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信仰成为崩溃中的罗马帝国的国教
被罗马帝国迫害的基督信仰迅速在帝国底层扩散，终成为国教。从被迫害突然变成被尊崇，引发出信徒心理、教义演绎和教会组织的危机。教会初期，奥古斯丁建立基督信仰的道统，支配西方文明迄今。
应该是公元64年的事吧。仲夏7月18日的晚上，罗马城失火。尼禄（Nero）皇帝疯了，罗马在烧，他在弄琴。烧了七夜，罗马城变废墟，总得有人要负责任，基督徒遭殃了。
帝国边陲的犹太省（Judea）是犹太人的聚居之地。在庞大帝国千万子民中，只有他们崇拜“唯一真神”，拒绝参与罗马众神的祭奠，包括对皇帝的效忠祭奠。犹太人很刁顽，多次拒抗帝国的压力。他们既自骄也封闭，认为自己是真神的“选民”（Chosen People）,等待真神的救赎，既不往外传教，也不接纳外人入教，更不与外族通婚。虽然帝国对他们的效忠存疑，但因其地远人少，也只算是癣疥之患。
三十多年前出了变化。有一个叫耶稣的犹太人，自称是真神的儿子、拯救世人的“基督”（Christ,也称弥赛亚[Messiah],是救赎者的意思），吸引了不少追随者。犹太的长老和经师们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妖言惑众，征得罗马总督的默许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严禁其门徒宣扬他的教义。还在犹太省到处捜捕，并让各地的犹太人举报，务求肃清这些离经背道的“基督之徒”。在族人的排斥之下，这些基督徒决定向外邦人传教。
犹太人对真神崇拜，出于敬和畏，他们有“创世记”的故事。神做了“人”，一男一女，分别叫亚当、夏娃。神本想他们快快乐乐地住在伊甸园，开枝散叶，与神为伴。但人既好奇，也不安分，偏要尝尝神说不能吃的禁果，犯了“不听命”之罪，即“原罪”（Original Sin）。非但他俩被赶出了伊甸园，受生老病死之苦、七情六欲之困，他们的子孙，也就是所有的世人，都背上了这“原罪”，都要受这些苦困。但是神也慈悲，答应将来会有救赎的一天。这个救赎者会是神的儿子，他会出生于神的“选民”之中。
犹太族被挑作选民，不是因为他们特别精英。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是个普通的小族长。神挑选了他，是为了显示神的威德可使顽石开花，为了启示世人神的意旨是不可用人的尺度去推测的，他可以把一个寂寂无名的小民族提升为他的选民。神的唯一要求是犹太人对他绝对信赖。亚伯拉罕被选中后，带了他的族人，到处流徙，途中多少危难困境，都是经神的眷顾而安然度过，最终在犹太地区落根。几百年来虽内优外患，却是依赖神的指示去应付。但犹太民族也是个顽固刁蛮的民族，屡次背叛神、试探神，神对他们总是原谅多于处罚。因此，他们对神是既敬且畏。敬，是因为这个全能的、唯一的真神选了他们做救赎的工具，畏，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屡犯不改，罪该万死，靠真神慈悲才得超生。因此，他们立了一套巨细无遗的法典，谨慎遵守，以免神怒。为此，犹太人也被称为“法的民族”（People of the Law）。这是犹太教（古教）的故事，记载于旧约圣经。
接下来是基督徒的故事，记载在新约圣经中。亚伯拉罕被选中后，过了千多年，神的救赎终于来了。神的儿子降生为人，取名耶稣。他牺牲自己，代人类赎了原祖父母的罪。从此，人再次回到神的怀抱。耶稣传道三年，归纳出的只有两条：爱神和爱人。爱神，因为神爱你，爱人，因为神爱人，所以你要爱神之所爱。这个以爱为本的基督道德，跟以畏为本的犹太法规发生冲突。犹太人有613条守则，严格规定了人的起居作息和与外邦人的关系，作用是把神的诫命法律化，兢兢业业地谨守着，以免神怒。从这角度去看，耶稣的言行就是离经背道——守安息之日他却动手脚去治病，偏要与不洁的外邦人交好，更批评犹太当权者的伪善。耶稣爱人的行为触犯了犹太畏神的法典。加上他自称是神的儿子，更是万死之罪。
耶稣救赎之功和以爱为本之道，基督徒称之为“福音”。犹太主流非但不接受，更加之排斥和迫害。于是，基督徒（最初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就向外邦人传道。外邦就是罗马帝国的千万子民。犹太人在宗教与文化上是闭关自守的，但在经济上却很活跃，旅居各地的很多。于是基督徒就从这些众多的小核心向外邦人宣扬福音。福音的字义是“好消息”，外邦人听到的好消息是这样的：耶稣救赎不限于选民之列，谁信谁得救，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爱是新的诫命，特别是爱人如己。外邦人，特别是妇女和底层阶级如奴隶、士兵，很快就被这个爱的宗教吸引，耶稣被钉、基督徒被歧视，更引起他们的共鸣。有些人找到了慰藉，有些人找到了解放，于是信徒越来越多。帝国，尤其是帝国的当权者，开始感到威胁。他们的理解是：如果神是唯一，那么罗马众神，包括了神圣的皇帝的地位何在？如果爱是一切，那么帝国权力的基础何在？而且，妇女们、奴隶们、士卒们也开始反思。在统治者眼中，这些都是危险信号。
大火是个好借口。尼禄皇帝指责基督徒纵火，下令镇压。大的理由是基督徒拒绝参与罗马众神的公开祭奠，亵渎了神明。（很反讽地，犹太人也不参与罗马众神的祭奠，帝国虽然不满，但因犹太地远人少，并未认真对待。假如犹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宗教也许就传不出犹太区，教徒会少得多，也就不会招帝国之忌，犹太人也不会被镇压，遣散流离失所近两千年了。）从公元64年到311年，前后有十个皇帝镇压，基督徒殉道者用血滋润着这个爱的宗教不断成长。
直到君士坦丁大帝即位。他母亲是教徒，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的士卒中基督徒也很多，他答应他们在十字架旗帜下作战，功成之日就对基督信仰解禁。公元313年，他履行诺言，颁布“米兰赦令”（Edict of Milan）,基督徒从此就可以在帝国内自由活动和传教。380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更将其定为国教，也就是现今的天主教。与此同时，帝国也发生了大变化。
狄奥多西一世是一统的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他死后（395）,帝国就永远地分为东西两半。情形是这样的。罗马在公元前510年发芽，那时还是共和体制，几百年不断扩张，到了公元前1世纪末，恺撒大帝（Julius Caesar,虽然他并未曾称帝）和奥古斯都大帝（Augustus）时才建成帝国，版图差不多覆盖了当时全部的西方文明世界。帝国的黄金年代，是从奥古斯都大帝于公元前27年登位，到马可·奥勒留皇帝（Marcus Aurelius,著名的恬淡寡欲的皇帝，《沉思录》的作者）于公元180年去世的两百年。
但是，盛极必衰——道德败坏、生活奢靡、宫廷内讧，外面蛮族觊覦，北面的哥特众族与日耳曼各族不断入侵。罗马人逸乐过久，斗志消失，遂招募蛮族，以夷制夷。当然，这些蛮族也看穿了帝国的弱点，先是诈财，继是侵地。美其名曰做帝国的屏障，实在是据地称王。君士坦丁大帝有鉴于此，于330年把帝国主力东迁，建都于君士坦丁堡（现今的伊斯坦布尔），称东罗马（拜占庭）。从此东、西罗马各自为政。但东罗马自命正统，视西罗马落后。西罗马的最后崩溃是哥特人的大入侵（376—382）。452年，塞尔柱突厥部落（Seljuk Turks）更直取罗马城，教皇在城外为民求情，这才免受灭城之难。476年，西罗马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s）被迫退位。西罗马从此湮没，欧洲也进入了所谓的“黑暗时代”。
帝国崩溃。无远弗届的帝国司法制度和基础设施没有了，贸易、工业马上停顿下来。一统的文化和教育中断了，愚昧文盲就成为普遍现象（高级官员有的也是文盲）。政治混乱，地方不靖，人民自然不能安居乐业。农田变森林，农奴到处流窜，农业生产仅供糊口，自然不能支撑工商业的发展。小块地盘由小头目割据，西方人的眼界也变得小了。公元400年到600年，欧洲人口少了百分之三十。
天主教会，也称罗马天主教会或拉丁教会（与东迁后的东正教会同出一源，但彼此如同陌路，教义分别不大，但系统与体制有很大分別）是唯一亮点。教堂、寺院（特别是大的修道院）成为乱世中的避难所，它保存、延续甚至发展了西方的文化和教育，还提供了一套平行的司法和管理机制去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它开发出一套具体而微的工、农生产和贸易运作模式去维持经济的基本活力。于是，教会逐渐承担了教育、社会与经济的核心任务。更突出的是，蛮族（凡是离开地中海的都称蛮族，其实就是现在的东欧、西欧、北欧）的入侵，却成为传教的大好机会。唯一的真神和以爱为本的教义感化了各蛮族。于是，天主教从罗马帝国转衰时期的国教成为全欧的正统宗教，宣扬神的爱又同时维持人间的秩序。
这个以罪为经、以爱为纬的宗教是西方文明的基础。它对神、人和世界的演绎，支配着中古欧洲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达近千年。其中，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是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甚至可以说，今天西方人的人生观，不是顺他的，就是反他的，但都是以他的为参照。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基督信仰终于得到帝国允许（313）、成为国教（380），以至帝国开始崩溃到灭亡（476）的时代。他的思想反映了这个时代，也反映了他传奇的一生。
年轻的时候，他任性放纵，但也同时着意找寻人生的方向。他才华横溢，30岁就当上了帝国米兰皇廷的修辞学教授，拥有当时最高的学术地位。他对声色情欲的追求也是人所共知的。他的名句是：“神，请赐我贞洁、寡欲，但不是现在。”虽然他的母亲是虔诚的教徒，很想儿子信教，但他倾心摩尼教（Manicheanism），相信世界是个旗鼓相当的神与魔的战场，双方无分胜负。后来找得高僧，一辩之下，大失所望，才放弃这信仰。米兰主教安布罗斯（Ambrase）是有名的智者，开始打动他的心。一天，他听见一个小孩子的声音不断地在说，“打开书看看，打开书看看”。他遂打开手边的《圣经》，刚好是保罗致罗马人书第13章，13—14节。“我们该脱去黑暗的行为，佩带光明的武器。行动要端庄好像在白天一样。不可狂妄豪饮，不可淫乱放荡，不可争斗嫉妒。但该穿上主耶稣基督，不应只挂肉性的事。”这段话触动了他心灵深处，他马上改变生活态度，领洗入教。这些，在他的《忏悔录》里都一一记了下来。这本真挚感人的剖心之作，至今仍是自传的典范。
奥古斯丁的时代距离耶稣在世时逾三百年。逐渐成形的教会遭遇到一些心理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严重危机。教会的生死存亡有赖于它能否从被歧视和被迫害的社会边缘转成为被尊崇和被显扬的社会主流，而又不丧失它的宗旨、活力和感召力。奥古斯丁提出了应对这些危机的思维和理念，奠立了西方正统人生观的核心。如下：
1、早期的教徒认为复活升天的耶稣很快会再度降临，审判生、死者。这叫“第二来临”（Second Coming）。因此，许多教徒放弃家财，全心修行，以期在审判之日获得永生。这也是早期教徒急剧增长、舍身殉道的主要原因。但三百年过去了，“第二来临”好像遥遥无期，构成了严重的信心危机。
奥古斯丁指出，何时“第二来临”是神的意旨，不是人可以揣测的。但不管何时，人总是可以在世上建设“神的国度”（City of God,是奥古斯丁的另一名著，有人译作“上帝之城”是不大贴切的，因为这个城不是城市，是个政治团体）。教会就是这个“神的国度”在世间的演绎者和代理人。它以爱来统治神的儿女，远胜于任何以追求自我满足和自我荣耀为中心的俗世王国。这理念演变成为中古欧洲人（特别是十字军时代前后）“基督之国”（Christendom）理想的哲学依据。
2、公元3世纪左右，来自波斯的摩尼教（摩尼[Mani],210—276,自认是耶稣信徒）的善、恶二元论很流行。这与基督徒对神的理念有冲突。假如全善的神是全能，怎会善、恶势力相等？奥古斯丁认为恶行不应该归咎于某些附在人身上的恶魔。他离开摩尼教、尚未成为基督徒之前，提出一个折中的思路，可以翻译为“缺善论”（absence of good）:善恶不是二元的对立；恶是没有独立的存在，它只是善的不足，因此，恶是一种“不完美”（imperfection）。后来他做了基督徒，再把这思路往前推，用“原罪”的理念去解释善恶：“原罪”之前只有善；“原罪”使人类堕落，丧失了为善的意志，只有通过神的爱（love,神差遣基督来救赎人类）和神的恩（grace,神使人类能够明白和接受基督的救赎），人类才可以重新走向善。
3、伯拉纠主义（Pelagianism）盛行于4世纪末5世纪初，它否定“原罪”，认为人类原祖父母亚当与夏娃不听神命，是犯大罪。但对于人类来说这只是一个坏榜样，并未使后人负上“原罪”，也未使人性完全堕落。人仍有足够的意志力去选择善、恶。因此，人对自己得救与否，是应该并且有能力负责的，无需神恩（障了神赐给人类意志力之恩），也无需耶稣的救赎。耶稣只不过是给我们做了个好榜样，去抵消原祖父母的坏榜样而已。这理论完全否定耶稣的救赎之功。也就是说，人只要选择做好事就足够了。可是，如果无需耶稣的救赎，以延续耶稣救赎工程为己任的教会的合法性就被架空了。
奥古斯丁力排这理论。他对“原罪”的演绎对西方历史和文明影响深远。他认为“原罪”使人性完全堕落，必需神恩才能得救。而且，得救之恩并不能靠做好事“赚”来，而是神按他的意旨无条件赐予的，不能要求，不能赚取，也不能推却。从416年到431年，教会屡次谴责这派的理论，其中最坚持的就是奥古斯丁。到了6世纪，这派消失，但神恩与善行的关系，至今仍是教义的争论点，也是后来16世纪宗教改革的焦点。非但如此，这甚至可以演绎为人性是“先天决定”（天赋）还是“后天培养”（经验）的争论点。这些争论是观察西方文明的一个窗口。
4、公元3世纪末到差不多整个4世纪，教会内部有阿里乌教派（Ariaoism）的分裂。在正统教义中，神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耶稣）和圣神（圣灵）。这也叫“圣三一论”。三位是同性、同体、同等的。阿里乌派认为耶稣地位略低于圣父，而且他的神性也不是完全的（虽然是差不多完全）。派中甚至有人认为耶稣是“受造”的，而不是“自生”的。这争议是教会被帝国认许之后的第一次严重分裂。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经阿里乌派传教士皈依的日耳曼族领导层与教会对抗也是为了这一点。11世纪，东、西教会的分裂，部分也是为了这一点。这次分裂的严重性，比得上16世纪的宗教改革。君士坦丁大帝于325年召开尼西亚（Nicaea）“大公会议”，立下“尼西信经”（Nicene Creed）为教徒信仰的基础。现今差不多所有基督徒（天主教、东正教和大部分基督新教）都接纳“圣三一”的教义。君士坦丁大帝以信徒身份召开“大公会议”，是首次俗世政权干预教义，也是后来西方政与教的分与合、和与争的滥觞。奥古斯丁用了十六年（400—416）写《圣三一论》（On the Trinity）驳斥阿里乌的论点，澄清和演绎教会对圣三一的解释。这本书被认为是西方最伟大的神学著作之一。
自此以后，教义有正统与异端之别。发展下去，西方任何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社会、学术等等）之争都蒙上了“正统”与“异端”的形式。异端之争往往比敌我之争更为惨烈。敌我之争还有和解之望，异端是叛徒，必须铲除。
5、教会内部出现多纳图派（Donatists），坚持反对教会宽容处理曾经背教的人。教会武力镇压多纳图派，引发出教徒自相残杀。事情是这样的。
公元303年，也就是基督徒被帝国认许之前，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下令帝国内全面禁止基督徒集会，拆毁所有教堂。这历时八年的教难（也称“大教难”）是帝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次（君士坦丁大帝的“米兰赦令”是313年颁布的，但当时他只控制帝国的西部，到342年才统治全帝国）。教难中，有很多基督徒，包括神职人员，为了保存性命、地位或财产，否认是信徒，背了教。
到了君士坦丁时代，教徒非但没有受迫害，而且还有地位、有体面（特别是在君士坦丁大帝以信徒身份大力支持教会之后），新入教的唯恐不及。以前“背教”的自然想返回来，特别是神职人员（神父、主教）。这牵涉到教会的两件“圣事”（sacraments,天主教共有七件圣事）：“告解”（Penance）和“神品”（Holy Order）。“告解”是忏悔：教徒犯了罪，向神父“辩告解”（把犯了的罪清楚告诉神父，神父是“听告解”），神父代表神赦罪（《圣经》中的依据是耶稣升天前，把赦罪之权交给了门徒），被赦的人做了足够的补赎之后，就是重新做人（在世被教会接纳，在天得救）。“神品”是神职人员的资格认可：教徒想做神父，经培训后由主教（一般是资深神父升上去的高级神职）祝圣（《圣经》中的依据是耶稣派遣门徒传教之前，祝圣了他们），教徒“领神品”后，就是神父，可以行使神职，包括“听告解”。
当时的问题是，教难时背教的神父、主教可否通过“辩告解”忏悔，重新执行神职？还有，这些背教的神父、主教在教难时行使的神职，如“祝圣”和“听告解”是否有效？当时教会认为凡悔罪的，经“告解”圣事，仍可重回教会怀抱。以前背教的主教、神父可恢复神职。而且，“圣事”是看事，不看人。一个背教的主教、神父如果他仍是按教规去“听告解”、“立神品”，这些“告解”和“神品”仍有效。也就是说，向他“辩告解”和“领神品”的教徒都会得到赦罪和神职。但是，当时的多纳图派持相反意见，认为神职人员背教是十恶不赦，不能超生。
这里还有一个微妙的政治背景。多纳图派的据点主要在帝国的北非洲属地（北非迦太基[Carthage],即现今的突尼斯，曾经与罗马抗衡逾百年，甚至曾入侵意大利。公元前3世纪被罗马击败）。这些被帝国以武力征服的子民，本来就对罗马反感。公元后的多次教难，使当地基督徒视罗马皇帝为魔鬼化身。而如今，在短短几年内，罗马皇帝变了基督徒，他们就算不怀疑，起码是不消化。叫他们重新接纳那些在教难时背教，甚至助纣为虐的叛徒，他们怎能服气？
那时，奥古斯丁是Hippo地区（在现今阿尔及利亚[Algeria]）的主教。他力排众议，为的是尽早恢复教会元气，才可以在这个大时代有大作为。让这些背教的人（在奥古斯丁眼中，他们都是被迫的）重返教会是壮大教会队伍的上策。而且，以不嫌旧恶的心态去宽恕背教之徒，更能吸引千千万万的教外人去畈依天主教。
多纳图派坚持己见，与罗马闹分裂。君士坦丁大帝以教徒身份于317年发兵讨伐，铩羽而归。这是基督徒之间第一次诉之武力。北非多纳图派与罗马教会的水火不容，导致日后天主教会无力抗拒伊斯兰教势力从阿拉伯半岛直捣北非。
当时，奥古斯丁支持帝国出兵，提出“正义之战”（justwar）的理论：“当她的迷了途的儿女强迫其他人走向灭亡之路的时候，教会怎能不以武力去强制这些迷途儿女回归教会？”但是，“正义之战”有三个条件：有正义和善良的目的，而不是为私利或权力而战；由依法成立的权力去发动，在暴力中，“爱”是唯一的动机。人类的权力野心和暴力倾向是无可置疑的，但正如中国的孔孟之说，奥古斯丁（其实是来自基督教义）提出战争的仁义目的和慈爱动机，在若干程度上约束了或缓和了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和暴力行为。”义战”理念深远地影响了西方中古的政治权力和国际关系的理性，直到今天。
总结以上，奥古斯丁对西方人生观的贡献如下：
1、“基督之国”超越俗世王国。这是欧洲中古政治的主流观点，是天主教会支配欧洲政治的权威基础，也间接成为16世纪反天主教的宗教改革的理由。
2、“原罪”是人类堕落的理由，得救全赖神恩。这是16世纪宗教改革者的理论基础，影响着大部分新教“基督徒”的人生观。今天也如是。
3、信仰重于善行，信者得救。这也是16世纪宗教改革者的理论基础。也是现今“宗教是私人的事”的政、教分家的理论依据。
4、耶稣同时是真神和真人。“圣三一”成为正统教义。确定耶稣的神性就是确定教会的合法性。这也是教义与俗世政治权力的首次结合，也是日后宗教“正统”与“异端”之争政治化的开始。
5、以恕为本，为爱而战。这是第一次以武力解决宗教问题，也是日后俗世间“正义之战”的理论基础。
奥古斯丁化解了信徒的疑惑，统一了教义上的分歧，稳定了教会的组织，使天主教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长久的宗教团体。这些，都是因为他成功地把希腊理性与基督信仰结合了起来。
◎“基督之徒”（Christians）中的“基督”（Christ）就是“救赎者”（也可称“救主”）的意思。耶稣自称是基督，因此，凡信耶稣是救主的人都是“基督之徒”。公元初，基督之徒受罗马帝国迫害，他们的组织是地下性的。直到4世纪时，基督信仰被帝国认可，基督宗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教会组织也开始模仿帝国的组织，特别是教皇一职（追溯到耶稣的首席门徒彼得）。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东迁，帝国分裂东西两半，教会组织也起了变化。东罗马（拜占庭，Byzantium）的叫东正教会（Easterm Church），后来又分裂出很多不同的“正教”，如叙利亚正教、希腊正教、俄罗斯正教等等。西罗马的叫罗马教会，也叫拉丁教会（Latin Church，因为它以拉丁文为官方文字），也叫罗马天主教会（Roman Catholic，即现在的天主教）。中古欧洲的基督之徒全属罗马天主教会。16世纪的宗教改革是反天主教的改革。改革派纷纷从天主教脱离，通称“誓反派”（Protestants）。“誓反派”派别繁多，16世纪以来又不断分裂、创设，现在都叫“基督教”（也称“新教”，以别于“旧教”的天主教）。“基督教”教派数以千计，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圣公会、循道会、路德会、浸信会、长老会、摩门、宣道会、末世宗徒会等。 简单来说，现今基督之徒的教派分为三类：天主教（或称旧教，是最早的）、正教（罗马帝国东迁之后的各种正教）和基督教（或称新教，是宗教改革之后的众多非天主教和非正教的教派）。 三类教徒都是“基督之徒”，“新教”与“旧教”都是“基督宗教”，但“基督教”这名称现在已被新教占用，“基督徒”一名也被新教徒占用。这些混淆都是中文翻译的问题，因为现今常用的译词是来自英国（新教）传教士按英语发音创造的。在西方社会里不存在这些混淆。 此外，对神的称呼也要澄清。神只有一个，可称天主、上帝、耶和华或神。但神是三位一体：圣父，也称天主圣父，也可称上帝或神：圣子，也称天主圣子、耶稣或基督：圣神，也称天主圣神或圣灵。
◎原先的“基督徒”组织分五个“教区”：罗马、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安提诺和亚历山大。4世纪末帝国东西分裂，西面就成为罗马天主教，或拉丁天主教（以拉丁文字为官方语言），至今。东面虽然有四个“教区”，但以君士坦丁堡“教区”为主，称东方天主教（以希腊文字为官方语言）。其他三个“教区”日渐式微，但仍称正教。到了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更被摧残。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东方天主教改称为东正教。东正教后来再分裂出希腊正教与俄罗斯正教。
◎奥古斯丁写这本书时有个小故事，反映了他的心态。一天，他沿着海边漫步，满脑子里想着圣三一的道理。突然，出现一个小孩子。他在沙滩上挖了个小洞，然后跑到海边，用两只小手合起来做个小杯子，装满了海水再跑回来把水倒进小洞里。奥古斯丁上前问他，“孩子，你在干什么？”小孩子神色庄重地回答，“我想把这海里的水全放进这洞里”。奥古斯丁笑笑问他，“你真的想用你小小的手杯子把整个大海灌到这小洞去？”孩子回答说，“那你是不是真的想用你小小的脑袋去完全明白神的所有奥秘？”说完，刹那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