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形式吸纳作为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借助于资本与劳动力的直接联系，其特点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和边缘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传统国家的文化支柱和习俗网络土崩瓦解。虽然工人依靠的是资本家，但在边缘地区，这种“依靠关系是人为制造出来的”（1977，937）。换言之，一种崭新的（性别的）支配和剥削结构必须在日本的殖民边缘建构出来。人贩子与皮条客的主体性正是从资本的需求中脱胎而来，以协助巩固这种新的宰制模式。
经过村冈伊平治和其他日本人贩子的苦心经营，村冈1887年在满洲所目睹的境况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逐年改变。渐渐地，中国男人和女人开始为日本人买卖人口。《满洲日日新闻》的一份报道揭露，许多中国夫妇在为日本人贩子工作，把女性从长崎带到满洲来，这种状况以前在满洲从未发生过（MNNS，1915年1月12日）。这些由日本人控制的人口买卖网络也依靠中国人拐卖中国女性，以发展他们在东北的生意，将原来中国人雇佣日本人拐卖日本女性的模式完全颠倒了过来（MNNS，1908年2月17日）。作为战争之延续的资本主义商业，由新一代满洲地区的日本人贩子（例如内海岩男）发展壮大，这些人贩子中有许多曾经在村冈手下干活，从他那里学来肮脏的经营手段。因而资本主义商业的快速发展还是要归功于生命政治主体性的欲望生产的关键一环：边缘地区的皮条客。
[1]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1页。——译者注
[2] 日本外交史料馆（以下简称FMA）的所有档案都用一个宽泛的主题分类，我在这一章引用的档案标题是“取缔不正当业者相关资料汇编”和“取缔不正当业者相关法规选编”，以下简称“不正当业者资料选”。前一个标题下共有七大卷档案，编号为4.2.2.27，后一个标题下共有两卷档案，编号为4.2.2.34。
[3] 所有帝国主义列强都签订了1909年的《巴黎条约》，该条约禁止人口买卖，但唯独日本没有签。经过国内激烈争论以后，日本政府于1925年同意加入“打击妇女和儿童买卖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raffic in Women and Children），但该法律不适用于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殖民地和租借地。
[4] 中原美智子在2003年的私人通信中指出了这一点。
[5] 《村冈伊平治自传》于1960年由日本立教大学的教授河合襄出版。1934年河合襄在台湾总督府高等商业学校获得教职。1936年他访问菲律宾时遇见了村冈，对他的生平颇感兴趣。村冈把他所有的笔记本送给河合襄，供他编辑。1937年村冈去台湾的殖民地首府，停留一个月，专门补写他的日记中不连贯的地方。这些日记后来又经过河合襄的编辑，于1960年出版面世。日本学界关于村冈的文字的可信度还有许多争论。女性主义学者山崎朋子在她的重要著作《第八号妓院》（Sandakan Brothel No.8，1999）中称，村冈几乎完全不可信。山崎说，她所采访过的亲历者都没听说村冈这个人。她还质疑他是否真的是亚洲最大的日本人口贩子，因为20世纪初仅存的一些学术研究根本没提到这个人。但是，村冈经常使用假名，并禁止下属称呼他真名。所以，山崎20世纪60年代采访的那些日本性工作者没听说过他的真名情有可原。另外，一些日本与东南亚关系史的权威认为，村冈的说法即使不能全信，但也大致可靠。森克己在长崎和浅草地区做过田野调查，那里正是村冈说他的手下从事绑架的地方。森克己发现，那段时期真的有几千名女性失踪，参见《人身买卖：海外出嫁的女性》（1959）。南亚史学家、早稻田大学教授中原美智子私下告诉我，她认为村冈的自传中有75%的内容真实可信。
[6] FMA档案编号为3.8.5.5。白人男性协助拐卖日本女性，这种现象只发生在长崎的丸山町。
[7] 河合襄在《自传》的附录中称，村冈承认自己在上海时与所有13名“他的女人”发生过性关系（Muraoka 1960，postscript 5）。
[8] 厦门的日本领事馆登记有村冈的理发店，但当时通商口岸大部分理发店实际上都是在做毒品和人口买卖生意。
[9] 参见奈福蒂·塔蒂亚（Neferti Tadiar）对马克思的精彩解读，Things Fall Away（2009）的第一章。
[10] 沃伦（Warren）称，在香港和新加坡，“英国政府允许日本妓院注册经营执照，与日本的正当行业放在一起，所以日本政府很难在这两块殖民地清除卖淫和人口买卖现象”（1993，70）。但是，藤目由纪（1997）和中原美智子（1995）肯定会反对沃伦的说法，日本政府根本没有真心清除人口买卖。
[11] 日本女性接受常规健康检查的历史要追溯至1860年7月发生的“州长”号事件（Rosadnik Incident），当时，俄国的“州长”号军舰停靠在长崎接受食品和维修补给。当地政府允许日本人去妓院，然后俄国医生坚持要所有的日本性工作者接受他的健康检查，当时这已经是欧美国家的例行规范。19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通商口岸的健康检查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普及至亚洲大陆的各个日本妓院。参见Susan Burns（1998）和藤目由纪（1995）的精彩论文。
[12] 加藤久胜在他的《船长日记》中写道，他听过许多故事，人贩子为了威慑那些被绑架的女性，常常会强奸、掐死那些抵抗的女性，然后抛尸海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