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起自公元420年刘裕代晋而建宋。之后，在长江流域以南继宋又先后出现齐、梁、陈共四个朝代，凡一百六十七年。期间刘宋政权（420—479）统治近60年；南齐（480—502）统治22年；梁（503—557）统治54年；陈（558—589）统治31年。在南朝四个朝代交替统治的近一百七十年间，虽然政权更迭频繁，思想、文化变迁急剧，但儒学的制度化与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化却始终如一，从未间断。其主要表现是儒学的制礼作乐、改定历法、撰史修文、开馆兴学等，始终都与政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虽然在思想、文化及观念形态上，有儒、玄、佛、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但对于各朝政权来说，儒家思想仍占主流和主干地位。
一、刘宋政权与儒学
宋武帝刘裕代晋称孤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制礼作乐。礼乐是儒学的专业，也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它的本意在于以礼乐化民成俗，以维护和推动文化的统一。但中国历代政权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需要，逐渐把它演变为帝王登基和封建专制的缘饰品，成为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朝仪制度。对此，宋主当然不能例外。
永初元年（420），即宋武帝登上皇帝宝座的第一年七月，有司便奏请设雅乐以应皇朝庙祀。“太常郑鲜之等八十八人各撰立新歌，黄门侍郎王韶之所撰歌辞七首，并合施用，诏可”。(2)十二月，有司又奏：依旧正旦设乐，“参详属三省，改太乐诸歌舞诗。黄门侍郎王韶之立三十二章，合用，教试日近，宜逆诵习，辄申摄施行。诏可”。(3)
永初二年，黄门侍郎王淮之上疏，建议以郑玄礼注为准，统一丧礼。“先王之制礼，以大顺群心。丧也宁戚，著自前训。今大宋开泰，品物遂理，愚谓宜同即物情，以玄（郑玄）义为制，朝野一礼，则家无殊俗”。(4)帝从之。
永初三年正月，宋武帝又亲自下诏兴学，其诏曰：“古之建国，教学为先，弘风训世，莫尚于此，发蒙启滞，咸必由之。故爰自盛王，迄于近代，莫不敦崇学艺，修建庠序。……今王略远届，华域载清，仰风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胄子，陶奖童蒙，选备儒官，弘振国学。主者考详旧典，以时施行。”(5)
从上述三事可见，宋初建国伊始，便很注重儒学。史家对武、文二帝多微辞，尤其以为不注重子弟的教育，遂使宗室猜忌、刀光血影、杀戮不穷。实际上帝王宗室内部的残杀，决非教育所能克免，观武、文二帝，未尝不注意教育，且有宋一朝，历时六十年，前三十年有“元嘉之治”的美称，治乱相较，各占其半，这在魏晋南北朝杀伐频仍的时代也堪称难得。
至元嘉年间，天下稍安，宋文帝刘义隆与群臣讨论新撰礼论，并屡次下诏兴学。元嘉十五年（438），“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厚”。(6)宋所立四学之中，有“玄学”一项，由何尚之主领。此“玄学”非魏晋之玄学。何尚之是刘宋重臣，主张亲民举贤，“立身简约，车服率素，妻亡不娶，又无姬妾，秉衡当朝，畏远权柄，亲戚故旧，一无荐举”，深有儒臣之风。可知其主领之玄学，非玄虚之学也。次如朱膺之、庾蔚之、何承天等，亦皆以儒学经术立世。朱、庾是礼学专家，雷次宗虽服膺佛典，但精通丧礼，其于鸡笼山开馆讲学，盖以讲“丧服”为主。由此可知，宋所立四学，实以儒学为宗。
元嘉十九年正月，宋立国子学，文帝下诏说：
夫所因者本，圣哲之远教。本立化成，教学之为贵。故诏以三德，崇以四术，用能纳诸义方，致之轨度。盛王圣世，咸必由之。永初受命，宪章弘远，将陶钧庶品，混一殊风，有诏典司，大启庠序。而频遘屯夷，未及修建。永瞻前猷，思敷鸿烈。今方隅又宁，戎夏慕向，广训胄子，实维时务。便可式遵成规，阐扬景业。(7)
于是以何承天领国子博士，与颜延之同为皇太子执经。皇太子讲《孝经》通，自是“胄子始集，学业方兴。“同年十二月，文帝又下《崇孔圣诏》，诏令营造孔祠，修葺鲁郡学舍，祭孔尊学，表彰儒学。其诏说：
自微言泯绝，逝将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圣之胤，可速议继袭。于先庙地，特为营造，依旧给祠置令，四时飨祀。阙里往经寇乱，黉校残毁，并下鲁郡，修复学舍，採召生徒。昔之贤哲及一介之善，犹或卫其丘垄，禁其刍牧，况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坟茔荒芜，荆棘弗翦。可蠲墓侧数户，以掌洒扫(8)。
文帝尊孔如此，其崇尚儒学亦由此可知。元嘉末，文帝又令何尚之抄撰五经，访举通经学士。刘宋王朝，至文帝后，屡遭篡弑之祸。二十几年中，诸王之乱迭起，前后更换五个皇帝，但修葺庠序，编撰国史，兴儒立学，改制礼乐，却历代不绝，足证儒学对政权之不可或缺。
二、萧齐政权与儒学
宋顺帝昇明三年（479），太傅萧道成进位相国，封齐公，旋又进爵为齐王。四月迎顺帝下诏禅位，是为齐太祖高皇帝，至此宋灭而齐兴。萧齐一朝之事迹，几与刘宋孝建以后无殊。齐自高帝篡宋至和帝禅位于梁，凡七主二十三年。前十三年，可谓治世，后十年则篡弑横生。十年中更换五帝，改元七次，可谓乱世。
齐高帝萧道成仕宋而篡宋，以儒家眼光视之，实为乱臣贼子，但他篡宋后却以儒学为旨归，常以平治天下为志，生活俭朴，史称其“欲以身率天下，移变风俗”。据《南史·刘传》载：
齐高帝践阼，召入华林园谈语，问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经》。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宝万世。”又谓曰：“吾应天革命，物议以为何如？”曰：“陛下戒前轨之失，加之以宽厚，虽危可安。若循其复辙，虽安必危矣。”即出，帝谓司徒褚彦回曰：“方直乃尔，学士故自过人。”(9)
刘是宋齐间知名大儒，笃志好学，博通五经，“儒业冠于当时，都下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当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郑”，(10)性至孝，时有“今世曾子”、“关西孔子”之称。聚徒教授，学徒敬慕，竟陵王萧子良往修谒，从学者，有彭城刘绘、顺阳范缜、建平严植之、河内司马筠等，皆为后世硕儒。梁武帝萧衍，少时亦从其学，尝经服膺。其著述有《周易乾坤义》一卷、《周易系辞义疏》二卷、《周易四德例》一卷、《毛诗序义疏》三卷、《毛诗篇次义》一卷、《丧服经传义》一卷、《集》三十卷。从上述齐高帝萧道成与刘对话可知，齐帝颇崇信儒者及儒家之言，以为“儒者之言，可宝万世”。而有鉴于刘宋宗室骨肉相残的教训，欲以儒学教太子，令其“敦穆亲戚，委任贤才，崇尚节俭”。其对大儒刘非常欣赏，以为总明观祭酒，拜彭城郡丞，并除豫章王骠骑记室参军，并遣武陵昭王曅从其受听五经直讲，足见齐世重儒。
建元四年（482），齐立国学，高帝下诏说：
夫膠庠之典，彝伦攸先，所以昭振才端，启发性绪，弘字黎氓，纳之轨仪。是故五礼之迹可传，六乐之容不泯。朕自膺历受图，志阐经训，……今关燧无虞，时和岁稔，远迩同风，华夷慕义。便可式尊前准，修建斅学，精选儒官，广延国胄。(11)
于是立国学，“置学生百五十人，其有位乐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取王公以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获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罢散者子孙，悉取家去都二千里为限”。(12)正月下诏，三月会帝崩，此计划虽未得实行，但可见齐高帝对复兴儒学的重视。
齐高帝萧道成在位仅四年，死后，太子萧赜继位，改元永明，是为齐武帝。武帝在位十一年，遵守父训，崇奖儒学，“留心政事，总务大体，严明有断，郡县久于其职，长吏犯法，封刃行诛。故永明之世，百姓丰乐，盗贼屏息”。(13)史称“永明之治”。齐武帝临政，颇重儒臣，如王俭、陆澄、何胤、张绪之徒，皆当时名儒。王俭位至侍中、中书令、太子少傅领国子祭酒、卫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昌公。据《南史·王俭传》称，俭精通儒术，朝仪礼则、晋宋以来施行故事，撰次谙忆，无遗漏者，于当朝理事，断决如流。“每博议，证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无能异者。令史谘事，宾客满席，俭应接铨序，傍无留滞。……朝野慕之，相与放效”。(14)齐主深委仗之，士流选用，奏无不可。“寡嗜欲，唯以经国为务，车服尘素，家无遗财。手笔典裁，为当时所重”。(15)其著述甚丰，有《尚书音义》、《丧服古今集记》、《丧服图》、《礼论要钞》、《礼答问》、《仪礼答问》、《吊答议》、《春秋公羊音》、《吉书仪》、《四部书目录》等十余种。(16)齐武帝继位后，即依靠王俭等推行儒学。永明二年（484）又有伏曼容表定礼乐：
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礼乐。于是诏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置旧学四人，新学六人，正书令史各一人，干一人。秘书省差能书弟子二人。因集前代，撰治五礼。(17)
永明三年，武帝下诏立国学，创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陆澄、王俭又议国学置经。澄领国子博士，时于国学中置郑玄、王弼《易》，杜预、服虔《春秋》，何休《公羊》，麋信《穀梁》及郑玄《孝经》。陆澄在解释为何如此置经时说：“元嘉建学之始，玄、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意在贵玄，事成败儒。今若不大弘儒风，则无所立学，众经皆儒，惟《易》独玄，玄不可弃，儒不可缺。谓宜并存，所以合无体之义。”(18)其欲弘扬儒教如此。
国学既立，太子长懋于崇政殿讲《孝经》，王俭以擿句令太子仆周颙撰为义疏。是年冬，太子又与竟陵王子良、临川王暎等，亲临国学，与王俭、张绪诸儒讨论经义。永明五年，太子临国学策试诸生。太子以年长临学，亦前代未有。此外，沈约《宋书》、竟陵王萧子良的《四部要略》、王俭、贾渊的《百家谱》、晋安王萧子懋的《春秋例苑》，裴子野的《宋略》、王智深的《宋纪》等，皆在有齐一代完成。由于齐主深委重臣名儒，再加之王俭、陆澄等人的躬身提倡，于时南齐儒学大兴。《南史·王俭传》说：
俭以尚书右仆射领吏部。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俭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于此大兴。(19)
齐武帝死后，萧齐政权陷入混乱与杀夺之中，儒学又随之衰落。
三、萧梁政权与儒学
公元502年，南齐和帝下诏禅位于梁王萧衍。衍受禅后，改齐中兴二年为天监元年（502），国号梁，都建业，是为梁武帝。
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博学能文的皇帝之一，他对于儒、释、道三家学说均有较深造诣，诗文书法亦颇精通。少时尝从南齐大儒刘及其弟子游，服膺刘经术。做过梁朝大儒、卫将军王俭东阁祭酒，深受王俭器重。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衍又与沈约、谢脁、王融、肖琛、范云、任昉、陆倕等文学之士并游，时人号称“八友”。《梁书·武帝纪》称衍少而笃学，洞达儒玄，尤爱读书，“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又说他“天情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千古”。(20)此中虽有史家的溢美之辞，但却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位帝王的文儒风采。据《梁书》本纪载，梁武帝营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等群经讲疏凡二百余卷，又造《通史》六百卷，这在中国帝王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梁武帝不仅崇尚儒学，也信道教，至其晚年又专心事佛。他曾四次捨身佛寺，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21)，集儒、释、道于一身，并大倡三教同流之说，对后世儒佛道三教融合产生深远影响。尽管梁武帝笃信道教，晚年又沉湎于佛，但从梁朝政治来说，由于他的博学好文及早年积累的比较浓厚的儒学造诣，使有梁一朝的政治带有极浓厚的儒学色彩。
梁祚共五十五年，武帝一人便历政四十八年。在其政权的前期，务在“拨乱反正”、“励精惟始”、“勤政恤民”，故开国后便大兴文教，选任人才，崇儒兴学，努力推行儒家的仁政，遂使梁朝政权较快地走上正轨，并出现政治清明、国内安定的局面，一度成为南朝盛世。
天监元年，即梁开国的头一年，梁武帝便注意宽缓政刑和律令的统一，诏中书监王莹等八人参定律令，纠正宋齐以来的律令不一和刑政混乱的现象。于此同时，又下诏收集图书典籍，定礼访乐，崇儒兴学，以维护刚刚得到的政权。他在《访百寮古乐诏》中说：
夫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所以移风易俗，明贵辨贱。……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郑混淆，钟、石斯谬，天人缺九变之节，朝宴失四悬之仪，历年永久，将堕于地。朕昧旦坐朝，思求厥旨，而旧事匪存，未获厘正，寤寐有怀，所为叹息。卿等学术通明，可陈其所见。(22)
梁武帝深知礼乐典章对社会和人心的影响，故欲厘清雅郑之音，兴礼作乐以移风易俗，以明贵贱伦常。他认为礼乐乃“经国所先”，是任何政权都离不开的，因此修定礼乐，“不能以情取人”，亦不能强调总一而忽略“稽古”。他在《答何佟之等请修五礼诏》中说：“礼坏乐缺，故国异家殊，实宜以时修定，以为永准。但顷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学进。其掌知者，以贵总一，不以稽古，所以历年不就，有名无实。此既经国所先，外可议其人，人定，即便撰次。”(23)天监四年，又下《定选格诏》，以为官吏的擢拔，必须通过儒学经术的训练，“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24)主张对人才的任用，年轻者须通一经以上，有德才者，亦可不限资历。
为广泛地求取人才，培养后进，天监四年，梁武帝又下诏开设五馆，置五经博士。以儒家五经、六艺教授生员，以备国家任用。他在《置五经博士诏》中说：
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25)
于是开设五馆，每馆置五经博士一人主持教务，授生徒以五经之术。每馆学生数百人，均由政府提供膳宿。学生入学不限资格，有才艺者，寒门子弟亦可入馆。考试成绩若佳，即派充官职。武帝常亲临学馆，仿三代视学之礼，与之祭奠先师孔子并奖励勤学之士。
为提高经学教授质量，武帝又广求饱学硕儒以供学馆师资。本来，齐梁间名师硕儒多与武帝有旧，故其践阼后，屡次下诏征致。如大儒何胤，曾师事宋齐间名儒刘，受《易》及《礼记》、《毛诗》，入梁后隐居云门山不出。武帝亲敕手书，招以从政，以为“世道浇暮，改俗迁风”，有待儒者。屡诏不至，武帝乃遣生徒入山受业，并手敕胤曰：“顷者学业沦废，儒术将尽，闾阎搢绅，尠闻好事。吾每思弘奖，其风未移，当扆兴言为叹。……卿居儒宗，加以德素，当敕后进有意向者，就卿受业。想深思诲诱，使斯文载兴。”(26)于是，遣何子朗、孔寿等六人于东山受学，又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同年六月立孔子庙。从上述材料中，可知梁政权对儒学经术的重视。
鉴于政治渐趋稳定和儒学教育的推广不足，天监七年，武帝又诏广开庠序，博延胄子，其诏曰：
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朕肇基明命，光宅区宇，虽耕耘雅业，傍阐艺文，而成器未广，志本犹阙，非以镕范贵游，纳诸轨度，思欲式敦让齿，自家刑国。今声训所渐，戎夏同风，宜大启庠，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微言载表。(27)
这里，武帝明确道出了儒学教育的目的，即在于对社会广大人群“砥身砺行”，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以使人际和谐，国家安定。特别是对那些贵游子弟，更要以儒学“鎔范”，使之“纳诸轨度”，以“式敦让齿”，有君子之德，以保持既得政权。从文化的角度而言，耕耘雅业，敦明经术，亦可使儒家的微言大义，“陶钧远被”，流传不废。由此可知，梁武帝对继承和传播儒家文化是有贡献的。
把弘扬儒家经术作为“建国君民”的首务，其中尤重通经取仕，不拘年限与资历，实际开始突破魏晋以来以世族阀阅取仕的框子，继南朝刘宋政权重视寒门的传统，开启隋唐庶族参政的先河。梁武帝自身即是如此，他为人恭俭近礼，“虽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他所信任的大臣，亦多太学博士起家，有儒者之风，且俭朴守法，家无蓄积，如周舍、徐勉等皆如是。这种亲事、勤俭、好学的政风，亦多与推行儒家经术教育有关。
天监八年，武帝又下《叙录寒儒诏》，进一步强调以经术取士的政策。他在诏书中说：
学以从政，殷勤往哲，禄在其中，抑亦前事。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馆，造次以之。故负袟成风，甲科间出，方当置诸周行，饰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28)
其开馆兴学，在敦儒术；学以从政，在明治纲。只要能始终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并通一经，经过考核便可叙录登用，而不必追求门望出身，“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都可“随才试吏”。这很有曹操“唯才是举”的味道，但所不同的是，梁武帝录用官吏的条件，恰恰强调“式敦让齿”、“砥身励行”等儒家的道德修养，把敦明儒术提到“建国君民”之“治纲”的高度。一直到他崇奉佛法，亲注《大品经》的时候，甚至一面宣称“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为化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唯佛一道，是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皆是外道”。(29)一面又命太子及王侯子弟从师学儒，并幸国子学，亲临讲肆。说明萧梁政权对儒学的需要。这一点在尚书仆射徐勉的《上修五礼表》中体现得尤其清楚。徐勉在表中说：
臣闻“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故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夫礼，所以安上治民，弘风训俗，经国家，利后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故祠祭不以礼，则不齐不庄；丧纪不以礼，则背死忘生者众；宾客不以礼，则朝觐失其仪；军旅不以礼，则致乱于师律；冠婚不以礼，则男女失其时。为国修身，於斯攸急。(30)
于是，上其所修“吉、凶、军、宾、嘉五礼”，凡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条，又副五经典书各一通，以梁武帝普通六年（525）修齐上闻。梁武帝亲为称制断疑，并下诏曰：“勉表如此。因革允厘，宪章孔备，功成业定，於是乎在。可以光被八表，施诸百代，俾万世之下，知斯文在斯。主者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坠。”(31)“于是穆穆恂恂，家知礼节”。
可见，梁武帝尊儒并极力推行儒家礼乐制度，并未受其崇奉佛法的影响，相反却认为佛法内典有助于教化，因此佛儒可并行不悖。直到他临死的前几年，还把他所著《孝经义疏》、《孔子正言章句》等儒家典籍列于学官，各置助教及生员授受。
由于梁武帝的提倡，有梁一朝儒学特盛。从京师到地方，讲学之风不堕。大同中，于台西立士林馆，领军朱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祛等递相讲述，皇太子、宣城王亦于东宫宣猷堂及扬州廨开讲。地方州郡亦延聘学者讲学，邵陵王纶于南徐州聘请马枢讲学，听者多至二千人。于是四方郡国，趋学向风，云集于京师矣。同时，梁朝亦出现一大批文士名儒，除上面所提到的徐勉、周舍、朱异、贺琛、孔子祛等人外，还有何佟之、贺玚、严植之、明山宾、沈峻、伏曼容、何胤、皇侃、范缜等。他们多撰有儒学及经学著述。仅武帝、简文帝、元帝三人所撰儒学书目即达六百余卷。
此外，还有一批史学家或经史兼通的学者如沈约、阮孝绪、萧子显、裴子野；文学家或文学批评家钟嵘、刘孝标、萧统（昭明太子）、刘勰等。这些学者当中，有的本身就服膺儒学，有的则儒释兼通。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儒学的熏陶和影响。梁朝文化在这些人物的推动下，可谓“济济焉，洋洋焉，魏晋以来，未有若斯之盛”。
四、陈朝政权与儒学
公元556年，梁将陈霸先迫梁敬帝逊位，仍以禅让的形式获得萧梁政权，改元永定，国号陈，是为陈武帝，都建康。梁历四主，凡五十五年，至是亡。
陈武帝建国于丧乱之余，疆土、户口锐减，再加之梁武帝太清二年（548）的侯景之乱（又称太清之乱）及梁末诸王的相互攻伐，使陈初经济，陷于瘫痪，文化亦遭破坏。东晋以来由于南方开发所带来的小康局面，至此遭到空前浩劫。
陈武帝建国之初，便遇到地方豪绅的割据和王琳之乱，在位不到三年便死去。此后陈政权又历经四帝，在南北战争不息，内部矛盾重重的形势下，延续近三十年而亡。
在陈朝政权的三十余年里，儒学又处于低潮。虽然在陈朝的五代皇帝中，不乏提倡儒学者，但由于治世的环境及条件已不复存在，故儒学亦难得立足。惟陈文帝天嘉三年（562），嘉德殿学士沈不害上书请立国学。他在疏奏中强调儒学的重要，以为“立人建国，莫尚于尊儒”，只有以儒学设训垂范，才能“人伦以睦，卑高有序，忠孝理明，君臣之道攸固”。(32)陈文帝在诏书中亦加肯定，其诏曰：
省表闻之。自旧章弛废，微言将绝，朕嗣膺宝业，念在缉熙，而兵革未息，军国草创，常恐前王令典，一朝泯灭。卿才思优洽，文理可求，弘惜大体，殷勤名教。付外详议，依事施行。(33)
于是以儒臣沈文阿兼国子博士，于东宫讲《孝经》、《论语》。陈宣帝太建五年（573），以儒臣周弘正领国子祭酒，亦于东宫讲疏《论语》、《孝经》，太子降情应礼，甚有师资之敬。天嘉中，国子助教王元规在东宫，为陈后主亲授《礼记》、《左传》、《丧服》等义，每国家议吉凶大礼，亦常参预。可知，陈政权同样以儒学中的礼乐仪则为其政教朝仪，并仍重视以儒家经传教育弟子。同样，地方亦有儒学教授，王元规后为南平王府限内参军。王为江州，元规随府之镇，“四方学徒不远千里来请道者，常数十百人”。(34)
太建中，太子陈叔宝（陈后主）征四方名儒讲于承光殿，陆德明始弱冠，往预，后迁国子助教，作《经典释文》，撰集五典、《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等音，凡三十卷，“古今并录，括其枢要，经注毕详，训义兼辩，质而不野，繁而非芜，示传一家之学，用贻后嗣”。(35)此为陈代儒学建设的一大成就。
但毕竟唱者疏而合者寡，陈代儒学随着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衰退而呈现衰落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