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的儒家学者与南朝略有不同。除一大批专治儒家六经的经学大师外，也有一批发挥经义，企图借北方“胡人”政权以实现儒家理想的儒家学者。
由于北朝各政权都是由少数民族所建，再加上长期的丧乱，故北朝的儒学没有形成像南朝那样的思想、学术乃至文化中心。所以各地的名都大邑，往往成为留居北方的经学大师和儒家学者借以保存和发扬儒家文化的据点，遂使儒学的发展，趋于地方化与家门化。这些特点，决定了北朝儒学更重视家学传统。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北朝的儒家学者受佛教的影响远不如南朝。
但由于受到南朝儒佛之争的影响，以及儒佛本身文化背景的不同及理论上的差异，北朝也同南朝一样，经历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但在理论上并无太多建树，往往是通过政权手段，对佛教实行强制性压抑。因此，南朝排佛，侧重在思想、理论上的争论；北朝排佛则付诸行动。在儒佛之争中，道教则站在儒家一边，形成思想与文化上的儒道统一战线。而佛教的反击，又往往尽力避开直接与儒学发生冲突，把批评的矛头直指道教，遂使北朝的佛道之争更加激烈，甚至导致佛道同时被毁的结局。
总之，北朝儒学受上述综合背景因素的影响，其儒学立场和观点，比南朝更显正统、纯粹，同时也就更显保守。故史学家常称北方儒学为“旧儒学”。如作为北朝儒学“第一盛门”的清河崔氏，便是自魏晋以来在北方影响最大的儒学世家。其中的崔浩一支，又为崔氏门中最显之门。崔浩在北魏仕历三朝，常以经国济世为己任。他特别关心推行儒学及建立汉制，遍注儒家群经。他自称对“天文、星历、易式、九宫无不尽看，……专心思书，忘寝与食，至乃梦共鬼争义，遂得周公、孔子之要术”。(1)并“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可观”。(2)他以承传儒家文化的强烈使命感，协助北魏皇帝排佛尊儒，以儒立国。这对于中国北方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但崔浩的旧儒学多滞留于汉代以降的旧观点，与南方儒学相比，缺乏创造性和灵活性。
由于少数民族在文化上不及汉文化发达，故北朝政权于建国之初，便多采用汉制。因此，也就需要熟悉汉文化的儒家学者。据万斯同《儒林宗派》载，北朝见于名传的儒家学者多达一百一十四位。除上述崔氏各支外，尚有卢氏、赵氏、李氏、刘氏、鲍氏等儒学的家传系统。其中亦出现许多著名的儒家学者，如卢玄、高允、刘献之、刘芳、徐遵明、卢辩、苏绰、沈重、熊安生、颜之推等。在这些儒家学者中，亦有一部分人，能够依据儒家经典而作创造性的发挥，从而摆脱经学的束缚，对当时北朝政治上的种种实际措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