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成形：达尔文的“自由竞争”是天演原则
英国在乔治王朝击败法国，发动工业革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建成日不落环球帝国。自由经济是帝国的扩张手段，功利主义是帝国的道德外衣。达尔文的进化论把自由竞争提升为人类进步的不二法门。但是，物竞不能主动，天择没有目的。那么，进步代表什么？
宗教改革后的两百年，西班牙与法国先后坐上西方霸主宝座。这期间，惨痛的内战使英国人渴望人身与财产的安全，坚持原则的政争、教争使英国人走上妥协式的政治，不断的外侮加强了岛国民族的凝聚，海外帝国开始成形带来了市场与资源；君主立宪逐渐成熟避开了绝对君权。这些都为英国的资本主义提供了发展条件。跟着的乔治王朝（1714—1837）就是英国崛起的时刻。先有农业革命，跟着是工业革命；先打败了法国，但又丧失了美洲，终是拓展亚、太、非，击败拿破仑，成为第一个真正的环球霸主。同时，也把英式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扩散至全球。
农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上半期，到18世纪中，打败法国后差不多马上就失掉美国。随后是亚、太、非的殖民扩张和工业革命的揭幕。工业革命改变了整个经济和社会，以燃煤动力为基础的工业引发出大型工厂的生产模式和往城市集中的工业群体。
农业革命的圈地运动使许多农民流离失所。对农民来说，圈地虽或有所补偿，但不足糊口，要靠救济。由于圈地是“依法行事”，所以农民们投诉无门，很多人因此对法律失去信心。工业革命带来的混乱和不均再加上法国大革命的浪潮，引发不少动荡和暴乱。虽然如此，与欧陆的大乱相比，社会还算稳定，美洲殖民地的丧失和法国大革命都未带来更大的动荡，有人解释是因为南亚殖民带来的财富维持了社会平稳，也有人解释是宗教的舒缓。再者，17世纪的内战惨况仍记忆犹新，也有点阻吓作用。
乔治时代的特征原本是虔敬和保守，但到了摄政期,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事使人开始失措——有人希望法国式革命会解放英国，有人害怕法国式革命会破坏英国。1805年，纳尔逊在特拉法加角击败拿破仑的法西联合舰队后，拿破仑对英国的直接威胁基本解除。再加上英国工业革命推动了英国贸易（包括走私）突破拿破仑的大陆封锁，英国财富日升。除了在西班牙、葡萄牙拖住拿破仑后腿的“半岛之战”外，英国放心地去发财。国内一片奢华，王室贵族们兴建宫室、殿堂，搞大型庆典，争妍斗丽。加上印刷业的发达，上流社会一举一动被传媒大大渲染。大家拼命挥霍，社会两极分化。伦敦人口激增，偷、赌、嫖、饮俱全。市内的贫民区肮脏不堪，喧器而又充满生气。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Victoria Era,在位期1837—1901）是大英帝国的巅峰期。英国人口激升，从1851年的1700万到1901年3050万。帝国扩张，往外移民加速。估计在整个维多利亚时期，英、苏、爱三处往外移民（主要是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高达1500万。此外，英国在亚洲、非洲拥有庞大的殖民地和势力圈。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影响全球。这段时期相对太平，是大英帝国的黄金期。虽然差不多每年都有战事，但大多是小规模的殖民地战事。较大型的只有对俄的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1853——1856）和南非的布尔战争（Boer War,1899——1902）。英国的经济、殖民和工业力量在不断扩张。在国内，政治自由化推进，社会福利化萌芽。
20世纪的世界主要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延续和反应。最重要的是工业革命引发的自由贸易改变了人类的价值观。亚当·斯密的“追求私利可达公益”和“市场竞争会带来最高效率的经济分工”原本只是经济理论，但英国的富强使人感觉这些是人类行为和社会运作的金科玉律。于是，逐利被演绎为自由的实现，竞争被演绎为进步的机制。自由贸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市场竞争怎样变成物竞天择的大道理？
先谈自由贸易。英国向全世界输出产品，又从全世界输人原材料和奢侈品，这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步。当时，直接拥有领土的重要性已开始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强大海军和自由贸易。当然，单有自由贸易就足使英国获得市场和资源而不用维持庞大的帝国疆土，但自由贸易却需要强大的海军去打开不愿跟英国进行贸易的国家之门（例如中国不愿意鸦片自由贸易，英国就得打开中国之门，这实际也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时在国会辩论中引用的理据），保护全球贸易的航道。
当年，美国的独立使英国失掉海外殖民人口最多的土地，同时也使英国懂得占领殖民地的成本实在不轻。相对来说，如果是自由贸易，而贸易对象国的政治和经济相对稳定又比较乐意买英国货,那么英国就无须维持一个正式的帝国，只需发挥“影响力”就足够了。加上美国独立后仍与英国贸易不断，英国更认为应给予殖民地多些“自主”（self-government）,既可减轻驻军和管理成本，也无损贸易利益。
有人认为，英国力促自由贸易并不是亚当·斯密之流的经济理论驱使，而是英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使然。无可否认，自由经济的理论与当时的现实是一致的。从击败拿破仑（1815年维也纳会议）到普法战争结束（1870年，普胜，法败）的半个世纪中，英国收获了率先工业革命的果实，成为世界唯一的现代化工业国家。这时，英国是“世界工厂”（workshop of the world,跟今天中国有点相像，但人家是发明“工厂”，我们是被人家“利用”做工厂）。与其他国家相比，它的工业制品的质和量都好，价钱也便宜，因此很受欢迎。法、德（前普）和美国的国内市场上，英国货占了一半。只要能够自由贸易，英国必能占领市场。因此，开发成本低的“非正式”殖民地是英国当时大企业家和大资本家的共识，是英国国策。
英国（包括其他工业国家）所鼓吹的自由贸易，是要落后国家自由买入附加值高的制成品（工业国家的所供），自由卖出还未有附加值的原材料（工业国家的所求），其实就是对落后国家的掠夺。但这掠夺还有一个更深的层面：国际自由贸易往往不利于工业国家内部的农业和某些工业，英国当时的贸易政策其实也掠夺了本国的工、农，惠益了商、企。其中，以1815—1846年间一连串的关税政策去左右进口粮价（通称《粮食法案》，Corn Laws）最具争议[附录6:英式自由贸易，粮食法案为例]。
1860年，英国是全球最大贸易国家，俨然全球霸主，称“大英太平”（Pax Britanica）,媲美“罗马太平”（Pax Romana,见第一篇第二章）。帝国霸业自然需要披上道德的外衣。大英帝国的道德外衣是由两种衣料裁剪而成的：帝国带来经济繁荣，而只有帝国子民才可以享受此繁荣。前者需要显示经济繁荣是道德的，后者需要显示做帝国子民是幸福的。担此重任的是“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
《国富论》是在美国独立的1776年出版。那时，现代资本主义尚在萌芽。十多年后，功利主义开山祖师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的《道德与立法原理》(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则在法国大革命的1789年出版。此时，现代资本主义轮廓渐露。边沁的功利主义将斯密的物欲伦理观倾向推上政治理想的台阶。边沁为功利主义下此定义：“大自然把人类放在两个绝对的主人之下：痛楚（pain）与享乐（pleasure）”。只有这两个主人才可以指引我们应该（ought）做什么，会（shall）做些什么。也就是说，对与错的衡量、因与果的关联都以它们为依据。它们支配我们所有的行为、言语、思想。我们作出所有的努力去摆脱它们只不过是说明和证实了它们。一言蔽之，人类可以假装抗拒它们的统治，但事实上永远是它们的子民。功利（主义）就是明白这个‘臣服’，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理智与法律去建立一个可以增加我们快乐的系统。”半个世纪之后，英国从欧洲强国变成环球帝国，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自然被演绎为“帝国子民的最大快乐”。因此，提升大英帝国子民（无论是在英国本土或帝国属土）的最大快乐是大英帝国的使命和事实。
斯密的“追求私利可达公益”与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差不多同一时代出现，也就是工业革命与现代资本主义在英国刚开始萌芽的时候。几十年之后，到了19世纪中叶，大英帝国走到巅峰，似乎证明了自由市场确实为人类（至少是帝国子民）带来最大的物欲满足。此时也是穆勒(Jobn Stuart Mill,1806-1873)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1863)和《论自由》(On Libery，1859)出版之日。英式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被视为大英帝国霸业的道德依据和人类进步的引路明灯。
大英帝国的成就“证明”了自由贸易就是“神”。这位神给予人类（有幸作为帝国子民之人）美好与进步的世界。自由（追求享乐）会激励竞争（优胜劣汰），竞争会带来进步（更多人更大的享乐）。
同时，在自由贸易下经济的内涵也开始改变。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工业家取代商人。这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期的事情。到了19世纪下半期，金融家支配工业家，金融资本主义取代工业资本主义。工业的资产落入不直接生产的金融家手里。这现象也是英国带头，美国紧随。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1780—1820年间以煤为能源、蒸汽机为动力的生产方式革命。19世纪下半期开始以石油为能源、以内燃机为动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跟着是电力与化工。在这些新能源与新科技的领域中，英国的第一优势没有了，德国、美国开始超越它。在竞争的压力下，英国把创新的筹码押在资本的组织上。为了消灭竞争对手和夺取市场，英国推出企业合并和联营。这一创新大大地增加了产量和降低了成本（美国稍后会青出于蓝），但产量也逐渐超过了国内和海外贸易势力范围区内的需求。19世纪中叶，经济开始不稳定。长时期的低价薄利开始把资本家的视线转移至海外投资。金融业渐成经济主导。
到了1870年代，金融业（也包括了银行、保险、航运等所谓“第三产业”）对经济和政治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支配力。英国政府越来越关注和保护英国的海外投资，特别是购买外国政府的国债、借给外国政府发展资金（发展铁路是当时最大的资金方向）。英国政府历来都支持资本家往海外投资，尤其是在60年代。但投资额的扩大和投资地区的不安定（例如埃及与苏伊士运河）越来越需要政府用实力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英国保守党党魁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于1872年发表著名的“水晶宫演讲”（Crystal Palace Speech,水晶宫是为首届世界博览会而建，向全球展示大英帝国的强盛），正式宣布以武力保护帝国利益，主要是在海外投资者的利益，也就是有意识的“帝国主义”国策了。
原先，英国的自由贸易口号是让工业进入市场，优胜劣败。当然，在工业革命开始时，它的效率确实最高（包括英国本土工业和英国投资在国外的工业），自然能赢。它推行的国际自由贸易，是叫别国拿还未发展起来的工业去跟英国已经成熟的工业竞争。况且，别国的工业模式也还都是仿效英国的！那么，英国鼓吹甚至是强迫别人接受的自由贸易，其实只是它“卖给人家”的自由，也就是要人家开放市场给它。它当然也答应开放自己的市场给人家。但人家卖给它什么东西呢？在占尽优势下，自由贸易只不过是要“人家让你打”的托词而已（从前如此，现在亦如此）。但到了1870年代，自由贸易中英国遇到了新兴工业国家强对手。英国来自煤与铁的第一优势也开始被电力、石油、钢材、化工等新兴工业模式超越。工业的第一优势没了，但代之以财经的第一优势。所以，自由贸易的口号不变，但经济内涵则从产品变成资金。英国到了此时已有点身不由己，因为别的国家也亦步亦趋。如果真的是人人自由（包括自由投资），英国可能很快就被比下去。为了保护龙头地位，英国一定要保住帝国。除非英国能确保帝国殖民地的市场和资源不被其他国家夺去，否则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甚至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更迅速地下降。因此，迪斯雷利的态度实际是反映了大部分英国人的心理。有人认为，这时英国采取“殖民帝国主义”是因为它的经济开始走向劣势，只是当时一片升平，使人看不透而已。事实证明，“水晶宫演讲”言犹在耳，欧、美经济于翌年就发生危机，进入所谓“长期萧条”（Long Depression），持续二十三年（1873—I896，一般以1873年维也纳股市崩溃以及同年美国银行挤兑为起点。期内，经济极端反复）。这场不景气纯是因为生产过剩，价格下降。可见，英国保住海外帝国是划算的主意。迪斯雷利于1874年当上首相（任期1874—1880），英国就毫不讳言地以帝国主义为国策。
以上就是19世纪英式自由贸易的真相——在占尽优势之下强调自由贸易。自由当然意味着竞争。但竞争与进步又是怎样扯上关系的呢？正当资本主义从自由贸易走上自由投资之际，达尔文的进化论出台（1859）。他的“物竞天择”肯定了自由竞争的道德性，但他的“适者生存”却彻底颠覆了社会进步的意义。
中古的西方人都相信《创世记》的故事：神创造人与万物。这本来是神学的范畴，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没有切身的关系。到了宗教改革，改革派强调回复《圣经》的原义，同时又把《圣经》平民化和通俗化，于是，《圣经》的一言一语全无妥协地成为解释和规范人类行为和社会运作的金科玉律。反讽的是，宗教改革的部分原因就是天主教会多世纪以来累积的对《圣经》的演泽——这些传统演绎僵化，腐化了教义，因此要从头重新再来。改革派否定和抛弃了天主教会对《圣经》的传统演绎，重新回到《圣经》的原文和字面意义。但也产生另一种的僵化，迫使宗教与科学走上不得不战的局面，这也是宗教改革者意想不到的结果。
人文理念和理性思维本来是宗教改革的动力，非但带动了改革，也催生了科学。因此，改革与科学应是难兄难弟。但改革派的复古倾向使它走上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这与现代科学却是水火不容的。难兄难弟终变成阋墙兄弟。导火线是对人类起源的争议，点火的是出自经验主义、英语文明的达尔文。
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生于19世纪的大英帝国。突飞猛进的科技，滚滚而来的财富，大大提升了英国人的支配欲，特别是以科技去驯服和改良社会的雄心。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刚好给这个帝国提供了一个既道德又实用的经济、社会与政治范式。其中最关键是竞争的意义和运作。
达尔文曾细读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的《人口论》(An Esg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1798)。马尔萨斯指出，如果不加以控制，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供应则以算术级数增长，最终是粮食（资源）不足，带来“为生存而搏斗”（struggle for existence）。马尔萨斯从教会牧师的观点出发，认为这是神定下的规律，“使人发奋向上，动脑思考”。所以，“为生存而搏斗”虽然对人口增长是种约束，但对人类进步却是件好事。根据达尔文自己的记录，他1838年已读了《人口论》，“为生存而搏斗”跟他对自然界的构想很有共鸣。他写道：“合适的演变会保存，不合适的演变会消减，结果是造成了新品种。”这使他觉得掌握了“搏斗”的真谛。另一方面，亚当·斯密的“追求私利可达公益”的经济理论也为达尔文才自然界的“搏斗”提供了一个参照。
在达尔文开始研究进化的时候，化石记录、地质均变、生物绝种、物种演化等理念都已被科学界接受了。那时，英国的自然历史是以神创世界为理论基础，以大灾难理论去解释化石记录（动植物的周期性被消灭，新物种被创造）。当时流行“拉马克学说”（Lamarckism）的“演化论”，把生物的进化机制推广到人类的进化，视之为人类改变现状的一种动力。英国自由党中的激进派特别支持拉马克学说，把它解读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这也是日后达尔文理论政治化的伏线。
“小猎犬号”（Beagle）是艘探测船，1831年达尔文以业余地质学家的身份上船，当时才22岁。他把所见的详细记录，并搜集标本。1836年回到英国后，发表游记，从此跻身著名地质学家、自然学家、作家行列。有人向他指出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各岛所见的不同鸟类其实都是燕雀（finches），只不过是每个岛都有其特有的燕雀而已。这些观察成为他的进化论中“天择”的基础。
1838年，他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想把马尔萨斯的定律应用于动物上。当然，他仍相信他是在寻找神用来创造世界的定律。但在意识形态上，他已接近自由党的“不依赖他人的施舍而去搏斗求生”的社会观。他认为家畜饲养者会根据特征去选择某些家畜来试图改良，跟大自然在千万个出自“偶然”（bychance）的变化中作选择，以使每一个被选者的结构都完整合用，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指出这是他的“理论中最美妙的部分”。
1844年，有人出版了一本书叫《自然创造史的遗迹》（Vestiger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利用化石记录和胚胎学去解释生物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科学家对它的评价不高，但在社会上则引起很大争议。这本畅销书其实已为达尔文的进化论铺了路。1858年，达尔文仍在埋头写书，比他年轻得多的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英国博物学家）写了一篇生物地理文章，指出化石记录的最佳演绎是新物种出现处附近一定已有类似的物种存在。达尔文的好友赖尔（Charles Lyell,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马上看出这篇文章的意义和它与进化论的关系。他催促达尔文要尽快发表。
书在1859年写成，命名《论物种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r)，并在首页加上“在生命的搏斗中，大自然选择和保存其钟爱的物种”（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从1836年“小猎犬号”回程开始构思到1859年出版，这本书花了达尔文23年的心血。书一出版马上卖光。在达尔文有生之年共出了6版。1869年的第5版加上了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把进化论引入了社会学）的“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句，从此多事。
进化论最基础的理念是，最能适应环境的个体有最好的生存和繁殖机会。其实，说大自然“保存”（preserve）合适的物种比大自然“选择”较为正确。一些看来个人的、微小的变异会决定整体的存在，而变异永远是个人而非群体的。于此，“个人”被带上最高台阶：个人的生存乃群体生存（延续）的先决条件，群体生存乃个人生存的保证。这有很大的社会和心理意义。达尔文的“适者”是个隐喻，是指那些“较会适应现时和当地环境者”，而不是指“最佳状态者”或“强者”。适者生存一词虽是斯宾塞所创、达尔文所用，但在斯宾塞形容的人类社会中这理念马上变成了“没有约束的竞争”的基本原则。始于洛克的“个人”和休谟的“自由”，经斯密演绎为“追求个人私利的自由”，到了达尔文更推展为“个人竞争是整个人类生存的保证”。个人主义终于在个人自由的掩护下超越了群体，登上人类智慧的最高峰。资本主义终于拿到了它的道德意义和运作理论。
当时，英国社会上下都已接受了牛顿的自然定律。在生物界的讨论上，1844年的《自然创造史的遗迹》已使很多人接受了生物社会和人类社会都有其进化规律——关键是怎样的规律？“进化论”一出，马上有人提出“人是猴子来的”论点。赫胥黎（Thomas Huxley,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教育改革家）马上抓住这点，并在由他主办的很受中下阶层欢迎的“大众讲座”（Workingmen's Lectures）上大肆宣扬，创出“达尔文主义”（Darwinism）一词。他把进化论看作自由主义的犀利武器，特别是以科学作为攻击神学的手段。他把达尔文与哥白尼相提并论，并自称是“达尔文的斗牛犬”。当然，达尔文讲的进化论是对生物生存和繁殖的一种解释性理论，而不是指导性理论。但它的自由主义倾向马上被指是歌颂放任经济、战争、殖民和种族歧视，衍生出“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词。
达尔文之后，孟德尔（Gregor Mendel,1822—1884,奥地利籍神父）的遗传学重新肯定天择。跟着是遗传统计学的开展，更进一步描绘了进化过程和推演。多布然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1900—1975,俄裔美籍生物学家）更提出“突变”（mutation）作为创造新基因的机制，也即是进化的原材料。如今进化的演绎是：突变是物竞的机制，天择是适者的衡量。
天择解释了一个复杂的世界可以来自简单的原材料和简单的运作规律，挑战了全能全善的神、有目的和有设计的世界、人类在大自然里特有的地位。黑格尔说：“达尔文怎会知道当他指出经济学家们高度赞赏的自由精神和搏斗求存原来就是动物世界的正常现象，他实在是对人类写下了极度讽刺的一章。”万物之灵的人类终于悟出他的兽性；这个兽性原来就是物质“文明”的所赖。无怪我们的物质越进步我们越觉得活得不像人。寿命长了，但生命的意义好像少了；外出多了，但外面看到的好像越来越千篇一律，信息快了，但人与人之间好像越来越陌生。
进化论肯定个人，因为个人生存是人类生存的先决条件；肯定竞争，因为竞争是人类进化的动力。如果进化是好事情，自由竞争就是道德的。但是，进化是什么？达尔文聚焦于“适合环境”的物种，因为只有适者才可生存。19世纪大英帝国的物质文明使西方人雄心勃勃地要支配自然世界、改良人类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被解读为进步，进化的机制被演绎为进步的工具。但是进化的衡量是天择，而天择是既没有目的，也没有方向。那么怎样衡量进步呢？
深层次的问题是，物竞所赖的突变是不能预测，更不能主动；天择是没有意识，更不知其目的。这也就是说，人类对进化不能主动，进化本身也是没有目的。在第二篇第十六章说了，在追求生命意义和生活素质上，柏拉图/奥古斯丁描述了目的地，也给了我们地图和指南针，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没有说清楚目的地，但仍给了我们地图和指南针去找，理性主义既没有描述目的地，也没有地图，只给了我们指南针，但它仍指出一个方向叫我们去走，答应当找到目的地时我们自然会认出来，经验主义就只有一个指南针，连方向都没有。经验主义衍生出自由主义，附上了资本主义。这些西方现代文明的主流思想叫我们以个人至上，追求享乐，拼命搏斗，在这个没有目的、没有意识的世界漂流。如今，进化论当头一棒，指出入类的进化既不能预测，也无法主动。前路茫茫，怎么办？营营役役，干什么？这就是现代文明的信心危机。
中古的信仰与理性一统在宗教改革中分裂了。信仰降格为宗教，理性降格为科学。稍后，经验主义成为主流思维，（功利）成为真的价值，致用成为求真的目的。跟着，科学因致用而抬头，变成科技。到了达尔文，进化论对致用提出基本的质疑：如果人类对自身的生存既不能主宰又没有目的，什么叫致用？
◎最触目的是手工业工人捣毁机器设备来抗议失业，称“卢德分子”（Luddites，1811-1817）。
◎最有影响的是“循道会”（Mcthodism，又称卫斯理教会）。始创人卫斯理（John Wesley，1703一1791）想改革国教的冷淡宗教情绪，以图更接近《圣经》的真义（跟一般激进派相似）。他们特别重视系统地查读《圣经》——“循道”也就是“按着系统方法”的意思（是反对者用的贬义词）。 传道的对象主要是工人和罪犯（当时的罪犯绝大部分是穷人），传道的地点走出教堂，还包括街道上、广场上；传道的方式近乎狂热。
◎3.乔治三世精神失常，由其子摄政（在位期1811-1820），其后登基为乔治四世（在位期1820一1830）。乔治四世再传乔治三世之弟，威廉四世（在位期1830-1837）。前后二十六年。
◎维多利亚是乔治三世的孙女，汉诺威世族的最后一位君主。应注意的是，自光荣革命后，王权日降，国会权力日增。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国王参与政事已经差不多终止了。但国民对国王的“尊重”使国王仍具相当的间接权力，加上国会议员们绝大部分是上流社会，传统仍具权威。维多利亚女王就是传统的象征，因此备受尊重。帝国辉煌中唯一的遗憾是爱尔兰的不稳定。1845年，马铃蓦款收酿成大饥荒，因为英国崇尚自由贸易，政府不干涉，所以任由粮食出口，不加阻制。农民不是饿死就是移民美洲，爱尔兰人口减少大半。19世纪70年代，爱尔兰人广泛要求自治（Home Rule，有别于独立），但英国上议院反对，爱尔兰人从此离心。大英帝国日后的解体，在此先布下伏线。
◎印度是大英帝国“皇冠之宝珠”（Jewel of the Crown），直到19世纪中期都是由东印度公司（商业组织）统治。1857年印度兵叛乱后，由英国政府直管。1877年，维多利亚更增添了“印度女皇”称号。1882年英国进攻苏伊士运河，埃及成为帝国附庸：19世纪末期，又占了非洲大部分。 在亚洲，它拿下了缅甸和新加坡，但势力却覆盖整个东南亚。
◎为此，英国会支持任何稳定的政权，不管这政权属哪种意识形态，只要这政权有意跟它交易就可以了。有人说它务实，有人说它毫无原则。一般来说，英国对原则的东西颇有弹性，美国则比较顾全自己的面子。部分解释是美国比英国强大，而且有“清教徒”的心态，所以有能力和倾向推行有原则（相对于利益）的外交政策。但随着资本的全球化，国家意识受到腐蚀，有钱赚也就不管谁的钱了。这个早在16世纪就在荷兰出现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逐渐支配世界。
◎如果某个政权不愿意买英国货，英国政府就会以武力去“说服”它，例如当年英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和日后美国对中国的“打开门户”政策。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他国家也冲了上去了，与英国竞争。英国选择以军事力量去保持它的“影响力”，开启西方军备竞赛。
◎典型是中国。英国认为与非洲赤道区相比，中国（清朝政府）的政治比较稳定，但对西方贸易不太友善（尤其是鸦片）。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诸国都想把中国纳入“势力范围”（sphere of influence）而不占为“殖民地”，也就是要拿到中国市场而不付出占领成本。印度有点例外。 自1757年以来，印度差不多就是东印度公司的产业，但1857年，印度第一次独立战争（First Indian Wat of Independence）东印度公司雇用的印度兵叛变后，英国被迫把印度占领为正式殖民地。
◎这种自由贸易其实跟重商主义（保护主义）没有大分别，目的都是扩大商业利益。不同之处是重商主义以扩充领土为手段，自由贸易以扩大“影响力”（使人家买你的东西、允许你的投资）为手段而已。自由贸易的旗帜下，英国对欧洲以外的出口从1840年的770万英镑增加到1880年的3840万英镑，达五倍之多，同期进口的增加更是惊人的八倍。
◎原先，边沁认为享乐就是享乐，是完全主观的，儿童的“抛针游戏”（pushpin）与雅士的“吟诗” （poetry）全无分别。大半个世纪后，穆勒则认为“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条满足的狗好，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做一个满足的蠢人好”。他建议“享乐”分等，由体验过高等和低等享乐的有经验人士裁定。边沁的定义看似不合常理，但可以量化；穆勒的看似合乎常理，但不能量化。 功利主义其实也是洛克经验主义所衍生出来的，因为享乐与苦楚都是直接或间接来自官能经验。 正因如此，功利主义也像经验主义一样遇到主观定义与客观衡量不可兼得的局面。
◎到了19世纪中，穆勒在《功利主义》一书中还把边沁的理论深化，提出“越是提升快乐（happiness）的行动越是正确，越产生不快乐的行动越是错误”。快乐是享乐（plcasure）和痛楚（pain）的消失；不快乐是痛楚和享乐的匮缺。 他又提出所谓“强原则功利”（Strong Rule Utilitarianism）和“弱原则功利”。他认为快乐不同享乐，例如欺侮人是享乐，但不是快乐。快乐来自德行（virtuc）而非欲念（desires）。但是，这也使功利主义变得具有随意性。功利主义者现分为强原则派，也就是主张原则决定一切好坏，但会出现如“自卫时可否杀人”的难题。弱原则派则认为实际情况可修改原则，如允许“说谎去保护无辜”，但这又是回复到原则随意性的困局。
◎功利主义对“快乐”的演绎很受人非议。1、享乐与痛楚既是主观的，怎可以把不同的人加起来？2、享乐的短期效果与长期效果截然不同。3、如何平衡很多人、很低的享乐和很少人、很大的痛楚？4、马克思的批判是：“功利”的定义必然来自人性，而人性是历史的产品，边沁“头脑简单地以现代的小店主，特别是英国的小店主，作为正常的例子”。5、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cin，1889-1951）认为功利主义把享乐二字弄得全无言语上的意义：“人想什么？想享乐。享乐是什么？是人所想的。”
◎迪斯雷利日后当上了首相，此人是英国历史至今唯一的犹太人首相—一他13岁时，父亲让他从犹太教转奉英国国教（但父亲则没有改教）。他为人比较功利，曾投机南美矿场失败，转以写作为生，后从政，娶了一位比自己大十多岁的财女为妻。他在保守党内人缘很差，当上首相是因为党内分裂，他脱颖而出，成为党魁，继为首相。他特别讨好维多利亚女王，奉她为帝国女皇。 党内外对他都不大信任，部分是因为他功利，部分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但是，他把大英帝国的版图和影响力推到了最高蜂。
◎迪斯雷利认为19世纪中期由自由党执政的英国政府只考虑维持殖民地所器的成本，并未考虑殖民帝国的政治和道德意义。他认为英国需要重整殖民帝国，以武力保卫帝国，也期望帝国子民热爱祖家——他把殖民帝国形容为英国的力量和骄傲：“时候到了……英国要决定是国家还是帝国……在这帝国内，你的子孙登上崇高的地位，不单受同跑的景仰，而是受世人的尊敬……”
◎这也是英德交恶的开始。这两国曾合力打败法国，从七年战争到拿破仑战争，两国都是“伙伴”。 19世纪中叶在新的经济现实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两国开始在经济和军事上竞赛，以致交恶，引发出“一战”与“二战”。英国的第一强国地位先是被普鲁士扶起的，但后来也被由普鲁士统一的德国拖垮。
◎西方经济学把自由贸易与自由投资看成同一意义，就是自由买卖。产品可以买卖，资金也可以买卖，关键是“自由”与“不自由”之别，而不是买卖的是什么东西。
◎在达尔文的作品中，亚当·斯密的名字只出现过一次，而且只是《道德情操论》而不是《国富论》。 但无可否认，在道德和科学构思上，达尔文对“竞争”赋予了正面的意义。
◎17世纪中，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已指出化石是绝种生物的记录。这位英国物理学家，发现“胡克定律”（也称弹性定律）、衍射现象、行星运行的速度规律，并首先采用“细胞”一词。到了19世纪，居维叶（Gcorges Cuvier，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创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已确定了“绝种”的事实。但他的解释是天然大灾难。在地质学上，18世纪中，特别是赖尔（Charles Lyell，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已确定了“均变论”（Uniformitarianism），指出地质变化并非由突然的剧变引起，而是由慢慢的逐渐过程形成。 在生物学上，18世纪中的布丰（Georges Louis Leclere de Buffon，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著《自然史》）曾提出生物物种可以慢慢地演变，而且类似的动物可能来自同一祖先（世系）。稍后，达尔文的祖父（Erasmus Darwin，1731-1802）更提出暖血动物的器官可以因外在的刺激而产生新的部分，而且可以遗传给后代。1809年，拉马克（Jean-Baptiste deLemarck，1744-1829，法国生物学家）提出了一套物种演化（transmutation）的理论（见下注）。
◎1809年，拉马克（Jean-Baptiste de Lamarck，1744-1829，法国生物学家，创“生物学”[Biology]一词）提出一套完整的生物进化理论，称为“物种的演化”（transmutation），包含两套机制：1.内在渐进的倾向促使生物从简单走上复杂；2.为要适应外在环境，某些器官的使用或会增加、或会停止，这些后天而来的特征经遗传会留给下一代。拉马克学说并未提到“同一祖先”的理念，他的理论是不同的世系分别单线地从简单走向复杂。
◎“小猎犬”从1831年12月到1836年10月先后五年，经大西洋，沿南美洲绕道到太平洋，再经大溪地、澳大利亚回航。达尔文的主要发现是在太平洋赤道带的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
◎他知道这理论对人类起源有重要的意义，也对他的名声和事业影响重大，稍一不慎就会招致衰渎神明之祸。因此，他秘密工作，小心求证，慎重考虑各种各样可能的异议。但他也想向同道中人请教。于是1842年他写信给赖尔（Charles Lyell，地质学家，创“地质均变论”），向他提出自己的初步想法。赖尔对他走上拉马克的“演化论”的方向表示失望。达尔文决定把他整个构想完整写下来。那时，他的主要盟友是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1817-1911，英国植物、地理学家，后来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大力支持者）。同时，他又在岩石和船底附生的甲壳动物上找寻他理论的证据。
◎达尔文感到为难，他不想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把他认为仍未完善的理论曝光。他希望建立一个无懈可击的理论。1856年，他决定还是要出版一本完整的专著，于是拼命工作。他写信鼓励年轻的华莱士继续做他的研究。华莱士受他的鼓舞也在拼命研究。1858年一天，他收到一个包裹，是华莱士给他的回信，一份长达20页的进化机制的描述，并教请他转给赖尔。达尔文写信给赖尔：“你的话对极了……我会马上写我的论文，而且在华莱士选择的任何杂志上发表，但我所有的所谓独创将被粉碎。” 赖尔和胡克决定把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放在同一个题目内，《物种变种的倾向；大自然的选择作为物种和变种持续存在的手段》（On the Tendeng of Speciet to Form Varistie，and on the Perpetuation of Varnictis and Spacies by Natural Means of。Sclection），在林奈协会（Linnaeus Society，是当时和现今世界最权威的博物协会，以瑞典博物学家 Carolus Linnaeus，1707-1778，为名）演读。可是，反应出奇地冷淡。达尔文决定出版专著。
◎值得一提的是，达尔文与华莱士后来意见很不一致。华莱士比较热衷“适者生存”的理念，有异于达尔文倾向于“天予保存”的天择。二人之间闹得最不愉快的是对“人的意识”（human consciousness）是否也是来自进化的不同看法。达尔文有唯物的倾向。华莱士初是质疑，最终还是反对达尔文，走上“神秘主义”（Spiritualism）的方向。这有点像日后天主教会的立场。 1950年，教皇庇护十二（PiusXIl）的教谕说：“教会并不禁止在人文科学和神学的研究和讨论上引用进化的理论去探讨人体源自较早的生物体……但信仰需要我们接受灵魂是‘由神立时创造的’（immediately created by God）。”
◎进化论的理论可综合如下：物种（species）有很大的生殖能力，它们生育大量子孙，但只有部分会长大成年（直到可以生殖）：种群（population）的大小通常的变化很少，食粮来源有限，但相对稳定，搏斗求生无可避免；通过两性交配繁殖的物种，一般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个体，它们之间存有”变异“（variations），有些变异会直接影响个体在其特定生活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大部分的变异都是遗传性的（heritable）；不适应环境的个体的生存机会会低，因此，繁殖的机会也低，会适应环境的个体的生存机会会较高，而繁殖的机会也较高，存下来的个体有更大的机会把可遗传的特性留给后代，慢慢地，这个进程产生出适合环境的种群，然后，经过无休止的世代，这些变异经积暴而产生新的变种，最终，产生新的物种。
◎其实，达尔文跟牛顿一样，宗教观念浓厚（虽然不是当时社会的教统），都是走上由培根开启的治学方向：研究《圣经》里神的话语，研究在大自然里神的创造。很大程度上，这些都是阿奎那综合了基督教义和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方向，也就是一个理性的神。
◎Darwin's Bulldog.1860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就进化论在牛津公开辩论。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1805-1873）在会上讽刺地问赫胥黎，他的猴子祖先是祖父还是祖母。赫胥黎听了答道：“我情愿来自猴子也不想来自一个以他的文化和口才去袒护偏见及无知的雅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