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从盛到衰：理性主义藏身于浪漫卢梭的“天赋平等”
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法国是欧洲霸主。长命的路易十四东征西讨，损耗国力。绝对君权堵塞了宣泄社会不满的通道，启蒙运动破坏了传统对社会的约束。对特权的抗争、对自由的幻想，引发出不可收拾的“反”。
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思维是在欧陆三十年战争期间成熟（《论方法》出版于1637年，《第一哲学沉思》出版于1641年）。战事于1648年结束，法国取代西班牙登上欧洲霸主之位。理性主义适逢其会，也成为欧洲主流学说。后来却被经验主义取而代之——除了伏尔泰之辈的扯后腿之外，跟法国的盛衰也有关系。
法国是在1635年才正式加入三十年战争的。那时，参战各国都疲惫万分，1643年罗克鲁瓦一役，法国彻底击溃西班牙，路易十三也于同年去世，他的宰相黎塞留枢机主教则早一年去世。他俩的接班人就是年仅5岁的路易十四和黎塞留培养出的另一位枢机主教马萨林，法国从这时走上称霸之路。理性主义开山祖师笛卡尔也是在那时现身。
路易十四初登位时，由母亲摄政。但主要还是由马萨林策划。他维持黎塞留的方针，也就是对内集中王权，对外光荣法国。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但与西班牙仍有战争。那时，法国国内也是不定，打了一场内战，投石党之战（War of Fronde,1648—1653）。投石党人多是三十年战争的退伍军人，但受贵族们指挥，目的在恢复贵族丧失的封建权力并限制王权，特别是税权。这批军纪差而又凶狠的队伍使老百姓如惊弓之鸟。说来奇怪，反王权却酿成扰民，结果使王权更巩固，更趋绝对。
内战之际，法、西之战仍继续进行。投石党的总指挥孔代将军竟投靠到西班牙军中，结果是法、西之战最后一役是法国将领对法国将领。法军大捷，西班牙求和。1659年签订《比利牛斯条约》法国终成欧洲第一强国。
马萨林于1661年去世，23岁的路易十四决定自己执政，六年内改革财政、重整军队。从1667年到1715年去世，他打了三场大仗：法荷之战、英国继位之战、西班牙继位之战。领土虽然没有大增，但国威大扬。绝对君权成为欧洲统治者们的意识形态。英、普、俄、奥等国都以这位“太阳王”（Sun King）为榜样。他的名言是“朕就是国”。路易十四确实使法国强大起来。他对艺术很支持，创造了法国文艺复兴最辉煌的年代。1682年朝廷搬到凡尔赛宫时，是法国兴盛的最高峰，但跟上世纪西班牙一样，到头来招来诸国之忌，终至寡不敌众。
路易十四与欧洲诸国之战始于1667年法国入侵西班牙在荷兰的辖地。英国与瑞典惊动，它们与荷兰共和国结成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阻挡法国的扩张。这是西方“势力均衡”国际关系的滥觞，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1678年议和，法国拿到现今法国东部前勃良第地区和部分西班牙在荷兰属地。1683年，法又与西班牙开战。但法军很快击败西班牙与神圣罗马帝国联军，这时法国国力最强。正当此时，路易十四决定肃清国内的宗教改革胡格诺派，遂于1685年撕毁有近百年历史、由创建波旁王朝的亨利四世颁布的《南特敕令》，拆毁所有改革派的教堂和学校。从此，大批改革派移居别地，大大影响了法国的兵源和财力。
就在这时候，亦敌亦友的英国发生大变化。天主教的国王詹姆士二世被赶走，英国国会迎立新教的荷兰威廉为国王，与詹姆士二世的新教女儿玛丽共治英国。这是对绝对君权的致命挑战。洛克的《政府论》就是为这个“革命”辩护，为君主立宪提供理论基础。路易十四怎能气平？其一，詹姆士二世的被逐代表英国国会可随意废立国王，绝对君权的路易十四怎能不管？其二，荷兰乃法国敌人，威廉来自荷兰，登上英国王位就是让敌人坐大，对法国威胁极大，路易十四怎能不理？战争遂启。这场英国继位之战也叫大联盟之战（War of Great Alliance）,或称九年战争。参战的一方是法国与爱尔兰（英国废王詹姆士二世逃往爱尔兰，在那兴兵，意图复辟），另一方是大联盟的英国、荷兰、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部分意大利。战事长久而艰巨，到了1697年，战局也不明朗，各方休而不和，法国略有失地。但差不多马上又开启了西班牙继位之战。
这场战事要追溯到当年法国彻底击败西班牙，于1659年订立的比利牛斯条约，条约指定路易十四与西班牙腓力四世的女儿，也是法王路易十三妹妹的女儿玛丽·特蕾西亚（Maria Theresa）成亲，为法国继承西班牙王位铺路。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于1700年去世，无嗣，临死前依约指定路易十四的孙子（这孩子的父亲是路易十四的太子，即卡洛斯二世的甥儿）承继西班牙王位。但是，由奥地利带头的哈布斯堡世族首先反对。西班牙一直都是他们的地盘，怎能让给法国的波旁世族？他们提出西班牙王位应属哈布斯堡世族的神圣罗马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Ⅰ,1640—1705）。
这原本是法国跟西班牙的事情，但各国见法国国势强盛，又态度强横，遂决定联盟对抗。葡、奥、普、英、荷联手，与法、西一战，长达十二年（War of Spanish Succession,1701—1713）。战事的杀伤力和破坏性极大。联军初胜，后来法军收复大部分失地。双方伤亡惨重。1713年议和。路易十四得偿所愿，他的孙子成为西班牙的腓力五世，把波旁世族捧上西班牙王位。但法国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打完这场仗，法国筋疲力尽，国库空虚。再加上1693年和1710年两次大饥荒，死掉二百多万人。路易十四就在这个扫兴的时刻去世（1715）。
他在位七十二年，是欧洲君主中统治最长的一个。晚年，他回复宗教虔诚，宫廷由灿烂转归平淡。他在位时，法国无人能敌，但由于他好大喜功，将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辛苦经营的波旁王朝几乎挖空。法国外强中干，开始走下坡路。
路易十四长命的一个后果就是太子和长孙早他去世。1715年登位的路易十五只有5岁。在摄政期内，法国王室生活奢靡，道德散漫，但战事不已。1718年，法国加入“四国同盟”（Quadruple Alliance）,进犯西班牙。路易十五成人后，慵懒无能，政事被情妇们左右，而且征战仍是不绝，又卷入欧洲争位之战。首先是1733—1738年的波兰继承之战，法国与西班牙对抗俄国和奥地利，法国略有所得。继是1740年的奥地利继承之战，法国与普鲁士对抗奥地利，战事延展到北美、印度，1748年虽有和约，其实只是休战。到了1756年，更开展七年战争（Seven Years’War,1756—1763），这实是奥地利继位之战的延续。这场是真正的“世界大战”，全欧卷人。起因是普鲁士崛起，吞并了大幅奥地利土地，这刺激了法国与奥地利结盟（在这事上路易十五很受情妇蓬巴杜侯爵夫人[Marquisede Pompadour]的影响），又加上了俄国。普鲁士则与英国结盟。陆战上普鲁士告捷，海战上英国舰队重创法国舰队于西非海域。法国海陆两路惨败。1763年和谈，法国尽失海外美洲属地。英国开始觊觎欧洲霸权，兼建立环球帝国。普鲁士威名大震，开始考虑统一德国。路易十五1774年去世时，法国已是民穷财尽，王权衰微，绝对君权陷入危机。
在法国从荣到辱之时，思想家和哲学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讨论君与国的关系、分权而治、社会改革。其中，以卢梭对日后的“革命”影响最深。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I778）比伏尔泰稍晚，但同年去世。两人同是法国人，但思想和影响大不相同。卢梭认为人类有其自然和珍贵的内在情操（sentiments）,但外在的“文化”（科学和艺术）扭曲了人类原本的天性。人类要回复自然，回到一个未有堕落的、纯洁的、天真的本性。这是他37岁时参加征文比赛的成名之作《论文学与科学》的主题（Discourse on the Arts and Sciences,1750）。他的名著《爱弥尔：或，有关教育》（Emile:or,on Education,1762）聚焦于自由和大自然，其中写道：“所有从创造者手里来的东西都是好的，但一到了人手，所有东西都变坏。”卢梭非但批评文化，也批评社会和政治。他认为进步，特别是科技进步，壮大了政府，压抑了自由。他认为农业发展带来了私产的理念，经济分工制造出了不平等。他提倡一个没有阶级的“自然状态”社会，使人可以重新获得他天赋的自由与平等权利，并借此恢复他的真正面目。这个自然状态大异于霍布斯和洛克的悲观自然状态。他的《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1762）是西方历史中最具影响的政治经典之一。伏尔泰批评现存的政制、孟德斯鸠研究现存的政制，卢梭则关注理想的政制（“我们需要知道‘应该是怎样’才可以判断‘实在是怎样’”）。他认为统治权不是天赋给君王，也不是君王与子民的合同，而是人民用以建立国家的社会契约。通过社会契约立国之后再来选定国君，也就是人民让一个他们可信赖的人去治国。在第一个契约时，也就是国家诞生时，人民放弃他们原有的自由去换取政治的统一。
国家权力的最终源头是“共同意志”（the general will）——在思维上，这很接近笛卡尔提出的人所共有的天赋理念，在心态上，也与笛卡尔的乐观、浪漫相似，在情操上，很具笛卡尔的慷慨。在共同意志下，社会每个成员会丧失一些“天然自由”，但获得共同意志下的“公民自由”（civil freedom）,也就是在法律保证下的安全和平等。共同意志来自全体，服从共同意志就是服从由全体定下的法律，保证了我们不需要服从任何其他人的意志。公民是权力的真正持有者，法律是共同意志的具体表现，共同意志的目标是建立和保障自由与平等。正如卢梭所说，在真正的公民社会里，“人会被迫自由”（也就是“被迫”服从“共同意志”借此获取“公民自由”）。
其实，卢梭是个平等主义者多于自由主义者。他的“社会契约”是建立在他的平等理念之上。早在1754年，他写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邀、（Discourse on the Originand Basis of Inequality Among Men，也称“第二论文”，是他继《论文学与科学》之后参赛、但未有获奖的文章），针对性地批评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由理念。他把人类的不平等分为天然与体能的不平等和伦理与政治的不平等，认为后者制造并维持着人类社会的权力和财富不均。他认为霍布斯对人性的看法太犬儒、太悲观。在自然状态之下，卢梭的“自由人”没有“畏死”的观念，他根本就像动物，只追求食物、性伴和睡眠，并不像霍布斯的“自由人”时刻怀着恐惧和焦躁。与霍布斯相比较，卢梭的“自由人”有几个特性：有选择能力（可以选择发展的途径）、有同情心（可以与人共存）、有上进心（可以改良生存的环境）。
卢梭的结论是人与人的接触增加慢慢地扭曲了“自由人”的理性和他天然与天真的“自爱”（love of self）,逐渐依赖别人的观感和恩惠，并开始堕落，产生骄傲和嫉妒。人类脱离自然状态后带出四个后遗症：竞争、比较、憎恨、权欲。这就是卢梭给文明社会的写照。“野蛮人”（savage）是个自给自足的独行者，但当他有了财产的概念时，即是万恶之始。财产制造了主人与奴隶之别。
最原始的“社会”是有财有势者诱骗其他人去把不平等制度化。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提出重新思考社会制度，去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这思想早存于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他写道：“那个人率先以篱笆把地圈起来，说‘这是我的’，而其他人也天真地相信了，这个第一人就是文明社会的创始人。你将把人类从不知多少的罪行、战争、谋杀中，不知多少的惨事、不幸中解救出来——如果你把圈地的地标拔起，把圈地的垄沟填满，并大声地跟你的同胞说：‘提防啊！不要轻信这些骗子啊！如果你们一旦忘记了地球上的所有万物是属于所有人的，而地球本身是不属于任何人的，你们就完蛋了。’”
史学家公认，卢梭属浪漫主义和感性主义，但在他身上可看见笛卡尔多于洛克。卢梭的社会契约并没有洛克的实用和功利。洛克认为不能回复自然，卢梭却向往自然，洛克没有共同意志的浪漫理想，只有少数服从多数的机械民主（而且他根本就不信任这样的民主）。相比较而言，卢梭对感性的浪漫跟笛卡尔对理性的浪漫很有共通。但是，笛卡尔对纯、确、稳的真理的追求和卢梭对共同意志的追求也可用来解释日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
我们要注意，英国的经验主义肯定是随着英国称霸全球而成为全球文化的。但法国的理性主义并没有因其成为西方霸主而垄断西方文化，相反，它自始至终都未成为文化主流，只有在17世纪的学府里被重视。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没有迎合或适应统治者而成为统治工具。相反的，在法国，它的理性浪漫挑战了绝对君权，它的悲天悯人控诉着恐怖统治。可以说，它的理想是个乐观的智者，它的际遇是个悲剧的英雄。几百年来功利现实当头，理性主义者被视为不识时务的懵人和不切实际的腐儒，就像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不识时务的人做没有成果的事。
法国大革命前《百科全书》主编之一达朗贝尔（d’Alembert,1717—1783）对笛卡尔如此评价：“他是‘革命’的带头人，率先挑战独断独行和任意胡为的政权。虽然他未能亲眼看到，但他的确为建设一个正义和快乐政权的伟大革命奠下基础。”笛卡尔泉下有知，对这个评价会感到惊讶，甚至抗拒。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场革命。
法国大革命是人类追求自由与平等的一个精彩剖白。当时的法国是相当自由和容忍的，虽是绝对君权，但也算是“爱民”的。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里竟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残酷革命？革命的理论虽是博爱，但革命的行为却是暴力。愤怒是革命的动力，而社会不公平是愤怒的因由。愤怒使人丧失了理性。法国人感性浓厚，但有两个层次，深的一层就是对不平等的仇恨,无论如何都要扫光他们认为的不平等的根源——传统，然后重新建设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较浅的一层是他们希望在平等的基础上追求自由。法国人相信人与人之间可以有平等的自由（equal in freedom）。革命第一代的愤怒与仇恨使整个革命事业走上任性、残暴、极权，使人对自由失去信心。当这一代消失或被消减之后，失落彷徨的法国人极需有力的领导者。正因如此，路易时代绝对王权的权力集中制度就被那些想延续革命理想但终又是毁减了革命理想的功利之士发现和利用，迅速地恢复过来。革命前，权力制度有传统来约束。现在，传统约束没了，新的权力制度就变得比绝对君权更绝对，更集中。大革命之后的几十年，法国不断革命，但都是一代替换一代的政权改变，中央集权的政制并没有变，只是换汤不换药地一次又一次地把自由之名套在一个只懂为极权服务的政制上。法国人对自由的追求好像总是不成熟，每次都是从对自由的渴求变成对自由的失望与恐惧，周而复始。
宗教改革以来，法国的民族性是情绪超于理智，而他们又有很强的不服从性。这组合使他们既会是任性胡为，也会有强烈的英雄崇拜。不平等使他们愤怒，愤怒使他们革命，革命让他们自由，但自由使他们任性，任性又制造了新的不平等。法国人大革命之后的很长时间就是困在这个恶性循环之中。
在“反”潮之中对宗教（天主教会）的暴力尤其突出。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是启蒙运动的主题，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启蒙运动最大的影响是制造犬儒，首先是对信仰的质疑。对宗教冷漠但追求时尚的当权者纵容刁钻的知识分子挖传统的墙角，揭教士的愚昧，以标榜自己的开明。结果是人民对一切传统、一切制度都失去尊重。对信仰的犬儒很快变成对任何权威的犬儒。政治当权者们对宗教的犬儒摧毁了教会，但也孤立了自己。教权首当其冲倒下去，但政权也跟着站不稳。
18世纪的西方，统治层和开明分子中早已经是宗教信念薄弱，但中产阶级与老百姓仍是虔诚的。法国是个例外。在法国，敌视天主教会成为强烈的情绪。宗教改革时代，新教教徒对天主教的敌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18世纪的法国，天主教仍是国教，新教根本没有实力。那时，欧洲各国都有知识分子批评宗教，法国天主教会比其他各国的天主教会更容忍批评，但唯独在法国这些批评和攻击却大大激动了老百姓的反教会情绪。何故？
绝对君权是也。绝对君权带来政治不满，但又破坏了维持权力平衡的参政构架，知识分子唯有以文字宣泄。有几个理由使教会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教会的权威来自传统，而当时的知识分子讨厌传统；教会坚持敬神，知识分子坚持理性，教会组织等级分明，知识分子想废除等级。因此，知识分子认为要推翻政权就先要推翻教权，因为政权是以教权作为它的合法性基础的。知识分子最讨厌教会“自动献身”地去做政权的帮凶，甚至扭曲教义和原则去迎合和奉承政权。这种伪善他们不能忍受。
法国知识分子从来未有在自由社会里真正地生活过（他们也许到过英国，但未有真正投入），于是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完全出自想象。他们不知道在英国虽有很多反对宗教的知识分子，但同时也有同样多的支持宗教的知识分子。两者之间对宗教的抨击与辩护互相抵消，因此英国的老百姓并未有反教权的运动。在法国，反教权则成为一种反抗一切特权的象征，一种追求理性自由的浪漫，终于走上极端。
法国知识分子反宗教的言论和对信仰的犬儒使法国人民对教会失去信心。但为什么如此极端？托克维尔（Alexis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在《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1856）中的解释是，法国知识分子攻击宗教，使法国人离弃他们原有的信仰，但空虚的心灵还是要填补的。在短暂的时刻里法国人相信了自己，相信人的完美、人的能力、人的道德，相信他们有天赋使命去改变社会、更新人类。这个新的“信仰”使他们勇敢、精忠，但这些宏大的理想也使他们忽略了人类生存所赖的琐碎的、微细的美德。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成因有很精彩的剖析。整个18世纪，特权阶级的专横和放肆有目共睹，从反特权中产生对平等的追求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法国的知识分子对改革有千万不同的意见，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要按理性和自然之法去建立一套简单和基本的政治原则，以取代当时复杂的传统政治体制。知识分子们对传统弊病的极度反感产生了他们对理性的过度依赖。更关键的是，这些从来只生活在没有政治自由的社会里的政治哲学家们认识不到“自由”的口号对从未真正体验过自由生活的群众会产生什么心理影响。启蒙哲学家们高估了理性的能力，低估了现实的复杂。因此，他们的理论越来越激烈和富有创意，对前人的智慧越来越轻蔑和漠视。
但是，有闲阶级高谈阔论的抽象理论却在不断剌激群众的想象和憧憬。群众从未有过自由的政治生活，因此无法像英国人那样渐进地吸收自由的精神、体验自由的实践。他们不懂如何去衡量理论的好坏。知识分子的慷慨陈词使他们觉得这世界是黑白分明的：不彻底破坏传统体制就不可能得到任何自由。在彻底打破传统这一点上，精英的言论和群众的情绪是一致的。在怎样实践可行的改革上，精英和群众的脑袋都是空白的。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以为理性是唯一的和足够的工具去打破传统和建立新政，谁也没想到这过程将会充满暴力和恐怖。
另一方面，贵族们非但对政事不关心，对政德更儿戏。他们把哲学家对传统（其实也就是贵族的权力基础）的批判视为一种文人雅士的清谈游戏，甚至还亲自加入，一面享受特权的实惠，一面自嘲特权的荒谬。更怪异者，贵族们视王权的扩张侵犯了他们传统的特权，竟然与哲学家同一阵线地批判王权，在自鸣得意中自掘坟墓。
法国革命酝酿已久。路易十四的好大喜功已伤了法国元气，路易十五更是无能，国事一片懒散呆滞。路易十六（在位期1774—1792）带来点新气象。那时，中央政府是强势，但已不像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代的强权。那时的法国上流社会是全欧最自由和开明的。他们摆脱了传统宗教对财富的歧视，于是人人拼命赚钱。国内工农业一片生机，人口、财富、贸易同步增加（比那时的英国还要快）。可是，法国越富，法国人的情绪越不稳定，对现存制度的不满越是加深。法国政府也在进行改革，特别是税制上增加透明、公开和公平。可是，改革越深的地区，日后在大革命中暴力越多、不稳的时间越长，好像越改革越使人不能忍受现状——因为改革带来憧憬，憧憬使人对已取得的成就感到不满足，对争取更多改革会引致的危险感到不惧。每一个被革命推倒的政权都是在改善中的政权，一个腐败政权的最危险一刻好像就是它开始改革之时。
路易十六是一国之君，大权独揽，但对“民意”很重视。当然，当时没有民意调査，有的是舆论，也就是知识分子的观察和发言。路易十六对这些民意害怕至极，天天咨询，事事讨好。为了争取民心（讨好舆论），中央与地方政府甚至互相攻击。例如，1772年有关粮食贸易议案，图卢兹（Toulouse,在法国南部）的地方议会就指责“中央误用政策、饿死穷人”，中央则指责“地方议会的野心和富人的贪婪为人民带来痛苦。”无知和野心驱使为政者夸张民苦以争取民望，但到头来削弱了政权的合法性。自暴其丑的政权，怎得人民的信任？
在法国绝对君权之中，路易十六算是一个比较“爱民”的国王。但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下，他往往也是有心无力。更关键的是，在绝对君权下，“政府的行为”早就给人民作出“革命的榜样”。第一个榜样是“破坏”。路易十五于1771年废除巴黎议会。那时的国会权力不大，但是历史悠久（起于1302）。国王的任意废除使人感觉所有的传统都是没有价值和权威的。路易十六更是整天谈改革，但他的实质改革却不持久，因此，给人的印象是任何制度都可随意兴废。第二个榜样是“强横”。政府的改革往往突然而来，毫不尊重既得利益，尤其是土地与产权。当然，这些改革也往往是为民而不是为己，但给人的印象是高贵的使命感可使暴力合法化。第三个榜样是“武断”。法国的刑事法律是极严峻的，尤其是对付示威与动乱，但刑罚则往往从轻。这种法外施恩给人武断的印象。大革命来临，没有政治经验的群众在没有政治经验的改革家领导下，在崇高而抽象的理论指引下，破坏、专横、武断。
大革命发生的过程是这样的。1787年，路易十六召开“显贵会议”（Assembly of Notables,包括贵族、教士和资产阶级），讨论开征新的包括贵族与教会在内的财产税。这些“高级人士”当然反对，并要求国王召开包括各阶层的“三级会议”（Estate-General）。1788年，路易十六同意翌年5月召开。但“三级会议”分裂。改革人士组“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取消阶层之别，全体以“国民”（the People）资格参与，并宣誓奋斗到底，直到成立宪法。巴黎进入无政府状态，“国卫军”（National Guard）加入改革派。1789年7月14日，改革派进攻巴士底狱，国卫军易帜，革命三色旗升起。
贵族们想引外兵镇压，政局混乱。7—8月，法国政治进入暴力时期。8月，国民议会公布以《美国独立宣言》（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为蓝本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强调泛人类、泛时空的“天赋权利”，废除封建制度（包括贵族与教会特权，尤其是征税权），没收教会财产（并同时以此去解决国家财政危机），撕毁一切王室的象征，取消国王对外宣战权，取消一切商会、工会和禁止罢工。10月，凡尔赛宫被袭，王室搬回巴黎。1790年，国民议会迫使路易十六接受宪法。1791年，他想逃离法国，被擒并软禁。国民议会分左右两派,议会大部分人仍是倾向于君主立宪，定国王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但仍有否决权和选拔权。可是路易十六与议会之间总不能达成妥协。革命活动不断冲击社会与民生。
此时，神圣罗马帝国的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Ⅱ）和普鲁士的威廉二世（Willkm Ⅱ）要挺路易十六，威胁以武力解散议会。法国人同仇敌忾抗外侮，互相在边境上备战。路易十六为争取民望，支持法国对奥地利（神圣罗马帝国）开战。历时十多年的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ary War）遂启。1792年7月，普鲁士与奥地利誓师。路易十六被疑叛国，议会决议废除君主制（当时只有三分之一议员开会，很大部分是“激进革命派”），建立共和。1793年1月，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绝对君权从此结束。
但随后革命党人内斗，先是恐怖统治，继是白色恐怖。这时，拿破仑出现。他以法国光荣为名，个人光荣为实，东征西讨。法国回光返照一般，耀目的光芒一瞬即逝。英国的时刻来到了。
◎法国虽击败西班牙，但法后安娜乃是西班牙腓力三世的女儿，有亲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倾向。 这是封建转到君权过程中常有的复杂政治。
◎投石党人向马萨林的支持者的住所窗户以弹弓投石，故得此名。到现代，这名词代表一切对权威的反抗。
◎黎塞留发明了一套行政长官（intendants）制度，由国王直接委任非贵族的司法与行政官去取代世袭职位，特别是税收的官吏。这大大削弱了封建势力。再加上三十年战争带来的重税，贵族们当然抗拒。
◎但波旁世族坐上西班牙宝座是有条件的。西班牙国王必须放弃将来承继法国王位，也就是法国和西班牙不能持续地由同一波旁世族的国王统治。而且，西班牙在欧洲的其他辖地，如荷兰（未独立的部分）尽归奥地利（也就是哈布斯堡世族），海外属地则归荷兰共和国。同时，法国也得放弃自己的部分海外属地。
◎七年战争大部分是英国捣鬼（见下章有关英国崛起）。但法国后来也报了一败之仇。七年战争结束没几年，就发生了美国独立战争。法助美抗英，与西、荷联军在海陆两路打败英国。《巴黎和约》定于1783年，也就是七年战争法国尽失北美属地之后的第二十年。这一次英国尽失美洲殖民地。当然，法国协助美国独立也同时把独立与人权理念从美国带回来，引发法国大革命。这些，都是历史的异数。
◎卢梭生于日内瓦，原属新教，后转奉天主教，但最终又回到新教。他终生有被迫害的恐惧感，工作从来做不长久。休谟曾助他在英国安居，但他仍潜回法国。他是广义的启蒙运动（如摩德形容的“人类从加诸自己身上的童气（adolescence）跑出来”的那种广义“启蒙”）哲学家。他反对狭义的启蒙——一种对人类理性万能近乎盲目的信仰。他反抗理性至尊，提倡回复自然，唤醒内在感受，是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和友爱”思想的哲学之父。
◎爱弥尔的教育是大自然，而不是书本（少量的天文、地理、化学就足够了）。“在自然的秩序里，所有人都是平等，所有人的天职是做人（to be human）。”他要用手，如造木，这些已足够去训练理性。心灵的训练先是慈悲，然后是感恩，再然后是爱人。德行（也就是自制）也需要教育。 宗教教育则要等到长大后才需要。而且卢梭的所谓宗教是“自然宗教”：“我在到处都见到神的工作，我感觉到祂在我身内，在我身外的所有东西我都看见，但当我想去思考池、去找寻袖在哪儿、祂是什么、祂有那些本质，祂就离我而去。”
◎其实，法国老百姓所受的封建压迫比欧洲各国低，但压迫感却比人高。那时，法国农民更开始成为“地主”。革命前夕，法国一般耕地是农民私有。尽管如此，但拥有土地的法国农民仍要向没有实权的贵族纳税、服役。倘若土地不是农民私有，他们也许不会感到如此“不公平”。但是，他们千辛万苦地积蓄了少许金钱买下土地，在交田租、纳地税之余又要为这班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纸老虎服役交费，又看见这些寄生虫过着奢华无聊的生活，怎能不愤愤不平？
◎其实，这也是有点物极必反的意味。宗教改革以来，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诸国的统治者们都维持天主教为国教，力抗新教的扩张。正因如此，教会与政权更被视为一体。天主教教会虽然内部改革、清理腐败、重整教规，但对正统意识也更坚持，对攻击教义者更不容忍。 另一方面，欧陆天主教国家的政权（特别是法国）走上绝对君权之路，一方面侵蚀教会的传统地位和权威，但同时也则以护教自居，以争取民望。于是政府的劣行在人民的眼中变成教会的堕落无能，既未尽为民请命之责，更有为虎作之嫌。教会被视为伪善、神棍与帮凶。
◎在绝对君权下，教会的俗世权力其实不多，但教会有一个小小的权力，是知识分子认为最卑鄙的一—禁书。对他们来说，推翻教会非但是为国为民，更是为自己。另外，在法国的权力构架中教权也是最弱的一环，最无还手之力。教权在上古原是王权之上，但到了绝对君权时代沦为王权的仆人。更致命的是，教权并不是建立于武力和强制，是建立于信仰。君王们对教会确实尊重有加，但对教权的保护却很不卖力（因为保护教权就是削弱王权）。缺乏强制权力的教会去禁书只会令知识分子激愤，但不足以使他们害怕。教会的立场使他们不满，但教会的无能只会使他们更无顾忌。
◎他们也反天主教会，但这是由政府发起，由国教支持，是一种巩固政权的活动，绝非颠覆政权的潮涌。
◎路易十六特别关注穷人，力主减税、扶贫、救济。例如，1776年他想废除国家无偿强征劳动，说： “除了少数的道路外，几乎全国的路都是由最穷的子民无偿建造的。最穷的和最没有收益的人承担了全部的重压。真正得益的是地主，他们差不多全是特权阶级，道路使他们的土地增值。强迫穷人去用他们的时间和劳力无偿地维修这些路就是剥夺他们可以用来对抗贫穷和饥饿的唯一工具去替有钱人谋取更多的利润。”同年，路易十六也要废除商会对工人的剥削，说：“工作的权利是所有产权中最神圣的；任何违反这条自然之法的律例必须作废，现在的商会是怪诞和专横的，是自大、贪婪和暴力的产品。”这都是义正辞严，并且带有对人民的歉意。但是，也暴露了主权底下的复杂利益关系（为什么地主和商会有这些特权？），更危险的是暴露了王权的无能。 不到几个月，劳役制度和商会苛例就恢复过来了。
◎“三级会议”分三阶层：第一阶层是贵族，第二阶层是教会，第三阶层是平民。第三阶层的代表们要求并获得“双重代表”资格去平衡第一与第二阶层的联合票数。但第一与第二阶层成功改变投票程序，抵消“双重代表”的票数优势。于是，第三阶层脱离“三级会议”，与其他改革人士组“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
◎坐在右面的（右派）是“保王民主派”（Royalist Democrats）有165人，主张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坐在左面的（左派）是比较激进的“国民派”（National Party），有330人，主张共和。左派又分为“自由共和派”（Liberal Republicans，也称“吉伦特派”[Girondists]）和“激进革命派”（Radical Revolutionaries，也称“雅各宾派”Jacobins]）。此外，还有由国卫军和中产阶级组成的中间分子，约250人。
◎当时，对外战事失利，国家破产，物价暴涨，处处暴乱，更有反革命活动出现。激进派趁机夺权，1793年9月开始长达一年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1758-1794）的公众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处决了至少18，000名反革命分子。到1794年，他甚至处决激进派分子，人心惶惶。7月，罗伯斯庇尔被捕，处死。 新政府由逃过恐怖统治幸存的较温和的“自由共和派”组成。掌权后，他们又开始处决激进派，称“白色恐饰”（White Terr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