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功利压倒平等意识：资本主义腐蚀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有“全球性”倾向。资本主义的龙头美国先是恐共，继是反共。它以军备竞赛和阿富汗战事拖住苏联，以消费经济腐蚀苏联。苏联的“经济改革”起不了作用，“政治开放”更是加速了它的解体。
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天生不能共存。两个都是具有全球扩张性的意识形态。无国界的资本自由运作跟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是同一个现实的两个相反面，一方坚持自由是唯一真，另一方坚持平等是唯一真，一山不能容二虎，难免一战。但资本主义夺得先机。战场是它选的——经济，武器也是它选的——消费。消费文化经西方传媒渗入共产主义国家，先是腐蚀了精英，继是撩动起百姓。在消费文化的大气候里，个人自由主义终于肢解了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
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主要意识形态之一。20世纪中期，全球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共产制度之下。要明白共产主义，首先要明白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宣言或政治纲领，只是一种弥漫整个社会的现实。当然，学者往往将亚当·斯密作为资本主义的发明者。其实，斯密没有发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无须被发明，它是人类占有掠夺、弱肉强食的原始欲望的具体表现。不同者是在有些文化里这些欲望被批判，但在西方近代两百多年的个人主义文化里这些欲望被表扬而已。
资本主义其实就是19世纪欧美经济的写照。从批判者的角度去看，这个现实有两个特征：财富是人的价值的衡量标准，是个笑贫不笑娼的无耻社会，竞争是致富的唯一途径，是个弱肉强食的掠夺社会。那时代，政治为财富服务，因此富者越富，贫富两极分化，那时代，财富也支配政治，因此改革困难，改革者沮丧绝望。共产主义是对这个以掠夺和财富支配一切的社会的反抗。法国的普鲁东（Proudhon，1809—1865）在1860年首先用了“资本主义”一词。他的名句“财产是盗窃”（Property is theft）,充分表现出一种阶级性的敌视——把社会分成资产和无产两个阶级，并把资产阶级视为盗匪。
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共产主义是针对当时社会弊病的一套系统性改革思路，有三个基本特征。唯物历史观——以生产关系去解释人类社会的进化，结论是人类社会从封建到资本主义再到共产主义是必然的历史过程，对资本社会的批判——以资产私有制去解释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结论是在私有制下人类社会不能有更高的发展；提倡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阶级要通过全球性的革命去夺取政权，生产要素归集体所有，阶级便会消失，不公也会消失，共产社会将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异化、没有国界、没有压迫、没有匮乏的民主社会。
其实，共产制度并不是新意，但马克思认为其他属“空想”而他的是“科学”。他的唯物历史观是参照当时的科学方法（也就是经验主义开发出来的归纳辩证法），从历史的证据中归纳出入类社会进化的轨迹，进而推论出一个阶段式的社会进化模式。无可否认，他观察到的社会正是工业革命（1780—1820）带来最严重的社会不均和工人苦境的一刻。他与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发表《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的1848年正是全欧闹革命的一年。
工业革命带来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安宁在19世纪开始涌现。一般西方人把反抗资本主义的运动分成改革性的社会主义（Socialism）和革命性的共产主义（Communism）。当然，社会主义也被看作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一般人同意法国的圣西门（Henride Saint-Simon,1760—1825）首先使用“社会主义”这名词。他特别认为科技进步可以推动社会发展。他主张用知识分子和实业家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去清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以达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欧文、傅立叶等都是走的这个略带“精英领导”意味的改革。相对的，共产主义一开始就走上了“工人领导”的革命。
共产主义的另一特征是它的国际性。《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最后一句也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1864—1876,也称国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于1864年在伦敦成立。马克思以德国工人代表的身份被邀参加。1869年，德国的社会民主工人党成立。跟着，在奥地利、法国，类似的组织相继成立。当时的工人组织包括激进改革的工会运动、革命性的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法国战败，国内一片混乱。巴黎暴动，成立“巴黎公社”，但数周后就被政府残酷镇压下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短短几周的巴黎公社显现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面貌：大型企业由工人组织接管，政府职位由全民投票选出，政府官员收入与工人同等，并可随时经民主程序罢免。恩格斯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而现存的“国家”（State）只不过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已。巴黎公社之后，共产党与无政府主义者的鸿沟扩大。1872年，无政府主义者被逐出“国际”，而第一国际也于1876年解散。
第二国际（1889—1916）包括20个国家。但1914年“一战”爆发，绝大部分成员都舍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转而支持自己国家的政府参战。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1870-1924）谴责“一战”是“帝国之战”，并鼓励全世界无产者利用这战争去进行革命。反战分子继续在瑞士开会。但革命派与改革派未能达到共识，第二国际解体。从此，革命性的共产主义者与改革性的社会民主派（Social Democrats）分道扬镳，走上了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与西欧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不同路线（见第五篇第二十九章有关资本主义如何分化民主党派）。
1917年初，俄国革命，沙皇退位，临时政府无能。德国极想俄国退出“一战”，于是从瑞士秘密把列宁送回俄国。10月，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苏联诞生。1918年11月，德国将败之际，国内兵变，德皇退位，建立共和。1919年1月以共产党为骨干的斯巴达克同盟（Spartacus League,创办人就是有名的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起义，但被镇压下去。同时，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各地都有起义。
在仍是农业经济的俄国，共产革命成功，在资本经济的西欧，共产革命却未成功。这引发出对马克思唯物历史观的争辩：共产社会能否出现在资本社会的前面？列宁认为共产主义的发展不能单靠俄国革命，他相信除非全欧革命，否则俄国革命会像当年的“巴黎公社”，很快就被全球资本镇压下去。他坚持最后胜利要靠发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革命。他反对国家主义，特别是“俄罗斯民族主义”（Russian Nationalism），认为这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认为组织共产国际是必需的。
1919年俄国内战之际，第三国际（1919——1943，也称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目的是鼓吹世界革命。那时，革命浪潮覆盖整个欧洲，但各国政府也大力镇压。1922年，第三国际推行“统一战线”政策，鼓励共产党人与各社会民主派系合作。但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派对苏联在1917—1920年间的内战和党争，以及各国共产党的强势姿态，很有戒心。1920年，英国工党就拒绝接受英国共产党的加盟申请。1924年，列宁去世，斯大林（Joseph Stalin,1879—1953）的影响力日增。德国与匈牙利的共产革命失败，加上意大利激进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抬头，使保卫苏联逐渐替代世界革命。稍后，欧洲诸国共产党拉拢社会民主党派的“统一战线”政策也改为“划清界限”的对抗（主要是在欧洲国家，亚、非地区有别）。到了1930年代中期，对抗法西斯主义成为最主要斗争。但同时，苏联的清党运动也大大影响了共产国际。“二战”早期，共产国际采取不参与立场。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共产国际于是改为支持盟国（这跟第二国际当年的景象差不多一模一样）。共产国际也于1943年解散。
西方国家对没有国界的共产主义实在害怕得很。我们可以从美国的两次“红色恐惧”（Red Scare）去看看当年先进资本主义社会对共产主义的反应。第一次“红色恐惧”是1917—1920年，反映美国对工人革命和政治极端化的恐惧。20世纪初是美国经济突飞期，也是“强盗资本家”时代，社会与政治张力很大，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很大吸引力，很多社会与政治改革也是在那时发生的。那时，欧洲移民大量涌到美国，他们很多都有革命思想，而且当时社会实在有很多的不均和不公，加上1916年、1917年期间的罢工工潮被传媒大肆渲染为“左派蠢动”、“外国煽动”，很多人认为在美国马上要发生像俄国那样的革命，美国人所珍惜的私产、宗教、家庭、婚姻、文明，将会被完全破坏。
早于1918年，威尔逊总统以维持战时士气为由，迫使国会通过《叛乱法案》允许政府递解激进政治分子出境。1919年4月，警方破获炸弹案，作案者的36个目标都是政界要人和财经巨子，包括摩根、洛克菲勒、最高法院法官、移民局高官、司法部部长帕默（Alexander Mitchell Palmer）。6月2日，8个炸弹同时在8个城市爆炸，其中一个在帕默的住所。事后，帕默下令大搜捕（1919—1921）,由胡佛（J.Edgar Hoover,1895—1972,后来是首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主持其事。这场“红色恐惧”特别针对“外来”（foreign,指欧洲）意识形态。从此，“非美”（un-American）变成了美国“恐外”（xenophobic）的特征。
到了“一战”与“二战”期间，苏联工业化的进展使人感觉到资本主义不是唯一的发展途径。加上“二战”中苏联击败希特勒，红军席卷东欧，更使人感觉到共产主义的威力。此时，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直接角力。美国的第二次“红色恐惧”长达十年（1947—1957）,反映了美国对自身安危的恐惧。
20世纪30年代美国很多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都有好感。政治保守分子很不满意，也很担心。“二战”一开始，美国国会通过《外籍人士登记法案》(Alien Registration Act,1940),管制“外籍”人士的任何反美言论、集会和行动。主要是对付共产党，但也用来对付右翼的亲德分子和被怀疑不够精忠的美籍日本人。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美国共产党持主战立场，口号是“共产主义就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Communismis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ism）,鼓励其党人参与主流政治活动。“二战”结束，“铁幕”下垂，冷战展开。1949年，苏联核爆成功，1950年，联邦调查局揭发美国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同情者的原子弹间谍案，同年又爆发以美苏对抗为主的朝鲜战争。美国人既惊且怒：一方面是苏联的威胁，一方面是美共的内乱。那时美国朝野都认定美国共产党完全是由莫斯科操纵的。
从1947年杜鲁门总统签署行政命令要审查公务员对美国“精忠”开始，经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参议院的国内安全调查会等，扰攘了十多年，史称“麦卡锡时代”（Mc Carthy Era,以反共最为激烈的麦卡锡参议员命名）。
美国近代史学家对“麦卡锡主义”的评价毁多于誉，主要是针对当时政府和政客在反共的旗帜下滥用权力。但当时的民意的确是恐共。1950年，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专门用来对付间谍和颠覆活动的《国内安全法案》。身为民主党人的杜鲁门总统欲行使否决权，认为该法案只是针对某些人的意识形态，而不是针对这些人的实质行为有没有触犯法律。但国会以大多票数否决了（Communist Control Act，其实是把美共打成非法组织）是《国内安全法案》的延伸，参、众两院以绝大多数通过。1954年1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50%的美国人支持麦卡锡，只有29%的人反对或有所保留。当时很多美国人反对美国参与国际事务，尤其是联合国，认为这些都是受共产党支配的。他们也反对社会福利项目（特别是30年代罗斯福新政传下来的福利项目），认为这些是共产意识的东西。更有极端分子认为防疫介苗、精神病院、饮用水加氟（防蛀牙）等都是共产党毒害美国人或给美国人洗脑的阴谋。
美国高度恐共的同时，西欧国家则以建设社会民主福利体制作为安定社会的力量。以英国为例，1945年工党大选得胜，可见当时民意的左转。西欧诸国一方面恐惧共产，但另一方面也认定蹂躏世界的法西斯主义也是资本主义的不公和不均滋生出来的。对英国工党政策极具影响的社会改革家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1879—1963）指出“二战”前劳动阶级有“五大巨魔”（Giant Evils）:匮乏（因为贫穷）、疾病（因为缺卫生）、无知（因为缺教育）、邋遢（因为缺住房）、懒散（因为缺工作）。解决这些问题是1950—1970年代英国政府（无论工党或保守党）的基本政策方向——失业救济、低租住房、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并推动若干程度的企业国有化（包括土地开发权国有化）。可见共产主义对西欧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反应，是对资本主义专横的反抗。可以说，是资本社会激发出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也代表一种理想——弱肉强食世界中一种乐观态度的悲天悯人。它虽然强调阶级斗争，但仍认为有一天会世界大同。它包藏着唯一真文化基因：从封建到资本到共产的唯物解释是唯一真的历史，超越国家利益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团结是唯一真的革命。在这唯一真基因下，对历史过程的不同解释和对革命手段的不同演绎产生了正统和异端之争，分裂了共产运动。不同派别之争有时比对资本主义之争要更惨烈。
但是，共产主义阵营最后还是被资本主义瓦解。何故？因为资本主义，特别是消费经济，实在太诱人了。
资本主义的美国主要是靠经济手段击败共产主义的苏联。1970年代，西方踏上“消费经济”，也就是从满足消费走上创造消费的道路，特别是高科技的电子产品。以重工业为主的苏联经济追不上西方日新月异的消费品，越来越依赖进口。到了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巧妙利用西方的经济优势拖倒苏联。首先，他诱导沙特阿拉伯增产石油，去压低世界油价来打击苏联赖以赚取外汇的石油出口，使苏联缺乏外汇去购买老百姓所需的消费品以及军备竞赛所需的高科技。第二，他发动“星球大战”计划（Star Wars,也称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迫使苏联在军备竞赛上脱不了身。第三，他资助阿富汗的游击战，拖住苏联庞大的驻军。最聪明的一招是他的笑脸。他以“老友”的姿态对待苏共领袖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任期1985—1991）,使苏联人摸不清自己的领袖与美国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子的。这个含糊加强了国内改革分子的信心和野心，也加深了国内保守分子的不安和不满。苏联就在多方面、多层面的矛盾下被资本主义瓦解。我们来看看故事的始末。
苏联本身的天然资源、能源很丰富。从1930——l970年代，苏联经济以重工业与军工业为主力。1957年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1961年运载世界第一个太空人。当时，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苏共总书记，任期1953—1964,于1964年被解除职务）声称苏联的经济会于二十年内超越西方。但事实上，相对于欧美，苏联的经济是在倒退。在1938年“二战”开始前夕，它占世界商品总量的18%（相对于美国的29%）。但到1960年，它只占12.5%（相对美国的26%和欧共体的26%）。
在1960年代的勃列日涅夫时代（Leonid Brezhnev,苏共总书记，任期1964—1982），苏联经济转型，消费品生产增加，但经济增长率却在下降。相比之下，欧美各国的经济增长有增无减（全球增长率在1973年是6.2%）。苏联的铁、钢、水泥、石油产量仍可与欧美相比，但消费生产所需的电子和轻工业就完全赶不上了。
这一期间，西方的“消费经济”（consumer economy,可译为“消费者经济”）却在成长。当然，消费经济不是资本主义设计出来去颠覆共产阵营的，它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逻辑。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的终向，而资本积累来自生产，生产来自需求，需求来自消费。最初的资本主义是“满足”消费。消费经济是进一步去“刺激”消费。消费需求增加了就需要增加生产，增加生产就会增加资本积累。消费经济的意义就是跳出被动性的满足消费，走上主动性的刺激消费。消费经济的特征是：日新月异；奢侈品马上变必需品，不能维修，只能更换，不能重用，必须弃掉。由此而来的就是消费文化：追求时尚，追求方便，崇尚炫耀，精英领导潮流，百姓一窝蜂跟随。最后是消费文明：价格越高的消费品越有经济价值，消费能力越高的人越有社会价值。西方传媒既是消费文化的产品，也是消费文化的先锋。共产主义国家里的百姓们无法到西方去，但西方的传媒则到处可达；他们看见或听见西方的消费和休闲产品五光十色，自然着迷，自然也想要。
苏联的计划经济的灵活性低，在科技创新和产品创新上都比不上西方，走上一个恶性循环——产品不提升，自然难找市场，“顾客”就只剩军队和政府（包括政府资助的福利和社会项目），有了这些跑不掉的顾客哪还用竞争？没有竞争，产品质量怎会提升？于是，整个经济就越来越落后，生产者（工人）的士气下降，消费者（也是工人）的怨气上升。国家培养出的高科技、高学历人才也无用武之地。就连农业也受影响。“二战”之前的苏联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之一，如今变成最大的进口国之一。廉价能源（石油）逐渐耗尽，开采的成本也不断提高。石油输出下降，粮食进口上升，导致黄金与外汇储备流失，卢布贬值。经济停滞，官员腐化，人民大大不满。外面也不宁静：一方面在冷战中与美国搞“缓和”,另一方面则在1968年镇压捷克、1979年进兵阿富汗（1979—1988）。
“缓和”的高峰是“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在1979年达成的协议（SALT Ⅱ,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 Ⅱ,第一轮谈判是在1972年达成协议）。但马上苏联就进兵阿富汗。此时正好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上台。两人都是资本主义的忠实信徒，坚决反共。里根把苏联形容为“邪恶帝国”（Evil Empire）,并预言共产主义会被遗弃在“历史的废灰堆里”（ash heap of history）。
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去世，那时苏联经济已陷人困境，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在任期1982—1984）继任。他以高压政策去清理社会的腐化，但苏联的官僚腐败已达到最高层，连勃列日涅夫的女儿也不例外。
他认为酗酒是提高生产效率的路障，于是严令禁止工作时间喝酒，并考虑通过激励手段和下放决策权去推动经济。下一任的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在任期1984—1985）也同样想恢复经济，但都没有成效。那时，苏联在阿富汗泥足深陷。里根与撒切尔共同进退，对苏联禁运粮食与科技产品，并大量增加军费，企图最后拖垮苏联。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军事开支逐渐升至国民生产总值的25%,军队人数和武器种类占全球首位。同时，巨额军事开支也制造了庞大的利益集团，根深蒂固地嵌在政府与党的组织之内。20世纪80年代开始时，苏联的军力已超越美国。美国当初想以武器的优势去抵消军力的劣势，但苏联也开始在武器上赶上去。里根1981年上任后马上整军。他进行了美国有史以来在非战争情况下最大的军备扩充，包括重建远程轰炸机队、在欧洲部署巡航导弹、准备建立“战略防御计划”。特别是在1983年9月，苏联击落南韩客机，里根称之为“屠杀”，更积极备战。两个月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演习，模拟核战，苏联领导层大为紧张。面对美欧的挑战，苏联的军备投入无力招架，一方面国内经济已经是捉襟见肘，另一方面主要出口的石油价格大跌。在这种经济低迷的情况下，维持庞大的军备支出确实吃力。更要命的是阿富汗。勃列日涅夫在1979年进军时的想法是以一场短暂的战争去巩固亲苏政权，但结果是要到1988年胜算无望的情况下撤军。美国带头支持的游击战吸纳了苏联长达10年、人数近10万的驻军，终把苏联拖垮。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那时，苏联国民生产已是负增长，经济不断萎缩。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同时改革才可解决苏联的严重问题。“经济改革”包括提升质量管理、下放国企决策权力、允许生产合作社运作、放宽外资合营、提供农民土地自由生产、提高技术人员工资。但这些都是自上而下的“计划性”开放，人民没有积极性，结果只是建立了新的官僚机构，加重了政府开支，经济仍上不去。1986年4月，位于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Chernobyl）发生爆炸，除了人员伤亡与物质损失惨重外，人民对核能失去信心。以廉价核能推动经济的计划告吹。1986与1987两年丰收，粮食进口压力下降，但并未带来好景。戈尔巴乔夫跟前任安德罗波夫一样认为苏联人酗酒是祸根，一定要打击。他提高酒价，削减供应，并缩短酒铺营业时间。结果是私酒大盛，政府酒税收入减少（1982年的酒税占政府收入的12%）。同时，由于石油出口下降，政府削减消费品进口。但工人工资却因经济开放政策提升了，购买力强了，供应不足就引发出物价上升。结果一方面地下经济大盛，一方面政府税收减少。政府只好印行更多钞票，卢布变相贬值。
1987年出台的“政治开放”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第二条腿。他认为经济改革需要民众大量参与、提高士气、发挥创新。他把领导层的腐化归咎于政治不够透明。他开始释放政治犯（其中，最著名的有“苏联氢弹之父”之称的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1921—1989],他因反对派军阿富汗而被流放），并开放传媒。传媒争先恐后地去“揭发”政治迫害、官员腐败、社会病态。戈尔巴乔夫的民望虽然提升了，但到了1988年经济仍未有好转。他认为这是党内和地方的阻力所致，于是削减党中央的权力，尤其是经济的决策权，并将权力下放到地方。到了此刻，对政权的不满开始转变为政治改革的要求。1989年春，苏联有6万个非正式的独立的政治会社，主要是知识分子。3月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改革派大胜。千百万苏联人开始接受甚至向往西方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改革开始转变为革命。
政治开放制造了一批“敢说话”的人，如苏联氢弹之父的萨哈罗夫之辈，被传媒形容为“苏联的良心”。在政治开放下，传媒暴露了政府的“谎言”。这不单是腐蚀了苏联政权的合法性，更建立了批评者的合法性，使他们提出的任何改革思想都变得合理。这些改革思想大都是西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些改革者对实际政治工作缺乏经验，对西方政制的文化因素和物质条件也缺乏认识。他们改革心切，但完全忽视改革的成本。群众当然也没有政治经验，但政治开放使他们对政事敏感而冲动。以盲导盲，遗祸可大了。这点，跟法国大革命前夕相似——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对自由的片面了解推动了老百姓对自由的浪漫憧憬（第三篇第十八章）。
1989年5月，萨哈罗夫和支持者们在戈尔巴乔夫亲自主持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表示对改革失望，呼吁中止一党专政并恢复民族自决。这些都经由电视转播。萨哈罗夫虽是少数，但对苏共的直接挑战仍是震撼性的。1989年12月萨哈罗夫去世，全国哀悼四天。如按当时的民意调査，他是20世纪全苏民望最高者。此时，戈尔巴乔夫已从阿富汗撤军，国内每个苏维埃有各自的议会和主席。但政局很不安定，出现了工人罢工和民族暴乱。波罗的海的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走向独立。
当苏联开始解体之际，里根却一改他1981年刚上任时的强硬姿态，展开笑脸外交。回溯1983年3月8日，他首次以“邪恶帝国”形容苏联，两星期后（3月23日）又公布“星球大战”防御系统。这是美苏冷战的最尖锐时期。勃列日涅夫刚去世后，继任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都保持强硬外交路线，里根也咄咄逼人。到了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搞经济改革和政治开放，苏联败象已露，于是里根顺水推舟。一方面，他并不放松军备，这非但榨干苏联经济，更加深戈尔巴乔夫（主裁军）与军方（主竞赛）的矛盾。另一方面，他以“老友”的姿态与戈尔巴乔夫交往，使他对美国放心，又以“鸽派”姿态摆出裁军方案，方便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国内进行改革。到了1988年，里根任期将满，有人问他苏联是否还是“邪恶帝国”，他说：“此一时，彼一时”（That was another time,another era）。苏联解体之前，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先崩溃了。1989年8月，首先是波兰“团结联盟”（Solidarity）组联合政府，10月，匈牙利成立新共和国，11月，柏林墙开始拆除；12月，捷克“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成功，成立新议会。1990年12月，戈尔巴乔夫获诺贝尔和平奖。在西方，他的声望如日中天，怎想到几个月后苏联就完蛋。
在苏联，经济环境和民族意识驱使各苏维埃走上分裂之路。1990年1月，阿塞拜疆独立分子暴动，最高苏维埃调兵2.6万进入首府巴库（Baku）镇压，死伤逾千。阿塞拜疆苏维埃称这是入侵。2月，苏共放弃垄断权力，八周内苏联的15个成员国各自举行选举，改革派和民族派大胜，开始争取自主权，拒绝执行中央法令，并夺取地方经济和地方税收的控制权。率先脱离的是波罗的海三国。3月，立陶宛宣布独立，苏军镇压，并实施经济封锁，同月，爱沙尼亚也宣布独立；5月，拉脱维亚也开始独立程序。
1991年，苏联正式解体。1月，苏军袭击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Vilnius）的电视广播塔，死伤多人。稍后，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Tbilisi）民众示威，声援立陶宛独立。3月，全苏公民投票（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抵制），投票结果是76%想保留苏联体制，但需要改革。6月，叶利钦（Boris Yeltsin,1931—2007,原被戈尔巴乔夫看重，但在1987年因反对戈尔巴乔夫妻子干政而被解除职位）以亲西方、反共产的姿态击败戈尔巴乔夫支持的候选人，以57%票数当选俄罗斯总统。那时，苏联经济继续下滑。叶利钦批评“中央独裁”，7月说服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去争取经济自主权（实质就是经济脱离苏联）。其他苏联组成国也步其后尘。
戈尔巴乔夫仍想维持苏联一统。他特别考虑居住在各苏维埃的俄人处境。1991年7月，他提出“独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Union of Soviet Sovereign Republics）,把苏联改为一个组合政体，有独立的组成国，但是一个总统、一套外交政策、一支军队，并定于8月20日举行签约仪式。改革派认为要尽快转向市场经济，不惜苏联解体；保守派则坚决反对削减任何中央权力。两个阵营都认为戈尔巴乔夫立场摇摆。他两面不讨好，很多人认为他软弱无能。华沙条约组织的崩溃、德国的统一，都使苏联人不安不满。那时，戈尔巴乔夫示意保守分子（包括军方）可采取任何行动去保护苏联的统一。8月19日，也就是签约的前一天，副总统、首相、国防部部长等人成立“国家紧急委员会”，发动政变，软禁戈尔巴乔夫（当时正在克里米亚度假），宣布紧急命令，禁止政治集会和报刊出版。
这场“政变”有支持者，但在各大城市和成员国之间，反对者占大多数。人民上街游行示威，声称保卫“白宫”（White House，俄罗斯议会所在地）。叶利钦站在民众一方，谴责政变。政变发起者想逮捕叶利钦，未遂。特种部队“保卫”白宫，但未有攻击群众。如是僵持了三天。到了8月21日，政变彻底失败。发动者被扣，戈尔巴乔夫“被释”，返回莫斯科。但他的政治生命已受致命伤。叶利钦成为卫国英雄。他马上（8月26日）下令在俄罗斯境内禁止苏联共产党活动，并没收财产。年底，其他各国先后独立，戈尔巴乔夫“失业”，七十多年作为世界共产主义阵营龙头的苏联烟消云散。
但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未因此而平息，反全球资本之声仍是不绝。资本主义的自由体现在资本掠夺，共产主义的平等体现在阶级斗争。掠夺与斗争都威胁人类的共存。如何满足人类对自由与平等的向往仍是西方文明延续的最大挑战。
◎中古时代西方很多修道院都是实行公产制的。但它们的“共产”是因为不想修道者因牵挂私产而分散了他对敬神和爱人的专注。16世纪，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的《乌托邦》（1516）形容的就是一个共产和理性的社会。17世纪中英国内战期间激进新教的“掘土派”（Diggers）也曾实行土地共有的农业社会；18世纪的卢梭也批判私产；法国大革命早期的巴贝夫（Noel Babeuf，1760-1797）也鼓吹土地共有和经济与政治平等（他是革命组织“平等会” 的领导人）。到了19世纪，更有20年代英国的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试办“新和谐”社区（New Harmony）、40年代法国的傅立叶（Charles Fouricr，1772-1837）的信徒在美国麻省办农业公社。
◎只有英国、荷兰、俄国和奥斯曼例外。英国的相对平稳有赖1846年取消《粮食法案》从而粮价下降，城市工人情绪稍降。
◎据称，恩格斯曾指出，“在欧陆，社会主义是个体面的名词，共产主义却不然”。欧文与傅立叶之流是体面的社会主义者，而声称要全盘改革社会的工人阶级就自称是共产主义者。有人认为，就算在“名字”上也有文化姿态之别。在欧陆，共产主义带有“无神”的意味。在新教（英国国教）的英国，共产主义（Communism）的文义和发音跟天主教的“圣体礼仪”（Communion rite）很相近，因此英国的无神论共产主义者就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以免被人误解。
◎英国工党也是这时候成立的。1888年火柴女工罢工成功，跟着成立了船坞工人、煤气工人等工会。 1906年，自由党（Liberal Party，也就是最初的辉格党[Whig Party]见第三篇第十九章有关英国政党）内部的工会运动分子分裂出来，成立工党。
◎主流舆论支持政府行动，但稍后有知名人士联名指贵搜捕不合宪法，而且警方滥用暴力。帕默发出警告，说左派分子会于1920年5月1日国际劳动日发动革命。革命未发生，帕默也丧失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望。这场“红色恐惧”（再加上若干州禁止鼓吹暴力改革的法令）使美国的左翼党派（包括共产党）损失大量党员。
◎在大陆，苏联一直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共产主义”是从未被实践过的理念，但在西方，苏联被明确界定为共产主义国家（Communism），其内涵与社会主义（Socialism）大相径庭，后文中会谈到。
◎相对地，托派的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就反对美国参战，并鼓励工人罢工。 工人党领导曾被美政府引用“外籍人士登记法案”判刑。
◎英国战时是联合政府，在保守党的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1874-1965）领导下击败希特勒，“拯救”了英国。他是坚决的保守党，对共产主义甚至社会民主，都没有好感，“铁幕”一词是他创的。但以他的声望仍未能使保守党执政。
◎国民生产增长率从1966-1970的每年5.3%降至1971-1975年的3.7%，再降至1976-1980的2.7%。
◎里根说服沙特阿拉伯大量增加产油，条件是供应沙特军备，特别是“机载警报和控制系统”（AWACS）。
◎美国右派评论家Leon Aaron对苏联政治开放的观察如下。戈尔巴乔夫上台，推出政治开放是戈尔巴乔夫用来推进经济改革的战术手段。政治开放，俄文“Glasnost”的“Glas”字义是“声音”，非单是“知道”，更是“发言”。戈尔巴乔夫把推动政治开放的宣传重任交给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1923-2005）。他认为过去整个苏联社会是建立在“谎言”之上。他吩咐报章、杂志的编辑们：“任何东西都可以写，但不要说谎。政治开放是民主的心脏。不要问我什么可以出版、什么不可以出版。你们自己去负责！”
◎政治开放一开始就带出民意调查这玩意儿。当然，这些调查结果是反映当时人民的心态，但另一方面经过媒体的传播和渲染，这些调查结果也在制造并助长心态。民意调查非单追踪了苏联解体的轨迹，其实也在引导它的走势。
◎这段时期苏联的最高领导者都是年老体弱，很多时间是卧床或住院。当年有人问里根为什么没有跟苏联的领导人搞直接谈判，里根的回答是：“他们总是死掉。”
◎这是苏联与其他七个东欧国家（波兰、东德、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组成的共同防卫协定，以对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1955年5月，西德加入“北约”。同月，“华沙条约组织”成立。可以说是苏联的卫星国，是苏联与西欧的缓冲。1988年底至1989年初，华沙条约国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脱离共产党统治，包括牙利、捷克、波兰、东德。 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称1991年前会从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撤军。匈牙利是华沙条约国之中经济最好的国家，而且国民出境比较自由。早在1988年初，匈牙利已开始有示威，要求更多的民主和民权。1989年初，匈共重组，改名为社会党（Socialist Party），允许多党制和自由选举：戈尔巴乔夫表示苏联不会干预。5月，牙利开始拆除沿奥地利边境的有刺铁丝网，7月，美国老布什总统到访，答应经济援助；9月，匈牙利宣布不阻止东德人经匈前往西方；10月，成立“共和国”（从前是“人民共和国”）。 1989年初，捷克共产党政府镇压并逮捕异议分子，其中包括剧作家哈维尔（Vaclav Havel，1936--2011）。由于民情汹涌，政府5月将其释放。8月21日是1968年苏联坦克开入捷克镇压“布拉格之春”的二十一周年纪念日，布拉格市民举行示威游行，“布拉格之容”之父的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ek，1921-1992）与哈维尔共同出现，支持群众。11月中（那时柏林墙正被拆毁），当局仍采取镇压姿态。经四天示威后，警察开始攻击示威者，多人受伤，示威人数急增，数日后达50万，要求结束共产党专政。跟着是全国总罢工，支持政治改革。捷共答应一年内举行自由选举，结果12月初改为马上选举。12月底，新议会成立，哈维尔为总统，杜布切克为议会主席。 这也被称作“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也称“温柔的革命”，取其“非暴力”之意）。 波兰的“独立自治工会”（Solidarity，也称“团结工会”）1980年成立，是“华沙条约组织”里第一个非共产党工会。波兰持续的经济萎缩与通货膨胀使“团结工会”运动日益壮大，担任上了“半官式”反对党的角色。政府起初大力镇压，但最终还是主动以谈判方式解决问题。1989年2月到4月，政府发起一连串的“圆桌会议”，意图把“团结工会”及其他反对派纳入波兰政制。通过这些会议，波兰走上了“多党制”，4月5日达成协议，决定成立多党、两院制。6月份大选结果出人意料，“团结工会”拿到差不多全部议席：7月，戈尔巴乔夫答允不干预；8月底，“团结工会”组联合政府。 东德的情形比较戏剧化。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宜布从东德撤军（也包括捷克和匈牙利）。 德共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一直颇具戒心，在国内对改革声音大力镇压。1989年5月地方选举，改革分子不满政府操纵，学生到处示威。过去，东德人总是以两条腿来抗议政府——逃到西方，所以早在1961年，为制止流亡潮，东德政府建起柏林墙。但是东德人旅行到其他华沙条约国是没有限制的，东德人开始经匈牙利投奔奥地利。单9月份就有13000人经此路线逃到西方。东德政府反应慢，并未限制东德人去匈牙利（从那处可转奥地利）和捷克（从那处可转往西德）。大量东德人涌入西德驻匈、驻捷的使馆，要求前往西德。东德政府最后还是出动特别火车，把这些“难民”送往西德（东德政府称是“驱逐不负责任、反社会的叛徒和罪犯”）。各地示威有增无减。10月7日国庆阅兵当晚，东柏林大示威，要求言论自由。10月18日，政治局改组，但动乱未能平静。10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宜布华沙国家“各自为政”，也就是苏联不会干预改革。11月9日，由于东德政府误传消息，东柏林民众相信可以自由进人西柏林，于是，大批人群集结在边防站，要涌入西柏林。边防警卫没有收到任何指令，手足无措，挡不住人潮。 西德政府每人发100马克，作为欢迎礼物。当晚，民众开始拆除柏林墙（主要是为了拿纪念品；正式拆除是1990年6月）。德共再次改组，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改革党”（Reformed 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答应来年5月大选。但大势已去，12月1日东德议会表决取消宪法中德共的领导地位，大选提前到1990年3月。“民主社会主义改革党”大败，新政府上台，东、西德开始合并。1990年10月，德国再度统一。
