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曹魏政权与儒学
曹操崛起北方，于汉献帝建安元年（196）迎汉献帝于许昌后，曹操便挟天子以令诸侯，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便大败袁术、袁绍，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北方的政权。历史上虽然对曹操褒贬不一，但基本上认为其所遵循的思想和政治措施，皆为名法之治而不重道德名节，从而影响了整个时代。如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1)顾炎武把魏晋以降士风日下的责任全部推到曹操一人身上，有欠公允。因为汉末儒学权威的下降实是时代使然，早在曹操占有冀州之前就已明显；其次，就是曹操本人也未完全否认儒学的作用，往往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他曾有“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的遗令。这就是说，他认为得天下不仅需要武力和军事，更需要权谋和法术；而治天下则需要礼义与文德。当时兵革未休，经术之治不足以得天下，故他在《孙子兵法序》中说：“操闻上古有弧矢之利，《论语》曰足食足兵，《尚书》八政曰师，《易》曰师丈人吉，《诗》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黄帝汤武咸用干戚以降世也……圣贤之于兵也，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也。”(2)但一旦政权稳定，社会转过头来鼓吹儒学，这似乎已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共通的规律。建安八年，当曹操击败袁绍占领邺城，自领冀州牧后，北方局势稍平，曹操便下令修学。他在《修学令》中说：
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者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3)
这里，曹操承认“仁义礼让”与“先王之道”有益于天下，这就是承认儒学对巩固其政权的作用。曹操《修学令》一下，侍中鲍衡便提出具体步署，并得到曹操的赞同。鲍衡在其奏疏中说：
按王制立大学小学，自王太子以下，皆教以《诗》、《书》，而升之司马，谓之贤者，任之以官，故能致刑措之盛，立太平之化也。今学博士，并设表章而无所教授。兵戎未戢，人并在公，而学者少。可听公卿一千石、六百石子弟在家及将校子弟见为郎舍人，皆可听诣博士受业。其高才秀达，学通一艺，太常为作品式。(4)
从鲍衡的奏议中可以看到，当时由于战祸连绵，兵戎未息，“人并在公而学者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公卿大夫、将校子弟的儒学教育问题，可见曹操及当时士大夫对儒学的重视。
曹操统一北方政权，当然主要靠的是名法之治，但对儒学也不是一概排斥。上述《修学令》决非如一些史学家所说，乃曹操的自我粉饰之言，而是出于安定既得政权的需要。这一点在曹操的许多表令中都可反映出来。如《军谯令》、《整齐风俗令》、《求贤令》、《存恤从军吏士家室令》、《让县自明本志令》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儒学的心态和精神。另一方面，从曹操所任用的人材来看，也并非如其《求贤令》中所说的那种“不仁不孝”之徒，而多是具有儒学精神的人。如王郎、华歆、王肃、乐祥、杜畿、刘劭、高堂隆、蒋济、袁涣、卫觊、王粲、王象、隗喜、邯郸淳、贾洪、苏林等，都是曹操当时所提拔的人物，他们当中有的累世儒学，有的雅好经术，有的以儒学名世。他们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为曹魏政权的核心和主张以经术治国的儒林之士。如“举动必以礼”的袁涣曾向曹操进言，主张以仁义道德治国，据《三国志》载：
布诛，涣得归太祖。涣言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义，兼抚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与之死而可与之生。……若夫兼爱天下而反之于正，虽以武平乱而济之以德，诚百王不易之道也。”……太祖深纳焉。……魏国初建，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涣言于太祖曰：“今天下大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视听，使海内斐然向风，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太祖善其言。……官数年卒，太祖为之流涕。(5)
袁涣不仅以道德仁义进言，他迁为梁相时，每敕诸县：“务存鳏寡高年，表异孝子贞妇。常谈曰‘世治则礼详，世乱则礼简’，全在斟酌之间耳。方今虽扰攘，难以礼化，然在吾所以为之。”(6)为政崇教训德治，百姓思之。
曹操早期，不仅以名法为治，而且参酌今古，采纳儒学，任用儒吏，故能较快地统一北方，建立起曹魏政权。
曹操死后，魏文帝曹丕登帝位，开始尊儒祀孔，并以仁义忠信为标榜，吏部尚书陈群立九品官人法，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以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中德充才盛者为之，以道义言行为准则，选其优异者以进。“始除旧汉限年之制，令郡国贡举，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则皆试用”。(7)又令“时称儒宗”的王象和“敦崇教化，百姓称之”的刘劭等，“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8)。
曹丕称帝第二年，即黄初二年（221），下诏修复孔庙，诏令说：
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在鲁、卫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斯岂所谓崇礼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9)
曹丕修复孔庙，封孔子后裔为侯，并在孔庙之外，广为屋室以居学者，这说明曹魏政权开始儒家化。不久，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黄初五年，立太学，制五经课试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说：“从初年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五经课试法，《三国志》不载，唐杜佑《通典》略有所记。《通典》卷五十三说：“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于洛阳。时慕学者，始诣太学为门人。满二岁，试通一经者，称弟子；不通一经，罢遣。弟子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不通经者，听须后辈试，试通二经，亦得补掌故。掌故满二岁，试通三经者，擢高第为太子舍人，不第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太子舍人。舍人满二岁，试通四经者，擢其高第为郎中；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郎中。”太学始开，便有弟子数百人，后达千数。这种“五经课试法”，完全采取了以儒学经典取仕的办法，虽然因“中外多事，人怀避就”，志学之士遂复凌迟，效果不佳，但它却是曹魏政权企图恢复儒学的最好说明。
黄初五年，文帝崩，曹叡继位，是为明帝。魏明帝更尊崇儒学，在他继位的第二年（太和二年，228），便下诏郡国以经学贡士。其诏曰：
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10)
这里明确提出儒学是“王教之本”，“贡士以经学为先”，标志魏晋政权从名法之治向以经术治国的转化。太和四年，明帝又下诏课试郎吏，策试罢退浮华，企图用儒学抑黜已经出现的浮虚不实的学风，其诏曰：
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11)
于是又下诏制礼作乐，议定“庙乐及舞”，改“太予乐”为“太乐”；置崇文观，从王肃议“禘祫之礼”；改正朔服色，改太和历为景初历，“以明受命之运”；宽简刑狱，议定科令；使刘劭作《都官考课法》考核百官；继绝兴嗣，举郑玄之孙郑小同为侍中，等等。在曹魏诸帝中，魏明帝崇奖儒学是最突出的，他唯恐儒术不彰，六经绝续，故在他驾崩的前一年，还下诏科郎吏从当时硕儒受经。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
景初中，帝以苏林、秦静等并老，恐无能传业者。乃诏曰：“昔先圣既没，而其遗言余教，著于六艺。六艺之文，礼又为急，弗可斯须离者也。末俗背本，所由来久。故闵子讥原伯之不学，荀卿丑秦世之坑儒，儒学既废，则风化曷由兴哉？方今宿生巨儒，并各年高，教训之道，孰为其继？昔伏生将老，汉文帝嗣以晁错；穀梁寡畴，宣帝承以十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经义者三十人，从光禄勋隆（高堂隆）、散骑常侍林（苏林）、博士静（秦静），分受四经三礼，主者具为设课试之法。……今学者有能究极经道，则爵禄荣宠，不期而至，可不勉哉！”
自曹丕称帝建魏以至灭亡，凡四十六年。实际上曹魏政权的建立主要是靠曹操以武力统一北方。从东汉建安元年（196）起，曹氏便逐渐掌握了实际上的军政大权。
魏明帝曹叡死后，齐王芳继位，改元正始。曹芳继位时年仅七、八岁，由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曹魏的政权又转移到司马氏手中。从齐王正始元年至魏元帝咸熙二年（240—265）是曹魏政权名存实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二十六年中，思想意识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先是曹爽专权，爽喜尚浮华，与何晏、夏侯玄、王弼等以玄风相扇，曾一度蔚为风气。玄学的创始者何晏、王弼的主要活动及著述均发生在这一时期。玄学主要在一部分名士之间发生影响，而对曹魏政权及同时的蜀、吴政权并未发生重大影响，也并未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常为学术界所忽视。在何、王著述玄论的同时，官方所注意的仍是儒学。据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载，何晏作《道德论》在正始五年（244）前后，王弼则卒于正始十年。这期间，儒学却相当活跃。正始六年，卫尉刘靖上疏，请整顿太学并陈儒训之本，其疏曰：
夫学者，治乱之轨仪，圣人之大教也。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宜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尊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明制黜陟荣辱之路，其经明行修者，则进之以崇德；荒教废业者，则退之以惩恶；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浮华交游，不禁自息矣。阐弘大化，以绥未宾；六合承风，远人来格。此圣人之教，致治之本也。(12)
同年，朝廷立王朗《易传》于学官，为振兴儒教，重书古文、篆、隶三种并刻三体石经，写《春秋》、《尚书》二部，又写《左氏》，共三十五碑。魏末诸帝皆好儒学，魏齐王芳、高贵乡公曹髦、元帝曹奂等，虽然在他们当位时，大权旁落，但都主张以经学治国。曹髦屡幸太学，常与诸儒讲论经义，并亲率群司，躬行古礼，尊王祥、郑小同等当时名儒为三老五更，其在诏书中说：“夫养老兴教，三代所以树风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致敬，乞言纳诲，著在惇史，然后六合承流，下观而化。易妙简德行，以充其选。关内侯王祥，履仁秉义，雅志淳固。关内侯郑小同，温恭孝友，帅礼不忒。其以祥为三老，小同为五更。”(13)按儒家之《礼》，始立学必先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用币。“魏齐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讲《论语》通，五年五月，讲《尚书》通，七年十二月，讲《礼记》通，并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于辟雍，以颜回配”。(14)此皆反映对儒学的信仰。
总之，曹魏政权虽以曹操的名法之治起家，但一经掌握了政权，便开始转向儒学，并使政权儒家化，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基本立足点。不仅曹魏政权如此，三国时期蜀、吴政权亦是如此。
二、蜀汉政权与儒学
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向以忠义或道义自许，实际上在刘备身上比曹氏父子确实有更浓厚的儒家风格。刘备常以复兴汉室为己任，当曹丕称帝的消息传到巴蜀，刘备便为汉献帝制服发丧，以汉室后裔的名义称尊继位，并立国号为汉，企图仍以儒学维系人心。历史上也多称刘备忠诚仁厚，以礼义为先。辅佐刘备治国的丞相诸葛亮亦忠节之士。虽然在其治蜀过程中，亦用名法，但从整体看来，他的鞠躬尽瘁与忠义精神，多显出儒家特色。他的澄清吏治、劝民农桑、应权通变、信赏必罚等内政外交政策又贯穿了法家的治术。因此，可以说诸葛亮是把法家治术融合到儒学治本的精神中，是三国时期吸收法家思想的儒家政治家。
章武三年（223），刘备病笃，临死时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答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15)刘备重贤才，诸葛亮重忠节，这表现的都是真正的儒家精神。综观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诫子》，都反映了儒学的面貌。其《诫子》说：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岁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致醉，无致迷乱。(16)
这里强调“修身”、“养德”、“明志”、“好学”、“励精”、“治性”、“接世”、“惜时”、“合礼致情”等，均是儒家所汲汲追求的。在刘备、诸葛亮的影响下，魏正始年间的玄学之风，终未扇及巴蜀之地，相反却出现许多正统的儒学之士，如杜微、杜琼、许慈、胡潜、孟光、卻正、耒敏、尹默、李譔、谯周等等。
在蜀汉政权的建设中，也多用儒学指导。刘备初定蜀，便置儒林校尉、典学校尉、劝学从事等官，以推行经术。特别是蜀汉偏安西南，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设立博士。“先主定益州，使尹默领牧，以为劝学从事，以默为仆（射），以《左氏传》授后主……子宗传其业，为博士”。(17)“延熙元年，后主立太子，以李譔为庶子，迁为仆（射），转中散大夫、右中郎将，犹侍太子。……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18)孟光从中原入蜀，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好《公羊春秋》而讥呵《左氏》。刘备定益州，拜为议郎，与许慈等并掌朝廷礼仪制度，后迁大司农；来敏亦由中原入蜀，涉猎群书，雅好儒学，尤善《左氏春秋》，特精于《仓》、《雅》训诂。初从刘备，为典学校尉，及立太子，以为家令，后为虎贲中郎将。其子忠，亦博览经学，以经术协赞姜维。维善之，以为参军。
诸葛亮领益州牧，以西南大儒谯周为劝学从事。谯周是巴西西充国人，以儒学传世。其父善《尚书》，兼通诸经。周亦精研六经，尤善书札。著有《论语注》、《五经然否论》、《古史考》、《五教》、《丧服图》、《礼祭集志》、《后汉纪》、《蜀本纪》、《益州志》等十多种。(19)亮卒，蒋琬领益州刺史，徏周为典学从事，总州之学者。后主立太子，亦以周为仆，转家令，以儒学教太子。后迁光禄大夫，位亚九列，“周虽不与政事，以儒行见礼，时访大议，则据经以对，而后生好事者亦咨问所疑焉”。(20)从上述可知，蜀汉政权重用儒士并与儒学有密切关系。
三、孙吴政权与儒学
曹丕称帝后十年，孙权改元黄龙，称帝于武昌，旋迁建业。孙权得有江东，是由于其继承其父孙坚、其兄孙策所奠定的基业，而建立起东吴政权。东吴政权初建时，所依靠的多是北方人，如张昭、鲁肃、周瑜、程普、吕蒙等。这些人死后，才逐渐起用顾、陆、朱、张等江南吴郡大姓。由于东吴政权地处东南，与中原的交通比巴蜀方便，经济上的开发也比巴蜀为早，故在文化上比蜀地发达，在三国中，不下曹魏。
孙吴政权在政治上与魏、蜀两国亦有不同特点。魏以名法起家，在制度上多承汉制；蜀以汉室宗亲起家，但偏安西南，地势与中原割绝，政治上也较封闭；而吴则凭借孙权父兄的武力经营，依靠旧部推行世将法，赐奉邑、赐复、赐田宅等制度，由此逐渐形成吴地大姓，靠几大势力集团的联姻关系维持政权，与中原地区大姓一起，成为门阀世族的前身。陆机《乐府·吴趋行》说：
大皇自富春，矫手顿世罗。邦彦应运兴，粲若春林葩。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礼让何济济，流化自滂沱。淑美难穷纪，商榷为此歌。(21)
诗中所谓“四姓”，即上面所述朱、张、顾、陆。《世说新语·赏誉下》注引《吴録士林》说：“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可见，孙吴所属，号称多士，吴郡之地，人文会萃，而儒家者流，盖“粲若春林葩”。其儒风所扇，产生“礼让何济济，流化自滂沱”的文化传统。东吴政权重门第，而维持门第繁荣的最好手段则是文德与武功，故东吴多以经术传世者。其政权亦显示了儒学的特色。如东吴大儒陆绩、虞翻、韦昭等皆受孙吴政权的礼遇，孙权周围的名臣如张昭、顾雍、诸葛谨等亦博览经籍、兼采儒风。
张昭字子布，彭城人，生平博览群书，尤精《左氏春秋》。孙策慕其才学，辟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并以师友之礼待之。策临亡，以弟孙权托昭，深得孙权雅重。曾著《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孙权继立后，曾使张昭、孙绍、滕胤、郑礼等，采周汉之制撰定朝仪。“权尝问卫尉严畯：‘宁念小时所闇书不？’畯因诵《孝经·仲尼居》。昭曰：‘严畯鄙生，臣请为陛下诵之。’乃诵‘君子之事上’，咸以昭为知所诵”。(22)其博通儒学经传可知。卫尉严畯亦以儒学名世，少耽学，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著有《孝经传》。避乱江东，与诸葛谨、步骘齐各友善，其于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补益。张昭进之孙权，深得重用。先为骑都尉、从事中郎。权称尊号，擢为卫尉，使至蜀，诸葛亮深善之，后为尚书令。孙权重用儒臣可知。
顾雍为相十九年，与张昭、诸葛谨等都是东吴政权的核心人物，主张损狱轻刑，恭敬为节，颇有儒臣之风。其子邵亦承父风，博览书传，少与其舅陆绩齐名。妻策女，起家为豫章太守。礼贤儒士，优待其后，“禁其淫祀非礼之祭者，小吏资质佳者，辄令就学，择其先进，擢置右职，举善以教，风化大行”。(23)
诸葛谨是孙权谋臣，曾拜为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谨为人有容貌思度，于时服其弘雅，权亦重之，大事咨访。“遭母忧，居丧至孝，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其才虽不及弟，“而德行尤纯”，“妻死不改娶，有所爱妾，生子不举，其笃慎皆如此”。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儒风淳正。(24)
东吴三大名儒陆绩、虞翻、韦昭，也深得孙吴政权的重视。此三人均生吴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江东儒学的水平。陆绩字公纪，吴郡吴人。初，孙策在吴，尝与张昭、张纮、秦松共论四海未泰，须当用武治而平之。绩年少末座，遥大声言曰：“昔管夷吾相齐桓公，九令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车。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今论者不务道德怀取之术，而惟尚武，绩虽童蒙，窃所未安也。”(25)其服膺儒教如此，昭等异焉。绩“幼敦《诗》、《书》，长玩《礼》、《易》，博学多闻，星历算术，无不统览。孙权统事，辟为奏曹掾，以直道见惮。出为郁林太守，加偏将军。绩有足疾，又志在儒雅，故虽有军事，著述不废，作有《周易述》、《周易日月变例》、《太玄经注》、《浑天图》、《京房易传注》、《积真杂占条例》等”。(26)
虞翻字仲翔，会稽余姚人。先从王朗为功曹，后投孙策，出为富春长。孙权以为骑都尉，性疏直，善于尽言，常犯颜谏争，故被孙权徙放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虞翻博通六经，尤精于《周易》，自其高祖虞光至翻，累世治《易》，世传其业。据《释文·叙录》、《隋志》、《唐志》等文献所载，虞翻著述甚多，著有：《周易注》、《周易日月变例》、《京氏律历注》、《周易集林律历》、《论语注》、《孝经注》、《郑注五经违失事因》、《春秋外传国语注》、《太玄经注》、《川渎记》、《老子注》等十余种，可惜大部亡佚。现仅存《奉上易注》、《奉郑玄解尚书违失事因》部分佚文，保存在裴松之《三国志》注中。从这些佚文中可知，虞翻对《周易》经传精研甚深，对历代《周易》注家如荀谞、马融、郑玄、宋忠等皆有纠正，“所览诸家解不离流俗，义有不当实，辄悉改定，以就其正”。对郑玄所注《尚书》及马融《尚书》训注也多所批评，认为“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学校，传乎将来，臣窃耻之”。(27)
东吴通儒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少好学，能属文，从丞相掾。孙权即尊位，使昭依古义改立东吴礼乐，制《铙歌》十二曲，以述功德受命。后迁太子中庶子。会稽王孙亮继位，表昭为太史令，与儒士华覈、薛莹等共撰《吴书》，其以儒学，得与史官。孙休践祚，以韦昭为中书郎、博士祭酒，命昭以刘向故事校定群书。其任太子中庶子时，著《博奕论》，以儒道戒太子。其论说：“……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奕，废事弃业，……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养；其在朝也，竭命以纳忠。临事且犹旰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贞纯之名彰也。”(28)其儒学之意可知。孙皓即位，以儒学封高陵亭侯，迁中书仆射，职省为侍中，常领左国史。因孙皓欲为其父和作纪，昭执以和不登帝位，宜名为传。又不信瑞应，渐见责怒，收昭付狱。昭在狱中作《官制训》及《辨释名》，以正当时官爵乖误。又因古历错缪，寻按传记，考合异同，作《洞纪》以纠其缪。著述甚丰，博通经史，著有《汉书音义》七卷、《吴书》五十五卷、《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二卷、《孝经解赞》一卷、《洞纪》四卷、《官仪职训》一卷、《辨释名》、《三吴郡国志》、《与朱育等毛诗答杂问》七卷、《博奕论》、《集》、《录》等。(29)
除上述东吴三大儒及孙吴政权的核心人物崇奉儒学外，尚有一大批朝臣亦儒士出身，并得到孙氏政权的重用。如阚泽、唐固、谢承、程秉等均以儒术进身。阚泽字德润，会稽山阴人。究览群籍，兼通历数。权称尊号，以泽为尚书。嘉禾中，为中书令、加侍中，拜太子太傅。曾为朝廷简化礼文，推行出入。“泽以经传文多，难得尽用，乃斟酌诸家，刊约《礼》文及诸注说以授二官，为制行出入及见宾仪”。(30)又著《乾象历注》以正时日。每有朝廷大议或经传所疑，则咨访之，孙权亦常从其议。其所受礼遇如此，故虞翻称其为：“阚生矫杰，盖蜀之扬雄”；“阚子儒术德行，亦今之仲舒也。”(31)阚谦恭笃慎，动必依礼，行而有正，“以儒学勤劳，封都乡侯”。其卒，“权痛惜感悼，食不进者数日”，其尊儒如此。
又有阚泽州里先辈丹杨唐固，修身积学，称为儒者。著有《国语注》、《公羊传注》、《穀梁传注》等，讲授常数十人。“权为吴王，拜固议郎，自陆逊、张温、骆统等皆拜之。黄武四年为尚书仆射，卒。”(32)汝南程秉，亦从儒学进。秉曾师事汉末大儒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孙权闻其名儒，以礼征，拜太子太傅，深见优礼。权为太子孙登聘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于吴。秉进言孙登说：“婚姻人伦之始，王教之基，是以圣王重之，所以率先众庶，风化天下，故《诗》美《关雎》，以为称首。愿太子尊礼教于闺房，在《周南》之所咏，则道化隆于上，颂声作于下矣。”(33)其重礼教如此。病卒官，著有《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等凡三万言。
孙吴政权的儒学之风，至景帝孙休时尤显突出。孙休优膺儒教，志善好学，“锐意于典籍”，常与韦昭及博士盛冲讲论道艺。永安元年曾下诏兴学，命置学官并立五经博士。其诏曰：“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则伤化败俗。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敦王化，以隆风俗。”(34)又下劝农桑诏：“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只是当时孙吴政权已趋没落，所倡兴学之议更难推行，其死后，孙皓即位。皓穷淫极侈，滥用刑罚，肆行残暴，东吴政权遂告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