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交替：自由、资本交棒
英国资本家的生财之道，由生产转为投资，再到去海外投资，大英帝国先是鼓吹自由贸易，继而用武力支撑海外投资。各国争相效尤，引发帝国主义与全球军备竞赛。大英帝国终被德国拖倒，由美国接棒。从局限于北美东岸的英国殖民地到横跨美洲的庞然大国，美国是建立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优越感和美国的天定命运使命感之上的。英式的个人自由和资本经济，经过美国的加工走上自由世界和全球资本之路。
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的代价有目共睹。工业革命不单是生产方式的转变，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也改变了社会。工业革命使企业家发了大财，以土地为财富和权力基础的乡绅贵族身价下降。靠种田的农民更惨，因为他们非但要交田租，还要跟低价的进口农产品竞争。而城市穷人可能是最凄惨的一群。1801年英国第一次人口普査显示城市人口占20%,1851年时则超过半数，1881年时达三分之二。他们生活在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描述的世界里，不见天日。英国的阶级变得更复杂：新富与旧富，有技术的工人和没有特长的工人，城市人与农村人等。
维多利亚时代的工厂肮脏、危险，雇主对工人欺凌压迫，引发起工会运动。起初被镇压，领袖被流放澳洲，直到19世纪中后期，工会才被法律承认，工作和工厂环境于19世纪下半期开始改善（这也是英国工党的开始）。但同时，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特别是经济和社会精英，很佩服科技的进步，认为社会也可以如同改良科技般去加以改良。他们通过环境规划、卫生设施和其他的教育、文娱设施去建设模范城镇；通过《公共健康法案》(Public Health Acts,1848,1866)去改善城市的居住环境和道路。他们兴办慈善和救济事业（如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于1865年创立）、警察制度（皮尔[Peel]于1829年创立）和护士行业（南丁格尔[Nightingale]于1860年首创），推行小学义务教育。20世纪初，英国的社会改革加速。与此同时，鼎盛的英帝国开始走下坡。
19世纪中期，英国是全球最富最强的国家，但其他国家也开始工业化，渐渐赶上，先是法、德、美，继是俄、瑞、意（北部）、日。这些国家开始挑战英国的地位。最后，英国还是被德国拖倒。
英国被德国拖倒，一半是自取，一半是命运。从1871年普法战事结束、德国统一，到1914年“一战”开始，全球土地面积的五分之一被纳入欧洲的殖民地版图。在此之前，英国对殖民地的态度是很宽松的，有点既来之则安之的心理。当然仍是以商业利益为主，但并没有“帝国”的野心。但随着生产经济的下滑、金融经济的抬头，英国资本家们开始关注海外投资。再加上统一的德国野心渐显，英国遂走上强势帝国之路。
统一的德国是个“军国”，很想与别国比拼。法国有拿破仑三世（在位期1852—1870）的民族主义野心和稍后的第三共和（1870—1940）的稳定，它有动机也有力量挑战英国。新统一的意大利（1870）也积极工业化。大的形势是欧洲诸国内部稳定，纷纷踏上工业革命之途。抢夺海外市场和资源的竞争总要发生。
虽然欧洲各国都以高关税等手段打击竞争对手（如德、美、法），英国仍强调自由贸易，因为它的贸易网和投资网络遍布全球。1870年代，各国学习英国扩张殖民帝国以确保产品市场、自然资源来源和海外投资。美国与德国开始大型的企业合并和联营，更与英国竞争往海外投资。各殖民帝国开始发生摩擦。擂台是非洲。
推动新帝国的动力除了资本利益之外，还有民族主义情绪和宗教热忱。新教的英国人和德国人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认为开发非洲是白人不可不承担的责任（白人的负荷[whiteman’s burden]）。他们也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也就是优胜劣败，先进国家有理由统治落后国家。天主教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则认为他们有像父母一样的责任去开化非洲。不管新教或天主教，现实的政客和企业家聪明地利用了国民的心态。
德国一方面在非洲扩充，一方面建设海军，直接威胁英国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和在全球的经济利益。欧洲诸国开始壁垒分明，主要是英法跟德奥匈的对垒。1914年终归“一战”。
对英国来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仍具备扩充势力的条件。1、这片地区矿产丰富，尚未开发，开发所需的资本，正是英国海外投资的最佳落足点。作为一个跑在最前面的“后工业国家”，金融业是经济主力。这个“无形出口”（invisible export）是维持英国收支平衡的主要原因。利甩海外投资去开发白人的殖民区是既安全又赚钱的上策。2、拿破仑战争结束后（1815）英国开始逐步走自由贸易，但总是逆差（不包括“无形出口”的投资回报。这跟今天的美国有些类似）。到了1870年代，各国的保护政策加强，欧洲市场的空间越来越小。非洲是个大空白，正好可以在那里开发新市场（当然，这些理由也适用于英国维持在中东、南亚、东亚和南太平洋的属地和半殖民地）。
英国的政治和工商精英互相利用。当时，庞大的工、商、金融垄断集团在国内被指操纵市场、剥削劳工，它们要避开国内的政治压力，就想依附帝国的实力去海外投资（正如今天的美国）。政府内部的文官们想借帝国事业去扩大官僚势力，武官们想借军功升职。传统的（但已开始萎缩）地主、乡绅们想借帝国的扩充弄点官衔爵位。政治精英特别关注国内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和其他的群众抗议，想借帝国主义浪漫化所引发出的军事和民族荣誉感去转移贫民和工人的不满，甚至诱使他加入帝国主义的行列。
其实，到了1870年代，英国已不再扩充属地，而在巩固帝国。它特別关注战略性地点，例如苏伊士运河是欧亚商业要道，英国于1878年就购入大量股权，并于1882年派兵“保护”，阿富汗是俄国向中亚扩张的必经之路，可以威胁英属印度，英国就于1878年入侵，埃及是大英帝国，尤其是南非的钻石和矿业巨子罗德斯（Cecil Rhodes,1853—1902）打通“开普敦到开罗”的帝国事业的重要基地，英国就于1882年把它纳入附庸。但这时，欧洲其他国家正在追赶英国，怎会让英国独霸天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
“一战”中，英国动员了500万正规军（1914年战争刚开始时只有25万），死伤人数高达300万。起初双方都以为战事会很快结束，结果打了四年多（1914.8—1918.11）。大约有6500万人参战，1000万左右的人丧生。四个帝国（德、俄、奥匈、奥斯曼）战败，其中两个消失（奥匈、俄）。俄国革命，苏联建立，中欧国界全部变样，小国充斥，民族意识抬头，德国战败，侮辱性的《凡尔赛条约》完全解决不了问题，埋下二十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其实，“二战”只是“一战”的延续。宗教改革以来的西方现代文明带来人类亘古未有的人为大灾难。
为什么会打起来？除了经济竞赛以外，也反映了19世纪国际关系中“均势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复杂结盟引发的连锁反应。归根结底是德国（普鲁士）的崛起牵动整个欧洲（以至欧洲诸国的殖民世界）的权力平衡。
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国。统一过程中，德、法结怨（见附录8:德国统一）。铁血宰相俾斯麦提出德、俄与奥结三皇联盟（League of the Three Emperors）,目的想拉拢俄国，以免德国在法、俄中间两面受敌。但因俄与奥匈在巴尔干半岛互相竞争扩张势力，结盟不成。结果只有德与奥匈结“两国联盟”（Dual Alliance，1879）,共同应付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扩张。到1882年，又加入了意大利，变成了德、奥、意三国联盟（Triple Alliance）。这就是日后“一战”的一方。
德国建国后能有一段较长的安宁去建立经济和军事力量，主要是因为俾斯麦的外交手段。他以一连串的条约去牵制着俄国，使它站在德国的一方。但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在位期1888—1918）登位后，俾斯麦设计的连锁条约逐渐被忽视，最后俾斯麦被威廉免职。法国趁机把俄国拉拢过来，于1892年结法俄之盟以对抗三国联盟。在另外一端，英国对德国的实力和野心的上升，早怀戒心,决定与多世纪以来的竞争对手法国重新修好，联手对付共同的敌人德国，于1904年订“挚诚协定”（Entente Cordiale）。1907年，英法挚诚协定与法俄之盟联起，变成英、法、俄的“三方联盟”（Triple Entente）,成为“一战”的另一方。这些不同的联盟就是当时欧洲的“均势”。连锁结盟终引发全面战争。
1890年代中期，德国认为经济基础已稳，遂开始建设海军，挑战英国的全球制海权。于是双方开始进行军事竞赛，尤其是主力舰的兴建。其他各国也纷纷建军，有的想扩张（如俄、法），也有的想自保（如奥匈、意）。1908—1913年的五年间，全欧军备开支增长50%。引发“一战”的导火线有两个：奥匈与俄争夺巴尔干半岛，英与德抢夺非洲。
奥斯曼帝国衰落，退出巴尔干半岛，产生政治真空。稍前，拿破仑失败后的《维也纳公约》（1815）的用意是在维护欧洲各大国的政权平稳，免受经拿破仑扩散的法国革命思想影响。但诸战胜国忽略了民族情绪澎湃，国家主义呼之欲出。巴尔干半岛的民族和宗教特别复杂，冲突不断（差不多一个世纪后，南斯拉夫解体引发的民族冲突跟当年一样）。奥匈帝国想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Bosnla——Heraegovina,下简称波黑），塞尔维亚（Serbia）要干预。俄国支持塞尔维亚，因为大家同是斯拉夫民族，而且两国同属罗曼诺夫（Romanov）世族统治。1912—1913年发生了两场巴尔干半岛战争（Balkan War）,奥匈与俄的直接冲突看来无法避免。
1914年6月24日，奥匈帝国王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夫妇在波黑的萨拉热窝（Sarajevo）被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革命青年行刺，国际局势马上紧张起来。首先是一连串的外交活动。奥匈要借此机会彻底了结塞尔维亚（也就是包括塞尔维亚的后台，俄国）对波黑的干预，于是向塞尔维亚递交最后通牒，条件苛刻，明知塞尔维亚无法接受，目的就是要挑起战事。不出所料，塞尔维亚只接受部分条件，奥匈马上向塞尔维亚宣战（1914年7月28日）。俄国见此，在次日（7月29日）下动员令抗奥匈。德国在翌日（7月30日）也宣布抗俄。法国念念不忘1870年普法战争丧地辱国之仇（特别是割让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法人誓要“复仇”），在两天后（8月2日）向德宣战。同日，德国向俄宣战。“一战”序幕揭开。
另一导火线是英德之争。德国拥有当时欧洲最强的陆军，但英国的全球霸权是建立在它的海军实力上，德国要与英国争霸就得建设海军，特别在欧洲诸国“瓜分非洲”中（Scramble for Africa）与英国一比高下。
其实，最初在非洲争得最激烈的不是英、德，而是英、法。那时，英国人的口号是要打通南北，从开普敦到开罗，法国人的口号是要横贯东西，从尼日尔河到尼罗河。两国在南北与东西交会的苏丹差不多打起来了。这是1898年的事。但后来两国达成和解去协调双方利益。德国认为英、法在1904年签的协定改变了欧洲诸国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和在欧陆的均势。1905年，它首先挑衅法国。德王访问在法国北非势力范围内的摩洛哥王国，致辞支持摩洛哥独立。德、法双方摩拳擦掌，陈兵境上。但国际上所有国家都表态站在法国一边，德国暂退。1911年，德国卷土重来，派炮舰进驻摩洛哥港口。英国认为这是挑战它的大西洋制海权，反应强烈。僵持好几个月，德国终承认法国在北非的势力圈。但在两次事件中英法的共同进退使德国感到被排挤和受威胁，敌意增加。虽然1899年和1907年都有裁军会议（海牙），但军备竞赛不停，直至“一战”。“抢夺非洲”非但有其经济意义，同时也培植了欧洲诸国的帝国和军国意识。
大战无可避免。英国是在1914年8月4日（也就是法国向德国宣战后两天）向德宣战，并派遣远征军往法。德军挺进，但到了9月就被挡住。双方僵持，战壕战开始，一打就是四年。当然，也有新的武器和战术，如坦克、潜艇，但双方仍是以19世纪的战术对抗20世纪的武器，是场惨酷的消耗战。德国的武器和战术都比较先进，但独力难持。面对庞大的俄国、拥有丰富海外兵种和资源的英国，再加上美国1918年的介入，终于精疲力竭。“一战”在1918年11月11日停火（Armistice,不是和约）。除美国外，没有一个参战国不是焦头烂额。“一战”结果是德国惨败，英国惨胜，连爱尔兰也输掉。战争把社会权力（组织和法制）和资源（税收和支出）大大集中在政府手里。国民生产虽然增加，但却消耗在战争中。英国战后要施行配给，肉、油、糖等样样短缺。
“一战”扫清了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战争的一代叫“失落的一代”（Lost Generation）。大规模的战事和大量的死伤对社会产生极大冲击。征兵制召集整个帝国子民。敌人炮火前的人人平等加剧了社会的变化。退伍回来的人带着恐怖和惨痛的伤痕与记忆（当时叫“炮弹震撼”[Shell Shock]）。社会趋于极端：和平主义、军国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林林总总。那时，整个欧洲弥漫着一种怪异气氛。战后经济萎缩，但社会的中上阶级却出现极端放任的寻欢作乐。在美国叫“兴旺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以爵士音乐和“装饰派艺术”（Art Deco）为代表。传到欧洲，就叫“黄金的20年代”（Golden Twenties）。正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些都反映了西方文明的失措。跟着就是“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
英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都是资本主义的堡垒，在政制上都是立宪与分权，在民族血缘上同属盎格鲁一撒克逊。与其说是取代，美国其实是接棒（但也有背后一刀之嫌，见第四篇第二十二章）。19世纪与20世纪其实主要是英美文明的世界。“一战”后，英国疲惫不堪，“二战”终于把它拖垮。但“一战”时仍仅是初露头角的美国，到“二战”时终于脱颖而出。
美国与欧洲诸国不同，是个新兴的多元的国家。但它的新兴其实是在欧陆诸强互争中催生出来的，它的多元更是欧洲文明的重新组合和延续。
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北美（现今的波多黎各）。北美的印第安人是卢梭浪漫化的“高贵蛮人”（Noble Savage）的蓝本。最早来北美的是西班牙人，跟着是荷兰人、法国人。英国殖民者是最后来的，到17世纪才开始，主要在东部沿岸。
西、荷、法，都是以最少的人去占最多的土地，目的在贸易和资源。英国的殖民则重开垦，落地生根。英国的清教徒有如法国的胡格诺派，都是在故国受迫害，没有发展机会，甚至没有生存空间，才来美洲重组家园，重组宗教团体。因此，他们是实实在在的移民，完全没有打算再回祖家。他们的独立性很强。甚至可以说，他们在故国受当权派迫害，因此对政治不信任，进而对一切当权派不信任，他们跑到美洲是想获得宗教自由，不想受政治干预。但他们在美洲建立殖民地时却出现两种并存的政治构想：一方面是容忍别的宗教，因为他们曾是受迫害者，明白受宗教迫害的痛苦，另一方面是坚持自己宗教的纯一，因为他们知道不同宗教在一起往往引出纠纷。两者中，他们更大的目的是保卫自己的宗教：起于宗教容忍的情操，终于宗教排他的行为。美国政治所标榜的政教分家的意识形态起源于此。
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特色是：（1）劳动力极为短缺，因此产生了合约劳工和奴隶制的需求，（2）英国政府采取放任政策，让移民自生自灭，也同时让他们自由发挥。从欧洲来美的殖民超过一半是以合约劳工的身份来的，他们的勤奋和创业精神是美国文化的典型。他们创出的美国文明就是突出个人、崇尚自由、鼓励竞争，但同时也制造了奴隶和其他社会不公的问题。
最早的英国殖民地是1607年建立的詹姆斯镇（James town），但过了近百年到了农业企业化时才开始发达。稍后，罪犯流放到北美的也不少（从1610—1776年美国独立，估计约5万名）。清教徒是1620年代就开始来美的，主要聚居在现今的“新英伦”地区。18世纪中的移民大部分属新教中比较激进的循道派。到了美国独立前夕，英国共有十三个殖民区（Thirteen Colonies）,即十三州，北与加拿大接壤，南到现今的乔治亚州。
殖民过程反映了欧洲诸强国势力的兴替。欧洲七年战争在北美被称为法印之战（这是从英国观点去看，是英国与法国及法国盟友印第安族人之战），非但是英国转盛、法国转衰的转折点，更是美国国家理念形成的关键时期。七年战争削弱了法国和法国印第安盟友的势力，团结并加强了英属殖民地和英裔民族的势力，但却产生出意想不到的后果。英国刚赶走了法印，保住了英属十三块殖民区，但是他们却要起来反英。
美国赢得独立，有赖西、荷、法的支持。法国早就暗地里帮助十三州反叛。1777年，更公开与“叛州”连手。1781年，美法联军，再加上法国舰队，大败英军。英国知道武力解决无望，于1783年签订《巴黎条约》，承认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
立国后，宪法数度修改，政制重点放在个人自由，并以分权而治来约束政府权力（差不多全来自洛克的理论）。新政权是以选举和代议作为立法基础，再加上弱势行政（以别于当时的君主制）。1791年又公布《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以保证言论和宗教自由（是立国初期政教分家的原意）。
1789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的一年），“合众制”（confederation）变成“联邦制”（federation）。这非常关键。美国的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美国政制上最基本的议题。合众制比联邦制更强调州的主权。美国立国是13州自愿结合而成，而非武力的征服（当然，日后也有很多州是打来的和买来的），各州都非常关注本身的权力不被联邦政府篡夺。
这里要特别指出两套涉及联邦权力的理论。一般人把美国政治理想分两派：“杰克逊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以美国第七任总统杰克逊[Andrew Jackson]定名）的纲要包括：扩大投票权、“天定命运”、扩张领土、扩张总统行政权、自由贸易；“杰斐逊民主”（Jeffersonian Democracy,以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定名）的纲要包括：代议是最好的政制、农民是最好的公民（相对于银行、企业、财经）、美国有责任向全球扩散自由意识、联邦政制不能避免但具危险性、政与教分离是保障宗教自由的上策、联邦政府不可侵犯个人自由、联邦政府不可侵犯州自由、言论与传媒自由是反暴政的最好保障、常备军队会局限国民自由。杰斐逊民主是美国人最津津乐道的政治理想。这两套政治理论，一个功利，一个浪漫。但在政治现实里，讲的一套往往是浪漫，做的一套一般是功利。在野党批评强势联邦，执政党维持强势联邦。
美国一开国就扩充领土，大量向西移民。这当然是经济利益推动，是典型的美式经济自由意识，与它跟英国闹独立的原因是一致的。1803年购买路易斯安那（拿破仑在欧战事正浓，认为难兼顾北美洲，决定卖给美国），并开发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美国的第五任总统门罗（James Monroe,1758—1831,任期1817—1825）于1823年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推出“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美洲属美洲人”（America to the Americans,也可译作“美洲属美国人”），声称“美国将把欧洲诸国在中、南、北美洲占地、殖民或干预任何其他国家看作是对美国的敌对行为，并会作出反应”。这成为此后两百年美国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其实，门罗主义只不过是“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也可称“美国天命”）的一部分，而天定命运是美国在19世纪前半期，也就是1812年与英战争到1860年代南北战争之间的半个多世纪富国强兵、建立基业的国策[附录7:天定命运]。它恰当地反映了美国文化的救世情怀和扩张本性。其实，门罗主义只不过是“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也可称“美国天命”）的一部分，而天定命运是美国在19世纪前半期，也就是1812年与英战争到I860年代南北战争之间的半个多世纪富国强兵、建立基业的国策[附录7:天定命运]。它恰当地反映了美国文化的救世情怀和扩张本性。
1812年的英美之战，英国看作是欧洲拿破仑战事的小插曲，美国人看作是第二次独立战争。美国国家凝聚力开始彰显，崇尚自由、刚愎浪漫的民族性格突出表现出来。那年，英海军炮轰巴尔的摩的麦克亨利堡（Fort Mc Henry）。一位业余诗人目睹当时情景，奋而作诗，日后配上音乐，成为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美国性格：
噢，说吧！在曙光中你们看到那在暮色消失之前，
那面我们曾经骄傲地迎来的宽条亮星旗帜
在我们从战壤上看见的危机四伏的战斗中
英勇地飘扬吗？
火箭红光耀目，炸弹空中爆炸，
证实了整个晚上我们的旗帜仍吃立不倒，
噢，说吧！在这个自由的土地、勇者的家园，
那星条旗仍在飘扬吗？
（全曲四节，各节结尾都是“自由的土地、勇者的家园”。）
天定命运有三个层面：美国国民和制度（经济、社会与政治）的道德性；宣传以上制度去拯救世界和按美国模式去更新世界的使命；完成这项工作是神许下的必然。这些层面含有三个文化因素：“美国与众不同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浪漫国家主义”（Romantic Nationalism）；盘格鲁——撤克逊民族的天然优越（Anglo-Saxon Superiority）。
美国人相信民主共和制（republic and emocracy）是个“有关自由的伟大实验”（the great experiment of liberty），而天定命运是美国人的至高道德行为，势在必行，而且行必有成。跟门罗主义一样，天定命运被视为“新世界”与“旧世界”的分水岭。而“美国与众不同”就追溯到美国的清教徒传统，特别是有名神学家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带领清教徒移民北美，后任马萨诸塞湾殖民区总督）在1630年“山上之城”（City upon a Hill,现宗教唱诗中常见之词）讲道中号召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virtuous community）作为给“旧世界”的光辉榜样。
天定命运的实践却是首先用来对付同文同种的英国，包括在1837年解放英属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区和1840年代与英国抢夺西面的俄勒冈地区（结果就是美国、加拿大的国界定于北纬49度）。至于1846—1848年与墨西哥因德克萨斯（Texas）的独立而战，1840—1850年代初期对古巴的野心等都是由天定命运意识推动。当然，天定命运的另一个对象是印第安人。华盛顿时代的国策是以条约“购买”印第安人的土地，并“开化”他们。当然，卖方往往是非自愿，或不明所以地跟美国政府做了交易。开化的意思是要印第安人放弃游牧，这样，开化了的印第安人就不需要这么多的土地，那么白人就可以开垦“新土地”了。就算民主理念极强的杰斐逊总统也放弃白人与印第安人共同归属一个国家的理想，相信印第安人还是要“自成一国”。自从1803年美国购入路易斯安那地区，印第安人就开始迁徙到密西西比河的西面。在天定命运的年代，印第安人被视为蛮人，是美国扩充的路障。美国人相信印第安人有一天会消失。1872年左右，美国名画家贾斯特（John Gast）画了一幅叫《美利坚向前行》的画(American Progress),显示天定命运：哥伦比亚女神（代表美国）带领文明往西走，她一手持着学校教科书，另一手拖着电报缆，大批移民、火车紧随着她；她前面的印第安人和野兽向西逃跑。
大致上说，民主党比较热衷天定命运，自由党（也就是日后的共和党）就没有那么热衷。但天定命运却因奴隶问题越来越有争议。很多北方人认为领土扩张是南方奴隶主和他们的北方同路人的一种阴谋，目的是扩大和巩固奴隶制度（“Slave Power”Conspiracy）。天定命运把奴隶问题以及南北经济模式的分歧和竞争尖锐化，终引发美国内战。
美国早在1808年就禁止从非洲“进口”奴隶，但每一个“自愿”加入美国或被美国兼并的州都没有禁止奴隶“进口”'这产生了一个怪异的现象：自由、民主的扩散与奴隶的增加成了正比。有些美国人开始反思天定命运的意义。
南北战争（Civil War,1860—1865）也称美国内战，是美国建国后唯一在本土发生的战争。兄弟阋墙，牵涉之广、影响之大、战情之惨，远远超过独立战争。在某种程度上，这场战争与英国内战很类似，都是“原则之战”。北方坚持解放奴隶，南方坚持地方自决（各州的自主权）。父子、兄弟各站一方，绝不妥协，以鲜血去保卫原则。英国内战的结果是舍弃原则之争，走上妥协、法治之途。美国内战却产生三种结果：妥协、极端、犬儒。
南北战争是场消耗战，北胜南败差不多是不可避免。这场战争也反映了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至今也没有真正解决。在政治、经济、文化，以致奴隶问题上南北分歧很大。南方以农业为主，特别是以黑奴为生产力的棉花。南方依赖北部的工业（棉纺）和其他产品及资金，但它知道要保障经济利益和生活方式就得控制联邦政府，从而维持奴隶制度。南北战争表面是黑奴问题，实质是南北经济之争，亦是南方争取自主权之争。甚至可说是杰斐逊式民主与强势联邦政府之争，因此这场战争也叫作“脱离联邦之战”（War of Secession）。更深层次是“以自决之名去脱离自己控制不了的联邦”。假如南方能够成功控制联邦政府，它肯定不会脱离。
1850年，自由党（Whig Party）和民主党就加利福尼亚进入联邦达成“妥协”（Compromise of 1850）——加利福尼亚原属墨西哥，1846年美国与墨西哥因德克萨斯要脱离墨西哥去加入美国而开战，战后墨西哥割让加利福尼亚。上述的“妥协”允许州内的奴隶主抓回逃跑的奴隶。到了1854年，两党（那年，共和党成立，取代自由党）又改变初衷，容许每一个新加入的州各自决定奴隶问题。此时，北方是共和党的基地，南方是民主党的基地。1860年大选，民主党内部因黑奴问题分裂，共和党胜出，林肯上任，宣布停止黑奴制度。南北战争遂起。南方十一州宣布脱离联邦，自组政府，称“联邦”（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北方各州称“合众”（Union）。
南军首先开火，胜后挥师北上，于1862年被阻。1864年初，林肯阵前易帅，委任格兰特将军（Ulysses S.Grant,日后成为总统）统领全部北军，大败南军。南军统帅李将军（Robert E.Lee）于1865年4月投降。南北双方死亡人数近62万，美国历史上对外战争中从未有如此惨痛记忆。美国内战比英国内战的伤亡和破坏还要严重。
内战后的南方残破不堪，重建（Reconstruction）也是光怪陆离。这段约十年的时光，政府大大扩大美国黑人民权、立法禁止奴隶、赐予所有在美国出生或入籍的人以公民权、设立全民（男）投票权、禁止公共服务种族歧视等等，但南方很多地区仍是按战时的军事统治。解放了黑奴，也同时产生了一批新贵。很多黑人、白人投机分子利用这大好机会敛财、渎职，腐败得很。贪污也是空前的。后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若干政府重建政策不合宪法。与此同时，南方顽固分子组建3K党，鼓吹白人至上，反对黑人民权。到了1870年，因行动过激，被列入恐怖组织。南北问题、黑白问题，至今仍困扰美国。但这与美国人天定命运的自傲和资本主义的成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个过程清晰地反映了美国的复杂文化：英式的妥协、清教徒的极端、资本主义的犬儒。
南北战争时代，天定命运销声匿迹。但到了19世纪末，却有一段短时期卷土重来，是门罗主义与天定命运的组合。1896年，共和党开始当政，持续16年之多。天定命运是美国海外发展的口号。1898年，麦金莱总统（William，Mc Kinley,在任期1897—1901，也是对中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那位）主张吞并夏威夷，说“我们对夏威夷的需要比当年对加利福尼亚的需要还迫切。这是天定命运。”同年，一艘美舰在哈瓦那港沉没，美国乘机插手援助古巴叛军，开启美西之战。半世纪前（1840）,美国曾想并吞古巴，但现今却宣称古巴是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美国非但无意兼并，更要协助它对抗西班牙。战后，古巴成为独立国家——美国确实未有兼并，只是“保护”而已，当然，这“保护”是不遗余力的，直到卡斯特罗（Fidel Castro,1926—）在1959年推翻傀儡政权而独立才终止。但美国对西班牙的其他殖民地就没有这样客气了。1899年，关岛、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相继变成美国“殖民地”。这个新的天定命运是彻底的帝国主义。当然，美国也有它的解释，据称麦金莱总统曾说过：“我们唯一可做的是把整个（菲律宾）拿过来，教育菲律宾人，提升、开化和基督化他们……”到了20世纪，天定命运不再提了，但它的孪生兄弟门罗主义仍是美国国策。1904年，老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任期1901—1909）引用它来支持美国准备以武力对付在拉丁美洲的欧洲势力，称为“门罗主义的罗斯福引申”（Roosevelt Corollary to the Monroe Doctrine）。但罗斯福的清楚立场是美国不再作领土扩张，代之以“干预”（intervention）。这也是20世纪美式的“经济帝国”以扩张经济影响力去替代扩张领土的先声。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任期1913—1921）把美国推入“一战”的道理就是“为了维护世界民主”。战后，1920年他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说：“我想大家认识到民主的最后考验时刻来到了。旧世界正在痛苦地忍受着民主原则被遗弃，被没有民众授权的独裁原则取代。现在是最重要的一刻。民主要证明它的纯洁和精神感召力，才能战胜。领导这个精神力量去取得胜利就是真正的美国的天定命运。”这是美国总统们引用天定命运名词的最后一次。传播自由的口号从此取代了扩张领土。美国的使命是保护并宣扬“自由世界”（Free World,自由世界首先是自由经济）。这是它在“二战”之后的国策，也有人把它看作为“美帝国主义”的特色。（其实英国在19世纪下半期就发现经济占领比领土占领划算得多，见上章）。
再回到南北战争。尘埃落定后，美国资本主义借着天定命运，通过扩张领土而创造出来的极佳条件（市场、资源、人口），经济马上起飞。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把19世纪后期突飞猛进的工业发展形容为美国的“镀金时期”（Gilded Age）:一方面是前所未有的自由竞争，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一方面是前所未有的弱肉强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投机（尤其是土地开发）、政治腐败、商业失德。这些，我们要从头来看看由英国开创、由美国继续打造的资本世界是如何成形的。
◎维多利亚时代的“童工”最惨，狄更斯本人在12岁时因父亲欠债入狱，要当童工。有些孩子3岁就要当工，工作时间有的高达每天16小时，有些还要下矿。直到19世纪中叶才有点法律保障。狄更斯在其1838年出版的《雾都孤儿》（Oliner Twist）一书中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有所描述。
◎奴隶制度虽然废除了，但订约当仆役或半奴隶性质的劳工非但流行于帝国海外属地，也存在于帝国本土。劳动阶级对工业革命的抗拒仍不断发生，卢德分子的反失业暴乱仍常出现，要军队镇压；也有组织工会争取权益的。这些“工运”都是英国带头的。
◎1902年开始提供免费小学教育（上流社会的孩子上“公立学校”[public school]；中产阶级的孩子上要收费的“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1906年，小学提供免费早、午餐；1907年，小学提供体检：1908年，矿工工作规定不超8小时，养老金制度也在此时开始；1909年，最低工资法案出台，1911年，失业保险开始。
◎早在普法战争时（也就是德国统一之日），英国已不是唯一的现代化工业国家。它的产品不一定比欧洲诸国的好或便宜。1880年英国占世界贸易比重四分之一，到了1913年跌到六分之一，1948年则只有八分之一。从1870年左右开始，英国的经济力量开始落后，甚至在自己的殖民区（如印度）和势力范围区（如中国）也受到别国的挑战，英国的第一优势遭遇真正的竞争对手，德国的纺织和冶金甚至入侵英国本土市场。英国不至于出现赤字的主因来自对海外的投资，于是保护海外投资成为国策，也成为大英帝国与别的帝国的冲突点。
◎1885年，德国首相伴斯麦（Otto Von Bismarck）发起“柏林会议”（Congress of Berlin），意图“有秩序”地瓜分非洲。自德皇威廉二世登位把俾斯麦免职后，德国野心更大：一方面在巴尔干半岛兴波作浪，一方面在非洲挑战英国（先是南非，继是摩洛哥）。英国恐怕德国（普鲁士）在打败法国后（德国统一的关键是1870年普鲁士击败法国）会接收法国海外殖民帝国，那样的话英国海外属地将被德国包围。
◎其实这些以结盟去创造和维持政治与军事的均势在七年战争时已经开始（见第三篇第十九章有关“外交大兜转”），每次都引发出不可收拾的连锁反应，战事按各国的联防或联攻条约迅速扩大。 可惜人类仍未从中吸取教训，“二战”也是如此。
◎早在1815年，普鲁士已与俄、奥匈结神圣之盟（Holy Alliance）。发起人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但策划人主要是奥匈帝国宰相梅特涅（Metternich，1773－1859）。他想压制由法国大革命引发和经拿破仑输出的革命思想散播欧洲。最后，除英国、教廷和奥图曼以外，全欧加入。
◎原因是俄与奥匈不能达成“巴尔干政策”（Balkan Policy），也就是如何处理奥斯曼帝国因菱缩而出现的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巴尔干半岛的政治真空。
◎特别是英国在南非的布尔战争中失利，德王竟致电南非布尔人，祝贺他们抗英胜利。英国人当然大大不满。
◎1908－1909年，奥地利（奥匈帝国）正式吞并从奥斯曼出来的波黑。波黑在骞尔维亚王国的旁边，住了很多塞尔维亚人，因此塞尔维亚很不满意奥地利。塞尔维亚人属斯拉夫民族，而俄国也属斯拉夫民族，并自认是斯拉夫民族的老大哥。而且，塞尔维亚王国也属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世族，因此俄国蠢蠢欲动。当时，巴尔干半岛被称为“欧洲的火药库”。政治真空下，民族和宗教（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不断。俄国的政治干预是火上加油，终至不可收拾。1912一1913年是第一次巴尔干战争（First Balkan War），是巴尔干诸国联手对付疲弱的奥斯曼。结果建立了独立的阿尔巴尼亚（Albania），扩大了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但这些结盟完全是功利的，绝不稳定。1913年，保加利亚又进攻塞尔维亚和希腊，是为第二次巴尔干战争（Second BalkanWar），结果保加利亚输了，要把马其顿（Macedonia）割让给塞尔维亚和希腊，也要割地给罗马尼亚。互相攻伐到了这地步，局势坏透了。
◎经过近百年的工业革命，欧洲人在武器、医药、运输、通讯上都有了大大的进步。工业产品要找市场，工业生产要找资源，特别是1870年代，欧洲经济增长放缓，海外市场开拓变得更重要。 再者，大家都担心别国在非洲捷足先登从而影响欧陆的政治均势，国家荣誉也有赖在非洲的成败。 还有，宗教热情，特别受苏格兰探险家传教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1813－1873）的影响，驱使欧洲人想拯救“野蛮和落后”的非洲人的灵魂。“抢夺”遂启。到了1912年，差不多整个非洲（除了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都落入欧洲人手里，要到1950和1960年代才重新独立。
◎美国的介人有几个理由。1、1915年，德国潜艇用鱼雷击沉邮轮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百多名美国人丧生，民情汹涌。但美国没有立时参战，直到1917年德国宣告全面开展潜艇战争美国才采取行动。2、美国财团大量贷款给英、法，如果它们战败，美财团血本无归，美国经济也将大受影响。3、墨西哥革命战争中（1913－1916），美国派兵人墨西哥，但美国人民不支持。 德国于1917年提出与墨西哥结盟，美国决定参战。4、在意识形态上，威尔逊亦高举“维护世界民主”（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爱尔兰的问题于“一战”期间渐趋尖锐。1912年开始，北爱、南爱互组志愿军，准备内战。1916年，都柏林发生“复活节起义”（Easter Uprising），成立“爱尔兰共和国”，英国军队在六天内将其镇压下去，并处决起事者。爱尔兰人同仇敌忾，团结抗英。1919年，爱尔兰宣告独立，共和军与英军开战。1921年签约，南部成立爱尔兰自治邦（Irish Free State，跟当时的南非和加拿大同等），北爱留在联合王国之内。南爱尔兰于“二战”之后的1949年完全独立。但北爱的新教与天主教之争至今仍未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