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得意满的投资者们可不想听那些说教。相生告诉资本家，他从1908年起就和满铁的部门一起调查“苦力问题”，1911年开始与他的满洲产业界协会进行调研。所以他沉积了10年的调查研究，提出解决苦力问题的双重办法。相生打出的王牌是“资本主义=文明”，因而增加利润的“最好办法是节省苦力”（MSSK，4）。不仅如此，相生敏锐地借用后藤的生命政治的生命原则，他提出，日本殖民资本家面临的挑战是既要“尊重苦力的想法”和日常生活习惯，又要保证他们“享受卫生、教育和医疗成果”（5—6）。相生以下面这条建议结束他的序言：“我们必须既拿出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尊重他们的民族性。尊重他们，我们就能从那里获取最大收益。”（6）
相生报告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主题是“苦力的生活条件”，第二部分是相应的处置建议。第一部分的开头有一小段“苦力真实状况”的描述。相生为帮日本读者填补知识上的空白，给出了这条殖民主义意味的定义——“苦力的英文定义是：一个受雇于外国人的中国人，职业通常是车夫或佃农。苦力集中的地方包括蒙古、满洲、印度支那，以及南美，有些苦力因此而致富。并非所有的苦力都是为外国人卖命的穷苦工人，其中也有些是清朝的有为青年。”（MSSK，3）相生总结道，尽管有相当数量的人有自主意识，想做出一番事业，但绝大多数苦力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国际贸易的舵手”，他们在世界各地为资本主义企业干体力活，而“（他们的）一半收入都被抢去填补国际收支平衡了”（4）。苦力被剥削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被迫和“外国人”打交道，长途越洋去陌生的地方干活。相生在这本书中的主要论点是，由于苦力的潜在生产力无可限量，日本资本家没必要去学欧洲白人那样欺诈或过分地盘剥他们；合法地购买苦力所生产出的剩余价值，这已经足够让所有日本人发家致富。为敦促日本人“自觉”尊重苦力，他专门研究苦力的生活样态和文化理念。
苦力几乎没有任何生活必需品，“只要有衣服穿就行”，他们喜欢“简单的食物”（MSSK，21，23）。最重要的特征是，日本人“工作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中国苦力活着只是为了“拼命工作”（25）。苦力不去酒馆或妓院，偶尔只去当地的鸦片窑子，他们的生活“完全围绕着工作”。甚至一直为人所诟病的“小赌”也只在一天劳累工作后的深夜在自己的房间里进行（25）。
相生预见到，许多资本家囿于不可弥和的文化理念差异而不愿意雇用苦力。他说，中国人是不值一提的民族，根本没多少文化可言，苦力非常满意自己在近乎非人的状态中像奴隶一般工作，晚上再小赌一会儿，或者每周去附近的鸦片窑子消遣一下。这些不过是马克思所说的“生存手段”，苦力以此来为第二天10至14小时的体力工作做准备。（毫无疑问，鸦片的作用是缓解程安琳[Anne Anlin Cheng——音译，2001]所说的贱民阶层“种族忧郁”所带来的痛苦。）因此，苦力的关键特征是他们愿意忍受任何肉体上的折磨，并且毫无怨言。这分为三个方面：他们从不生病；顺从的本性适合资本劳动关系；他们的身体比日本人更高大，所以能承受更大的工作量。（MSSK，31—32）乍看之下，他们是殖民主义管辖下最理想的劳动力。然而，相生也承认，苦力也有一些明显的不利因素。
第一个不利因素是，苦力大多没有技术能力、“头脑愚蠢”。一般来讲，苦力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只能从事“非常简单的工作”（MSSK，33）。对他们来说，操作复杂的机器、遵守书面规则太难了。第二个不利因素是，他们缺乏文化和宗教信仰。因为他们“没有责任感”，不能分辨是非，所以他们的老板和经理需要“眼睛盯紧一点”。这类监视活动通常是中国的包头或小包头来做，但日本资本家应该警惕苦力的偷窃行为。最后一个不利因素影响较小，即“他们不像朝鲜苦力，不愿意接受贷款的严苛契约”（33—34）。但是，相生认为这个缺点并不重要，因为中国苦力基本上不会借钱，“中国人的节俭精神举世闻名”（34）。
相生所使用的是一套流行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将日本帝国主义合法化，强化一种共同的、免疫学的、族群的身份认同。接着，相生将满洲的移民工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做比较：“在西欧地区，人们对移民劳动力普遍有敌意；在满洲则根本没有。没有种族歧视的问题，所有人都知道，移民工人只是在努力赚钱。事实上，满洲许多地方的人都会热情地感谢苦力的辛勤劳动。”（MSSK，45）欧洲白种人不但普遍歧视外来移民，英国商人还做贩卖苦力的全球贸易，苦力遭受的待遇非常差。在此，相生指的是1910年左右日本帝国主义话语所生产出的一组二元对立：“海洋苦力”和“陆地苦力”。在《满洲日日新闻》的一篇题为“海洋苦力与陆地苦力”的特别报道中，记者内田富吉以自我辩护的笔调解释两者的区别：
和日本在大连的设施比较起来，用于海洋运输苦力的中国舢板船条件非常差。我们这里大不相同，我们有现代的、文明的海港城市。苦力们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比如装卸货物，经济增长随之起飞。我们应该尊敬地用“您”来称呼苦力，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你能在大连看到苦力像普通人一样买票乘车。这些陆地苦力生活比海洋苦力好得多，笔者真诚地希望海洋苦力越来越少。（MNNS，1913年1月1日）
1906年开始，日本资本家在满洲只雇用苦力劳动力，也就是从这时起，欧美国家虐待海洋苦力的报道广为传播。尽管内田的文章没有直接描述“长距离苦力贸易”的详情，日本读者很清楚“海洋苦力”这个名词指的是什么。相生在书中两次提到欧美国家的暴行，他建议满洲应该坚持使用短距离的外来移民。
第一次大规模输送中国苦力的海运发生在1845年，当时是从新加坡运往法属西印度群岛，两年后，两家英国公司在厦门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国际苦力贸易体系。这两家公司都与英国领事馆官员及美国航运公司有密切联系。合记行堂而皇之地在公司门口搭建了一个被当地人称为“猪圈”的道具，简直和非洲黑人奴隶的临时禁闭营一模一样。中国奴隶赤身裸体关在猪圈里面接受健康检查，一旦通过，则被迫在劳动合同上签字。签完卖身契以后，他们就会被烙上或画上一个字母标明目的地，例如：C代表古巴，P代表秘鲁，S代表桑威奇群岛[12]。从1847年到1853年，数万名苦力从厦门送往美洲大陆，而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到1874年被政府禁止为止，有数量更多的苦工从澳门和香港被送往海外。
苦力的处境非常糟糕，清政府1874年终于派人着手调查。调查结果以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发表，标题是“中国移民：古巴委员会报告，1874”（Chinese Emigration: Report of the Cuba Commission，1874）。从古巴委员会听取苦力的证词来看，苦力到达哈瓦那以后，立即由挥舞着皮鞭、骑着高头大马的守卫关进禁闭营。苦力的待遇像牛马一样，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17）。然后他们被带到隔离站，将辫子剪掉，接着就被送往市场贩卖。这是一段屈辱的回忆，他们当众展示自己的身体，按照身体胖瘦和肌肉力量分为一、二、三等。买家挑选时，苦力必须脱光衣服，接受顾客的检查。成交后，他们被拖入农场、种植园、工厂和矿山，用严清汪（Yen Ching-Hwang——音译）的话来说，他们得去“面对他们真正的主人”（1985，64）。
相生、内田和其他日本帝国主义者一直相信，由于他们和中国人的种族亲缘关系，太平洋上的海洋苦力惨剧不会在满洲的陆地苦力身上重演。像内田这样的殖民者甚至用“您”来称呼最低贱的中国工人，在这片开化的土地上他们不会去虐待苦力。对相生来说，这种尊敬是和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相称的，而且，苦力是满洲的日本资本积累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解释苦力政策时甚至以这样的话开头：“满洲的一切事务均取决于苦力。”（MSSK，76）
《满洲产业界眼中的中国苦力》的第二部分是相生的政策建议。他提醒日本人，目前（1918年）满洲的成就都是苦力劳动的成果。但是所有这些——铁道、码头、煤矿、大连市政建设——与经济增长的潜力相比，仍然不值一提。他对前景充满着向往，并为读者展开了一幅资本积累的蓝图：“苦力的扩大利用将带来扩大生产，进而增加进口贸易，进而增加引进苦力的特别列车班次，进而有助于管理我们的铁道市场，进而扩大满洲贸易，并出口到日本本国。”（MSSK，77）然而，要实现这些设想，某些满洲的基础设施需要更新。其中最重要的是改善苦力的生活条件：“目前为止，苦力浮浪的生活方式让他们躁动不安，而日本产业家还没能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让他们安顿下来，眼前的那些设施太糟糕了。”（78，82）市区的建设工地应该要有公共的休息场所，还需要会说汉语的工作人员协调事务（79—80）。相生在建议的结尾部分质疑日本商人，为什么他们忽视了苦力的消费能力。“苦力也是消费者，”他提醒读者，“我们能从中获取利润。”（MSSK，84）认识到这一点可以营造双赢局面，“资本家从苦力那里赚取利润”，日本人还能吸引“超过这数十万苦力的人数来到满洲，每年的人数增长速度将更快”（85—86）。相生敦促资本家进一步套牢苦力，把他们圈进日本殖民主义生产和消费循环。他实际上是在改变资本对劳动的吸纳方式，从形式吸纳转变到实际吸纳。遗憾的是，日本资本家满足于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不过，相生希望资本家更深刻地理解苦力的内在“原动力”，这种原动力将推动满洲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到达一个新的、利润更高的层次。精明的商人“已经察觉到苦力变革了资本主义”（86）。现在轮到日本资本家自己正面回应苦力带来的挑战。
相生没有提到某些苦力能使用的基础设施。福昌公司是一家日本的人力管理公司，该公司1911年开始在大连建造一整套苦力的生活设施，名叫“碧山庄”。截至1923年，共有89幢现代砖楼，可容纳13万名苦力（Hirano 1983，164—165）。其设施令人惊叹，尤其是公共澡堂、暖气和排水系统。另外，还有杂货店在居住区内租房营业。碧山庄的设施似乎回应了相生提出的挑战，即如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劳动力进行实际吸纳。然而，鉴于1917年以前关东州共有200万名苦力——相应有大约10万名日本人——而适宜的设施只能供应5万人左右，我们可以推测，许多苦力生活得“像原始人或日本街头的乞丐，工作不定、流浪荒野”：“那些住在城市的人会蹲在任何地方，躲避严酷的环境。”（COM，1913年1月，116）
所以，虽然大亚洲主义的思维驱使日本仁慈地对待苦力，但大多数没有特殊技术能力的中国苦力到了满洲似乎还是过着极度艰苦的日子。我们或多或少能够在相生的报告或戴安娜·赖莉的采访中感觉到这一点。另外，苦力每年能够给华北的老家寄回40元左右（当时农村每个家庭的年收入大约是100元）[13]，但关东州前20年的平均工资并不高。我在前面引用过，1913年，大连北部的一些苦力的日工资按日元计算是40钱，这些苦力当时在码头工作，住在碧山庄。从《满洲日日新闻》报道的工资来看，这些码头苦力可以说是日占满洲地区的非技术工人中的“贵族”了。1907—1908年间，不在码头工作的苦力通常要少挣1/3至一半的钱。例如，一份印于1909年夏天的报纸特别报道称，南满的苦力工资管理标准（除码头苦力以外）是23至25钱一天（MNNS，1909年6月）。如果要干季节性农活，苦力挣得更少。
春季，满铁的码头办事处为1908年的码头工人制定日工资标准，日本装卸工是91钱，中国装卸工44钱，其他苦力是29钱（MNNS，1909年4月21日）。不过，挣29钱一天的苦力是码头工人，而在煤矿和日本木材厂工作的苦力则每天要少挣6至9钱（MNNS，1911年1月16日）。如果把东北和华北地区的非技术工人拿来比较，东北的工人要多挣3至4倍[14]，但是，相生的书出版以后，满铁的研究人员又做了民族志调查，发现大连的苦力常常要花费一半的工资用于购买三餐，这相当于华北地区物价的两倍（Yamamoto K.1927）。1923年“日常物价暴涨”，安达金之助赞扬每天只消费7钱的满洲苦力生活作风节俭，但他忘了那些不在码头工作的工人每天只能挣20至22钱（1925，44）。
碧山庄的住宿费一天是18至20钱，不包饭，因而大部分在城区工作的中国苦力没有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除了碧山庄、日本煤矿住宿区和福利院（总共加起来只能满足1917年5%的工人住宿），其他途径的住宿费用高得吓人。大多数苦力住在露天的“苦力帐篷”里面，或者由包头安排的简陋小屋轮班休息。我们可以推测，1/3的满洲移民工人只能露宿街头。据许多日本记者描述，除了“像日本的乞丐一样”睡在大街上以外，许多苦力只能睡在日本前两次战争中炸毁的建筑废墟之中。那些东北各处的破楼连门都没有。“商业是战争的延续”，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在这里应验了，战争摧毁的残骸成为了工人陷入从军事竞争转到资本主义竞争的避难所。这些殖民主义经济的纪念碑之下，苦力时常成为盗贼或军阀的牺牲品。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满洲的工资水平不足以让大部分苦力有结余一天花20钱租房，但他们勉强能生存下去。安达说他们吃的是狗食，而相生则说是剩饭。贫穷的中国劳工能够省下一点点钱购买基本的生存要素，以应对第二天漫长的工作日。这其中包括鸦片，这些鸦片来自于为日本殖民官员服务的日本和朝鲜商人。和台湾的情形一样，鸦片市场的利润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立足的必要基础。我们再次看到，商业是战争的延续。
日本帝国主义：世界是平的
20世纪一二十年代，几乎所有日本人关于中国劳工的叙述都展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统治”，也即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这一传统生产模式的转变微妙而重要，使得殖民资本家取得了“直接剥削他人劳动”的新地位（Marx 1977，1019）。马克思分析形式吸纳的转变时说，这主要是“统治与奴役造成的经济关系”（1026）。甚至连《满洲产业界眼中的中国苦力》这一管束自我言论的出版物也屡次提及满铁的中国劳工与日本经理层之间的殖民主义统治关系（MSSK，78—79）。安藤彦太郎引证过抚顺和烟台的两个满铁附属的煤矿中，中国劳工受剥削的情况广泛存在。1911年开始，这两座煤矿每年大约有超过1000例死亡或重伤，1926年和1927年两年，则大约有超过1万例有报道的死亡或重伤（1965，115）。
形式吸纳所塑造的生命政治主体性暗含着种族歧视的偏见，这使得苦力成为超人般强壮的工人，非人般愚蠢的个体，以及牲畜般服从日本殖民者和中国老板的奴隶。中国苦力不像愤怒的朝鲜工人或骄傲的日本工人，他们从不招惹上司（MSSK，38）。苦力被塑造成沉溺于鸦片、没头没脑、“逆来顺受”的主体，日本人以此来建构形式吸纳和殖民——被殖民关系的合法性。日本人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他们为苦力提供了工作岗位。用托马斯·弗里德曼，这位当代新自由主义鼓吹者的话来说，他们晚上睡得很安稳（至少比“他们的”苦力睡在帐篷里安稳），因为他们把世界弄平了，劳动和商品市场可以自由流动了。然而，凄惨的事实真相戳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谎言，《满洲日日新闻》的一篇报道说，一艘搭载了3000名中国苦力运往一个日本工作地的蒸汽船沉没，只有8个人幸存（MNNS，1913年3月21日）；时常有苦力忍受不了疲劳工作而自杀（1913年8月1日）；或者被日本流氓残忍杀害（1913年2月24日；1911年6月16日），或者因吸毒过量而死（1915年1月15日；1915年4月5日）。中国劳工被集中运往大连的时候，满铁的码头办事处把他们标记成“货物”，日本资本主义的狠毒手段可见一斑。《满洲日日新闻》的一段短文曾称，乘客（即日本人或欧美人）单独乘坐，而中国劳工则“与大豆和机器置放在一起”（MNNS，1909年6月16日）。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劳工描述为“黑潮”，“活着只是为了干活”的生命政治主体，四处游荡、目不识丁，任其在大连市郊或塌陷的满铁煤矿自生自灭。“中国劳工”的话语产物是“活着只是为了干活”，我们将其生命政治倒转过来，则是有尊严地“干活是为了求生”。如上文及本书的第三部分所述，寻求“亚洲解放”的总体战动员将“干活是为了求生”扭曲成“为了生存而拼命干活”，最终变形为“干活是为了求死”的死亡政治。
[1] 他是罗得西亚（Rhodesia，津巴布韦的旧称）的英国殖民者，罗得西亚即以他的名字命名。——译者注
[2] 夏目漱石于1909年游历满铁沿线地区，翌年写作《满韩漫游》。该书已出版中译本。——译者注
[3] 日语，指无固定职业、替政客等人服务的打手。——译者注
[4] 中文简称为“满铁”。——译者注
[5] 此处有误，应为普鲁士军事战略家。——编者注
[6] 100钱=1日元。——译者注
[7] 1923年以前，究竟有多少山东和河北苦力滞留在伪满洲国，这方面的确切数字还没有。满铁调查员天野元之助（1932，33）在一篇重要文章中区分了每年返乡和不返乡的两种移民。1923年，35万移民中只有30%的人滞留满洲，但是，1927年和1928年，100多万移民中有超过60%的人不回家。再到后来几年，比例又回到原来的30%—40%。
[8] 目前唯一对包头体制有研究的专著是中村隆俊（Nakamura Takatoshi——音译）的《包头制度的研究》，出版于1944年，该书主要是研究中国人在制度中的腐败，而不关心苦力的悲惨境地。他为日本侵华寻找借口，说包头制度是中国的“封建”残余。
[9] 后来满铁的调查报告不断地说，日本工业资本家多么理性、有眼光，而中国商人却生性吝啬、鼠目寸光。例如，Hori 1942，228—242。
[10] 约合54米。——译者注
[11] 朝鲜银行引用中国海关的数据，将大连列为1917年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港（Bank of Chōsen 1921，78—109）。
[12] Sandwich Islands是夏威夷群岛的旧称。——译者注
[13] 《满铁调查月报》，1941年2月，205—214。该报告的数据源自20世纪30年代末，1920年以前的数据不明。
[14] 这方面的经典文献是何廉（Franklin Ho）的《东北移民研究》（Population Movement to the North Eastern Frontier in China，1931）。关于满铁自己这方面的研究，参见《中国人劳动者的债务》，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