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无奈的时代：命蹇的伽利略
宗教正邪难分，政治反复无常，西方人对真理有失落的感觉。但是反天主教的宗教改革与天主教自身的改革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大气候：思想开明，政治保守。开明使人对理性与信仰的再度结合感到尤奋和乐观，保守则又使人对此感到苦恼和悲观。伽利略的“日心论”一案使人体会到他们的迷惘和无奈。
假如宗教改革只有改革派提倡，而天主教坚持它的一贯行为，西方人的选择会是非常清楚和容易，因为天主教会的僵化和腐化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它被排弃以至消灭是必然的。但是，天主教本身也自知缺陷和罪过，也发起了大规模的、彻底的改革，史称“反改革”（Counter-Reformation）或“天主教改革”（Catholic Reformation）。对当时的西方人来说，天主教自身改革使他们有了真正的选择：改革派（新教）还是改革后的天主教（旧教）？有些人想新欢，有些人不想抛弃旧爱，更有些人想重拾改过自新的故人。这些选择使本来已是复杂的宗教与政治纠缠变得更茫然。
天主教自身改革是全面性的，非单是教义和教规的改革，还有宗教文化的更新。改革双管齐下：重科学（强调哲学、实验），也重神修（强调默想、内省）。宗教艺术从文艺复兴式的灿烂甚至放纵，回复到平淡、庄重。宗教音乐也从复杂到简单。一般史学家都把特兰托宗教会议（Council of Trent）视为天主教回应改革派的挑战而发动的大规模内部调整的序幕。这是天主教会中历时最长、颁布文件最多的会议，前后十八年（1545—1563）,历经五任教皇。会议的决议有：谴责改革派的教义，重申天主教的教义，改革天主教会的管制和纪律（管制赎罪券出售、整理寺院的清规、加强神职人员的教育等等），强调教会传统的重要性，重申善功（相对于神恩）的重要，禁止“偶像式”的崇拜。这是强硬的反宗教改革的姿态，从此双方和解无望。这个会议的结果是天主教与改革派划清界限，并展开自身的改革。
天主教会的实质改革运动于1560年左右正式开展，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教会栽培出大批的“开明分子”，结果他们却挑战权贵，教会推广艺术去吸引教徒们的虔敬，结果引出“崇拜偶像”的争议，增强了改革派的号召力，教会引入科学，特别是修历，结果招来哥白尼、伽利略的太阳中心论，然后又以宗教法庭去控制，制造出信仰与理性势不两立的“虚象”。
在会议近尾声之际，法国刚开始三十多年的宗教内战（Wars of Religion,1562—1598,见下章），主要是天主教对抗声势日大的激进胡格诺派，在英国，天主教的对手是英王亨利八世脱离（被逐）天主教后创立的英国国教，稍后是支持国王的国教和支持国会的激进清教徒之争，最终爆发内战（见第二篇第十三章）；在德国，情形就更加复杂——那时，改革运动已蔓延到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特兰托会议1563年刚结束，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一世就去世了（1564）。他是发起特兰托会议的查理五世的弟弟，替哥哥治理帝国多年。査理1556年因病退位，把帝位让给他。他俩都属当时欧洲最尊贵和权威的哈布斯堡世族，当然照顾家族利益。世族之争将是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整个16世纪和半个17世纪征战连年，民为刍狗，实在是反映了世族之间因宗教改革引来的利益重新分配，最终毁掉了庇荫它们的封建制度。
这百多年中，到处是战与乱。虽有流离颠沛之苦，但思想、文化和知识都在加速流动。传统破坏了，但新意识和观点却获得发展空间。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在西欧扩散。西方人既苦恼悲观，又同时亢奋乐观。这两种心态交织，产生了迷惘和无奈。
这个时代里，什么都不可靠。改革派发自反对天主教的僵化、腐化，要回到爱神、爱人的原来面目；但改革过程中，温和派和激进派互相指摘对方是异端，异端不是敌人，是比敌人还要可怕的叛徒。改革派之间的杀戮，无论是在英国或德国，比天主教与改革派之间的攻伐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怎不使人迷惘？究竟改革了什么？为的是什么？真是正邪难分。政治更是一团糟。中古时代，政治纷争是在一个共同的宗教意识下，通过教会来仲裁或协调。就算是诉之武力，也有一套大家认许的游戏规则。如今，统一的宗教意识没了，共守的游戏规则也没了，怎样才算“合法”？人民经历了多次政权和产权的波动，今天属你的，明天属人家，但后天又可能再属于你（如上章讲到的神圣罗马帝国中德国诸国人民经历的多次政权、产权变动）。英国的情况如此，法国也如此。这怎能不使人无奈。究竟改革了什么？为的是什么？真是反复无定。
在这个正邪难分、反复无定的时代里，欧洲人自然要重新建立他们的宇宙观：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一千多年前的奥古斯丁时代，年轻的天主教会是乱世中的明灯。“在教义分歧中它应允正统，在社会动荡中他应允稳定。因此，它被时代接纳了”。到了几百年前的阿奎那时代，腐败的天主教会是盛世中的寄生虫。阿奎那希望教会有所振作，发挥“足够的说服力、包涵力和凝聚力去过滤新思维和新科技，维持社会过渡期的秩序，更新教会和教义，以及调节政与教之间的纷争”。在奥古斯丁的思维中理性是信仰的仆人，在阿奎那的思维中理性是信仰的伙伴。但世事突变，先有旷世的大灾难，继有空前的大横财。11—13世纪的太平盛世刹那间变成14世纪的悲惨世界，到了15—16世纪恢复过来，渐入佳境之际，维持欧洲千多年稳定的宗教和政治体制卒因内部腐败和新思维冲击而全盘崩溃。从宗教改革（1517）到宗教战争结束（1648）的一百多年是欧洲的大抽搐，造成西方人一种极端和不妥协的心态。宗教（无论天主教或改革派）放弃了说服、包涵和凝聚，代之以暴力、欺凌和排挤。在这种气候下，理性与信仰怎能互相滋养？两者非但成不了伙伴，而且开始背道而驰，由同路人变陌路人，终成敌人。这些，我们从伽利略的案件中可看出端倪。
伽利略案是宗教与科学关系的历史性事件，也是信仰萎缩为宗教、理性萎缩为科学的开始。在此之前，科学叫“自然哲学”，也就是自然界，特别是物理的知识。这些知识的探索与宗教改革是相连的。16世纪上半期，为对付宗教改革，天主教会加强自身改革的力度，16世纪中叶更正式推行天主教改革运动。为提高教会对一般信徒的吸引力，教会除了提升神职人员的教育水平外，还改革教堂的装饰，增加宗教节日的庆典。但是安排节日要有准确的日历。有史学家认为这无意中引发了科学革命。
教会中最重要的节日是复活节，纪念耶稣死后复活，证明他是神，因此是基督信仰的基础。它是没有一定的日子的。公元325年的“尼西亚宗教会议”把它定在南回归日第一个月圆14天后的星期日，所以在日历上年年不同。公元前45年开始，罗马用朱利安历（Julian Calendar,又译“儒略历”，以恺撒大帝Julius Caesar定名）。南回归日理应是3月21日前后，但因朱利安历是按每年365.25天，与确实的每年365.2425天相差11分钟，加上当初闰年的计算又是逢三年一闰（是历官们误算，应是四年一闰），到了16世纪中，日历上的3月21日与真正的南回归日差了10天之多。1563年，天主教改革的特兰托宗教会议决议修历。
早在1543年，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在《天体运行论》中就指出改历需要正确计算一年的长短。他主张以太阳为中心去替代托勒密（Ptolemy,约90—168）以地球为中心的算法。当时，并没有太多的反对，大家认为这只是个用来计算一年长短的数学理念。但这理念到底还是抵触当时对《圣经》的解释。争论的焦点不是理论，而是证据。
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2-1642，与莎士比亚同年出生）从小就对自然界感兴趣，25岁就当教授，不到30岁就誉满欧洲。早在他三十多岁时，就已认定哥白尼说得对。1609年，他用当时新发明的望远镜看见了银河系，又看见了月亮的山谷，更看见木星周围四个小月亮，好像一套小型的行星系统。其实，这些既没有“证明”地球在移动，也没有与《圣经》发生直接矛盾。但与当时正统的亚里士多德学说有所冲突，亚里士多德学说则是当时教会神学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的《有关天文》(On the Heavens)是中古天文学的“圣经”。在亚里士多德的宇宙里，所有东西都是由四种元素组成的：土（earth）、水（water）,气（air）、火（fire）。土最重，所以下坠，火最轻，所以上升。但在最高与最低之间浮游的万物则是由各元素按不同的比例组合而成。例如一条虫，它有火与土的元素，但它的火元素和土元素互相牵制，以至在它身上的火不能升，土不能坠，所以它不是完美之物。天下万物皆如是。再者，在亚里士多德的宇宙里，“动”是来自万物的本质，也就是它的元素组合，而不是外力所加。有些东西原地不动，有些直线移动，更有些圆线移动。这些都是出自那东西的本质，是自然而然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天体的组成元素比地上万物的组成元素更完美。因此，地是圆形，并按圆线移动，因为圆是完美的。宇宙万物的分配都是如此：圆形的地球在中央，日、月、星辰按圆线轨迹环绕地球运行，整个系统的启动是由一个“原始动者”（Prime Mover）推动最外围的恒星组成的球环，进而一层层地牵动整个系统。他更认为我们的宇宙是独一无二的。伽利略的发现并没有证明日心论，只是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天文理论：月球表面的山谷证明了天体不是完美的球体；木星的月亮系统证明宇宙天体的运行多过一个中心，要解释在地球上看到金星的圆与缺就需要假设它和水星都是绕着太阳运行。
1610年，伽利略出版了《星际信使》并开始在学术讨论和社交场合中宣传自己的发现。伽利略这人很有“表现欲”，而且发言往往流于倔强和讽刺。这些虽然是当时学术界的风气，但也加深别人的抗拒。
伽利略原以为望远镜会使别人接受哥白尼理论，但他失望了。很多人连望远镜也不去望一眼。他首先的反应是韬光养晦，不再企图说服別人，只与同道中人共同研究。但他的“表现欲”驱使他积极争取“开明人士”的支持。当时是宗教改革如火如荼之际，社会上充斥着“开明人士”，如商人、绅士、王侯，甚至天主教改革尖兵的耶稣会会士。伽利略以简单和直接的语调，通过小册子、书信和讲演，大肆宣传。
当初，耶稣会的天文学专家们对他的理念是存疑，甚至敌视。但他们用望远镜重复伽利略的观察后，开始同意。耶稣会会长要求这些专家调解伽利略的观察与亚里士多德学说之间的矛盾。但伽利略的倔强和讽刺，使他不断树敌，与某些耶稣会中人闹得很不愉快。
有时，很偶然和简单的事情会莫名其妙地变得复杂和严重。1613年某天，伽利略的“大老板”兼旧学生，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科西莫二世（Cosimo Ⅱde Medici,在位期1609—1621）与一位哲学教授闲谈，谈到古圣经（旧约）中的约书亚（Joshua）使太阳在半空中停下来。那位教授指出这与伽利略的太阳不动、地球动的理论有冲突，言下之意就是把伽利略（连同哥白尼）的理论打成宗教异端。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当场一位叫卡斯泰利（Benedetto Ca Sttm）的僧人就站出来替伽利略辩护，事后还写信把事情告诉伽利略。伽利略也回信自辩（这封信日后成了他的“罪证”）。同年，佛罗伦萨大学一位神学教授洛里尼神父（Niccolo Lorini）攻击伽利略，说他的论点有违《圣经》。但由于伽利略的声名，攻击者最终还是道歉。这里要说明，当时的争论不是一面倒的。伽利略代表了“科学”，有一定的支持者，而且支持者不少是教会中人。
1615年，洛里尼把伽利略写给卡斯泰利的自辩信的抄本送交罗马宗教法庭（Inquisition）,最基本的攻击是伽利略曾说，“《圣经》的真义不是它看上去的字义”。洛里尼的一个盟友，卡奇尼神父（Thomaso Caccini）,还亲到罗马宗教法庭作供，说佛罗兰萨全是伽利略的人，说这些人公开宣称神迹是种“偶然现象”（accident）,怀疑《圣经》上所载的神迹。
伽利略知道有人要整他，就写信给一个朋友，求他转给教廷的最高神学家、枢机主教贝拉明（Robert Bellarmine,1542—1621）,并要求如果有可能就转给教皇保罗五世（Paul V,在位期1605—1621）。贝拉明的立场很清楚。在1615年，也就是伽利略案稍前，有一个叫福斯卡里尼的神学家（Paolo Antonio Foscarini,1565—1616,意大利数学家和神学家）曾向他请示“日心说”，他回信（副本也给伽利略）指出，如果此人要与伽利略谈“日心论”，就要审慎地当作一种假设而不是真实，不然就会“损害信仰”。他承认，如果有不可置疑的证据，“就需要审慎地解释与圣经的矛盾，并应该说我们不明白《圣经》，而不是《圣经》有错”。如果不能完全肯定，就不能抛弃圣经的传统演绎。
1616年，宗教法庭把伽利略的理论交给十一位神学家评估，他们全体一致认为这些理论是“愚昧和荒谬”，而且是“真正的异端”。保罗五世教皇认可了这些结论，并嘱谕贝拉明枢机主教召伽利略到来，当面谴责，并告诫他放弃这些理论。伽利略应召去见贝拉明。当时有在场者说伽利略对他的科学理论保持缄默，并说他没有拒绝服从；伽利略本人也如是说。若是如此，贝拉明理应无需下正式的“禁制令”，因为伽利略并未表示抗议。但这跟宗教法庭的记录却有所出入。官方记录是贝拉明当面谴责并告诫伽利略，法庭专员随即以教廷的名义“命令和制令”他放弃他的理论，并不准他以任何方式持有、教授或辩护这理论，否则教廷会正式追究。记录还显示，伽利略同意并答应遵守这“禁制令”。这个出入是十七年后案情恶化的关键。
伽利略被谴责，哥白尼学说的讨论马上停止。伽利略个人保持沉默，把精神放在其他方面。伽利略活动范围是意大利——16世纪上半期，西、法之争的战场是意大利，但到了16世纪下半期，意大利再没有被牵入欧洲战事，到了伽利略时代，可以说是繁荣和安全之地。而且，总的来说，这段时间也是欧洲比较安静的几年，刚好是西班牙与荷兰的十二年休战期间。
1623年，新教皇乌尔班八世（Urban Ⅷ，在位期1623—1644）上任。这位教皇对文艺和科学的发展比较宽容，他的私人秘书鼓励伽利略恢复出版他的理论，说教皇器重他的学问，教皇还多次亲自接见伽利略。有了这些鼓舞，伽利略开始写《有关两个主要宇宙系统的对话》（Dialogw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下简称《对话》）。这本书长达500页，于1629年完成。书是写给一般的知识分子读者，以三人对话的形式去解释和辩护哥白尼的学说。一人代表伽利略，一人代表谨慎而又愿意接受新见解的开明人士，一人代表顽固、执著于字眼的保守分子。
罗马教廷的初步反应使伽利略非常乐观。审核书籍出版的主管官员答应帮忙，并说有关神学上的问题可以解决。伽利略于1630年再去罗马，教皇重复他的立场，说假如这本书把有争议的观点当作一种“假设”而非“绝对”就可以出版。但审核主管读完稿子后，却认为不像“假设”，遂要求伽利略把“前言”和“结论”部分修改，使其比较接近教皇的立场。此际，伽利略的朋友来信说罗马方面有人阻扰该书出版，敦促他尽早在佛罗伦萨印行。那位答应帮忙的审核主管也举棋不定，迟迟未批。伽利略越来越悲观。最后，审核主管很勉强地批准出版。这书于1632年2月面世，马上卖光，成为知识分子们的谈话中心。
要注意，该书面世之际，正是西班牙与神圣罗马帝国在三十年战争中处处得胜之际。改革派在德国与荷兰虽然已经生根，但往外发展却被阻止，若干地方有恢复天主教之势。因此，教廷在维护教义权威上采取较强硬的姿态：在科学意识上趋开明，在政治意识上趋保守。这就是伽利略当时所处的大气候。
势力庞大的耶稣会士们，也就是天主教赖以对抗新教改革的尖兵，早与伽利略不和，认定这书全是哥白尼理论，要教皇加以禁止。同时，教皇也有所不满，认为伽利略和他的私人秘书蒙骗了他，阳奉阴违。使教皇最为恼怒的是，他认为伽利略书中那一个顽固保守分子的说话影射了他，伽利略有意嘲弄他。于是，下令成立特别委员会彻査。那位审核主管首先被责难，教皇私人秘书也被外调，永离罗马。
伽利略也恼火了。他认为他高贵的科学使命被这班气量小、要保护自己权势的官僚而阻挠。他自认没有犯错：他是按审核官员的指示修改，而且又是拿了批准，那么应是合理合法的。但特别委员会却不这样想。他们给教皇的报告中列举了多条罪状。1632年9月15日，教皇把案件转交宗教法庭，法庭宣布伽利略违反了1616年禁止他持有、教授和出版哥白尼理论的“禁制令”。10月1日，教廷驻佛罗伦萨的官员登门，传召伽利略于一个月内到罗马受审。伽利略失望之余，说：“我诅咒我研究这些东西所花的时间，我后悔把我的写作交付给这世界，我想把剩下的文稿烧掉，好平息敌人对我的深仇大恨。”有人建议他逃到教廷势力范围以外的威尼斯去，将近70岁的伽利略已不想逃避，只想留在佛罗伦萨受审。但教皇连这个人情也不应允。于是，年老、体弱和染病的伽利略在寒冬时节上路，走上三百多公里，到罗马受审。
1633年2月到了罗马，伽利略拖着疲惫的身躯，怀着差极的心情，准备自辩。4月12日，伽利略正式往法庭专员处投案，被收押。事关重大，案情由十名枢机主教主审。开审时，法庭重提1616年的旧事（当时的枢机主教贝拉明已于1621年过世，死无对证），伽利略对当时的细节，尤其是有关“禁制令”的事情已不复记忆了。跟着，法庭的三人法律顾问团（也是由敌视伽利略的人带头）提出对《对话》一书的评估报告，指证伽利略把哥白尼的理论当作事实。宗教法庭内部也是议论纷纷。如何处置这位德高望重但又触犯大忌的老科学家？一些比较温和的枢机主教建议法庭专员去说服伽利略认罪，然后从轻发落。法庭专员遵议，结果伽利略认错。
有些史学家认为这是伽利略大大的屈辱，但也有人认为这是理智的做法。伽利略不是宗教家，他不想去争议重大的教义问题，他只想为他自己的信仰（天主教）去做点理性的事。事与愿违，只有收手。科学真理终会得到证实的。虽然十位枢机主教意见不一致，但最后结果是《对话》要禁，伽利略要坐牢。教皇也要求严办。伽利略还要在庭上正式认错：“我依然承认托勒密的理论是真实和正确的……我凭良心说，自从当局决议后，我并没有、也将不会持有那被谴责的理论……我把自己委托在你们手中，遵从你们的处置。”
1633年6月12日，伽利略身穿白衣，步入法庭，跪在地上，听读长达17段的判词。“你，伽利略，文森佐·伽利略的儿子，佛罗伦萨人，70岁，于1615年在本庭被人投诉……为使你将来更加要审慎，为使别人以此为鉴……我们下令禁止《对话》一书。我们判你正式入狱……我们规定你今后三年每星期诵念悔罪圣咏……我们保留减轻、赦免，或取消全部或部分以上的刑罚与补赎的权……”听判词后，伽利略诵念悔罪誓词。有人说，伽利略最后还喃喃地加了一句：“它（地球）还是动的。”
两天后，法庭把伽利略移交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随后，大使把他转到锡耶纳（Sierma，在佛罗伦萨附近）。1633年底，他重返佛罗伦萨，住在自己的小农庄，健康每况愈下。到了1638年，眼睛完全看不见东西。1642年病逝。
伽利略案的关键之一是伽利略被指攻击教义，尤其是《圣经》，“《圣经》的真义不是它看上去的字义”，借此掩护他的日心论。在宗教改革与天主教自身改革的百多年里，圣经字义和圣经真义之辩可以说是改革的核心讨论，关系到整个宗教改革的本质。我们可以分改革派与天主教两方面去探讨。
改革派，也就是现今的新教（基督教），认为当时的旧教（天主教）在教义上的解释已脱离了《圣经》原来的意义。他们反对当时天主教会用历史传统和神的启示去演译、解读《圣经》，一定要回到原文去找原义。它们坚持返璞归真，要完全按字面解读《圣经》，走上“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之路。可以说，伽利略走的科学方法之路与新教的“原教旨主意”文化是背道而驰的。但禁制他的却不是新教，而是伽利略意图效忠的天主教会。天主教那时的主流思路是亚里士多德学说。按理亚里士多德以观察和反思万物去领会真理是很合教会思想，也很合科学原则的，但问题出在当时天主教会在教义上的僵化和学问上的惰性。的确，亚里士多德赞同“地心”之说，但他更坚持的是以观察和反思去求真。天主教会对亚里士多德的盲目崇拜以至把他所有的理论当作金科玉律就是忘掉了亚里士多德对求真的坚持，以及他赖以求真的科学方法。天主教会的“舍本逐末”使其在处理伽利略案上严重失误。
伽利略时代，或称科学的萌芽时代，“科学家”是用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去演绎《圣经》的意义，这使科学在保守的宗教与政治环境中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相应地，天主教会（主要是耶稣会训练出来的神学家）则对《圣经》做弹性的演绎（不完全按字面的意义）去容纳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这使教会可以在科学冲击下维持权威和地位。这是阿奎那理想中的理性与信仰共存、互补的意义。但因为改革派坚持圣经解读的纯化（原始教旨）和天主教会对亚里士多德的盲从（舍本逐末），使信仰与理性变得分歧和对立。宗教和科学背道而驰，走上不可化解的极端。
本章的开头已说过，宗教改革的百多年中，在宗教上正邪难分，在政治上反复无定，西方人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宇宙观。正邪怎样分？反复怎能止？从伽利略案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就可看出当时西方思想界的迷惘和无奈。天主教改革、科学修历使思想界对理性与信仰的结合感到亢奋和乐观，但是教会对哥白尼“日心论”的保留态度使思想界对理性与信仰的结合感到苦恼与悲观。
伽利略可以说是当时思想界的先驱。但作为先驱就会受到考验。他的苦恼与悲观只是他的亢奋与乐观的背面。望远镜的发现使他亢奋，证据仍未足使他苦恼，同行的赞赏使他乐观，教会的存疑使他悲观。亢奋、苦恼、乐观、悲观的交互冲击使他迷惘，使他失措。他的《对话》一书生于亢奋（教皇私人秘书的鼓励、教皇接见的鼓励），终于失度（不自觉或不明智中嘲讽教皇）。教会的反应使他无奈。伽利略的信仰极强、理性极高，面对着固执的教会，而又自知所拿的证据仍未达到科学的最高标准，这种无能为力的无奈是可理解的。
伽利略的际遇代表着当时思想界的处境，但激发出两种不同的理性发展方向。追求“真知”是思想界共同的目的，不同之处是在“真”的定义和“求真”的方法。两个不同方向催生了欧陆的“理性主义”和英国的“经验主义”，构成了现代西方人的宇宙观，同时直接地、紧密地影响西方人的人生观和社会观。宗教改革百多年的大气候（天时）弥漫整个西方，但不同的泥土（地利）生长出了不同的果实。
先谈“天时”。西班牙的盛衰反映哈布斯堡世族的盛衰，也反映了欧洲开始从世族政治转向民族政治的走势。哈布斯堡世族王朝从瑞士开始发展到奥地利，然后在这基础上建成泛欧的大帝国。除英、法和北欧外，差不多都成了它的直辖或附庸。宗教改革百多年以卫道自居，但是内部有荷兰与德国的叛乱，外部有英、法、瑞典、丹麦的围攻。看上去都是天主教与改革派之争。假若仅是如此，就是宗教的意识形态之争。但实际上，西班牙势力范围内的诸属国谋独立，西班牙势力范围外的欧洲诸国求自保。它们共通的地方不在宗教（德国境内属天主教的侯国仍想独立，同属天主教的法国与西班牙仍要斗争），而在民族意识。自英法百年战争以来，欧洲的民族意识开始涌现。马丁·路德的号召力是他把《圣经》翻成通俗德文。从西班牙盛衰中我们看到欧洲民族意识以至国家理念的抬头。民族意识和国家理念来自“血缘”，是感情多于理性的东西，是群体的同文、同种归属，是超越意识形态，也就是超越政治计量的人类本性。这是西方现代思维发芽时期的“天时”因素。
英、法是例外。当德、荷还在找寻并建立民族自主之际，英、法的民族身份早已鲜明。英、法之乱主要是内部之乱。英、法内乱各有特殊之处，产生出不同的现代思维。这是西方现代思维分为欧陆与英国两派的“地利”因素。下面分开来讨论。
◎Church of Engiand，在英国之外称“圣公会”（Anglican），在美国称Episcopalian，教义基本与天主教一样，只是不承认教皇，独尊国王为教主而已。
◎修历的结果就是在1582年开始启用格利高里历（Gregorian Calendar，又译“格里历”，以当时教皇格利高里十三世为名）。现在差不多全球使用。
◎推理是这样的：假如这宇宙不是独一无二，它会有多过一个中心。土元素是向中心走的，但如果宇宙多过一个中心，土怎知往哪个中心走？但我们观察到凡属土的东西都往下坠，也就是往地球的中心方向走。那么地球就是宇宙的唯一中心。其他天体就是永不休竭地环绕着地球运转。
◎Jesuits，是天主教会于1532年批准成立的修会，主力在教育与传教，属教会中开明派，但以保卫教会的正统和教皇的权威为使命。
◎当时有几个宗教法庭，如罗马、西班牙、葡萄牙。现在最多人提及的是西班牙宗教法庭，是西班牙政府设立的，管宗教也管政治，而且被利用为政治工具。罗马的宗教法庭只管教义。
◎“偶然现象”是相对于“本质”（essence）的。在这里的意思是说神迹只是一个官能所感觉到的“现象”，而非真正的“存在”。当时整个西方正争议在宗教仪式中被祝圣了的面饼和酒是否真的变成了耶稣的“圣体”、“圣血”，还只是“象征”耶稣。天主教的教义肯定是前者，改革派（特别是激进改革派）认为这些都只是“象征”。因此，如果伽利略是这种说法就一定会被天主教会打为异端。
◎贝拉明是耶稣会会士，很有学问，在天主教改革中担任重要角色。1930年被天主教会尊为圣人。
◎大部分史学家认为这“禁制令”是伽利略的敌人伪做的。“证据”是（1）法庭记录内找不到这“禁制令”；（2）法庭记录本身有疑点，因为一般案件的记录都是每天开一新页，记录当天的事，但对伽利略下“禁制令”的一段则异常地记录在前一天的页尾。
◎教会保留的理由是要等待无可置疑的证据。其实，这是很理性的保守，与今天科学发展的公认标准无异。“科技”只需要相对的可靠性，“科学”则需要绝对的可靠性。但伽利略的反应也是可理解的。他对他的信念是绝对的坚持，但他拥有的证据只是相对的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