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第二组文化基因：“人”与“个人
求真需要有目的地（真的面貌）、地图（真的所在）和指南针（寻真的方法）。现代前的求真是先知道目的地，然后按图索骥。现代抱有反的心态，摒弃现代前的真，重新再来。因此，现代的求真是不管目的地，只用指南针。理性主义用的是“我思”，经验主义用的是“我感”，它们并没有找到“真”，但却发现了“我”。
现代西方失掉了“真”，换来了“我”。
柏拉图的真是“形”（Form）,是独立存在、超越物质世界，是永恒不变；求真是通过“回想”我出生之前灵魂的真和善的理念。用在奥古斯丁的神学上，真就是神，求真就是通过“发掘”神早种植于我心的真理。因此，柏拉图/奥古斯丁的真与求真是分开的。用一个比喻来说，要到达目的地，我们需要三样东西：目的地（真的面貌）、地图（真的所在）、指南针（寻真的方法）。柏拉图/奥古斯丁分别给了我们。
亚里士多德也有真就是“形”的理念，但他从可以见到的世上“万物”出发。他认为“万物”是不断变化去越来越接近它的“形”。因此，“观察”万物的变化就可以归纳出“形”来。阿奎那用在神学上，把神立为最终的“形”，观察万物变化就可以归纳出神的本质。观察与归纳是个过程。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给了我们地图和指南针，但目的地却说得不大清楚，只是说，当你找到时你会认得。
理性主义开始把真与求真的次序倒过来。先从求真的方法出发，建议我们通过直觉与演绎，以不断质疑去追求无可置疑的真。它给我们的指示是，天赋理念帮助我们辨认真。为此，理性主义以求真方法去显示真的本质。理性主义的方法虽出自柏拉图，但它只给了我们指南针，并没给我们地图。只是说，你拿着指南针选定一个方向走吧，或许会找到一些东西，到时候你内在的天赋理念会辨出这是不是真。
经验主义也是从求真的方法出发，通过观察与反思去归纳出真是什么。但它告诉我们，真是求不到的，应付生活的近真就足够了。为此，经验主义其实是否定了真的真。经验主义的方法虽来自亚里士多德，但它也是只给了我们指南针。然后跟我们说，地图是没有的，目的地更不用找，你选什么方向也不要紧，随便走走，如果沿途走得愉快，指南针会帮你保持方向，若是走得不愉快，指南针也可帮你转转方向。享受你的旅程吧！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理性与信仰是分开的。希腊古哲思考的完全是处理人的事情（道德、人际的关系（政治）和对自然界的认识（科学），因此没有理性与信仰的冲突。理性的生活是个人道德的最高标准，理性的统治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他们关心的是怎样去生活，如何去治理，关注点是“活”得怎样。基督信仰完全改变了这些。这个宗教关注的不是怎样去“活”，而是为什么“生”。它早期的信徒都是活得很苦的妇女、奴隶和士兵，这个宗教对他们的吸引力是他们可能活得不好，但生得有意义。基督教义里的神是人类（个人和整体）生命意义的基础，人生的目的是“敬唯一的神和救自己的灵魂”。从此，生命的意义（信仰）就成为人类要思考（理性）的东西。加上基督徒信仰的神的说话和行为（记载在《圣经》和教会传统中）往往与一般人的常理不合，不可思议，于是，信仰与理性之间的不吻合就需要解决。
西方历史上曾有过信仰与理性的结合。奥古斯丁纳入柏拉图、阿奎那纳入亚里士多德，都是把理性纳入信仰之内，把理性作为信仰的仆人或伙伴，意在证明理性非但没有与信仰冲突，还使人更清楚和深人地了解神。在奥古斯丁时代这是成功的，因为当时的人需要信仰，或者说，信仰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他们在心态上对神（信仰）早已接受，找的是如何为这个已经接受的信仰提供一个理性基础。但到了阿奎那时代，信仰、宗教被世俗权力腐蚀，变得僵化和腐朽，理性的反思是必然的。但这个反思已是带有反对的心态，找的是如何为这个已抱了反对信仰的心态提供一个理性支持。
这个反思走上两个不同的方向，产生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它们出自不同的历史环境，来自不同的个人命运，自然产生不同的思维。
理性主义出自欧陆法国的内争。世族争权，全无原则，民为刍狗，创始人个个命运多蹇，激发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人性、对世事坚持乐观。对真的向往、对求真的积极、产生如下的思维：
·格物致知：纯、确、稳的真是存在的、是可寻的。官能虚幻，理存我心。
·修身：理性虽不是情感的主人，但可以用来明白、安抚，甚至升华情感。爱人是因为敬神。
·治国：世事不一定完美，但是难免，不变为佳。保守中略带浪漫。
为此，理性主义着重精神的层面，追求生命的意义，兼有“君子求诸己”的味道。
经验主义出自岛国英伦的内战。各持己见的原则之争，导致生灵涂炭。创始人个个经历世态炎凉，但最终名成利就，看出生存之道有赖妥协、折中。对人性、对世事持有悲观；对真和求真持现实、功利态度。还有，它诞生于理性主义成为当代主流之后，有先天“反理性主义”的心理，产生如下的思维：
·格物致知：官能是唯一求真的途径。真真难求，近真足用。
·修身：理性是情感的仆人。爱人主要是为己。
·治国：利己不损人是最高原则，权力制衡是最佳手段。求变中仍带保守。
为此，经验主义着重物质的层面，追求生活的素质，兼有“小人求诸人”的倾向。
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人”。较早登场的理性主义中，“人”包括个人与人人，可称“人的主义”（Humanism）。稍晚出台的经验主义中，“人”只是个人而已，是彻底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可见，现代与中古思维的最大分别是理性与信仰的分与合、真与求真的先与后。中古思维先直觉地肯定真的存在，然后在这基础上建立求真的方法——既可以从天赋的理念去演绎，也可以从观察的所得去归纳。因此古哲们都能够把理性和信仰结合。
可是，14世纪的灾难、15世纪的暴富把西方人的心理弄得很不平衡。教义的僵化和教会的腐败引发了宗教改革，动乱的百多年把西方人原本已经不平衡的心态冲击到崩溃。这是大气候，属于“天时”。绝无原则的法国世族内争，绝对原则的英国内战、共和、复辟和迎立，使人对什么是真感到疑惑、迷惘，于是西方人放弃了传统的真，对真先存疑，然后设计求真的方法，去找寻和证实。这是欧洲大气候中处于法国和英国的小环境，属于“地利”。
“人和”的因素是什么？首先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从万事质疑入手，去找寻无可置疑的真，得出来的是“我思，故我在”。“我思”肯定了“我”（self）和“思”（consciousness）,加起来就是“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这支撑了“个人意识”（我思不同你思）和“相对意识”（我思跟你思有同样地位）。“我思”是17—18世纪欧洲教育中“思想自主”的基础，涵盖有两方面：绝对个人，否定经验。前者是拒抗权势（别人的思想），后者是抗拒传统（前人的经验）。这瓦解了中古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的哲学与神学的统一。阿奎那时代，文艺复兴带来的古籍和引发的新思使人发现在神学上和教义上有许多矛盾的地方，他努力想以哲学（科学，包括逻辑）去诠释和支持一套统一的神学。但笛卡尔的“我思”动摇了统一的可能性。用现代术语说，笛卡尔的哲学观可称为“主观主义”（Subjectivism）,是建筑在“有思的个人”（thinkingself）的理念上。他的“极度质疑”是用来追寻个人的存在，开启了以“意识”为基础的现代思维。在这个主观性极强的“我思”理论支持下，谁都可以寻找真知，而且谁都可以坚持自己的真知才是唯一真知。但是，不同的“我”自然有不同的“思”，而每个“思”都有同等的理性地位和价值。
笛卡尔提出的天赋理念原本可以平衡一下极端的“个人意识”，可是这机会失掉了，因为来了经验主义的挑战。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率先否定天赋理念。这是可以理解的。英国内乱中，各方坚持己见，造成原则性的互不兼容，酿成大祸——可以想象，洛克会问，假如理念是真的是天赋，为什么这些相争的人会各自坚持不同的真？他认为天赋理念不可能存在。但是，如果真仍是存在，而真又不可能通过内在的天赋理念去找，那么就只能通过外在的事物去找。因此，他坚持知识（knowledge,也是真的代名词）只能通过官能去获得。不过，各人的官能认知能力不同，各人身历的经验也不同，因此各人从官能获得的知识自然不同。同时，我们又知道官能不可靠，不会给我们肯定的知识。那怎么办？洛克解决的办法是：越多人认同的知识越可能是真的知识（也就是“妥协”），越有用的知识就是越多人接受和越可靠的知识（也就是“功利”）。结果，同意率越高、可靠性越强的就算是真。洛克也明白这只可算是一种仿知（pseudo-knowledge,也可叫仿真），是退而思其次。但他以为，不断追求仿知（仿真）会使我们更走近真知（真真）。当然，这只是想当然而已。谁知道是越走越近还是越走越远？
理性主义确实无意间为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以至自由主义奠下了基础。这也可能是宗教虔诚的笛卡尔所意想不到的。理性主义确立了对世界认识的基础是思想，由思想判断真伪。所以，理性的自主权（autonomy）是绝对的。也就是说，人类知识是没有所谓权威的，无论是哲学权威还是传统权威。这个思维马上被用于批判宗教：宗教的教义既是来自神的启示就一定不是来自“我思”，因此信仰是没有理性的，也不能以理性去支持。
经验主义更肯定个人。不同的个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空，都有不同的观点，得出不同的经验。因此，在个人的基础上去衡量权威或传统就马上产生很多个人化的结论，这些个人化的结论诉诸行动，就会使权威不断被推倒，传统不断被替代，完全破坏了权威与传统安定社会的作用。这解释了为什么现代前的社会是稳，现代的社会是乱，而且越来越乱。千万年进化过程培植出来的人类的身体和心灵好像越来越吃不消。
现代西方人摒弃了传统的真，但仍用上了传统的求真方法。柏拉图的内省、亚里士多德的外观变成他们的指南针。但是，他们失去了地图，既没有柏拉图的不变之真，也没有亚里士多德的万物在变中不断显露出来之真。为此，他们只有求真的方法，而没有求真的方向。在理性与信仰统一的中古世纪，神是宇宙和人生的唯一解释，而且是满意的解释。一旦把神拿出去，就只剩下理性。而西方的理性又是被亚里士多德的唯一真逻辑支配，无论在精神领域与物质领域上都不容许矛盾、异同的共存。西方人在求真路上越走越迷惘。
当然，西方人摒弃了传统的真并不代表他们遗忘了传统的真，以及这些传统的真给予他们生命和生活的意义。理性当然充实他们的生活，但信仰曾经给予他们生命的慰藉，理性与信仰的一统更曾经给予他们和平与安定。西方人对传统中的理性与信仰一统又恨又爱，对现代的个人与功利追求又爱又恨。他们的亚里士多德逻辑使他们不知如何去处理人生中又爱又恨的矛盾。在传统与反传统、现代与反现代之间徘徊，西方人患上了性格分裂。
理性主义的笛卡尔以“我”为主体，以别于“世界”（客体），开启了现代西方主/我、客/他二元的世界观，创出个人的理念。这个二元世界有两个层面：我与外界、我的思想与我的身体。随后，经验主义的洛克把个人的意识建立在经验上：个人像块白板，通过经验和教育而成形。这定义带出个人自由与权利、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社会性契约关系，并开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个人主义——一种在道德、政治与社会层面上强调个人价值的意识形态。个人价值与个人自由将支配西方文明的轨迹。
第 三 篇
天择
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别演变为英法民族之争。民族性格、时代心态、时代背景与历史契机的互动使英式经验主义、自由主义成为西方主流。个人意识开始膨胀。追求私利和自由竞争创造出空前的西方物质文明。美国接棒，青出于蓝，带领人类走上自由世界与全球资本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