们无休止地为满洲的资本主义企业工作，他把他们称作“黑潮”。他原先的说法是，东北被19世纪从山东迁去的非法劳动所“占领”。尽管清朝政府出于文化隔离的原因，曾试图禁止或限制中国人迁往东北，但禁令到1878年就废除了，富有的地主偷偷地让贫穷的苦力在他们的田地上劳作。安达解释说：“当地拥有地产的满族人喜欢中国劳工来满洲。为什么？一条理由足矣：只要他们把土地交给中国人，轻轻松松就能享福了。”（1925，42）
资本家和地主阶级对劳动市场的需求，正迎合了安达的叙述所采用的20世纪初期日本殖民主义话语。虽然有一整套的环境、地理和经济原因用来解释清朝崩溃以后华北的混乱局面，但日本殖民者驱赶中国人移民满洲所利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种族因素：中国人的基因天生适合奴隶劳动。安达说服读者，满洲被中国苦力“征服”和“殖民”的历史原因没有什么奥妙，他说：“历史上没有一个种族能够在追逐物质欲望的坚韧和毅力方面胜过中国人。”（1925，42）中国苦力愿意干其他种族的人不愿干的工作，这种对中国苦力的欲望的感性解释不言自明、“昭然若揭”（44）。
中国苦力拥有依靠廉价、劣质食物生活下去的能力——这些食物在其他地方是用来喂牲畜的……不单是那样，他们靠这个活得很滋润。直到今天，那些中国苦力的身体忍耐力还为日本人所惊叹。日本工人站在中国苦力旁边显得弱不禁风。我认为，随着东亚生活费用日渐上涨，满洲苦力仍可以靠每天几分钱的报酬生活下去。（44）
安达解除了苦力的几乎任何需求。唯一剩下的是“他们自己的激情——坚忍、不断地劳作。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们劳动”（44）。由于中国人甘愿吃牛饲料和狗食，日本资本家没有必要付他们薪水，只要像对动物一样给个住处和喂食就行了；他们只需要能够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力，以便应对明天继续剥削自己的剩余价值。直至1860年，马克思使用“中国人的工资”一词来形容世界上报酬最少、受压迫最深的工人群体。许多日本资本家心想，既然没有苦力要求增加工资，也没有苦力需要多余的生活条件，为什么要付他们许多钱呢？鉴于对中国苦力的种族歧视，对于日本殖民者的恰当回应，表面上应该是资本与生命政治的结合：提高中国人的生活质量，保证他们勤奋工作。所以关东州和南满地区的日本殖民地被改造成了招聘市场、债务监狱和劳工营的大型结合体。
日本的满洲
英文的“Manchuria”和日文的“満州”都是凌驾于中国领土主权之上的殖民主义话语。1949年中共执政以前，这个地区叫作中国的“东三省”。现在普通话叫作“东北”。1905年日本打败俄国，从它手中抢得辽东半岛南部的租借地和利润颇丰的抚顺煤矿的狭长地带，当时东北正在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被称作“南满铁路地区”的那块土地只有260平方公里，而它的边界线长达1105公里。另外，日本从清政府那里获得了满洲四个主要城市的日租界。1906年，清政府准许日本把总领事馆建在满洲的主要城市奉天以及其他小城市，例如长春、吉林、安东、营口和新民屯（Sakatni 1980）。尽管日本人口贩子和性工作者从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在当地活动，10年后又有许多“壮士”[3]混迹于此，这些人喜欢社会越混乱越好，而1895年的胜仗让日本帝国主义者尝到了东北地区的甜头，1905年他们的胃口就越来越大。调控那些贪婪的日本公司的代理人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mpany，英文简称SMR）[4]。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创建于1906年11月，明治天皇希望借助这个公司来管理从俄国人手中夺来的煤矿和铁路资源。公司的办事处位于当时仍在新建的大连港。两个月前，日本建立关东都督府，执行该地区和铁路沿线的司法和民事事务，而日本关东军则负责租借地、铁路沿线和使领馆的军事安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同时也是殖民统治力量之一。尽管它是股份制的商业公司，满铁实际上却管理着关东州的殖民事务。官方指令是让该公司在当地普及表面上中性的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的发展成果，但它的真实使命，如松坂（Matsusaka Y.T.）所说：“完全是要将中国东北殖民化。”（2001，4）事实上，满铁的创建者及其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明白无误地引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作为他们的榜样（Ando 1965，33—35）。这类殖民公司的运作，按照后藤的观点，“不完全是商业”，而是如满铁的公司章程所说“代表国家，履行相应的国家主权”。（Matsusaka 2001，91）后藤的实际意思是说，满铁应该像他在台湾领导的殖民统治一样运作。
毒品的生命政治
后藤掌握多国语言，而且还是一位医生。1890年至1891年间，他在德国学习18个月的卫生和免疫学，并于慕尼黑获得医学学位。他曾发表文章呼吁重视士兵战后的隔离措施，屡次给政府写信解决当时社会上的健康和免疫问题，他因此在军队的医疗部获得了一个职位。1895年5月和6月，这个日本的第一位现代免疫学家主持建立了隔离日俄战争返乡士兵制度（Tsurumi Y.1937，卷1，694—696；Mikuriy 2004，104）。后藤的成功项目让他进入了内务省，他在内务省的一个主要决策是，敦促外务省不要在台湾查禁鸦片——虽然当时有许多人支持查禁——而是管制鸦片的用途和利润，因为日本人是垄断经营的鸦片批发商。另外，政府还能从中国零售商和鸦片烟馆老板那里抽取税金和其他费用。首相伊藤博文采纳了他的建议，1896年2月，他命令台湾殖民政府实施后藤倡导的政策（Goto S.1911，58—59；Liu 1983，74—75）。
1897年，后藤在台湾创立鸦片管理局，垄断毒品进口、生产和销售环节。他的计划是抬高毒品价格，连同英国鸦片的关税一起每年赚取2400万日元——这个数字等同于日本1897年在台湾一年全部的税收金额（Matsushita 1926，38）。1898年和1899年两年间，政府的鸦片收入分别占到全部收入的46%和42%（Liu 1983，185）。一开始几年，殖民政府想减轻当地纳税人负担，但苦无良策，而鸦片正好缓解了政府的压力。一些日本精英鉴于殖民统治的巨额成本，曾呼吁把台湾卖给法国。没有毒品买卖就没有日本殖民统治——这种说法并不为过。尽管鸦片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逐渐下降，但其金额在1918年以前仍然每年保持增长，1918年的金额超过8000万日元。“一战”期间，鸦片仍占总收入的16%。1905年以后，出口到满洲的鸦片生意赚取了巨额利润，此时，日本批发商开始完全合法地（前20年是黑市交易）和中国人做鸦片生意。苦力劳工是他们的老顾客。1914年，后藤面对日本毒品交易引起的民愤，承认说：“我们迅速获得金融自主地位的手段是权宜之计，万一被外国人发现，我们会出洋相的。”（1921，50）
三年的殖民乱象使得伊藤首相于1898年1月任命儿玉源太郎为台湾总督。三个月后，后藤新平被任命为民政局长；这两人后来统称为儿玉——后藤政权，他们彻底颠覆了日本首块殖民地的殖民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两人劣迹斑斑，挤占中国人的商业份额，把家庭农业生产导向保证日本工业利润和食品出口，间或强抢土地和实施其他各种“霸占积累”。
我依靠鹤见谕介（1937）、帕特里奇亚·鹤见（Patricia Tsurumi 1967）、驮马博（2007）关于后藤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后藤的早期文献，总结出后藤殖民统治台湾的四大准则。第一项准则是他常常引用却不加解释的“生命原则”。这个重要概念首先出现在他1889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国家卫生原理》。该书介绍了人类适应环境的生理学基础知识：婴儿不能独自生存，需要社会结构的保护。因为人类永远是“无法满足”的动物，若要达到“生理学意义上的健全状态”，人类得有一个“主权”来介入和引导他们合理地适应周围环境。国家通过主权的强制措施，将现代主体嵌入“有机体”（Goto S.1978，91）。
后藤常常引用他的生命原则来为新的行政任务造势。他先是在就职台湾民政局长的时候引用这种观点（Tsurumi Y.1937，卷2，38），然后是在1906年就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时，再然后是1916年发表著名演讲勾画他的“日本扩张论”时。履职台湾已经距离写完《国家卫生原理》10年之久，现在，他丰富了早先所设想的从上而下灌输科学给温顺的国民的理论，一方面他批判欧洲殖民主义的“暴行”，另一方面郑重其事地推崇中国传统习俗。他所谓的“生命科学”迫不及待地应用于“工业生产、卫生、教育、交通和警察制度”，但又不得不与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后者即是他们自己的生命原则。当他被新任上司儿玉问及究竟他是什么意思时，他回答道：“一言以蔽之，尊重台湾习俗。而且，不可能一条中等的比目鱼一夜之间变成优质的鲷鱼。生命原则遵从当地习俗。”（引自Tsurumi Y. 1937，卷2，38—39）
后藤认为，日本统治台湾前三年的症结在于用军事手段解决行政问题。前任军事总督试图强行让比目鱼一般的台湾人摇身一变，变成鲷鱼一般的高等日本人——这和欧洲殖民者的文化暴政如出一辙。但是，后藤的生命原则驱使他去煎炸别的鱼。
他的第二条准则是了解和尊重本土，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行事习惯。许多与后藤（1857—1929）同代的日本精英男性从小学习中国经典，贴近中国的文化模式。他想吸收被殖民者文化的想法，来源于他对欧洲殖民者强制灌输欧洲文化的批判。他在1914年的著名演讲中认为欧洲文化不是普世的，这种基于“虚伪的文明”带来的不科学的殖民主义必然导致“文化暴行”。日本作为亚洲的杰出领导者，必须贯彻执行后藤在台湾建立的“人道主义、启蒙主义的殖民政策”（1944，64—70，62）。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将当地文化植入殖民制度的做法是我提出的“免疫现代性”的一部分。将台湾当地习俗免疫化的最重要的制度体现是1901年建立的台湾习俗文化研究所。该研究所负责发布有关台湾伦理、宗教和习俗方面的报告（Mikuriya 2004，140—145）。殖民统治10年后，这个研究所增设人口和健康方面的研究，成为殖民生命政治的核心机构之一。
讨论第三条准则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后藤理论成熟期的生命原则观点。在他1916年发表的“日本扩张论”中，生命不是他1889年所形容的脆弱生物体，而是在生命政治意义上的自由和欲望体。他原来理解的生命是个体与他所谓的“国家”集体结构的辩证关系。大约从1910年起，他开始思考欲望、社会性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他总结成一个词“生命欲”。在这里，生命不是被19世纪80年代各种健康隐患（霍乱、营养不足等）所威胁的有限生命体，而是永不满足的欲望。1916年他把这种狂欢状态称作“‘神秘力’，永不停歇地创造新事物、吸收和征服周围环境。‘生命欲’不是停留于生存的静止状态，而是无止境的扩张，无休止的劳动”（2004，558）。
1889年的后藤视人类永恒的不满足心理为一种必须补救的缺陷。而到了1916年，个人主体总是欲求他们还没有得到的事物，由社会负责调停人与物之间矛盾。另外，后藤勾画了个人、社会与帝国之间的关系，每个社会都具有生命欲望的性质，导致不同社会之间必然发生冲突。“帝国”调停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但后藤没有说明帝国与帝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如何调停。然而，他暗示说，这种冲突将在日本的人道帝国主义与残暴的“白人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中达到高潮。
第三条准则是，资本主义市场是个好东西。台湾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由后藤领导，他仅用了七年时间就让这块殖民地实现盈利。初始手段是“优化”土地税务制度，其前提是，他认为地主都要遵守法律，承认私有财产契约。他的下一步骤是建立日本和台湾警察系统，保证社会动荡期间市场运作稳定。第三步是管理关税，合并运输港，改组铁路系统。建设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步不容抹杀，即增加鸦片和铁路垄断收益（Daba 2007）。殖民当局的专卖收入从1896年的50万日元暴增至1905年的1000万日元，1907年后藤离开台湾前往满洲的关东州就职时，更是达到700万日元（Ka 1995）。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清政府和国际社会压力迫使日本军队不情愿地遣散军队以后，那些被日本精英统称为“台湾经营”的殖民政策迅速在东北地区实施。尽管后藤与总督儿玉合作关系良好，军队里其他人却并不买他的账，认为他只是区区台湾民事局长而已。但是，如果认为后藤想通过遣散军人来弱化军队，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后藤是日本最有思想的帝国主义者之一，他在1906年时就提出，要扩大军事力量的概念范围。他把这个扩大的新概念称为“文藻的武备”，“武备”的意思是军事，“文藻”的意思是文化或文明的伪装，这个概念很快成为日本在东北的殖民政策的主要口号。大约10年以后，他把这个政策称作“文治”，用来防止其他国家入侵日本领土，消除日本军队的“潜在危机”（1944，78）。
“文藻的武备”通常英文译作civil management。但是，鉴于后藤强调通过台湾的资本主义改革来实现经济转型，以及他答应就任殖民资本主义企业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第一任总裁，我们得出结论，这项殖民政策最重要的非军事特征是商业和工业资本主义。后藤必须尽力发展两项冲突的殖民政策，一项是保证日本1904年至1905年战场上的（军事）胜利，另一项是日本要在满洲顺利榨取（商业）剩余价值。他将“文藻的武备”理解为通过资本主义经济发动“和平战争”。法国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5]有句著名的格言“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延续”，福柯将其颠倒过来，用以形容生命政治。我们可以把这句话作为一个比喻，来思考后藤新平在满洲的资本主义殖民统治。我把他修改为“经济是战争的另一种延续”。帝国主义精英，例如伊藤博文和儿玉早先把满铁的办公室看作军事霸权乔装打扮的更衣室。恰好在1905年9月朴次茅斯协议签订以前，儿玉说，日本“在满洲最紧要的战后策略”是修筑“铁路公司伪装下的多个秘密工程”（引自Tsurumi Y. 1937，卷2，651）。
这引导我们来看后藤的第四条准则：斗争。20世纪头十年，“斗争”被理解为竞争或者争斗，这个词常常和“共存”联系在一起讨论。放在一起解读时，这些能指符号构成日本语境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后藤的主要读者群因而认为他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不过，前面的三条准则即使没有否定社会达尔文主义，至少也已把它复杂化了。后藤和20世纪初叶的其他日本（及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家一样，更多地偏向于拉马克主义。拉马克（Lamarck）强调后天习得的特性（且不提生命政治的特性）是可以遗传的，这也正是后藤所强调的殖民教化的益处。一步步地把难吃的台湾比目鱼调教成美味的日本鲷鱼，这是拉马克主义图景的最高体现。
我并不认为后藤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之间存在思想关联。如果把他所理解的“斗争”放在生命政治的资本主义框架里，可以得到更完满的解释。“共存”永远暗含着“斗争”：在台湾，日本商人和中国商人竞争；在东北，日本贸易商和中国人争夺大豆贸易的控制权；在中国和朝鲜，日本资本家和当地佃农为了削减工资而斗争。福柯在他唯一一部完整研究生命政治的著作中称，斗争是资本主义政权的核心要件。意识形态神话反复强调，资本主义市场趋向于“物品的公平交换”，而福柯提醒我们，经济理论的当代经典强调“斗争和不平等”（2008，119—120）。后藤把生命准则运用于日本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市场中，从而导致斗争和不平等取得了类似于自然法的地位。
商场即战场
实际上，后藤给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一个挑战：如何把欲望生命的变革性力量应用到日本殖民地的科学化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统治之中，并进一步生产他的生命政治政策的主体性。他在答应担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第一任总裁之际，给当时日本的领导层每个人写了封备忘录，陈述他接受任职的理由。他说，他和儿玉预见到，未来日本与俄国还有一战，为了将来的战争做准备，同时为了支持资本主义扩张，他们建议在东北地区大量扩充日本移民。后藤公开批评某些日本精英轻视殖民主义统治的难度：“今天，有些人将我们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归功于战场上的胜利。但实际上，胜果不是那样轻易得来的。事实真相是，我们能掌控朝鲜完全是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移民。”（Minami Manshu Tetsudo Kabushiki Gaisha 1919，110—111）
后藤在他担任满铁总裁的两年间大肆宣扬更加“开放”、更加友善的贸易环境将吸引更多的日本农民和商人前来这片新殖民地。诱人的商业氛围、丰饶的农田以及殖民主义生命政治（医院、学校）能够说服那些渴望致富的日本穷人来满洲闯荡和定居。但是，后藤所设想的日本人大规模入满定居的局面直到20世纪30年代满洲国建立时才实现。那些怀着“一攫千金”美梦的日本人来到满洲以后，都感觉受骗上当了。
自由放任
在东北地区，要盈利就必须尽量压低最低工资标准。于是，日本资本家瞄上了从华北因为各种天灾人祸而逃到东北地区的“工人储备军”。满铁是最早的黑手之一。虽然后藤常常幻想他的公司能够成为拉拢日本定居者来满洲的主要力量，但日本天皇从一开始就通过帝国主义章程规定满铁无论如何必须盈利。大多数精英觉得满铁会付给日本员工更优厚的薪水，可是营运八个月过后，也即后藤仍然在任的1908年间，满铁反而在大幅度削减成本。那年满铁裁掉了2000名日本员工，代之以中国的临时工（Hirano 1983，476）。从那时起，除了管理层以外，中国员工与日本员工的比例骤然上升，这公然违背了原来招收中日员工各一半的宗旨（Matsusaka 2001，143）。截至1913年年初，关东州都督宣称，吸引日本劳工来满的计划“彻底失败”，因为有太多中国苦力“愿意接受低得离奇的工资”（MNNS，1913年2月14日）。截至1915年，满铁的非技术劳动岗位中，中国人的人数超过了日本人。
东北地区重要报纸《满洲日日新闻》向读者描述了一幅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工资表，该报纸报道说，满铁大连港码头技术工人的日工资标准，日本人是91钱[6]，中国人是44钱（MNNS，1909年4月21日）。然而，日本移民受到的更大打击是，在满洲地区内部，他们不得不和中国人干一样的活儿，拿一样的工资。《满洲日报》1909年7月1日的一份报道说，由于“供需不平衡”，日本人在满洲内部地区的工资大幅缩水。更让日本人灰心的是，大连地区的非技术劳动工资也没有体现日本人的特权，不过，这正符合后藤的大亚洲主义思维——中日一家。1915年4月和5月，日本人力车夫的平均收入和中国人一样，都是35钱一天（MNNS，1905年6月20日）。满铁和私有资本的运作与儿玉和后藤要求增加日本移民人数的理念背道而驰，受害的是那些前往满洲的日本非技术劳工移民。
我在导论中已提及福柯的观点：生命政治的统治政权预设了生命的过剩，“生命权力不限于统治权。生命权力的过剩使得人不单要管理生命，还要增殖生命”（2003，254）。满洲面临的政治问题是，如何为资本快速积累打下基础。后藤的意见是，日本殖民主义必须依靠大量的日本移民去拓荒，而日本商人和工业资本家的意见则是，用商业管理的无形模式迅速榨取剩余价值，这两方面的争论只持续了两年。“中国人的工资”低得让资本家难以抗拒，而闻所未闻的高额利润则召唤着贪婪的资本家。后藤返回日本以后，重心逐渐倾向国内事务，而下一任满铁总裁中村雄次郎1915年公开劝说日本农民不要去满洲。但他给日本资本家的是另一条建议：“（资本家）生意兴隆的诀窍是充分利用中国劳工，他们长于接受最低的生活标准、忍受最糟糕的工作环境。”（引自Matsusaka 2001，191）
劝阻日本人移民满洲的这项决定表明，日本殖民主义萌芽之际，两种生命政治的主体性就汇拢到了一起：中国劳工和日本资本家。这是一组清晰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对立，一边是中国人出卖劳动力商品，另一边是日本人购买劳动力商品，这也为“形式吸纳”这个概念提供了参数。平野健一郎认为，日本统治关东州的第二个年头，日本大大小小各种资本主义企业全都发现了做生意的最佳办法，“直接剥削中国的非技术劳工”（1983，155）。其中被剥削得最厉害的是山东苦力。
杨（C. Walter Young）研究1927年的劳工移民状况时发现（1929），满铁在山东和河北有10到20个招聘点。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满铁直接雇佣工人建造了两个煤矿和各种海港设施。满铁不是唯一一家招募苦力到满洲去的公司，比满铁更早的是三井物产和鸭绿木材公司，后者获利尤巨。鸭绿木材公司的一位名叫“桥口港”的局长接受《满洲日日新闻》采访时表扬了中国的廉价劳工。他说，他们公司一共有45名管理层职员，其中23名日本人、22名中国人，剩下的是3万名来自华北的劳工，他甚至希望明年可以增加到5万名（MNNS，1909年1月10日）。
我在《导论》中简单地提及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资本逻辑感染了生命的各个方面，但形式吸纳不单单是如此，它还要展现出一种“经济关系”，逼迫劳动力变得“更加连续、强力”（1977，1026）。为鸭绿木材公司创造价值的劳动力中有些是季节性的打工者，他们3月份从山东老家出来打工，然后到10月或11月返乡。伐木没法在那长达四个月的北满的严冬中进行，所以许多中国劳工定期返乡过冬。换言之，这其中的大部分人把他们的生活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商品资本决定的，另一部分是传统的农耕时令。[7]市场逻辑有时还蔓延至农村，有些人种植经济类作物出售，或借贷商业贷款，但有一部分农民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状态（Kong 1986，43—57）。
大多数做着雇佣劳动的苦力按季节工作，劳动合约按年计算，他们也嵌入形式吸纳之中。尽管日本公司在山东有招聘点，但大多数中国劳工通过老乡“包头”介绍到满洲工作。这种招工方式自从1878年政府放宽汉人进关以后逐渐兴盛起来，不过首次大规模出现是在中国的南方，配合19世纪40年代欧洲列强开辟通商口岸。在1905年日本殖民中国东北地区以前，“苦力困境”就已出现。
全球范围的苦力贸易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直到1874年清朝政府明令禁止。这期间的主要特征是契约劳动，通常是欧美企业主和中国或南亚劳工签订一至七年不等的契约。在这个欧美白人资本家雇佣自由劳动力和强迫劳动的制度出现之前，还有一种更早的非正规制度，中国商人操控着以香港、厦门和广州为中心的苦力贸易体系。这种贸易主要将中国大陆人从沿海城市运往中国早先的海外居住地：马来西亚、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菲律宾。买卖苦力的贸易为1878年以后在满洲的中国和日本公司提供了先例。
通过“老乡关系”介绍工人到满洲的这种体系以“包头”或“工头”为中心。这些人雇用同一个村子或邻村的贫苦老乡。一伙人的数量从5个到100个或更多，而12个到15个人之间是最理想的数量，方便照顾和管理。包头雇佣关系的最重要特征是乡亲关系，招工头由于共同的生活社区而获得普通人的信任。包头全程陪伴他所招募的劳工到满洲，通常他还会担任劳工们工作时的领班（Lu 1987；Minami Manshu Tetsudo Kabushiki Gaisha 1934）。最近对三四十年代劳工幸存者的采访记录表明，工人和工头的关系通常不单单是商品交易（Gottschang and Lary 2000）。当然，关系各有深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中许多人如果不是因为包头的亲缘关系所带来的安全感，他们根本不会跑去满洲打工（Man zhou yiminshi yanjiu hui 1991）。
一旦到达满洲，包头就把日常工作交给工头或者小包头。包头则主要管理厨师和账房先生。包头付给没有文化的苦力的资金来自满铁。1944年用日文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最详尽地披露了该制度的运作模式，根据该研究表明，包头先把工资交给账房先生，然后再交给他的助手“小包头”。该报告的作者中村隆俊（1944）宣称，从公司到包头、从包头到账房先生、从账房先生到小包头，这三层关系层层盘剥，以致苦力常常要向包头借钱才能熬过苦日子。[8]中村等人的“二战”叙述忽视了资本吸纳劳动的特定生产关系。早先日本人对包头制度的描述不像“二战”时中村说的那么负面，因为“二战”时的这类描述是为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全面控制中国劳动力而服务的，那些帝国主义者在尚未实行残酷的强制劳动制度时，预想的是一种资本对劳动的全面的实际吸纳。例如，重要的殖民时期月刊《朝鲜与满洲》曾刊载一篇特别报道，描述1913年1月在大连工作的苦力，这篇报道的标题为“苦力与苦力营”。这篇文字中的包头与雇工关系就没有那么严酷。作者介绍了两个苦力营，并称苦力一般能从包头那里拿到85%的工资，包头一般拿走10%—15%的分成。苦力的工资按日元计算是40钱一天，那么包头从每个苦力那里每天抽掉4至5钱；每天还要付22钱给账房先生，充当住宿费和伙食费。剩下的13钱则是“储蓄”。然而，这些苦力在闲暇时并不吝啬：“由于他们精力充沛，苦力还喜欢养鸟和赌博；这儿有十种不同的赌博活动。尽管赌资很少，赢家通常会穿着打扮一番进城嫖妓，或者到鸦片窑子里享受。付个5至6钱，他们就能在窑子里抽上几个小时，逍遥一整天。”（117）
满铁在20世纪初开始招聘中国非技术劳工时，日本管理层不喜欢包头和老乡关系。他们尝试在抚顺煤矿等大型基地引进“科学”的劳动管理方案，提拔那些特别顺从、勤劳的苦力做“小包头”，提供技能训练项目。但满铁很快放弃了，转而使用中国的老办法（Ando 1965，116—117；Eda et al. 2002，497—498）。长期来看，老办法利润更高。除了满铁、三井物产和鸭绿木材公司直接从山东招收有技术能力的工人，日本其他主要的雇主从1906年开始利用中国的老办法雇佣工人。《满洲建筑概说》一书介绍了日本在满洲的大型建筑产业，书中称，1906年正开始建造大型煤矿和铁路工程，但“根本招不到一个工人”（Kenchiku Gakkai 1940，437）。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去找包头。结果，自然不少回扣落在了包头的腰包里，包头迅速适应了日本人的招工要求。包头的招工体制为公司提供了合适的工人，签短期合约、待遇低廉，大卫·塔克（David Tucker）认为“临时的招工代理人正好配合了季节性和临时性的工程行业”（引自Kratoska 2005，30）。日本人很清楚，除了可以转嫁风险（疾病或罢工）、降低成本（食宿），那些中国移民肯定更喜欢和自己老乡签订用工协议。《满洲建筑概说》一书总结道，利用包头体制是必然之举，“好的包头就是一台活体提款机”（Kratoska 2005，31）。35%的劳工既没有包头，也不是通过日本公司招进来的。他们有的携家眷过来，有的孤身一人。不管怎样，他们的日子更加难过。其中许多人最终还是选择了投靠包头。老乡关系所暗含的伦理道德使得许多包头愿意借钱给工人、支付意外费用，甚至帮忙向工人们的老家汇钱。由于包头的重要作用，一些正派的包头，例如崔氏兄弟，在华北获得了圣人般的地位（Edaetal.2002，218）。飞扬跋扈的骗子包头则在1949年以后被共产党处决。与日本公司或军队直接挂钩的那些全职招聘者，要比包头低一等，人们轻蔑地称呼他们“猪仔”（Gottschang and Lary 2000，107）。
大连，生命乌托邦
日俄战争结束不久，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军队就被委派了一项任务，调研该地区的经济前景。日本精英们原以为满洲不会给日本资本提供多大的剩余价值压榨空间。儿玉源太郎命令石冢英藏（1866—1942）负责这项调研。在民政局，石冢是后藤的手下，被认为帮助“不发达的”台湾取得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地位，并帮助日本在殖民主义的第一个十年就获得了效益。军队为石冢委派了75个人，其中有商人、翻译官、农林省和通商产业省的专家（Matsusaka 2001，50）。石冢经过1905年10月和11月两个月的调查，从12月开始陆续撰写机密备忘录；1906年分八卷公布完整的调查结果，内容包括农业、商业、工业和自然资源（Kanto Totokufu，1906）。石冢的“满洲发展报告”震惊了日本政商界精英，他在报告中称满洲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潜力，那里农业和工业尚未开发，资源价格低廉，劳动力价格近乎免费。
商业是战争的延续，这意味着先要完成大连港的建设。俄国人1903年暂停建造大连港，因为战争一触即发，当时只建成了1/3的设施。满铁很快完成了一号码头的建设，并加紧建造二号和三号码头。后藤命令重建大连港工程，一共包括三个大型防波堤、四个码头以及巨型堤岸。若干年后，大连成为东北海贸易最繁荣的港口。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连策略”要求改变大豆贸易的运输线，通过铁路改走满铁在大连建造的现代化海关，以此打击中国商人在营口的贸易优势地位。[9]
短短五年间，满铁迅速升级为双车道铁轨，从辽东半岛底部的大连一直通向满洲内部的大豆配送中心，绵延239英里。它还拓宽了日本军队的从毗邻朝鲜边疆的安东到满洲省会奉天长达170英里的轨道，将其改为商用铁路通用的4英尺9英寸宽度。这项工程于1911年10月完工，耗资相当于1200万美元。安达金之助引用满铁的资料估计，如果类似规模的建筑工程在美国开工，花费相当于满洲的10倍（1925，121）。按照1910年的劳动力价格，日本本土的花费相当于满洲的3倍。到了191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主要建设工程基本完工，而这些都是建立在苦力劳工的汗水之上：铁路，现代化港口和海关设施和大连的市政建设，大连成为当时亚洲最现代化的大都市，马路宽达178英尺[10]，是巴黎的两倍（Tsurumi Y.1937，卷1，878—879）。另有两座现代化煤矿和关东州铁路沿线配套的市政设施，包括医院和学校。大连的经济发展模式模仿台湾，从1905年至1906年贸易规模翻了一番，1908年再翻一番，1909年最后一次翻番。位于市区内的《满洲日日新闻》骄傲地描绘了大连的经济腾飞，1908年是中国的第17大港口，而到了1909年则跃居第7位（MNNS，1909年11月24日）。[11]同年早些时候，该报宣称大连正在逐渐“替代上海和香港，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港口”（MNNS，1909年7月31日）。它还坦承，大连的崛起“离不开中国廉价劳工的贡献”（MNNS，1908年12月16日）。
后藤新平于1906年12月前往大连担任满铁的首任总裁，他继续采用他在台湾实行过的亚洲殖民体制。这一体制的首要因素是坚持殖民地自给自足（Goto S.1944，114），而后藤上任后的首次人事任命反映了这一点。后藤亲自挑选的助手是中村是公，他是台湾总督府财务局原局长。首届理事局中，有两位理事是商人，他们分别是犬冢信太郎和田中清次郎，都是三井物产的员工，有在满洲工作的经验（Tsurumi Y.1937，卷1，699）。然而，后藤也知道如何利用学术知识服务大日本帝国。他像在台湾时做的那样，以调查满洲文化与地理的名义建立一个生命政治的机构，任命京都大学教授冈松参太郎为调查局长（Mikuriya 2004，146—147）。后藤授意冈松只雇用汉语熟练的日本人，因为这个满铁最大的下属部门调查局将展开对南满和北满广泛的田野调查。
定制苦力
冈松雇用的员工之一恰好也是石冢“满洲发展报告”的调查员。相生由太郎是满蒙工业调查局的创办人之一，他从1910年起着手研究苦力的生产效率。1908年，冈松纠集相生与几位满铁翻译官、调查员，对满洲地区的中国苦力进行首次调查。调查结果先是呈送给了这项工程的两位赞助人，完整对外公布则延迟至1920年5月。相生在报告序言中说，出版程序被“一战”“事宜”打断了。
相生的这份报告题为“满洲产业界眼中的中国苦力”，为日本投资者提供了一切相关信息，以充分利用中国的“原动力”。那所谓的原动力即中国的廉价苦力。他在书的第一页即写道“中国工人=苦力”，他引用大连码头的数据，说1912年有1148916名苦力在南满从事非农业工作，在码头上做人力车夫、装卸货物、挖煤、打包物品。仅仅五年后，大连港的中国苦力数量翻了一番，达到2219890名（MSSK，iii）。日本资本家看到了这一前所未有的利润空间，他们想要一种特别的运营办法。相生委婉地提及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资本家虐待中国工人的消息，他建议道，由于每一个苦力身体所象征的“利润数额巨大”，并鉴于“苦力数量众多，没有必要去单独诈骗任何一个苦力”。尽管每年利润前景都在增长，“如果日本资本家不诚信对待苦力……最终要付出代价的”（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