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地区的皮条客
每一次殖民扩张都伴随着资本的战争……梦想资本积累局限在“和平竞争”之内，这等于把希望寄托在逐渐解体的自然经济缓慢的内部运动。武力是资本的唯一解决方式；从历史来看，武力是资本积累的永恒武器。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
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1918年9月18日，位于满洲首府奉天的日本领事馆发了份内部报告给东京的日本外务大臣——我们的老朋友后藤新平。这份报告告知外务省关于五名日本“就业者”的最新情况，这五个人从1月24日开始接受领事馆警察的调查。当日，他们被带进领事馆，警察“警告”他们，领事馆已经接到数封投诉信控诉他们的所作所为（FMA，“Collections of Imporper Business”，卷2）。[2]日本警方给出了“清理业务的切实建议”，但是这几个人贩子对此置之不理。虽然警方已经监视他们长达数月，但该报告称，他们拒绝改变“业务性质”。这五个人因此被“禁止在满洲从事业务”。关于这五个人贩子如何处理的信件从奉天发往东京的外务省，共有五份，这份报告是其中的第四份。奉天领事馆在这一份和下一份报告中提供给后藤及其幕僚这五个人的基本资料，并警告说，这次结案不等于解决整个问题：“我们的领事警察随时在关注这数百名人贩子……我们正全力追踪。”
这宗案件的最后一封信件的收信人是新任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日期是1918年11月12日。信中告知东京方面，由于一些部署在满洲的警力调入西伯利亚地区，以及奉天领事馆的警力缩编，日本皮条客和人贩子故态复萌。奉天领事馆称已禁止这五名人贩子活动，同时说，鉴于令人遗憾的倒退局面，外务省最好别指望控制住日本人贩子。而这不仅会影响日本在欧洲和北美的形象，还会严重削弱日本帝国主义者“教化亚洲”的口号的可信度。随着日本抢劫和买卖中国妇女的案件越来越多，外务省尤其关注中国政府日渐高涨的禁止人口买卖的呼吁。如11月12日发出的报告所说，抢劫妇女的需求主要来自俄国人和日本军队。这种情形源自日俄战争时期，当时“人贩子跟随日本军队，为士兵供应女人”：“过去14年间，忠诚的日本士兵常常光顾这些人的场所……（不幸的是）许多士兵因此染上梅毒。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些场所进行常规的健康检查；确保那些女人身体健康后，才能让士兵去光顾妓院。”
我没有找到后藤对这些相关报道的回应文字。尽管他那时疲于应付各种事情，包括重整日本和苏联新的外交关系，但是，没有回应至少说明他对这个事情不怎么上心。他对东北了如指掌，不会大惊小怪。事实上，1905年年末，他和幕僚正在想尽办法就地遣散日本士兵。巩固军队与妓院的联系无疑是一个正确的解决方向，开设妓院的人正是在战时为士兵提供女人的那些皮条客。1906年年末，后藤和其他官员准备在他们的新“首府”大连建造一个妓院牌照制度，所有日本人在满洲开设的妓院都将受当地领事馆管辖。后藤他们此时正需要那些皮条客。换句话说，从战时的军妓供应到和平时期的妓院制度，这正是后藤所认可的殖民资本主义政策，“文藻的武备”——商业是战争的延续。日本领事人员在和外务省1895年开始的内部通信中称拐卖人口是“肮脏的生意”，这生意不同于满铁“漂亮”的固定资产投资工程，但是，“肮脏的生意”仍然是生意。果然，就像其他商业领域一样，日本人的妓院排挤掉了中国商人在华北和东北的老大地位，这有助于日本的帝国主义扩张。另外，由于这些从商的皮条客和军队有紧密联系，所以一旦军队需要，他们可以迅速地集合到军队体制内。这正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历史事实。如果不是皮条客和人贩子与军队的热情合作，“慰安妇”体系不可能轻易建立起来。
然而，有证据表明，后藤可能曾命令一位下属，建议奉天领事馆将日本的妓女执照制度——早些时候在大连建立——应用到满洲。就算他没有下命令，后藤的生命原则和科学殖民理论也已刻入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奉天领事馆重复了台湾首创、关东州所模仿的模式，即对妓女进行常规健康检查。这种常规检查及其执照制度是后藤的生命原则的直接应用，而且这和他在台湾的鸦片政策也相一致。换言之，不论具体的行为多么肮脏（拐卖人口、贩卖毒品），日本殖民者会尽一切力量去维护其生命政治意义上的卫生环境，鼓励日本人从相关生产和消费循环中赚取利润。
1895年至1918年间发生了很多变故。日本自“一战”后崛起，成为帝国列强，工业资本主义兴盛。国际社会对卖淫现象日渐不满，签署国际协定认定人口买卖以及和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为非法行为。[3]日本与中国商人在东北的竞争日趋激烈，这主要是因为日俄战争结束后，满洲地区的军阀自治日益完善、经济逐渐繁荣，满铁领导的经济快速发展吸引了离散的中国商人重新回到故土经商。1918年，尽管日本领事馆迫于压力要限制皮条客的活动，但他们采取的实际行动却是管制日中两国妇女，而不是去监控那些日本皮条客，这肯定让那些过度紧张的领事们松了一口气。这一日本在中国商业活动的重要资金来源还将或多或少继续运作。
裁定这“或多或少”的具体程度以及相应生产出来的主体性，乃是本章的主旨。我利用内务省的内部通信、日本船长的日志、被拐卖的妇女的证词、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最著名的人贩子村冈伊平治的日记，来描述日本帝国主义生产皮条客之主体性的原因和方式。无论是叫作女衒、就业者或人身买卖，如果没有他们，拐卖妇女和以后的慰安妇事例就会少得多。[4]但我的目的是要证明，在皮条客协助日本军队建立慰安妇体制之前的三四十年，他们业已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在亚洲获取霸权、占领市场的核心力量。1937年，村冈伊平治称，日本在亚太地区2/3的大企业靠买卖人口起家（Muraoka 1960，57）。[5]虽然大多数学者对其自传言论持三分怀疑，调查其具体的历史运作仍然是必要的。
滨下武志（1989，2003）和杉原薰（1996，2002）的经济史研究展示了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被欧美国家打开门户以后，中国商人联结东南亚的重要作用。中国商人经营着中国的通商口岸与长崎（日本230年的闭关锁国时期，中国和荷兰商人在该地区拥有贸易专营权）、神户、大阪和横滨的贸易网络，有些是自己做生意，有些则是利用数百年来的生意经为野心勃勃的欧洲经济动物和炮舰帝国主义者牵线搭桥。不首先考虑中国商人重建日本与亚洲贸易网络的作用，我们就无法充分理解日本皮条客在日本帝国主义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森崎和江（1976）、詹姆斯·沃伦（1993）、山崎朋子（1995）、平川均与清水博（1999）等人关于买卖日本女性的历史著作主要聚焦日本人贩子在东南亚的活动。然而很明显，自19世纪50年代末起，中国商人除了从日本输送丝绸和银制品到亚洲市场，他们还监控着另一样珍贵商品：年轻的日本女性。根据内务省的档案和日本皮条客自己的记述，中国商人显然比日本人更早涉足拐卖日本女性至亚洲地区的勾当。首先，把日本女性运送到那么多地方（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有哈尔滨、奉天、上海，香港、厦门、河内、新加坡），这需要在当地控制商业贸易的中国商人的指挥。没有通日语的中国商人团体的帮助，日本女性不可能那么有效率地被发配到遍布亚洲各地的中国人或欧洲白人开设的妓院。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往来于亚洲各地领事馆与东京外务省的通信揭示了中国人参与拐卖日本妇女的活动（FMA，“Matters of Improper Business，”卷1，事件2，5和13）。《满洲日日新闻》的证据表明，中国人贩子迟至1908年仍在拐卖日本妇女，卖到华北地区（MNNS，1908年3月25日）。之后，这个市场逐渐被300至400名日本皮条客操控，这是1918年时的估计数字。但日本人最终排挤掉中国同行独吞这个利润丰厚的市场，则还需要数十年。
这段时间几乎每一个涉足亚洲日本商人圈子的人都认可性工作者对日本资本扩张的重要作用。日本妓女很早便在亚洲各地活动，是日本消费品的活载体：啤酒、清酒、日本食物、化妆品以及日本服饰。在1919年的一份关于日本在东南亚的商业发展的调查中，佃浩二和加藤道则坦承：
小商业者一开始跟随日本妓女到东南亚各地。妓女需要日本食物、饮料、衣服以及许多其他日本商品。稀奇古怪的日本杂货店满足了她们的需求。日本商店也卖东西给当地人，所以日本的商品逐渐流行开来。现在日本在东南亚市场的影响力不是来自于三井之类的大型商贸公司，而是来自于那些杂货店商人。这些商人的背后则是日本妓女。（引自平川均与清水博1999，20）
加藤久胜是往返于长崎到中国和东南亚的贸易航线的船长，他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开了大约有30年船。他写道，直到“一战”时期，日本在亚太地区最有名的出口商品是——煤炭、生丝和女人，“几乎我开船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日本人贩子经营‘人肉市场’，出售一群群妓女”（1931，61）。
加藤的回忆录和更晚近的许多叙述不同，现在许多人把日本性工作者与皮条客理解为一对对互不分离的夫妻。加藤在《船长日记》（1924）中不经意间提到人贩子与性工作者的成对关系是“人口买卖的真相”。后来我们才知道，孤独而勇敢的日本女性牺牲自己的身体，挣钱寄回老家，并帮助日本商品在亚洲开拓市场。日本帝国资本主义的悲惨的先行者的形象在20世纪的头20年更为突出，日本性工作者成为了帝国资本主义的关键。在此之前，若干日本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极力鼓吹皮条客与性工作者的好处。福泽渝吉，日本19世纪八九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公开鼓励贫苦的日本女性移民到亚洲各个通商口岸做妓女，成为奈福蒂·塔蒂亚（Neferti Tadiar）所说的日本的“生命地域”（2009，105）。福泽坚持认为女人对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没什么用处，唯一的好处是可以用来挣外汇，新兴城市香港、上海与新加坡的色情行业对这些女人、家庭和国家来说都有利可图。他于1882年写道：“人们不应该批评那些在海外卖淫的女人。政府的政策是增加移民出国，所以这些女人应该享有出国工作的自由。”（引自Terami-Wada 1986，307）
二叶亭四迷是一位俄国文学研究者，他著有小说《浮云》，这部小说被认为是日本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他在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地区断断续续生活多年，目睹了日本性工作者对俄国人和中国人的影响力。据其好友小说家内田鲁庵（1859—1922）的描述，二叶亭19世纪90年代住在哈尔滨，当时他一度准备开一家妓院，雇佣日本皮条客和老妇人经营管理。内田于1914年出版了二叶亭的传记，他在书中称，二叶亭的交际圈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的“就业论”。据内田的说法，二叶亭认为日本性工作者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至关重要，因为她们对俄国人和中国人的色情蛊惑力表明这些男性顾客会很快被“日本化，然后开始购买日本商品”：“他们先是向低贱的日本妓女买春，接着，他们转向价格更高的妓女，不久，他们就会着迷于所有的日本商品。”（2001，372—373）内田说，二叶亭认为自己参与买卖妇女是“爱国责任”的表现，是在以实际行动支持亚洲的日本化进程。
虽然这两位作家都没有直接提及“皮条客”这个词，但俩人国外阅历丰富，都清楚地知道，贫穷、不识字的日本女性不可能自己找到在哈尔滨、满洲或新加坡等地的妓院。无论是二叶亭的明确言论或福泽的暧昧言语，他们的“日本妇女就业论”都认可了皮条客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森克己及其他学者在各种场合说过，20世纪头10年的3万至5万名在海外从业的日本妓女全部都经过皮条客之手运作（1959，111）。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女性在亚洲各地从事卖淫活动的头15年间，那些皮条客是由在日本的中国男子控制的。1887年，村冈伊平治受日本驻沪领事馆雇佣，做一份为期六个月的调查，研究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市场环境，他逐渐意识到，是中国人在买卖日本女性，这让他大为愤怒。
日本驻沪领事馆看重村冈在东北的工作经验，聘用他协助领事馆成员上原靖国（Uehara Yasuku）完成一项秘密任务。上原是日本军队中尉。从1877年6月至11月，他花了总共五个月时间，搜寻日本在东北的发展机遇（比石冢英藏的调查早将近20年），这是东北地区的首个大型商业调查。村冈和那位军官注意到几件事情。首先是，按村冈的话说，“我们没瞧见一个日本男人”。其次是，他们在城镇中发现大量日本性工作者，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村冈惊讶于妓女的出身背景之复杂，“侍女”（1960，17）的数量与来自贫苦农村的女孩数量相等。而似乎没有让他惊讶的是，他们采访过的几乎所有日本女性都向他们求助回国。我们对那些女性知之甚少，其中一位女性说，她是被迫由中国商人“陪伴”从长崎来到满洲的，中国人以400美元将她高价出售。还有两位女性诉说，她们被一个中国商人带到满洲，那个人在神户已经做了四年的生意（19）。
村冈从日本男性的缺席这一点推测，几乎所有这些日本女性都是“被中国人带去”中国的（1960，18—19）。除了几个为中国军阀工作的日本男人，以及五六个在北京的三井营业部出口大豆的人员以外，在这儿就没有别的日本男人了。村冈推测，中国人把日本女人带到东北，然后要么直接卖给俄国恶棍或中国军阀，要么卖到中国人经营的窑子。上海的日本调查团还注意到一些在东北泛滥的其他商品：当地种植和贩卖的鸦片，以及大豆种植贸易。在调查报告的结尾，村冈盘算着满洲的那些日本女人、鸦片和大豆为日本男性商人提供的种种机遇（19—20）；和中国商人争夺市场领导权，他们只需要一点初期支援。
虽然日本领事馆只要求他调查满洲的商业环境，村冈在他19世纪90年代调查的每一站以及后来的（上海、新加坡、吉隆坡和马尼拉）地点，都要记录当地华商的势力范围。他觉得，如果日本要成为亚洲霸主，日本人必须意识到，中国商人是他们的最大敌手。对村冈来说，欧洲人只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贩售商品的消费者对象，而不是商业战场上的真正竞争者。村冈自视为日本新一代的充满进攻欲和竞争性的商人代表——福柯所强调的重要特征在自由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得到了体现——他向读者吹嘘自己对付中国资本家的各种手段，其中有两次，他在街上用日本武术战胜了中国商人（1960，8，23）。
第一批去亚洲各地卖身的日本女性，她们的出发地要么是中国人长期掌控市场的长崎，要么是短期掌控的横滨和神户。在村冈的自传中，他插入了一些关于被卖去亚洲各地的日本女性的家乡、年龄、买家的调查报告；几乎所有人都是从上述三个日本城市出发的。只有等到日本皮条客开始控制人口买卖行业并且在全国大肆拐卖女性以后，妓女的来源地才扩充至日本其他地方。中国的人贩子使用各种花招拐卖女性，而老板则用金钱贿赂航运公司、港口及领事馆的官员，有时还雇用欧洲男子假扮女性受害者的丈夫陪伴出国（FMA，“Verification Record for Passports”）。[6]雇用欧洲人运送日本女性的例子很少；中国商人和军阀雇佣日本“不良行为少年”陪伴的例子则在中国东北和东南亚地区比比皆是。
村冈的民族主义意识第一次浮现出来。1887年12月，他从满洲回到上海，决意改变中国人全盘控制日本性工作者的屈辱现状。他没有陈述日本领事馆和军队官员的意见，但是从后来领事馆对日本人贩子在上海和香港活动的实际支持来看（他们从中国人手里夺走了对当地日本妓女的控制权），这些日本帝国的官员不可能否决村冈的企图。
七个月后，他发现自己必须直接挑战厦门的华商。同时，在东北地区买卖日本妇女将获得的巨额利润前景，加上从中国人的魔爪中“拯救”日本妇女的雄心壮志，这些因素刺激了他，他用军队付给他的调查报酬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卖淫团伙，其中共有13名日本女性，有几个是他自己从日本绑架到上海的。[7]1889年4月和5月间他正在巩固自己的人口买卖生意，这时，他听说了日本商界的传言，称厦门有人“监禁”日本女性作为中国商人和海员的性奴（1960，28）。村冈从不同渠道获得了消息，包括日本领事馆官员、海员和上海的龟公，他决定把生意转移到厦门，以“拯救”无助的日本女性摆脱那些中国人的魔爪。
1889年6月末，他把全部妓院生意迁到厦门，准备拯救那里大约500名被奴役的日本女性（1960，28）。他很快发现，那里所有的中国妓院的日本女人都是被绑架来的，每一个人的贞洁都被中国人“糟蹋”了。他对中国人的皮条生意愈发愤怒，于是向英国领事馆警察署求助，一次又一次地向英国警察诉说日本女性的悲惨遭遇。终于，英国领事馆同意他8月份一起去突击检查一家中国人经营的妓院。这项行动“解救”了六名日本女子，这六名女子已经被中国人监禁了至少一年时间。让人震惊的是，村冈取得了这六名女子的监护权[8]，然后，他马上把其中五个人卖到香港，留一个做自己的“妻子”——准确地说，是在村冈的妓院里卖淫，当时村冈的妓院是厦门唯一一家日本人开办的妓院（30）。数月后，又展开了另一项“解救”行动，村冈带领的一伙人连同中国警察一起，成功地从中国龟公手里救出55名日本女子（30）。而村冈再次获得了那些女子的监护权。
这时候，当地的中国皮条客忍无可忍，开始威胁他。而又经过一次突击检查以后，连光顾中国妓院的欧洲顾客都开始不满了。于是，村冈想全身而退。他在香港和新加坡成功地卖掉了第二次突击检查收获的55名妓女（这桩零成本的生意利润颇丰），然后，1889年12月，他离开厦门，到新加坡开店，因为他听说英国当局在那里营造了友善的商业环境。他带着数名在厦门雇佣的男子以及从上海带过来的“妻子们”（其他女性都被他卖给了欧洲人，或者重新卖给中国人的妓院），用大量资本筑建起当时最为庞大的卖淫网络之一。村冈称，他用四年时间绑架并偷运了3122名日本女子到新加坡，其中大部分女子来自于日本西部地区，这些女子要么在当地卖淫，要么在被转运至更加遥远的孟买或澳大利亚等地区的妓院。
学者森克己采访了许多当年被中国人买去的日本女性，她们在厦门或厦门附近地区被监禁过一至三年，据这些妇女的叙述，村冈的回忆录是真实的（1959，102）。其中有些女性说，她们在厦门被人贩子卖给中国的有钱人，然后迁往内地当作小老婆。其中有些人可能被村冈和他的下属“解救”过。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即三年之内，这些女性中的一部分人要被绑架或转卖三到四次。资料显示她们在日本被中国人、或中国人贩子的日本手下绑架或买走。接着，她们被卖去香港或厦门的中国人经营的妓院。除了少数人留在他自己开的妓院，村冈“解救”或再次绑架的61名女性再被他卖到新加坡或香港，最终往往是落到了日本人开设的妓院。而有些人或被中国或欧洲的有钱人单独买去。作为一名男性，我无法想象这一过程对日本女性同胞所产生的伤害到底有多大。但至少我们在思考这些血腥暴力的市场交易时，应该抛开文化偏见（日本文化召唤温柔、顺从的女性主体），而应该以唯物主义的思考方式来考虑，为什么日本的性工作者在亚洲赢得了顺从和温柔的美誉，愿意与任何付钱的客人上床。村冈与中国皮条客的战争反映了欧美国家的枪炮帝国主义和当地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剧烈冲突，这一冲突生产出低贱的、商品化的女性身体，“创伤”一词已不足以形容日本女子为此遭受的痛楚。然而，遭到连环绑架的女子所获得的创伤，却催化她们成为“非人的客体”——戴安娜·索梅维尔（Diane Sommerville，2006）用这个词指称遭到绑架的黑人女奴。皮条客和人贩子——亚洲的第一批男性日本帝国主义者——通过残暴地贩运和买卖日本女性，获得了一种新生产出来的日本男性气质，他们被视为日本主权的刚毅象征。另外，性工作者之动物的、肉体的主体性由男性资本家所操控，这也预示了后来日本帝国资本主义者贬抑殖民地劳动力主体的手段。
皮条客形象
大多数皮条客是贫苦农家的次子或第三个儿子，他们没有长子继承权，在困难的19世纪中叶，他们无法依靠家庭过上好日子。村冈是一个特例，他是长崎一个穷人家的长子，生于1867年。1877年，父亲死于东京。村冈没有依赖母亲，而是自己出去打零工。17岁时，他决定在一艘船上做帮手，那艘船往返于长崎与香港的贸易线。那一年是1885年。他用贩售日本妇女挣得的巨额资金在新加坡建立了一个大型的人口买卖网络，坐拥豪宅，手下有24名男子。所有这些手下在日本都有犯罪记录，或者在警察抓住他们之前逃到了国外。当时其他的日本海外人贩子的发家经历和村冈差不多。松尾甲子郎比村冈年轻一岁，也出生在长崎，是贫苦农家的次子。他在长崎因为谋杀而遭到逮捕，受害者是他在印度、中国地区的商业竞争对手。警察局的报告称，松尾在19世纪80年代末从事贩卖日本女性的生意，把她们从长崎卖到朝鲜和中国。台湾1895年被日本殖民占领后，他在台北建立了一个大妓院，有56名女性和12名有前科的打手。当时日本人在台湾殖民地做的生意很少有这么大规模，所以，后藤新平不可能不知道他。松尾在台北的商业大本营创建了一个南中国海区域的日本女性买卖市场，长崎、朝鲜、上海、台湾、香港连成一条著名的贸易线。松尾看准中国通商口岸对日本妓女的大量需求（据说，日本女性同意每周进行健康检查，她们的华丽服饰与化妆则给中国和欧洲嫖客增添了浓郁的异域风情），1900年他把生意迁至香港，以便在东南亚地区更好地发展。
村冈回忆他在新加坡的红火生意，也提供了一些他手下的生活背景。上田友三郎是他的手下之一，14岁丧父。他发现邻居家的小孩们在偷他家的米，于是他设计一个诱饵炸弹，炸掉了一个男孩的手臂，并炸伤另一个小孩。他被关入青少年监狱，直至20岁出狱（1960，58）。他为村冈工作数年后，自己在澳大利亚做起皮条生意。后来他回到家乡岛根县，把自己打造成家境殷实的地主乡绅。另一位手下坂田顺三郎勾引了老板的女儿，然后和另一个女人逃离长崎，一年后回到长崎，盘算着让老板女儿为他生下孩子，他就能继承那老板的公司。事与愿违，那老板将他告进监狱，他后来设法越狱，逃往新加坡（54—55）。松田仁在日本曾屡次入狱，罪名包括持枪抢劫、谋杀和绑架。高峰君次郎是一名连环强奸犯，患有严重的淋病，曾有一年多时间只能保持同一个姿势睡觉（55）。南方藤吉偷光了祖母的全部积蓄，被祖母发现以后，他被迫逃离天草市，来到香港。
村冈伙同这些杀人犯、强奸犯和诈骗犯，在东南亚建立了一个微型的人口买卖帝国。我之所以用“帝国”这个词，是因为他有意识地认为自己的生意对日本资本积累和战胜中国商业资本意义重大。许多日本同时代的人也持相同看法，且赞美有加。村冈知道，那些人心里清楚日本性工作者在日本帝国主义头20年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是他们伪善地否定皮条客的工作，而正是他们皮条客把日本女人从本国的乡下地方带到了中国沿海和满洲地区的繁华都市。他在厦门第一次“解救”妇女成功后，为了把自己的工作解释给那些虚伪的人听，他把自己的经历和服务对象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有些评论直接针对那些日本本国批评他“道德堕落”的伪士：
先说赚钱的事情，我会寄钱给老家。同时我也是在为国家提供外汇，如同本土居民缴税一样。其次，我用贩卖人口挣来的钱给朋友们在长崎买了土地和房产。第三，我一直牢记第一位老板传授的教导，无论身在何处，努力维护日本商业利益。第四，我的生意满足了人的基本需求，给予情感的慰藉和归属感；以此盈利，乃取之有道。总之，我想，自己的不道德之处恐怕只是醉心于事业，努力赚钱罢了。（24—25）
与其说这段话是忏悔，不如说它是对人口买卖的现代化效用之证言。这也是生命政治意义上的自我吹嘘，因为村冈坚称他提升了日本人民的生活质量。另外，他关于道德堕落的陈词不过是那段时期日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之所以用讽刺的语调，是因为他想嘲弄那些日本的精英阶层，那些精英们大肆称赞日本的各种商业活动，却基本上不敢称赞人口买卖行业。所以，轮到这位愤怒的人贩子来揭露资本主义的某些根本原则，那就是，商业即战争的延续。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这场战争如何针对满洲的中国劳工而展开。而这里，中国沿海，商业战争的对象是日本女性，她们在本国遭到绑架，颠簸数周，被发往异乡，如同中国劳工或牲畜一般被有钱人转手买卖。村冈大致描述了作为战争的商业先是协同日本女性对抗中国商人和英国帝国主义，然后日本龟公对抗日本女性。他常常用长崎的家乡话来形容这种深层次的对抗，把自己这种流氓商人和日本精英阶层混同起来，因为他时常觉得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为精英所排斥。
村冈在从厦门开往新加坡的船上，匆匆记下一些词句，其中写道，自己为了“拯救”两名被中国人贩子卖出的日本女子而惹上了麻烦。他引用那时流行的意识形态符码，以白手起家的事业男性自居（Kinmonth 1981）：“女人是男人的绊脚石；是男人开创事业的工具。女人是引诱男人走向地狱的凶器；是男人出人头地的途径。女人是怂恿男人做坏事的诱惑；女人是男人避不开的命运。女人是国家的祭坛；依赖女性，或将走向毁灭。”（Muraoka 1960，40）
随着生意的逐渐扩大，村冈在他的自传中，使用越来越多的矛盾逻辑来解释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1890年1月，他开设了在新加坡的第一家店，于是他用狡黠的“忏悔”来述说他的“罪恶”。
好，我承认在上海和天津的皮条客兄弟们是非不分，包括我自己也是。但是这样想想：做坏事的下地狱；做好事的上天堂。而既做好事又做坏事的则留在人世——哈哈……
我们再来想想这好与坏的结合究竟是什么意思。当然，绑架和人口买卖都是极为严重的罪行，但我本来就是一个流氓。我素来认为像我这样的流氓做事情完全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丝毫不考虑国家。后来我又想了想，发觉自己通过售卖女性而成长为一位大商人，这样就为国家减轻了经济压力。不单单是我一个人这样想，许多流氓都想大赚一笔，然后成为好人；不干小偷小摸，转而做正经生意。恶很容易成为善。我怀着这种信念，在新加坡的店里设立了一个“忏悔室”，我的手下们在这里改过自新，为国家做贡献。他们在太平洋地区扩展卖淫业务，以此改正自己过去的不良形象。我觉得这将为日本的百年大计添砖加瓦。（1960，47，49—50）
CEO村冈召集手下那帮恶棍筹划新加坡的新业务时，又将这段关于日本资本主义扩张的精准预测翻译为另一套话语。他对手下说，这将是他们为自己赎罪、成为有尊严的日本人的最后一次机会。而这个改过自新、报效祖国的机会实际上就是要求他们在商业战场上击败中国人。如果他的随从们愿意跟他一道努力获胜，那么他们的事业将不但为自己挣得利益，还将为以后其他的日本人从商打下基石。村冈在讲话之前心里寻思：“我组建这个恶棍团伙是为了发展亚太地区。虽然别人称呼他们是杀人犯、小偷和罪犯，我却坚信，只要他们遇到合适的契机，都可以成长为正直的商人。我确信自己就是那个将把他们引向正道的导师。”（1960，55）然后，他对手下们讲道：
你们可能都很清楚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但我敢打赌，你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那帮庸人说你们杀人、抢劫。更有甚者，他们说你们自愿干这些违法勾当。也就是说，虽然你们都是日本国民，却成为了国家的敌人。你们丧失了自己的日本性，自甘堕落……不过，我会给你们一个自我救赎的机会，并且参与到日本未来商业远景之中。你们会挣大钱，为国家减轻经济负担。日本将见证你们的新生，你们将再次成为有尊严的日本人。但是，你们必须要和我合作。你们要集中精力，不放过任何商机。再过几年，你们将为祖国增添荣耀，为自己谋得正途，为日本面向亚洲的商品出口做出贡献……但是，在事业有成、报效祖国之前，你们还得再犯最后一次罪。（56）
武力的资本主义
我们把村冈的这些话和本章开头所引用的罗莎·卢森堡的话拿来对读，可以勾勒出村冈的真实轮廓。罗莎·卢森堡认为，经济领域之外的暴力行为对资本积累至关重要。积累过程中的个人牺牲并非自然而然的事情。她写道：“资本主义利用暴力作为永恒的武器”，而村冈所说的“最后一次犯罪”正是从日本西部地区强行绑架日本妇女的暴力行为。他接着描述那些女性如何被带到亚洲各地他的经营场所接受“驯服”，然后卖到其他地方。所谓“驯服”，即强奸她们，逼她们养成温顺、服从的性格。卢森堡所说的“武力”，也即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暴力”之一（1977，928），在村冈眼中是一种必要的罪恶，这种罪恶最终会带来善报：原来的强奸犯和人贩子将自我救赎，成为日本国民的模范，日本将从中国人手里抢到利润丰厚的亚洲市场份额，一个富强的大日本帝国即将诞生。资本积累的这些好处若要实现，必须依靠绑架和性侵犯，这些乃是必要的罪恶。村冈没有把柔道列为训练项目，不过现有的这些足以证明资本主义乃是终极武力。
村冈自传中的若干段落清楚地证明了现今学者们的一个共识，即性工作者是日本商品资本主义在亚洲扩张的必要基础（Brooks 2005；Fujime 1995）。不过，用马克思有争议的性别符码来说，我们还需要把卖淫现象看作“劳动者普遍出卖身体的特殊表现”（1988，133）。[9]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会抹除资本买卖劳动者身体这种现象的普遍性，而将亚洲大陆资本积累过程中性工作者的角色说成是日本产品和服务的“收益增值变量”：服饰、化妆品、啤酒和清酒都是日本妓院和酒店的畅销品。村冈开诚布公的欢迎致辞令人耳目一新：
为了满足对日本姑娘的持续需求，我们将要在最遥远的南太平洋村庄里建起妓院。日本的杂货店和小商品业者将随之而来。一旦日本商人的手脚放开，他们有能力取得成功。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将被动员到商业领域。在一个纯正的商业社会，妓院老板和人口贩子将不会被蔑称为“皮条客”，而是真正的商人。由于他们对商业的全身心投入，其他日本从业者才能在各自的领域里施展身手；满载货物的商船将从日本海岸扬帆起航。整个周边地区都将逐渐繁荣起来。（1960，57—58）
但是，要实现这些愿景，村冈手下的生意人必须完成“最后一次犯罪”。我们假设给村冈的估计数字打个七五折，那么在19世纪90年代，他的手下一共绑架了2500名日本女性至亚洲各地。这一方面是积累资本，一方面是在救赎那些强奸犯和盗贼。还有一点不能忘记：这只是一小部分数据。园枝幸子估计，从1870年至1930年，亚太地区共有超过10万名日本妇女被迫从事色情业（2000，104）。而在所有的日本皮条客之中，村冈据称最有经验，精于绑架和迅疾转卖，并热衷于传授经验。
村冈的实际经验指导比较简略。人贩子“专门在乡下绑架妇女”，尤其盯准穷人和文盲群体。他警告手下：“注意掩人耳目，勿留文书，勿签真名。”（1960，57）由于运送妇女的过程中女性免不了要反抗，这可能引起警察的主意，所以他的手下必须“极度小心行事”。“你把女人送上船之前，必须先确认已经买通了警察、领事馆官员以及船长。如果无法买通，你就向他们诉苦，给他们看自家茅草屋的照片，转移他们的注意力，然后偷偷地把女人搬到船舱底下。”（57）
花三至四周时间将妇女偷运到香港和新加坡，这通常需要串通日本海关官员和船长，以及上海、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中国和英国官员。有详实的记录表明，英国官员虽然表面上不支持人贩子，暗地里却协助运送那些被绑架和转手的日本妇女在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殖民城市活动（Miyaoka 1968；Warren 1993；Hirakawa and Shimizu 1998）。[10]大众流行话语确认了她们的精神创伤，将日本妓女塑造成温柔顺从、娴静端庄的主体（例如歌剧《蝴蝶夫人》中的典型人物）。所以，英国嫖客们大多喜欢日本妓女胜过中国和东南亚妓女。英国当局考虑到日本性工作者的温顺性格，加上她们积极配合健康检查的生命政治统制，也就不急于限制绑架日本女性的数量了。[11]
村冈没有在他的自传中解释偷渡的具体方式，但1885年至1915年间，大约3万至4万名日本女性被绑架和偷运，我们由此可以总结出他的套路。尽管性工作者有时合法地从日本前往亚洲各地，但绝大多数是偷渡，因为直接贿赂官员和船长要比走正规程序便宜和简单得多。但首先，人贩子要把她们送上船。
人贩子千方百计唆使女性出走。他们通常到自己家乡附近地区，这样他们能相对容易地获得信息，查到哪些家庭最穷困，然后与家长谈话，或者更普遍的方式是直接和女孩子聊天。人贩子利用乡亲关系拉近距离，编织美好的梦想，吹嘘新加坡和香港的新兴欧亚都市如何具有异域风情，在有钱人家做佣人如何幸福。一位住在天草的老妇人说道，1890年，有一个皮条客伪装成贸易商人，诱骗贫苦农家的女孩儿，说有一个“理想世界”，那里样样都比九州的生活要好：“一天，一个伶牙俐齿的男人出现在我们那儿，他销售的是长崎的海产品。他在镇上的店里不断跟人讲外国的趣闻轶事。符拉迪沃斯托克有许多许多鲑鱼，孩子在渔船上嬉戏时，就会有鲑鱼自动跳上来。满地黄金。我在祖母的家里遇见了他。”（引自Ichioka 1977，6—7）1904年，一位名叫“南春”的少女遇到人贩子，人贩子告诉这位17岁的天草姑娘，她如果去国外做酒吧侍女，每月可以挣得将近7日元。她自己解释了去异地闯荡的原因：“那时候女人一个月连挣1日元都很困难。我父亲是打短工的，家里除了我，还有5个小孩。所以我接受了那人的建议。我乘小船跟他来到口之津的港口，然后被送上一艘外国船。在货舱里我还见到大约20个女孩子。我们坐了29天船，每天只能吃一点点面包，终于到达新加坡。”（Waren 1993，216）
人贩子和皮条客常常成群结队作案，各司其职：有的负责接触女性，有的负责将她们从乡下运到港口，然后把她们塞进煤船或商船。由于每次装载的女人都不少（每次大概运送50个人），所以人贩子必须全程陪同，以防她们逃跑或报警求救。这套绑架手段大概是日本人贩子的创新举措（Miyaoka 1968）。这些陪伴者驯服女性忍受严酷环境（通常煤船上能装人的地方靠近火炉，酷热难当）的方法包括甜言蜜语、强奸以及谋杀。
名叫多田龟吉的人贩子奸杀了他从长崎带往新加坡的一名女子，然后抛尸入海。显然，这是杀鸡儆猴，威慑其他女性不要做出格的事情，乖乖配合船上男人们的凌辱（Warren 1993，219；Hane 1982，221）。幸存下来的女性集体给日本外务省发了封血书求助信。[12]这些女子可以说是幸运儿，因为有许多人最后死得很惨，被装卸的货物压死或者扔进锅炉烧死。后来一次事故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迫使日本政府关注偷渡问题。日本邮船伏木丸于1890年3月26日抵达香港，人们在溅满血迹的密封煤仓中发现12名偷渡客。他们至少被关了两天，其中8名已经由于缺氧而死，剩下4名奄奄一息。其中一位男性死者是名叫油谷的人贩子。4名幸存者协同长崎港口当局撰写了一份报告，现在这份报告藏在外务省档案。她们声称，油谷引诱自己上船到香港掘金。他强迫女子乔装打扮成煤工，一上船就被关在很深的煤仓。第二天，煤仓的铁门被锁，整个内部空间变成大烤箱，因为煤仓边上是蒸汽机火室和锅炉。随着温度逐渐升高，油谷和其他七名女性晕倒并流鼻血，最终窒息而死（FMA，“Collections of Improper Business，”卷1）。
外务省档案中有若干份报告，描述的情况是，妇女在船上试图自救，被船长发现了。加藤久胜报告了一起发生于长崎至香港航线的事件：“我的工程师去检查一根水管水压降低的故障，然后他发现一群女孩子，几乎快缺氧而死，原来是她们咬开了水管想喝水。旁边埋在煤堆下面的是一具伤痕累累的尸体，死者是她们的绑匪，在其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她们对他采取了疯狂的报复。”（1924，33）第二起事件是：1892年9月25日，4名日本女子现身新加坡警察局报告一名日本男子死亡，他在一艘发自香港的船上坠海身亡。这几位女子都来自长崎，她们声称对男子在香港登船这一事实毫不知情（FMA，“Matters of Improper Business，”卷1，事件37）。
这些以及其他一些事例倾向于将被绑架的女性描绘成品性残暴的人。然而，学术界对绑架事件中女性的参与度和主动性还没有达成一致结论。在几位研究这一问题的日本学者中，女性主义者森崎和江（1976）的意见尤其引人注目，她认为不能低估女性希望逃离贫穷家庭、通过卖身汇钱回国养家的欲望。虽然我尊重森崎女士的立场，但我更相信森克己和山崎朋子（1999）的估计数字，即大约90%被绑架和偷渡的女性不是出于本人的意愿。人贩子每每使用花招勾起女性的欲望，捕获她们的异域想象，将她们对“某物”的欲望置换成对一切物质占有的欲望：自由、激情、汇钱养家的自豪感。另外，这些女性的家庭有时会从人贩子那里得到一些报酬，一方面可以诱惑女性顺从，另一方面可以当作封口费，防止她们报警。
这些男性人贩子的主体性应当被视为一种自由放任的生命形式，一种日本资本积累急需的生命政治生产，而贫穷的日本男性希望在亚洲大陆寻求殖民发展，他们的致富心理为生命政治生产火上浇油。日本的人贩子，如村冈和松尾，正体现了罗莎·卢森堡关于资本积累过程的隐匿真理：它只能通过暴力产生，其生产过程本质上是奇异的、猎奇的（grotesque and grotesqueing）。具体以日本西部的贫困女性为例，15世纪以来季节性或永久性的移民风俗被奇异化得面目全非，而罪魁祸首即资本主义对满怀憧憬的移民的形式吸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