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出书版）》作者：[加]梁鹤年
作者: (加)梁鹤年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3-11
内容简介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主要讲述了，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就是《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讨论的主题。在轰轰烈烈地讨论“洋为中用”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洋”究竟是什么？西方的“自由”、“民 主”、“资本”、“法治”，包含着什么样的文化基因？诞生在怎样的背景之下？会把西方文明带到哪里？
可以想象一幅今天的地图，西端是美国，东端是俄罗斯。追求个人自由的强度西高东低的倾斜；追求人人平等的强度东高西低的倾斜；交叉点在英、法之间。过去百年来，西风逐渐压倒东风，自由压倒平等。东西之别可以通过追溯文化基因如何结合了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和历史背景与契机去解释。
从西班牙到法国、到英国，再到美国的霸权交替，都是约130年的周期，分起、承、转、衰四个阶段，也就是四代人。美国之后，霸权归谁？中国应如何选择自己的角色与命运？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THE CULTURAL DNA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加）梁鹤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Repacked by sungt
2018.5.29
写在前面
三十多年前我远走欧美，想学些东西，希望有一天中国发展，自己可以有点贡献，是典型的“洋为中用”想法。不同者是总觉得“洋为中用”之前，要先知“洋为洋用”是怎么一回事。中国人穿洋服往往觉得袖子长，但洋服既是来自发达国家，袖子怎会过长？只恨自己的手太短！于是千方百计把自己的手拉长。如果是为要时髦，吃点苦也还值得。但如果是为求实用，就要明白洋人的身材与自己有别。研究洋人怎样设计或选择衣服去配合他们的身材就是研究“洋为洋用”。
我决定投身他们的社会，以水为法。水是没有形状的，它的形状就是容器的形状，西方就是我的容器。我要研究它的形状是方是圆，材料是刚是柔，质地是粗是滑。我要做的不是外面的观察，而是里面的体验。
在研究洋为洋用时，我特别留意洋现象和洋理论之间的关系。某个理论是否真的能够解释某个现象、真的能够支持某个政策？它是从哪个角度去观察、哪个层面上去分析？更重要的是，这个理论是怎样出现的，它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是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够认清洋东西的真面貌，才可以考虑洋为中用。
很多研究洋为中用的学者、专家，特别是研究有关软科技如经济和管理的，往往在观察和推理上有如下两个特点。第一，他们把研究范围放在“现在”：研究西方先进国家的现行政策、结构和模式去找其可用之处。这其实是方法上的错误。先撇开“西方国家是否先进”这个问题不说，现行的政策、结构和模式的作用和影响一定要在将来才有分晓，因此不可能科学地研究，也就是说，只可以臆测，不能做因果分析。如果西方国家的先进不是出于意外或偶然，它们现在的成就只可能来自过往的耕耘。因此，值得研究和可以研究的是过往的政策、结构和模式及其演变。
第二，他们把研究焦点放在“成功”：研究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去找其可用之理。这个是着眼上的偏差。一个政策、结构和模式的成功是相对于它的目的、成本和正/负影响。我们是否跟西方国家追求同样的目的、拥有同等的本钱、可以承受同样的影响？不然，就只能羡慕人家的成功，不得模仿。其实，研究它们“不成功”之处，包括它们曾经考虑却放弃不用，或曾经成功而未能持续的东西，更有收益。成功的条件往往是独特的，不能抄袭，失败的原因则往往是共通的，可供参考。
“用”有多种，虽然洋东西不可以做样板，但可以做借鉴（看清自己）、启发（打开思路）和教训（免入歧途）。这些，我要认真研究。
首先，我发现中、西的观察与思考方式大有分别。我的第一站是在美国念书，交的第一篇功课就被老师退回不改，他说：“这不是学术性的文章，是演说。”再写，他仍不改。写了三次才过关。从那时开始，我才知道自己的脑袋什么时候用中文思考，什么时候用英文思考。我的中文思路来自小学启蒙老师的“起、承、转、合”。一开头就要“点题”，而且是“夫天地者、万物者”之类的大道理，然后绕着这题目作多方面、多层次的探索，峰回路转，但结论总是与前面的大道理相呼应，是大道理的肯定。这种思路下的讨论是多样和活泼的，但结论是注定的，很符合中国人“万变不离其宗”和“文以载道”的儒家思想。英文的思路是直线的（linear）——假设、论证、分析与结论，按部就班、平铺直叙，结论是论证与逻辑的产品。这种思路下的讨论是单线和稳健的，但结论是不可预测的，很符合西方实证求真的思想。当然，我大多用中文思考，然后用英文写出来，或者是用英文思考，用中文写出来，这些都是不自觉的。可以说，我的思考方式是“混合体”（hybrid）,坏处是两不像，好处是双兼收。这是我的挑战，也是我的际遇。
多年的体验和反思下，我发觉西方人是一只眼睛看世界，就像射击瞄准，看得比较“清”。他们是“追求目标”的文化。我们是两只眼睛看世界，就像引线穿针，看得比较“全”。我们是“处理关系”的文化。但一只眼睛不能穿针，两只眼睛也不能瞄准，我们要“清”且“全”，才可得“真”。
我们常说，“一目了然”。既然“一目”可以“了然”，为什么我们还是有两只眼睛？两只眼睛就是两个不同的视角，创造出视差，使我们看出立体。大家可能都玩过这样的游戏：两个人各拿着一支笔，其中一人闭上一只眼用手上的笔尖去碰上另一个笔尖。难极了。因为单一只眼睛看不出深度。看世界也是如此，要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才是真人看真世界。凡理论都利用单线逻辑，只有一只眼。它使你看得清，但不全。这是理论性东西的强处和弱处，也是搞理论的人的最大挑战。无懈可击的逻辑、透彻精细的演绎，怎可能会错？不是错，是不全。有时，看不全比看不清要危险。它给了你一目了然的错觉，但你其实未窥全豹。看不清，你会小心，看不全，你倒会大意。”清”是技术性的东西，如摄影的曝光、焦距，“全”是艺术性的东西，如取景、构图。”清”与“全”是构成“真”的两个层面，既分开，也相连。如果想看得清楚些，用逻辑，如果想看得全面些，用想象。逻辑使人有信心但容易变得刚愎自用，想象要人有虚心但容易变得优柔寡断。这可能也是东西文化之别。
这本书不是写给专家的，是写给大家。我写的只是我个人的体验、反思和我对前人所见所述的咀嚼、解读。我相信读者的智慧——不在雄辩或巧词，而在辨是非、分善恶。我希望把自己的眼睛睁大、视线放远、视野开广，看看洋东西的真面貌、本来面貌。是为大家，也是为自己。
“基因”一词是作隐喻之用。在遗传学上，基因是生物体的最基本的组成因子，是遗传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由此追根溯源。基因支配而不决定，人类仍可掌握自己的命运。它们是潜在的，但可以被触发，因此人类或可创造自己的命运。它们会在个别生物体上突变，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言行对整体的生存都有价值。
西方文明就是他们的宇宙观、伦理观和社会观的实质体现。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但是，他们“为什么”有这些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本书的主题，也就是西方文明的“所以然”。我叫它们“文化基因”（有别于生理、生态、环境、偶然等因素），因为它们是支配西方人思想和行为的因素。在西方历史过程的不同阶段，它们与不同的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历史背景与契机相结合，决定了西方文明的演化。
我对西方的认识非但有限，而且局限于英语世界，因此也受英语文化的影响。我尽量提醒自己要中肯，多读多看非英语的西方世界。西方世界并不是一个单体，每个人、每一族、每一国、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要谈“所以然”就必须归纳众多的故事和经验。我尽可能地蝥觉，多留意它们之间的同异。
我的本行是建筑与城市规划，范围比较拉杂，经常要兼顾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层面。这迫使我，也诱使我去接触、了解和思考这些东西。但驱使我去系统地整理自己的思路，并把它写出来的，是这样一件事情。机缘巧合，我在2003年创办了大使论坛，召集亚太地区驻加拿大的大使（东起日本，西达伊拉克；北起蒙古，南达新西兰，共20国），每三个月叙会一次，谈谈有关世界或加拿大的大事和热题。此外，我也会每两三个月拜访一位大使，聊聊两个题目：你的国家与加拿大未来关系的展望、你的国家在所在地区的定位。2008年，我走访当时澳大利亚驻加拿大大使，谈到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定位时，他认为美国应多关注该地区的安全。我说现今各国都谈经济开放、自由贸易，还有什么安全问题要担心。他说：“你以为中国谈经济开发、自由贸易就是这么简单？”我说：“难道你担心中国不像你们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资本……”他的回答令我震撼：“这些不是问题！”（他用的字眼意味着中国迟早要走上西式的自由、民主……）“那还有什么问题？”他说：“地理。”“什么地理？”“你们（指加拿大）没有经过1942。”我马上明白过来——“二战”期间，日本军队迫近澳大利亚，于1942年空袭达尔文港。我突然灵机一触：“假如当年不是日军，是美军，你有什么问题？”他答：“当然没有问题！”这又是一个震撼。假如他可以接受美国，但不能接受一个像他们一样的自由、民主中国，那么他不能接受的只可以是皮肤不同！我回家想了很多。他当然不可能代表所有澳大利亚人，但他是澳大利亚的精英，他的看法是有分量的。为什么他对中国、中国人有这些看法？或者，为什么中国、中国人给别人这样的看法？他们（西方人）是怎样看世界的、怎样定位自己、怎样衡量别人？这激起了我写这本书的决心。一方面要使自己明白这些道理，一方面想帮助中国人看清楚人家，同时，还想帮助中国人看清楚被人家“同化”了百多年的自己。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日益重要，中、西的互动将是未来世界的祸福所依。世事无常，未来难测，但是如果对过去有所认识，对现在有所警觉，未来就会遇变不惊、处之泰然。本书是我以水为法，体验西方文明的所得，写给自己，献给大家。
梁鹤年，于加拿大女王大学
2013年4月28日
前言
生得无意义又活得不好是沉沦，生得有意义但活得不好是苦差，生得无意义但活得好是行尸，生得有意义而活得又好才是幸福。西方人怎样定义和追求生命意义？怎样定义和提升生活品质？
现代西方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资本等理念定义自己、衡量别人。这些西方文明的变量来自哪里？将会把西方文明带到何处？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衍生它们、驱使它们？本书通过历史背景、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和历史契机去探索西方文化基因的来源、演变以及它们对西方文明的影响。
全书分五篇。第一篇“源头”，聚焦于“现代前”七千多年间希腊、罗马的理性与犹太、基督信仰的交叉。第二篇“物竞”，追索开启现代文明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成形过程。第三篇“天择”，讨论现代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背景。第四篇“适者？”，追踪现代西方主流文化的成功因素。第五篇“生存？”，思考西方的未来。
第 一 篇
源头
要了解西方文明就得了解西方人对生命与生活的看法。本篇探索“现代前”（16世纪宗教改革之前）西方人的宇宙观、伦理观和社会观，归纳出两条：犹太之神的权威与基督之神的慈爱使西方人有了超越个人的生命意义，希腊的理性和罗马的秩序为西方人对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苦与乐立下了标准。这些思维的发展，与其相应的社会、经济、政治的背景一起，产生了西方文明的第一组文化基因：“唯一、真”，也就是对真的追求，对真的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